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書目： James Delbourgo 著，王品元譯（2021），《蒐藏全世界： 史隆先生和大英博物館的誕生》（Collecting the World: Hans Sloa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左岸文化。
作者：陳世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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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莫頓式科學官僚與知識詮釋的矛盾
Isaiah Berlin提出自由的兩種概念【註6】。「消極自由」指涉一種不受任何外力干涉的狀態，這個外力可能是空間、物質、權力等不同的形式。「積極自由」則說明一種基於自由意志所選擇的追求，或稱為「自主」。這兩種自由的概念不總是相輔相成，反而經常處於衝突的狀態，例如為了社會福利而納稅、為了公共安全而限制個人危險行為等。譚偉恩老師與宋鎮照老師在分析疫情之下人民與政府關係的論著中【註7】，說明基於「安全」（戰爭、經濟崩潰、傳染性疾病）作為目標的政府行動，它的落實便需要付出可能的成本。就如同減損「消極自由」以避免疫情失控導致「積極自由」的自我追尋會受到連帶侵犯，在安全稀缺的政治環境下，「大政府模式」的行政擴權或市場介入都能獲得很高的正當性。台灣社會事實上處在疫情之下的多重矛盾之中：過著幾乎沒有疫情的生活當下，同時抱怨政府的顢頇使疫情爆發；對政府充滿懷疑論式甚至陰謀論式的不信任，但卻沒有做出實際的集體反對行動反制。常民對於社會處境的曖昧態度確實成就了社會控制下疫情守護的成功。然而，公民在危難狀態下讓渡的權力，卻可能遭到挪用與誤用。實聯制簡訊就曾被警方使用於偵辦案件的用途上，即便警方取得簡訊資料的途徑並非經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調閱，但仍在某些程度上違反實聯制「僅作為疫調使用」基本精神【註8】。
即便台灣民眾並沒有基於不信任政府而進行集體的反對行動反制，對於疫情陰謀論式的操作確實也對於公民社會造成了傷害與恐慌。無論是口罩生產與口罩外交、疫調追蹤、「防疫破口」的疑雲、疫苗進口與疫苗副作用、甚至是疫苗優劣的排序，都是在疫情當前持續不斷的爭議；而當政治力量、利益、以及不可避免的中國因素參與在政策形塑的角力中，這些問題就不僅僅是仰賴「純粹科學」所能解決的了。當疫情階段逐步走向後疫情時代，政府治理就必須面對疫情所造成的經濟結構破壞，而相較於危難時刻，政府會相對地喪失集體式「大政府」的正當性；陰謀論所導致之人民與政府互信基礎的傷害與裂解也可能會進一步放慢這個社會復原的進度。基於科學不確定性形成互信破局，我們需要理論分析，來拆解其中的迷霧。以下會以疫苗風險為例，說明單獨的科學無法消除偶然與不確定性，然而常民的思維也並非只是所謂的反智。
台灣COVID-19疫苗接種的爭議與遲疑，很大一部分建立於疫苗致死的流言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將COVID-19疫苗施打後，包括死亡在內時序上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都從寬納入疫苗不良反應的統計中【註9】；民眾也可能在電視媒體的強化報導下，如同MMR疫苗施打與自閉症發生的時序巧合性而非因果性的案例一般，將疫苗施打時序相近的死亡徑直誤讀為因果關係；同一時間，關於疫苗致死國家賠償從寬認定的討論也甚囂塵上【註10】。
對於疑似疫苗致死的分析，從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吳怡汀於2021年9月22日對於行政院長蘇貞昌與衛福部長陳時中針對疫苗議題的質詢可以窺知一二【註11】。吳怡汀的質詢重點整理如下：
（1）吳怡汀說明，近期在媒體新聞上，報導了許多疫苗副作用的狀況，有些甚至是死亡的通報，對於民眾而言好不容易排到疫苗，然而疫苗與死亡的關聯性如何，我們不清楚。陳時中回應，因為台灣對於疫苗嚴重不良反應的通報沒有規範時限，選擇從寬認定，希望能夠從中對於疫苗接種不同的反應樣態有全面的掌握。而AZ疫苗的死亡通報較高，有很高的因素是源自於接種群體比較高齡，而非因果關係。
（2）吳怡汀說明，疫苗絕對是利大於弊，但不會零風險，台灣宣稱疫苗與死亡零關聯，是不是有點欲蓋彌彰？陳時中回應，疫苗的死亡通報的因果性研判目前為未完成判定，而非直接斷言沒有關聯。
（3）吳怡汀提問，疑似疫苗副作用的死因研判如何進行？衛福部說明要等待司法相驗，相關規定由法醫研究所規範；而法務部則回應法醫僅列死因，個案是否因為疫苗死亡需要衛福部的專家會議認定。這是不是兩部會踢皮球？陳時中回應，法醫確實無法判定死因是否是為疫苗，只能提供解剖的死因證據；而衛福部的專家會議則透過這個死因與COVID-19疫苗目前在學界的認定的嚴重不良反應進行比對與研判。
（4）吳怡汀說明，AZ所引發的血栓，也就是VITT（Vaccine-induced immune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a），一直是我們的擔憂。然而VITT診斷最重要的檢測anti-PF4，卻沒有列作常規檢測。那麼衛福部的專家會議到底要依據什麼研判？陳時中回應法醫覺得有必要進行，便會進行檢測。而這是由法醫研究所的操作手冊所指導。此為兩個專業之間的合作（法醫與醫師），法醫基於專業對於死因的認定與操作程序不是我們所能干涉的。
為什麼面對法醫的專業，衛福部長說明不能「干涉」，立法委員卻認為專業之間應成立一種「協同」？科學社會學者Robert Merton曾經提出科學的規範結構，說明存在一組維繫科學家作為整體的常規與價值，而這些具強制性的信條能夠透過告誡與範例的方式傳遞，在約束的過程中強化，並內化於科學家本身，最終形塑出個人的科學上的道德判准【註12】。衛福部長對於法醫專業的理解，便是莫頓式（Mertonian）的科學專業官僚精神的展現。法醫專業只要能夠按循操作指引，並恪守自己的專業與道德判斷，疫苗死亡的政治問題便能在專業的交流之內解決。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以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觀點提醒我們，科學知識的形成與實作必然是嵌合於社會脈絡之中。而事實是，正是因為醫學科學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每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初步說明疑似疫苗致死的個案的死亡原因是源自於主動脈剝離、腦神經病變、慢性問題引起之心肌梗塞等與疫苗關聯度極低情境時，仍舊無法拒絕疫苗引發死亡的可能性，並須進一步進行個案釐清；而直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通報為直接疫苗致死的個案，因此疫苗風險就會被倍數放大，有論者甚至試圖說明「台灣因接種疫苗致死人數已超越COVID-19疫情的死亡人數」【註13】。
然而，將科學官僚所有的行政與科學專業細節公開透明化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Bruno Latour 言明，要在爭論中建立論述／獲勝，必須召集最大數量的忠誠而密切合作的同盟者【註14】。質疑疫苗安全性的文本（文章論述、新聞媒體、立法委員質詢影片、政治文宣）如同Latour說明的immutable mobiles【註15】，透過影像、圖像與文字不斷再製質疑疫苗的論述，造成台灣社會常民對於疫苗的風險感知的敏感度成倍增加。如同《醫學的張力》第八章所提及的案例，MMR疫苗負面的影像能不斷被傳遞，而對於疫苗推廣具正面效果的小兒麻痺已經逐漸絕跡，沒有實時的紀錄或圖像化資源可以反制。對於試圖推行疫苗政策以建立群體免疫的政府而言，其一是台灣疫情目前並沒有發生真正意義上的爆發，透過疫苗安全質疑文本的不斷傳布（無論有證據支持與否），台灣民眾對於感染COVID-19的警覺比接種疫苗可能導致之副作用的焦慮還低；其二是疫苗致死的因果判斷在科學的建立上有高度複雜性，導致從寬認定的時序相關死亡都被理解為因果。基於這個背景，政策制定者幾乎沒有可以操作的論述資源，單獨透過科學的說明則明顯無力。在此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知識詮釋的矛盾：將所有資訊的透明與公開化，會不會在去脈絡的理解下再製成全面否定疫苗immutable mobiles，進而引發民粹式（populism）社會的風險？諷刺的是，在Latour的論述爭議框架之下，專業官僚甚至可能必須期待一個真正病理學解剖學配合下證實VITT導致血栓死亡的罕見個案【註16】，才得以反面證明與宣稱疫苗致死的因果性極為罕見，而進一步排除掉其他當下尚未被科學充分說明的死亡個案。總論而言，透過上述回顧科學官僚運作、媒體傳播、常民風險感知的討論，我們得以將個人與集體之間利益衝突的緊張關係進行擴充，使疫苗醫學的張力放回台灣社會的論述脈絡中。
五、疫苗風險、遲疑與囚徒困境
自台灣疫苗遲疑（vaccine hesitancy）的現象的討論推衍，Michael Calnan與Tom Douglass兩位醫療社會學者對於疫苗遲疑的論述可以提供我們理解疫苗風險認知更為一般化的框架【註17】。疫苗科學自從200年前天花疫苗的發明以來，已經有長足的發展，然而卻始終存在爭議與阻力，如本書第八章所討論的MMR疫苗的施打與自閉症關聯性的輿論猜測。疫苗施打的流言與論述層出不窮，甚而持續在這兩百年間發揮效果，主要論點可以整理如下：(1) 疫苗導致疾病。 (2) 疫苗沒有實際效果。(3) 疫苗包含某種物質，會造成危險。(4) 疫苗的危害被醫學界與政府所掩蓋，專業與官僚不值得被信任。(5) 感染形成的自然免疫相比於疫苗免疫還要優秀。與上述概念相似的流言與論述也同樣出現於COVID-19的疫情當下。
基於上述的風險感知與論述，疫苗猶豫甚至是拒絕接種疫苗的現象容易在群眾之中產生，而這與疫苗冀望達成的群體免疫目標相互衝突，因此受到政府與政策的重視。疫苗猶豫與疫苗拒斥在概念上可以相互連結，但是實質上並不同。疫苗猶豫可以視為是一個從自願接種到完全拒斥的光譜；如果政府或政策制定者只關注拒絕接種的公民，則會低估疫苗公共衛生所遭受的質疑與挑戰。公眾作為疫苗接種者，其所產生的疫苗猶豫，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脈絡中可以透過「决策選擇（decision-making）」、「信任（trust）」、「風險與社會責任（risk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四個面向來進行分析與理解。
（一）決策選擇
民眾對於是否施打疫苗的選擇可能決定於其生活的社群網絡，相互知會並強化其對於疫苗的信念。而過去自己的或為小孩規劃的疫苗施打經驗，也可能會形塑對於COVID-19疫苗的認知。同時，民眾會自行對於疫苗風險與助益的相關資訊進行研究，並據此形成對於疫苗施打與否的利益衡量。因此在疫苗爭議之下，疫苗猶豫的形成並非只是傳統醫學模型中的「告知不足」的問題；相反的，不加思索直接接受疫苗接種反而會被認為是「直覺」、「欠缺思考」。換句話說，在這個情境下對於疫苗抱有懷疑才是理性的展現。
（二）信任
統計顯示，專家建議是民眾施打疫苗的關鍵因素之一【註18】，而對於政府、藥廠、公共衛生官僚、醫學專業的不信任都可能導致拒絕施打疫苗。然而醫療專業者本身對於疫苗生產者與提供者也會抱持一些懷疑論的態度，同時也並非所有醫療專業者對於疫苗都有全面的理解。專業者與常民的對於疫苗的不信任會相互合作加強，形成疫苗猶豫。
（三）風險與社會責任
對於群體免疫的建立而言，民眾施打疫苗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社會責任，可以去保護那些不適合接種疫苗或無法接種疫苗的群體。然而在過度強調風險的情境下，民眾可能會基於風險規避而決策不願意接種疫苗。在「風險最小化的理性自主人」的邏輯之下，個人不施打疫苗，等待群體免疫的建立成為了最理性的選擇。這個論點也能與《醫學的張力》第八章所提及的疫苗群體免疫的建立是一個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進行平行的連結。每一位在賽局之中的行動者在考慮接種疫苗的同時，若對於個人而言施打疫苗的誘因過少（疫情不嚴重、疫苗無效論），或對於疫苗風險的社會論述超出科學基礎的誇大（疫苗很容易致死或致殘），則賽局理論告訴我們最終會落入無人願意接種疫苗而無法建立群體免疫的窘境。
（四）資訊科技
資訊傳播的技術對於疫苗施打的選擇佔有高的影響力。在MMR疫苗的案例中已然證明傳統媒體的宣傳能造成疫苗施打率下降。同時，新興的社群媒體對於資訊傳遞的結構也會形成「民粹式的後真相社群」，進一步建立強健的資訊分享網絡。
在《醫學的張力》第八章的後半，兩位作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以自身經驗的討論，在疫苗遲疑這項議題上採取了兩種不同看法與策略。Pinch夫婦對於新生兒疫苗接種項目的白喉破傷風百日咳三合一疫苗（DTP）有副作用上的疑慮，因此決定讓自己的女兒接種白喉破傷風二合一疫苗，並另外接種百日咳的非活性疫苗（據稱副作用較少）。Pinch夫婦皆為大學教師，在查閱相當多的相關資料後認為，相較於冒險接種可能有抽搐後遺症的DTP疫苗，女兒在美國得到盛行於貧窮擁擠地區百日咳的機率相對要低。Collins則批評沒有證據顯示DTP疫苗導致的抽搐會造成長期的不可逆結果，而孩童感染百日咳可能導致永久性的腦傷。同時即便感染的風險不高，選擇不接種疫苗則依然有可能會會造傳播鏈，置自己的孩子與社區的孩童於感染的風險之中。
自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的爭論之中，我們可以整理出兩種對於疫苗遲疑的看法說明，當常民在與專業知識互動的過程中理解到個人與群體利益的張力，STS如何指示下一步個人的行動？（1）Collins認為強制接種應該被視為合理，個人的短期利益在考量風險而拒絕接種的情況下或許會達到最大化，但長期而言對於整體醫學或公共衛生的進展卻不一定最佳。（2）Pinch的看法則說明常民應當掌握更多醫學專業知識，取得部分的專家技能（如互動型專家技能），訴諸合理的行政或政治方法，改變才有可能發生。對於STS而言，專家與常民的界線是模糊的。然而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張力與衝突產生時，專家與常民知識互動的過程依舊會產生困難：常民無法成為真正的貢獻型專家；同時專家也只能代表某個狹窄的學術領域，可能理解流於片面，或專業知識難以在地實作【註19】。因此上述兩種觀點或許並不衝突，同時也能拓展至對於專家知識的理解，共同指引行動的方向：科學或專家知識或許顢頇而固著，卻可能可以提供對於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發展方向；同時對於個人的利益與風險抉擇而言，至少必須有充足耐心地慎明思辯，判斷資訊是否偏頗或真實，甚而能透過互動型專家技能的建立，展開個人考量與專家建議之間的協商。
六、揭開疫情下「科倫」的防護面具
如同《醫學的張力》一書所試圖論述的，由於醫學科學的不確定，醫學研究在許多層次可能發生實驗設計錯誤、樣本大小的問題與選樣偏差問題、流行病學可能被太多變因混淆、因果性推測上的不確定性等等。自台灣疫苗風險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窺知，醫學如同「科倫」一般笨拙而黯淡，卻並未改變指引前進的方向。
我們必須理解在疫情膠著的當下，是每一位堅守職位的醫護人員，支撐起整個台灣醫學「科倫」的運作。反對防疫政策與反對疫苗接種的論述如果在沒有理性證據的基礎上過度喧騰，則可能會加重疫苗副作用的負向安慰劑效應，進而使疫苗副作用的恐懼持續盤繞在每一位接種者的心上。醫護人員自疫情以來，面臨過一次因為本土疫情爆發所導致的檢驗量能超載；在疫情當下必須受政府調度協助施打疫苗；在臨床實作上增加因為或輕或重的疫苗副作用主述（chief complaint）而增加的工作負擔；而逐漸淡出在公共論述中的事實是，醫護人員始終在高染疫風險的工作環境中持續維持醫療體系的運作。
科學未必會正確，然而反對科學的看法未必就意味著對。疫情社會需要在不同的行動者間建立互信與互相溝通，醫學的科學專家技能與常民所發展的身體或默會（tacit knowledge）的專家技能必須保持更有效率的互動，才能在後疫情時代信任逐步被裂解的社會情境下共同走向復原。科學權威偶爾出錯，而這就是科學的本質。
【註6】葉浩（2018）。〈鐵幕之內，你會爭取「消極自由」或退回「內在碉堡」？〉。《以撒．柏林》，19 - 38，聯經出版。
【註7】譚偉恩、宋鎮照（2021）。〈疫情之後：人民與政府關係的反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卷3期，32 - 39。
【註8】中央通訊社新聞。〈實聯制簡訊遭誤解用於辦案 法務部：研議修法保障個資〉，檢自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106240357.aspx。（檢索日期：2021/11/5）
【註9】信傳媒新聞。〈台灣打疫苗死亡人數破千...超越染疫數？專家：應即刻成立鑑定小組、指定醫院〉，檢自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0608。（檢索日期：2021/11/5）
【註10】蘋果新聞網新聞。〈接種後死亡誰該負責？如何求償？新冠疫苗的法律風險〉，檢自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620/JPPGHXT64BHQJPE3MYBILJUXTY/。（檢索日期：2021/11/5）
【註11】吳怡汀（2021）〈疫苗的安全與我們每個人切身相關〉，檢自https://youtu.be/g7jBQVoGbos。（檢索日期：2021/11/5）
【註12】Robert Merton說明科學的信條（the ethos of science）是維繫科學家作為整體的一組常規與價值，包括：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共有性（Commun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組織化的懷疑論（Organized skepticism），引用自Robert Merton（1973）.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267 - 2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13】上報新聞。〈接種再+8死！打疫苗已通報895人亡 竟多過染疫846死〉，檢自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7333。（檢索日期：2021/11/5）
【註14】Bruno Latour（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 - 40.
【註15】Latour說明immutable mobiles是由特定脈絡中抽取，加以歸納化與秩序化的內容，並仰賴於圖像化與書寫將其再現。immutable mobiles具有可動（mobile），同時不變（immutable）、可表現（presentable）、可讀（readable）、可組合（combinable）的特性。同引用自Latour（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 - 40.
【註16】AZ疫苗接種併發VITT的發生機率約為百萬分之十，包含輕重症的不同表現；其中確實有機率發生罕見部位的靜脈血栓導致死亡。引用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 臨床指引〉
【註17】Michael Calnan & Tom Douglass (2020) Hopes, hesitancy and the risky business of vaccine development, Health, Risk & Society, 22:5-6, 291-304.
【註18】Yaqub, O., Castle-Clarke, S., Sevdalis, N., & Chataway, J. (2014). Attitudes to vaccination: A critical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12, 1–11.
【註19】Robert Evans and Harry Collins（2007）. Expertise.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n, 609 - 63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參考資料
中文資料
李尚仁譯（2021）。《醫學的張力》（原作者：Harry Collins & Trevor Pinch），左岸文化。
傅大為（2019）。〈SSK之哲學議程〉，《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 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葉浩（2018）。〈鐵幕之內，你會爭取「消極自由」或退回「內在碉堡」？〉。《以撒．柏林》，19 - 38，聯經出版。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 臨床指引〉
戴東源（2014）。〈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8 期，頁99-152。
譚偉恩、宋鎮照（2021）。〈疫情之後：人民與政府關係的反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卷3期，32 - 39。
英文資料
Calnan, Michael & Tom Douglass (2020) Hopes, hesitancy and the risky business of vaccine development, Health, Risk & Society, 22:5-6, 291-304.
Evans, Robert and Harry Collins（2007）. Expertise.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n, 609 - 63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Latour, Bruno（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 - 40.
Merton, Robert（1973）.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267 - 2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smondo, Sergio（2009）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al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57 - 71.US: John Wiley & Sons.
Sismondo, Sergio（2009）Laborat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86 -96.US: John Wiley & Sons.
Yaqub, O., Castle-Clarke, S., Sevdalis, N., & Chataway, J. (2014). Attitudes to vaccination:
A critical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12, 1–11.
新聞
上報新聞。〈接種再+8死！打疫苗已通報895人亡 竟多過染疫846死〉，檢自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7333。（檢索日期：2021/11/5）
中央通訊社新聞。〈實聯制簡訊遭誤解用於辦案 法務部：研議修法保障個資〉，檢自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106240357.aspx。（檢索日期：2021/11/5）
信傳媒新聞。〈台灣打疫苗死亡人數破千...超越染疫數？專家：應即刻成立鑑定小組、指定醫院〉，檢自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0608。（檢索日期：2021/11/5）
蘋果新聞網新聞。〈接種後死亡誰該負責？如何求償？新冠疫苗的法律風險〉，檢自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620/JPPGHXT64BHQJPE3MYBILJUXTY/。（檢索日期：2021/11/5）
影片
吳怡汀（2021）〈疫苗的安全與我們每個人切身相關〉，檢自https://youtu.be/g7jBQVoGbos。（檢索日期：2021/11/5）
作者簡介
陳世宗，台南人，醫學院畢業後尚未執業的西醫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研究興趣為婦產科學。
*感謝左岸文化提供《醫學的張力》贈書。本文改寫自陽明交通大學科社所110學年度上學期「防疫的科技治理」課程期末報告，感謝范玫芳老師課堂上的教學與指導。感謝STS多重奏千慈與其他審稿人的審閱與修改建議，惟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作者：陳世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一）
疫情趨緩了，為什麼我還要繼續戴口罩？如果大部分的人都願意施打疫苗阻絕傳染的可能，則為什麼我還必須承擔疫苗副作用的風險？為什麼我必須每天花費時間記錄出入場所實聯制，以及個人的體溫或感冒症狀？對於上述的情境的疑問，正是在COVID-19疫情下日常生活的活動中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拉扯與衝突；而當決定集體利益的醫學或公共衛生專業知識本身即充滿不確定性時，我們要如何自個人的層次上行動，回應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張力？本文前半部將由《醫學的張力》一書開啟討論，說明不同醫學案例中的個人在集體利益與不確定性下不同的行動軌跡；後半部則由台灣的實際案例出發，說明COVID-19疫情下疫苗風險感知與疫苗猶豫的現象。
一、《醫學的張力》與科學知識社會學（SSK）
《醫學的張力》由兩位著名STS學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共同寫作與編著而成。上個世紀1970年代，歐洲學術界發展出了一支新的方法論風潮：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SSK）。SSK追隨過往知識社會學與科學社會學的論述主題「科學」，並建立批判、開啟新的視角；同時承繼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於科學領域引進的社會維度【註1】以及後期維根斯坦哲學對於科學「遵循規則」的懷疑論【註2】。SSK以愛丁堡學派作為代表，其中David Bloor提出的「強綱領」最具代表性，說明信念或知識形成必須給定因果關係，而「成功」或「理性」的科學知識與「失敗」或「非理性」的知識體系必須給予相同架構的論述資源進行分析。本書的作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的學術背景則是同樣屬於SSK學術社群的巴斯學派，以微觀的實驗室研究著稱【註3】。
在SSK的視角之下，我們可以更理解「科倫（Golem）」的意義。科學在近代社會向來被視為是巨大、強健、高度專業而不容質疑的學術實體。然而對於SSK而言，科學和其他知識體系與社會過程一樣，都是由社會建構的（social constructionism），由於不確定性與偶然性都無法透過科學方法消除，因此「科學與科技」透過觀察或萃取「自然」的生產，並非「自然本身」【註4】。醫學同時具備「科學」與「救助」的身分，又再度使臨床的實作泛起不確定與張力的漣漪。《醫學的張力》一書拋棄傳統上醫學敘事中的神聖性，以及疫情當下英雄主義式全能與拯救的形象，將醫學描述為「科倫」：在猶太神話中由人類以泥巴與水塑造而成的怪物，孔武有力卻笨拙而可能因為失控造成危險。科倫並不邪惡，它只是魯莽；它大部分時間提供成功的運作，它也偶爾失敗。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二、直面醫學的不確定性
本書的一個論述重點即醫學所具有的不確定性，而安慰劑效應是現代醫學不確定的其中一個核心。在第一章中，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說明醫師或研究者給與患者不具治療效果的處方，卻能在生理或心理上帶來實質改善的現象。然而，患者卻同時也可能因為對於治療效果的期待而高估了醫學的效果，即沒有實際產生影響的「偽安慰劑效應」。醫師或研究者對於患者表現的期待會影響他們對於結果的解讀，形成「實驗者報告偏差」；而實驗者對於結果樂觀或悲觀的期待，也會傳達到病患自身，形成患者的「期待效應」。同時，醫學處置又高度仰賴自我治癒，自我治癒難以量測評估，因此瞭解安慰劑成功或醫療處置失敗的原因是困難的。基於上述的安慰劑可能的問題，現代醫學研究必須建立一套雙盲（double-blind）的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來排除一切可能因為研究者或病患引起的不確定性，來鑑別一項治療的效果是否高於機轉上無效的安慰劑。
除了安慰劑效應，醫學的不確定性也彰顯於其他的面向。第三章的扁桃腺切除必要性的爭議中，說明醫師對於疾病的症狀種類與診斷指標（criteria）有高度的共識，然而在實作中可能會在同一個診斷指標下側重不同的診斷重點（符合其中一項即切除、配合病史、合併不同表現的某種疾病樣態等等），同時有些醫師群體可能會更在意病史的呈現（曾經用過抗生素、轉診史、反覆的發作等等）。由於扁桃腺切除的年齡層以小孩為主，病人的傳達也共同構成了不確定性，是否能正確表達病史也是關鍵。第四章中作者提供了以維他命C作為癌症治療的新方案受到醫學主流學術所否決的案例，說明先前成功的實驗結果無法被後續的實驗團隊再現，產生了實驗無法調解實驗爭議的「實驗者的迴圈」（experimenters' regress）【註5】。此案例也透漏了一個現代醫學的危機：就實證醫學的邏輯而言，維他命C作為癌症治療的兩次檢證實驗都沒有真正地做出駁斥原始假設的證據，或其評估方向相對於原始實驗而言是錯誤的。事實上問題並沒有解決，而是主流醫學以行政、學術期刊、實驗室與研究者的學術權威等資源優勢取得了「決定性」的地位。
三、醫學的張力：集體與個人之間的緊張
醫學建立於對立的衝突之上：（1）醫學是透過科學方法追逐正確性的科學，在集體的層次上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則是（2）具有急迫性的救助的來源，對於個人而言是意義重大的救助。而這個衝突產生的張力，也是建立於醫學的不確定性之上。現代醫學高度地仰賴不同的生物統計方法，即本書所概念化的「人口平均試驗」（population average testing），來建立醫學知識的可信度。若我們的醫學能夠成就萬能而窮盡一切病理機轉上的可能，使所有疾病能夠定位出疾病的來源並生產出相應的解決方式而達致100%的治癒率，則人口平均試驗的科學方法就會失去意義；我們不需要再依賴統計與機率去預測醫學的能力。然而這個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在此前提下我們必須接受醫學有其極限，個人治癒的利益在醫學發展的集體利益之下可能無法獲得滿足。本書第七章中提及美國的愛滋病患者的社會運動。愛滋病作為當時的新興疾病，治療藥物都尚處於臨床試驗的流程中。當時的患者不願等待審慎而緩慢的藥物試驗流程，於是開始走私或至國外使用其他藥物，FDA迫於無奈只好開放試驗中藥物的使用（compassionate use），並促使在二期試驗階段提早解盲。由於藥物試驗顯示有效，則繼續安排安慰劑對照組會出現倫理上的問題，導致藥物長期效果的監控便受到限制。同時走投無路的試驗中的病患，嘗試在安慰劑組與實驗組間交換藥物以降低風險。作者說明，這些透過犧牲科學，或選擇與科學採取相對對立的立場，藉以取得個人短期利益的極大化的做法，在個人的層次上是非常合理的選擇。然而對於醫學科學的長足發展而言卻不見得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集體的發展所帶來的益處或缺陷可能會再以某種新的形式回歸到個人的層次之上。
即便如此，病患個人的角色並不總是消極的。本書提出兩種專家技能：「互動型專家技能」指能掌握一般科學的學識能力，並迅速掌握新的領域資訊，能透過互動建立常民與專家間的溝通。「貢獻型專家技能」則能實際在一個領域提出符合特定知識期待的貢獻。醫師具有醫學的貢獻型專家技能；同時常民也具有醫師所無法取得的其他體系的專家知識。同樣討論第七章中的案例，病患團體也嘗試透過掌握科學語言去描述愛滋感染者的處境與身體知識。患者作為「病患」、「受試者」與「共同研究者」之間的身分區別越來越模糊。感染者的專家知識建立後，許多臨床醫師開始會詢問如何進行科學才是好的選擇。原本醫病之間的衝突：科學家對於臨床試驗緩慢與嚴格的要求相對於愛滋病社會運動對官僚殺人的批評，因為社運團體有效掌握科學語言並呈現出自己的專家技能，而使臨床試驗的作法在專家與病患的討論之中鬆動。第五章關於爭議疾病的體制化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對於定義不明的疾病，病人所佔有的角色很巨大；同時由於其模糊性，疾病獲取醫學承認的過程會有更多行動者參與，而非醫學科學主導，而即便獲得認可還是會保持爭議。定義出纖維肌痛症診斷標準的Frederick Wolfe醫師也認為，辨認出一個模糊而爭議的症候群，可能會強化一般症狀的疼痛放入診斷框架的可能，同時病人也會產生無可救藥的預期心理而強化症狀；這是在創造病痛而非醫治。當然對於病人而言，肯認這是一種真實的疾病類別，配合自己的症狀被醫療專業忽視的情況，病人群體也能藉以培力。病患的專家知識可能會被醫學專家知識所系統性排除，而病人壓力團體則也有機會迫使醫學專家知識受到侵蝕，選擇偏離醫學常規或科學規範的做法。雙方承認彼此不同知識體系下的專家技能並建立有效的互動，才能從伙伴關係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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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戴東源（2014）。〈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8期，頁99-152。
【註2】「遵循規則」說明，偶數數列2、4、6、8的下一個數是10而不是20，這是因為我們在遵循一個稱作偶數的規則。科學的遵循規則之所以可能，並不是因為科學規則中的定義或相關的邏輯；而是透過社會制度、約定和訓練，進而構成了一種生活形式（form of life）。引用自傅大為（2019）。〈SSK之哲學議程〉，《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 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註3】《醫學的張力》，李尚仁老師〈譯後記〉。
【註4】1970s開始社會建構論在SSK學術中廣泛使用，並應用於事實、知識、理論、現象、科學、科技的分析中。科學的社會建構論說明（1）科技與科學是「社會的」（2）建構說明這是一個「動態」（3）科學與科技透過自然的生產，並非「自然本身」。引用自Sergio Sismondo（2009）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al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57 - 71.US: John Wiley & Sons.
【註5】「實驗者的迴圈」（experimenters' regress）是由Harry Collins提出的概念。1970年代物理社群試圖測量重力波，然而當時的物理學家認為它們應當微弱到無法探測。美國馬里蘭大學的Joseph Weber發展大型天線宣稱測量到重力波，而後續眾人的重製實驗卻部分支持部分悖離這個結果，沒有一個實驗能證明Joseph Weber的發現正確與否。實驗者的迴圈說明只有實驗系統被信任時，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引用自Sergio Sismondo（2009）Laborat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86 -96.US: John Wiley & Sons.
作者：黃宗潔（Cathy Huang）
※本文節錄自《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之【第四題】虛擬動物：〈數位時代的人與（虛擬）動物關係〉，（⋯⋯）為編者所加。
人與虛擬生命互動的倫理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在探討數位時代親密關係的《在一起孤獨》這本書中，曾相當深入地分析諸如電子雞、小精靈菲比等「數位生物」帶來的不同道德視域。不同於孩子透過想像與角色扮演而被「灌注生命感」的洋娃娃，電子雞等數位生物「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新的物體疆域：孩子認為物體有自己要做的事，也有需求和願望」。而《精靈寶可夢Go》自二○一六年推出以來，除了最初在擴增實境的地圖上蒐集寶可夢、在道館對戰等遊戲功能外，後來還新增了「和夥伴一起玩」的功能，玩家在帶著特定寶可夢一起走路的同時，還有餵夥伴吃點心、一起玩、一起對戰、幫夥伴拍照等選項，隨著互動所累積的經驗值，夥伴的等級將會提升。這些在玩家「撫摸」時會展露雀躍神情，並且在捕捉其他寶可夢時進行協助的夥伴，某程度上已具備了初階電子寵物的雛型。（至於強調真人動畫版的《名偵探皮卡丘》，則更加強化了皮卡丘做為虛擬寵物的形象）。
當然，若以「虛擬生命」這個角度進行觀察，動畫、遊戲、電子寵物、真人扮演的玩偶，並不完全在同樣層次上，「擬人/擬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其中自然以電子寵物仿擬真實生命的程度最高，日本甚至有寺廟為停產並且無法維修的「往生」電子狗Aibo進行「超渡儀式」【註1】。這些「夠像有生命」【註2】的存在，凸顯出「站在生命邊界上的物體，也可能帶來椎心之痛」【註3】。正因為這椎心之痛一如真實生命般難以承受，新一代的Aibo才會改良為能將數據存在雲端，即使機體損壞，也可以透過將數據傳到新Aibo的方式，讓Aibo「永生」【註4】。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以如今的科技看來設計相當簡單，也不具備太多互動可能的電子雞，依然會讓孩子哀悼它（牠）們的「死亡」，並為了疏於照顧或未曾善待它（牠）們產生罪疚感。因此我相信這個新世代的「電子寵物照顧倫理」可以開啟的思考面向，遠比表面上看來的還要更多。如同特克所強調的，重點並非這些物體是否真的有情感或智慧，而在於「那些物體在使用者身上喚起的感覺」—它（牠）們喚起的，正是人類的情感依附。
（⋯⋯）
本書封由麥田出版提供
從寶可夢到旅蛙：寵物照顧遊戲開啟的新道德景觀
事實上，若進一步觀察《精靈寶可夢Go》這類遊戲中的虛擬角色與相關設定，就會發現相較於電子雞或電子狗，玩家必須用「更不擬人/擬真」的態度去建立互動倫理，在遊戲進行時才不會產生太多道德包袱。例如玩家儲存寶可夢的數量有其上限（儘管可以不斷花錢擴充容量），加上寶可夢進化時需要一定數量的「糖果」才能進行，因此這些「寶可夢訓練家」必須將部分寶可夢「傳送給博士進行研究」來交換糖果，如果此時內心浮現「那不就是送給博士進行動物實驗……」的念頭，恐怕會產生一些動搖吧。但內心動搖的訓練家是無法持續下去的，換句話說，玩家必須揮開這些「雜念」，才能接受並進入遊戲建立的世界觀。這個世界某程度上是透過動畫、玩偶裝等其他管道，來建立角色的故事、來歷與「生命感」，但在遊戲當中，牠們與「真實生命」之間的距離相對比較遠，例如打道館而「負傷」的寶可夢們，也不會在形態上有任何改變，只要輕鬆透過一些道具，就可以讓瀕死的寶可夢重獲生機。
嚴格來說，大部分具有「寵物照顧」性質的遊戲，多半都有這種「無限補血」的設定，因為一旦太過貼近真實，反而可能降低玩家遊戲的意願。以另一個亦曾頗受歡迎的臉書遊戲《開心水族箱》為例，玩家必須每天投餵飼料，一旦太久沒有登入遊戲，費心蒐集的魚就會臉色黯沉地游來游去，並出現某條魚已經餓了的文字提醒。但這些虛擬魚的抱怨僅止於此，就算一個月不回來，它們畢竟不會真的「餓死」。不過，我曾玩過另一款英文版的水族箱遊戲，一旦沒有依時殷勤整理，水族箱就會「長出」青苔，太久沒餵食的魚甚至真的會翻肚給你看。老實說，那個遊戲我很快就放棄了，原因無他，心理負擔實在太大了，比養真魚還累。
（⋯⋯）
這些例子讓我們看到，人們一方面透過擬人、擬真的方式來營造出一個虛實相間的遊戲世界，另一方面，卻又時常刻意拉開距離，讓它們「不夠像有生命」。這樣的心態看似矛盾，其實只是反映出虛擬生命所帶來的，新的道德景觀之建構過程。一如許多人會爭論：對虛擬生命投注情感，究竟會讓我們失去與真實生命的連結，讓人變得更加麻木，抑或反倒擴大了倫理所及的對象，讓我們對生命更有感？兩個答案確實都同樣可能發生。因為如果借用德瓦爾的說法，人和動物的思考方式、情感模式「在深層意義上是連續的」，那麼每一個人對待其他有生命與無生命之物的情感態度，也並非「有或無」二選一就可以涵蓋，而是在深層意義上的連續光譜。
就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真實世界的倫理課》中，略帶悲觀的預測：
如果機器可以、也真的變得有意識，我們會在乎它們的情感嗎？迄今，我們跟我們唯一遭遇的非人類知覺生物（動物）的關係歷史，讓人不太能相信我們會承認有知覺的機器人不只是財產物品，而是有道德立場和利益值得顧慮的生物。…不被普遍視為我們道德社群成員的有意識機器人的發展，可能導致大規模的虐待。【註5】
從人類歷史來看，我相信他沒有說錯。但我也同樣帶著盼望，如果有更多人，會因為擬人化的情感投射，想像皮卡丘帶著「無助的眼神」，會將電子狗Aibo的死亡當成真實寵物的死亡一樣傷心，那麼，我們想像的未來，說不定就可以不那麼傾向「大規模機器人虐待」的世界，而是一個會為機器哀悼，也同樣會為真實生命哀悼的未來。
※本文初稿原刊於《台灣人文學社通訊》第15期，二○二一年五月。
【註1】 〈日寺廟為機械狗舉辦喪禮、超渡靈魂〉，《自由時報》，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2】 借用特克《在一起孤獨》第二章的標題。
【註3】 雪莉．特克著，洪士民譯：《在一起孤獨》，台北：時報，二○一七。
【註4】 PingWest撰文：〈Sony 電子狗 Aibo 如何撫平人類寂寞？〉，《TechNews》，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註5】 彼得．辛格著，李建興譯：《真實世界的倫理課》，台北：大塊，二○一九。
本文由麥田出版授權刊登
作者：呂欣怡（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紛爭之源：新興能源仍未脫傳統能源開發邏輯
從二○一五年的苗栗到二○二○年的雲林，西海岸有離岸風場的各縣，幾乎都出現了漁民抗爭。這讓我們必須探究：台灣發展離岸風電的方式，出了什麼問題？為何在不同地方都引發了類似的民眾反彈？最近幾年新出版的能源人類學作品，或許能帶給我們一些提示。能源人類學一向的核心關懷，是探索能源科學著重的技術面向之外，更複雜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條件，與能源技術及產業之間的交纏。這裡所指的「能源」，當然包括了傳統化石能源與新的綠色能源。二○一八年與二○一九年出版的三本重要作品，都批判性地檢視了大型風力發電場造成的社會、政治或生態衝擊。荷姆．法蘭克薩（Jaume Franquesa）的《權力爭鬥：尊嚴、價值，與西班牙的再生能源前線》探討加泰隆尼亞一個偏遠農村如何與掌控能源設施的企業財團交涉。選址於此村落的大型能源設施包括上個世紀的核能電廠，以及本世紀的大型風力發電場。能源技術在每個時代都以進步與創新的形象現身，但也都以「進步敘事」來遮掩剝削貧窮鄉村地區的事實。對不斷抗爭的村民而言，風電只是另一個受政經菁英壟斷的資本積累工具。
二○一九年杜克大學出版社以頗富新意的「雙民族誌」（duographs）形式，出版了多明尼克．波耶爾（Dominic Boyer）與西蒙．豪伊（Cymene Howe）各自著述但共享副標題、前言，與結論的《能源政治》與《生態邏輯》（兩書副標題為「人類世中的風與權力」）。這套雙民族誌以墨西哥陸域風機密度最高的省分瓦哈卡（Oaxaca）為田野場域，探討墨西哥於後石油時代開展的能源轉型如何同時受制與開啟了不同尺度的權力關係。他們發現，傳統能源時代的價值積累模式，頑存於新世紀的風電生產體制，因而激發了瓦哈卡原住民大規模的反風場運動，並造成基層民眾對綠電無感、也不支持電廠民主化的社會後果。
上述三本作品代表了晚近關注能源轉型的人文社會學者的共同觀察：大型再生能源設施再製了傳統能源產業與採礦業的「搾取邏輯」（extractive logic）。台灣目前已經沒有煤礦或石油等化石能源生產事業，但近年來爭議極大的石礦業，或可作為說明「搾取邏輯」的實例。搾取邏輯的首要特徵是它對低成本取得的公有地與礦物資源的獨占性，一塊劃為礦場的土地，在礦業許可期間可以合法排除妨礙採礦的其他土地用途，就如同離岸風場劃設於國有海域之後，即使沒有實體畫限，但風場範圍內可能干擾風機運轉的人、物，與行為，都可被取締。同時，如同礦場需要以貶抑場域內原有用途之價值的方式來合理化其空間獨占性，離岸風場計畫在闡述開發合理性時，也必須證明該海域既有用途——漁業——的低經濟價值，而這正是漁民在各個陳抗場合都必須特別強調現有漁場的魚源豐富與高價值，以駁斥風電業者爭取獨占權利的理由。
搾取邏輯第二項特徵，是它將欲開採的礦物從其鑲嵌之環境剝除。在礦業資本家眼中，除了這項可轉化為財富的開採目標之外，其他周邊存有——如土石、森林、水源，以及各種動物等等——都是需要清除的雜質，而當礦業在意的開採目標無法再生產，整個礦場就被棄置了。離岸風場所開採的資源是源源不絕的風，似乎沒有採礦行為終將耗盡礦場之礦物資源的問題，但風能開採需要人為設施——包括馬達、扇葉、機架、機座、海纜等等，這些技術物的設計規畫，都是以極大化風能開採效率為目標，而不把風視為與海域萬物交纏的力量。因此，我們看到風力發電機組的高度、尺寸與裝置容量，都一直往大型化的方向演進，至於巨型風機可能增加的環境擾動，如對鳥類、對海洋生物，甚至對人類的視覺與行動干擾，則都視為可以控制與緩解的技術問題。簡言之，資本密集、規模生產的離岸風電，再製了單一化的生產思維，與漁民呼籲「留下一片海，留下一個讓年輕人進可攻、退可守的活路」等保留未來使用多樣性的開放思維，呈現強烈對比。
打造一個共存共生的海域
在一個晴朗的秋季上午，漁民詹大哥載我們出海，短暫體驗漁民的工作情境。船未駛離內港之前，水面平靜無波，我很高興地說，今天浪很小，應該不會暈船，詹大哥輕笑了一聲，「出港之後你就知道了。」果然，船一繞過圍港堤岸就開始劇烈顛簸，在上上下下搖晃不定的視野之中，我勉強可以辨認出海面上的幾個小浮標，詹大哥詳細解說，這是某某的流刺網、那是某某的定置網，詹大哥的漁船必須繞過這些網具範圍，到更遠之處垂釣。換言之，我們看來一望無際的大藍海洋，其實是各有所屬與用途的海田組合。此時遠處停泊一艘詹大哥覺得陌生的漁船，他說，如果是外地來的拖網船，他就會立即通報海巡署，「漁民最討厭被管被約束，但我們這些漁民還會主動聯絡海防巡警，就是希望官民能夠合作，聯手趕走破壞漁業生態的外來漁船。」
在暈船造成的混沌之中，我卻似乎從詹大哥這樣的漁民身上，看到了一絲海域振興的希望：離岸風機是大型資本的開發案，乍看之下與能源民主的理想相去甚遠，但它的確是台灣面對艱鉅的能源轉型工程時，最能兼顧時間（緊迫）、空間（稀缺），與技術（成熟度）等三項條件綜合考量之後的（不完美）平衡方案；另方面，正因離岸風電開發需要大量跨國資本，涉及高度的政治經濟利害性，其所擾動的公眾爭議才有可能促使政府正視海域總體規畫的必要。但要讓海域真正成為國民共有且能夠生生不息的「大窟田」，首先必須結合具備海洋知識、保育意識與資源管理能力的漁民，共同創造「漁與魚共榮」的友善海域空間。在此目標下，尊重原有生計方式、保留土地與海域多元使用，以及不圍蔽（enclosed）的開放發展方式，不但是漁民合情合理的訴求，更能讓綠電可以貼近人民的日常感知，進而在地扎根、長遠發展。
作者：劉旭鈞（長庚大學醫學系四年級）
「未來學」已是多年來的熱門話題，亦有學院成立「未來學研究所」，而《人類未來方程式》（The Future of Work and Death）就是一部與未來學密切相關的紀錄片。該片從技術發展的角度分別切入工作與死亡的可能未來，訪談生物學家、「未來學家（futurist）」【註1】、跨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註2】、生命倫理學家、人類學家【註3】與企業經營者。這顯示出本片的視野與參考對象，甚至是立場：作為一部以技術發展為前提的紀錄片，其關懷不在於描繪某特定技術的遠大前程，而是關注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與衝擊，並盡可能「兩造並陳」。
兩造，是何兩造？洪靖在對本片的評論〈樂觀或悲觀看待科技？導讀《人類未來方程式》〉【註4】中指出，科技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與科技悲觀主義（techno-pessimism）是人類在面對技術對社會之影響時的態度。洪靖博士從技術哲學的角度出發，爬梳人類歷史上對技術的幾種立場，並指出本紀錄片採取如何不同的態度。洪靖認為本片並未在悲觀與樂觀間選邊站，既不美化技術，也不對之過度警戒，而是對科技與技術之關係，採取「共伴（co-accompaniment）」態度：不要預做決斷，也不能撒手不管。
對稱且謹慎的敘述方式，確實讓本紀錄片得以容納不同面向、立場的說法，使觀影者得以在未來學對技術的裝飾與警示間，摸索思索技術、應對未來的可能方案。然而，本片的主題與關懷範圍，未必全然如此對稱；此外，本片的部分預設也可能使之略過一些應被追問的議題。以下將先討論本片的二項主題，「工作」與「死亡」，以釐清本片的論點與閾限。
本片從製造業、醫療產業、金融業的自動化與機械化，談工作如何可能被取代。這些取代與技術發展基本上都難以反駁。對照個人在二年級「初步見識醫院」課程時，曾聽精神部主任談到：「你以為醫生工作不會取代？什麼病人比較想要有人情味，只有外科醫師那些工匠才會被達文西手臂取代。可是沒有喔，調查做出來大家還是比較想要被機器看。我們內科醫師也會被取代。」三年級時，解剖學課程中的病理科醫師演講，則提到醫院如何使用資訊技術判讀病理切片，但同時強調醫師不會被取代。
基本上，本片訪談者提到的上述三個行業中，醫療產業大概是最多人認為「難被機器取代」的工作，或者只會被部分取代。然而，醫療現場的焦慮，似乎部分呼應本片的說法。當然，上述的學習經驗只呈現醫學界的部分觀點，也有許多報導與研究再三指出「患者較偏好醫師而非AI」。【註5】
本片接下來談到的工作危機，基本上只走一條路：失業。藉由探討失業，以及失業背後的其他更多提問，本片完成關於工作的探問。這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一）指出必定有轉換期，但轉換期中間的事情似乎有很多風險；（二）工作到底是否真有必要？；（三）轉換期不是中性的，可能涉及到政治的重新分配。
在談（一）轉換期時，他們指出現在有大量大數據分析的職缺（20萬個），且工作的「型態轉變」可能是從原本現在的工作轉移到「對機器進行編碼／寫程式」的型態。這件事情相當真切，在台灣也是如此：聯成、巨匠、台大、資策會及其他多所院校皆開設工程師訓練班，教導如何寫程式，報名人數增幅極大【註6】。此類課程的興盛呼應著就業市場的需求。這意味著，本無資訊科學背景者，在進修程式語言後，可能成功找到前端工程師的工作。我們確實身處轉換期中。這不是任何人可以說「好，現在開始」才開始的事情，也絕非說出那句「開始」才會真正開始。邊界是模糊的。
當然，許多受訪者都意識到了問題——轉換期間，終有大量的人要失業。他們也指責另一群受訪者——許多自稱「未來學者」、「跨人類主義者」——只會裝飾出未來的美好圖像，卻刻意迴避人類的基本需求，以及如此轉換將帶來的龐大代價。而未來學者則會提出「新盧德主義分子（Neo-Luddites）」【註7】作為回擊。這是一種普遍、科技至上主義者的論調，我們應該不會太陌生，因為英國的技術官僚C. P. Snow在提出「兩種文化」時，就罵人文學者是「盧德主義分子」。【註8】
在談到（二）工作之必要性時，我認為未來學家並未被駁倒。無論是援引馬派思想或是直搗「生命意義」，基本上都還是可以讓觀眾接受並支持「少了某些工作，我們可以探問人類的真義」的論點。然而，重點其實還是在（三）：政治手段與重新分配。受訪者之一、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與哈佛大學的Vivek Wadhwa甚至說：「我懷疑那些人有沒有靈魂，他們是否有人性價值？我擔心極富的人不與人接觸，缺乏人性。」無論這樣的語言是否公允，我們應該都還是會同意，以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想要走向後人類或全自動，都必然是一場災難與惡夢。受訪者紛紛以美國為例，Martin Ford則指出「美國一半的人口都很保守，不太認為市場真的需要控制」。以第一世界為中心的全球，必須重新分配資源，但至少從美國的觀點而言，這一切就有極大困難。
我認為本片在「工作」的討論，成功並陳兩造，並也非常誠實地呈現自動化技術取代人類工作的必然未來及其弊端。片中，本段落以顯示「貧富差距」的數據作為小結。這不只是呼籲政治改革以應對未來，更是以此討論為窗口，提醒觀眾當代當下的政經體制造成的實際問題。未來的問題，關乎今日。
本片在討論「死亡」時，呈現手法就出現了斷裂。或者，是討論議題並沒有辦法緊密接合。不過，當跨人類主義者以「腦機接面」討論意識的存續，其生命／死亡觀本就充滿斷裂。這似乎難以避免，畢竟接面（interface）本身不就意味著斷裂嗎？
什麼是接面？「我們不取『介面』而改用『接面』，希望回歸較偏向『不連續』的原始用法：『接面』就是物質與物質或介材與介材交接所形成的表面或接觸面。」【註9】廖朝陽在援引各種說法來談他的接面概念時，指出是兩種不同的介材，彼此交互作用、試圖平衡，當然也可能爆炸。而本片在談死亡的時候，也正充滿各組「兩種介材」之間的對立。例如：肉體與機器、被重視的病與不被重視的老化。
本片在「死亡」這段的探討方式是「接面」的。會讓人發現其接面，就是因為接不起來：本片首先探討「延長壽命」的可能，接著跳出去討論機器化的人類意識，最後卻又突然跳回來談到「延長壽命或不死可能造成的資源問題」，且談論此問題的方法明顯是回到具有肉身（embodied）的延長生命。這是斷裂的。因為如果採取前者的方案，後者不會發生——當我們看到Istvan與Scott在訪談中一下被節錄「上傳到電腦的意識」一下又在談「拿證照才能生多於一個小孩」，是很奇怪的事。這樣的斷裂，究竟意味著什麼？跨人類主義者對於生命與死亡的想像，可能是混亂的，他們對於未來社會面貌的想像，也因此有了漏洞。
接面也存在於「上傳」這件事情本身。當人的意識透過被機器保存而得到永生時，永生的是機器裡的意識，不是具身的人。甚至，這樣的上傳其實是一個人格的讓渡，把人格從腦讓渡到數據身上，這具有本體上的不同。N. Katherine Hayles曾透過文獻爬梳，指出後人類的種種思潮建基在對於訊息的去身化（disembodiment）與去情境化，然而訊息才不會這樣自然地流動。【註10】本片固然戮力呈現「跨人類主義者」的種種立場及其反方說法，但是卻沒有去問什麼是人類，什麼是「跨人類」——彷彿跨到數據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現象，彷彿跨人類是不說自明的理論。並且，似乎也沒人想要討論被數據化的人類意識，如何可能實踐民主（如投票）的行動，更遑論如何避免中心化的數據處理方式可能帶來的極權統治。
本片毫無疑問著眼於大問題。但是，有一些更基本但重要的問題只是輕輕帶過：例如，醫療化（medicalization）與失控的正常。技術哲學家Ciano Aydin曾批評跨人類主義者在無視處境與脈絡的情況下，草率界定出「正常」與「增能」的概念【註11】；「正常」在STS及相關學門中，也是一個被挑戰的概念：曾經，就連女性的更年期也被當成「不正常」的病態現象來處理，須廣泛施以荷爾蒙替代療法（HRT），但隨著其乳癌與失智症之風險在2002年以後被廣泛討論，北美停經學會（NAMS）開始支持其他草藥療法的試驗，人們也逐漸將其歸為老化的一部分。【註12】而在本片中，老化現象被視為病態，或者醫療應該解決的問題，而其動員的大量論述及其反對者都在本段落中失蹤，只剩下跨人類主義者如Istvan「不支持延長生命是種犯罪⋯⋯就是在支持殺人」的宣稱。
本片以美國的技術與政治經濟現況為討論出發點，並強調應該由第一世界進行改革，以解決現在的問題，以因應（如果現在不改變則）可能更加不平等的未來。片中援引的種種案例、攻防、體制，全部都是西方的。然而，在地世界（local world）的生活真的足以被西方的模式描述、規範嗎？
西方框架下的「平等」，如果放到本片著眼的烏干達，則會變成將西方（改革後）的體制與物質強加在這個非洲的國家上。然而，非洲有繁多的部落，有自己的信仰。西方規範的影響在二十世紀的後殖民反思中已經清楚呈現，種種醫療人類學的研究也呈現出現代世界之不現代。當西方的跨人類主義者或未來學者們自居為未來的救世主時，可能還是要看看殖民史。誠如本片中採訪的英國作家Will Self所言，這些討論未來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後啟蒙的（post-Enlightenment），而帝國主義中暗含的「啟蒙」也已造成當今的難題。
本片的製作者可能同樣沒有意識到此事，只將烏干達及其居民【註13】作為「不平等」的受害者，卻忽略一件事：就算將第一世界的資源貫注其上、平等分配，世界依舊不會依照西方人想的方式轉動，烏干達人的受苦也不會因此而解決，因為「資源分配」這種去歷史化的觀點，無法分毫說明文化與歷史、殖民與帝國主義，在烏干達的糾纏。
透過本紀錄片，我們可以看見部分未來學家、跨人類主義者如何以種種願景裝飾著技術複合體的未來，也能看見另一群人疾呼示警。本紀錄片提醒觀影者思索改革的必要，也指出由技術引致的工作與死亡之未來處境，將直接質問人類的本質。我們固然要與技術「共伴」，但是「共好」的願景，則有比本紀錄片主軸更深沉而複雜的面向。穿過未來學對技術的裝飾與警示，我們必須重新思索，在技術成為前提的時代裡，究竟何謂「共」與「好」。
【註1】本片中擁有此頭銜者甚多，如Gray Scott、Martin Ford、Peter Cochrane⋯⋯等。
【註2】本片訪談的Riva Melissa-Tez與Zoltan Istvan皆是跨人類主義倡議的重要人物。見https://www.kurzweilai.net/transhuman-strategies
【註3】片中的人類學家是Joanna Cook。相較於本片眾多的未來學家，人類學家對種種問題的著眼點，顯得相當不同。Cook任職於倫敦大學學院。她的研究主題與東亞的宗教相關，是一名醫療人類學家。見：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people/joanna-cook
【註4】洪靖，〈樂觀或悲觀看待科技？導讀《人類未來方程式》〉，Giloo影音，Aug 20, 2019。取自：https://giloo.ist/readings/420af5e5-100d-44ff-ac2f-e004b70ce582
【註5】相關研究與報導極多，僅舉例：Carolyn Ritter, Patients Are Resistant to Medical AI and Prefer Human Medial Providers, New Studies Finds. New York University, Sep 10, 2019. From: https://www.nyu.edu/about/news-publications/news/2019/september/patients-are-resistant-to-medical-ai-and-prefer-human-medical-pr.html
【註6】蔣曜予，〈為何大家擠破頭也要學Python與C++？程式語言有什麼重要？〉，數位時代，Feb 19, 2020。取自：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455/ntu-cool
【註7】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工業革命與自動化機械使大量工人失業。以盧德（N. Ludd）為首的工人群體主張此新技術將奪走更多工作，故砸毀工廠裡的新進紡織機，阻撓新式科技的引進。此後「盧德主義」、「新盧德主義」便經常被用來指涉反對技術革新的行動與思維。
【註8】C. P. Snow，《兩種文化》，林志成、劉藍玉譯（台北：貓頭鷹，1953/2020），頁77。STS學界對Snow的觀點頗有批評，如David Edgerton認為Snow的觀點始於一種「自由派的軍國主義」，扭曲英國的技術史。傅大為則認為「兩種文化」的談法忽視科學本就浸潤在人文社會世界中；在1990年代「科學論戰」與震撼文化研究學界的「Sokal事件」後，傅大為則呼籲科學與人文要超越這種框架。詳見：（1） David Edgerton，〈反歷史的C. P. Snow〉，傅大為、雷祥麟、吳嘉苓《科技渴望社會》，頁118。（2）傅大為，〈兩種文化的迷惑與終結——從Science Studies觀點看「索可事件」、「科學戰爭」〉，頁14。
【註9】廖朝陽，〈接面（Interface）〉，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群學，2019），頁219-220。
【註10】Hayles在指出此事的同時，也讓梅西會議（Macy Conferences）中的議程助理Janet Freed出場，對比出會議中掌權的男性與處理眾多會議資訊的女性，於「訊息的（去）實體化」可能有極不同的感知與想像。作為女性，Janet Freed謄錄訊息、以身勞動，「知道信息絕不會去實體化，訊息也不會自行流動」。詳見：Nancy Katherine Hayles，《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賴淑芳、李偉柏譯（台北：時報，1999/2018），頁151。
【註11】Ciano Aydin. Extimate Technology: Self-Formation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 (Routledge, 2021), p. 187.
【註12】Margaret Lock and Vinh-Kim Nguyen, An Anthropology of biomedicine (Wiley, 2018), pp. 46-47.
【註13】本片在引述烏干達醫師Nicholas Kamara的說法時，提到當地還在使用前抗生素時期的方法來治療滴蟲病，因為「沒人發明新藥」。這可能是翻譯或表達問題，因為滴蟲病是相當容易治療的寄生蟲症，有定型的治療方式，也是使用抗生素。當這位醫生提到「前抗生素時期」時，基本上就意味著他知道有抗生素時期的治療方法。問題應該不在藥物是否被「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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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旭鈞，2000年生，台北人，現為長庚大學醫學系四年級生，平時練習各式寫作。本篇評論改寫自2021年全國夏季學院之「技術哲學導論」課程作業；感謝授課老師洪靖對本文的建議與指導，以及「STS多重奏」主編劉湘蓉對本文的編輯、建議與審閱，惟文責由作者自負。本文經作者同意同步刊載於STS多重奏以及個人Medium。
審稿：STS多重奏編輯 劉湘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