2021年9月8日

精神科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兩種心靈》新書講座場記(下)

BY YMSTS IN , No comments

時間:2021年8月15日(星期日)14:00-16:30

地點:Google Meet平台

主辦單位:左岸文化、Right Plus 多多益善、STS多重奏

主持人:林子勤醫師

與談人:吳易澄醫師、張復舜醫師、廖偉翔醫師

記錄人:尹燕哲


※本篇為講座後之互動提問,上半場與談內容請見〈精神科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 ──《兩種心靈》新書講座場記(上)〉



「兩種」「心靈」?


一些聽眾對於魯爾曼筆下的「兩種」心靈有疑慮/質疑。例如《兩種心靈》沒有特別討論其他的心理治療取向、抑或是魯爾曼是否因為接受心理治療師訓練而有特定立場等等。廖醫師表示,確實心理治療有許多不同的派別,同樣地生物醫學取向也不會只有藥物治療一種,然而這應該理解為作者為求突出研究重點而該做的取捨。吳醫師則表示,雖然當今心理治療在醫院的發揮空間的確被限縮,然而在實作層面上,多元的服務會由醫療團隊中的不同專業角色實行。


對於《兩種心靈》在精神分析與生物醫學的對立描寫,吳醫師也表示當今的精神分析發展方向並非與臨床科學研究完全不能協調。《兩種心靈》中提到了精神分析治療遭受控訴的板栗居(Chestnut Lodge)事件:內科醫師拉斐爾‧歐舍洛夫(Raphael Osheroff)的重鬱病情在板栗居醫院數個月的精神分析治療後卻仍在惡化;然而在轉入Silver Hill醫院並接受開立精神藥物後,歐舍洛夫的主要症狀卻在三週後出現好轉,並於數週後出院;後續歐舍洛夫不僅控告板栗居醫院,此事也在精神醫學界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議。然而有趣的是,根據英國精神分析師彼得.馮納吉(Peter Fonagy)近年發表在World Psychiatry的長期追蹤研究顯示,長期分析治療對於重鬱症患者具有療效,而這樣的療效可能會因為評估療效的時間過短而被低估了。吳醫師透過這樣的對照,提點了當今精神分析實證科學化的走向,也複雜化了「什麼才是好的治療取向/療效」等相關提問。


Chestnut Lodge - Wikipedia

板栗居的早期景貌(圖片取自於Wiki


張醫師也分享了自己對於精神分析發展的觀察。例如馮納吉等四位精神分析學家於Of Two Minds(2000)出版的兩年後出版了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台灣中譯本《心智化:依附關係.情感調節.自我發展》於2021年出版),他們所主張的「心智化」觀點整合了許多過往被認為與精神分析互不相容的實驗證據;2014年由創傷研究專家貝塞爾‧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撰寫的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Brain, Mind, 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台灣中譯本《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於2017年出版),其提倡的各種多元治療取向已經超越了身體與心理的二元範疇,並且在實驗科學中找到了初步的證據。上述這些案例皆提示了「兩種」「心靈」其實有更複雜且交織的發展軌跡,而未來究竟什麼樣的標的會被界定為精神醫學主要取向?似乎仍有待觀察。

近年於台灣上市的相關專書,其內容顯示了當今精神醫療發展的複雜性圖片取自心靈工坊讀書共和國


個人能力與結構困境的商榷


有頗多聽眾則是好奇/質疑,講座的講者群身為精神科醫師,對於醫師角色位在權力結構或相關資源分配的頂端有什麼看法。廖醫師表示自己並沒有一個讓人滿意的回應或答案,但期盼《兩種心靈》在台灣的出版,或許可以讓相關的實作者去思考還能去做些什麼。而吳醫師則表示,這些對於權力結構的質疑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尤其在醫病之間很難對等的狀況下,抱持這樣的內省是必要的。不過吳醫師試圖澄清,精神科醫師也不完全是結構中最具有權力的角色。就如同《兩種心靈》中的觀察,國家制度面向或許是一個更具決定性的因素,這使得精神科醫師也必須在有限的條件下選擇治療與提供意見,特別是當事人是否可以負擔心理治療的費用,就是一個頗為現實的問題。也因此制度設計面該如何修改與補足,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此外,即便是放在較微觀的醫病互動層次,「下診斷」也不會只有「武斷地決定了受苦者的病人身分」的形式;醫學診斷引導了後續可行的治療方向,而在特定的時空下也可能賦予了精神受苦者重新述說自我的機會。


吳醫師用兩部人類學家的著作做為對照。Emily Martin的專書章節I Now Pronounce You Manic Depressive提到了精神科醫師的診斷如何忽略主體經驗、並強加一種疾病身分在當事人身上;而Orkideh Behrouzan的Prozak Diaries則是闡述了醫療診斷如何讓伊朗的戰後婦女擁有重新述說傷痛經驗的機會(圖片取自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對於權力位置的質疑,張醫師也補充了魯爾曼在《兩種心靈》的觀察。在過往,就安排病人的處遇而言醫師是一個比較獨大的角色,而生物醫療化的趨勢反而使得精神科醫師的權力被其他專業角色削減,理由是對於保險制度而言,精神科醫師是非常昂貴的,其他專業角色的參與反而能節省成本;而住院天數的縮減,也使得心理治療被門診化,使得其他心理工作者更有參與的機會。總的來說,精神科醫師需要與病人建立緊密關係的形象,也在生物醫療化的趨勢中式微了。


醫者的病痛經驗


或許是《兩種心靈》對於精神科醫師受訓期間的內心掙扎有深刻的描寫,有聽眾對於精神科醫師養成的病痛經驗感到好奇。吳醫師想到自己曾經與博士班指導教授Andrew Russell提到恐慌發作與昏厥的經歷,而教授則與他分享了一篇早期的自撰論文愛、錯置、與儀式性割除:一位醫療人類學家得到盲腸炎(Love, displacement, and ritual excision: A medical anthropologist gets appendicitis)。文章中Russell敘述自己與前妻離婚、並將與孩子異地而居,在送機時卻突然發生難以忍受的腹痛,不得不送醫急救。當Russell被告知是盲腸炎發作時,接下來面臨的就是要不要馬上開刀割除的問題。Russell使用精神分析師卡爾‧榮格(Car Jung)提出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概念來界定這一串的變故,而盲腸的割除不僅象徵了揮別過往,也是一個療癒的過程。在這篇文章的啟發下,吳醫師表示自身的病痛經驗不僅有助於同理患者,病痛的經驗本身也因此有其獨特的意義。


小結


討論了上述等諸多議題後,座談會也到了尾聲。就整體的印象而言,《兩種心靈》雖然忠實地陳述了美國精神醫學的主要取向如何在管理式照護制度因素下改變,以及受訓醫師在此變遷中的掙扎,但也仍有許多值得批評與詳加考究之處。然而從討論議題的多元開展而言,《兩種心靈》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窗口,期待它能為台灣精神/心理的工作者與相關當事人帶來更多激盪與行動的可能性。



*本文非常感謝吳易澄、林子勤、張復舜、廖偉翔四位醫師的審閱,以及左岸文化出版社、STS多重奏責任編輯林千慈同學的編修審定,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記錄人:尹燕哲,陽明交大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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