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下，如何展開社會行動？ 萬人聯署〈暫停人工智慧公開信〉的次政治實踐

文／張立健（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部博士生）

　　自去年底以來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引來連鎖反應，最近令人關注的是 3 月 26 日於網上跨國聯署〈暫停大型人工智慧實驗的公開信〉(Futureoflife.org, 2023) (以下簡稱〈暫停公開信〉)  信中聯署者包括全球首富、Tesla 和 Twitter 的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聯署名單中更有科技業界的大佬如 Apple、Skype、Pinterest、Petty Images、Ripple 的等共同創辦人所加持，全文不過五百九十字的〈暫停公開信〉，卻引起軒然大波。除了數十位科技產業界的創辦人之外，有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劍橋、哈佛和東京大學的人工智慧或相關學科學者聯署，名單中更有達三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和九位美國國家學院的成員，還有在《人類大命運》中大力指出數據主義的風險的歷史學者哈拉瑞 (Harari, 2017)、行內最權威的教科書《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共同作者 Stuart Russell (Russell & Norvig, 2022) 教授以及發現「聯想神經網絡」的神經科學專家 John Joseph Hopfield。

　　而且已有逾 25,000 人跨國聯署的〈暫停公開信〉，其聯署人數目更在增長中，比起 2017 年由同一機構未來生命研究所發起的另一封〈人工智慧原則〉(Futureoflife.org, 2017) 公開信更受注目。在芸芸媒體報導和評論下，更再一次引起民眾對人工智慧的恐懼，到底信中是否反對人工智慧的發展，因為人工智慧對人類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圖／Hatice Baran: https://www.pexels.com/zh-tw/photo/16037283/

人工智慧上線 反應憂喜參半

　　支援 40 種語言的 Chat GPT 去年底(2022)上線 ，其一問一答在網上迅速流行，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一直討論生成式人工智慧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比如此程序可以輔助寫作、研究和整理資料，只要輸入資料可以為傳媒編新聞初稿，也可以為公眾人物撰演講稿，甚至乎能像作家般寫出故事情節，數月來成為資訊科技界熱議的話題。隨後，當谷哥與微軟持續接力，先是谷歌於今年3 月 (2023) 於其電郵和文書處理器等服務推出人工智慧助理，後又有微軟發佈最新名為 Microsoft Dynamics 365 Copilot 的軟件，提供的智能的文書處理服務。日後我們日常所使用的文書處理器都配備了，類似於 ChatGPT和 Bard 般的人工智慧助理，以後只需簡單一按鍵便擁有電腦準備好的書信草稿、會議紀錄、試算表格和演講大綱，如此一來日後完成大部份文書工作會更省時省力。而且紐約市政府果斷限制公立學校內的電子設備訪問該網站，後來是新加坡政府宣布將引入該技術給公務人員作搜尋資料和寫稿之用，最近意大利政府卻禁止國民使用，同時引來中美大國技術之爭的另一比較點。有人測試過由微軟投資開發的 Chat GPT-3 or GPT-4 聊天機械人，它能通過醫生和律師的資格考試，令人擔心人類專業工作的保障也受到挑戰。

　　人工智慧專家、東京大學工學研究所的松尾豐教授，他於《了解人工智慧的第一本書》中強調「人類的智慧，沒理由不能在程式上實現」，那麼未來我們還有可能找到工作和理想的生活嗎？到底企業、政府與機構能否按趨勢而調整，鼓勵學習，同時容許組織按需回應改變？

〈暫停公開信〉，是不切實際或另有所圖？

　　以下將利用貝克 (Beck, 1992, 1999, 2009) 的次政治 (subpolitics)和風險社會 (risk society)  概念來說明〈暫停公開信〉的討論。
　　貝克提出的次政治 (subpolitics)，由直接的、由下而上的、媒體符號的、超越國族國家中代議制的政治行動。就如綠色和平於 1995 年夏天針對蜆殼石油的杯葛運動，事件亦反映了五個特徵：具感染力、宣揚憤怒的道義、政治權宜之計、做簡單的替代行動、不顧生態的自我沉迷。

圖／ Ulrich Beck, 2011. Source: Personal photo collection of Ulrich Beck.

　　貝克 (1999：39-40) 強調：

「次級政治意味著「直接」政治——即個人臨時參與政治決策，繞過代議政制 (政黨、議會)，甚至往往缺乏法律保護。 換句話說，次政治意味著由下層塑造社會。 經濟、科學、事業 (career)、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都捲入了政治辯論的風暴中，但這些不符合傳統的政黨政治分野。 世界社會次政治的特徵是暫時的「對立聯盟」(按政黨、國家、地區、宗教、政府、叛亂者和階級而來）。 然而，最重要的是，次政治通過改變政治的規則和邊界，使政治自由更開放、更容易接受新連結、更能商討和重塑」。

　　我認為〈暫停公開信〉的討論關係到人類社會前途的四大重點，乃可能是世界風險社會下的另一個次政治事件，未知道會否產生跨國的連結以及改變現時的政治系統：

１.　信中沒有說應該要停止人工智慧技術的研究與開發，而是提出對失控中的 Generative AI (AGI) 競賽中 ，連開發者也無法預測、理解和管控其系統。信中呼籲開發商要暫時退一步，未來六個月別要開發 GPT-4 更高階版本的學習系統，以免墜入危險之中。假如開發商不願暫停，政府應該介入；

２.　但信中強調人工智慧會為社會帶來前所未見的風險和人類的災難性後果，可能帶來不合符人類價值觀的壞處，包括會引致大規模失業的危機，並且可能進入後人類時代；

３.　信中反對的是，沒有管制的人工智慧技術開發！提議由獨立的專家監督下，定立規劃與管理該技術的協議，令其成為「更加準確、安全、可理解、透明、穩健、一致、值得信賴和忠誠的先進系統」，從而利用人工智慧帶來豐盛的人類未來；

４.　與此同時，人工智慧的開發者須與政府合作，包括制定監管、審計和認證系統、對人類危害的責任系統、研究安全人工智慧的公共研究資助、制度化來回應經濟和政治的衝擊。

　　〈暫停公開信〉中提出人工智慧對人類帶來了潛在的風險 ，換言之，這一批專家相信人工智慧不再只是明日黃花，連他們也間接肯定人工智慧對未來人類的風險，亦是人為造成的問題之一。雖然平時這些專家都站在不同的位置、背後利益各異、對科技創新各抱不同的理想，但至少今次聯署對暫緩人工智慧的立場上是一致的。但由於這似是「軍備競賽」般來自各國政府與科技巨鯨間的較勁，而且可想像當該技術成為開源碼的話，流入民間會引來更多不確定性，因此 AGI 的問題不止於 OpenAI。    

圖／Digital Buggu: https://www.pexels.com/zh-tw/photo/374563/

〈暫停公開信〉倡議作為次政治實踐

　　由於現代化和風險洗刷了舊機構的舊功能，種種制度如家庭和政府已跟不上了社會變遷，因為人為製造的不確定性已超越國界，導致國家—技術—經濟的瓦解，比如上述提到的三億人失業危機。貝克 (1992) 認為不再如以往活在重新分配好事的工業社會，而是活在風險社會減少壞事的時代。

　　同時，貝克 (1992) 認為國家—技術—經濟關係正在瓦解，令大眾對專家信任下降，因為他們已失去了保障大眾安全的作用。他對技術—經濟的看法，由於科學理性和技術—經濟提高生產力和加速個人的結構性個體化，而風險是如何通過專家而被淡化、固化、隱化的，但科學理性和專家們亦將面臨被取代的契機之中，難以面對具反身現代性的民眾 (Beck et al., 1994)。一方面，技術—經濟常以理性與進步之名，為了經濟發展要社會大眾接受其未知的風險，以技術事先決定了社會走向。推動經濟發展卻不顧對科技的政治和社會後果，比如工業生產擴大而引致今日的生態災難。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和網絡公民抬頭，以次政治的方式在建制之外監督政府、技術—經濟、學術教育以及社會福利。

　　面對風險社會下的「政治變成非政治，而非政治變成政治」，貝克 (1992)因此提出要解放工業社會中的科學和政治，要開放現有的政治系統，而不該假借技制—經濟之名以非政治化處理。因而貝克 (1992: 229) 所謂的「技術—經濟的次政治」 乃可以負擔議會之責，由風險社會帶來的不確定性，開啟了更平等、更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機會。「次政治」反抗了工業社會中的局限、功能性指令和進步宿命論。當終結進步的共識、以靈活的方式來去差異化 (dedifferentiations)，想解放工業社會中的科學和政治，便要開放現有的政治系統，達致民主化。

　　〈暫停公開信〉亦直言政府的角色和人的參與是重要的一環，我們既要推進人工智慧服務人類之餘，亦要深入研究如何安全地使用它。也許暫緩是個好事，來個「人工智慧的仲夜夏之夢」來達致各個社會的多方共識，找到平衡科技與社會的出路，以免將人與科技放在對立面。

圖／Pixabay: https://www.pexels.com/zh-tw/photo/261621/

議論的力量　超越決定主義

　　總而言之，人工智慧能為人類帶來什麼風險、有什麼對應辦法，並不該交由科技巨鯨來決定，各國政府以及由下而上的次政治亦將有其角色。無論一系列人工智慧新軟件系統出台引來〈暫停公開信〉的討論結果，是否引來海內外的次政治，乃至次政治的跨國連結？到底該否暫緩一下人工智慧的井噴式開發，以及鼓勵制定相關協議，來準備迎接所謂的「後人類時代」。

　　〈暫停公開信〉提議暫緩也許是好的 (Futureoflife.org, 2023)，可是假如真的暫緩六個月的話，各個社會該思考什麼？雖說 OpenAI 並不打算於短期內研發 GPT 的第五代，在其他科技巨鯨推出下一代人工智慧工具之前，到底我們會否因為恐懼而徹底放棄，或是繼續擁抱人工智慧，建立跨國像綠色和平般的跨國組織來關注科技與社會？

　　討論比不討論好，像百多年前民國時代的學者胡適 (1919) 所言，多談些問題，研究些解決方法，不畏難求易，比起空談科技決定主義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合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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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Mackenzie 的STS之旅：契機、成長與跨領域觀點

※ 本文參考自Schyfter, P., & MacKenzie, D. (2018). STS and its Challenging Obligations: Pablo Schyfter Talks with Donald MacKenzie. Enga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4, 335–351.

前言：誰是MacKenzie？

1950年出生的STS學者Donald MacKenzie，如今仍在愛丁堡大學從事創新研究。作為科技與社會學資深學者，他同時跨足經濟社會學界，借助STS的思考版圖使傳統金融學不再侷限。2021年5月，MacKenzie出版《以光速交易：超快算法如何改變金融市場》(Trad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 How Ultrafast Algorithms Are Transforming Financial Markets)，重新思考高頻交易(HFT)在金融市場中不可忽視的超越性力量。MacKenzie治學嚴謹、深沉、思想縝密，不在傳統研究領域駐足不前，故此這場談話的中心，他將鼓勵跨領域對話與協作精神，目的在於提點當代年輕人再次注意到STS的核心目的。MacKenzie認為，只有在政治與道德議題上充分進行平衡思考，才有機會踰越邊界讓對話實現平等價值。

MacKenzie的STS起點
參加了英國社會責任協會舉辦的一系列會議，這是他與科學技術研究（STS）領域接觸的開端。進修科學研究後，他取得了英國石油公司的大學獎學金，但畢業後並未加入該公司就業，而是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在SSU求學的過程中，Mackenzie 參與了 SSK 強綱領的早期發展，與當時的老師 Barnes 與 Bloor 並肩作戰，為強綱領做出貢獻。

成長與轉捩點：STS 領域的發展
早期的 STS 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學知識的社會學和歷史研究上，並且開始關注實驗室研究。此外，科學與科技中的女性主義研究也是 STS 研究的重要發展方向。許多行動者和出版物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歷史學家 Gary Werskey 對 Mackenzie 的早期研究有重要影響，Mackenzie 也參與了行動者網絡的研究。

研究的倫理與政治：STS 領域面臨的挑戰
STS 領域的研究者需要在心理活動、如何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與大眾分享，以及 STS 學科如何在政治與道德上進行平衡等方面進行思考。Mackenzie 認為 STS 領域的研究者通常是較為左傾、注重公共利益的，但在政治行動者與研究者之間，並不是那麼容易互通有無。

對 STS 領域的期許與建議
Mackenzie 鼓勵年輕研究學者接觸科學，並且在研究過程中用民族誌方法來探討現代知識的哲學評論。他希望年輕研究學者能夠有勇氣接觸新領域，並且在過程中不斷學習，建立更多信心和理解。他強調不應該自滿，進而誤以為許多科學知識社會學及社會建構的問題已經被解決。許多學科仍存在未解之謎，有很大未觸及到的部分需要探索。
例如，現代的經濟生活經常會用到演算法，但是整體而言還是從未真正透過民族誌方法研究這些現代知識。因此，Mackenzie 希望 STS 領域的研究者能夠促進更有意義的對話，試著向大眾打開複雜的內容，提供便於理解的材料讓渴望了解的人能夠接收。同時，他強調了謙遜而有風度的討論與研究態度的重要性，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對話和協作。這些期許和建議對年輕研究學者在 STS 領域的成長具有指導意義。

總結
通過對 Mackenzie 的學術生涯和 STS 領域的介紹，本文展示了他在該領域的成長過程以及面臨的挑戰和轉捩點。同時，文章對他對 STS 領域的期許和建議進行了詳細闡述，對年輕研究學者有一定的啟發和指導作用。在深入了解 STS 領域的發展和研究方法後，讀者將能更好地理解其在政治、道德和社會方面的影響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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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 Fletcher 對談 Adele E. Clarke：想像與眾不同且更好的世界

原文取自： Imagining Alternative and Better Worlds: Isabel Fletcher Talks with Adele E. Clarke   譯：Sarah.H

 

Adele Clarke

阿黛爾·克拉克 1966 年獲得 Barnard College 社會學學士學位，1970 年獲得紐約大學(NYU)社會學碩士學位。隨後，她在索諾瑪州立大學(Sonoma State University)教授婦女研究，之後前 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CSF)撰寫博士論文並於 1985 年取得學位。她於 1989 年回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擔任助理教授。她的著作對醫學社會學、 科學和技術研究、人類學、女性主義研究等方面的知識作出了貢獻。克拉克教授被美國社會學協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授予 2012 年 J. D. Bernal 傑出貢獻獎和 2015 年 Leo G. Reeder 醫學社會學傑出貢獻獎。

Isabel Fletcher

伊莎貝爾·弗萊徹 (Isabel Fletcher) 從事質性研究，專注於營養與公共衛生政策之間的作用，在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博士研究是對肥胖症的歷史建構描述，涵蓋醫學社會學、公共衛生政策和醫學史。隨後，她從事食品安全政策，以及調查商業從業者對保健規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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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體制的建築師：Sheila Jasanoff談STS的學術傳統、路線與學科化

※ 本文參考自Martyn Pickersgill & Sheila Jasanoff (2018). ST(&)S: Martyn Pickersgill Talks with Sheila Jasanoff.  Engaging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4 (2018), 320-334

零、引言

　　本訪談摘錄由STS學者Martyn Pickersgill與STS學者Sheila Jasanoff的訪談內容所構成。Sheila Jasanoff現任職於Harvard University，擔任STS教授。Jasanoff的學術工作強調科學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共同生產（Coproduction），並於STS學術中論述了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以及生物憲法（Bioconstitutionalism）的想法。Martyn Pickersgill任教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他的研究致力於科學與醫學知識的國際傳播，以及其在健康照護、法律、政策、日常生活上的實例，並聚焦於神經科學、精神醫學與心理學。

本訪談著重於處理三個主題，包括：

（1）討論STS作為一個縮寫名稱，可以被視作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udies）或者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並進一步討論這兩個不同地域學術傳統的同與異。

（2）Jasanoff在STS領域的學術工作，以及她自學術工作之中反思STS不同的學術路線。

（3）STS作為一種特殊的方法論有將STS學門學科化的必要性，而這必須要由創新而嚴格的訓練才能被培養與再生產。

 

一、「科學技術研究」(S&TS)或「科技與社會研究」(STS)？

　　STS作為學科的縮寫，傳統上有兩種表達方式：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由於這兩個縮寫名稱的爭辯始終有個特殊的角度，Martyn Pickersgill先是向Sheila Jasanoff提問這兩者之間有何差異。

　　Jasanoff從她的學術生涯說明她對兩組名詞的理解。Jasanoff首次進入STS學術領域時在Cornell University的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udies program任教，而後改制為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department，改制的過程中選擇使用了另外一個「STS」。而在Harvard University任教時，協調成立的STS program則選擇採用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名稱。

　　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名稱源自於美國的學術傳統，其使用是為了回應對於「社會」的關注，包括來自於1960s的反戰風潮、軍工複合體的發展、環境保護運動、性別與種族的認同政治、以及科技與現代性的討論；因此科技與社會研究更加強調科學技術與其它剩餘世界的互動與連結。歐洲學術傳統使用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作為STS的名稱，源於其學術高度關注於知識與物質性的哲學問題。科學技術研究將科學與技術視為研究的客體，並探究其內部構成。

　　STS作為學門提出最深入的貢獻，便是在於研究科技與社會的文明對於我們人類有何特殊的意義，而這必須去理解科學與技術有何特殊性（科學技術研究），同時研究科學與技術對於我們的世界有何連結與影響（科技與社會研究）。

　　儘管如此，Jasanoff認為有時候STS的名稱被過度強調了，而實際上只有學術的實作會決定實際上的學術方向是什麼。STS的兩個名稱有各自不同的系譜，Jasanoff認為合併兩種名稱的背後所代表的概念才是她的立場，而對於「社會」的強調是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存在理由：我們的目的並不是以我們的學術語言去重新描述科學或科技，而是應該去反思何謂理性的社會、製造工業的社會、發明的社會。

 

二、Jasanoff的STS學術工作與STS知識傳統的經驗性反思

　　提問到進入STS的機緣，Jasanoff說明，她於歷史語言學取得PhD，研究主題是孟加拉語語言型態的歷史學，然而因為領域不夠熱門的緣故而難以在美國找到相應的學術工作，因此進一步在Harvard進修了法律的學程。法律學業修畢後由於對於公司法不感興趣，最終在指導老師的引介下，在小事務所進行環境法律的實作。而後由於丈夫工作的緣故必須前往Cornell，當地並不需要環境法律的專業。美國當時有一些實作導向的STS運動與學術正在進行，而其中不乏具有環境專業的律師。因此一位與STS學術有關聯事務所的同事將Jasanoff引介給Dorothy Nelkin［1］，開始在Cornell的STS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當時正好有一個關於化學物質管制的歐洲比較研究計畫缺乏一位對於德國與環境法律知識熟悉的學術工作者，Jasanoff便第一次進行了STS學術領域的研究計畫。

　　其後Jasanoff便於Cornell的STS program取得教職。最初的Cornell STS program體制並不完善，需要集合許多沒有聘在院所底下的大學教師來共同主持這個STS program。而後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協助提供資金改善學院的基礎建設，Cornell STS才成功改制為STS department，並在名稱選擇上使用了另外一個「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Cornell STS department聘用了許多科學哲學、倫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律學等跨領域的學術工作者，如何在共識下組裝這個學術機構比起名稱選擇顯然更為重要。然而，Jasanoff也說明在改制Cornell STS department時確實有意圖的想把大西洋兩岸的學術傳統合併共構，在學術上共同追逐與發展。

　　Martyn Pickersgill評論，Jasanoff在學術上被廣泛的認知為一位STS的「建築師」，在協助Cornell成立STS系所後，於1998年便離開Cornell，在Harvard成立了第一個STS program。對於Jasanoff的學術生涯而言，建築（building）一向是重要的關鍵概念，同時也顯見於整個訪談的過程中；在名望顯赫的學術機構中維持自身研究的位置，需要協調編排各種關於體制的、財務的、知識的、學科的、學術同儕的等多面向的資源類別。而這種建築的想法也可見於Jasanoff的學術認知上，對於STS多元方法論與學術傳統採取多方包容與共同呈現的態度，並有意圖透過學術工作將STS理論建制化並將學門學科化。

　　Jasanoff曾與歐洲學者Trevor Pinch以及其他學者群於1990初期共同寫作與編輯教科書STS Handbook［2］，意圖將歐洲與美國的STS學術建立起互動的橋梁。然而Jasanoff認為當時對於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學術傳統差異並沒有明顯的被標誌，同時Harry Collins所代表的巴斯學派（Bath School）［3］、Bruno Latour以及其他如科技的社會建構論（SCOT）的學術社群都還尚有互動［4］；整個STS的學術社群的研究方法都受到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傳統的關聯［5］，行動者網絡理論（ANT）也尚未成為STS的主流方法論。就STS Handbook的編輯工作而言，它象徵僅僅只是STS在歐洲與美國學術的整體呈現，學術傳統與方法論差異在當時尚未被視為是高度爭論的議題。

 

三、學科化STS

　　Martyn Pickersgill進一步提問Jasanoff，對於她而言何時STS成為了一個領域。Jasanoff說明，如同有些論者認為美國正式獨立在獨立宣言頒布後，有些則認為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才實質上建立，甚至是女人真正意義上取得投票權的政治平權後才算是真正建立起美國這個國家。因此，正如同美國國家主權歷史的多面性，對於有些人而言STS仍未是一個領域。

　　Jasanoff認為一個好的領域必須持續於創造，而這樣的領域成為領域會發生在一個廣泛的時間段內，而非某個特定的日期。從客觀歷史鏡頭裡回頭看，4S的創立時間在於1976年，其後成立了許多以STS為名的program。1970年代初期所發展的學術機構如David Bloor所代表的Science Studies Unit[6]，在學術的行政上給予後續STS program的設立提供了重要的模型。在這個早期的模型典範之下，當時STS學門的概念建立於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再訓練，進而使他們理解科學與技術實作對於社會的影響；而現今STS面向來自於所有學門的人，能夠透過STS這個學門的主軸將不同專業串聯起來。綜論之，1970年代中期是STS的草創階段；1990年代則是STS學門鞏固的高峰；而2000年代則是STS進入全球化擴散的時期［7］。然而在全球化擴散之下，STS的學術開始進入其他傳統學科之中，這也同樣影響了STS究竟是怎麼樣的領域。既然其他學科也能夠宣稱對於STS的理解，然而對於我們自己而言，STS應該意味著什麼？如果人類學、歷史學、哲學都願意對於科學與技術進行學術上的研究，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STS這個特別的學門？Jasanoff認為，對研究範疇與特質的沉默，對於STS的學術空間是一種傷害。

　　因此，Jasanoff進一步陳述STS作為學術領域所具有的獨特性。（1）傳統學科對於自己研究的主軸已有完整的認識，因此不會將科學與技術足夠的置於方法論分析的核心中進行研究。事實上，這些傳統學科對於科學與技術在學術傳統上依舊屬於邊緣的研究主題。相對而言，（2）STS反而將這些科學與技術「實作（doing）」置於學術領域的核心，而非僅僅只是對於這個主題的討論。對於受科學訓練的人而言，相對於在不同的人類學、哲學、歷史學領域中找尋零碎或邊緣的知識，科學與社會的研究採取STS的研究方法是個更務實的做法。同時，（3）STS在近30年也發展了許多屬於這個領域獨有的理論概念。如Jasanoff所精煉出的概念共同生產（Coproduction）［8］，以及與Sang-Hyun Kim［9］共同論述的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10］。過往傳統學科中所談的「想像」的概念，旨於指出社會向未來的投射，但其中幾乎沒有科學與技術的成分。除了STS這個學科領域，沒有其他學門能夠對於科學與技術提出同樣基進的反思。

　　Martyn Pickersgill 提問對於Jasanoff 而言，STS做為一個學科未來應該如何發展？Jasanoff認為應該要付出更大的注意於訓練上，使STS的學生能夠在智識上慷慨而仁慈。STS向來同時面對著不夠專論化以及過度專論化的問題，Jasanoff認為我們應當認知到STS學科內部的異質性以及STS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連結。異質性說明STS內部有許多不同的理論進路與派別分枝，過於快速的定論STS就是SSK或SCOT都是武斷的作法；同時STS對於鄰近學科的連結也不足，許多STS學者不會意識到使用其他學門的概念或方法論對於自己的研究有所助益。STS不同的學術社群都應當建立對於STS學門方法論與STS學門歷史的充足訓練，並基於此持續發展不同學術機構感興趣的研究方向。STS應當走向對於科技與社會多元的討論面向，而能夠在STS的學科的同一個學術基礎上進行內部對話，增強學科的能量。這也是Jasanoff成立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11］最基礎的目的，STS的學科化。

 

四、STS方法的特殊性？

　　Jasanoff說明，STS方法向來有爭論，包括質性方法與量性方法，以及詮釋性方法與經驗性方法不同取向間的爭議。不過，若要從爭議的細節裡摸索出前進的進路，實驗室研究與爭議研究是STS所發展出來，特殊的研究對象與路徑。它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以及不可知論。同時，強綱領［12］中的對稱性與反身性也應當被視為是STS學術的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 repertoire）。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概念也能被視為一種STS方法論的視角。

　　這些STS方法論的視角會形塑STS學者如何觀看世界、社會、文本等不同的實體。同樣的，STS方法論的視角也是整合性的。以共同生產（Coproduction）作為主題，再現（representation）、論述（discourse）、制度（institutions）、認同（identities）能在同一個概念下合併涵納（amalgamation），而這些概念則可以個別在Latour、Foucault與批判理論中得到。STS方法的特殊性必須以知識的地景理解：我們鑽研STS學術能使我們看見其他學科方法所不能看到的，而非坐在孤島上讓其他學科不知道STS在追求什麼。對於不同的問題，始終有一個STS的方法去理解與研究，而非僅僅只是標示STS與其他學科方法的不同。

 

五、訪談人物

　　Sheila Jasanoff Harvard University STS教授。Jasanoff藉由數學、語言學與法律的學位，以化學物質控管政策的跨國比較研究進入STS的學術領域。後續的研究關注於Bhopal事件、IPCC（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國際環境運動等主題。曾任Cornell University的STS Department的主任、4S主席，並致力於推廣STS知識予非STS觀眾以及對於科學政策的STS分析。

 

　　Martyn Pickersgill任教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Martyn Pickersgill於2014年共同成立了Centre for Science, Knowledge and Policy，並於近期組織了Centre for Biomedicine, Self, and Society。Martyn Pickersgill進行了許多社會參與以及社會對話，將社會參與視為是研究方法的一環。2015年獲頒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的Henry Duncan Medal。

 
＊腳註整理
［1］Dorothy Nelkin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致力於研究科學、技術與公眾的互動與發展史。曾任教於Cornell University與New York University。
 
［2］STS Handbook為STS學術領域的經典教材，透過不同主題的陳列說明STS的經典研究案例與方法論。本處提及的版本為Jasanoff, Sheila, Gerald E. Markle, James C. Petersen, Trevor Pinch（1995）.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
 
［3］Trevor Pinch與Harry Collins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社群中，巴斯學派（Bath School）的代表人物。不同於愛丁堡學派的對於大尺度社會與科學互動的利益論分析，巴斯學派的學術傳統傾向透過微觀的實驗室研究研究科學知識建構與爭議。Trevor Pinch於2021年底逝世。
 
［4］1990年代 STS學術的兩種方法論以Latour為代表的ANT與愛丁堡學派為首的SSK發生過至少兩次大規模的方法論爭議，聚焦於對稱性的知識論與本體論以及Latour對於強綱領的誤用上。參考於《我們從未現代過》、Bloor, David（1999）. Anti-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0, No. 1, 81 - 112.
 
［5］1970年代初期，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作為重新思考科學的方法與途徑開始廣泛發展。建立於對於1960年代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所提出之的「科學規範結構」的批判，SSK透過實證的研究方法將科學理解為社會過程的產物，強調其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組構。本文所提及之愛丁堡學派（Edinburgh School）與巴斯學派（Bath School）皆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性學術社群。
 
［6］Science Studies Unit為愛丁堡學派（Edinburgh School）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發展的學術單位，代表人物包括David Bloor、Barry Barnes與Steven Shapin。愛丁堡學派以其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的提出而著稱，說明信念或知識形成必須給定其因果關係，而「成功」或「理性」的科學知識與「失敗」或「非理性」的知識體系必須給予相同架構的論述資源進行分析。
 
［7］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ssociation）成立於2008年6月。參考於楊倍昌（2018），〈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科技公共性的實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9(4): 215-219。
 
［8］Coproduction的概念說明，科學與科學知識無法反映自然與真實，同時也非單純社會利益下的產物。知識與其物質化的產出是嵌合在社會之中的。因此對於人類活動最有力的解釋，便是科學秩序與自然秩序的共同生成。引用自Sheila Jasanoff 的著作States of Knowledge。
 
［9］Sang-Hyun Kim是韓國籍STS學者，具有材料化學與科學社會學/歷史學的博士學位，現任教於漢陽大學。
 
［10］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概念說明集體對於社會秩序與社會生活的想像，反映於國家的科學與科技計畫的設計與發展上。「想像」指示了一種對於未來的希望與投射。Sheila Jasanoff與Sang-Hyun Kim以此概念解釋美國與韓國的核電發展。引用自Sheila Jasanoff與Sang-Hyun Kim合著之論文Containing the Atom: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11］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由Jasanoff所主持，2002成立於德國柏林，以學術工作坊的形式每年度舉辦於Harvard University。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的學術宗旨在於促進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並促使年輕學者建立夥伴關係，同時促進STS與倫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等公共政治領域的鄰近學科進行學術交流。其關注焦點在於公共體制、民主與參與、再現與溝通等論題。參考於https://sts.hks.harvard.edu/about/sdn.html。
 
［12］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為愛丁堡學派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包括因果性（Causality）、公平性（Impartiality）、對稱性（Symmetry）、反身性（Reflexivity）作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的基本進路。
 
六、參考資料
 
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2012）。《我們從未現代過》（原作者：Bruno Latour），台北：群學出版社。
楊倍昌（2018），〈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科技公共性的實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9(4): 215-219。
 
Bloor, David（1999）. Anti-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0, No. 1, 81 - 112.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2021）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檢自https://sts.hks.harvard.edu/about/sdn.html.
Jasanoff , Sheila（2004）. The idiom of co-production.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1 - 12. London: Routledge.
Jasanoff, Sheila, Sang-Hyun Kim（2009）. Containing the Atom: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Minerva: A Review of Science, Learning & Policy, Vol 47, 119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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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即是日常－－《在奇幻地：精神病院裡的臨床民族誌》(2022)

※本章引自《在奇幻地：精神病院裡的臨床民族誌》序 荒謬即是日常

※林徐達. (2022). 在奇幻地：精神病院裡的臨床民族誌. 左岸文化.

 如果你跟上帝說話，你正在祈禱；如果上帝跟你說話，你有思覺失調症。
──湯瑪斯．薩茲，《未馴服的言說》（一九九○） 

 二○二○年底，在我工作的這家精神病院裡，由職能治療科主辦的例行性「年終耶誕感恩聯歡晚會」，由於院區住民報名過於熱烈，只好採取選拔賽形式進行甄選。評審是院內的心理師，在淘汰近一半的報名隊伍後，剩下包括住民的民歌、國台語歌，以及唱跳、戲劇等表演，在平安夜這天晚上擔任晚會的演出內容。相較於春節、中秋、端午的辦桌形式，年終耶誕晚會是院區年度最重要的大型活動，住民不僅可以獲得院區準備的糖果沙琪瑪等零食和其他飲料，活動中也會透過有獎徵答的方式發送福利社禮券，或是社福團體和善心人士捐贈的洗髮精襪子等民生用品。此外，院區也會趁這個場合對今年表現優秀以及參加全院競賽獲獎的住民們加以表揚，同時頒發感謝狀給輔具廠商，以感激他們支援住民所使用的助行器、輪椅、翻身便利床等。

既然是平安夜，由住民自行編導記述耶穌誕生的劇碼，自然是今晚的第一個節目。

擔任這項戲劇表演的主持人，是病院內一位虔誠的教徒住民，他同時也是這齣戲的編劇和導演，負責邀請其他住民飾演劇中角色。排練過程中曾經發生一段插曲：飾演瑪麗亞一角的女性住民，不配合排練時間且態度不佳，編劇因而修改劇本，取消了瑪麗亞的戲份。

舞台上身著稍嫌大號深色西服的主持人，在自我介紹「我是胡瓜的弟弟──胡說八道」之後，邀請一位住民朗讀《新約聖經》中《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節，描述聖母懷孕的過程：「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麗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很顯然瑪麗亞的戲份就到此為止了。緊接著的是第二章：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做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主持人接著解釋耶穌誕生在馬槽的意義，一轉身另一位住民抱著一個黃色抱枕出來致詞：「大家好！我是約瑟，耶穌的父親。這孩子的誕生將對人類……」沙啞嗓聲的住民似乎臨時忘詞，同時台下住民笑著：「耶穌在那邊！耶穌在那邊！」晚會現場顯得有些騷動，主持人機靈地直接切入這個語塞的困境：「好了！」並且立刻向台下觀眾說明：「這時候，從東方有三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博士來朝拜耶穌。」此時，約瑟抱著黃色抱枕的耶穌離開，三位飾演朝聖者的諾貝爾獎得主步上舞台。

主持人依序介紹這三位朝聖者，三位要角手持A4尺寸的影印紙，上面寫著「沒藥」、「乳香」、「黃金」，好讓主持人可以配合介紹這三件禮物的象徵意義。主持人接著說：「這三位都來頭不小，都得過諾貝爾獎。讓我來訪問他們一下。」
 

「請問你得到諾貝爾什麼獎？」主持人詢問第一位朝聖者。
「化學獎。」
「那不容易喔，那我請問你硫磺水有什麼用？」
「是一種很好喝的飲料。」
「請問張博士得到諾貝爾什麼獎？」主持人向前一步，繼續訪問第二位朝聖者。
「文學獎。」
「那在你寫過這麼多書當中，哪一本書是你最喜歡最得意的著作？」
「_三國演義。」
「那三國是指哪三國？」
「中國、美國、英國。」
「請問陳博士得到什麼博士？」主持人面不改色地繼續訪問最後一位博士。
「物理博士。」
「物理博士很難學啊，想必你的數學應該不錯。請問三加二等於多少？」
「七！」底下有幾位住民大笑。
「啊！你真是天才！」主持人很誠懇地肯定第三位博士的學問。

　　在接續的訪問中，主持人一一詢問三位朝聖者頭戴安全帽、紅色棒球帽和軍帽的理由，分別是研究炸藥準備對付某國領袖、表達和一位知名藝人新婚的喜氣，以及紀念某位離世的參謀軍官。在一陣荒唐不著邊際的答覆中──如果用另一種說法，這邏輯又是如此直觀合理──引起底下大批住民的笑聲。

這齣戲劇以一種真誠又試圖幽默的方式，表達這個具有特別意義的節日，儘管對當下某個時刻的我來說，這種意義的詮釋途徑簡直具現了災難般的瘋狂──它透過精神病患在舞台上扮演精神病患的方式，以虔誠的態度表達瘋狂，以揶揄的形式抵達神聖；又或者可以這麼說，這場表演符合基本的現代藝術表現形式：絕對的現實主義卻不著邊際、戲謔般幽默反諷、認真嚴肅的嘲弄技法，以及帶給觀眾一種寓言般的事後思緒。最後，約瑟繼續抱著那只抱枕，連同主持人在內，五位住民一同以勉強算是整齊的手勢加上口號「耶穌愛你，我也愛你，上帝祝福你」，結束第一個節目的演出。

接下來每個節目中間的串場分別安排了有獎徵答和摸彩活動，問題從醫院院長、院區主任和護理長姓名，到院區全名、各棟病房主責心理師是誰等；禮品除了食物、日用品、飲料、福利社禮券，還有院區主任和護理長提供的特別禮金紅包。

壓軸節目是特地搭乘大型遊覽車來到院區的某個佛教志工團體表演手語歌，該團體也捐贈一些摸彩品（正式名稱為「結緣品」）給院區住民。據主責的社工師表示，這已行之多年。至於為何一個佛教志工團體會來參與耶誕感恩晚會？自始至終沒有人懷疑過這個問題──這不只是世俗與神聖的差異，而是不同神聖之間的區別。也許這個問題在本質上並不存在，這一切因宗教教義所導致的衝突皆來自我個人理解的狹義規範；這或許是因為精神病院裡賦予了「荒謬的日常化」，也或許是外部世界具備一套不易改變且容忍度低的既定認識。但最大的重點是，何以這會是一個問題？

「荒謬的日常化」既是表達精神病院住民在日常生活經驗上的行為表現與反應，或因認知功能，或因病徵干擾的影響，致使彼此之間的嫌隙或病院衝突，經常對於意外事件提供一種荒誕脫離現實的陳述或解釋。同時，它也是對應古典精神醫學基於科學理性對於妄想、瘋癲的診斷，即透過斬釘截鐵般的醫療科學理性來解釋疾病。但「生病」這件事從來都不是一件單純的事。網路上流傳著「手術很成功，但病人死了」的諷刺笑話，一語道破了醫療理性面對的是攻克疾病，而不是疾病的載體。更重要的是，這種被稱之為「人類學諷刺」（anthropological irony）的處境，表達了人類學這門學科訓練對於異質處境的敏銳感受力，得以突顯「對既定認識或刻板印象的反向傳遞、表達對於理所當然的認識論之自我嘲弄，或是關於根深蒂固觀念的出奇解構，迫使田野工作者懷疑既有的文化認識，進而對民族誌書寫任務進行批判思考」。

在詮釋人類學家葛茲描述的那一位十九世紀的歐洲商人，目睹荷蘭殖民時期峇里島國王過世後，三位妻妾縱身跳入火海陪葬，在璀璨的祭典中「對寂滅的貞潔頌歌」，甚至正是這種愉悅平靜的儀式，「華麗與暴力」的結合令人毛骨悚然。歐洲商人在震驚之餘快速而細膩地表達了歐洲人本主義思想，同時置入了西方以船堅砲利的方式施行文明教化的正當性，這其中「白種人負擔」既是慈悲也是入侵。確實，並置這兩種經驗──絢爛的儀式形式與冷酷的死亡內容──其所帶來的混亂，以至於身為觀看者的我們需要從迷失之中試圖尋獲些什麼。葛茲認為，這種「被弄迷糊了的感性」，使得我們原先以為可以透過接觸那些與自身不同思路的思想世界來減少我們的不確定性，然而正因為兩方的接觸，反而擴大了我們的不確定性。

在某個書寫的當下時刻裡，我發現自己也是葛茲轉述中那類歐洲商人──帶著自以為是的人本思想，對於精神病院的對待處遇以及精神疾病患者「受困於此」，感到一絲憐憫的同時，卻也不由自主地感到厭惡病人身上的異味；在剛進入精神病院工作時，我甚至沒有發現自己下意識地皺起眉頭。我以臨床工作者的身分在精神病院內部進行民族誌調查，這項難得的工作模式讓我重新覺察人類學家在兩個世界中理解對方的生活──多數時候在思索如何接住他們的思緒，偶爾帶來困擾或詫異不解──並且正是後者所帶來的遲疑甚至懸置，構築了住民和我在精神病院裡生活的若干重要部分，它豐富了我對於自己世界和對方世界的認識。
 

精神病院作為人類學田野場域

兩個世界。「從事田野調查重要的不是擺脫人類學家所攜帶的文化包袱，以便在無形體、無牽掛之下進入異國的生活方式；而是同時在兩個故事裡過生活。」葛茲在他的自傳著作《後事實追尋》中如此說明。在更早之前，葛茲曾經說過：「人類學家不研究村落，他們在村落裡研究。」他用這種說法來強調人類學家的任務是了解內部者的生活，從而認識他們的世界。本書中田野調查所在的精神病院，同時提供了「村落研究」與「村落裡研究」的機會。在那裡，兩個世界的並立表達了人類學田野工作者身處的研究樣態；不同的是，精神病院自身提供一個雙重形態的臨床生活，並且開展了異質甚至彼此矛盾的複數世界：

首先是臨床治療團隊面對「常態」與「異態」兩個世界，因而在多種故事和聲音下工作──一腳在病房診間，另一腳則是在正常規範之中，又或者一腳踩在臨床治療職責上，另一腳跨進憐憫同理的心緒裡。於是，臨床生活成為了醫療處遇的臨床團隊來回於正常與異常兩個世界之間的工作形態。這其中經常需要工作團隊的默契與協商，以及因為兩個世界的遭逢形式，而造成的工作人員與住民之間無法避免的緊張衝突。其次是，臨床生活同時指涉了精神病院住民在這兩個世界之內的生命經驗。這群在精神病院裡的思覺失調症患者，在各自的世界與特殊疾患社群裡生活了數十年，往返於正常與異常兩個世界之中，接受、被迫面對或甚至抵抗醫院的處遇與治療、臨床團隊的照護與管理、病友人際關係，或是各自的個人際遇。對精神疾病患者來說，這兩個世界有一部分透過思想意念和身體安置空間的並存形式，以某種無法預測的週期重疊著。用一種類比方式來說，他們活在卡夫卡筆下的甲蟲與外部世界，或是馬奎斯的回憶與現實之間。這麼說來，佛教志工團體前來參加精神病院的耶誕感恩晚會，這件事的確並不衝突。

這本著作正是希望在這兩個面向上闡釋精神病院的臨床生活，並且展現病院現實生活與個人妄想內容二者之間的照顧與經驗。精神病院作為人類學田野場域，在當代民族誌調查主張移動、非典型定居模式、全球化溝通等特質看來，這並非是新穎的田野調查工作。事實上，在精神病院裡從事臨床民族誌研究是相對「封閉」的──一方面它被第一線的臨床醫療相關專業的養成和訓練，第二線的公共衛生、疾病防治法規、健保制度，以及第三線的機構組織、公會、藥商和醫療器材商層層圍覆；這種封閉性使得臨床機構的社會科學研究往往受到現實上的條件限制。另一方面則是精神病院自身的封閉生態，包括生活空間、活動範圍、人際關係，甚至思想、創造力、欲望的滿足、夢想的嚮往，都因公共衛生、健康照顧、身體和行為安全等諸多考量，而犧牲了住民的若干需求。這種整體的受限形塑了精神病院的氣質（ethos），卻也因為如此，封閉的精神病院民族誌開展了人類學全貌觀點（holism）介入的可能性。顯然，這極富諷刺意味的組合結果並不會讓人類學家感到太多欣喜。但無論如何，兩者帶來各自論述的重點，而彼此的限制與開展卻恰好是互補的。

前者有關臨床醫療機構的封閉性暗示了當今以生物醫學典範為基礎的精神醫學長期以來忽略了患者主體。在哈佛大學醫療人類學家凱博文等三位作者的合著論文〈文化、疾病與照顧〉裡認為，人類學和社會學觀點可以就臨床醫療行為做出直接的貢獻。他們強調當今醫學院的臨床訓練應設立臨床社會科學之科系（clinical social science），並且由具備人類學或社會學背景的醫師以及具有臨床訓練的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共同組成。「唯有當社會科學成為臨床學科並且在相關患者照顧課程下授課，醫學實踐才能從社會科學中受益。」三位作者如此以為。作者們勾勒出「臨床社會科學」的觀點，並主張患者的解釋系統是臨床醫學實踐的一部分。因此，要幫助患者得到適當的治療處遇，便必須明白患者對於疾病與治療的認識，進而建立起一套治療者與患者對於疾病與治療的彼此參照認識論。

至於後者提及的「全貌觀」，則是古典人類學在上世紀初建立起自身專業科學訓練、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專業的主張與方法論，今日卻因為全球性移動和交換而逐漸式微。這是一九八○年代追隨詮釋人類學論述的學者提出「部分真實」的時代。然而，正因為精神病院這種特殊封閉性──日復一日重複著《魔山》般的生活──透過這種古典民族誌「全貌觀」的研究形式，並且保有當代文化論述的深度（借用李維史陀受訪時的說法），讓我們得以一窺究竟。因此，這種精神病院的臨床民族誌需要古典人類學的全貌觀理解，也需要當代複雜文化論述的思維訓練；它同時也需要前述三位作者強調的臨床專業訓練，使得社會科學研究者得以被允許長期待在病房進行觀察，並且參與團隊會議的處遇討論。

當然，我們可以質疑提倡「臨床社會科學」依舊若干程度上坐實了醫學霸權，但本書誠心希望透過作者所接受的人類學和臨床心理學訓練，將精神病院作為人類學田野場域，藉以綜合討論當代精神醫學診斷、心理病理學文獻、國內臨床個案，以及民族誌等資料。本書論述的立場在臨床心理學知識上採納了「經驗樣態」的詮釋觀點（雅斯培、薩斯），闡釋思覺失調症病理徵候的多變性，以及患者混亂思緒與行為的意義。在人類學理論上採取了美國醫療人類學（凱博文）和詮釋人類學（葛茲）的論述，藉以表達疾病的社會文化觀點，以及臨床團隊的醫療處遇和臨床照顧。借助這兩項專業，這本著作提出兩項研究目標：在精神病院臨床專業屬性的場域裡，透過人類學詮釋與當代複雜文化論述的思維訓練，提供不同於生物醫學觀點的見解；同時，藉由臨床民族誌調查，彰顯臨床團隊在精神醫療照顧職責下，和患者共享疾病的本體論認識、共同參與治療經驗，從而體現此一特殊的臨床文化。

這種臨床場域與民族誌調查的協作方式，使得人類學專業以文化的視角，詮釋當代精神醫學的醫療處遇和精神病院患者的生活處境。因而，從事醫療場域調查的人類學家得以_探究臨床文化如何帶著它們獨特的社會實踐形式──病患行為、診斷和治療目標，和各個臨床專業職責──以各自不同方式表述「臨床現實」（clinical reality），並且將這些診斷知識與治療行動的意義如何相應於這些不同形式的現實之中，試圖釐清精神疾患臨床醫療場域的整體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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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愛滋病》(2018)｜醫學影像的銘刻，含蓄置換了地理與身分汙名

作者：Sarah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碩士班）
 
※本文參考自《繪製愛滋病：一段傳染病的視覺歷史》(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

引言：傳染病的空間性上，地圖集雖嘗試劃清地裡疆界生成一套「不分裂的文本」，透過布局排除爭議的思想、假設與事實。當愛滋病的視域進展到微觀層次，模糊的病癥攝影與不即時的地理圖表逐漸被體制漠視，驅離於科學研究的核心進程；當電子顯微鏡以視覺優勢，重新召喚過往科學佔據過的正統性地位，但是先入為主的預設，例如性少數、殖民地、貧窮與性濫交幾組象徵落後的詞彙，卻遺留在愛滋病的肌理成為難以抹滅的起源。

  Engelmann. (2018). 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kas Engelmann在2018年發表《繪製愛滋病：一段傳染病的視覺歷史》(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進一步將愛滋病圖集(atlases)當中的視覺隱喻帶往了全球政治治理，串聯了空間地理學、後殖民理論、科學與技術等相關領域，藉由影像的「剪裁(cropped)」、「裝裱(framed)」、「組裝(assembled)」和「注釋(annotated)」，再到空間的「層次 (levels)」、「網絡(networks)」與「集合(assemblages)」等不同時空尺度，試圖拆分並還原了醫學影像的潛在暗喻以及政治性。八○年代初期，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宣布首起愛滋病病例，1986年第一本愛滋病圖集出版，作為生物醫學實作與愛滋病醫療觀點的說明。作者在內文中蒐羅自第一版愛滋病圖集以來(1986-2008)的各式圖集，並將其發展分為以下三種進程，包括：臨床照片(clinical photographs)、疾病地理地圖(geographical disease maps)和病毒模型(models of viruses)，反應科學與文化對愛滋病的主觀與客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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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愛滋的三種格局

　　本書有三個主要部分：看見帶有愛滋病(AIDS)的身體(1 Seeing Bodies with AIDS)、看見愛滋病的空間(Seeing Spaces of AIDS )以及將HIV看作愛滋(Seeing HIV as AIDS)；章節的關係突顯視角之間的變換，先從局部到全觀、平面到立體、再到宏觀與微觀，不同階段則指涉了疾病發展的歷時性進程與對應的認知觀點，欲藉由此多向度的叵析加以釐清醫學影像/圖集的視覺政治性。
 
　　Lukas Engelmann認為疾病有兩種認識途徑，第一種是形象化的連結，第二種是經由視覺呈現的空間隱喻，攝影、地圖與模型分為可以做為視覺化的產物。Lukas Engelman對圖集的討論集中在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的視覺工具，不只是照片的彙整、分類，而是以照片取代量化的人口統計。圖集的特點在儘可能蒐集具標誌性的照片，透過顯著的病癥增加其對比度與關聯性，確立其可識別與標準化的診斷過程。這種加工過程近似於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所稱：「為增加科學研究的凝聚力而劃分的實踐^[1]」，從「意識形態的碎片梳理出科學的內核」，但是在一方面，即使現代醫學以追求穩定、捕捉典型特徵為目標，患病器官卻是一組複雜且持續作用的身體構造，在未進入常態科學前難以估算預測性。作者認為，這必然使愛滋病圖集殘留不確定與模糊的要素成分，使愛滋病仍會捲入一個由隱喻和刻板印象所支配的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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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愛滋：被看見與不可被看見的暗喻

　　在傳染病的空間性上，地圖集雖嘗試劃清地裡疆界生成一套「不分裂的文本」，透過布局排除具有爭議的思想、假設與事實，將抽象的、不可見的愛滋病，轉而以地圖為工具體現可視化的模式。愛滋病於肇發期間以體液交換為主要傳染途徑，透過全球移動鏈高速擴散，即打破地圖做為一種封閉且靜態系統的平衡。更全面地說，地圖不僅呈現過時的偏誤，在患病人口的分布上，亦反應其強勢文化早已先入為主的預設，性少數、殖民地、貧窮與性濫交幾組象徵落後的詞彙被視為愛滋病神秘的起源，對照製圖過程的理性、科學化、生物醫療的高度進展，部分地形成國族與科學技術的階級關係。
 
　　當愛滋病的視域進展到微觀層次，模糊的病癥攝影與不即時的地理圖表逐漸被體制漠視，驅離於科學研究的核心進程。Lukas Engelmann指出電子顯微鏡的視覺優勢，便是重新恢復了科學的嚴謹（exactitude）、 精確（accuracy）與實證（empirical）態度，召喚過往科學佔據過的正統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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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在病徵與地理的污名

　　愛滋病作用於身上的知覺體驗，據Lukas Engelmann的描述，是一種失去身體與身分、失去群體與空間的感受。愛滋病有許多意象都與死亡相關，在病毒急速擴散的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已帶走全球超過千萬人的性命，成為目前為止最迫切的威脅之一。愛滋病毒通過體液交換侵犯人體，多數的案例都與直接的性行為有關，「性」在攝影、在地圖、或在病毒模型上都是「不可見」的舉止，這帶給愛滋病發源的空間位置隱密且難以得知的障礙。Lukas Engelmann透過地理學與視覺政治進行一場醫學影像的除魅，揭示背後緊張關係的耦合，圖集以呈現角度的差異改變了愛滋病被認知的方式，經常有意的增強科學技術的主導地位，反應了人類對自然的掌控性。但是Lukas Engelmann強調。科學既作用於文化，也作用於地方(places)，科學原本以為主動的介入可以任意地掌控疾病的散播的變異，後來發現科學方法亦有其侷限性，會被其環境所形塑，重新建基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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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The cohesiveness of any object of inquiry in the sciences is not a given, Bruno Latour has argued, but instead emerges through practices of dividing and of organizing appearances into well-defined objects.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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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幽靈》(2022) ｜科技與社會學(STS)如何使我看見隱而不顯的幽靈？

作者：邱立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碩士班）

※ 本文參考自《《醫藥幽靈：大藥廠如何干預醫療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

引言：STS研究嘗試提醒人們的，是我們從來都不應將科學擺放於廟堂之高，相信其有內在的、不可被懷疑的自洽性；而是應當嘗試理解，在看似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之中，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因素如何發揮（有時是極大的）作用。也因此，本書或許就像是給了我們一副有著「陰陽眼」功能的眼鏡，讓我們能有機會看見那些隱而不顯的幽靈。

Sismondo, Sergio，王業翰等譯（2022）。《醫藥幽靈：大藥廠如何干預醫療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閱讀這本書時，我想起一個關於我自己以及STS的小故事。我自大二的時候認識了科技與社會研究這個學科，在興趣驅使之下日漸浸潤其中，也嘗試和一些朋友分享這個領域對科學知識發展的種種思索。我向他們描述了Latour如何和科學家們一起工作，進而揭開科學知識的黑盒子；Schaffer和Shapin如何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揭開波以耳與霍布斯在科學與政治領域的交鋒；Winner如何從番茄採收機與橋樑的案例中說明技術物的政治性……，[1]總之，一切我認為能引人入勝的故事。

而往往在我說完這些之後，坐在我對面的聽眾臉上浮現的不是我所期望的驚喜，而是大大的疑惑：

「可是，你們為甚麼要去質疑科學家做的事情啊？」

「科學或許有被社會影響的屬性阿，可是它不還是蠻客觀、蠻有用的嗎？」

「就算這樣，我們也不能不用手機、不看醫生吧？」

一次又一次，屢試不爽。而我想，面對這種對學科「重要性」與「必要性」的質疑，以及對科學客觀性的維護，希斯蒙都（Sergio Sismondo）在這本《醫藥幽靈》中，通過細緻的田野與分析，做出一種有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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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幽靈》一書關注的是醫藥知識的政治經濟學，是那些富可敵國的大藥廠，如何通過其在整個科學生產界與醫療現場中盤根錯節卻隱而不見的「幽靈管理」，將上至科學期刊上受到千次引用的文章，下至診間中每天開出數十份的藥物膠囊都納入其「裝配行銷」的一環，為其商業利益服務。

    在作者所欲揭露的「無形之手」中，作為關鍵的一環是藥廠中的「發表規劃」部門。該部門在科學事實的生產與行銷手法的應用之間執行「創造性調解」，亦即設法生產出符合藥廠利益的科學知識，並將其大量投入市場。具體而言，他們和受託學術機構合作，影響藥物臨床實驗的結果，並購買那些數據；他們找尋論文的撰稿人，使其通過上述的實驗結果書寫出符合科學標準的論文；這些論文又由他們屬意的作者掛名，投稿到一流的的國際期刊之上，成為萬眾景仰的「新知識」。也因此，《自然》（Nature）和《刺胳針》（Lancet）等知名期刊上由一流大學教授書寫的論文，甚至很可能沒有被我們認為的「作者」閱讀過，甚至作者在書中指出，有關專利藥品的論文中，可能有近四成都來自發表規劃團隊合作的「幽靈寫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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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發表之外還遠遠不夠。藥廠尋找並培訓關鍵意見領袖，讓這些代表著醫界一流權威的學者／醫者，在無數的演講之中將「正確的科學知識」傳播給更多的醫生；他們派出業務，深入到每個醫療機構的現場，為醫療從業人員帶去溫暖的午餐與問候、讓藥品櫃中充滿他們最新生產的試用品；他們攏絡病友權益團體，透過後者讓不那麼有效的藥物看似充滿希望，甚至進行倡議，影響政府監管機構的判斷。漸漸地，他們得以讓第一線的醫療人員習於使用他們提供的「腳本」來開藥，也讓病人的服藥配合度盡可能提高。在這個幽靈管理的過程中，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動性，讓自己的意志與判斷來決定是否開藥／服藥，然而在作者的筆下，就連這種能動性都是在藥廠管理之下被賦予與控制的。

　然而，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矛盾。儘管作者在整本書中批判藥廠通過幽靈管理對產業進行的操弄，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由幽靈寫手寫下的論文，大多包含的是高品質的、能通過層層檢驗的科學知識。甚至，像發表規劃師這樣的人物，往往認為自己的工作便是從唯利是圖的行銷部門手中，保護科學生產的標準與價值。更有甚者，在裝配行銷中涉及的絕大多數行動者，大都對自己的獨立性與能動性充滿信心，認為自己是為了維護科學的正確而做出選擇，即使在其中有收取藥廠的好處也只是因為自己付出勞力而應得的報酬。

　在此，科學的道德與效益發生了衝突。要嘗試理解這個矛盾，我們或許可以效法作者利用「對稱原則」來思考。對稱原則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中強綱領的核心方法之一，[2]意指我們必須使用相似的原因概念去說明被我們認為是真實與虛假的兩種信念。在本書中，作者藉此指出「好」科學與「壞」科學都受到其背後的商業利益所影響，因此作者投身對幽靈管理的研究，將隱而不見的利益關係展現在我們眼前。而作為延伸，我認為要理解這個矛盾，應當將該原則延伸到裝配行銷過程中被召集的各個行動者之中。例如，一個接受某種藥物的醫師，與不接受該藥物的醫師（儘管在本書作者的筆下似乎不可能有這樣的角色，這亦是本書在描寫上較為缺乏的部分），也都可能是被類似的科學信念（包含誠信的道德，以及科學所應該要有的功能）所影響。也因此我們或許還需要細究整個網路中不同行動者與科學價值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該價值如何形塑他們的行為，才能更好的接近這個作者因採取政治經濟學視角而認為並非核心，卻實際上可能牽動整個科學知識基本價值的矛盾本身。

 Image by Steve Buissinne from Pixabay

當然，有關整個幽靈管理模式所帶來的問題，並非只是科學知識生產的誠信道德論辯等科學哲學問題。這樣以商業利益為尊的結構，必然將造成權力的不平等，進而損害弱勢者，亦即病人的權益。作者指出，儘管藥廠創造的大部分都是品質良好的科學成果，這些成果仍然幽靈管理會造成「發表偏誤」，即一些特定的藥物將獲得異常高的曝光機率，使其成為醫師開藥腳本中的寵兒。而對許多藥物而言，當其使用族群擴大，其不良副作用的產生機率也就越大，進而導致病患的權益被傷害。甚至，由於我們的身體觀大幅受到疾病觀的影響，在某些特定藥物與其可治療的疾病因為藥廠的裝配行銷而現身的當下，我們對自己身體健康的想像也將徹底改變。

最後，回到本文最初，那些並不熟悉STS領域工作內容的人們的疑惑中。沒錯，如他們所說，科學確實有其強大的效力，大幅的形塑了我們今日社會生活的樣貌。然而，希斯蒙都在這本書中展示了，就算是看似再嚴謹不過的科學成果，其生產與傳播的背後仍然可能有著像藥廠這樣難以被看見卻充滿影響力的霸權在操弄。他嘗試提醒我們的，對我而言亦是STS研究嘗試提醒人們的，是我們從來都不應將科學擺放於廟堂之高，相信其有內在的、不可被懷疑的自洽性；而是應當嘗試理解，在看似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之中，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因素如何發揮（有時是極大的）作用。也因此，本書或許就像是給了我們一副有著「陰陽眼」功能的眼鏡，讓我們能有機會看見那些隱而不顯的幽靈。醫藥巨頭與其裝配出的網絡或許生產出了品質良好的科學知識，但那終究是他們想要的知識，永遠保持著為特定利益服務的傾向與可能。而只有當看見了，我們才有可能以一個個體的姿態，思考該如何在巨觀的、看似難以撼動的結構體系之下，盡可能保有並發揮自身的能動性、釐清並保障資訊、維持獨立的思考，乃至由下而上集結聲音與力量，發起對霸權行動者的反抗。

作者簡介：
邱立軒，來自桃園但熱愛台北。學習路上在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之間反覆橫跳，STS是志業也是救贖。研究興趣關注多元另類的精神醫療、身心靈技術以及心理學的知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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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處借引的STS經典依序為：
Latour, Bruno（2004）。 ＜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雷祥麟譯，載於吳嘉苓、傅大為與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市：群學，頁219-263
Winner, Langdon（2004）。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方俊育、林崇熙譯，載於吳嘉苓、傅大為與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市：群學，頁123-150
Shapin, Steven & Simon Schaffer，蔡佩君譯（2006）。《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台北:行人。
[2] 關於強綱領可見：Bloor, David. (1976).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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