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4日

《兩種心靈》譯後記:閱讀及翻譯《兩種心靈》的快樂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廖偉翔

綜觀台灣的書市,廣義的精神健康相關書籍可說幾乎每年都推陳出新,經年累月下來不僅累積諸多眾人皆知的名著,若就數量來看,在實體書店逛一圈應可看到一整櫃的心理或精神醫學相關的書籍陳列。其中從早年各種精神分析的經典,如佛洛伊德、榮格、阿德勒、佛洛姆、荷妮、比昂、溫尼考特等等,到精神醫學、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各種概述或疾病專著,如憂鬱症、焦慮症、強迫症、躁鬱症、思覺失調症、厭食症、邊緣型人格障礙症等等,又或者如醫師、心理師、護理師、社工師等臨床工作者的各種觀察、反思或批判,乃至於各類病人誌的書寫,還有各種科普、小說、散文、人物傳記、社會觀察、特定主題的個論、論文集、精神醫學史著作,以及專為臨床實務所寫的技術指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書籍不僅主題多樣,切入點更是多元,擁護、批判、同理、同情、正反並陳、存而不論⋯⋯形成一幅色彩繽紛雜沓的光景。那麼,在眾聲喧嘩的現狀下,為何要閱讀《兩種心靈》這本書,它又有怎樣獨特的重要性呢?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首先,這實在是一本難能可貴的民族誌,讓讀者得以身歷其境。除了紮實的田野調查,廣博的背景閱讀,作者魯爾曼如書名那般,親身沉浸在「兩種心靈」的切換與整合之中。魯爾曼不僅跟著田野對象(精神科住院醫師)一起、如田野對象那般地工作與生活,還投入心理治療,為病人做治療,本身也接受治療與督導。這可說是難以想像的苦工。可以想像的是,倘若你身為精神科住院醫師,還得以在「兩種心靈」之間預先選擇自己的傾向與偏好,把一者當成主旋律,另一者則當成伴奏;無論個人原先較認同的是動力取向精神醫學或生物精神醫學,早在選擇住院醫師訓練機構的時候就可以依此為根據做決定,而在這樣刻意選擇之下的訓練過程,實際上是比較接近其中一者,而非另一者。換言之,實際上的情況常常是,你可以當更像是科學家的精神科住院醫師,或是更像是心理治療師的精神科住院醫師。當然,有人一定會問,既然有統一事先制定的精神科訓練計畫,內容也是兩者皆有,住院醫師訓練過程不是應該兩者並重?然而真實情況時常更像是一方有較深入的鑽研,而另一方或許僅是做到符合最低要求即可。但魯爾曼做田野的目的在於真正深入其中,因此她不像她的田野對象住院醫師那般得以「偏食」、厚此薄彼,反而在某個意義上而言,她甚至比田野對象更辛苦,必須把兩者都做到一定程度的精熟。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再加上精神醫學本身向來被大眾認為是醫學中較為模糊、複雜,甚至充滿爭議的一門專業,這般研究主題想必也有較高的進入門檻。在進入門檻高的前提下,還要做到深入現場、全盤觀照,這確實是一本得來不易的民族誌。

第二,這本書能成為當前精神醫學各種爭論開展前必備的參考書籍。各種與精神疾病相關的社會事件向來都存在於我們社會,但或許隨著資訊爆炸的時代來臨,在社群媒體發達、大眾媒體追求快速及點閱率等背景下,精神疾病的「爭議」似乎變多了,相關議題的能見度變得更高,甚至也出現影視作品(如《我們與惡的距離》)或專書(如《成為一個新人》)。然而,許多看似即時而迫切的當代爭論,其實在相關文獻的記載中,早已不是新聞。因此常有的狀況是,檯面上熱騰騰、火辣辣的討論,卻偶爾給人穿越時空之感。也常有的狀況是,某個事件發生了,臨床或實務工作者因而被論者指著鼻子罵到臭頭,但以前早就發生過類似事情,做過許多相關的探討,實際上事件發生的原因往往跟制度性的缺漏或經費不足有關,而非第一線的工作者不知道這些問題的存在。比如說治療精神疾病似乎跟使用藥物畫上等號;比如說精神醫學是否限制了病患的自由;比如說精神疾病的汙名;比如說心理治療相較於藥物治療的弱化;比如說精神疾病患者為何難以穩定就醫或服藥⋯⋯。魯爾曼在書中針對醫療政策及保險制度的影響、精神藥物的重要性與限制、精神醫療實務上的困境、精神醫學在哲學上對於「什麼是人」的預設等重要議題,都做出了精簡扼要的背景爬梳與回顧。由於許多議題的探討實際上早已不是「新聞」,這也是為何我認為這本書即使在出版二十年後的現在讀來仍深深貼合現實的原因。

再者,這本書也可以當成一個「線頭」或「引子」,讓讀者可以由此開始抽絲剝繭,一窺當代精神健康領域為何以及如何發展成目前的樣貌。由於書中的田野對象是醫師,相對於其他專業的精神健康工作者,或是相對於其他領域者,醫師時常掌握較多的實質及象徵資源。這並非單純認同或提倡某種大人物主導的敘事,而是我們無法忽略,在得以合法處理精神疾病的各種專業中,醫師經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往往影響了精神健康相關研究、政策、法規,乃至於輿論等等的走向與發展。(當然,精神科醫師在整體醫師群體中似乎算是相對弱勢,這則是書中比較沒有論及的部分。)也因此,要了解精神健康工作的地景,必然少不了要了解精神科醫師,而要深入了解精神科醫師的社會化及養成過程,這本書便是絕佳的起始點。

然而,就如同所有的書一樣,《兩種心靈》絕非沒有缺點。比如艾倫.霍維茲(《我的悲傷不是病》一書作者之一)就寫過這本書的書評,其中提到此書較缺乏的是把自己的民族誌放在歷史與比較的脈絡來看待,也較少說明此書的理論背景。【註1】霍維茲肯定這本書是對於精神醫療內部的生物精神醫學與動力取向精神醫學兩種世界觀最好的描述。然而在動力取向精神醫學的應用與興衰方面,忽略了文化脈絡的重要性,也過度把其凋零連結到管理式照護上。霍維茲有力地指出,《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早在1980年就出版,意味著生物醫學模式的興起,而當時管理式照護尚未廣布。而伊莉莎白.歐青克羅斯(《精神分析的心智模型》一書作者)也在《美國精神分析學會期刊》撰寫書評說明,儘管肯定魯爾曼提出精神分析觀點在精神醫學的重要性,但她並未提及太多「好消息」,諸如醫學生與精神科住院醫師心理治療訓練的需求上升、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研究進展、精神分析的心智模式與生物精神醫學在基礎科學方面整合的可能性等等。【註2】只能說,《兩種心靈》這本書讓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都為之撰寫書評,足見其影響力與重要程度。

而就我的個人經驗而言,這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傑作。閱讀過程中,時常有感同身受的貼切感。在精神醫療臨床工作上的雷同之處當然無須贅述,而且更有許多會心一笑的時刻。舉例來說,當我仍在波士頓大學就讀碩士班時,曾有數門課的教授要求學生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計畫書為參考範本來撰寫課堂作業,理由是往後若朝學術界發展,練習寫研究計畫去申請經費是很重要的,也因此才認識了如密碼般的研究計畫,比如說R01研究計畫(R01 grants)、K01研究計畫(K01 grants)等等的區別。而在魯爾曼寫到精神醫學科學家的生活時,提到他們不僅非常仰賴研究計畫補助,而且還因此不能提出失敗風險太高的計畫。當時我的一位教授曾說,「愛因斯坦來申請研究計畫應該沒辦法通過,因為太創新了。」對照魯爾曼書中的描述,實在心有戚戚焉。

另外,我曾經翻譯或審訂過的精神醫學相關書籍,都在這本書中獲得不同角度的印證或反證。比如說,《在懸崖邊緣,接住你》論及精神醫學實務常常更接近某種智識上的折衷主義(《兩種心靈》還是本書推薦的延伸閱讀);《精神病大流行》試圖說明不夠好的精神醫學科學可能對病人造成的傷害;而《瘋狂之所在》則論及我們社會如何對待「瘋狂」是亙古的難題。然而,儘管出版年份最早,《兩種心靈》卻分別一一提出更細緻的說明與描繪。《在懸崖邊緣,接住你》一書的作者已是名醫,閱讀起來多少有些距離感;《精神病大流行》對藥物使用經驗及相關研究犯了採櫻桃(cherry picking)的謬誤,難免只挑選對己方立場有利的證據來說明論點;而《瘋狂之所在》則是讀歷史的趣味大於臨床實務的契合程度。若讀者意在了解精神醫學臨床工作者的生活樣貌、困境與掙扎,《兩種心靈》一書則是拿捏得恰到好處,可說是做到了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的程度。

最後,我記得自己2018年在波士頓時,曾大膽冒昧寫信給凱博文教授,希望能約時間就教於大師。而在數次信件來回後,凱博文慷慨允諾,給了我半個小時。當時的我碩士班即將畢業,雖已打定主意要回台灣申請精神科住院醫師,但心中對於自己往後究竟要做什麼研究或該朝什麼領域發展,想法其實模模糊糊。凱博文不僅給了我許多實用的建議,還細心推薦我幾本必看的書,其中之一就是《兩種心靈》。沒想到幾年後就成為這本書的譯者之一,而且在凱博文曾經工作過的台大醫院服務。只能驚嘆於命運的奇妙安排。

總而言之,因緣際會下,有機會翻譯魯爾曼的《兩種心靈》這本當代經典,對我而言是既榮幸又戒慎恐懼。榮幸的是,雖說《兩種心靈》是早在2000年就出版的書,但現在讀來其切合現實的程度卻顯得不減反增。能翻譯此一名著,並與作者的名號並陳於書脊,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相對地,我也難免會擔心自己沒能好好傳達作者的本意與言外之意,因此戒慎恐懼。但無論如何,樂見這本書的出版,期望它能帶來更多對精神疾病與人類心靈的理解、討論與交流,也邀請各位有機會一定要翻開這本好書。

二○二一年七月 於台北

【註1】Horwitz, A. V. (2002, June). Of two minds and the therapeutic corporation: A review. In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7, No. 2, pp. 345-349). Wiley, Springer. 【註2】Auchincloss, E. L. (2002). Book Review: OF TWO MINDS: THE GROWING DISORDER IN AMERICAN PSYCHIATRY. By T. M. Luhrman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337 pp., $27.9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50(1), 377–382.


本文由左岸文化出版授權刊登

《兩種心靈》譯後記: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我要做的是理解病人受苦的本質,並且找到換檔的策略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張復舜

2017年年初,左岸出版社舉辦了一系列以精神醫學為主題的人文社科講座,我在其中一場講座遇見《兩種心靈》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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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講座由慈濟大學的彭榮邦老師主講,內容精彩絕倫,而最令我感動的部分是老師對《兩種心靈》一書所做的介紹:作者魯爾曼認為在面對他人受苦時,我們都會感受到一種道義責任,而不同的取向會有不同的回應方式。魯爾曼借用了基督神學的受苦概念,區分出人的兩種受苦(本質性的受苦、非本質性的受苦)。因為存在著這兩種受苦,精神醫學發展出兩種取向分別與之對應──精神動力取向與生物精神醫學取向。

在台下聽到這個解釋模型時,我記得當下的興奮與激動簡直像是點著的野火,熊熊燃燒著。

* * *

在講座的半年後,我買了《兩種心靈》來讀,那時是我當第一年精神科住院醫師的尾聲,就跟作者一部分的田野研究對象一樣,處在一個青黃不接的階段。從書裡的描述可以發現台灣的精神醫學的確緊緊跟著美國發展,因為那時的美國住院醫師訓練的內容和情節簡直鏡映了我的狀態:例如菜鳥醫師第一次獨立值班的緊張感,或是剛開始對於《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診斷的不熟悉與疑慮,這些都是我才剛經歷不久的事情。這些細膩的描述,讓我驚嘆於人類學家敏銳的洞察力和扎實的田野功夫,因為鮮少有外人能了解這些隱微的心理狀態,甚至連我也無法把自己的經歷講得如此清晰。

之所以難以講得清晰,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精神醫學嘗試解決的是人類的心理問題,所以人的心理有多抽象多複雜,精神醫學就有多抽象多複雜。然而我初入精神科的時候,還沒有領略到整個精神醫學有多困難,甚至在我第一次接觸它的臨床基礎課程上,主治醫師就開宗明義地表示:「精神疾病就是大腦的病。」多麼簡潔易懂的一句話!「精神疾病就是大腦的病。」這句話被重複提及了好幾次,以至於日後一講到它,我的耳裡就會迴盪起那位醫師的聲音。

我當時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主流認為生物精神醫學才是對的,精神分析不夠科學,只是一種過時的理論。那為什麼精神醫學界仍然會聲稱「生物-心理-社會」的整合模式才是最好的治療模式呢?來到臨床之後發現,精神醫學的樣貌有點奇怪──醫院不會沒有心理和社會的層面,心理師和社工師的工作量並不小;但是「生物」的比重的確高出許多,而且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似乎有點疏離。好比說,每個住院病人都會服藥,但其中很少人接受心理治療;病房會以調藥或是具體的安置計畫為主軸,病人的精神動力討論通常點到為止。《瘋狂簡史》的譯者巫毓荃研究員用「拼貼」來形容精神醫療,我覺得非常貼切。

《兩種心靈》對現代精神醫學的怪異樣貌有清晰的解答。作者魯爾曼做田野研究的時間落在1995年前後,而1980年代剛好發生生物精神醫學取得主流地位、精神分析式微的典範轉移。魯爾曼不僅仔細地描述其中的關鍵動力,還指出了這些因素中,只有管理式照護與醫療保險真正導致精神分析的生存威脅。這讓我對於當今的精神醫學有更深的理解──我們常以為生物精神醫學之所以變成主流是因為它比較科學,但若參考這段分析以及本書最後一章的概念,我們將會發現科學並非最關鍵的因素,因為魯爾曼指出醫療的核心是面向受苦,而非治療病人有多科學。這兩種治療取向在精神醫學中並非互相衝突,甚至精神醫學本質上需要這兩種治療模式。有了這樣的圖像,我對於現況整個豁然開朗:為什麼精神醫學照護體系中心理治療的存在空間很小,但精神醫學會規定住院醫師至少要接受一年以上的心理治療訓練?又,為什麼即使有這個規定,很多主治和住院醫師卻不重視,顯得心理治療訓練可有可無?為什麼有越來越多醫院不願意支付院外心理治療督導的費用?在這一點上,《兩種心靈》分析得精準而深刻。

更令我興奮的是,《兩種心靈》不只回應了我的觀察,它還解答了我在臨床工作中屢屢冒出的疑問。

* * *

臨床工作中有很多情境牽涉到我怎麼看待自己身為精神科醫師的角色、如何看待(或評價)病人、怎麼聆聽病患的話語(我要聽的是症狀還是意義)、能否讓病人自主決定(例如能否讓病患自行調藥)等等。例如,某位重鬱症患者因自殺未遂住進病房,一週後自述心情已經恢復了想要出院,這時候我要相信他出院後不會自殺嗎?精神科醫師應該怎麼判斷病患言詞的真假?又或者,一個每天都要睡滿十小時的男子突然間連續三天不睡,而且一向害羞的他卻跑到路上主動搭訕路過的女子。這時候我跟他說「我覺得你有點太興奮,可能是躁症發作喔」,他卻說自己沒問題,說可能只是平常睡太多所以這幾天才比較有精神──這時候是病人比較了解他自己,還是懷疑病人躁症發作的精神科醫師比較了解病人的心智狀態呢?還有,如果一個行為脫序的病人同時有著躁鬱症和人格障礙,那他的行為是來自無法控制的疾病,還是來自於刻意的挑釁與捉弄?他該不該為這個行為負責?

隨著臨床經驗的累積,我越來越了解疾病與人的關係,也更確定哪些行動合乎倫理。但即便是這樣,其中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偶爾我仍會感到遲疑與猶豫。我希望能夠更清楚地了解,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或邏輯在支撐著這些醫療常規和臨床判斷;希望清楚知道該如何在當今的精神醫學中自處與做出對的選擇。

* * *

《兩種心靈》給我的提示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的五軸系統很適合作為回答這些問題的起點。書中有位住院醫師說,他尊重第一軸診斷的病人,但是對於第二軸診斷的病人,他對他們的感覺就是比較差。魯爾曼對此的分析是,用生物精神醫學看待第一軸診斷時,疾病和人的關係是很清晰的:病人要麼是個生病的理性的人,要麼就是個非理性的人;而不管前者或後者,因為疾病被認為來自於大腦,所以病人無需對他的疾病負責。這就是為什麼通常醫師會尊重第一軸診斷的病人。然而當這種模式面對第二軸診斷(人格障礙症)時,很難充分說明疾病就是出在大腦而不是成長歷程,因此病人應該要對自己負責,這也是為什麼醫護很難不對這類病人做出負面評價。這種同理受苦的方式被魯爾曼稱為「簡單同理」。

用精神動力學來看待精神問題的時候,問題則來自於這個人的心靈──或是佛洛伊德說的「精神裝置」(mental apparatus)。精神動力學理論把心靈分成多種層次進行分析,而治療師據此理解病人,即為魯爾曼所謂的「複雜同理」。運用「複雜同理」會看到病人心靈的複雜度,因此治療師更有可能「涵容」第二軸診斷的病人。然而精神動力對於某些藥物治療成效良好的第一軸精神疾病似乎就顯得成效不彰,好比思覺失調症,心理治療可能可以幫助病人與幻聽共存,但是藥物有可能直接就把幻聽消除。

最後魯爾曼指出,疾病的來源不會「非身體即心靈」,病人也不會是「非理性即瘋狂」,這中間存在著真正的不確定性。因此,其實多數醫師都會在臨床治療中交叉使用這兩種模式的技能與概念──儘管它們幾乎是分開訓練,如何混用也沒有明確的指引。書裡有位住院醫師說的貼切:「我試圖整合這兩者,但這比較像是我換檔,卻還有點生澀。我一直在來來回回地換檔。(⋯⋯)在從事心理治療和使用精神藥物的醫護人員之間有一道真實的裂隙。(⋯⋯)我想兩者兼得,但在醫護人員中有點難找到一個樣樣通的人。」魯爾曼的層層探索讓我理解到如何解決自己的困惑:我必須要交叉運用兩種模式的「同理」技術,理解病人的受苦本質,找到換檔的策略──作為精神科醫師,需要有足夠扎實的精神病理學基底去辨認症狀,但也要能看見「症狀現象」對於病人的意義為何。有了這樣完整的理解後,我想要補充第一堂課主治醫師對精神醫學簡潔的說明:「精神疾病既是大腦的病,也是心靈的病;所以我們會交叉運用生物精神醫學和精神動力學的同理技術,提供病人最合適的治療,解除病人的多重受苦。」

* * *

《兩種心靈》不僅詳細解答了我許多的好奇與疑惑,它還有一個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它的立場是少見的──關注精神醫學的社會科學著作非常豐富,但是絕大多數都採取鮮明的批判立場。早期作品多在批判精神疾病的真實性或是精神醫學的監禁與規訓,後期則多批判診斷的去脈絡化、藥廠與醫界的合謀和生物醫療化。它們指出了精神醫學的盲點與缺失,喚起社會大眾的重視,並促使精神醫學做出改變。不過,全部都只聚焦在精神醫學產生的副作用,在我看來似乎存在著三種風險:一來是無法掌握精神醫學/精神疾病的認識論及其複雜的程度;二來是這些批判容易被過度解釋或錯誤使用,從而對精神醫學、精神病患與照顧者造成難以預期的傷害;三來是社會科學的批判性視野與(精神)醫學的認知模式差異甚大,故對話和交集有限,難以從精神醫學內部點燃改變的引信。

這本民族誌並沒有預設批判的立場,而是純然地好奇著精神醫學的養成與邏輯,在田野中做深描,並用這些材料提煉概念,因此它呈現出來的精神醫學十分貼近精神醫療工作人員的經驗。不管是我的臨床經驗,還是魯爾曼的田野,都顯示精神醫學界是真誠地相信自己在做「對」的事情──他們相信自己受過的訓練、相信自己能夠確實看見病人的疾病,並相信自己有著解決病人受苦的道德責任。最大的差別在於有的人相信科學會帶來更好的願景、有的人相信深刻理解症狀的意義才是治療的核心。但無論如何,精神醫學之所以在批判和反對運動中仍然存續,有個關鍵因素在於──精神醫學一直在臨床實作中與病人協商,所以精神醫學不會只有生物醫學,也不會只有精神動力。

* * *

在這本書中,我先是共感於美國住院醫師的訓練,接著走進從未想像過的精神分析醫院;後面魯爾曼引領我釐清兩大模式發生典範轉移的因素,最後把問題從政治經濟因素拉回精神醫學的核心,統合各種經驗以指出精神醫學真正的樣貌。因為《兩種心靈》的閱讀之旅對我來說如此富足,使它在我心中的重要性不亞於任何一本精神醫學教科書。而且,我覺得《兩種心靈》不只適合精神照護體系的從業人員閱讀;無論是疾病當事人、照顧者,或是任何想要了解「精神醫學是什麼」的人,都能從這本書中獲得不同的理解與體悟。

最後非常感謝編輯德齡、前室友偉翔、醫社雙棲的傑出學長易澄,沒有這三位就不會有這本中譯本;祝福每位讀者都可以在這趟閱讀的旅程中收穫滿盈。

二○二一年七月 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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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31日

逃避、面對與抉擇:關於留學申請的二三事

BY YMSTS IN , No comments

作者:張邦彥(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碩士)


我大學時不曾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從醫學轉向歷史,畢竟我從沒接受過很好的歷史教育,我的高中歷史老師在學期中便人間蒸發,再看到他是在報紙上,他在總統府旁放了一顆假炸彈。直到碩士班時,我有機會接觸醫學史和科學史,才慢慢發現其中的有趣之處。我的指導教授總說,不管我未來想做什麼,有機會在國外生活一段時間總是好的。這幾年他更不時提醒我,都已經年過三十,如果想要出國看看,應該要加緊腳步。


去年初,我總算下定決心準備申請國外的博士班。三月時,我先寄信聯絡牛津的老師,詢問她是否有興趣指導我的研究主題(當時還非常籠統)。牛津老師客氣地回了一封不算長的信,說她或許能夠指導,但她的系所很競爭,建議以我的醫學背景去申請其他的科學史系所較有優勢。之後我們就沒有進一步連絡,直到我申請上以後。


我在五月時開始撰寫研究計畫。由於碩士論文已經改寫發表,能繼續發展的空間有限,所以我重啟了一個新題目。我總共花了四個月,利用下班後的時間一邊讀新的文獻、一邊構思寫作。那是一段難熬的日子,工作已經夠累,每天還要跟時間賽跑,不斷強迫自己用不熟悉的語言長出新的東西。


八月時,我的研究計畫寫得差不多了,便又寄了一封信給劍橋的老師。劍橋老師的回覆充滿熱忱,跟我要了CV和研究計畫,並提供了上千字的建議,更幫我修改研究計畫。我很難想像一位老師願意為素昧平生的探詢者付出那麼多時間精力,我除了充滿感激,也不免對後來沒有選擇劍橋感到一絲愧疚。


九月時,我聯絡碩班的指導和口委,請他們幫我撰寫推薦函。十月中時,我將所有備審資料上傳牛劍兩校的Applicant Portal,接著靜靜等待。在上傳完成的那一刻,我總算鬆一口氣,困擾我數月的腸躁症和脂漏性皮膚炎也顯著改善。我告訴自己,已經盡力了,接下來就順其自然吧。如果沒緣分,繼續留在台灣做臨床工作也沒什麼不好,我一直想要白天看診,晚上經營一間酒吧。


St Antony's College(圖片來源

關於學校

我在備審資料上傳後四週,接到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的來信,跟我約一週後視訊面試。面試官有兩位,一位是我的指導老師,另一位是相關領域的系上老師。面試長度大約半小時,我原本以為會先以自我介紹、簡介過去研究當開場,沒想到老師們直接切入討論我的研究計畫,也詢問我為何選擇他們系來做博士研究。面試結束前,劍橋老師跟我說大約一兩週內會收到Admissions Office的通知,當時我想大概是錄取了。我在12/3收到錄取通知。


反觀牛津,申請送出後彷彿石沉大海,儘管東方研究系的官網上寫通常不會安排面試,但我一路等到今年3/12才收到錄取通知,久到一度以為自己被學校遺忘。但牛津的獎學金卻來得很快,錄取不到一週便通知我獲得全額獎學金。


在劍橋獎學金遲遲未公布結果,但牛津卻要我限時回覆是否受領的情況下,我選擇了牛津。在我做出決定前,牛津老師主動聯絡我,說希望跟我聊聊,也介紹了她目前的學生給我認識,她的友善及學生們對她的高度評價使我相信去牛津也會是個好選擇。


我寄信給劍橋老師,跟她說因為獎學金的緣故,我選擇了另一所學校。她回覆我 “I hope our paths can cross again in future!” 我相信會的,只要我未來還在這條路上。


關於獎學金

今年初我不斷糾結,如果沒有獎學金,我還願意出國嗎?


牛津和劍橋在申請時,Applicant Portal就會列出是否申請獎學金的選項。大部分的獎學金會被自動納入考量,不需要額外提出申請。少數獎學金則要另外提供申請資料,甚至額外的推薦信及面試(如Gates Cambridge Scholarship)。因為申請時實在覺得很累,所以我就直接放棄像Gates這種很誘人但錄取機會極低又需要繁複準備的獎學金。


教育部的百大獎學金是我認為最有機會獲得的,必須在每年十二月完成申請。台牛獎學金由牛津獨自審查,隔年六月才公布結果,這對於沒有其他獎學金的申請者是相當大的壓力。台劍獎學金則由劍橋和教育部共同評審,因此要再遞交額外的備審資料(包含履歷表、留學計畫、申請領域排名、推薦信等)給教育部。我的履歷表和留學計畫大概各寫了二頁A4中文,並在留學計畫後附上給學校的英文research proposal。教育部的評審標準包含該學門是否為國家建設現階段所亟需者或對國家未來發展重要者等,這對人文學科及基礎研究的申請者來說,可能相對不利。因此我在撰寫申請資料時,特別花了一些篇幅交代我的研究跟目前學術發展動向之間的關係,以及這樣的歷史研究在當代社會中的現實意義。


我收到的第一個獎學金是牛津的Clarendon Scholarship,是校內最主要的全額獎學金來源,每年約提供130個名額給碩博士申請者。遴選的機制據說是由各系所提出推薦名單,再由四個divisions各自組成委員會,挑選出獲獎者。獎學金原則上為三年,包含每年£15,609的生活費。接受獎學金後,Clarendon Fund會再媒合其他學院及夥伴獎學金共同分攤支出,因此我最後的獎學金名稱是The Clarendon Fund Scholarship and the St Antony's College Warden's Scholarship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Oxford-Taiwan Graduate Scholarship,總金額不變,由教育部和Clarendon Fund平分學費,由教育部和學院分攤生活費。而得到College Warden's Scholarship的額外好處是保障第一年的學院宿舍。


台灣劍橋獎學金的生活費和牛津一致,皆為£15,609,不過劍橋還會額外提供£1,645的Immigration Health Surcharge。


關於英語門檻

身為這輩子沒有去過任何英語系國家居住或旅遊的土生土長台灣人,語言始終是我的心魔。曾經請教過幾位過來人考雅思的經驗,得到的答案不外是一考再考。


第一次考雅思是2019年底,口說和寫作各差0.5。今年申請上後,在四月時又考了一次,原本想說這回應該不成問題,畢竟自認這段時間英文進步不少,尤其去年上了謝金蓉老師的英文寫作(大推!),看見了許多原本的盲點和錯誤。在沒有特別認真準備下,又加上考試當天出門前喝了一杯超級利尿的咖啡,導致聽力考了半小時膀胱就開始哀號,心情大受影響,最後成績未見提升。


由於第二次考試實在太挫折了,不管是成績還是膀胱,所以我寫信給所辦,詢問能否有替代方案或有條件豁免。所辦人員硬是拖了一個多月才回信,結論是我必須再考一次,或者我必須花£2400參加為期六週,從七月中開始的Pre-sessional Online English Course。只能說牛津的語言門檻沒得商量,是硬標準。不過還是曾聽說若只有單項差0.5,仍有機會被認定滿足academic condition。


最後的結果是經過一週苦讀,總算在第三次達標,不用煩惱如何兼顧工作和Pre-sessional。


總結來說,在全職工作下申請博班,是體力和意志力的大考驗。在我跟牛津老師的最近一封通信中,她說 “I hope you do not arrive here so exhausted that you need a holiday!” 學習放鬆顯然是一項重要的功課。


最後祝福大家都能順利,並坦然接受每條對自己敞開的道路。


申請結果

Research Interest: History of Medicine, History of Science

Admission:

  • PhD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DPhil in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Rejection: None

Decision: Oxford

Funding:

  • Clarendon Scholarship
  • Taiwan Cambridge Scholarship
  • Oxford-Taiwan Graduate Scholarship

Background:

  • Education:

1. MSS,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YMU 2015–2018 (GPA: 4.25/4.30)
2. MD, Faculty of Medicine, NYMU 2007–2014
  • Work Experience: Resident Physician, NTUH 2018–present
  • Publications: 一本學術專書、一篇學術書評、一篇翻譯、一篇研討會論文

Language Test Scores:

  • IELTS

R 9.0 L 7.5 S 6.5 W 6.5 (2019/12)

R 9.0 L 7.5 S 6.5 W 6.5 (2021/4)

R 8.5 L 7.0 S 7.0 W 7.0 (2021/7)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1. from NYMU (my supervisor)

2. from Academia Sinica (my thesis committee members)


本文首刊於此,獲作者同意刊載於STS多重奏。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21年7月16日

《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書摘:三位一體之路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麥可.西爾吉克 (Michael Hiltzik)

※ 本文摘自《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第十四章。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三位一體之路〉


三位一體測試的過程叫人神經徹底緊繃。自格羅夫斯將軍以降,曼哈頓計劃幾乎所有的高級官員都來到了阿拉莫戈多沙漠的測試場。在羅沙拉摩斯,這種緊張情緒幾乎叫人難以忍受,令人十分焦躁。艾爾西.麥克米倫,也就是埃德溫.麥克米倫的太太、莫莉.勞倫斯的妹妹,就曾回憶道:「當時要有正常的舉止真的很不容易。很難去思考,很難克制不發洩一下,很難不在生活裡的所有活動都放縱一番。」


羅沙拉摩斯的氣象學者看遍天氣報告,想找出一段會是晴朗天氣的時刻,在南邊約四百公里遠的阿拉莫戈多進行測試。最後,他們選定了七月中旬的幾天。一直到七月五日,勞倫斯才從人在羅沙拉摩斯的歐本海默得到一條確認電報:「十五號之後的任何時候,都可以安排我們的釣魚之旅。因為天氣還不確定,有可能會延後幾天。我們的睡袋不夠,所以請不要帶任何朋友一起來。請讓我們知道可以在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哪裡找到你。」


格羅夫斯在七月十三日抵達柏克萊,布許和科南特也在。那天晚上,勞倫斯招待他們在奧克蘭的Trader Vic’s 餐廳用餐,嚐嚐直接用手拿來吃的肋排,再配上餐廳招牌的邁泰雞尾酒。一行人接著搭乘格羅夫斯的專機前往阿爾伯克基,但格羅夫斯發現重要物理學家都住在那裡規模最大的飯店,為此大發雷霆。只要有外人認出他們任何一位,就可能妨礙機密,因此他下令所有人要散開住到城鎮周圍的其他飯店。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十一點,一輛政府轎車來接勞倫斯上車,再經過三個小時顛簸的車程,來到距離原子彈測試場約三十二公里的坎帕尼亞山(Compania Hill)觀測站。勞倫斯大約在凌晨兩點抵達,現場還有麥克米倫、羅伯特.賽伯、愛德華.泰勒、剛封爵的詹姆斯.查兌克爵士,還有一位年輕的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家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剛運用他的無線電技能,修好了觀測站的短波收音機。於是,眾人立刻開始聽到地面控制站與B-29觀察機之間的對話廣播。在遠處,勞倫斯可以看到聚光燈照亮著高達三十多公尺的測試塔,上面掛著那個鈽「小工具」。


由於忽然來了一場雷陣雨,測試從四點延後到五點三十分才進行。在場的所有觀察者,都用自己的方式來化解緊張心情。勞倫斯對結果和爆炸當量開了賭盤,而在距離測試塔不到十六公里的主觀測站也幹了同樣的事;可投注範圍從四萬噸TNT到零。泰勒在臉上塗滿了防曬乳。其他人則是不斷玩弄著防護眼鏡;麥克米倫帶的是焊工面罩,配上他能找到最黑的遮光板。在大本營,觀察員得到的指示是要趴在挖出的壕溝裡,以腳朝向測試塔,以免受到爆炸的傷害。而在坎帕尼亞山,防護要求比較不那麼嚴格。收音機傳來吱吱嘎嘎的倒數計時,勞倫斯再也坐不住了。正如他向格羅夫斯所報告:


我原本認為,觀察火焰的最佳位置是透過我所乘坐的汽車車窗,能夠擋下紫外線,但我在最後一刻決定下車(確實證明了我十分興奮!),才剛踏上地面,我就被一團溫暖明亮的黃白色的光籠罩,一瞬間就從黑暗變成了燦爛的陽光,我記得自己一時之間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我要再想了一想,才告訴自己「真的就是它了!」接著透過我的黑色太陽眼鏡,看到地上有個巨大的火球迅速升起,先像太陽一樣燦爛明亮,接著不斷沸騰而旋轉滾入天際,亮度也逐漸下降。在大約地面上一萬到一萬五千英尺高的地方,顏色是橘色,我判斷直徑大約是一英里。至於在更高的地方,顏色變成紫色,這道紫色餘輝感覺上持續了很長的時間……會有這種紫光,是因為那些氣體有很強的放射性。(這種光的主因在於空氣中的氮氣,在實驗室中,我們偶爾會用迴旋加速器引發微型的此類狀況。)……這是一幅壯麗的奇觀……


閃光過後兩分多鐘,衝擊波襲來。先是一聲尖銳、響亮的爆響,接著大約一分鐘後,從周圍的山脈傳來迴聲……就像是在幾碼遠的地方放了一個巨大的鞭炮─又或者說,就像是在大約一百碼外發射了三十七公厘火砲一樣。


在爆炸的那一刻,賽伯就站在勞倫斯旁邊,眼睛完全沒有防護,就盯著那個火球瞧。爆炸的閃光讓他有好幾秒的時間什麼都看不見,只能判斷光的顏色有著微妙的變化,臉上也感受到爆炸的熱風。透過他的焊工面罩,麥克米倫也看到了與勞倫斯所見相同的紫色光芒,也同樣認為原因在於大氣氣體的電離。所有的觀察者都有一種目睹了災難事件的不安感。麥克米倫說:「觀察者當下的反應是敬畏,而不是興奮。」


常有人提到歐本海默對當時自己反應的回想;他表示腦中出現了梵文《薄伽梵歌》的一段經文:「『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我想在場所有人大概都有類似的念頭。」但有理由相信,這是事後才加上的精心闡述;根據現場人士的回憶,空氣中飄著的更像是種鬆了一口氣、歡快的感覺。


無論如何,勞倫斯這個通常不會像歐本海默那樣自省自察的男人,費了一番工夫在紙上記下自己的情緒,同時也把他眼中他人的反應記了下來。他寫道:「那場爆炸宏大而幾乎災難性的比例,之後立刻讓每個人的行為都有些肅穆。響起了一些帶著克制的掌聲,但隨著大家開始評論這個事件,更多的是一種安靜的低聲私語、像是一種敬畏。查爾斯.湯馬斯博士向我說,這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云云。


「就我們所有人而言,雖然我們知道這件事理論完整、確實能夠產生爆炸,但我們都有一種感覺,我們在這天跨越了人類進步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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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的結果很快傳給了史汀生,這時他正陪同杜魯門,參加在柏林附近波茨坦(Potsdam)舉行的三巨頭會議。消息是由知名銀行家暨臨時委員會成員的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所傳來,寫道:「今早開始手術。診斷尚未完成,但結果似乎令人滿意,已經超出預期……格羅夫斯醫師很高興。」測試成功之後,讓美國要向盟友透露消息的壓力大減。雖然科學小組建議通知英國、法國、中國和俄國,但實際上真正的問題在於要告訴蘇聯些什麼。與史汀生協商後,杜魯門決定等到波茨坦會議的最後一天,並且給史達林一份只有最簡單概要的報告。杜魯門後來回憶這次事件,他繞過蓋著檯面呢的會議桌,來到俄國那方,刻意把自己的口譯員留在後面,緩緩向史達林走去:「我就這麼隨口向史達林表示,我們有了一種新武器,破壞力非比尋常。這位俄羅斯總理並未表現出什麼特別興趣,只說他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並希望我們會把它『好好用來對抗日本人。』」


杜魯門可能認為自己手段夠高明,既給了史達林足夠的資訊、讓他們不能抱怨自己一無所知,也沒給出什麼真正有用的訊息。史達林當時之所以不動聲色,確實可能是因為杜魯門刻意表現的若無其事,但也有可能反映的是他早就透過自己在西方的間諜網,得知了在阿拉莫戈多的測試。對歐本海默來說,杜魯門連試都不肯試,就拒絕與蘇聯建立真正的核武控制夥伴關係,喪失這個機會實在太令人遺憾。他後來表示:「那實在太漫不經心了。」


●●●


在三位一體測試後,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計劃也繼續進行,而並未與科學小組再有協商。然而,原子彈科學家之間的紛紛擾擾還在繼續,也一如往常,是以芝加哥的冶金實驗室為中心。西拉德傳下了一份請願書,主張以道德為由,反對任何使用原子彈的方案。(他後來修改了措詞,表示若有「適當的警告、並給予在已知條件下投降的機會」,則可容許使用原子彈。)這份請願書有超過六十位冶金實驗室科學家的連署,由康普頓轉交華盛頓當局。然而,在冶金實驗室連署的請願書並不只這一份,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對使用原子彈;另一份請願書有部分內容就是:「那些前線部隊的人……為國家冒著生命危險,難道無權使用已設計出的武器嗎?……就算只能挽救極少數美國人的生命,也讓我們使用這項武器吧,就是現在!」


廣島任務的確切時間,只有原子彈團隊的少數物理學家知道,其中就包括阿爾瓦雷茲與賽伯,兩人在天寧島上共用一個帳篷長達兩個月,調整著各項儀器,準備用降落傘投下原子彈。八月五日凌晨兩點四十五分,阿爾瓦雷茲登上「偉大藝術家號」(Great ArtisteB-29轟炸機,伴隨著蒂貝茨的「艾諾拉.蓋號」共同出航這趟轟炸任務。經過將近整整六個半小時,兩架轟炸機都來到了廣島上空。艾諾拉.蓋號投下了名為「小男孩」的鈾原子彈。阿爾瓦雷茲看著自己的三個測量儀器在原子彈後方飄落,接著飛機以兩倍G力高速迴轉、以避開衝擊波,而他還在檢查接收器,確保儀器還在收集數據。投彈四十五秒之後,他感受到了爆炸的威力。


「突然之間,明亮的閃光照亮了整個機艙,爆炸的光線從前方的雲層反射回來……過了一會,劇烈的衝擊波兩次猛擊著飛機。」接著,偉大藝術家號持續在廣島上空盤旋。阿爾瓦雷茲回憶道:「我想找那座目標城市,但怎麼也找不到。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師勞倫斯,投入了大量精力、幾億美元,建造機器來為『小男孩』原子彈分離出鈾二三五。我原本以為轟炸機投偏了幾英里,沒投到城市上……還在想著該怎麼向他解釋這樣的失敗。」但原子彈其實投到了目標。之所以找不到廣島,是因為整個城市已被摧毀。


兩天後,阿爾瓦雷茲正準備第二次出任務,在長崎投下鈽原子彈「胖子」。他和賽伯以及從柏克萊來的理論物理學家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一起在天寧島上的軍官俱樂部休息,想起了嵯峨根遼吉,想起他在放射實驗室的兩年時光。或許,這種個人關係也能用來推動戰爭畫下句點?這三位美國科學家小小的個人舉動,或許能夠稍微抵消他們對嵯峨根遼吉及其同胞所降下的毀滅。於是,三人匆忙寫下一則訊息,放到信封裡,貼在三具發射到爆炸漩渦中的測量儀器上:


這是我們所寄出的個人訊息,希望您運用自己身為知名核子物理學者的身分來讓日本參謀本部相信,如果再繼續這場戰爭,您的人民將遭受可怕的後果……這三週以來,我們已經在美國沙漠進行一次原子彈試爆,在廣島引爆了一枚,今早又引爆了第三枚原子彈。我們懇請您向領導者證實這些事,並盡您最大的努力,阻止這種毀滅與虛擲人命的行動,如果再繼續下去,只會讓日本所有的城市都遭到摧毀。身為科學家,對於這種美麗的研究成果被派上此等用途,我們深惡痛絕,但我們可以保證,除非日本立刻投降,否則在憤怒中還會有許多倍的原子彈如雨般落下。


他們的署名,是「在您留美期間的三位科學界前同事」。


這封信後來在長崎的廢墟被發現,一直到日本投降後,才送到了嵯峨根的手中。在許多個月後,在康普頓家三兄弟排行老二的威爾遜.康普頓(Wilson Compton)到日本旅行,收到了嵯峨根寄來的副本。他把這份副本轉給阿爾瓦雷茲,阿爾瓦雷茲在上面簽了名,再在一九四九年還給嵯峨根,也算是一種紀念品了。


隨著這項「祕密武器」壯觀登場,杜魯門也在長崎投下原子彈五天後宣布日本投降,群眾一片歡天喜地,也對這項武器大感興趣,但與此同時,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卻開始激烈地自我反省。對於自己最親近的一些朋友與同事表現出的憂心疑慮,勞倫斯也感同身受。然而,他也對於各種事後諸葛的批評大感不耐,在他看來,這項決定就是結束了這場戰爭,而且可以想像得到,是結束了所有的戰爭。南達科塔州大學的路易斯.阿克利教授,在多年前讓勞倫斯走上了物理學這條職業道路,而這時勞倫斯寫信給他表示:「我相信現在全世界都會意識到,人類事務再也不可能用戰爭來解決了。」


對於許多關於原子彈、希望他參與的辯論,勞倫斯都推辭了。八月九日,在長崎投彈之後,他一時不小心,曾向卡爾.達羅坦誠,他曾向臨時委員會提案要採取非軍事演示。此時達羅正希望引開大眾的怒火,不讓大眾覺得科學家是研發新殺人科技的共犯,於是抓住這個機會,希望讓大眾覺得科學界頂層對這件事的態度並不一致。他向勞倫斯寫道:「我希望你能公開你曾提出這項請求的事實……主要是因為大眾的輿論可能會對科學有害。有些人甚至開始怪罪科學家,認為是他們的研究造成這些後果。我認為我的猜測算不上太牽強或太荒謬:在不久之後,應該會有人說是『那些曼哈頓計劃的邪惡物理學家故意研發出原子彈,而且他們心知肚明,這些原子彈會被用來在未經任何警告下,殺死成千上萬無辜的人民。廢掉物理學家!』我們不能讓他們以此做為反對科學的藉口。」


勞倫斯並未聽信這一套。他向達羅簡單描述了臨時委員會對於採用演示的反對意見後,告訴達羅「我傾向認為他們做了正確的決定。比起因原子彈而犧牲的生命,透過縮短戰爭,確實是挽救了更多的生命。此外,不言可喻……世界一定已經意識到,絕不會再有另一場戰爭了。至於對物理學家和科學家的批評,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必須擔負的十字架,我認為就長遠而言,全世界所有的理性個人終究會意識到,這次的事件就正如所有的科學追求,到頭來是讓世界變得更好。」


而對於歐本海默,勞倫斯也表現出了同樣的不耐煩;一九四七年,歐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亞瑟.里特(Arthur D. Little)紀念講座演講上,表達了自己對原子彈所感受到的痛苦折磨。他表示:「以一種最原始的感受,無論用怎樣的粗俗、幽默或虛張都無法完全消除,讓物理學家懂得了原罪;而這成了他們永遠無法放下的知識。」


歐本海默的觀點,其實比表面看來的更加細緻;他是希望科學家在釋放出核分裂的威力之前,能夠有些他們所缺乏(也或許並不需要)的內省反思。然而在勞倫斯聽來,似乎是歐本海默認定了各地所有的科學家都有罪,於是他的反應也很粗暴,動怒表示:「我是物理學家,我不需要去放下什麼『物理學讓我懂了原罪』的知識。」


然而,正因為長久的友誼、同事關係、又一起度過了原子彈計劃的種種艱辛,讓勞倫斯很難對歐本海默的不安完全置之不理。在長崎投彈後的週末,勞倫斯造訪了羅沙拉摩斯,發現歐本海默正陷入自我懷疑,努力想為臨時委員會起草另一份公報,處理「原子能領域未來研究的範疇與計劃」。歐本海默試著向委員會表達他對原子武器(包括他所謂的「超級炸彈」)未來的「深遠」想法。歐本海默向科學委員會報告的結論中,認為不可能「對原子武器提出有效的軍事反制對策」,美國無法保證在原子武器一直維持「科技霸權」,而且「就算達到這種霸權,也〔無法〕保護我們免受最可怕的毀滅。」想達到這種目標,辦法不能靠科學和技術專業,而是要靠著消除戰爭。勞倫斯和歐本海默至少在這一點上有共識。兩人所不同意的地方,在於勞倫斯認為對日本投下原子彈已經達到了這項目標;相較之下,歐本海默卻覺得目標因此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遠。


對於歐本海默這份公報的草案,勞倫斯大多贊同,但要求一項重大的改動。歐本海默寫的是:「我們最無法肯定的事情在於,就算未來幾年間我們在原子武器領域的技術地位大幅強化,也不見得能就結束戰爭的議題做出重大貢獻。」而勞倫斯建議另一種替代說法:「無須多言,只要我國需要強大的武力,我們就必須持續握有並積極開發原子武器,並可能因此維持多年的領先地位。但我們確信……其他勢力也能在幾年內生產出這些武器……因此我們認為必須以堅定的步驟達成國際協議,以減少、甚至是完全消除此類發展的可能。」


在歐本海默看來,這就是勞倫斯想為自己實驗室爭取政府補助的行銷宣傳,最後他也說服勞倫斯讓步放棄。在科學小組最後為史汀生準備的備忘錄中,雖然承認研發更有效的核武「對任何國家政策來說,都會是一項看起來再自然不過的因素」,但也強調,這樣的國家安全「唯一可憑藉的基礎,就是要讓未來不可能發生戰爭。我們一致且急切地向各位建議……為達此目的,應採取一切步驟、達成所有必要的國際協議。」


然而,歐本海默帶著這封信抵達華盛頓的時候,史汀生卻缺席了;這位七十七歲的男子經過整個夏天如同超人般的辛勞,現在去了度假勝地阿迪朗達克山脈,恢復體力。於是,歐本海默被帶去見了喬治.哈里森,哈里森再將他的想法傳達給已當上杜魯門總統國務卿的詹姆斯.伯恩斯。伯恩斯指示哈里森,給歐本海默一個直白的回應:「以目前狀況,歐本海默關於國際協議的建議不切實際,而且……他和其他一夥人都該全力繼續研究。」這裡說的研究,指的就是下一代的超級武器,預計威力將比投在日本的原子彈強大數千倍。


歐本海默回到羅沙拉摩斯,在一封鬱鬱寡歡、寫給勞倫斯的信裡記下了他的想法。他寫道,在華盛頓「時機不對,要把話說清楚還太早。」他已經努力嘗試,想讓這些人知道不是光靠著繼續做原子彈研究就能維護國家利益,他甚至還建議,要「像上次大戰後禁止使用毒氣一樣」,以國際公約禁止使用原子武器。(這裡指的是一九二五年的《日內瓦公約》協議從此禁用毒氣。)然而沒人想聽他的話。他告訴勞倫斯:「我從對談裡很清楚地知道,波茨坦會議的情況非常糟糕,在想吸引俄國來合作或管控的事情上,可能是幾乎或甚至完全沒有進展。我不知道他們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事實上,就是沒有做出任何努力。)歐本海默還報告了在華盛頓的兩項「悲觀的」發展:其一是伯恩斯下令繼續原子彈研究;其二則是杜魯門發了一道「御旨」:「未經他個人批准……禁止揭露任何有關原子彈的資訊。」在歐本海默看來,能透過國際協約來管控原子武器的機會正在流失,而且可能再也無法挽回。更令人不安的是,科學家控制自己職業命運的能力也似乎正在逐漸消失。他承認自己感到「深切的悲痛,並對於我們該走的路感到極度迷惘。」


在歐本海默寫給勞倫斯的信中,最後幾段是關於回歸柏克萊的事。在過去幾週討論原子彈計劃的未來走向,整個氛圍讓兩人身心都精疲力竭,友誼也出現嫌隙,而且這還絕不是兩人之間唯一的問題。歐本海默已經懷疑,自己是否還能融入柏克萊:「未來想在柏克萊達成任何成就,都必須依靠……在觀點不同的時候,仍有一定的互相尊重。」


他已經暗示著,柏克萊的物理學研究未來可能不會再有羅伯特.歐本海默。而隨著戰爭結束,走向和平,這還只是勞倫斯需要面對的其中一項改變。前方仍有挑戰,但也將出現機會,而且是巨大的機會。在整個科學界裡,沒有人比勞倫斯有更好的條件可以抓住這些機會了。


本文由左岸文化出版授權刊登




2021年7月13日

創造與毀滅──《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引言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麥可.西爾吉克 (Michael Hiltzik)

※ 本文摘自《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引言,頁1-15。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引言 創造與毀滅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兩個國際科學團隊宣布,靠著大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這種地球上數一數二複雜的研究儀器,發現了「希格斯玻色子」這種基本粒子。自從一九六四年以來,認定希格斯場是宇宙一切物質質量的來源,而希格斯玻色子正是由於這套假設,於是成為物理學界近半世紀以來孜孜不倦搜尋的目標。然而,要有LHC才能找到希格斯玻色子。

大強子對撞機的建造者暨擁有者是歐洲核子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研究發現的宣布儀式也在此舉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觀眾和最高階層的物理學家。時年高齡八十三歲的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也親自到場,這位預測了希格斯玻色子的英國物理學家(此粒子也正是以他命名),就像其他所有賓客一樣,在CERN的演講廳裡緊盯著螢幕。螢幕上放著PowerPoint 簡報,秀出LHC將兩束高能量質子束強力對撞、產生猛烈衝擊後的情形,希望在這場能量大混沌當中,能夠捕捉到希格斯玻色子現身那短到不能再短的瞬間景象。資料數據告訴他們,在可信的概率範圍內,實驗已經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簡報結束,眾人起立鼓掌,既是對研究小組致敬,也是對這套帶來勝利而令人難以置信的設備表達讚嘆。

大強子對撞機的一切,都值得用「大」字來形容。整套設備從構思到射出第一束質子束,就花了二十五年、一百億美元。這套機器位於法國和瑞士的邊界,深埋於一片田園景觀的地底下約一百公尺,位於總長約二十七公里的圓型混凝土隧道之中。隧道裡共有九千六百個磁鐵,低溫冷卻到絕對零度,引導質子束以接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光速的速度迎面對撞。

LHC與二〇一二年夏日宣布的那項發現,正可說是「大科學」(Big Science)的最佳代表,也就是各種達到產業規模等級的研究,推動了我們這個時代種種重大科學計劃:原子彈、登月競賽、用機器人探測太陽系外的宇宙,以及在次原子粒子的微觀尺度研究自然的運作。直到今日,「大科學」仍然引導著產官學界的研究方向。大科學處理的是巨大的問題,也就因而需要巨大的資源,包括設備可能要由幾百、甚至幾千名專業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操作。大科學的計劃經費常常都不是單一大學、甚至單一國家所能承擔;CERN對撞機的經費及科技來源除了來自該組織的二十一個會員國,還有其他超過六十個國家和國際機構。這就是今日大科學的規模。正如物理學家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R. Wilson)所寫,這種規模的研究已經不是任何人能夠獨力完成:「要憑一己之力接觸到原子核,幾乎就像要自己到月球一樣難。」

然而,大科學本身的創造,卻是某個人獨力的成就。這種探索自然奧祕的方式,其誕生可追溯至將近九十年前的加州柏克萊,當時有一位年輕、機智、深具魅力的科學家,不但有物理天份,可能更有推銷的才能,他構思了一項新發明,接著大聲宣告:「我要出名了!」這個人,就是厄尼斯特.奧蘭多.勞倫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他的發明將會徹底改變核子物理學,而且這還只是開始;他的發明也讓物理研究的操作方式全然改變,直至今日仍然影響深遠;他的發明讓我們對自然的基本建構元素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的發明,最後成了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助力。這項發明,勞倫斯稱之為迴旋加速器(cyclotron)。


迴旋加速器正是大強子對撞機的先祖,但現在已經很少人能看出其相似之處。畢竟,第一個迴旋加速器能直接放在勞倫斯的手掌上,而且成本還不到一百美元。至於LHC,則是由多個先進的迴旋加速器、同步迴旋加速器及其他先進的加速器組成,要將次原子粒子推動到異常迅猛的速度,而這一切追本溯源都會回到最原始的迴旋加速器。位於柏克萊的勞倫斯放射實驗室在鼎盛時期有大約六十名科學家、幾十名技術人員。在過去,例如厄尼斯特.拉塞福爵士也曾主持劍橋大學聲名遠播的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只靠著兩名助手、各種自組工具(有些可以輕鬆放在他的工作台上),就在二十世紀初期找出一些驚天動地的發現;相較之下,勞倫斯放射實驗室簡直像是擁有一整支軍隊。然而,宣布發現希格斯的兩個研究團隊都各有三千名成員,相較之下,勞倫斯放射實驗室就又是小巫見大巫。

身為大科學的創造者,勞倫斯在當時的同儕之間廣受認可,但今日已幾乎遭到遺忘。然而出於幾項原因,我們值得重新認識勞倫斯。其一,正是他的直覺、抱負、以及個人管理風格,讓大科學像現在這樣可長可久。但還不只如此:他的人生也是一則動人的科學追尋故事,跨越物理學史上前所未見的大發現時代,讓他站在一個科學、政治和國際事務的十字路口。

從一九三〇年代末開始,只要是關於國家科學政策的問題,幾乎都會去詢問勞倫斯的觀點意見。他發明了全世界最強大的原子粉碎機、領導著美國排名第一的研究實驗室,影響力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擴張。在那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因為有他個人支持同盟國建造原子彈,才拯救了這項幾乎被取消的計劃。而在戰後,也是因為他的聲望和影響力,才推動了氫彈的製造。我們現在的世界,頭上懸著核武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無疑是勞倫斯留給現代文明的遺產,只是其中的利弊難以逆料。


在一九二九年腦力激盪的那天,勞倫斯就知道自己發現了一種能夠極有效加速次原子粒子的新方法。他當時希望能將粒子加速做為探測器,研究原子核的結構(原子核由質子和中子構成,構成原子大部分的質量),就像是用螺絲起子來探索收音機的內部電子構造一樣。這裡的問題在於如何提升次原子粒子(特別是質子,也就是氫原子核)的能量,讓這些粒子得以穿透保護原子核的電場。當時,這是世界各地科學家和工程師都在研究的問題,而勞倫斯找出了解方。

在這之後,物理學研究開始了艱困的轉型期。過去像是拉塞福,或是艾蓮娜及菲特列.約里歐—居禮(Irène and Frederic Joliot-Curie,也就是居禮夫人的女兒及女婿),都算是「小科學」的天才人物,但靠著大自然中能夠取得的研究工具,他們已經來到研究的極限。拉塞福靠著自己製作的研究設備,發現了原子核、也猜想到中子的存在,後來再由他的副手詹姆斯.查兌克(James Chadwick)在另一項小型實驗裡確認發現了中子。約里歐—居禮夫婦也是在自己平凡無奇的實驗室裡,繼續瑪麗.居禮對放射性的研究,學會如何透過將某種元素曝露在放射線下,讓元素蛻變為另一種元素。在這兩個實驗室,都是靠著像鐳及釙這樣的天然放射性物質,產生人眼不可見的次原子探針。

這些人的成果豐碩,卻很難再進一步研究原子核的結構,原因就在於他們需要能夠更快、更強、更精準的子彈,不能只靠從某些具放射性的礦物塊偶然發出的放射線。換言之,物理學家需要人造的放射線子彈。而要製造出這樣高能量、還要能夠集中在某個靶上的放射線,整套設備的大小絕不可能是放在實驗室的工作台上,而是可能要好幾棟建築物才勉強放得下。拉塞福和約里歐—居禮夫婦都知道,自己會是這種人工手動做科學研究的最後一代偉大領袖;很快地,就會有新一代科學作法興起。

勞倫斯給科學帶來的改變,必然會讓這些舊學派的物理學家大為嘆服。傑出物理學者莫里斯.高德哈伯(Maurice Goldhaber)的職涯,就是從小科學的鼎盛時期一路橫跨到大科學的時代,他回憶起期間的過渡:「第一個分離出原子核的人是厄尼斯特.拉塞福,還有一張照片,是他把整個實驗裝置放在腿上。但接著,我也總是記得後來的一張照片,是在柏克萊建造了那座著名的迴旋加速器,換成所有人坐在迴旋加速器上。簡單說來,這樣你就大概知道有什麼改變了。」

高德哈伯說的一點也不誇張。他所說的迴旋加速器是座龐然大物,位於一棟在一九三八年特地為它蓋的建築物裡。這台迴旋加速器巨大的電磁鐵重達二百二十噸,高度超過三點三公尺。至於高德哈伯所描述的那張照片,也就紀錄下了勞倫斯實驗室的全體成員:共有二十七名成年男子,在迴旋加速器拱形的鋼鐵構造上或站或坐。


厄尼斯特.勞倫斯的角色,與他所創造的新時代可說是絕配。在學術研究的這個沉悶世界裡,很少見到像他這樣的科學經理人,善於鼓吹百萬富翁、慈善基金會和政府機構投入贊助。他除了在科學上有天份,不管對裝置設計或物理都有著近乎直覺的天賦,也有著美國中西部那種討人喜歡的個性,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關鍵。他心性善良,很少發脾氣,連髒話都不講。(他最髒的髒話就是「Oh, sugar!」)如果研究計劃想要得到大筆資金,常常需要有正面的宣傳,而只要報導對象有著迷人的性格、科學任務有著吸引人的內容,記者也總是很樂意提供這類宣傳。勞倫斯就能同時滿足這兩項條件。他才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成了美國本土出生最著名的科學家,登上《時代》雜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封面,標題寫著「他創造,他毀滅」。不久之後,就在一九三九年得到科學家在人世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獎。

勞倫斯和我們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完全是兩回事;在我們的刻板印象裡,科學家就是狂熱的神祕主義者,一頭埋在自己孤獨的工作裡,獨自待在某個偏遠的實驗室(通常是歌德式建築),而且他們的研究似乎總是差一點就會把他們都炸成碎片。在流行文化裡,總是把科學家描繪得與一般人格格不入:《時代》上的愛因斯坦,形象是個古怪的天才,總是躲在閣樓裡,把自己鎖在鏗鏘作響的鐵門後,「憔悴、緊張、煩躁……數學家愛因斯坦連自己的銀行帳戶都算不清楚。」

相較之下,勞倫斯智識過人,同時精力充沛。他的成功為他帶來了一間實驗室,而且可不是什麼黑暗的歌德式城堡,而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小山上的現代科學神殿,俯瞰著舊金山海灣的壯麗景色。他也絕不是自己孤身一人做研究,而是領導著一支充滿活力的年輕科學研究團隊,有物理學家、化學家、醫生、工程師、研究生等等,跨學科共同合作、思考議題;而且他也有著如同企業高層一般的堅定信心,手中掌管著數百萬美元的經費。他所體現的是新世界的堅強無畏,深具抱負、氣魄、創意及財富。偏好進步主義的記者布魯斯.布萊文(Bruce Bliven),往來的對象通常是自私的政客與厭世的領域權威人士,而他卻深為這位著名的勞倫斯教授所傾倒,認為這位教授「很好聊,完全就是可以想像的那種美國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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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學」一詞是由物理學家阿爾文.溫伯格(Alvin Weinberg)於一九六一年所創,當時厄尼斯特.勞倫斯已經去世三年。溫伯格時任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該所依勞倫斯的設計所建,製造原子彈所需的濃縮鈾)主任,他回顧了先前幾十年的科學研究,認為正如過去會用有著尖塔的石建築大教堂和巍峨的金字塔來崇敬天神,到了當時這幾十年,則是用各種由鋼鐵及電纜所構成的壯觀設備(例如高聳的火箭、高能量加速器、核子反應爐),崇敬著科學。

但這些崇敬科學的偉大作品,背後必須要有官僚結構的管理,才能維持其運作。在勞倫斯放射實驗室裡,主要的設備就是迴旋加速器,但這項設備技術複雜、操作困難,需要有人全職照料管理。溫伯格就回憶道:「要讓這個地方維持運作(不管說的是那套科學機器、又或是為了照顧那套科學機器所需的整個精心設計的組織),後勤管理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那些維護迴旋加速器的人心中,開始出現一種信念,認為正因為科學所面臨的問題如此複雜,才需要有這些巨大的設備;正如曾在勞倫斯實驗室工作的物理學家沃爾夫岡.皮耶夫.潘諾夫斯基(Wolfgang K.H.“Pief” Panofsky)所言:「要是沒有大規模的努力及大型的工具……不論是對於最微小的物質架構,或是最大規模的整個宇宙,我們就是不知道怎麼去取得相關資訊。」

這種追求更大、更好的動力,自成一套邏輯。運用迴旋加速器所帶來的每一個發現,都為物理學家打開新的探索展望;每要解開一個新的謎團,就又需要更強大的機器。每次得到新發現,都會讓這個研究機構的名聲更上一層樓,於是有更多動機與機會,可以有更多建築、更多科學家、更多的知名度,自然也就能募到更多經費。

最終確立大科學作為科學探索模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大科技成就:雷達、原子彈。要不是當時大科學已經成為新典範,有著跨學科的合作、幾乎無限的資源,雷達和原子彈很有可能都尚未研發出來,當然也就不可能及時影響戰局結果。後來之所以能研發出投至長崎的原子彈,是因為在原子反應堆裡首次觀察到了核能連鎖反應;而一般來說,認為這背後的最大功臣是構思與監督反應堆建造的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然而,一如溫伯格的觀察,若要實現費米的概念,需要由「物理學家、數學家、化學家、儀器專家、冶金學家、生物學家,以及能將這些科學家研究成果付諸實踐的各種工程師」,組成一支大軍。「連鎖反應堆絕不只是單一位核子物理學家的實驗。」

勞倫斯的這種研究方式,科學界一方面感到敬畏,但一方面也覺得不安,至今仍然如此。

就算是在勞倫斯的職涯早期、大科學還在形成的階段,已經有些科學家、大學校長和其他專家擔心這對知識追求及傳播的影響。一九四一年,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卡爾.康普頓(Karl Compton,這位物理學家本人手中也有一座迴旋加速器可用),就認為大科學讓學界開始追逐金錢與名聲,而對這種「不正常的競爭成份」深表遺憾。他不安地向朋友透露,「想維持計劃運作、有完整的人員編制,就需要積極的推銷手段,程度超乎科學專業所情願。」在某些科學家眼中,這種超級競爭、如工廠一般的研究風格實在是不友善到令他們感到絕望,於是逃離像柏克萊這種採用大科學作風的機構,轉而投向那些仍然遵行舊世界方法程序的大學。但也有某些像潘諾夫斯基這樣的科學家,認為要解決物理學的重大問題就必須要有大科學,於是他們在像是柏克萊這種新研究體系裡自我訓練,再將大科學的福音傳播至遠方。(潘諾夫斯基就把大科學帶到了史丹佛大學。)

在大戰期間,科學及科技社群還是以獲勝為主要考量,於是暫時不再擔心大科學將如何永久改變科學家的工作方式。但隨著和平到來,科學家又再次開始思考大科學將帶來怎樣的變化。有些人擔心,像過去那種由個人靈感得到突破的方式,以後是否還有存活的空間?例如匈牙利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便問道:「像是相對論或薛丁格方程式這樣的理論,能由跨學科團隊想出來嗎?」他和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擔心出現愈來愈多管理方面的需求之後,會讓那些才華最出眾的科學家無法再在實驗室待下去。在小科學時代,研究者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研究自己的主題、再教給自己的學生,但現在卻得兼顧許多其他職責。研究者得要管理大筆捐助款、撰寫經費申請、擔任委員,還得到國會和位於華盛頓的各個機關運作,才能得到撥款。研究主持人不只得當科學家,還得負責背黑鍋、給團隊成員打氣,以及兼任業務。

這時候,雖然研究經費豐沛,但卻也帶著許多附帶條件。而隨著經費規模愈來愈大,附帶條件也愈來愈嚴格。在戰時,美國政府的經費自然是以軍事研究及發展為目標。然而,即使在一九四五年德國和日本投降之後,在美國,政府仍然是科學機構經費最大的單一來源,各個學科(特別是物理學)也仍然受到軍事目的的影響。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韓戰隨之而來,接著就是無止盡的緊張時期,也就是冷戰。此外,軍事現在也結合了另一個強大的合作夥伴:工業界。時至戰後,大科學開始與令艾森豪總統惴惴不安的「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共同成長。工業漸漸入侵學術實驗室,讓科學家開始感到壓力,需要注意其研究的可能商業發展。科學歷史學家彼得.蓋里森(Peter Galison)指出,物理學家開始放下基礎研究,轉而「為了經濟而非科學上的理由,花時間尋求能夠申請專利的概念。」厄尼斯特.勞倫斯身為大科學的先驅,自然比多數的同行更快面對這些壓力,但很快地,競爭就成了整個學術界普遍的現象,而且不只是爭專利概念,也要爭大科學團隊裡如何分配成果。另外,學術界也開始引進了政府和工業念茲在茲的概念(例如保密、管理控制),因為大筆的投資能夠帶來更大的報酬。

正是勞倫斯,讓出錢的各贊助者看到迴旋加速器可能怎樣完成他們青睞的目標,於是讓贊助者的雄心壯志也愈來愈大,種下了工業參與研究的種子。對生物研究機構,他再三強調迴旋加速器生產大量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能力,而如果想瞭解複雜的光合作用,或是攻擊癌細胞,就需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對工業家,他讓他們心中浮現一種願景:用原子核來發電,成本便宜得不得了,而且幾乎是永遠不虞匱乏。至於對那些仍然致力於基礎研究的慈善基金會,他提供的則是聲望:能夠參與解開世界謎團的研究專案,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獎勵。對於大科學的這個面向,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長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一語中的,他在一九四〇年就表示:「新的迴旋加速器不單單是一種研究工具,更是一個強大的符號,象徵著人類對知識的渴望,代表著不屈不撓追求真理的努力,是人類精神最高尚的一種表現。」而在那年,這個非營利基金會的董事會便投票通過,撥款一百萬美元給勞倫斯,打造地球上最強大的迴旋加速器。

像勞倫斯這樣針對各家金主的利益、量身打造說帖,其實並不是什麼欺瞞的手段。他總是能說到做到,提出一系列真金實銀的研究成果,否則再怎樣努力募款到頭來也只會是一場空。後來,柏克萊的放射實驗室就開創了核子醫學這套新科學,用來對抗疾病。實驗室的迴旋加速器常常需要超時運作,為全世界的研究人員生產放射性同位素。另外,勞倫斯堅信來自原子的能量有一天能為幾百萬的家庭與工廠提供熱源及照明,並且讓船舶在遠洋乘風破浪,這在當時只是個願景、但絕對是出於真誠;而且當然,事實證明這也已經成真。

大科學的成功,讓科學家在社會上廣受敬重,認為是他們協助贏得了戰爭,也認為要靠著這些人,才能滿足人類對於解開自然祕密的渴望。然而,由於科學本來就不是絕對完美,大眾也總是想看到名人跌落神壇,大科學的發展並不可能永遠如此順遂。隨著大科學的各項計劃規模愈來愈大,可能佔據太多的公共資源,而拖累其他更急迫的社會問題,科學家的形象也開始動搖。

到了二十世紀末,社會對大科學的信心開始消退。回頭看,會覺得大科學的許多成就利弊難計:沒錯,原子彈讓同盟國贏了戰爭,但代價是人類的頭頂上似乎永遠掛著一朵蘑菇雲的陰影。天真和平的原子帶來了電力,但代價卻遠高於人類的原本預測,更帶來了如三哩島、車諾比、福島等地的核災,讓人不禁質疑,究竟人類能否真正馴化控制核電科技。確實,人類上了月球漫步,但在那個瞬間的感動之後,大眾對於太空探索的興趣迅速消失殆盡。花了那麼多的錢,到底是為了什麼?

阿爾文.溫伯格一九六一年的那篇文章中,除了創出「大科學」一詞,也點出當時日益升高的疑慮,質疑大科學對研究、大學和社會造成怎樣不好的影響。他的問題一針見血:大科學那些龐大計劃需要耗費巨額的資金,是否會把原本就稀少的資源吸乾用盡,並且讓科學家分心,不去注意那些與人類生活現況更相關的研究?他寫道:「我覺得,大多數美國人心中的理想社會,會是把重點放在治癒癌症,而不是誰先把太空人送上火星。」

在美國,這些質疑在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初引發對於超導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的討論,原本計劃這部加速器將設於美國德州的沃卡薩哈奇(Waxahachie),功率可能是CERN大強子對撞機的三倍。這項計劃最後是因為地方及預算上的政治紛擾而告終,但大眾對其研究目的所抱持的懷疑,已經讓計劃受到致命傷害。一九九三年,超導超級對撞機遭國會否決,胎死腹中。

大強子對撞機實在太過龐大、複雜又昂貴,讓部分科學家認為這可能已經是國際合作大科學的最後一役。大強子對撞機每次有了發現,都會引發對自然的進一步疑問,而這些疑問又必須有更大、功能更強的對撞機才能回答,就像之前勞倫斯每次打造迴旋加速器,都等於是帶出了打造下一臺迴旋加速器的需求。而正如現有的大強子對撞機,如果真要打造下一台,也必然需要許多國家合力才可能成真。但要讓這麼多國家同心協力,一起研究著一般人會覺得抽象到難以理解的議題,絕非易事。

厄尼斯特.勞倫斯從未表示這樣的疑慮。他的目標就是要解決羅伯特.歐本海默所說「研究自然的問題」,而且勞倫斯的職涯也確實完成了這項目標。他讓我們得要承受後續的影響,但這並不會抹滅他的成就。只是這也確實讓我們覺得,有必要追溯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而這整個故事,要先從小科學世界裡幾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談起。


本文由左岸文化出版授權刊登

2021年6月17日

《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書摘:面對複雜機器與貨架的日常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張立祥

※ 本文摘自《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第三章與第四章部分內容

〈面對複雜機器與貨架的日常〉

超商裡面固然有很多機器,操作起來非常簡單,學習也非常容易,就像咖啡機只是按個按鍵這樣輕而易舉。然而,超商裡面也有一些設備,使用起來並不容易,必須花費很多時間學習或操作,而這些比較複雜的機器,常常是超商裡面相當核心的設備。

這些設備一方面確實簡化了許多工作,讓相關任務集中在一台機器上便可處理;但另一方面,卻也因為這樣的設計,導致越來越多的事務不斷添加到這些設備之中,使它們的操作日益複雜。

「停車費在哪啊!」——多媒體事務機

「螢幕第一頁就有了⋯⋯。」

「找不到嗎?我直接幫你操作吧!」

事務機對現在的超商,幾乎不可或缺,對於客人來說更是如此。事務機在過去十幾年經歷過許多次的改版和更新,直到現在已經變成非常重要的服務性商品中繼資訊站。

任何需要透過網路連線取得資訊的項目,鮮少脫離這個機台的操作,從繳費(與收款單位確認資訊)、寄件(與網路平台確認資訊)、票券(與售票單位確認資訊)、到叫車(傳遞鄰近車牌資訊)及雲端列印(取得線上檔案)等等,都需要透過操作這台機器來完成。在服務種類極多的情況下,事務機採取分類方式呈現,就跟POS螢幕或者電腦裡的資料夾一樣。也因為採取直覺的點選設計,在多次使用後就可以快速進入所需項目,有些使用頻率極高的項目也會有快捷鍵,就像圖6繳費方塊下的兩格小方塊。

事務機的觸控螢幕並不需要特定的操作步驟,它就跟平板電腦或者放大版的手機螢幕一樣,最大的特色是可以透過展開和堆疊的方式,塞進許許多多不一樣的資訊服務。當然,這些服務項目並非固定不變,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和數位科技的演進,也會增加更多的平台,像是以前網購平台只有YahooPchome這種大型網站,但晚近出現了很多新興的拍賣平台,因此事務機也相應增加了許多欄位。

一層一層往下展開的設計,雖然包容了我們生活世界中日漸增加的需求,但也讓我們陷入眾多選擇之中,停車費的按鍵路徑就是這樣的狀況。若要在超商繳交停車費,首先你必須在螢幕首頁十個項目中選擇繳費,進入後則有銀行、保險繳費、公家機構繳費,或者以不同方式輸入的便利繳費、代碼繳費。但停車費多數屬於公家機關,因此在選擇公家機構後,才會在螢幕上看見「停車費」。到這邊還沒有結束,點選「停車費」後必須選擇縣市,並根據螢幕上要求的資訊輸入,才會印出繳費單。

停車費已經算是非常明確、也很難跟其他服務搞混的項目,至少我們知道停車費在最大的分類裡面屬於「繳費」那一格。但有些服務,你真的會不知道該點選哪個欄位才會找到,像是隨著信用卡公司推出越來越多的紅利兌換後,雖然有專屬於紅利的分類,但點進去之後每一個活動名稱都又臭又長又相似,客人常常很難分辨哪一個紅利活動才是他要的。所以到最後如果真的找不到,也只能向店員求助。

不過,向店員詢問也未必能獲得解答,至少在我當店員時,就屢次碰上不知所措的狀況。便利商店合作的平台不斷增加,活動也一直推陳出新,點選項目常常必須更新,而這所謂的更新,包含增加新的一格方塊,以及移動到新的位置。

身為店員,不一定能在活動一開始就知道客人所需方格的正確位置,有時還需要一頁一頁點開去嘗試,甚至拿起自己的手機,上網瀏覽活動網站的教學步驟,才會知道如何操作。

除了這些以外,螢幕字體大小、輸入文字的方式是否符合使用者的成長背景、客人能不能完全瞭解螢幕的指示並且輸入正確的資料,以及客人的特別需求等等,也常常導致客人跟店員求救。

從表8看來,有些是因為機器本身設計就有缺陷,像是中國籍交換生沒有學過注音輸入系統而無法輸入資料,或者螢幕文字對部分使用者來說太小而無法清楚閱讀;另一些則屬於顧客自己的狀況,像是趕時間而希望店員幫忙快速操作。

不管是哪一種,最後都還是需要店員離開櫃檯到機器旁邊協助客人,甚至是代替他們操作。事務機雖然非常方便又容納許多服務,但很多時候客人卻無法自行操作完成,因此店員的協助客人就成了店員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解析萬能店員〉

一個好的店員當然需要熟悉所有設備的細節,畢竟客人永遠不會比你清楚這些東西該怎麼使用,假如身為一個店員卻和客人一樣不知道,也只能勉為其難地求助其他店員。如果沒有人可以幫忙,那也只能裝傻,或者誠實地跟客人說我不知道。顯然,這樣面子實在掛不太住,可能還會吃上一個教育訓練不足的客訴。

總之,超商的設備多,每台設備需要做的事情也不少,在這裡你大概知道店員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在服務業裡面,客人通常才是店員最常面對的對象,機器和設備只是其中一部分。那麼,真實的超商店員是怎麼看待平常該做的工作呢?

如果我們同時考慮到機器和客人,以及機器的作業程序和客人的需求,便會得到如圖8所繪製的圖像。

 


8 便利商店行動者網絡示意圖

這張網絡圖充分展示了我過去在超商工作的狀況。這張圖大致分為行動者、作業程序、設備和商品或其他產出,行動者因為身分的關係進一步細分為客人和店員兩種,不同設備在圖片左方帶有不同的作業程序、在圖片右方則表示它能夠生產什麼樣的商品,由於不一定只有商品、超商也提供各種服務,因此我以商品或其他產出總括。圖中這幾個項目環環相扣、緊緊相依,而且以作業程序為最重要的工作環節。

除了面對機器設備,店員還必須面對客人。不過客人並不像機器只要照著標準程序處理即可,有些顧客會有許多額外甚至不合理的要求,我們常常把這樣的客人當成「奧客」。脫離規矩的客人,會造成店員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在他身上,相對而言就會壓縮店員做其他事情的時間。

還有,做生意不嫌客人少,一旦來客數變多,一樣會減少店員做其他事情的時間,畢竟時間永遠是有限的,如此一來店員就只能盡量讓每個客人能夠快速結完帳,並且在客人比較少的時間去做那些原本該做的事情。

整體來說,超商就是一直累積大大小小的改變,大如新產品、新機器,小如作業程序的調整和品項增加。當我們說超商店員很萬能時,就是因為這些日積月累的改變使他們必須做越來越多的事。你也可以看見,店員除了要面對客人、也要面對各式各樣的設備,更要直接進行必要的作業程序處理,周旋在不同的人、事、物之間,調和這些人、事、物的需求。

本文由游擊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