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永昌
整理：STS多重奏編輯群
科技國族主義在台灣
「科學與國族主義可能是現代性最重要的兩個特質，但它們兩者的關係，卻令人意外地未受到關注。」這是歷史學者Hiromi
Mizuno寫在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期刊2012年Science and Nationalism專題的開場白。熟悉社會學和STS的讀者可能感到詫異：科學與國族主義怎麼可能沒有關係？沒錯，它不是缺乏關係才未受關注，而是太有關係、太習以為常了，才沒被重新問題化。科技國族主義研究的基本目標，就是要清楚指出科技國族主義完全是人為建構的，並且具體地分析建構的手法，指出是誰在建構、怎麼建構、建構成什麼形式，以及哪些人從中獲益。本文就要以戰後台灣的經驗資料為例，試圖勾勒科技國族主義在台灣的基本輪廓，同時也拋磚引玉，邀請有興趣的研究生投入心血，豐富這條論文生產線。
目前與戰後台灣科技國族主義有關的文獻，主要集中在「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相關的討論裡。發展型國家緊密結合經濟發展與國家發展，並且把科技發展當作經濟發展的途徑。發展型國家在台灣又和「復興中華」的政治論述結合，形成「科技倡導、經濟發展、國族復興」三位一體的發展策略（張國暉 2013）。但是，在發展型國家理論中，科技發展是先被轉換成經濟利益，才與國族主義連結，然而科技有自己的特性，科技與國族主義也不必要經濟因素中介。比如：實驗室生產的人種知識，就可以被社會運動團體直接用來挑戰既定的國族範疇（蔡友月 2014）；分析2003年和2013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資料，民眾最有感的國家光榮項目是科技成就，遠比經濟成就還要有感【註一】。本文的分析要先把「經濟中介的科技國族主義」擺一邊，回到科技與國族主義的直接關係上，先歸納戰後台灣科技國族主義論述邏輯的三種主要類型，再以「科技成就的國家光榮」為例，具體指出論述邏輯的建構手法。
研究方法與初步量化分析
本文的研究資料來自新聞報導，研究方法則是內容分析法和檔案研究法。內容分析法是一種類似實證邏輯的研究方法，試圖以經驗資料的歸納來區辨資料範疇和分析單元，並且將文本資料導入一套標準化的系統性化約中，將文獻中的內容分門別類，加以量化分析，得出強度、頻率與相關性等具有社會科學意義的研究結果（徐振國 2012；Roberts 1997）。用內容分析法來歸納新聞報導，可以幫助我們掌握科技與國族主義如何在公共論述中有邏輯地連結，也方便我們觀察論述邏輯的幾個類型怎麼在歷史中消長。但是，內容分析法只能粗淺地反映資料特徵的數量關係，若要進一步考察論述建構的手法，仍得聚焦到特定事件上，分析新聞報導的完整內容。
本文採用的新聞報導，來自聯合知識庫收錄1951至2015年的《聯合報》。《聯合報》是目前電子化報紙資料庫中橫跨時間最長，並且長時間維持高發行量的代表性媒體。1980年代以前的聯合報具有官方色彩，反映的是官式科技國族主義論述邏輯。資料庫的使用方式是輸入關鍵字到搜索引擎，系統會回傳包含該關鍵詞的所有報導。首次搜索前，必須推想科技國族主義報導理應包含的關鍵詞。第一組關鍵詞是國族主義共同體的自我指涉詞彙：「中國」、「中華」、「台灣」、「我國」、「民族」。沒有包含上述關鍵詞任一者，幾乎不可能是科技國族主義報導。第二組關鍵詞是「科學」或者「科技」。本文納入分析的報導，指的就是包含第一組關鍵詞任一者，且包含第二組關鍵詞任一者的所有報導。未納入「技術」一詞是因為技術的詞意隨著時代有明顯變化；未納入「醫療」、「資訊」、「生技」、「綠能」等與科技有關的詞彙是因為這些詞彙太多了，不可能窮盡。這樣的關鍵詞範圍設定當然有缺陷，既涵蓋不足也涵蓋過廣，但不至於失去分析的參考價值。
逐一檢閱報導內容，可以歸納出戰後台灣的科技國族主義的三類論述邏輯。這三類論述邏輯，依其特徵命名為「科學救國」、「科技自立」與「科技拼第一」。報導中除了上述關鍵字之外，另外包含「復國」或「救國」的，屬於科學救國類；包含「自造」、「自建」、「自力」、「自立」的，屬於科技自立類；包含「第一名」、「首例」、「金牌」、「冠軍」的，屬於科技拼第一類。每一類都有收錄與國族主義無關的報導，因此需要附加其他關鍵字把它們盡量排除掉。最終的分類採用的關鍵字組合與收錄的報導筆數如表一。同一篇報導被重複收錄在兩個類別的情況相當少見，可見這個分類是乾淨的。圖二是三類論述邏輯報導數量的逐年變化，表二則是進一步類型化三個論述邏輯的敘事框架。
表一 救國、自立、拚第一的關鍵詞及總筆數
資料來源：聯合報資料庫，研究者自行統計
圖二 救國、自立、拼第一報導數量逐年變化圖
資料來源：聯合報資料庫，研究者自行統計
表二 戰後台灣科技國族主義論述邏輯的八種常見敘事（白底）和三種最常見敘事（灰底）
資料來源：聯合報資料庫，研究者自行整理
論述邏輯的建構手法
在了解科技國族主義的論述邏輯和八個常見敘事框架後，我要進一步指出論述邏輯的建構手法：專斷連結歷史、遮蔽跨國性以及限縮比較範疇。表二的歸納適用在小型科技國族主義事件中，這些事件通常只佔幾天版面，不會得到數週甚至數月的報導。接下來的討論，我要以特別重大的科技國族主義事件為例──李遠哲獲諾貝爾獎、IDF戰機與中華衛星一號，以及忠仁忠義分割手術──這些事件均得到超過半年的媒體關注。
一、科學救國：專斷連結歷史
……十九世紀的中國由於科學落後，兼以清廷昏瞶，形成國力衰弱，國勢頹喪，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競爭中，不知受到多少屈辱與侵略。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創建中華民國，早有「科學救國」之議，良以科學盛衰關係國家興亡，既深且鉅。近年來中國人在科學界的成就非凡，代表現代科學最尖端發展和最高度成就的諾貝爾物理及化學獎，先後已有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四位得主，這四位是四座突出於水面上的冰山，在下面有更多的中國科學家，將會一一脫穎而出。他們伋伋不息的努力，必可為中國人不斷的爭取光榮！（聯合報1986-12-12 第三版）
1986年李遠哲獲得諾貝爾獎，在國內引起廣泛討論，上述引文就是「科學救國」的一個典型論述：把李遠哲的個人成功連結到「中國人」的民族興衰，附會出個人努力背後的「救國」意涵。但是，只有以「恥辱的過去」為前提，今日的科學成就才能展現出「救」的意義。因此，台灣的歷史必須先和日治時期的科技發展記憶斷裂，並嫁接到中國晚清以降被西方科學欺凌的歷史，才能喚起「艱難中忍辱負重、努力復興中華」的歷史使命感，以及「在科學上急起直追」的救國方法論。這是國民黨政權通過歷史詮釋而建立起來的意識型態，既非必然也非自然。李遠哲是日治台灣新竹州人，在美國完成學術訓練、以美國人的資源完成實驗，李遠哲的諾貝爾獎能夠以科學救國的姿態成為「中國人」的光榮，是專斷連結歷史的結果。
二、科技自立：遮蔽跨國性
1970年代對外局勢的崩潰，挑戰了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也挑戰了中華民國的中國正統。國民黨因應的策略是端出「自立自強」的宣傳口號，這是後來「科技自立」論述的源頭。
1988年8月，國防部在郵政博物館舉辦「八二三紀念特展」，首次提供自主防衛戰鬥機（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IDF）發展過程的彩色紀錄片【註二】，刮起一陣「國產戰機」旋風。國防部選定蔣公紀念日當天，於慈湖舉行發動機啟動儀式，並命名為「經國號」戰鬥機【註三】。胡志強認為這個命名「是以保國衛民的工具來紀念經國先生帶給國人的安全感」【註四】。很快地，IDF戰機在媒體論述中成為技術自立的象徵【註五】，IDF 飛行員也與八年抗戰「中華空軍健兒以鮮血染紅神州的藍天、立下彪炳戰續」的歷史敘事相連，召喚國軍的「巨鳥英魂」【註六】。但是，IDF雖然號稱自製，其渦輪增壓器卻是在美國蓋瑞特公司（GARRETT）的技術移轉之下合作研發的，並非國人自製【註七】。大眾引以為傲的「國產」發動機，也被軍事專家道破「推力不夠」【註八】。「自製」似乎更多是遮蔽了跨國性的政治口號，未必是技術事實。
同樣的建構手法也適用1999年1月28日升空的中華衛星一號。這個號稱「中華民國第一支自己的衛星」僅有五個元件是國內自製：衛星電腦、太陽能電池板、遠端介面組件、濾波器，以及衛星天線。除此之外，衛星本體的其他構造、發射衛星的燃料火箭，都是由其他國家委託生產。「自立」的背後是遮蔽技術的跨國性，這在當時已被部分民眾看穿：
「歐洲」的火箭，噴著熊熊的烈火，載著「法國」製造，中華電信「買」來的「中新一號」衛星，在「法」屬圭亞那筆直衝上天空的畫面，不知道引起多少人的振奮？年底，「美國」的火箭，噴著熊熊的烈火，載著「美國」製造，國科會「測試」的「福爾摩沙一號」衛星，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筆直衝上天空的畫面．將再次出現在螢光幕上，不知道又會引起多少人的振奮？台灣的衛星發展在蹉跎了將近十年之後，總算是跨出了一小步，只可惜本來的畫面應該是這樣的：中華民國「中科院」自製的火箭，噴著熊熊的烈火，載著「國科會」製造的「福爾摩沙一號」衛星，在「屏東九鵬」火箭發射場，筆直衝上天空，全台居民漏夜守著電視觀看發射過程，其狂熱程度不亞於三十年前的紅葉少棒隊痛擊日本隊……」
（聯合報1998-08-27民意論壇）
三、製造第一：限縮比較範疇
「科技拼第一」與「科技自立」同樣在1970年代出現，兩者都是對外交挫折的反應，但後者是危機當頭亟需站穩腳步，前者是爭取能見度、回應國際社會的不承認。然而，即便像「第一名」這樣看似無可爭議的頭銜，同樣可以是建構的，1979年的忠仁忠義分割手術便是如此。
台大醫院昨天正式向社會宣布連體嬰分割手術「完全成功」，對於這次手術的成功為中國人帶來的榮耀，台大醫院全體醫師都感到無比的驕傲，他們尤其感謝社會人士熱心的關懷。台大醫院外科主任洪啟仁主持昨天下午的慶祝茶會及慶功宴。他表示，這次手術他只是召集人，並未參與實際分割過程，但對於全體醫師的傑出表現，他替大家感到驕傲，中華民國的醫療水準總算爭到了世界第一的地位──張忠仁、張忠義兄弟是世界上第一對分割成功的坐骨連體男嬰。（聯合報
1979-09-10 第三版）
西方早在17世紀就有連體嬰分割成功的手術記錄（Kompanje 2004），忠仁忠義絕對稱不上第一例。但忠仁忠義的確是世界第十三例接受分割的「坐骨」連體嬰，也的確是第一例接受分割的「坐骨」連體「男」嬰。通過層層限縮比較的範疇，忠仁忠義成功地按上了「世界首例」的頭銜。為了強化「首例」的戲劇張力，媒體也特別渲染手術的「登天」難度，但醫療團隊召集人洪啟仁卻在若干年後的訪談指出：
那次手術其實並不難，台大醫院早已具備這個技術，我們是有相當的信心與把握的。嚴格來說，這個刀只是比較花時間而已。但是既然有了我們就去做，表示我們外科到了一定的水準，這是給我們外科界一個信心，而且也會給我們的社會、民眾甚至政府都有這個信心。（台灣外科醫學會2002：254）
洪啟仁醫師已經察覺到分割手術在當時的政治功能：替台灣外科界和社會注入信心。通過「製造出來的世界首例」與「創造出來的手術難度」，一場並不困難的手術被媒體誇大為醫療水準達到世界第一。這種「科技拼第一」正是在台灣特殊的國際局勢下萌發出來的。手術團隊陳維昭醫師也有感於此：
我們那時候的社會老實講比較沈悶，因為退出聯合國，還有加上中美斷交，所以事實上整個社會的心情比較沈悶的時候，其實需要一點刺激，所以這個變成一個大家很集中、很注意的，就好像這個成功的話，對大家好像整個民心多少有一點鼓舞自己的作用，雖然這個是個單純的醫療問題，但是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這樣子的效應。（台灣外科醫學會2002：254）
小結
通過專斷連結歷史、遮蔽跨國成分和限縮比較範疇，一位科學家、一架戰鬥機、一顆衛星與一場手術被強加了「救國」、「自立」與「世界第一」意涵。科技成就於是扮演了凝結核的角色（medium of integration），召喚並且匯聚集體的情感，在頌揚共同體的同時也再次確認「我們」的想像。
戰後台灣的歷史經驗裡，1990年代以前的科技發展資源是掌握在國民黨政府手中，利用科技成就來鞏固官式國族主義，也成為國民黨政府抵抗外交困境、宣揚政績的拿手技法。無論是投入龐大資源發展長期國家型科技計畫取得成果，或者是單純以論述收編民間的科技成就，都有鞏固執政正當性和官式國族意識型態的效果。國家光榮感召喚出來的跨族群狂熱也提供媒體需要的關注量，所以每逢科技成就總能激起一連串即時、誇張並且煽情的報導。
科技特性則是阻礙了民眾看穿「救國」、「自立」、「第一名」的虛構成分。正是因為技術物的專業性，民眾無能分辨戰鬥機、衛星火箭的組成部件，不能自行了解其中哪些部件是誰生產的；正是因為科學實驗的複雜性，民眾不能掌握諾貝爾獎具體需要多少專業訓練和實驗室資源的挹注，也不能判斷台灣到底貢獻幾分；也正是因為技術凝視的身體有著層層套疊的分類，使得範疇之下還有範疇，忠仁忠義才能順利以「坐骨」連體「男」嬰限縮成「世界首例」。
簡而言之，是政府與媒體攜手建構了科技國族主義論述（如圖四）。參與狂歡的民眾則受制於科技的專業性、複雜性和分類的套疊性，不易洞穿論述邏輯的虛構成分。他們的信念式支持最終使得他們成為鞏固政權的共謀。
圖四 戰後台灣科技國族主義的誕生途徑
【註一】此題題目為「對我們國家的下列幾項事情，請問你感到光榮或是不光榮」，題目選項除了科技成就和經濟成就外，還包括民主政治、外交成就、軍事力量、我國歷史、文學藝術、運動表現、社會福利、公平社會。此分析結果係綜合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3年和2013年的資料。儘管兩次的答項並非完全相同，2003年的答項是「非常光榮、有些光榮、一點點光榮、一點也不光榮」，2013年的答項為「非常光榮、有些光榮、不太光榮、一點也不光榮」，但仍得以使用反向編碼進行比較。下方表格數據是排除遺漏值並反向編碼（非常光榮=4、一點也不光榮=1）求取平均後的結果。
【註二】〈我正自製高性能戰鬥機〉，《聯合報》1988年8月28日／02版／國內要聞。
【註三】〈蔣公誕辰 慈湖呈獻發動機〉，《聯合晚報》1988年10月10日／01版。〈告慰 蔣公在天之靈〉，《聯合晚報》1988年10月27日／01版／要聞。
【註四】〈國人的結晶大家來命名〉，《聯合晚報》1988年10月22日／04版／社會。
【註五】〈經國號〉，《聯合報》1988年12月11日／03版／焦點新聞。
【註六】〈中國天空巨鳥魂〉，《聯合報》1992年8月13日／23版／萬象。
【註七】〈IDF 發動機 成就在哪裡〉，《聯合晚報》1988年11月11日／03 版／話題。
【註八】〈國產新戰機 IDF 首度公開〉，《聯合晚報》1988年8月27日／01 版／要聞。
參考文獻：（以台灣社會學期刊格式撰寫）
台灣外科醫學會（2002）《台灣外科醫療發展史》。台北：唐山。
張國暉（2013）〈國族渴望的巨靈：台灣科技官僚治理的中國脈絡〉。國家發展研究，第12卷期，頁73-132。
蔡友月（2014）〈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原住民 DNA、台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台灣社會學，第28期，頁1-58。
Amir, Sulfikar. (2007) Nationalist rhetor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Indonesian aircraft industry in the New Order regime. Technology
in Society 29: 283-293.
Kompanje, Erwin J. (2004). The first
successful separation of conjoined twins in 1689. Twin Res 7(6): 537-41.
Mizuno, Hiromi. (2012) Introductio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1):1–8.
Roberts, C. W. (1997).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 and transcrip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作者介紹：
楊永昌，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大學時期習慣用社會學思考所有事情，現在則是努力擺脫樣板化的社會學思考，希望找到這個學科真正有價值的地方。
*本文經作者授權後，由STS多重奏編輯群整理自作者的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並經作者修改確認後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