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1日

「為什麼老科技是王道?」講座後記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陳禹安

「老科技是王道?你/妳指的老科技是歷史課本裡的指南針、火藥、蒸汽機嗎?為什麼王道的不是現在隨處可見的積體電路以及網際網路?」
STS多重奏過去曾在《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2016年底上市時,同步刊出本書譯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尚仁研究員的中譯本導言,這次則為各位多重奏聽友帶來本書出版後李尚仁先生的第一場公開講座實況。

2017年台北國際書展活動中,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邀請到李尚仁先生於210日書展會場進行人文沙龍講座。講座名稱為:「為什麼老科技是王道?」此次講座內容除了帶領台下聽眾一窺本書作者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的科技史觀──「以科技使用而非發明/創新為基礎的歷史」,講者也透過本書關於戰爭科技、產業創新的內容,帶領讀者對台灣的科技想像進行探討及反思,如同這本書「懇切希望我們能用新的方式來思考科技的當下(頁335)」。
活動一開始,活動主持人林巧玲女士,同時也是這本書的編輯,選擇從李尚仁先生的翻譯作品細數起。過去李尚仁先生與左岸出版社合作的翻譯作品主要是醫學史的作品,例如2014年出版的《歐洲醫療五百年》2016年出版的《科倫醫生吐真言: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講者提到,這次對科技史著作選譯的機緣,是源自於他在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先後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時作者的指導、協助與鼓勵。而對於科技使用的歷史對人們帶來的震撼,講者李尚仁先生也推薦攝影師Edward Burtynsky關於工業景觀(industrial landscape)的作品,能夠為人們現今處境的物質基礎帶來強烈的視覺震撼和反思。
而在主持人提及自己對本書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後,也就是艾傑頓引述學者Jim Fitzpatrick關於日軍如何在馬來亞向當地人徵用腳踏車沿著鐵路進行「腳踏車閃電戰」打敗英國殖民與其殖民地的部隊的部分(頁254-255[註一],講者首先從本書的第六章「戰爭」開始談起,並邀請大家對於台灣「科技作戰」的思維進行反思。
腳踏車閃電戰。 圖片來源
當軍方將大量預算投注於研究、發展與取得新的武器,政府軍購案一樁接著一樁,作者提醒我們正是「胡志明小徑的腳踏車擊敗了B-52轟炸機政治意志似乎可以擊敗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頁257)」。作者也在本書指出「儘管主張使用新科技的人認為新科技的力量可以使戰爭短暫、具有決定性而且人道;然而事與願違,殺戮是贏得勝利的手段(頁244)」[註二],講者因此提問到:當台海危機真的發生時,真正決勝負的關鍵是否在於火炮和步槍這些殺戮主要來源短兵相接時的登陸戰?
除了科技作戰的思維外,講者也從本書第五章「國族」和第八章「發明」的論點切入,討論在科技國族主義「傾向用發明和創新來討論國族和科技的關係時(頁190)」,台灣使用專利的數量作為發明的主要統計資訊可能過度強調某種國族發明能力的論點。一方面「只有部分發明取得專利,而許多的發展則無法申請專利。專利並不代表該項發明的重要性,或是背後的科技之重要性(頁320-321)」,另一方面,「光看專利申請數的話,二十世紀晚期日本的發明能力是美國的三倍,而韓國的發明能力則是美國的兩倍,這點可信嗎?(頁321)」從這樣的觀點回頭看比比皆是的專利核准及發明展得獎的新聞,講者認為台灣正欠缺這些專利和發明的追蹤研究,進而破除「當我們決定不採用某樣創新時需要擔心自己是否在抗拒創新或是落後於時代(頁337)」的迷思。講者開玩笑的說,如果我們不相信沒有迴紋針官僚體系會崩潰的話,為什麼書裡帝國學院的工科學生在艾傑頓的課堂中無法回答出──「如果人類沒有發明出衛星,人們現今進行長程通訊的替代方案為何呢?」的問題呢?(頁59-60
而在聽眾回到講者主要的醫學史研究領域提出「醫療領域是否也有這樣重要的老科技」時,李尚仁先生也從兩個方向進行回應。
首先信手拈來的是本書關於「差不多藥物(Me-too drug)」以及生物科技的「差不多創新(Me-too innovation)」的例子如何對創新提出質疑。前者提到「儘管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的新化學個體(new chemical entities, NCEs),在1963年到20世紀末之間增加了一倍但在同一時期製藥廠業的研發開銷則成長了近二十倍但和幾十年前的產品相較,很少甚至沒有什麼重要的新藥出現(頁322-323)」;後者則提到「相較於既有療法而言,自1986年以來,只有16種生物科技新藥有比較好的療效」。此外講者也提到《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前主編瑪西亞安卓(Marcia Angell)在《藥廠黑幕:製藥公司如何掏空你的錢包和健康》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的:1998年到2002年間,415項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的新藥有高達77%是化學成分和原來的藥差不多,藥廠透過這些「差不多藥物」在已被創造出需求的市場試圖分一杯羹。
再者是關於既有技術發展的部分,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原本獸醫用於矯正鬆獅犬(chow dog)髖關節變形的外固定器在稍作改良之後,用於肢體損傷的士兵進行傷口照護[註三]。而在非洲肯亞,當地人使用名為Peepoo的雙層塑膠袋作為「飛行廁所」 (頁104),不僅改善了當地的公共衛生條件,也減少了女性外出尋找如廁設施時受到強暴的機會。相較於蓋茲基金會近年投入千萬美元打造的高科技無水廁所,這會不會是另一個低科技取代高科技的例子,也值得相關領域研究者的關注。

Peepoo 圖片來源
講座最後,除了上述關於軍事科技、創新專利在台灣的現象反思外,李尚仁先生也從林崇熙教授關於拼裝車的研究[註四]總結道:在台灣,也有許多持續使用的老科技未被人們重視進而研究書寫。讀者們也可以一同從生活中的種種科技來思考,「老科技是王道」的命題能否為人們帶來新的科技想像,如同這本書的英文主標題:The Shock of the Old。而林巧玲女士也鼓勵台下聽眾們在閱讀這本世界史的著作時,進一步注意台灣在什麼樣的脈絡下現身[註五]
而對於老科技的歷史有興趣的多重奏聽友,活動主持人林巧玲女士也提醒大家,左岸文化即將於今年六月出版歷史學者Greg Grandin的譯作:「《橡膠帝國:亨利福特的叢林夢工廠》(書名暫譯)」,該作品曾獲普立茲歷史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等多項大獎。敬請各位訂閱左岸文化的臉書粉絲專頁,STS多重奏也將為您持續更新書訊。


*上述頁數皆為中譯本《老科技的全球史》的頁數。

[註一]關於腳踏車作戰的描述也出現在小說家吳明益的作品《單車失竊記》,單車失竊記是一部透過舊物/老科技理解台灣上一代人感情及經歷的作品。儘管情節虛虛實實,然而其中對於腳踏車修復技藝有著很精細的描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
[註二]講者在此提到一個生動的例子:作者艾傑頓曾在課堂上請英國同學詢問德國同學其家族成員有多少人死於二次大戰的轟炸下,作為號稱崇尚和平但實際上軍隊更常打仗並且對平民進行轟炸的英國,英國同學很難相信死於著名的倫敦大轟炸(The Blitz)的親屬,其實遠少於遭到英美戰略轟炸的德國同學親屬。艾傑頓歸結他在《英格蘭與飛機》和《英國的戰爭機器》的研究指出──「英國空軍的編制比起德國空軍更側重於轟炸平民目標,而英國與德國對雙方平民轟炸的規模也不成比例,總計英國有60000名左右平民死於轟炸,而德國光是漢堡一個城市就有118000名上下的平民死於盟軍轟炸。」(頁20
[註三]華文世界的相關介紹可見林瑞模醫師的〈戰爭與骨科學〉
[註四]相關介紹可見:林崇熙(2001),〈沉默的技術──嘉南平原上的拼裝車〉,《科技、醫療與社會》11-42
[註五]不怕被雷的讀者們可以特別注意本書第290頁以及第333頁的部分,而若你/妳同樣關注這些消費經濟的重要齒輪,左岸文化於今年2月出版的《垃圾天使:清潔隊裡的人類學》也許會是你/妳下一個購書選擇。


作者介紹:
陳禹安,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長庚大學醫學系學生。研究主題為醫院內末期病人照護的實作與爭議。

*本文感謝講者李尚仁先生以及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楊文喬同學給予寫作上的建議及校對,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2017年3月13日

科學是非關政治的純潔事業嗎?──讀《為第三帝國服務》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吳政緯

日本的「日本學術會議」素有「科學家的國會」之稱,這個直屬內閣總理大臣的單位,可說是日本科學界的最高殿堂。今年二月,日本學術會議的公開討論會上,三百多位代表爭鋒相對,激辯著「是否從事與軍事相關的研究」。這提醒我們深思:科學應該「非軍事化嗎」?「科學的歸科學,政治的歸政治」,是這樣嗎?

知名媒體NHK以「軍事與大學:站在歧路上的日本科學家」為題,深入報導此事。簡而言之,日本防衛省將提供大學、研究機構、民間企業資金,研究軍事用途的科學技術。這跨越日本科學界自戰後以來的界線:不得從事與軍事相關的研究。昭和二十五年(1950),日本學術會議曾發表聲明,表示今後「絕對不從事以戰爭為目的的科學研究」。如此說來,日本防衛省與大學的合作,不啻對此最直接的挑戰。

***


《為第三帝國服務》(麥田)

日本科學家與軍事、政治的關係,引起筆者的好奇,注意到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的著作《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Serving the Reich: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Physics under Hitler)。他是著名的科普寫手,曾擔任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的編輯,同時是知名的專欄作家。菲利浦鮑爾擅長討論科學史、科學與政治的關係,關心科普的讀者可能聽過《用物理學找到美麗新世界:事物如何環環相扣》(Critical Mass: How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即出自其手筆。

《為第三帝國服務》提供絕佳的案例,檢驗科學家如何面對政治、道德的試煉。本書含緒論、後記,共十四章。本書的故事從二戰前夕開始,直至戰後,內容涉及科學知識、科學家的成長歷程,主角分別是三位舉足輕重的德國科學家:

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 1858-1947),19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彼得德拜Peter Joseph William Debye, 1884-1966),193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華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193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讀者或許對這三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其實不少人見過他們的照片,也認識他們的同事、朋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1912年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定期舉辦一個科學會議,也就是索爾維會議(Conseils Solvay)。1927年,愛因斯坦參加第五屆大會,留下一張著名的合影,因為像中的二十九人,十七人先後獲得諾貝爾獎。除為人熟知的愛因斯坦、居禮夫人(Madame Curie, 1867-1934)外,第二排左一就是彼得德拜,第一排左二則是馬克斯普朗克。


Solvay conference(1927). Source: https://goo.gl/VfAkij


本書企圖探討的問題簡單明瞭:科學家如何與政治共處。因為作者討論的時空背景是戰爭時期,得以放大檢視科學家的各種抉擇,他們是反抗?順從?在兩極之間游移?

科學家必須有所選擇嗎?談及科學,或是廣義的「學術」,不時有人聲稱「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彷彿科學的世界沒有道德問題,且非關政治,是純潔的事業。作者以彼得德拜的例子開場,提醒我們:是這麼一回事嗎?

2006年,荷蘭記者賽柏李斯彭斯(Sybe Rispens)指稱,德拜是「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是「協助(納粹)政權的志願者」,認為他協助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軍事計畫。這導致幾個以他為名的研究所,考慮移除冠名。顯而易見的是,即使是科學家,科學貢獻不是衡量其價值的唯一標準,今人仍會覺得,科學家不應協助邪惡。

德拜是希特勒的同路人嗎?我們不妨將問題再擴大一點,戰爭時期留在德國,繼續科學研究的學者,基於「他們沒有像愛因斯坦一樣逃離德國」,就能貼上「為第三帝國服務」的標籤嗎?

本書深入德拜等人與納粹政權互動的歷程,在上述簡單的二分法之外,另闢視野。作者認為,留下不等於服從,但也不一定就是抵抗。固然能夠找到符合期待的「英雄」如羅斯包德(Paul Rosbaud, 1896-1963),他留在德國收集科學情資,傳遞給同盟國。然而羅斯包德不是多數,而是罕例,絕大部分的科學家悶不吭聲,若無其事般地繼續研究。

作者認為德國科學家的「不作為」,一方面必須考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科學家渴望維持他們在科學領域的領先地位,因此支持科學就是榮耀國家的方式。他們可能會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不安,卻沒能作出激烈的抵抗,正源於當時科學、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繫。

另一方面,納粹政權不是一夕之間作出種種暴行,而是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像是溫水煮青蛙,起初不易察覺,通往未來的道路是光明或黑暗,沒人說得準。當德國政府開始排除猶太裔科學家時,不乏科學家將此理解為「希特勒政府只是過渡時期」,「它要不是很快失去權力,就是被迫緩和極端」。我們不應用「現在」投射過去,用既定歷史的發展評價人的選擇。

再者,這些被視為「不作為」的科學家絕非千人一面,他們沒有與納粹政權為敵,不代表在體制下束手無措。「不作為」是一張標籤,他替我們歸類出一群科學家,但沒能更細緻的討論內部差異。例如德拜就曾協助猶太裔科學家梅特納(Lise Meitner, 1878-1968)逃離德國,前往瑞典。普朗克也曾為猶太裔的同事尋找其他工作,維繫他們的生活。當我們評價這些為第三帝國服務的科學家,必須考量到此類「不作為」的作為。

德拜是「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嗎?當聯邦調查局(FBI)詢問愛因斯坦對德拜的評價時,愛因斯坦表示:「德拜在國外的同事自1933年以來就受到迫害,但是他從未試圖幫助他們,也不曾試圖幫助他們在其他地方找到職位。」這與本書提供的例子相違,是嚴重失實的指稱。我們無法探詢愛因斯坦的依據,但這絕非責難德拜的「事實」。

那麼,回首這段歷史,究竟應該如何審視這群天資卓越的科學家?

本書提出的檢驗標準是,我們是否可以因為德拜等人是科學家,就不能期待他們作更多。科學家是否可以堅持,科學發現是純粹的,與骯髒的現實無關,也不需要回應道德責難。德拜、普朗克協助猶太裔的同事出逃,或是推介其他工作,是源於同僚之情,而不是針對猶太議題的反應、表態。他們可能譴責納粹政權排斥猶太人的政策,但原因是這「損害德國科學」,而非「不人道」。換句話說,他們從未將眼前的政治問題,理解為道德問題。

科學家不應該牽扯道德層面的設問嗎?倘若科學非關政治,那麼科學家是否一如納粹時期的文官,只需表示「依法行政,謝謝指教」,即可撇清戰爭時期的作為。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以「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形容這種思想怠惰、無責任體系的現狀。(相關書評見〈無法言喻的平庸之惡〉)難道科學家能夠因為宣稱「他們的天職應該和各種過度的意識形態絕緣」,而豁免於「平庸的邪惡」的反思嗎?



Hannah Arendt(1906-1975). Source: https://goo.gl/Ksu0pc


事實是科學家並不比一般人高尚,倘若他們能夠以「科學」為名,免除各種責任,那麼現代社會以科學家擔任政府要職,決定國家大事,是否自相矛盾?作者認為科學家「受的訓練都不是要成為道德或公共政策領域的能人」,而當代的科學訓練確實很少包含道德層面;即使有,往往只在於「專業行為的規範」,例如智慧財產權、利益衝突等問題。

歷史證明,科學家或科學事業不是純然「中立」的存在,繼續宣稱科學無關政治,自然是錯誤的想法;因為政治無所不在,只是侵入程度的多寡有別而已。可能有人認為和平時期的科學家,不再有戰爭包袱,能夠維持獨立自主,那麼「人造人」、「基改食品」、「遺傳工程」,就與「政治」、「道德」毫無干係嗎?

***

在本文的前段,筆者曾表示,我們不應用「現在」投射過去,用既定歷史的發展評價人的選擇。意思是過去的行動者有其限制,如在普朗克之前,沒有德國科學家集體反抗國家的例子。很多時候沒能敲響正義的鐘聲,是因為前人缺乏思想武器,以及各種資源。但是,這不代表他們就是正確的,因為人永遠有選擇。同情地理解不代表合理化過去的妥協與犯行,當人類意識到所作所為牽涉道德犯罪,我們永遠有機會選擇,這才是人之為人的原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普朗克與數位德國科學家簽署〈告文明世界宣言〉(Manifesto of the Ninety-Three),表態支持德國的軍事行動。這當然是錯誤的舉動,但是在戰爭期間,普朗克公開認錯道歉。科學家也是人,可能對道德問題作出錯誤的選擇,但不代表因為錯誤已然,就一路錯下去。

相形之下,二次戰後,德拜從未公開道歉,反省自己在戰爭期間可能牽涉到的問題,兩相凸顯,德拜明顯缺乏道德高度。

普朗克絕非聖人,戰爭期間他曾要求愛因斯坦保持沉默,停止針對反猶太言論發聲,這樣才不會讓情況更惡化,這自然也是錯誤的!事實是面對道德試煉的卻步,不能消停邪惡的進逼。不論是在政治上容忍、退讓,在道德議題的規避、閃躲,都無法讓科學家成為更好的人,或有助世人更相信「科學」,這就是作者意欲述說的深意吧!

最後,回到本文伊始,日本學術會議上的爭論像是鄰國的家務事,與我何干!?然而,細讀《為第三帝國服務》可知,科學、學術都是與社會、道德緊密相連的知識國家。作者曾建議,科學家應團結起來,對抗不道德的要求。日本防衛省宣布將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後,20161226日,日本「全國大學高專教職組合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大學進行與軍事相關的研究,這正是作者期盼的結果。以下,容筆者翻譯1950年日本學術會議發表的聲明作結,重新思考當時的科學家,如何看待他們與國家的關係。
圖片解說:絕不服膺以戰爭為目的之科學研究的聲明

19491月,日本學術會議於其創立之際,向國內外堅定宣告,深切反省一直以來日本科學家隨波逐流的態度,與此同時,更決意成為科學文化國家以及世界和平之礎石。

身為文化國家的建設者,亦以世界和平的使者為己任,吾等殷切期望莫使戰爭之慘禍再度到來。與此同時,既為實現先前之聲明,亦為維護身為科學家之節操,吾等在此嚴正表明,今後決不服膺於以戰爭為目的之科學研究。




作者簡介:吳政偉,東華大學歷史學學士(2012)、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2015),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經說書授權轉載,原文刊登於此。






2017年3月6日

《精神病大流行》讀書會紀錄

BY YMSTS IN 1 comment

作者:STS多重奏編輯群
圖片來源:STM放送頭
        本次讀書會不只瞭解《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1]內容論述之優劣,也思考這本書在台灣造成爭議的社會脈絡,更進一步發現爭議的起因可能來自讀者對此書的預設框架。最後,我們從「公眾理解科學」的視野來思考科學/醫學普及書籍內容的審核機制,期待透過專業社群對科學/醫學普及書籍的相互討論,讓公民科學素養更加提升。

台南醫療與社會讀書會201612月場我們選擇《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做為討論讀物,本次與會朋友的學術訓練背景豐富多元,包含精神醫學、醫療史、醫療社會學、醫療法律、公共衛生、科技與社會研究、免疫學、家庭醫學、職業醫學、老年醫學、傳統醫學、護理、醫管、社工,其中不乏跨領域之訓練者。

未上市已熱議

        《精神病大流行》一書在上市前,其導讀就在第一波宣傳時引發熱議。此爭議反映出當前台灣精神醫療的情況:反對兒童精神用藥組織跟精神醫學會雙方,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否需用藥物治療上的爭論。同時,由於本書導讀結語:「但對於台灣目前過度一面倒的精神醫學資訊,這本書的出版絕對可以產生重要的平衡效果。」(p.17)使得有些精神科醫師較為感冒,因而引起爭議。

不過,倘如認真閱讀內文,作者討論的是美國脈絡下的精神用藥情況,而且,正如前言所自陳:「我相信精神醫學的研究者會發現精神疾病在生物學上的原因,而這樣的知識能導致新一代精神科用藥的發展」(p.21)以及結論的主張:「謹慎用藥的簡單處方。」(p.423)我們將發現身為醫藥記者出身的惠特克並非全然反對用藥。

框架決定評價

讀書會一開始讓每人分享閱讀本書的簡單感想時,還沒輪完一圈我們就發覺到有意思的現象:讀者以怎樣的框架來閱讀此書,決定這本書會被如何檢視及使用。簡單來說,有些人將此書視為醫學普及書籍來閱讀,有些則以學術專書的標準來檢閱。此書被歸在何種文類,某種程度上可以來分析本書在台灣上市後所造成的爭議。

《精神病大流行》上市後引起精神科醫師們的反彈,有些評論就從作者援引的論文書目、研究論證方法加以檢視,將此書視為學術專書進行審查。[2]在此視角下,我們可以發現本書作者會有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誤讀、斷章取義、沒有追蹤援引研究之後續發展、未考慮相關之社會因素與制度變遷、在統計數據的解釋中過度簡化疾病與藥物的關係。然而,同樣從學術的角度來讀,本書也提供許多專業期刊裡常被主流學術所排除的論述、藥物臨床試驗的實作細節。舉例來說,藥物臨床試驗是以六週作為療效評估的終點,但實際上病人用藥卻是超過六週,而用藥超過六週對病人損益程度的研究,相較之下便顯得不足。

本次讀書會成員亦有精神病人之家屬,表示這本書很能與她們的生命經驗呼應。也就是說,當本書是以醫學普及書籍被閱讀時,書中的個案及其故事透過作者生動的描述感染讀者,不只讓病友及家人感同身受,也讓大眾了解精神病患的生活處境,以及疾病症狀的樣貌。這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病友及親屬的孤獨感和無力感,而病人敘事、主體經驗也補充了專業書籍裡只有疾病、症狀名詞的不足。更進一步,藉由栩栩如生的病人見證事蹟提醒簡單用藥的主張。儘管如此,做為讀者,面對動之以情的寫作方式,忽略個案醫療基本資料(例如:疾病嚴重程度、過去病史、家人支持情況等資訊)的見證故事,我們也應該對作者的詮釋與論證保持一段懷疑的距離,避免以偏概全。

換句話說,作者不是全然反對精神用藥,而是強調謹慎用藥;雖然他的論證並不嚴謹(或許他的預設讀者也非學術團體),但書中的確提及精神藥物在臨床試驗及長期服用上研究的不足。當然,本書還有許多醫療社會學關注的議題,像是藥療化、藥物與社會之部署、民眾用藥文化等,值得繼續探討。

專業與普及的拿捏

但問題來了,不管是翻譯書或是台灣發行的書籍,我們該如何閱讀、討論、評估這類論證不嚴謹(或者有些斷章取義成分)的醫學普及書籍?更進一步的思考,專業社群、專家學者面對此類書籍該如何因應?

此問題正是「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關注的重點,1980年代歐美開始各式各樣提高公眾科學素養的活動,希望讓非專家的一般人對科學/醫學知識有所了解。然而,科普書內論述的內容有沒有警戒線?倘若其內容過多謬誤該怎麼辦?如果審查太過嚴格會不會失去「普及」的意義?本書引發的爭論中,有人提議專科醫學會要有審核這類書籍的機制,其實類似的爭議在2016年上半年便有位新陳代謝科醫師與營養諮詢人員為了某本日文翻譯的健康議題書籍,差點進入法律訴訟。

也就是說,科/醫普書籍該不該有知識正確性的警戒線,誰來拉,怎麼拉,為了什麼目的而拉?我們認為就專家應有的社會責任而言,台灣的專業社群可藉由書評的方式,透過相互回應、討論,讓公眾對科學/醫學議題更加瞭解,才更能提升讀者的科學素養。





[1] 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著,王湘瑋、廖偉翔譯,《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
[2] Collins & PinchDr. 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一書〈另類醫療:維他命C與癌症的例子〉提到主流醫學面對另類醫療的挑戰時,常常會開始檢視另類醫療的研究方法、資料來源、統計顯著性等部分進行批評。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崔佛.聘區(Trevor Pinch)著,李尚仁譯《科倫醫生吐真言: 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Dr. 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
 
【2019/3/9 讀者來函】
 
  
感謝讀者來函指出,本文對作者R. Whitaker關於精神科用藥立場的解讀,可能值得再商榷。

原文:

 
『不過,倘如認真閱讀內文,作者討論的是美國脈絡下的精神用藥情況,而且,正如前言所自陳:「我相信精神醫學的研究者會發現精神疾病在生物學上的原因,而這樣的知識能導致新一代精神科用藥的發展」(p.21)以及結論的主張:「謹慎用藥的簡單處方。」(p.423)我們將發現身為醫藥記者出身的惠特克並非全然反對用藥。』
 
關於中文版第21頁的這段文字,來函讀者建議檢視原文的用字,可能會改變對作者立場的解讀。讀者提供原文如下:
 
「I believed that psychiatric researchers were dicovering the biological causes of mental illnesses and that this knowledge had led to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psychiatric drugs that helped "balance" brain chemistry. 」
 
來函讀者說明,作者Whitaker這一段文字意味著「他曾一度相信[精神研究者會....](I "believed"...)。但他後來發現了一些與此相左的資料,於是才寫成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