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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4日

「收聽如何重返潮流:Podcast自媒體經營與社會溝通」講座紀錄

BY YMSTS IN , No comments

主辦單位:臺北大學社科院臺灣發展研究中心、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主持人、講者:
陳韻如(Podcast《臺灣人臺灣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
與談人:
蔡宇哲(Podcast《哇賽心理學》、臺灣應用心理學會理事長)
鄭人豪(Podcast《逆食NEWS》、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專員)
記錄者:郭昱琳(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生)、陳重安(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社會學家尼爾.波茲曼早在1985年出版的《娛樂至死》一書中提到,印刷術主導的文字中心時代已逐漸被圖像中心思考所取代,圖像取代文字成為人們理解世界的主要途徑,當時正是電視在美國社會蓬勃發展的時期。而我們也可以從現今發達的影音平台或網路社群見證波茲曼的預言。然而,在這個被稱作「沒圖沒真相」的時代,收聽Podcast卻蔚為一股潮流崛起,也有愈來愈多人投入Podcast創作,這與前述圖像中心思考的社會生活型態有所不同。

為了瞭解以聲音為主要傳播形式的Podcast如何興起,臺北大學社科院臺灣發展研究中心、臺北大學社會學系主辦這場講座,邀請3位Podcast創作者:《台灣人台灣事》陳韻如老師、《哇賽心理學》蔡宇哲老師、《逆食News》鄭人豪專員,以線上講座的形式來與大家討論Podcast創作的心路歷程,以及對Podcast產業的想法和觀察,並開放參與者提問。

本文就「為什麼想做Podcast」、「Podcast的優勢和特色」、「持續經營的挑戰」及「產業觀察與未來展望」,整理講座的內容與討論過程。

收聽Podcast於近期掀起一股潮流/圖片來源

為什麼想做Podcast

主講者韻如老師就自己觀察,將Podcast經營者的創作動機分成3大類:

1. 提升知名度與流量,增加受眾。這類經營者通常是自帶流量的名人或品牌。

2. 傳遞理念與知識。這類經營者多為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宗教領袖。

3. 記錄生活,出於興趣。

韻如老師提到《台灣人台灣事》的誕生,是想為自己創造一個說台語的機會,內容主要談一些自己所擅長的領域,包含性別、人口生育政策和台灣女性故事。不過,擅長的題材和點子很快就用完了。因此,後來從日常找尋靈感提問和答案,將內容與歷史、文化、時事等廣泛連結,這種做中學的新經營模式,帶給他可以長期經營的收穫和樂趣。

與談人宇哲老師提到《哇賽心理學》的製作動機,是出於專業知識的生產者,向大眾傳遞科普知識的社會責任;而對人豪專員來說,《逆食News》除了是媒觀工作的一環,同時也出自個人自大學時期以來,對媒體議題和廣播節目的興趣。《逆食News》如同過去媒觀製作的電台節目,都是將基金會的理念與想法傳達給大眾的管道。

有趣的是,雖然網路上流行稱Podcast創作者為「Podcaster」,但講者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名Podcaster。韻如老師認為,雖然Podcast創作既彈性又有趣,但它並不像一般工作或職業能提供穩定收入,或代表某種社會地位,因此他個人的身分認同才會難以和Podcaster連結,而Podcast也並非滿足創作動機的唯一選擇。這不禁令人好奇,Podcast究竟擁有什麼不同於其他管道的優勢而能吸引許多人投入呢?

講者與其經營之Podcast節目/擷取自講座海報

Podcast的優勢和特色

韻如老師認為,製作Podcast不會影響既有的生活安排,讓他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作息下創作。在製作Podcast時,所使用的設備開銷並不貴,而是花較多的時間在網路學習剪輯、錄音等軟體服務教學。此外,Podcast是個門檻相對低且開放的產業,對軟硬體設備、專業知識、技術、資金等都沒有太嚴苛的要求,基本上只要願意花時間學習、製作,人人都有機會加入創作的行列。

相較於影像,Podcast製播門檻較低/圖片來源

宇哲老師與人豪專員則認為,比起文字或影像,聲音也有能留住觀眾的優勢。宇哲老師認為文字的優點是向外傳播速度快,但閱讀時間較短,以致對概念和脈絡的沉浸時間較少。調查顯示,人們普遍不會花超過2分鐘的時間停留在一篇2000字的文章。而Podcast節目雖需要較多的時間,但他發現有6成的觀眾會好好地將約30分鐘的《哇賽心理學》聽完,這對知識脈絡、理念的深化是更有效的,因此Podcast更有助於幫觀眾帶入情境,成為一項傳遞資訊的優勢。

除此之外,比起中性的文字,聲音這種具個人特質的傳播方式,更容易讓聽眾對知識產生連結感與親密感。宇哲老師認為這項特點同時是一把雙面刃,一旦聲音不符個人喜好,就不容易吸引聽眾。他曾遇過有聽眾覺得與主持人的聲音不對頻,而不想收聽他們的節目。在這之下,更需要努力以內容品質來取勝。

人豪專員認為,Podcast的優勢是有更高的受眾黏著度。Facebook或Instagram等社群媒體通常較強調與觀眾的互動,因此經營者得不斷產出內容,而受眾也多是被動地接收演算法帶來的資訊,然而這樣快速且單向的運作邏輯,其實並不適合知識累積與富知識密度內容的生存。相較之下,Podcast更像是聲音版本的部落格,受眾通常會需要主動尋找偏好的節目內容,而非被動地接收資訊,也因此受眾黏著度往往更高。

談到Podcast的功能和定位,韻如老師認為Podcast就像其他媒體,是與大眾溝通、傳遞訊息的工具。宇哲老師認為,Podcast的出現是科技發展與大眾既有需求的必然,因為大眾過去透過電視、報紙雜誌、廣播等滿足閱聽的需求,而現在隨著科技發展,影音串流平台、社群媒體、Podcast等逐漸成為我們滿足需求的方式,觀眾相較以往掌握了自主權,能自由決定要在任何時間、地點接收到想要的內容。此外,許多人收聽Podcast是在通勤、休息、跑步或在做家事的時候,這也呼應人豪專員指出,Podcast擁有不需與其他傳播形式競爭眼睛注意力的優勢。

持續經營的挑戰

雖然Podcast展現出另類的優勢與特色,但創作者在實際製作節目及永續經營的挑戰,也是講者和在場參與者的關注重點。在講座中,講者們皆指出創作者與聽眾社群互動的重要性。

首先是「創作者如何兼顧自身理念、興趣與受眾點閱率的平衡?」儘管創作者重視節目傳遞價值和理念興趣的意義,但也在乎節目是否得到更多關注和成長。韻如老師提到經營過程中,不曉得內容是否受聽眾喜愛,曾有聽眾留言好評但卻與後台點閱數據不符,也從數據發現聽眾對某些節目題材有較多或較少的興趣。不過,韻如老師認為媒體經營是個雙方反覆互動磨合的過程,並非單方面地只從創作者角度去建立個人品牌,或只從受眾角度為他們量身訂做節目內容而已。對個人特質強烈的文化產業來說,即便有清楚的受眾設定,也難以完全迎合聽眾,而這就得仰賴雙方大量的媒合與互動,才能找到其中的平衡點。

唯有透過大量互動才能找到平衡/韻如老師簡報 

宇哲老師認為Podcast聽眾在平台上,往往採取較主動的角色,因此節目名稱、主持人資訊、節目簡介、架構及主軸等資訊或關鍵字清楚的話,會更容易被聽眾找到。就知識型節目而言,即便是逆風、不符合社會共識的節目也有必要性,安排上可以與大眾喜愛、流量高的節目穿插播出。如果定位清楚,可以得到黏著度高的聽眾支持。

另外,關於「創作者如何在起步過程中持續經營,克服放棄念頭?」除了前述的做中學,韻如老師也提到聽眾的回饋帶給他很多的動力,包含自己台語文能力的提升,以及節目的性別價值和理念,得以傳遞給過去未曾接觸相關議題的人的感動。例如有60幾歲男性聽眾寫信反映只知道女性在家庭付出很多,但透過節目才知道原來女性在歷史中有這麼多貢獻,讓韻如老師很感動。也有年輕聽眾在節目中發現長輩智慧與談話的趣味,讓年輕人也想要回家與長輩對話。人豪專員也說,收到聽眾說節目受用,是持續創作節目傳遞理念的動力之一。 

產業觀察與未來展望

Podcast做為一種產業,如何有獲利和更多商機?韻如老師認為其實大家還在摸索階段,但這個階段讓較少技術、資金的素人在Podcast有更多的發揮機會,現在也能在市面上看到愈來愈多Podcast周邊服務,包含麥克風、收音平台、聲音轉換成逐字稿的軟體、後製剪輯服務等。

人豪專員呼應韻如老師的看法,並提出未來趨勢值得關注的事情,包含若Podcast未來產業專業化,是否會像現在的Youtube,提高新進和業餘創作者參與和生存的門檻?各平台因競爭推出節目獨家專屬內容,會對創作者與聽眾造成什麼影響?以及Podcast節目訂閱付費機制的出現,對創作者是否會有正面效益?

有線上參與者提問,Podcast若有血腥或暴力言論,未來是否可能會有像Facebook的言論管制機制?宇哲老師認為現在技術上較難管制,因為各播放器是向Podcast託管平台拿訊息,即便播放器可以管制在其平台上流通的內容,甚至將特定內容下架,但這些不被接受的作品仍可能在其他的播放器平台上傳播。而法制上的管制更困難,因目前政府無法規範國外平台,節目仍可以放在國外平台,只能先靠群眾力量和創作者的自制力,並觀察國外就這方面的做法。人豪專員說道,社群媒體有許多影響兒童健康的內容,但台灣目前沒有監理網路的法律,很多時候要仰賴平台,但平台比較不箝制言論,主要考量的是如何處理公關危機,比起法律,商業平台對創作者有更大的影響。

 內容監管機制仍未能跟得上聲音產業的崛起/圖片來源

小結

綜述整場講座討論,Podcast興起顯示聲音做為傳播媒介,在視覺中心主流中展現出另類定位和優勢。Podcast不競爭視覺注意力,能吸引特定情境下的受眾社群收聽,而聽眾的回饋及與創作者的互動,不僅呈現出Podcast的高黏著度,也不斷供創作者思考和拉扯節目內容的安排。素人創作者以較低的參與門檻開始創作,透過Podcast傳達價值理念,有較高的機會吸引外界注目和競爭,同時,亦以各自興趣或者是定位策略做經營,反映Podcast在臺灣尚在摸索和發展中的面貌。Podcast平台的崛起與潛力,值得我們更多的關注。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21年9月8日

精神科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兩種心靈》新書講座場記(下)

BY YMSTS IN , No comments

時間:2021年8月15日(星期日)14:00-16:30

地點:Google Meet平台

主辦單位:左岸文化、Right Plus 多多益善、STS多重奏

主持人:林子勤醫師

與談人:吳易澄醫師、張復舜醫師、廖偉翔醫師

記錄人:尹燕哲


※本篇為講座後之互動提問,上半場與談內容請見〈精神科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 ──《兩種心靈》新書講座場記(上)〉



「兩種」「心靈」?


一些聽眾對於魯爾曼筆下的「兩種」心靈有疑慮/質疑。例如《兩種心靈》沒有特別討論其他的心理治療取向、抑或是魯爾曼是否因為接受心理治療師訓練而有特定立場等等。廖醫師表示,確實心理治療有許多不同的派別,同樣地生物醫學取向也不會只有藥物治療一種,然而這應該理解為作者為求突出研究重點而該做的取捨。吳醫師則表示,雖然當今心理治療在醫院的發揮空間的確被限縮,然而在實作層面上,多元的服務會由醫療團隊中的不同專業角色實行。


對於《兩種心靈》在精神分析與生物醫學的對立描寫,吳醫師也表示當今的精神分析發展方向並非與臨床科學研究完全不能協調。《兩種心靈》中提到了精神分析治療遭受控訴的板栗居(Chestnut Lodge)事件:內科醫師拉斐爾‧歐舍洛夫(Raphael Osheroff)的重鬱病情在板栗居醫院數個月的精神分析治療後卻仍在惡化;然而在轉入Silver Hill醫院並接受開立精神藥物後,歐舍洛夫的主要症狀卻在三週後出現好轉,並於數週後出院;後續歐舍洛夫不僅控告板栗居醫院,此事也在精神醫學界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議。然而有趣的是,根據英國精神分析師彼得.馮納吉(Peter Fonagy)近年發表在World Psychiatry的長期追蹤研究顯示,長期分析治療對於重鬱症患者具有療效,而這樣的療效可能會因為評估療效的時間過短而被低估了。吳醫師透過這樣的對照,提點了當今精神分析實證科學化的走向,也複雜化了「什麼才是好的治療取向/療效」等相關提問。


Chestnut Lodge - Wikipedia

板栗居的早期景貌(圖片取自於Wiki


張醫師也分享了自己對於精神分析發展的觀察。例如馮納吉等四位精神分析學家於Of Two Minds(2000)出版的兩年後出版了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台灣中譯本《心智化:依附關係.情感調節.自我發展》於2021年出版),他們所主張的「心智化」觀點整合了許多過往被認為與精神分析互不相容的實驗證據;2014年由創傷研究專家貝塞爾‧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撰寫的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Brain, Mind, 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台灣中譯本《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於2017年出版),其提倡的各種多元治療取向已經超越了身體與心理的二元範疇,並且在實驗科學中找到了初步的證據。上述這些案例皆提示了「兩種」「心靈」其實有更複雜且交織的發展軌跡,而未來究竟什麼樣的標的會被界定為精神醫學主要取向?似乎仍有待觀察。

近年於台灣上市的相關專書,其內容顯示了當今精神醫療發展的複雜性圖片取自心靈工坊讀書共和國


個人能力與結構困境的商榷


有頗多聽眾則是好奇/質疑,講座的講者群身為精神科醫師,對於醫師角色位在權力結構或相關資源分配的頂端有什麼看法。廖醫師表示自己並沒有一個讓人滿意的回應或答案,但期盼《兩種心靈》在台灣的出版,或許可以讓相關的實作者去思考還能去做些什麼。而吳醫師則表示,這些對於權力結構的質疑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尤其在醫病之間很難對等的狀況下,抱持這樣的內省是必要的。不過吳醫師試圖澄清,精神科醫師也不完全是結構中最具有權力的角色。就如同《兩種心靈》中的觀察,國家制度面向或許是一個更具決定性的因素,這使得精神科醫師也必須在有限的條件下選擇治療與提供意見,特別是當事人是否可以負擔心理治療的費用,就是一個頗為現實的問題。也因此制度設計面該如何修改與補足,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此外,即便是放在較微觀的醫病互動層次,「下診斷」也不會只有「武斷地決定了受苦者的病人身分」的形式;醫學診斷引導了後續可行的治療方向,而在特定的時空下也可能賦予了精神受苦者重新述說自我的機會。


吳醫師用兩部人類學家的著作做為對照。Emily Martin的專書章節I Now Pronounce You Manic Depressive提到了精神科醫師的診斷如何忽略主體經驗、並強加一種疾病身分在當事人身上;而Orkideh Behrouzan的Prozak Diaries則是闡述了醫療診斷如何讓伊朗的戰後婦女擁有重新述說傷痛經驗的機會(圖片取自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對於權力位置的質疑,張醫師也補充了魯爾曼在《兩種心靈》的觀察。在過往,就安排病人的處遇而言醫師是一個比較獨大的角色,而生物醫療化的趨勢反而使得精神科醫師的權力被其他專業角色削減,理由是對於保險制度而言,精神科醫師是非常昂貴的,其他專業角色的參與反而能節省成本;而住院天數的縮減,也使得心理治療被門診化,使得其他心理工作者更有參與的機會。總的來說,精神科醫師需要與病人建立緊密關係的形象,也在生物醫療化的趨勢中式微了。


醫者的病痛經驗


或許是《兩種心靈》對於精神科醫師受訓期間的內心掙扎有深刻的描寫,有聽眾對於精神科醫師養成的病痛經驗感到好奇。吳醫師想到自己曾經與博士班指導教授Andrew Russell提到恐慌發作與昏厥的經歷,而教授則與他分享了一篇早期的自撰論文愛、錯置、與儀式性割除:一位醫療人類學家得到盲腸炎(Love, displacement, and ritual excision: A medical anthropologist gets appendicitis)。文章中Russell敘述自己與前妻離婚、並將與孩子異地而居,在送機時卻突然發生難以忍受的腹痛,不得不送醫急救。當Russell被告知是盲腸炎發作時,接下來面臨的就是要不要馬上開刀割除的問題。Russell使用精神分析師卡爾‧榮格(Car Jung)提出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概念來界定這一串的變故,而盲腸的割除不僅象徵了揮別過往,也是一個療癒的過程。在這篇文章的啟發下,吳醫師表示自身的病痛經驗不僅有助於同理患者,病痛的經驗本身也因此有其獨特的意義。


小結


討論了上述等諸多議題後,座談會也到了尾聲。就整體的印象而言,《兩種心靈》雖然忠實地陳述了美國精神醫學的主要取向如何在管理式照護制度因素下改變,以及受訓醫師在此變遷中的掙扎,但也仍有許多值得批評與詳加考究之處。然而從討論議題的多元開展而言,《兩種心靈》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窗口,期待它能為台灣精神/心理的工作者與相關當事人帶來更多激盪與行動的可能性。



*本文非常感謝吳易澄、林子勤、張復舜、廖偉翔四位醫師的審閱,以及左岸文化出版社、STS多重奏責任編輯林千慈同學的編修審定,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記錄人:尹燕哲,陽明交大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精神科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 ——《兩種心靈》新書講座場記(上)

BY YMSTS IN , No comments

時間:2021年8月15日(星期日)14:00-16:30

地點:Google Meet平台

主辦單位:左岸文化、Right Plus 多多益善、STS多重奏

主持人:林子勤醫師

與談人:吳易澄醫師、張復舜醫師、廖偉翔醫師

記錄人:尹燕哲


人類學家譚亞‧魯爾曼(Tanya Luhrmann)在2000年發表的重要著作Of Two Minds: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n Psychiatry,其台灣中譯本《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於2021年8月出版。《兩種心靈》就國際的出版市場而言並非新作,但這場「新書」座談會的參與者為數不少,出版前後也似乎在精神科醫師社群內部引起了一些討論。就筆者的觀察而言,近幾年台灣的出版界有不少與精神醫學、心理健康、與心靈療癒有關的著作;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著「高敏感」、「情緒勒索」等描述心理與人際狀態的詞語;而網路名人透露自身的憂鬱症經歷與康復過程則引起社會大眾的高度關注。這些現象顯示了與精神/心理有關的話題在當今的台灣社會有一定的熱度。那麼,在這樣的氛圍下,《兩種心靈》這部以精神醫學實作為考察標的的人類學作品有什麼特殊性?又能對台灣讀者產生什麼樣的刺激呢?這場講座的主持人及與談人剛好都具有精神科醫師的身分。其中《兩種心靈》的審訂者吳易澄醫師,同時也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類學博士。他們從自己的閱讀印象與受訓過程出發,淺談這本書的主張、個人所受的啟發、以及對於理解醫療實作的重要性。


Of Two Minds與《兩種心靈》

(圖片取自Knopf Doubleday讀書共和國


衝突的思維模式

首先,吳醫師提點了人類學家魯爾曼的背景與寫作經歷,帶出了《兩種心靈》的旨趣,其中「信仰」與「衝突」是鮮明的元素。魯爾曼的父親是精神科醫師,爺爺則是一名基督徒科學家(Christian scientist);而魯爾曼在1989年發表的研究Persuasions of the Witch’s Craft: Ritual Magic in Contemporary England,則是在探索何以英國當代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會去相信巫術;後續出版的Of Two Minds承襲了相似的研究關切,它呈現了受訓中的精神科醫師在兩種醫學模式下的親身經歷與掙扎:一邊是探究人類心智與複雜情緒反應的「精神動力取向」、另一邊則是將精神問題當作是身體疾病(illness of the body)處理的「生物醫學取向」。


Persuasions of the Witch's Craft: Ritual Magic in Contemporary England:  Luhrmann, T. M.: 9780674663244: Amazon.com: Books

魯爾曼的早期作品Persuasions of the Witch’s Craft

(圖片取自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管理制度對醫療實作的影響


魯爾曼在精神科實作現場的田野觀察,正好處於美國從精神動力取向過渡到生物醫學取向的1990年代,這構成了《兩種心靈》的特殊性。吳醫師在座談會中提到了兩個重點。第一是管理式照護(managed care)這種醫療保險模式對於精神醫療實作的影響。魯爾曼觀察到這種計較成本效益的保險制度,使得心理治療的訓練與實作機會被縮減,取而代之的是生理、藥理機制的訓練與開藥模式。這種從外部的結構性視野來解釋醫療模式變化有其重要性,但吳醫師也提醒道,管理式照護的出現並沒有完全解釋了精神醫學實作的生物醫學化(例如製藥工業在這個過程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此外管理式照護也具有公共化的效果,它使得更多需要醫療資源的人能得到醫學專業的幫助。


精神醫學學徒的心聲


除了對於管理式照護的評析,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在於精神科醫師的養成,尤其是魯爾曼將一部份的訪談與觀察鎖定在精神科專科的住院醫師。吳醫師提到,要從一般醫師成為精神科醫師得經過精神科住院醫師訓練,在這段過程中必須接受精神醫學這個龐大知識體系(不論是分析取向或是生物醫學取向)的洗禮,並且被期待成為一個能對各種複雜精神症狀進行細緻分類的專業者。在這段與知識、醫院前輩及病人密集接觸/碰撞的日子中,精神醫學的學徒並非沒有掙扎與衝突,難的是如何呈現與書寫的問題。而魯爾曼則是細緻地呈現了這些住院醫師在「後台」所發出的心聲。


本土經驗與回應


本書譯者之一的張復舜醫師,則先從近年台灣出版與精神困擾有關的人文/社會科學專書的市場來定位《兩種心靈》。除了以早期特定一段時間為研究標的歷史取向專書,其中不少作品對於精神醫學抱持批判觀點。它們可能批評了製藥工業的擴張如何導致精神疾病診斷的增加、抑或是指謫特定的文化或社會結構將邊緣人或精神受苦者塑造成病人。然而張醫師表示,雖然這些批判視角帶有替弱勢者發聲的理想性,不過片面地陳述了雙面刃的副作用面,反而使得精神醫學的認識論被扁平化。而《兩種心靈》則是較為平實地呈現了精神醫學實作背後複雜的思維與考量。此外,對於主要受到美式精神醫學模式影響的台灣精神醫學界而言,《兩種心靈》不僅能讓台灣讀者認識到該模式的發展緣由與作用,也對於精神診斷可能引發的標籤化疑慮有所回應。


張醫師表示人文社會的視野如只聚焦在精神醫學的「副作用」,可能帶來的風險


《兩種心靈》中所描述的各種安排與考量之間的折衝,也與台灣的在地實作經驗有所呼應。張醫師提到自己當時的專科訓練經驗,其實也類似於書中美國受訓模式「第一年學生物醫學」、「第二年學心理治療」的安排。雖然兩種模式並存,但又有某種不協調感。此外,魯爾曼描寫的各種精神醫學實作兩難,也讓張醫師深有共鳴。例如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的診斷實存與否、下診斷是提供協助還是在貼標籤、該相信病人所述還是抱持懷疑、強制約束是在幫助病人還是迫害病人、該將患者造成他人困擾的行為詮釋為生物機制還是人格或心理問題等等。上述這些互有衝突的模式或狀況並沒有標準的解套方式,也因此凸顯了精神醫學的學徒們必須靠自身領會如何技巧地交互使用各種思維模式。


另一位譯者廖偉翔醫師恰好正在接受精神科專科的訓練。他表示雖然魯爾曼對於管理式照護的歸因過重,但對於各種模糊情境的細緻描寫是重要的貢獻。而廖醫師也期待《兩種心靈》能為台灣醫療界開啟不同的可能性,尤其對於精神醫療相關的從業人員而言,它促使讀者去思考工作環境中各種層次的狀況,什麼是台灣在地所共有的醫療文化?又有什麼是特定機構出現的特殊現象?《兩種心靈》在這些問題上提供了一個對照與反思的基礎。


吳醫師後續也進一步補充《兩種心靈》的寫作背景,特別是針對魯爾曼的分析視角與研究取徑。除了前述提及對於信仰者的好奇,精神病人的知覺經驗也是魯爾曼的關切,特殊的主體經驗(例如人是如何聽到上帝的話語?精神病人如何聽見幻聽?)是這些研究的共通處。而這樣的觀點在醫療實作場域中頗為重要,尤其是如何貼近患者的主觀知覺、並提供相對應的措施是重要的醫療課題。而人類學研究常見的參與式觀察法也在《兩種心靈》中可見一斑。魯爾曼當時以美國東岸與西岸各一所醫學大學為田野,用了四年的時間參與了精神科運作的各種實作,並出席各式各樣的討論會;同時接受心理治療師的培訓並接受督導。這樣的取徑不僅體現了精神醫學部門運作的文化面相 ,入境隨俗(going native)的過程宛如人類學所提及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也因此魯爾曼能對住院精神科醫師的養成有更細膩的觀察。


※本篇為上半場之與談內容,互動與提問請見〈精神科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 ──《兩種心靈》新書講座場記(下)〉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21年8月25日

後#MeToo、誰同行?新聞媒體、社群媒體與我們如何看見、如何說出「我也是」──2021女書店女性主義系列課程紀錄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紀錄:女書店


2021女書店女性主義系列課程第六場(8/7),特別邀請到方念萱老師與我們分享全球#MeToo運動的發展近況,以及國內外#MeToo在新聞/社群媒體等媒介的中介下,如何交織共構,又將如何推展。


社群媒體與#MeToo運動如何交織共構?/圖片來源


念萱老師首先以美國、中國、韓國近年的#MeToo事件與發展為例:美國華盛頓郵報對紐約州州長郭謨(Andrew Cuomo)案以「正義值得等待」為題,顯示出在當今以求新、求快、求點閱關注的數位媒體生態下,「慢新聞」產製以時間為成本所換取的公正、準確與公眾信任,相較於速度,如何作為另一種新聞的價值評判標準;中國近日的吳亦凡案,觀測中國官方對此事件的回應與處理,與其說是將其看成性別議題,實際上是作為整頓、控制網路飯圈(fans)文化的證據,藉以達成淨化娛樂圈的效果;在韓國,一間連鎖超商因廣告上出現「貌似厭男」的手勢(用手指捏),遭致男性情感受到冒犯,要求受指責的一方(包含女性主義者、企業、國家警察機構和國防部)出面道歉,反映在數位時代下,一個圖像、海報或鏡頭語言的呈現如何被擷取、化作資訊、快速傳播,進而形成一個宣示;同時,當女權主義逐漸在韓國社會取得聲量與響應,也被形容造成高度緊張的社會氛圍,並遭致保守勢力相應反撲。


紐約總檢察長於記者會上發布性騷擾案件調查結果/The Washington Post

從國外經驗看#MeToo運動的崛起與反挫,念萱老師援引Kate Manne在《厭女的資格》中所提出父權秩序的辯證與執法部門(分別為「性主義 Sexism」與「厭女」)架構,揭示在厭女文化的腳本下,「厭女的資格」與「同理他心(himpathy)」現象如何貫穿在社會文化以至網路環境中,「誰有資格理所當然地去對誰要求什麼」,以及當擁有權利的男性犯下性暴力或做出涉及厭女的行為時,為何會獲得同情與關懷。而當我們仍然必須透過媒介化、訴諸語言文化的方式在各平台上進行表意,看見傳統新聞媒體、網際網路、影音圖文符號串聯等媒體如何受到社會文化影響,中介、再現、共同架構並框限出我們所認定的「真相」,便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厭女的資格》/圖片來源


念萱老師以#MeToo運動在台灣的發展與困境進行觀測,與大家分享以「台版#MeToo」為標題的新聞在台灣各大報紙媒體出現的詮釋語庫(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分析,揭櫫在法治推展外,新聞報導作為我們接觸#MeToo事件的一個重要介面,是在什麼樣的框架之下生產敘事。其中不只是記者守門的問題,更涉及媒體新聞勞動、KPI績效與商業市場競爭的流量與業績考量:當以「台版#MeToo」作為關鍵字來為新聞入標,在流量上已失去有效性、不再具有點擊與連結的效益,媒體便選擇置換成其他的新聞標題;而當「鄉民正義」成為新聞強調的台版#MeToo效應,或是娛樂化的報導取向,都會削弱對行動的呼籲。


隨著社群媒體女性主義(hashtag feminism)興起,#MeToo #GirlsHelpGirls 等hashtag的社群串聯功能是否在自媒體的使用上能夠發揮力量,形成一個更大的反抗聲浪?訴求的交會點又是什麼?是值得持續思考的議題。而若我們終究必須仰賴媒體作為中介,「意識到媒體如何在交織複雜的情境下決定內容的輸出,而不是將媒體視為真相的傳遞者」,也是重要的練習,念萱老師勉勵大家。


本文經女書店授權刊載,原文發表於此


2020年12月21日

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傅大為教授演講場記(下)

BY YMSTS IN , No comments

講題: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

講者:傅大為教授(國立陽明大學榮譽教授)

主持:呂欣怡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時間:2020.11.20(五)14:00-16:00

地點:臺灣大學水源校區行政大樓人類學系館

紀錄者:魏嘉佑(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篇為演講後提問之回饋與反響,上半文請見〈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傅大為教授演講場記(上)〉

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傅老師帶領大家在時空、國度之間跳躍,一覽那些曾經讓人目眩神馳,如今卻即將被遺忘的歷史,在聚光燈閃耀在拉圖身上時,其餘的都淪落為背景。

後續提問時間,則試圖讓鎂光燈重新照耀這些歷史。

傅老師結束演講後,在提問階段,許多老師問題便環繞著實踐的困境,以及思考台灣人類學界或STS學界的未來走向,和過度聚焦拉圖的問題。

台大人類學系教授呂欣怡,身為主持首先發言。欣怡老師首先贊同傅老師對拉圖的質疑,認為我們要深刻理解拉圖的學思歷程,可能真的要換一個世界才能理解拉圖,特別是我們這些沒有生活在西方語境下的人。至於拉圖為何變成台灣的主流,似乎也需要一個ANT的分析。

欣怡老師也另外也提及Descola認為文化自然關係在不同文化中有很多形式【註6】,未必就是二元對立。她也提到實踐對稱人類學的難題。對稱人類學看起來無法單獨一人就可以完成,必須多人合作,分工進行,然而大團隊跨領域合作的研究與書寫方式,在台灣人類學界尚未蔚為主流,文化人類學論文的作者權(authorship)大多為單一作者,很少超過三人,可能需要先擴展學界對於authorship的認定,才可能實踐真正的對稱人類學。

台大人類學教授林開世接棒發言,他認為我們雖然覺得ANT是台灣目前科技研究的主流,但是在台灣似乎還沒有人認真去面對Latour在 《我們未曾現代過》那本書提出來的世界框架。

打破了自然與文化之界線的人類學,是什麼樣意義的本體論世界?我們目前的知識範疇與概念要如何丟棄或重組?譬如他指出結構主義人類學者李維史托,過去也曾經有相當類似於拉圖在《我們從未現代過》這本書所呈現的討論方式,雖然他的解決方式大家都不滿意。而現在本體論轉向的一些人類學家,都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們好像也沒有擺脫李維史托所設下的自然/文化框架。因此開世老師很好奇這套拉圖的人類學框架,要如何認真地去面對?好像連拉圖 都沒有好好接續處理,我們能負擔得起這樣的世界觀嗎?

老師另外也提到傅老師的演講中都牽涉到英國社會人類學傳統,似乎缺乏美國人類學的學史脈絡,其實美國人類學一直有相當極端相對論的看法,譬如拉比諾(Rabinow)。他的作品看起來跟ANT很相似,但事實上還是有些微的差距。最後,老師另外也慨歎台灣做科技人類學的人才太少,期待之後有更多人加入這個領域。

傅老師則回應,拉圖在台灣的流行,或許可以從林文源和雷祥麟兩位最早引介拉圖到台灣的STS學者,理解台灣ANT的(社會)系譜。對《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除了剛說的兩位都寫過專文介紹外,傅老師的《STS的緣起與建構》一書針對人類學相關討論章節,可說對拉圖那本書從人類學/STS系譜史的角度,做出批評。還有,當代網絡那麼複雜,到底該怎麼做研究?

傅老師提及2013年拉圖的著作,主要是透過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討論白人文化,就開放其他人在腳註寫東西,是一個很有趣的書寫實驗。在美國文化人類學部分,傅老師則回應說他略通美國文化人類學,但原本認為跟STS沒有太大關係,如果有的話他會再去了解,而他所知道的幾位美國人類學家如D.Hess, K.Fortun, M.Fischer等,都對拉圖的ANT取向有所批評 。

科技部研究員謝一誼則提問:「如何在東亞建立屬於自己的STS立場?」傅老師認為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台灣學界必須對歐美STS的歷史脈絡有深入了解,而不是跟著接受最新的理論。我們要有自己的框架、策略來處理它,理解東亞的特殊性。拉圖的東西和台灣的STS有什麼衝突,好像沒有人認真處理,都是拿來主義。但是台灣地方小,我們生產的知識很有限,我們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這是老師現在比較在乎的問題。

台大人類學系教授林瑋嬪則回應,雖然她不是STS專家,因此能使用STS的理論就會使用,但是她一直不清楚使用的界限在哪裡,網絡那麼的複雜,到底該怎麼辦?像是網絡到底有沒有終點?這是她在使用這套理論時揮之不去的困惑。

另外瑋嬪老師也一直不清楚傅老師本身對於拉圖的立場和想法,

她也認為,如果是在物與人、自然非自然的討論上,人類學有很多更好的討論,如網絡中物跟人的角色是什麼樣的位置、階層中的權力如何,人類學有很多更細緻的討論,譬如人類學者Descola。所以雖然她沒有很跟隨拉圖的腳步,但依舊很好奇傅老師的想法。

傅老師回應,他自認為是拉圖的批評者(a critic),他已經認識拉圖近二十年了,但近年開始認為,我們不需要全盤接受拉圖的理論,這牽涉到一個「協商」的問題,如果我們用拉圖的東西,我們要花多少精力處理?我們有必要這麼做嗎?值得這麼做嗎?還有其他東西,我們也可以用。另外拉圖在著作中還引了非常多的哲學家,要仔細理解的話又要花一大堆時間,難道拉圖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嗎?

還有行動者網絡可以追到哪裡?傅老師接著提到蓋婭這本書,說明蓋婭理論很有趣,而且拉圖把這套理論講得跟全球暖化習習相關,但我們真的需要用他的理論加蓋婭來理解全球暖化嗎。等我們弄懂他的理論,地球上的溫度不知道又要增加幾度了(眾笑)。所以傅老師的立場很贊成瑋嬪老師的說法,可以用就用(但要瞭解其歷史脈絡,而非拿來主義),不會用也沒關係。

台大人類學系教授黃郁茜則提問:STS的兩大主流SSKANT,後者流行於台灣,而前者中的人類學影響(特別是1970年代英國學界關於理性的辯論)卻幾乎被念人類學的人所遺忘,傅老師如何看待這樣的發展?

傅老師回應,拉圖很擅長連結「社會網絡」,老師特別指出,他這裡說的不是ANT的社會網絡,而是人與人之間的social。另外拉圖是個精力旺盛、下筆千言的人,他出版的著作很多。且因為台灣早年發展的歷程,那些老師跟拉圖的關係都很不錯,所以一開始翻譯的書不少是拉圖的,再加上當時STS也才剛發展幾年。老師認為至少起碼他現在可以把這個脈絡澄清明白,點出每個STS學者各自特別的想法和限制。而如果台灣人類學界遺忘SSK以及M.Douglas, R.Horton(連拉圖都沒有遺忘Horton),是很可惜的事。

透過Douglas, Horton的社會人類學視野來理解SSK、理解作科學人類學的另一種方向,是很值得做的事情,這也是老師今天演講的一個主要的訊息。老師特別提醒,ANT在台灣表面看來似乎有些流行(如群學出版社的積極出版),但林文源與John LawSTS研究已經與拉圖的方向有所距離,Mol的情況老師則不清楚。再者,SSK的幾本重要著作(中國方面的翻譯還不算)的翻譯,在台灣也十分有名,例如《利維坦與空氣泵浦》、《柯倫醫師吐真言》、還有2018的《重力的幽靈》等,並引起越來越多學者與學生的興趣。

欣怡老師又問了一個問題,人類學一向是以「知識」認識與解釋世界的方式而非「科學知識」為研究主題,若要建立科學人類學,必須先定義「科學」是什麼?與「非科學」知識的關係是什麼?因此欣怡老師很好奇一個可能是STS的基本問題:在科學研究裡面,如何界定科學知識?

傅老師認為,從孔恩以來,科學比起其他知識,已經沒有過去那樣崇高的地位了,但即使如此,科學實作的方式還是有很不一樣的差別。如今SSK還是在尋找地位最高的知識來去研究它的社會建構,他知道有SSK的名學者(Harry Collins)在研究重力波四十年,而如果連這種「硬科學」也可以是社會建構的話,那其他東西也都是建構的了。

小結

本場講座以兩小時的時間,濃縮了STS的前世今生,又在後續的討論中展望未來。上半部學史回顧的意義,在於提醒著任何對於STS有興趣的人,應當掌握過往的SSK系譜,理解拉圖之前的STS學術實踐可能性與方法。後半場則是在目前台灣看似以ANT為主流的風潮中,試圖重新定位台灣,甚至東亞,能夠給予STS的理論貢獻。

【註6】若想更深入了解人類學對於本體論轉向之討論,可參考鄭瑋寧的書評〈人類學知識的本體論轉向:以 21 世紀的親屬研究為例〉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傅大為教授演講場記(上)

BY YMSTS IN , 1 comment

講題: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註1】

講者:傅大為教授(國立陽明大學榮譽教授)

主持:呂欣怡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時間:2020.11.20(五)14:00-16:00

地點:臺灣大學水源校區行政大樓人類學系館

紀錄者:魏嘉佑(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歷史總是用來映照現代。

「如果拉圖(Bruno Latour)遺忘了過去,我們也很容易遺忘了過去,甚至STS學者也可能遺忘了過去」傅大為老師在講座中沉穩表述,語氣像是一個診療師,溫和撫慰著躺在沙發上的失憶患者。

失憶或許是一個有些誇大的譬喻,但或許我們可以在抗議之前,先試著思考自己到底對「前拉圖」時期的科學社會學時代知道多少。如果你的腦袋裡一片蒼茫空白,那這場講座對你而言就是一場全新的,穿越時空的冒險。即便你已經知之甚詳,也可以欣賞傅老師在時空之間跳躍的身姿,看他如何以史料為魔杖,重新召喚出那些被當代遺忘的名字。

雖然這場講座表面上只是傅老師對其著作某一篇章的導讀,但他將會在這場講座提供人類學脈絡的重組,整合書中內容,因此在本文及演講中感到困惑與粗略的段落,也可以在本文與其著作之間交互對照,以獲得更加明晰的圖像。

在講座安排上,老師首先簡要概述他的生命歷程與科技社會學的關聯,反覆提及孔恩(Thomas Kuhn)對他個人的影響,接著探討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後文簡稱SSK)的興起,和人類學與STS的關係,最後再討論拉圖的最新理論。

他笑說因為拉圖一直出新書,產量之快,害他根本讀不完,差點想要放棄。而近年來的《面對蓋婭》【註2】,他認為是一本有趣的佳作,因此也會特別討論這本書。最後將會回歸的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註3】,理解STS背後社會人類學的影子。

演講的另一個軸心圍繞在拉圖身上。也許這並不讓人意外。拉圖早年空降台灣,轟動學界,跟隨者源源不絕,卻也造成過於偏重拉圖的問題。

本演講紀錄,將分為上下半部,上半部為傅老師對於的STS與人類學史相關的回顧,下半部則是在場學者老師們對於STS在台灣未來走向的討論。上半部的鋪墊,醞釀著下半部的精采對談。

STS的前半生-SSK

「二的兩倍為什麼等於四?」

傅老師帶領我們跳躍到1930年代,從學者曼罕(Mannheim)的上述發問開始談起。沒錯,知識社會學就是緣起於這麼一個,乍看之下不大起眼,每個人在小學就認為自己已經懂了的數學問題。但是這麼從這麼單純的問題卻萌生出後續一整套知識體系。

曼罕因為無法用社會學來思考這個數學問題而焦慮,因此建立了最早的知識社會學。那麼到底該如何用社會學來理解數學呢?社會學、數學,這兩個看似天差地別的學科如何接壤?這就要從接下來的數學社會學開始說起。

1970年代知識社會學開始轉向SSK,布洛爾(David Bloor)挪用了維根斯坦對「遵循規則」的懷疑論,重新思考,如果遭遇小孩子童言童語發問「2468的數列以後的數字,為什麼後面是10而不是12」,他該怎麼向小孩子解釋。最後布洛爾歸納,數學與邏輯其實是一套社會制度,本身就具有規範的力量。

傅老師接著把重點繞回SSK,說明SSK可以算是STS的前半生,但是因為台灣的特殊歷史情境,讓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後文簡稱ANT)成為流行,而SSK逐漸成為次要領域。但是要梳理清楚STS的學史脈絡,也就必須談及SSK,以及二戰後英國社會人類學的脈絡危機。

SSK的思潮-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影響

在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影響之下,第一波SSK的思潮興起,為了避免「錯誤社會學」,他們越過過去莫頓(Robert Merton)強調科學機構的研究,強調四個軸心概念:「因果」、「公平性」、「反身性」、「對稱性」。也就是所謂的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

圖表 1、演講中,傅老師秀出了這張1970年代的照片,照片裡都是未來將成為STS的重要學者們。這張照片知道的人很多,但很少一張照片裡面有那麼多影響到未來STS發展的學者,密度很高。(本照片引用自傅老師的現場簡報,照片來自愛丁堡STS的網頁。)

提及英國社會人類學脈絡,也就必須返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

十九、二十世紀的英國,因應大量管理殖民地的治理需求,促發了英國人類學的蓬勃發展。過去法國人類學者Lévy-Bruhl曾以歐洲中心的觀點,來作非洲研究,說非洲人的思考模式是「前-邏輯」的。但因為英國帝國殖民世代的式微與危機,所以英國人類學要重新思考原住民與當代文明研究上的分裂。英國早期人類學者Evan-Pritchard針對非洲部落Azande人做研究,認為除了部分細節外,Azande人事實上相當理性。引起了人類學界對理性論之爭辯,這個故事在人類學界非常知名,幾乎是人類學學史回顧必讀的作品。但這些「理性論」的研究與爭議,後來在人類學史上仍然繼續發酵。

這些理性論的相關討論,促使前述提及的布洛爾,開始思考如何對稱地分析歐洲人與非洲原住民的思考模式,並質疑Evans-Pritchard尚沒有徹底對稱分析Azande人和歐洲人。

後來知名的人類學者Mary Douglas則以內框-群體(grid-group theory)的分類系統,以群體階層性、群體邊界性來分類出四個象限,每個象限包含著不同的團體和部落。

圖表 2、分類系統,引用自傅老師的演講簡報

傅老師舉了一個「尤拉定律」的趣味案例,說明數學家如何排除「怪物」。這些怪物也就是數學定律無法解釋的例外狀態。數學家如何排除有很多種不同的策略,包括重新定義多面體的範疇(凡是不合尤拉定律的就不是多面體:Monster-barring),將公式複雜化等作法(Monster-adjustment)。透過道格拉斯的理論,我們可以更加清楚數學家如何主導數學界,來排除或馴化這些怪物。

197080年代,Grip Group的概念也啟發了科學史家(M. Rudwick) 、地質學史家(D. Oldroyd)和電磁學史家(K. Caneva)、還有研究伽利略的STS學者(Biagioli)【註4】。豐富了科學革命的可能性。

拉圖與對稱人類學

最後回到拉圖的ANT與對稱人類學,拉圖想要拆解過去主/客體、社會/自然二元對立的架構,代之以網絡與集體的概念,連結人與非人。因此,當代的學者不能只分析原住民部落社會,卻不去研究現代社會的科學部落,科學領域也需要人類學的整體論分析。

與此同時,美國的批判人類學者如George Marcus Michael Fischer也合作撰寫出《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一書,嘗試回應《東方主義》的作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面對該如何在後殖民情境中比較不同文化的難題,也提到了拉圖。

只是拉圖的理論也受到很多批判,主要來自STS以及歐美SSK的,主要分為四點:

1.SSK不一定需要包含社會知識的社會學,而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TS學界擁抱實在論沒什麼問題。因為如果SSK用社會概念來分析科學,也需要同時自我分析自己的社會學概念(這是來自ANT領域的批評),那就變成了「社會知識」的社會學,而不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SK)。簡言之,那不是SSK的工作。

2.如何解決「知識論上的膽小鬼」問題?所謂「知識論上的膽小鬼」是STS以及歐美的SSK反駁(Latour)廣義對稱性的方式之一。指的是:如果ANT批評SSK將各種社會範疇被當作給定(given)而沒有分析,那麼ANT的新範疇如網絡、集體(包括quasi-object, quasi-subject)也是另外一種given,如此形成無限後退。所以ANT可以是另一種科學人類學,但卻不見得是更高明的,除非我們要比誰是知識論上的膽小鬼。膽小鬼遊戲的意思是,一群人在車子疾駛的馬路旁,等待遠方有部疾駛來的車子,遊戲是看哪一個人能夠在車子疾駛過那群人之前,最後越過馬路,那麼之前就早早跑過馬路的人,都是膽小鬼,都輸了。

    類比而言,回到前面講「無限後退」的情況,誰能夠退到更後面,看誰用的 given 概念較少,誰就更厲害。但「某某犯規使用了未加檢視的given概念」這種指責,可以互相指責下去,即使一方換了新的基礎概念,對方仍然可以挖下去再作指責,沒完沒了,無限後退。所以這種認識論的比賽,似乎只是某種STS的基本教義派發明出來的?其實認識論的膽小鬼遊戲,也只是男性之間無聊的比勇鬥狠,意義很小。【註5】

3.ANT 因為要把物/非人的行為拉進網絡中,但我們如何知道物的行為呢(例如扇貝的習性)?只有靠科學家的研究來描述,但這樣反而就恢復了科學家的權威(本來SSK是企圖壓低科學家的權威,以社會學來解釋科學知識),所以這是在STS發展上的退步。

4.對現代科技作人類學研究的傾向不是新東西,歷史上不乏人類學者對當代社會的相似研究,比如Mary Douglas, Robin Horton, Emily Martin, Sharon Traweek。

拉圖與歐美人類學的後續互動

拉圖在1993年撰寫的《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雖然提升了STSANT與歐美人類學的互動交流,卻也封印了過去的歷史。無怪乎傅老師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拉圖遺忘了過去,我們也很容易遺忘了過去,甚至STS學者也可能遺忘了過去。」

此外,拉圖對於文化/自然二元劃分以及人/非人網絡的對稱人類學,其實也出現在部分研究原住民的人類學文章中,譬如人類學者Marilyn Strathern1995年所寫的《Cutting the Network》和Helen Verran的著作,這些著作同樣引起不少討論。例如Strathern同情地來思考ANT在原住民關於財產的網絡,的確有些意思,但網絡往外延伸,很快就無止無盡,但為了保持如財產、專利等意義與權利,我們一定需要在某處砍斷網絡。

就在質疑浪潮中,另一件事情是,拉圖曾經推崇的哲學家賽荷(Serres),也放棄了打從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的「批判」之立場。拉圖於2004年所撰寫的〈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又引起人類學界更多的質疑。【註6】

在這篇文章中,拉圖認為環保主義陣營對氣候否定陣營的批判已無效,因為對方也會透過STS的方式爭辯,所以必須把「批判主體」代換成更多元的網絡概念,傅老師表示,這是「拉圖對批判進行近乎橫掃一切的批判,對批判的批判。」這也使得人類學者,如David Hess, Kim Fortun, S.Traweek, H.Verran等學者批評拉圖對於權力、社會階層等概念的軟弱無力,也放棄對事實(matters of fact)的追尋。而早期的ANT過於強調個人行動,反對結構社會學,似乎在意識型態上更像是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巨人,不過後來一些追隨者已經企圖修改ANT的這一面向。

最後傅老師返回到《面對蓋婭》這本書,並對拉圖在書中提及今天科學界集體合作來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已經無效的宣稱感到相當驚訝。難道法國的氣候危機否定論者那麼厲害,讓拉圖必須非常在意這個問題?拉圖的思想似乎在蓋婭假說的創始者Lovelock的理論中得到呼應,除了不斷詮釋蓋婭假說的精妙處之外,拉圖也積極批評反對蓋婭假說的科學家,但他自己其實不是地球系統科學家,而是ANT人類學家,所以他批評的身份令講者懷疑。而傅老師也對於書中的激進宣稱,把matters of fact 替換成matters of concern的說法語帶保留。

 

在這本書中,拉圖試圖說明,地球是與生物共同演化而來,自然環境不只單純是一個背景。這個理論引申自Lovelock的蓋婭假說,和生物學者Margulis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在其學界其實是具高度爭議性的理論。傅老師因此拋出質疑,認為我們真的需要全盤接受拉圖在這本書的說法,來面對氣候變遷嗎?研究氣候變遷,包括一些STS與科學史學者,基本上似乎很少需要蓋婭理論,反之拉圖比較需要蓋婭理論。

 

本體論轉向

批判自然/文化對立的人類學者中,法國人類學者P.Descola是另一位知名倡議者。看起來,他和拉圖應該是同一陣營。然而實際上,Descola把自然/文化換成「物質過程心靈狀態」,在這樣的分析架構下Fischer認為這仍然是自然與文化的二分。

這使得Fischer這位學者調侃拉圖和Descola互相稱讚和引用對方的狀況,就像是建立了一個法國式禮物交換的社會連結,儘管他們的研究計畫看起來相當不同。

結論

最後傅老師認為,STS早年有許多科學人類學的版本,不應該被當代所遺忘。拉圖的新科學人類學和對稱人類學,儘管很有新意,但牽涉到許多複雜哲學理論,相當難懂,可能要換一個世界才能懂,這促使拉圖不斷尋找新論述來突破,但也導致許多的批評與爭議。此外,今天人類學有這麼多的議題,科技、環境、族群,我們該如何妥善分配投入的精力與時間?

※本篇為上半場之演講內容,下半段回饋與提問請見〈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傅大為教授演講場記(下)〉


【註1】本演講內容主要摘要自:傅大為2019〈第四章:思考部落社會:SSK早年的人類學時期〉,《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頁203-289。臺大出版中心,台大哈佛燕京叢書。

另本文第五部份「拉圖與歐美人類學的後續互動」一節之後,則為講者在2019出書之後的後續研究報告,所涉及書目可以另外提供。

本文非常感謝呂欣怡、黃郁茜、傅大為三位老師會後對本文種種疏漏錯誤之處的修補、統整與提點。

【註2】群學出版社2019年初版,陳榮泰、伍啟鴻譯。

【註3】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arvard, 1993)

【註4】傅老師的會後提醒:特別可參考他在1990年的 “Anthropology of Incommensurability” 一文,企圖連結SSK、社會人類學,還有孔恩的不可共量性。

【註5】原文刊出後,語意不清之處經與傅老師討論後做出修正。

【註6】傅老師對此的評價參考至:Casper Jensen (2020) “Disciplinary Translations: Remarks on Latour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Common Knowledge, 26(2).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