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mily（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一）
（註：因文章內容涉及個人特定生理經驗故擇以筆名發表本文）
作為一名生理女性，每次與月經相遇都是纏綿不清的心酸血淚史。這一段「孽緣」關係既合作又對抗，愛恨交織數十年。為了解決傳統衛生棉帶來的煩悶異味，我下定決心與糟糕經驗告別，晉升成為棉條愛好者，享受再無煩惱的生理期體驗。我想，即使月經來潮是每位女性的共通經歷，多數人提起恐怕只想避而遠之，撇除生理期不適帶來的種種困擾，如腹痛、腰痠、冒痘、嗜睡，部分存在的心理負面感受，可能源自社會文化結構的外在影響，特別是其外加於女性身體的詮釋。因此生理期是否等於痛苦的代名詞？恐怕得回溯社會結構的運作，讓我們在脈絡下檢視權力不平等的關聯。
作者：劉湘蓉（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二）
2017年瑞典臨床心理學家Samuel West以「展覽失敗」為名，在瑞典赫爾辛堡成立「失敗博物館」（Museum of Failure），專門展示世界各地失敗的產品及服務。希望人們更重視失敗的風險，並能更有建設性地看待「創新—失敗」之間的二元關係，無需避諱討論失敗。應是廣受好評，短短幾年的時間，失敗博物館已在瑞典、美國、中國、法國等地巡迴9次，於2021年末到台北展示。
失敗博物館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主要是展示內容關於失敗的「非人」創新；從抽象無形的語言、網路、數位軟體，到具體有形的醫療器材、建築、船舶、汽車、飛機等，都是展示項目之一。其次，則是想滿足我的好奇心：失敗博物館如何定義和詮釋這些非人的「失敗」？
作者： 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
※ 本書摘節錄自 Deborah R. Coen 著，翁尚均譯（2021），《帝國、氣象、科學家：從政權治理到近代大氣科學奠基，奧匈帝國如何利用氣候尺度丈量世界》（Climate in Motion: Science, Empire, and the Problem of Scale）。麥田。第六章，頁239–247。
※ （⋯⋯）為編者所加。
本書封由麥田出版提供
一九○一年，奧地利科學院慶祝 ZAMG 成立五十週年。慶祝活動是在科學院華麗的禮堂內以帝國氣勢的排場舉行。學院的名譽院長雷納大公（Archduke Rainer）致開幕詞後，將後續交給了自由主義派的教育部長威廉．馮．哈特爾（Wilhelm von Hartel）。哈特爾有幸宣布了 ZAMG 一項雄心勃勃的新計畫：該機構積累五十年的觀測數據「將很快出現在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中，它將詳細描述我國如此多樣性之各地區的氣候，目的在於造福所有的人。」此計畫的宏圖，一方面在於實現對整個國家做出前後一致、有條理之描述的夢想，另一方面又要合理處理「各組成部分的多樣性」。本章將聚焦於這個主題。
（⋯⋯）
「氣候書寫」（climatography）一詞在一八一三年進入英文，並在一八三○年代為德文所採用（參見《牛津英語詞典》）。但是，由於長期的區域天氣數據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提供，因此當時還不是一種定型文類。一八○○年之前，沒有哪一個觀測網絡能存在超過二十年。氣候書寫基本上是奧地利、俄羅斯、印度和美國這些大陸型帝國的作為。帝國的氣候書寫，最主要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應運而生，以此將各個區域間的經濟關係加以合理化並且整合。就像我們將在下文看到，如果要在變化持續發生的地方畫出邊界，其過程便需要關注多重尺度的現象。作為一種體裁，氣候書寫因此具有能讓局部─全體的相互作用及變化模式均清楚可見的潛力。
接下來要講述的環境書寫，便是這一文類發明的故事。《奧地利的氣候》（Climatography of Austria）是在地理學家尋求新的文體策略階段中所成形。美國地貌學家威廉．莫里斯．戴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在一九○四年主張，書寫現代地理學時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不能把地球單純視為「人類的家」，而應將地球當作最廣義之「生命棲所」。他建議將「本體書寫」（ontography）一詞用在地理有機的部分。「本體書寫」將是對環境之生理反應的空間分布的紀錄。如果將其置於時間順序之中，它將變成「本體論」（ontology），記錄「對不斷變化之地球的有機反應順序」。氣候書寫是應對此一文體挑戰的另一種解決方案，而以羅伯．尼克森（Rob Nixon）的話來說，這種挑戰就在如何對「分散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環境變化「擬定並給與象徵性的形態」。
本章以兩位具有共同背景和興趣的人（小說家阿達爾貝特．施蒂弗特和地球科學家卡爾．克雷爾）在一八四○和一八五○年代，用文學風格語言表述「奧地利難題」一事作為開場。（⋯⋯）我們將看到克雷爾和施蒂弗特如何各自磨練出一種書寫風格，也就是對於「小東西」的關注，比方從昆蟲的行為到苔蘚的形態，再到氣壓的波動等等，但其論述的目的在於闡明這些「小東西」在帝國以及宇宙間的重要性。接著，我們將探索氣候書寫此一意在解決哈布斯堡王朝尺度問題之文類的發展。為此，此種書寫一共動用了四個主要觀點：來自中央觀測站（記錄大氣現象進入和離開觀測視野時的情況）；中央觀測員（從上俯視整片地表大氣現象所產生的影響）；在地配合之觀測員（他們一起將目光投向天際）；以及在全國疆域內移動之個別測量員（或機械地或感性地記錄了大氣現象）。
但是，首先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什麼不算氣候書寫？」。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宇宙書寫」（cosmograph）都是融合描述環境物質特徵與人文特徵的一種文類。最近的學術研究認定文藝復興時期的宇宙書寫是受烏托邦理想鼓舞、具深刻人文主義和豐富想像力的文類。就像古代希臘羅馬的先例一樣，它既是自然史，又是民族誌，並且常常採用敘述形式。到十六世紀末，宇宙書寫實際上已經「消解」了：數學製圖學、天文航海、水文學和大地測量學（geodesy）等學科從描述性地理學、民族學和自然史等學科中脫離出來，前一類成為運用數學的「宇宙書寫者」，後者則可歸入「紀事者」（chronicler）的範疇。此後，以數學性和描述性模式來呈現環境的方法，其間的距離是越來越遠了。到了十九世紀末，人文科學設法定義自己的方法，以此表示與物質科學的方法不同，但氣候書寫打破了這一走向，並在詮釋和理解、事實和價值之間打破了日趨嚴格的區分。它試圖用文字和圖像來表示某一地區之氣象測量對其居民的意義。
在這方面，氣候書寫的發明可以與亞歷山大．馮．洪堡德宇宙書寫的復振相提並論。洪堡德的《宇宙：宇宙物質描述概要》（Cosmos: Sketch of a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於一八四五年以德文出版，被視為科普著作的典範。該書的旨意在於揭示自然界每一部分的相互依存關係。對於哈布斯堡的博物學家而言，洪堡德對於自然界「多樣性中之統一」的堅持特別具啟發性：
我們如果以理性態度思考自然界（意即以思想過程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它就是多樣性現象的統一體。一切創造物無論形式和屬性如何不同，都會和諧地融合在一起；那是一個偉大的整體……因有生命氣息而顯活潑。因此，對於自然之理性探究的最重要結果，乃是為這種巨大的力量和物質找出統一與和諧。
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科學家而言，洪堡德對文學風格的追求也具有啟發性，這種文學風格賦與測量結果活潑的效果，而不僅是經驗的再現而已：「對自然的描述不應該死板，不應該沒有生命氣息。僅僅臚列出通則，其結果就與積累太多觀察細節一樣令人望而生厭。」例如，洪堡德在介紹從高度經驗性出發且理論上頗受爭議的地磁現象時，並非根據測量經驗來呈現，而是透過口語論述看不見之地表下方與大氣高層之中磁場變化的假想原因。透過這些方式，洪堡德的「對宇宙的物理描述」原本可以樹立哈布斯堡科學界易於遵循的模式。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帝國─王國的科學家從《宇宙》系列中汲取了靈感，就像克雷爾最初對帝國所進行的地球科學調查是受洪堡德所啟發。朱利葉斯．漢恩在一八五九年洪堡德逝世的那年春天，就把四冊的《宇宙》看完，當時他還只是個高中生而已，而閱讀這些書的此種「嚴肅而有深度的消遣方式」讓他享受到「極大的樂趣」，這是當時他始料未及的事。（⋯⋯）然而，帝國的氣候書寫將是一種完全不同於洪堡德宇宙書寫的文類。
漢恩在其一八八三年的《氣候學手冊》中已經明顯不接受洪堡德在人類對氣候的定義中，其中隱含的理想主義。對於洪堡德來說，自然的統一性是由「思考之觀察者的目光」所賦與。相較之下，氣候書寫將氣候視為所有生物的共同現實。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它的觀點是以人類為中心的，這是出於實際目的，而非出於浪漫主義的理想。帝國─王國的科學家贊同洪堡德的觀點，即宇宙中許多「大」的事物僅在人類碰巧存在的這一尺度上才顯得「大」。但是他們從未提議全然放棄人類的利益。相反的，氣候書寫是一種專注於實際目標的文類，它吸引其生計取決於氣象預測的廣大讀者群。
氣候書寫與宇宙書寫還有一點不同：前者致力於（可能有人會說「痴迷於」）呈現在地的局部細節。正如當年的批評家所指出，洪堡德傾向於為了提出普遍概括的通則而忽略在地局部的差異：例如，關於火山的結論中僅描述一般現象，而不著墨各種火山現象的差異。同樣，他在提出欽博拉索山（Mount Chimborazo） 的植物地圖時，只將其視為植物生態與海拔高度的普遍關聯，而忽略了世界不同地帶之山區植被均有其獨特的形態。相反，氣候書寫者認為，即使在帝國的框架內（更不用說在全球的範圍內）在地局部的變異對於整體概況也很重要。
氣候書寫決心要使公眾對量化測量（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有所了解，而不是在文本中將這些測量的出現率降至最低，這也開創了新的局面。洪堡德承認，博物學家對於精確測量是樂此不疲的，但也得出如下結論：過分強調量化分析的結果，會使得他那時代的科學在公眾眼中顯得「無用」。另一方面，氣候書寫者則毫不懷疑自己可以教讀者看懂測量數據的意義。
奧地利的氣候書寫不同於洪堡德的宇宙書寫還有最後比較微妙的一點，那就是前者對德文使用的重視。先前主要以法文出版著作的洪堡德，後來認為《宇宙》只能用自己的母語撰寫。洪堡德撰寫《宇宙》的時候正是民族主義激盪、最後促成法蘭克福國民議會（Frankfurt Parliament） 成立的年代，這讓他對語言表現出浪漫、愛國甚至是神祕主義的看法：「因此，語詞不僅是符號和形式，它還能對思想自由的社群造成神祕的影響，並且在土生之地繁榮滋長。」相反，選擇以德文出版《奧地利氣候志》則是權宜之計：德文是多語種帝國的通用語文。
如果有人宣稱德文或任何其他語文是了解宇宙運作的優勢工具，那將招致帝國─王國科學意識形態的厭惡了。洪堡德假定語言和思想之間存在理想的密切關係，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科學家因體認到語彙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因此寧可維持數字與表格。簡言之，奧地利的氣候書寫與洪堡德的宇宙書寫有其相似之處，因為兩者都承載著「多樣性中求統一」的理念，並且都嘗試了定尺度的壯舉。然而，氣候書寫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地與局部那不可簡化的複雜性，並以量化的精準度達到務實的效果，而這正與十九世紀許多哈布斯堡王朝思想家對德國唯心主義的否定態度一致。
本文由麥田出版授權刊登
作者：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書目： James Delbourgo 著，王品元譯（2021），《蒐藏全世界： 史隆先生和大英博物館的誕生》（Collecting the World: Hans Sloa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左岸文化。
作者：陳世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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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莫頓式科學官僚與知識詮釋的矛盾
Isaiah Berlin提出自由的兩種概念【註6】。「消極自由」指涉一種不受任何外力干涉的狀態，這個外力可能是空間、物質、權力等不同的形式。「積極自由」則說明一種基於自由意志所選擇的追求，或稱為「自主」。這兩種自由的概念不總是相輔相成，反而經常處於衝突的狀態，例如為了社會福利而納稅、為了公共安全而限制個人危險行為等。譚偉恩老師與宋鎮照老師在分析疫情之下人民與政府關係的論著中【註7】，說明基於「安全」（戰爭、經濟崩潰、傳染性疾病）作為目標的政府行動，它的落實便需要付出可能的成本。就如同減損「消極自由」以避免疫情失控導致「積極自由」的自我追尋會受到連帶侵犯，在安全稀缺的政治環境下，「大政府模式」的行政擴權或市場介入都能獲得很高的正當性。台灣社會事實上處在疫情之下的多重矛盾之中：過著幾乎沒有疫情的生活當下，同時抱怨政府的顢頇使疫情爆發；對政府充滿懷疑論式甚至陰謀論式的不信任，但卻沒有做出實際的集體反對行動反制。常民對於社會處境的曖昧態度確實成就了社會控制下疫情守護的成功。然而，公民在危難狀態下讓渡的權力，卻可能遭到挪用與誤用。實聯制簡訊就曾被警方使用於偵辦案件的用途上，即便警方取得簡訊資料的途徑並非經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調閱，但仍在某些程度上違反實聯制「僅作為疫調使用」基本精神【註8】。
即便台灣民眾並沒有基於不信任政府而進行集體的反對行動反制，對於疫情陰謀論式的操作確實也對於公民社會造成了傷害與恐慌。無論是口罩生產與口罩外交、疫調追蹤、「防疫破口」的疑雲、疫苗進口與疫苗副作用、甚至是疫苗優劣的排序，都是在疫情當前持續不斷的爭議；而當政治力量、利益、以及不可避免的中國因素參與在政策形塑的角力中，這些問題就不僅僅是仰賴「純粹科學」所能解決的了。當疫情階段逐步走向後疫情時代，政府治理就必須面對疫情所造成的經濟結構破壞，而相較於危難時刻，政府會相對地喪失集體式「大政府」的正當性；陰謀論所導致之人民與政府互信基礎的傷害與裂解也可能會進一步放慢這個社會復原的進度。基於科學不確定性形成互信破局，我們需要理論分析，來拆解其中的迷霧。以下會以疫苗風險為例，說明單獨的科學無法消除偶然與不確定性，然而常民的思維也並非只是所謂的反智。
台灣COVID-19疫苗接種的爭議與遲疑，很大一部分建立於疫苗致死的流言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將COVID-19疫苗施打後，包括死亡在內時序上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都從寬納入疫苗不良反應的統計中【註9】；民眾也可能在電視媒體的強化報導下，如同MMR疫苗施打與自閉症發生的時序巧合性而非因果性的案例一般，將疫苗施打時序相近的死亡徑直誤讀為因果關係；同一時間，關於疫苗致死國家賠償從寬認定的討論也甚囂塵上【註10】。
對於疑似疫苗致死的分析，從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吳怡汀於2021年9月22日對於行政院長蘇貞昌與衛福部長陳時中針對疫苗議題的質詢可以窺知一二【註11】。吳怡汀的質詢重點整理如下：
（1）吳怡汀說明，近期在媒體新聞上，報導了許多疫苗副作用的狀況，有些甚至是死亡的通報，對於民眾而言好不容易排到疫苗，然而疫苗與死亡的關聯性如何，我們不清楚。陳時中回應，因為台灣對於疫苗嚴重不良反應的通報沒有規範時限，選擇從寬認定，希望能夠從中對於疫苗接種不同的反應樣態有全面的掌握。而AZ疫苗的死亡通報較高，有很高的因素是源自於接種群體比較高齡，而非因果關係。
（2）吳怡汀說明，疫苗絕對是利大於弊，但不會零風險，台灣宣稱疫苗與死亡零關聯，是不是有點欲蓋彌彰？陳時中回應，疫苗的死亡通報的因果性研判目前為未完成判定，而非直接斷言沒有關聯。
（3）吳怡汀提問，疑似疫苗副作用的死因研判如何進行？衛福部說明要等待司法相驗，相關規定由法醫研究所規範；而法務部則回應法醫僅列死因，個案是否因為疫苗死亡需要衛福部的專家會議認定。這是不是兩部會踢皮球？陳時中回應，法醫確實無法判定死因是否是為疫苗，只能提供解剖的死因證據；而衛福部的專家會議則透過這個死因與COVID-19疫苗目前在學界的認定的嚴重不良反應進行比對與研判。
（4）吳怡汀說明，AZ所引發的血栓，也就是VITT（Vaccine-induced immune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a），一直是我們的擔憂。然而VITT診斷最重要的檢測anti-PF4，卻沒有列作常規檢測。那麼衛福部的專家會議到底要依據什麼研判？陳時中回應法醫覺得有必要進行，便會進行檢測。而這是由法醫研究所的操作手冊所指導。此為兩個專業之間的合作（法醫與醫師），法醫基於專業對於死因的認定與操作程序不是我們所能干涉的。
為什麼面對法醫的專業，衛福部長說明不能「干涉」，立法委員卻認為專業之間應成立一種「協同」？科學社會學者Robert Merton曾經提出科學的規範結構，說明存在一組維繫科學家作為整體的常規與價值，而這些具強制性的信條能夠透過告誡與範例的方式傳遞，在約束的過程中強化，並內化於科學家本身，最終形塑出個人的科學上的道德判准【註12】。衛福部長對於法醫專業的理解，便是莫頓式（Mertonian）的科學專業官僚精神的展現。法醫專業只要能夠按循操作指引，並恪守自己的專業與道德判斷，疫苗死亡的政治問題便能在專業的交流之內解決。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以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觀點提醒我們，科學知識的形成與實作必然是嵌合於社會脈絡之中。而事實是，正是因為醫學科學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每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初步說明疑似疫苗致死的個案的死亡原因是源自於主動脈剝離、腦神經病變、慢性問題引起之心肌梗塞等與疫苗關聯度極低情境時，仍舊無法拒絕疫苗引發死亡的可能性，並須進一步進行個案釐清；而直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通報為直接疫苗致死的個案，因此疫苗風險就會被倍數放大，有論者甚至試圖說明「台灣因接種疫苗致死人數已超越COVID-19疫情的死亡人數」【註13】。
然而，將科學官僚所有的行政與科學專業細節公開透明化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Bruno Latour 言明，要在爭論中建立論述／獲勝，必須召集最大數量的忠誠而密切合作的同盟者【註14】。質疑疫苗安全性的文本（文章論述、新聞媒體、立法委員質詢影片、政治文宣）如同Latour說明的immutable mobiles【註15】，透過影像、圖像與文字不斷再製質疑疫苗的論述，造成台灣社會常民對於疫苗的風險感知的敏感度成倍增加。如同《醫學的張力》第八章所提及的案例，MMR疫苗負面的影像能不斷被傳遞，而對於疫苗推廣具正面效果的小兒麻痺已經逐漸絕跡，沒有實時的紀錄或圖像化資源可以反制。對於試圖推行疫苗政策以建立群體免疫的政府而言，其一是台灣疫情目前並沒有發生真正意義上的爆發，透過疫苗安全質疑文本的不斷傳布（無論有證據支持與否），台灣民眾對於感染COVID-19的警覺比接種疫苗可能導致之副作用的焦慮還低；其二是疫苗致死的因果判斷在科學的建立上有高度複雜性，導致從寬認定的時序相關死亡都被理解為因果。基於這個背景，政策制定者幾乎沒有可以操作的論述資源，單獨透過科學的說明則明顯無力。在此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知識詮釋的矛盾：將所有資訊的透明與公開化，會不會在去脈絡的理解下再製成全面否定疫苗immutable mobiles，進而引發民粹式（populism）社會的風險？諷刺的是，在Latour的論述爭議框架之下，專業官僚甚至可能必須期待一個真正病理學解剖學配合下證實VITT導致血栓死亡的罕見個案【註16】，才得以反面證明與宣稱疫苗致死的因果性極為罕見，而進一步排除掉其他當下尚未被科學充分說明的死亡個案。總論而言，透過上述回顧科學官僚運作、媒體傳播、常民風險感知的討論，我們得以將個人與集體之間利益衝突的緊張關係進行擴充，使疫苗醫學的張力放回台灣社會的論述脈絡中。
五、疫苗風險、遲疑與囚徒困境
自台灣疫苗遲疑（vaccine hesitancy）的現象的討論推衍，Michael Calnan與Tom Douglass兩位醫療社會學者對於疫苗遲疑的論述可以提供我們理解疫苗風險認知更為一般化的框架【註17】。疫苗科學自從200年前天花疫苗的發明以來，已經有長足的發展，然而卻始終存在爭議與阻力，如本書第八章所討論的MMR疫苗的施打與自閉症關聯性的輿論猜測。疫苗施打的流言與論述層出不窮，甚而持續在這兩百年間發揮效果，主要論點可以整理如下：(1) 疫苗導致疾病。 (2) 疫苗沒有實際效果。(3) 疫苗包含某種物質，會造成危險。(4) 疫苗的危害被醫學界與政府所掩蓋，專業與官僚不值得被信任。(5) 感染形成的自然免疫相比於疫苗免疫還要優秀。與上述概念相似的流言與論述也同樣出現於COVID-19的疫情當下。
基於上述的風險感知與論述，疫苗猶豫甚至是拒絕接種疫苗的現象容易在群眾之中產生，而這與疫苗冀望達成的群體免疫目標相互衝突，因此受到政府與政策的重視。疫苗猶豫與疫苗拒斥在概念上可以相互連結，但是實質上並不同。疫苗猶豫可以視為是一個從自願接種到完全拒斥的光譜；如果政府或政策制定者只關注拒絕接種的公民，則會低估疫苗公共衛生所遭受的質疑與挑戰。公眾作為疫苗接種者，其所產生的疫苗猶豫，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脈絡中可以透過「决策選擇（decision-making）」、「信任（trust）」、「風險與社會責任（risk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四個面向來進行分析與理解。
（一）決策選擇
民眾對於是否施打疫苗的選擇可能決定於其生活的社群網絡，相互知會並強化其對於疫苗的信念。而過去自己的或為小孩規劃的疫苗施打經驗，也可能會形塑對於COVID-19疫苗的認知。同時，民眾會自行對於疫苗風險與助益的相關資訊進行研究，並據此形成對於疫苗施打與否的利益衡量。因此在疫苗爭議之下，疫苗猶豫的形成並非只是傳統醫學模型中的「告知不足」的問題；相反的，不加思索直接接受疫苗接種反而會被認為是「直覺」、「欠缺思考」。換句話說，在這個情境下對於疫苗抱有懷疑才是理性的展現。
（二）信任
統計顯示，專家建議是民眾施打疫苗的關鍵因素之一【註18】，而對於政府、藥廠、公共衛生官僚、醫學專業的不信任都可能導致拒絕施打疫苗。然而醫療專業者本身對於疫苗生產者與提供者也會抱持一些懷疑論的態度，同時也並非所有醫療專業者對於疫苗都有全面的理解。專業者與常民的對於疫苗的不信任會相互合作加強，形成疫苗猶豫。
（三）風險與社會責任
對於群體免疫的建立而言，民眾施打疫苗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社會責任，可以去保護那些不適合接種疫苗或無法接種疫苗的群體。然而在過度強調風險的情境下，民眾可能會基於風險規避而決策不願意接種疫苗。在「風險最小化的理性自主人」的邏輯之下，個人不施打疫苗，等待群體免疫的建立成為了最理性的選擇。這個論點也能與《醫學的張力》第八章所提及的疫苗群體免疫的建立是一個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進行平行的連結。每一位在賽局之中的行動者在考慮接種疫苗的同時，若對於個人而言施打疫苗的誘因過少（疫情不嚴重、疫苗無效論），或對於疫苗風險的社會論述超出科學基礎的誇大（疫苗很容易致死或致殘），則賽局理論告訴我們最終會落入無人願意接種疫苗而無法建立群體免疫的窘境。
（四）資訊科技
資訊傳播的技術對於疫苗施打的選擇佔有高的影響力。在MMR疫苗的案例中已然證明傳統媒體的宣傳能造成疫苗施打率下降。同時，新興的社群媒體對於資訊傳遞的結構也會形成「民粹式的後真相社群」，進一步建立強健的資訊分享網絡。
在《醫學的張力》第八章的後半，兩位作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以自身經驗的討論，在疫苗遲疑這項議題上採取了兩種不同看法與策略。Pinch夫婦對於新生兒疫苗接種項目的白喉破傷風百日咳三合一疫苗（DTP）有副作用上的疑慮，因此決定讓自己的女兒接種白喉破傷風二合一疫苗，並另外接種百日咳的非活性疫苗（據稱副作用較少）。Pinch夫婦皆為大學教師，在查閱相當多的相關資料後認為，相較於冒險接種可能有抽搐後遺症的DTP疫苗，女兒在美國得到盛行於貧窮擁擠地區百日咳的機率相對要低。Collins則批評沒有證據顯示DTP疫苗導致的抽搐會造成長期的不可逆結果，而孩童感染百日咳可能導致永久性的腦傷。同時即便感染的風險不高，選擇不接種疫苗則依然有可能會會造傳播鏈，置自己的孩子與社區的孩童於感染的風險之中。
自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的爭論之中，我們可以整理出兩種對於疫苗遲疑的看法說明，當常民在與專業知識互動的過程中理解到個人與群體利益的張力，STS如何指示下一步個人的行動？（1）Collins認為強制接種應該被視為合理，個人的短期利益在考量風險而拒絕接種的情況下或許會達到最大化，但長期而言對於整體醫學或公共衛生的進展卻不一定最佳。（2）Pinch的看法則說明常民應當掌握更多醫學專業知識，取得部分的專家技能（如互動型專家技能），訴諸合理的行政或政治方法，改變才有可能發生。對於STS而言，專家與常民的界線是模糊的。然而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張力與衝突產生時，專家與常民知識互動的過程依舊會產生困難：常民無法成為真正的貢獻型專家；同時專家也只能代表某個狹窄的學術領域，可能理解流於片面，或專業知識難以在地實作【註19】。因此上述兩種觀點或許並不衝突，同時也能拓展至對於專家知識的理解，共同指引行動的方向：科學或專家知識或許顢頇而固著，卻可能可以提供對於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發展方向；同時對於個人的利益與風險抉擇而言，至少必須有充足耐心地慎明思辯，判斷資訊是否偏頗或真實，甚而能透過互動型專家技能的建立，展開個人考量與專家建議之間的協商。
六、揭開疫情下「科倫」的防護面具
如同《醫學的張力》一書所試圖論述的，由於醫學科學的不確定，醫學研究在許多層次可能發生實驗設計錯誤、樣本大小的問題與選樣偏差問題、流行病學可能被太多變因混淆、因果性推測上的不確定性等等。自台灣疫苗風險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窺知，醫學如同「科倫」一般笨拙而黯淡，卻並未改變指引前進的方向。
我們必須理解在疫情膠著的當下，是每一位堅守職位的醫護人員，支撐起整個台灣醫學「科倫」的運作。反對防疫政策與反對疫苗接種的論述如果在沒有理性證據的基礎上過度喧騰，則可能會加重疫苗副作用的負向安慰劑效應，進而使疫苗副作用的恐懼持續盤繞在每一位接種者的心上。醫護人員自疫情以來，面臨過一次因為本土疫情爆發所導致的檢驗量能超載；在疫情當下必須受政府調度協助施打疫苗；在臨床實作上增加因為或輕或重的疫苗副作用主述（chief complaint）而增加的工作負擔；而逐漸淡出在公共論述中的事實是，醫護人員始終在高染疫風險的工作環境中持續維持醫療體系的運作。
科學未必會正確，然而反對科學的看法未必就意味著對。疫情社會需要在不同的行動者間建立互信與互相溝通，醫學的科學專家技能與常民所發展的身體或默會（tacit knowledge）的專家技能必須保持更有效率的互動，才能在後疫情時代信任逐步被裂解的社會情境下共同走向復原。科學權威偶爾出錯，而這就是科學的本質。
【註6】葉浩（2018）。〈鐵幕之內，你會爭取「消極自由」或退回「內在碉堡」？〉。《以撒．柏林》，19 - 38，聯經出版。
【註7】譚偉恩、宋鎮照（2021）。〈疫情之後：人民與政府關係的反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卷3期，32 - 39。
【註8】中央通訊社新聞。〈實聯制簡訊遭誤解用於辦案 法務部：研議修法保障個資〉，檢自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106240357.aspx。（檢索日期：2021/11/5）
【註9】信傳媒新聞。〈台灣打疫苗死亡人數破千...超越染疫數？專家：應即刻成立鑑定小組、指定醫院〉，檢自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0608。（檢索日期：2021/11/5）
【註10】蘋果新聞網新聞。〈接種後死亡誰該負責？如何求償？新冠疫苗的法律風險〉，檢自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620/JPPGHXT64BHQJPE3MYBILJUXTY/。（檢索日期：2021/11/5）
【註11】吳怡汀（2021）〈疫苗的安全與我們每個人切身相關〉，檢自https://youtu.be/g7jBQVoGbos。（檢索日期：2021/11/5）
【註12】Robert Merton說明科學的信條（the ethos of science）是維繫科學家作為整體的一組常規與價值，包括：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共有性（Commun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組織化的懷疑論（Organized skepticism），引用自Robert Merton（1973）.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267 - 2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13】上報新聞。〈接種再+8死！打疫苗已通報895人亡 竟多過染疫846死〉，檢自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7333。（檢索日期：2021/11/5）
【註14】Bruno Latour（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 - 40.
【註15】Latour說明immutable mobiles是由特定脈絡中抽取，加以歸納化與秩序化的內容，並仰賴於圖像化與書寫將其再現。immutable mobiles具有可動（mobile），同時不變（immutable）、可表現（presentable）、可讀（readable）、可組合（combinable）的特性。同引用自Latour（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 - 40.
【註16】AZ疫苗接種併發VITT的發生機率約為百萬分之十，包含輕重症的不同表現；其中確實有機率發生罕見部位的靜脈血栓導致死亡。引用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 臨床指引〉
【註17】Michael Calnan & Tom Douglass (2020) Hopes, hesitancy and the risky business of vaccine development, Health, Risk & Society, 22:5-6, 291-304.
【註18】Yaqub, O., Castle-Clarke, S., Sevdalis, N., & Chataway, J. (2014). Attitudes to vaccination: A critical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12, 1–11.
【註19】Robert Evans and Harry Collins（2007）. Expertise.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n, 609 - 63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參考資料
中文資料
李尚仁譯（2021）。《醫學的張力》（原作者：Harry Collins & Trevor Pinch），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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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浩（2018）。〈鐵幕之內，你會爭取「消極自由」或退回「內在碉堡」？〉。《以撒．柏林》，19 - 38，聯經出版。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 臨床指引〉
戴東源（2014）。〈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8 期，頁99-152。
譚偉恩、宋鎮照（2021）。〈疫情之後：人民與政府關係的反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卷3期，32 - 39。
英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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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 Robert and Harry Collins（2007）. Expertise.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n, 609 - 63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Latour, Bruno（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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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mondo, Sergio（2009）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al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57 - 71.US: John Wiley & Sons.
Sismondo, Sergio（2009）Laborat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86 -96.US: John Wiley & Sons.
Yaqub, O., Castle-Clarke, S., Sevdalis, N., & Chataway, J. (2014). Attitudes to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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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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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新聞網新聞。〈接種後死亡誰該負責？如何求償？新冠疫苗的法律風險〉，檢自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620/JPPGHXT64BHQJPE3MYBILJUXTY/。（檢索日期：2021/11/5）
影片
吳怡汀（2021）〈疫苗的安全與我們每個人切身相關〉，檢自https://youtu.be/g7jBQVoGbos。（檢索日期：2021/11/5）
作者簡介
陳世宗，台南人，醫學院畢業後尚未執業的西醫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研究興趣為婦產科學。
*感謝左岸文化提供《醫學的張力》贈書。本文改寫自陽明交通大學科社所110學年度上學期「防疫的科技治理」課程期末報告，感謝范玫芳老師課堂上的教學與指導。感謝STS多重奏千慈與其他審稿人的審閱與修改建議，惟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作者：陳世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一）
疫情趨緩了，為什麼我還要繼續戴口罩？如果大部分的人都願意施打疫苗阻絕傳染的可能，則為什麼我還必須承擔疫苗副作用的風險？為什麼我必須每天花費時間記錄出入場所實聯制，以及個人的體溫或感冒症狀？對於上述的情境的疑問，正是在COVID-19疫情下日常生活的活動中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拉扯與衝突；而當決定集體利益的醫學或公共衛生專業知識本身即充滿不確定性時，我們要如何自個人的層次上行動，回應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張力？本文前半部將由《醫學的張力》一書開啟討論，說明不同醫學案例中的個人在集體利益與不確定性下不同的行動軌跡；後半部則由台灣的實際案例出發，說明COVID-19疫情下疫苗風險感知與疫苗猶豫的現象。
一、《醫學的張力》與科學知識社會學（SSK）
《醫學的張力》由兩位著名STS學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共同寫作與編著而成。上個世紀1970年代，歐洲學術界發展出了一支新的方法論風潮：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SSK）。SSK追隨過往知識社會學與科學社會學的論述主題「科學」，並建立批判、開啟新的視角；同時承繼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於科學領域引進的社會維度【註1】以及後期維根斯坦哲學對於科學「遵循規則」的懷疑論【註2】。SSK以愛丁堡學派作為代表，其中David Bloor提出的「強綱領」最具代表性，說明信念或知識形成必須給定因果關係，而「成功」或「理性」的科學知識與「失敗」或「非理性」的知識體系必須給予相同架構的論述資源進行分析。本書的作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的學術背景則是同樣屬於SSK學術社群的巴斯學派，以微觀的實驗室研究著稱【註3】。
在SSK的視角之下，我們可以更理解「科倫（Golem）」的意義。科學在近代社會向來被視為是巨大、強健、高度專業而不容質疑的學術實體。然而對於SSK而言，科學和其他知識體系與社會過程一樣，都是由社會建構的（social constructionism），由於不確定性與偶然性都無法透過科學方法消除，因此「科學與科技」透過觀察或萃取「自然」的生產，並非「自然本身」【註4】。醫學同時具備「科學」與「救助」的身分，又再度使臨床的實作泛起不確定與張力的漣漪。《醫學的張力》一書拋棄傳統上醫學敘事中的神聖性，以及疫情當下英雄主義式全能與拯救的形象，將醫學描述為「科倫」：在猶太神話中由人類以泥巴與水塑造而成的怪物，孔武有力卻笨拙而可能因為失控造成危險。科倫並不邪惡，它只是魯莽；它大部分時間提供成功的運作，它也偶爾失敗。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二、直面醫學的不確定性
本書的一個論述重點即醫學所具有的不確定性，而安慰劑效應是現代醫學不確定的其中一個核心。在第一章中，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說明醫師或研究者給與患者不具治療效果的處方，卻能在生理或心理上帶來實質改善的現象。然而，患者卻同時也可能因為對於治療效果的期待而高估了醫學的效果，即沒有實際產生影響的「偽安慰劑效應」。醫師或研究者對於患者表現的期待會影響他們對於結果的解讀，形成「實驗者報告偏差」；而實驗者對於結果樂觀或悲觀的期待，也會傳達到病患自身，形成患者的「期待效應」。同時，醫學處置又高度仰賴自我治癒，自我治癒難以量測評估，因此瞭解安慰劑成功或醫療處置失敗的原因是困難的。基於上述的安慰劑可能的問題，現代醫學研究必須建立一套雙盲（double-blind）的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來排除一切可能因為研究者或病患引起的不確定性，來鑑別一項治療的效果是否高於機轉上無效的安慰劑。
除了安慰劑效應，醫學的不確定性也彰顯於其他的面向。第三章的扁桃腺切除必要性的爭議中，說明醫師對於疾病的症狀種類與診斷指標（criteria）有高度的共識，然而在實作中可能會在同一個診斷指標下側重不同的診斷重點（符合其中一項即切除、配合病史、合併不同表現的某種疾病樣態等等），同時有些醫師群體可能會更在意病史的呈現（曾經用過抗生素、轉診史、反覆的發作等等）。由於扁桃腺切除的年齡層以小孩為主，病人的傳達也共同構成了不確定性，是否能正確表達病史也是關鍵。第四章中作者提供了以維他命C作為癌症治療的新方案受到醫學主流學術所否決的案例，說明先前成功的實驗結果無法被後續的實驗團隊再現，產生了實驗無法調解實驗爭議的「實驗者的迴圈」（experimenters' regress）【註5】。此案例也透漏了一個現代醫學的危機：就實證醫學的邏輯而言，維他命C作為癌症治療的兩次檢證實驗都沒有真正地做出駁斥原始假設的證據，或其評估方向相對於原始實驗而言是錯誤的。事實上問題並沒有解決，而是主流醫學以行政、學術期刊、實驗室與研究者的學術權威等資源優勢取得了「決定性」的地位。
三、醫學的張力：集體與個人之間的緊張
醫學建立於對立的衝突之上：（1）醫學是透過科學方法追逐正確性的科學，在集體的層次上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則是（2）具有急迫性的救助的來源，對於個人而言是意義重大的救助。而這個衝突產生的張力，也是建立於醫學的不確定性之上。現代醫學高度地仰賴不同的生物統計方法，即本書所概念化的「人口平均試驗」（population average testing），來建立醫學知識的可信度。若我們的醫學能夠成就萬能而窮盡一切病理機轉上的可能，使所有疾病能夠定位出疾病的來源並生產出相應的解決方式而達致100%的治癒率，則人口平均試驗的科學方法就會失去意義；我們不需要再依賴統計與機率去預測醫學的能力。然而這個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在此前提下我們必須接受醫學有其極限，個人治癒的利益在醫學發展的集體利益之下可能無法獲得滿足。本書第七章中提及美國的愛滋病患者的社會運動。愛滋病作為當時的新興疾病，治療藥物都尚處於臨床試驗的流程中。當時的患者不願等待審慎而緩慢的藥物試驗流程，於是開始走私或至國外使用其他藥物，FDA迫於無奈只好開放試驗中藥物的使用（compassionate use），並促使在二期試驗階段提早解盲。由於藥物試驗顯示有效，則繼續安排安慰劑對照組會出現倫理上的問題，導致藥物長期效果的監控便受到限制。同時走投無路的試驗中的病患，嘗試在安慰劑組與實驗組間交換藥物以降低風險。作者說明，這些透過犧牲科學，或選擇與科學採取相對對立的立場，藉以取得個人短期利益的極大化的做法，在個人的層次上是非常合理的選擇。然而對於醫學科學的長足發展而言卻不見得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集體的發展所帶來的益處或缺陷可能會再以某種新的形式回歸到個人的層次之上。
即便如此，病患個人的角色並不總是消極的。本書提出兩種專家技能：「互動型專家技能」指能掌握一般科學的學識能力，並迅速掌握新的領域資訊，能透過互動建立常民與專家間的溝通。「貢獻型專家技能」則能實際在一個領域提出符合特定知識期待的貢獻。醫師具有醫學的貢獻型專家技能；同時常民也具有醫師所無法取得的其他體系的專家知識。同樣討論第七章中的案例，病患團體也嘗試透過掌握科學語言去描述愛滋感染者的處境與身體知識。患者作為「病患」、「受試者」與「共同研究者」之間的身分區別越來越模糊。感染者的專家知識建立後，許多臨床醫師開始會詢問如何進行科學才是好的選擇。原本醫病之間的衝突：科學家對於臨床試驗緩慢與嚴格的要求相對於愛滋病社會運動對官僚殺人的批評，因為社運團體有效掌握科學語言並呈現出自己的專家技能，而使臨床試驗的作法在專家與病患的討論之中鬆動。第五章關於爭議疾病的體制化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對於定義不明的疾病，病人所佔有的角色很巨大；同時由於其模糊性，疾病獲取醫學承認的過程會有更多行動者參與，而非醫學科學主導，而即便獲得認可還是會保持爭議。定義出纖維肌痛症診斷標準的Frederick Wolfe醫師也認為，辨認出一個模糊而爭議的症候群，可能會強化一般症狀的疼痛放入診斷框架的可能，同時病人也會產生無可救藥的預期心理而強化症狀；這是在創造病痛而非醫治。當然對於病人而言，肯認這是一種真實的疾病類別，配合自己的症狀被醫療專業忽視的情況，病人群體也能藉以培力。病患的專家知識可能會被醫學專家知識所系統性排除，而病人壓力團體則也有機會迫使醫學專家知識受到侵蝕，選擇偏離醫學常規或科學規範的做法。雙方承認彼此不同知識體系下的專家技能並建立有效的互動，才能從伙伴關係中受益。
（全文未完，閱讀下文請點此）
【註1】戴東源（2014）。〈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8期，頁99-152。
【註2】「遵循規則」說明，偶數數列2、4、6、8的下一個數是10而不是20，這是因為我們在遵循一個稱作偶數的規則。科學的遵循規則之所以可能，並不是因為科學規則中的定義或相關的邏輯；而是透過社會制度、約定和訓練，進而構成了一種生活形式（form of life）。引用自傅大為（2019）。〈SSK之哲學議程〉，《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 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註3】《醫學的張力》，李尚仁老師〈譯後記〉。
【註4】1970s開始社會建構論在SSK學術中廣泛使用，並應用於事實、知識、理論、現象、科學、科技的分析中。科學的社會建構論說明（1）科技與科學是「社會的」（2）建構說明這是一個「動態」（3）科學與科技透過自然的生產，並非「自然本身」。引用自Sergio Sismondo（2009）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al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57 - 71.US: John Wiley & Sons.
【註5】「實驗者的迴圈」（experimenters' regress）是由Harry Collins提出的概念。1970年代物理社群試圖測量重力波，然而當時的物理學家認為它們應當微弱到無法探測。美國馬里蘭大學的Joseph Weber發展大型天線宣稱測量到重力波，而後續眾人的重製實驗卻部分支持部分悖離這個結果，沒有一個實驗能證明Joseph Weber的發現正確與否。實驗者的迴圈說明只有實驗系統被信任時，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引用自Sergio Sismondo（2009）Laborat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86 -96.US: John Wiley & Sons.
作者：黃宗潔（Cathy Huang）
※本文節錄自《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之【第四題】虛擬動物：〈數位時代的人與（虛擬）動物關係〉，（⋯⋯）為編者所加。
人與虛擬生命互動的倫理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在探討數位時代親密關係的《在一起孤獨》這本書中，曾相當深入地分析諸如電子雞、小精靈菲比等「數位生物」帶來的不同道德視域。不同於孩子透過想像與角色扮演而被「灌注生命感」的洋娃娃，電子雞等數位生物「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新的物體疆域：孩子認為物體有自己要做的事，也有需求和願望」。而《精靈寶可夢Go》自二○一六年推出以來，除了最初在擴增實境的地圖上蒐集寶可夢、在道館對戰等遊戲功能外，後來還新增了「和夥伴一起玩」的功能，玩家在帶著特定寶可夢一起走路的同時，還有餵夥伴吃點心、一起玩、一起對戰、幫夥伴拍照等選項，隨著互動所累積的經驗值，夥伴的等級將會提升。這些在玩家「撫摸」時會展露雀躍神情，並且在捕捉其他寶可夢時進行協助的夥伴，某程度上已具備了初階電子寵物的雛型。（至於強調真人動畫版的《名偵探皮卡丘》，則更加強化了皮卡丘做為虛擬寵物的形象）。
當然，若以「虛擬生命」這個角度進行觀察，動畫、遊戲、電子寵物、真人扮演的玩偶，並不完全在同樣層次上，「擬人/擬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其中自然以電子寵物仿擬真實生命的程度最高，日本甚至有寺廟為停產並且無法維修的「往生」電子狗Aibo進行「超渡儀式」【註1】。這些「夠像有生命」【註2】的存在，凸顯出「站在生命邊界上的物體，也可能帶來椎心之痛」【註3】。正因為這椎心之痛一如真實生命般難以承受，新一代的Aibo才會改良為能將數據存在雲端，即使機體損壞，也可以透過將數據傳到新Aibo的方式，讓Aibo「永生」【註4】。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以如今的科技看來設計相當簡單，也不具備太多互動可能的電子雞，依然會讓孩子哀悼它（牠）們的「死亡」，並為了疏於照顧或未曾善待它（牠）們產生罪疚感。因此我相信這個新世代的「電子寵物照顧倫理」可以開啟的思考面向，遠比表面上看來的還要更多。如同特克所強調的，重點並非這些物體是否真的有情感或智慧，而在於「那些物體在使用者身上喚起的感覺」—它（牠）們喚起的，正是人類的情感依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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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寶可夢到旅蛙：寵物照顧遊戲開啟的新道德景觀
事實上，若進一步觀察《精靈寶可夢Go》這類遊戲中的虛擬角色與相關設定，就會發現相較於電子雞或電子狗，玩家必須用「更不擬人/擬真」的態度去建立互動倫理，在遊戲進行時才不會產生太多道德包袱。例如玩家儲存寶可夢的數量有其上限（儘管可以不斷花錢擴充容量），加上寶可夢進化時需要一定數量的「糖果」才能進行，因此這些「寶可夢訓練家」必須將部分寶可夢「傳送給博士進行研究」來交換糖果，如果此時內心浮現「那不就是送給博士進行動物實驗……」的念頭，恐怕會產生一些動搖吧。但內心動搖的訓練家是無法持續下去的，換句話說，玩家必須揮開這些「雜念」，才能接受並進入遊戲建立的世界觀。這個世界某程度上是透過動畫、玩偶裝等其他管道，來建立角色的故事、來歷與「生命感」，但在遊戲當中，牠們與「真實生命」之間的距離相對比較遠，例如打道館而「負傷」的寶可夢們，也不會在形態上有任何改變，只要輕鬆透過一些道具，就可以讓瀕死的寶可夢重獲生機。
嚴格來說，大部分具有「寵物照顧」性質的遊戲，多半都有這種「無限補血」的設定，因為一旦太過貼近真實，反而可能降低玩家遊戲的意願。以另一個亦曾頗受歡迎的臉書遊戲《開心水族箱》為例，玩家必須每天投餵飼料，一旦太久沒有登入遊戲，費心蒐集的魚就會臉色黯沉地游來游去，並出現某條魚已經餓了的文字提醒。但這些虛擬魚的抱怨僅止於此，就算一個月不回來，它們畢竟不會真的「餓死」。不過，我曾玩過另一款英文版的水族箱遊戲，一旦沒有依時殷勤整理，水族箱就會「長出」青苔，太久沒餵食的魚甚至真的會翻肚給你看。老實說，那個遊戲我很快就放棄了，原因無他，心理負擔實在太大了，比養真魚還累。
（⋯⋯）
這些例子讓我們看到，人們一方面透過擬人、擬真的方式來營造出一個虛實相間的遊戲世界，另一方面，卻又時常刻意拉開距離，讓它們「不夠像有生命」。這樣的心態看似矛盾，其實只是反映出虛擬生命所帶來的，新的道德景觀之建構過程。一如許多人會爭論：對虛擬生命投注情感，究竟會讓我們失去與真實生命的連結，讓人變得更加麻木，抑或反倒擴大了倫理所及的對象，讓我們對生命更有感？兩個答案確實都同樣可能發生。因為如果借用德瓦爾的說法，人和動物的思考方式、情感模式「在深層意義上是連續的」，那麼每一個人對待其他有生命與無生命之物的情感態度，也並非「有或無」二選一就可以涵蓋，而是在深層意義上的連續光譜。
就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真實世界的倫理課》中，略帶悲觀的預測：
如果機器可以、也真的變得有意識，我們會在乎它們的情感嗎？迄今，我們跟我們唯一遭遇的非人類知覺生物（動物）的關係歷史，讓人不太能相信我們會承認有知覺的機器人不只是財產物品，而是有道德立場和利益值得顧慮的生物。…不被普遍視為我們道德社群成員的有意識機器人的發展，可能導致大規模的虐待。【註5】
從人類歷史來看，我相信他沒有說錯。但我也同樣帶著盼望，如果有更多人，會因為擬人化的情感投射，想像皮卡丘帶著「無助的眼神」，會將電子狗Aibo的死亡當成真實寵物的死亡一樣傷心，那麼，我們想像的未來，說不定就可以不那麼傾向「大規模機器人虐待」的世界，而是一個會為機器哀悼，也同樣會為真實生命哀悼的未來。
※本文初稿原刊於《台灣人文學社通訊》第15期，二○二一年五月。
【註1】 〈日寺廟為機械狗舉辦喪禮、超渡靈魂〉，《自由時報》，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2】 借用特克《在一起孤獨》第二章的標題。
【註3】 雪莉．特克著，洪士民譯：《在一起孤獨》，台北：時報，二○一七。
【註4】 PingWest撰文：〈Sony 電子狗 Aibo 如何撫平人類寂寞？〉，《TechNews》，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註5】 彼得．辛格著，李建興譯：《真實世界的倫理課》，台北：大塊，二○一九。
本文由麥田出版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