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

現代世界的物質史:《老科技的全球史》中譯本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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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尚仁

《老科技的全球史》是部二十世紀的全球科技史,[1]但卻是一部不尋常的科技史。大多數科技史的寫法,通常把焦點放在重要的發明與創新。然而,光從章節架構就可看出這本書顯非如此;它雖然是一部二十世紀的科技史,卻不是常見那種依照時間順序講述人們耳熟能詳的重大發明之故事的編年敘事史;從章節安排便可以看出,這是本以主題為架構、強調分析與議論的著作。[2]本書就內容來說也很特別,書中並未特別提到盤尼西林發現的日期或個人電腦是誰發明的,書末也沒有附上「二十世紀重大科技發明時間年表」。作者並未詳述萊特兄弟如何研發與試飛歷史上第一架動力飛機,倒是在插圖中提到,萊特經營的腳踏車店是當時相當典型的小型作坊(workshop)。書中不談超音速噴射機、衛星發射或登月計劃等二十世紀著名的科技里程碑,卻用相當的篇幅談鐵皮屋、拼裝船和拼裝車、肥料農藥、屠宰場等一般科技史根本不會觸及的主題。此外,作者還告訴我們,致力研發與使用新進武器科技的國家,不見得會贏得戰爭;二次世界大戰火炮與步槍所殺死的人數,要遠大於轟炸機與原子彈;一個國家投入科技研發的經費多少,與其經濟成長率不見得有正相關。這些見解和主流說法可說大異其趣。
 
圖片來源:左岸文化
透過這樣的架構與內容,作者強有力地呈現並申述其核心論旨:以發明與創新為焦點的傳統科技史,無法理解科技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將研究的焦點放在科技的使用。為何本書會用這樣的角度來看待科技?是什麼樣的作者會寫出一部如此特殊的二十世紀科技史?本書作者大衛艾傑頓原本主修化學,畢業於牛津大學,後來在倫敦帝國學院攻讀博士,論文分析比較英國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一年間對棉紡織與飛機這兩種製造業的國家干預政策。[3] 這個訓練背景不止見諸艾傑頓的科技史研究對於經濟數據與政策分析的重視,也可見諸本書對科技與產業關係的探討,乃至所舉關於飛機與棉紡織業的例子。博士畢業後,艾傑頓先是任教於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科技史,之後在倫敦帝國理工醫學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創辦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並擔任該中心主任,後升任「漢斯勞興講座教授」(Hans Rausing Professor)。他與該中心於二一三年移轉到倫敦國王學院的歷史系。艾傑頓的研究興趣主要是二十世紀英國史、全球科技史以及現代性的物質史(mater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尤其關心英國國家(British state)、英國軍國主義(British militarism)以及專家與科技官僚在現代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課題。艾傑頓曾經應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中心邀請,於二○○二年來台訪問並於清華大學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演講。

艾傑頓的史學研究的重要切入點批判是長久以來充斥著英國史學界、社會科學界的「英國沒落論」(British Decline)以及相關的歷史解釋,尤其是致力檢討此一說法所涉及的科技史史學議題。本文就由他對沒落論(declinism)的反思著手,來簡介艾傑頓的科技史史學觀點。
 
圖片來源:King's College London
對英國沒落論的批判

根據艾傑頓的看法,沒落論的說法深刻地影響了當代英國對於英國歷史、政策、文化與產業的認識。所謂「英國沒落論」並非泛泛地指涉大英帝國在二十世紀的瓦解以及英國國力在這段期間的衰弱,而是對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英國歷史的一套特定的看法和解釋,其中特別強調科技落後與國勢衰頹之間的因果關係。這套沒落論的論點大致如下:十九世紀上半的英國不只是國力超強的帝國,也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經濟上,英國的產業領先群倫是全世界製造業的中心。然而,到了一八七年代情況卻開始改變。雖然英國仍是個大帝國,甚至還持續擴張其海外殖民地,國家卻開始走上沒落之路。英國的經濟效率比不上新興的德國與美國,其產業缺乏研發與創新,工廠使用過時的技術,無法在國際上與其他國家競爭。這是英國在二十世紀走下坡的源頭。造成英國走向沒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國政府與產業界不夠重視科學與技術,投入技術研發與創新的資源嚴重不足,高等教育更是忽視科學與科技教育的重要性。這種偏頗的走向,和英國以牛津和劍橋這兩所古老大學為代表的菁英文化關係密切。這些大學的教育偏重以古希臘文、拉丁文閱讀古典典籍,頂多再加上對數學這個抽象學科的偏好,卻對實用的科學與技術不屑一顧。結果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政治與文化菁英不只對科學缺乏理解、而且還有反科技與看不起工程師的偏見,結果造成英國社會一股反產業與反科技的風氣;也使得英國文化充滿了懷舊氛圍與對田園風味的喜好,上流社會瀰漫著一股向後看、不往前看的舊式仕紳風尚。牛津與劍橋大學畢業的菁英位居政界、法界、文官體系乃至商業與金融界的要津,導致英國政府與企業界對科技研發的無知與輕視,而政府財政部門的政策偏頗,更導致英國政府對於科技研發與科學研究的投資嚴重偏低。如此林林總總的不良影響,導致一八七年後英國技術發展落後於其他的競爭者。[4]
 
牛津大學的校徽/圖片來源:Wikipedia
這套科技沒落論說法廣為英國學界所接受,不只是右翼的歷史學家鼓吹這套「英國沒落論」,就連著名新左派學者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附和這套說法,認為二十世紀的英國善於操弄人民、管控其帝國,卻在經濟上欲振乏力。它能夠透過福利國家的體制取得人民的支持,卻在科技發展上一籌莫展。儘管如此,艾傑頓認為還是有卓然不群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不受沒落論誤導,並能洞察英國的國家性質。安德森的論敵同時也是英國勞工史、社會史的左翼史學大家湯普森(E. P. Thompson),就是其中佼佼者。湯普森在批判安德森的論點時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政治經濟學與科學就是英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安德森攻擊的是過去的舊事物,卻未能看清楚英國國家(state)的新現實。[5]

沒落論另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說法,是史諾(C. P. Snow)關於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看法與討論。艾傑頓認為,史諾的論點除了把受人文學科教育出身的官員、文化界與產業經營者,將之對立於工程師與科學家之外,還把這兩者與現代英國南北對立的刻板印象掛勾。在這幅圖像裡,英國南方富裕的傳統貴族與仕紳階級的古典人文品味主導了菁英文化與政府政策,然而大多數務實的工程師與科學家卻出身於製造業重鎮的北方,而且家境背景通常較為微寒。兩種文化的對立還沾上了貧富、南北對立的色彩。艾傑頓的批評則指出,史諾所謂兩種文化其實是基於非常偏頗的取樣,其中討論到所謂的科學其實只侷限於學院中的物理學,而人文知識分子則只有討論到小說家;對於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英國科學、技術的種種重要成就,以及這段期間英國科學、技術與文化的密切關係,史諾完全視而不見。此外,艾傑頓還舉出許多史諾著作中的史實錯誤,包括他關於特定科學家在二次大戰英國戰略轟炸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說法。這些事例顯示,史諾在知識上甚至可信度上都有相當可議之處。[6]

艾傑頓認為沒落論不只偏離歷史實際狀況甚遠,而且導致許多扭曲誤導的科技觀點。誤導的原因之一是,史諾等人把焦點放在被認為對政府的政策走向有很大影響的管理階層高階文官(administrative civil servants),並將之描繪成由牛津劍橋文科畢業、攻讀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的上流階級出身者所主導。換言之,一群不懂科學,養尊處優,背景類似十八、十九世紀貴族與上流階級的過時人物,主導了英國政府的產業、國防與科技政策。但艾傑頓指出,這種說法忽略了政府所聘用的專家與技術人員,這批人相當龐大而且扮演重要角色。此外, 高階文官雖大多出身於私立住宿學校、畢業於牛津劍橋的文科,但其中大多攻讀歷史學這類的現代學科,而非古典學。而且高階文官當中也有不少重要人物是科學家與工程師,有些甚至是成就相當高的科學家。[7]

更重要的是對經濟數據的考察顯示,所謂英國的科學教育、研發活動乃至產業效能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都不如德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又被日本、法國等國家超前的沒落論說法,其實無法成立。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在一九六年代之前,英國富裕程度僅次於美國,其科學與技術教育的水準以及創新的紀錄,也毫不遜色於德國、法國與義大利等歐洲國家。有一個說法是,英國政府的研發支出集中在核能和航空這兩個科技領域,誤以為這兩個大型的高科技產業在未來會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沒想到結果正好相反,這兩個科技產業都未能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甚至導致虧損。然而,實際數字顯示,儘管政府偏好發展核能與航空等昂貴的高科技,但是英國民間產業對於科技研發的投資也相當可觀。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之前,英國產業的研發支出高於日本、德國、法國以及義大利。數據甚至顯示一些奇怪的現象,例如一九六年代英國民間產業的研發支出是法國的四倍,但法國卻有比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一九六年代晚期和義大利的比較也可見到類似的現象。這段期間法國和德國的研發支出低於英國(稍後德國才超過英國),但國家富裕程度卻開始超越英國。[8] 這種現象甚至引發懷疑:「英國的問題是不是企業花太多錢在研發上面?」[9]

福利國或戰爭國

除了對十九世紀末以來英國產業與經濟發展的批評之外,沒落論的說法還有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對英國二十世紀的戰爭表現與軍事實力的負面看法,尤其對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interwar period)英國軍事政策與武器發展的評價甚低,並據此進而對英國政治與文化作出嚴厲的批判。[10] 艾傑頓對英國沒落論的批判,有相當大一部分是針對二十世紀英國航空產業做有系統的研究與重新評估,其成果展現於《英格蘭與飛機:論一個好戰的科技國家》一書。[11]

有些沒落論的歷史學家如巴耐特(Correlli Barnett)認為,二次大戰前與戰時,英國航空工業的無效率與錯誤發展,以及軍方對科技重要性的缺乏理解與無法使用科技,使得英國在戰爭中吃了不少虧。艾傑頓以詳盡的研究和數據來反駁這種說法。他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政府花費在飛機研發上的經費,不只高於陸軍與海軍的研發經費,也高於全國任何其他的產業。而且英國政府在政策上十分在意要讓數量足夠的私營飛機設計與製造公司存在,讓它們彼此競爭,以維持創新的效率與技術發展的優勢。為此英國對航空工業投入大量的資源與經費。一九二年代英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航空工業。許多人認為二次大戰期間英國的軍火工業落後於德國,航空產業生產效率不彰。然而事實上在一九四年代英國的飛機產量比德國要高出百分之五十,戰時英國航空工業的生產效率要比德國來得更好。因此艾傑頓認為英國航空工業與空軍的史實,和所謂「英國沒落論」的說法正好相反,事實上英國這個國家非常重視科技、相信創新科技所能帶來的效益,而且非常熱衷於將科技應用到戰爭上面。早在萊特兄弟飛機研發有所突破時,英國軍方就對飛機的軍事用途興致濃厚。艾傑頓認為假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得晚些,英國很可能會是第一個有系統將飛機與坦克等新武器科技運用在戰場上的國家。此外,英國也是全世界最早讓空軍獨立成為一個軍種的國家。[12]   

英國政府之所以重視空軍,一部分原因是來自軍事戰略上的考量。英國自認陸軍兵力比不上德國,因此從來就沒有打算動用大批地面部隊在歐陸與對方決戰;使用飛機轟炸對方便成為戰略上的優先選擇。英國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要藉由運用飛機這種科技武器,來減少戰場上的人力消耗,從而節省戰爭的經濟成本。英國政府還相信使用飛機來攻擊對方的城市與工業等平民目標(而非敵人軍隊),是致勝的要訣。早在一九三年代,英國就認為要因應德國的挑戰,空軍是既便宜又有效率的方法。英國政府做這樣的選擇也有歷史上的因素:二十世紀初英國在中東等地使用飛機來鎮壓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發現成效良好。於是飛機成了大英帝國用來控制人口稀疏之殖民地的有效工具。由於英國空軍先前有此一試身手的機會,因而得到國家在政策上與戰略思維上的垂青。[13]

二次大戰發生時,英國將這樣的戰略付諸實行。一般人常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率先轟炸英國,加上中日戰爭時日本對上海平民的轟炸,以及納粹德國在西班牙內戰對西班牙共和派的轟炸,這些血淚斑斑的歷史使得許多人認為,轟炸平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主義與納粹特有的殘忍作風。然而實情恰好相反,艾傑頓在《英格蘭與飛機》與《英國的戰爭機器》這兩本書指出,在英國上空的空戰要到一九四年五月才開打,但早在這之前英國空軍就已經對德國展開轟炸了。此外,英國空軍的編制比起德國空軍更側重於轟炸平民目標,而英國與德國對雙方平民轟炸的規模也不成比例,總計英國有六萬名左右平民死於轟炸,而德國光是漢堡一個城市就有十一萬八千上下的平民死於盟軍轟炸。許多歷史敘述把德國空軍一九四年對英國科芬特里(Coventry)的轟炸(該次轟炸因為毀掉當地著名的教堂而哄傳一時),與一九四五年盟軍對德勒斯登(Dresden)的轟炸相提並論。然而科芬特里共有五百五十四人死於轟炸,德瑞斯登卻至少有兩萬五千人死於轟炸,三萬五千人失蹤。[14]
 
圖片來源:Amazon
二次大戰時約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威廉天普(William Temple)首度提出「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這個名詞來形容英國,對比於被稱為「權力國家」(power state)的德國。[15] 福利國家本來是個戰時的宣傳詞彙,戰後卻成為常用的名詞,用以指稱英國國家日益擴張的社會服務與福利措施,如公醫制度等。福利國家也成為一個社會科學概念,是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戰後英國社會的重點。艾傑頓並不否認福利國家的出現,但他認為其重要性遭到誇大,結果是研究焦點只放在福利國家,卻幾乎完全忽視更為重要的「戰爭國家」(warfare state);大多數人只注意到戰後英國的「福利國家」性質,卻忽略英國長久以來的「戰爭國家」性格從未消退。艾傑頓引用研究數據指出,一九三九年後的福利支出擴張其實遠不如一般認為的那般龐大,相反地,戰後軍費支出的成長速度要遠高於福利支出的成長速度。就以一九五三年為例,「國防占了所有公共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醫療保健與社會安全則占百分之二十六」。[16] 由此看出,戰後英國仍花費大筆的經費與資源在國防預算與武器發展上面,其人力、預算金額與擴張速度都遠大於社會福利。英國致力於重新武裝,軍費支出從一九四九年占百分之六・五的國家生產毛額,提升到一九五年代的百分之十,全國科技研發經費有一半以上是花在武器研發上面。武器研發占了國防經費的百分之十五。這使得英國成為戰後西歐最大的「戰爭國家」(warfare state)。[17]

英國國家領導菁英對科技的重要性堅信不移,「國防政策倚重科技與資本密集的武器系統」;而且主張軍火科技應該交由民營部門來發展,但是國家要介入輔助與指導,認為「在某種程度的國家控制下之私人產業,最能夠達成技術進步」。艾傑頓把英國的這套軍事思維與國防政策稱為「自由派軍國主義」(liberal militarism),這個名詞除了和普魯士/德國以及日本的軍國主義做出區分之外,也強調英國的民主體制往往遮蔽了其軍國性質,以致於多數研究者對其視而不見。艾傑頓認為自由派軍國主義有四大特徵:「不採行大量徵兵」、「依靠科技與專業人員來彌補人力的不足」、「攻擊目標不侷限於敵方軍隊,也包括平民與經濟」、「標舉其普世意識形態和世界秩序觀」。除了英國外,美國也沿襲採納這樣的軍事思維,成為繼英國之後的自由派軍國主義佼佼者。英國的自由派軍國主義又可分為四個階段:十九世紀到一次世界大戰是「海軍至上主義」(navalism)、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二次世界大戰則是「空軍至上主義」(airforceism)、一九五年代起則是「核武至上主義」(nuclearism),到了冷戰結束後,英國建軍方向則是要在美國領導下扮演輔助角色,強調能夠快速投射兵力的能力。[18]

自由派軍國主義將大量資源投注於軍事科技的研發,試圖以高科技武器系統戰勝數量更為龐大、以地面部隊為主的對手,但英國在二十世紀的實戰經驗卻戳破了這個昂貴的美夢。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打的戰略如意算盤是用海軍封鎖德國,切斷其經濟命脈,同時透過制海權將自己生產的彈藥源源不絕地提供法國等從事地面作戰的盟邦;結果海軍封鎖未能達成目標,戰局的演變迫使英國急忙徵召大量兵員投入歐陸西線戰場,進行漫長而死傷慘重的戰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同樣企圖用海軍封鎖德國,並且使用戰略轟炸摧毀德國的經濟生產與國民的士氣,而只打算用小量陸軍兵力支援法國。[19]其結果,如本書所述,是更加難堪的軍事失敗。真正打敗納粹德國的是蘇聯紅軍犧牲慘重的地面作戰。柏林是靠巷戰拿下來的,而不是轟炸。英國在二次大戰前耗費巨資研發配置的轟炸機,在戰爭之初甚至無法轟炸到其目標,因為軍方沒有預期到白晝轟炸,敵方的防衛會讓轟炸機損失慘重;戰爭初期英國空軍並沒有有效進行夜間投彈的光學設備,要等到遭遇上述問題後才在戰爭期間研發出來。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英國大力研發的雷達,起初英國的雷達系統並無法有效在夜間引導戰鬥機與高射炮火攻擊來襲的德軍轟炸機,也是在實戰期間經過改良並改變高射砲的配置之後,才解決這問題。[20]

創新與使用

投入大量預算從事科技研發,不見得能帶來高速的經濟成長;擁有昂貴精密的高科技武器系統,不見得能戰勝科技水準落後的敵人。這樣的情況牴觸了許多人對科技的認知與常識,但歷史充斥著這樣的例子,統計數字也顯示如此,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怎樣的解釋?艾傑頓認為,我們對於科技在歷史中發揮的作用以及科技與社會的關係,認識多有錯誤;而一般的科技史與科普著作乃至通俗文化對科技的呈現,要為此負很大的責任。這類作品最常見的問題,就是把焦點放在發明與創新而非使用。艾傑頓在〈從創新到使用:十道兼容並蓄的科技史史學提綱〉這篇論文中,有系統地回顧近年科技史研究的取向問題,乃至檢討歐美社會文化主流對科技的看法;但這篇文章並非只有批判,它還提出新的研究方向。這篇論文引用大量科技史文獻、行文論證相當緊湊嚴密,但是其核心論點其實相當簡單:會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科技,必然是使用相當廣泛的科技;一項科技要能獲得相當廣泛的使用,距離其發明必然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然而,大多數的科技史研究乃至通俗文化都把焦點放在發明、創新以及新科技早期的應用,這使得我們對於科技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科技在歷史上如何發揮作用,理解有所偏差。艾傑頓認為「我們不應將發明與創新的歷史,與科技史混為一談」,科技史研究的重點應該是「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use)的歷史」。

其實本書的部分論點,在〈從創新到使用〉已經以提綱挈領的方式提出;例如「技術使用的歷史與創新的歷史,在地理、年代與社會學的面向都有著明顯的差異」(提綱二)、「創新與技術的混淆在國族史(national histories)當中特別明顯。但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不是世界的縮影」(提綱三)、「一種技術的普遍性不是其重要性的絕對指標。一定得把替代技術列入考量」(提綱七)、「以創新為中心(innovation-centred)與以知識為中心(knowledge-centred)的技術敘述,是二十世紀文化的核心」(提綱十)等等。[21]艾傑頓之前的研究大多以英國為研究主題,〈從創新到使用〉討論的範圍則是全球科技史。不過該文是以文獻批評回顧的方式進行寫作,其中使用了不少專業術語,行文相當簡約緻密,一般讀者閱讀可能較為吃力。

除了批評主流科技史以科技創新為焦點、未能正視使用的重要性之外,艾傑頓對目前科學史與科技史的研究潮流也有其他的反思。他認為近年來科學史與科技史的主流是微觀的個案研究,但卻忽略了「鉅觀的政治、經濟與國族」。[22]然而艾傑頓也指出,科技史研究的情況並非向來如此,「關於科學、經濟與社會之關係的思考,有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自一九三年代起帶來了豐富的新科學史與科學政策研究」,但後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排斥庸俗的經濟主義與政治經濟學,左派開始研讀彩色副刊而非經濟版:它發現了消費,而將生產與政治視為過時並予以放棄。」少數的例外,是一九七與八年代的科技史對企業與勞動過程的研究帶來相當豐碩的成果。艾傑頓呼籲科學史與科技史要「嚴肅看待生產、消費、勞動與經濟」。[23] 要進行這樣的研究需要有不同的分析方法,計量史學在此非常重要。艾傑頓感嘆:「很不幸地,史學的流行風潮導致計量史學甚至一般經濟史的不受信任」,這點亟待改變。[24]

此外,艾傑頓認為,近年科技史寫作的旨趣往往是「將科技放在歷史與文化的脈絡中」來加以理解,但問題是,構成脈絡的既有歷史作品往往已經預設了某種對科技的看法,導致循環論證,因此他贊成拉圖以及受到拉圖影響的STS 學者皮克林(Andy Pickering)的主張:要同時書寫「內容與脈絡的歷史」。不過艾傑頓對拉圖的學說並非毫無保留地接受,他警告不要像拉圖那般常混淆「社會學 sociology)與社會(society)」,並且「把世界看成是實驗室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25]

其次,艾傑頓指出即便科學史學者現在強調要對科學家的說法存疑,要將之放到歷史脈絡中檢視考察,但是歷史學者仍舊低估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說法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一般人乃至歷史學者對科技的理解,史諾「兩種文化」的看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艾傑頓呼籲學者不只要重視史諾這類的「反歷史學者」(anti-historians),也要著重另一種「由下而上的史學」(historiography from below):這不是研究庶民的歷史,而是不要只注意到學院科學家的說法,更要留心「訃聞、電視紀錄片、童書、百科全書、博物館以及業餘歷史學者鉅細靡遺的可愛著作。」[26] 他還特別提醒,一般人常認為科學家關於科學的看法乃出自於科學主義(scientism),但其實它們更常來自一般的觀念:「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敵視由國家來資助科學,這是當時一般看待國家的態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轉向經濟國族主義,也不是只有科學家才如此。伯納(J. D. Bernal)的《科學的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1939),也很明顯地是衍生自馬克思主義關於壟斷資本主義、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標準分析,他試圖向科學家說明,要讓科學自由的唯一辦法是廢除資本主義。同樣地,自由科學學會(Society for Freedom in Science)反對科學計劃的人,其自由科學的理論也不是自己發明的,而是來自奧地利經濟學」。[27] 換言之,科學家與工程師對科學、科技政策乃至科技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看法,不見得來自對其科學研究經驗而來的深刻反思或獨到創見,而更可能是來自當時盛行的政治經濟思想、社會理論乃至常民偏見。對於科學家與工程師這類說法,歷史學者若不假思索地信以為真,帶來的會是扭曲的科技史圖像。例如,「許多關於英國科學與技術的討論,都不具批判性地依賴科學家、工程師與產業界人士的證詞。這些人強調負面的特徵;如此說法無疑源自他們鼓動要爭取更多經費」。[28]

最後,就如本書所指出,學院內的研究只占整體研究事業的一小部分。以英國為例,即便是兩次大戰之間的和平時期,「軍事研究仍占了其科學研究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且有充分證據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創新都出自於戰爭國家,而非學院」。他指出「大多數的科學研究是為了軍事或經濟的目的,金錢報酬是關鍵」。但科學史與科技史卻嚴重地偏向探討「距離經濟漩渦最遠」的學院科學與學院研究,這帶來相當扭曲的科學與科技圖像。[29]

這樣一本強烈反對過去科技史的研究取向,對許多名家的重要著作不假辭色加以批評,並提出不少一反習以為常觀點之見解的著作,其出版不免引起注目與議論。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的書評,包括某些在本書中遭到點名批評的學者,大多給本書相當正面的評價,甚至高度的讚譽。例如曾對美國電氣化過程做出經典研究,並提出必須將科技當成「系統」(system)加以分析,而對科技史研究做出影響深遠的重大貢獻之史學大家湯瑪斯・休斯,就寫了篇相當正面的書評,即使艾傑頓在本書中批評休斯的著作仍是「創新中心」(innovation-centric)的著作。[30]另一位知名科技史學者,也曾任科技史學會會長的蒲賽爾,同樣在科技史重要期刊的書評中盛讚《老科技的全球史》是本「重要而令人信服的著作」、「給了一張讓我們更大膽向前的地圖以及這樣做的理由」。研究美國商業史與科技史的學者何區費德則認為這本書除了提供科技史學者許多反思之處外,「全球史與跨國史的學者也可從他對知識與產品全球轉移的討論獲益」,「雖然商業史學者會發現這本書直接的用處較少,但它無疑會激勵出反思、創造力與新的研究課題」。[31]著名的科學史學者謝平則在《紐約客》發表的長篇評論更將這本書對科技史的影響,比擬於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運動:「這本書是知識新教(intellectual Protestantism)一次刺激、精簡而優雅的操作,熱烈地將打倒偶像的命題貼上科技炒作教會(the Church of Technological Hype)的大門上」。[32]
 
巴爾的摩與俄亥俄鐵路建築於1890年代,連接該鐵路位於巴爾的摩的舊有路線以及通往費城方面的新線。全線包括霍華街隧道、皇家山車站,也是美國第一條電氣化的幹線鐵路。/資料圖片來源:Wikipedia
在成書三年後面對相關的討論,艾傑頓指出這本書的寫作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對於二十世紀社會之物質構成的說法相當薄弱,但卻有很高的權威;這些關於物質現代性的理論取代了經驗研究;過去的推廣宣傳形塑了史學議程」。本書則「尋求呈現關於歷史中之科技的新史學論證,關於生產、國族與國族主義、戰爭等等的新史學論證」。艾傑頓強調,「本書宗旨並非主張要以研究『使用」來取代研究『創新』、研究小科技來取代研究大科技,也不是要鼓吹研究使用者和消費者、把研究焦點從富裕世界轉移到貧窮世界;相反地,它的訴求是重新思考發明/創新以及使用——重新思考大科技與小科技、生產與消費、富裕社會與貧窮社會」。[33]

這本書討論了許多我們其實很熟悉、但是在一般科技史寫作中卻經常忽視、在思考相關議題時也視而不見般地忽視掉的科技,闡明科技在二十世紀史中的重要性。它不只展現了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途徑,也提出新的研究議題,甚至指向科技史尚待探索的廣大領域。本書結論說:「二十世紀的生產力毫無疑問是增加了,但科技究竟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卻仍舊是個謎」。科技史已經累積許多可觀的研究成果和內容非常豐富的著作,但這門學科的旅程還仍待展開。

後記

本書的中譯本,是科技部「經典譯注計畫」(計畫編號:102-2410-H-001-034-MY2)的成果。原書書名不易翻成達意且流暢的中文。部分原因在於英文書名The Shock of the Old,或許有意指涉對比了藝評家勞勃・休斯(Robert Hughes, 1938-2012)在一九八年為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製作的紀錄片‘The Shock of the New’。此系列影片共分八集,每集一小時,介紹從印象派以來現代藝術的發展。這系列紀錄片播映後轟動一時且深受好評,同年出版成書,並於一九九一年修訂擴充再版。這系列影片的標題強調現代藝術創新風格引起的震撼,以休斯的話來說,這系列影片介紹「未來的神話如何在機器鼎盛時代的千禧樂觀氛圍中誕生」。[34]

本書的旨趣與該書大異其趣,強調的是科技的重要性往往是歷久才產生的,以使用的角度來考察這些舊科技的重要性,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奇與震撼。本書作者強調,舊科技之所以發揮重大效用,通常經過改良、改型乃至應用於原發明者所不曾想到的用途。不過脫離了英國的出版與文化脈絡,在中文語境實在很難覺察本書書名的文化指涉。譯者提給科技部的計畫書原本草擬的書名中譯是《舊物新猷:科技與一九○○年之後的全球史》,雖然較為忠實的對應原文,但卻相當拗口而不容易看出全書的內容與要旨。譯稿完成且通過科技部審查之後,在與出版社編輯商討下,考量全書內容與論旨,決定節取英文書名的主標題與副標題,以《老科技的全球史》作為本書中文書名,以利中文讀者一目瞭然。

除了經典譯注計畫的經費支持之外,譯者也要感謝科技部邀請的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的批評與意見。他們除了指出譯文初稿一些翻譯上的錯誤與不夠精確之處,也促使筆者進一步修改增補這篇導論,增益了導讀的內容與譯文的可讀性。我曾在中研院與陽明大學合作之人文講座課程採用此書做為教材,參與此一課程的助教與同學在討論中提出的意見,讓我獲益不少。在使用本書做為教材以及漫長的翻譯與修改期間,余玟欣小姐、林昱辰小姐、曾令儀小姐、蔡宛蓉小姐、陳姿琪小姐以及楊文喬先生等助理與助教的寶貴協助,使得我的工作進行順利很多。計畫執行期間科技部人文司秦志平女士不厭其煩地回答與協助解決許多程序技術問題。左岸編輯林巧玲小姐和我推敲此書的中文譯名許久,也對於譯文提出許多有用的建議。謹在此向以上諸位致上誠摯的謝忱。當然,本書翻譯若有任何的疏漏錯誤,則完全是我本人的責任。

最後,我要感謝本書作者同時也是我的老師David。譯者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九年間在帝國學院先後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期間擔任中心主任的David給了我許多指導與協助。他對我獎學金申請書的寶貴批評,幫助我順利取得倫敦大學的博士研究獎學金,也是我申請並取得倫敦大學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博士後研究的推薦人之一。雖然他不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但碩士期間旁聽他的科技史課程,以及他給我的許多指導與建議,讓我在知識上與研究上獲益良多。這本書的翻譯過程除了獲得他的鼓勵,也感謝他協助解答我提出的相關問題。將這本精彩的重要著作翻譯成中文,僅能表達我對David的感激於萬一。





[1]David Edgerton, 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7).
[2] 曾經擔任技術史學會會長的美國科技史學者烏舍曼,批評此書缺乏中心主導敘述,也沒有編年的發展,而是按照各章主題進行論辯,因而就像「許多受到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影響之歷史學者的著作一般,在許多方面是部哲學著作,非歷史。」Steven W. Usselman, “Material World”,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35 (2007), pp. 580-589, on p.581。這個說法不是很公允,這種近年在科學史與醫學史也十分常見的分析性寫作架構,不見得就是受到STS的影響,更不能說這樣的寫作方式就是「哲學」,而不是歷史。這本書的內容與其說是哲學,毋寧是帶有強烈史學論辯性質的歷史研究綜述。
[3] David E. H. Edgerton,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1931-195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cy for the Military Aircraft and Cotton Textile Industri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4] David Edg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Decline ca. 187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1996), pp. 1-10, 16-19; David Edgerton, Warfare State: Britain 192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91-229. 英國沒落論的代表作參見Correlli Barnett, The Audit of War: the Illusion and Reality of Britain as a Great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6) ; Martin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5] David Edgerton, ‘The State, War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Great Britain, 1930-50: the Contrasts of Military and Civil Industry’, in Ian Varcoe, Maureen McNeil and Steven Yearley (eds.), Deciph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Expertise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29-49, on pp. 32-35; Edgerton, Warfare State, pp. 225-226. 安德森附和沒落論的說法出於Perry Anderson, ‘The Figures of Descent’, New Left Review No.161 (1987), pp.27-28該文後收錄於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pp.121-192; 普森的回應見於E.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The Socialist Register 2 (1965), pp. 311-362,後收錄於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1978), pp. 35-91.
[6] 艾傑頓對史諾的批評,參見Edgerton, Warfare State, pp.191-229; David Edgerton, ‘C. P. Snow as an anti-Historian of British Science: Revisiting the Technocratic Moment, 1959-1964’, History of Science Vol. 43 (2005), pp. 187-208.  後者一個較簡短版本的中文翻譯是大衛‧艾傑頓著,周任芸譯,〈查爾斯‧史諾:英國科學的「反歷史評論者」〉,收錄於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STS讀本I: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出版社,2004),頁107-122
[7] Edgerton, Warfare State, pp.108-134.
[8] Edg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Decline’, pp. 36, 46, 57, 63, 67.
[9] David E. H. Edgerton, ‘British Industrial R&D, 1900-197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1994), pp.49-67, on p.65.
[10] Barnett, The Audit of War.艾傑頓對此書的批評,參見David Edgerton, ‘The Prophet Militant and Industrial: The Peculiarities of Correlli Barnett’,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Vol. 2 (1991), pp. 360-379.
[11] David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 An Essay on a Militant and Technological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1).
[12]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 pp. 1-82.
[13]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 pp. 41-43.
[14]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 pp. 59, 64; David Edgerton, Britain’s War Machine:  Weapons, Resources and Exper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11), pp. 35-42, 65-69.
[15] Edgerton, ‘The State, War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Great Britain’, p. 30.
[16] Edgerton, Warfare State, pp. 66-68, on p. 66.
[17]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 pp. 85-89.
[18] Edgerton, ‘The State, War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Great Britain’, pp. 31, 41; David Edgerton, ‘Liberal Militarism and the British State’, New Left Review No. 185 (1991), pp. 138-169.
[19] Edgerton, ‘Liberal Militarism and the British State’, pp. 138-146.
[20] Edgerton, Britain’s War Machine, pp. 28-69.
[21] 李尚仁、方俊育合譯,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著,〈從創新到使用:十道兼容並蓄的科技史史學提綱〉(From Innovation to Use: Ten Eclectic Thes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收入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STS讀本II:科技渴望性別》(台北:群學出版社,2004),頁131-170。這篇文章最早的版本是David Edgerton, ‘De l’innovation aux usages. Dix thèse éclectiques s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 的標題發表在《年鑑》(Annales HSS, juillet-octobre 1998, Nos. 4-5, pp. 815-837;英文版David Edgerton, ‘From Innovation to Use: Ten Eclectic Thes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 in History and Technology Vol. 16 (1999), pp. 111-136. 中譯本是根據英文版所翻譯。
[22] Edgerton, Warfare State, p. 333.
[23] David Edgerton, Time, Money, and History, Isis Vol. 103, No. 2 (June 2012), pp. 316-327, on pp. 317-318.
[24] Edg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Decline , p. 68.
[25] David Edgerton, ‘Invention, Technology, or History: What I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 About?’,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51 (2010), pp. 680-697 [PDF publication], on p. 694-695. 
[26] Edgerton, Warfare State, pp. 332-338, on pp. 334-335.
[27] Edgerton, ‘Time, Money, and History’, pp. 318-319. 伯納是二十世紀上半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物理學家。
[28] Edg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Decline, p. 11.
[29] Edgerton, Warfare State, p. 330; Edgerton, ‘Time, Money, and History’, pp. 317, 326.
[30] Thomas P. Hughes, “Book Review”, ISIS 98 (2007), pp.642-643.  休斯在書評中不只很有風度地提到艾傑頓對他的批評,結尾還特別提了〈從創新到使用:十道兼容並蓄的科技史史學提綱〉這篇文章。
[31] Carroll W. Pursell, “Review of David Edgerton, 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9(2008), pp.237-238; Richard Hochfelder, “Review of David Edgerton, 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82(2008), pp.127-128, p.128。其他類似的正面評論還包括Christopher Otter, “Book Review”,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4 (2007), p.590
[32] Steven Shapin, “What Else Is New? ”, The New Yorker (May 14, 2007), pp. 144-148,on p.145. 中文世界一班將Protestantism翻譯為「新教」,以相對於天主教這個「舊教」,不過少數人曾將之譯為 (基督教的) 「抗議宗」,或許是更為適切的翻譯。在此處更是如此。
[33] Edgerton, ‘Invention, Technology, or History’, on p. 685.
[34]參見Robert Hughes, The Shock of the New: Art and the Century of Change, Updated and Enlarged Edi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96), p. 6

作者簡介: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6年11月15日

「RCA、中石化和六輕訴訟中的疫學因果關係」活動紀錄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謝宇修

10 24 日的下午在台大公衛學院舉辦的「台日公害訴訟與疫學因果關係工作坊」(圖一),下午雙方先就石綿的議題進行討論,台灣學者與日本律師在第一輪交流後,晚餐之後在法律扶助基金會陳為祥執行長致詞後,由台灣律師報告台灣的三件公害訴訟,由日本律師回應。以下是「RCA、中石化和六輕訴訟中的疫學因果關係」的紀錄。
圖一、台日公害訴訟與疫學因果關係工作坊海報

在台灣的三件公害訴訟案件中,有幾項共通的困境:原告人數眾多、污染證據調查困難、因果關係認定困難、損害如何舉證、時效抗辯及一些程序上的困難。因此,疫學因果關係的引進扮演重要的角色。
圖二、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陳為祥

一般而言,侵權行為的舉證責任落在原告方,原告需要證明被告確有加害行為、原告確有受損害,且加害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存在因果關係等等。在大型公害訴訟中,即使先不論個別原告經濟能力不敵大型企業的訴訟實力不對等,能夠證明被告不當處理廢棄物造成污染的證據也容易偏在於被告方(例如:公司內部的報告),相當不利於原告。此外,法學上的因果關係理論中,對於原因採取 Yes or No 的態度;以統計學陳述的因果關係,雖然在科學上已普遍應用,法學上卻還沒有全盤承認。在這些公害訴訟中,毋寧都是在折衝法學與科學的因果關係觀點差異的嘗試。

由林永頌律師(圖三)報告的 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國無線電公司)有機溶劑污染案法律訴訟,於 2015 4 月獲台北地方法院的部分勝訴判決。在判決中,台北地方法院接受了疫學因果關係理論,認定四種超標的有機溶劑在其可能造成的癌症的範圍內,承認有因果關係。換言之,只要勞工罹患表列的癌症,法院就承認與污染行為間存在因果關係。如果勞工罹患國際職業病標準認定的癌病,法院也直接承認是職業病,縱使存在其他可能罹癌原因也不進行調查。另外一點突破則是法院依據機率效率理論,承認還沒有外顯疾病的勞工受有損害,這是少見的判決先例。
圖三、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永信法律事務所林永頌律師

陳威延律師(圖四)報告中石化安順廠戴奧辛污染案法律訴訟,同樣在歷時的審理後,2015年台南地方法院判決中石化和經濟部應連帶賠償 1.6 億元。在本案中,法院囑託台灣流行病學學會和國立成功大學以回溯性世代研究(cohort research)鑑定戴奧辛污染與罹病間的時序性。因果關係的認定上,台南地方法院也採納了疫學因果關係,將舉證責任在有流行病學與統計學的支持下,減輕至「合理的蓋然性」判準(參考台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重上國字 1 號民事判決,又稱民生別墅輻射鋼筋污染案)。如果依以上條件認定有因果關係,那麼舉證責任將會倒置給被告,被告須反證個別原告所受損害與加害行為間沒有因果關係。
圖四、中石化律師團團長、合法法律事務所李合法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陳威延律師()

雖然前兩件訴訟的第一審都由原告勝訴,但是律師們仍然對地方法院的判斷存有質疑。例如,法院會挑選少數幾項有機溶劑、或是挑選少數幾種疾病進行鑑定。只有鑑定結果在統計上達顯著相關的致病因子與疾病間,才承認疫學因果關係的適用。在 RCA 案中,林永頌律師提出可能存在有機溶劑間的雞尾酒效應,也就是交互作用下產生單一有機溶劑不會造成的疾病。這一點法院沒有考量。因此,該案仍在持續進行上訴程序。

第三個公害訴訟案件則是由洪嘉呈律師(圖五)負責報告的台塑六輕空氣污染案法律訴訟。本案尚未有判決,洪嘉呈律師希望能夠依循前例,試圖做出一套公害訴訟的 SOP 供法院參酌。他提出,我們需要先證明幾件事:加害行為(排放廢棄)、加害物質(廢棄含有致癌物質)、加害過程(空氣暴露或接觸)和受害態樣(居民罹癌或死亡),作為公害判斷的基礎。為了調整公害訴訟中的兩造不對等,除了引進疫學因果關係外,洪嘉呈律師指出環境污染的調查的資訊應該盡可能透明化、放寬損害的認定、從衡平性的角度調整舉證責任等,都有必要考慮。
圖五、元貞法律事務所洪嘉呈律師

在三位台灣律師的報告後,日本律師藤原猛爾分享日本公害訴訟的狀況。首先是自然科學上有舉證的困難、雙方的不平等、證據的偏在、衡平原則,公害訴訟一般根據以上四點原則來審酌疫學因果關係的應用。在實務上,如果要說服法院應該採取疫學因果關係,像四日市訴訟般百分之百承認疫學因果關係的案例很罕見。

在報告結束後,由幾位日本律師回應台灣律師在工作坊一結束後提出的問題。首先,岡千尋律師表示,日本的法院不承認沒有明顯疾病時的損害賠償。因為沒有造成損害,則不會有請求權基礎。伊藤明子律師回應日本職災案件中的時效問題。由於職災可以區分成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兩種請求權基礎,因此需要個別分析時效。債務不履行是損害造成後十年;侵權行為則有主觀的起算時點:受害人認識到加害人才起算時效。例如在石綿訴訟中,法院是以在 2014 年認定有加害人後,才開始計算時效。不過,侵權行為仍然有 20 年的除斥期間,也就是客觀在損害發生後經過 20 年,請求權仍然不能行使。關於原告人數眾多的問題,村松昭夫律師指出日本的法院承認包括一併請求,因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不需要個別考量。再者,允許一併請求再分組,也比較符合法律經濟的需求。另一方面,村松律師也提到空氣污染的案例中,由於氣喘與支氣管炎是屬於常見的疾病,比較難論證疫學因果關係的存在。台灣區分有受污染與沒受污染的對照舉證方法,他認為可以作為未來日本訴訟上的借鑑。

來自日本青空基金會(青空財団)的藤江徹簡單發表了參加工作坊的感言。青空基金會是以 1960 年代的空氣污染訴訟勝訴後的賠償金為基礎,設立的團體。其宗旨是「希望不再有這樣的災害,還給孩子們蔚藍的天空(青空)」。藤江認為,消除公害不只是法律專家、學者和 NGO 的任務,更是需要輿論參與,大家一起努力完成的工作。


作者簡介:謝宇修。
台大法律學士、現為台大社會碩士班研究生。聯絡方式:r05325001@ntu.edu.tw

2016年11月9日

醫學與人文的共生路上,人人都是專家與初學者:《醫學,為什麼變成現在這樣子?》推薦序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郭文華

很高興看到又一本精彩的醫學通史在台灣上市。如其中文版書名《醫學,為什麼變成現在這樣子?》所提示的,本書不只於介紹生物醫學的光輝過往,或者是醫術高明,視病猶親的前輩。它善用敘事技巧,以人文洞見,邀請讀者進入過去,彰顯閱讀醫學史的時代意義,簡單說:「醫病關係,或者是醫療與社會,為何會變成現在這樣子?」
圖片來源:臉譜出版社

作者馬克.傑克森(Mark Jackson)教授具有行醫經驗,研究免疫學,教授醫學史與醫學人文,擔任世界衛生組織健康研究諮詢委員與健康與文化專家小組主席。他既是醫學史專家,也是資深教育者,著作等身。這本書是繼他編著的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之後,另一本醫學史的入門之作。它承繼醫師史家亞文.奧克里奇(Erwin Ackerknecht)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中譯本《醫學史概論》,戴榮鈴譯)彰顯的醫學人文精神,更引進晚近研究成果,將各個時代醫學與社會加以呈現。作為醫學史教材,它銜接以單元與主題為中心的「醫學史課程基本課程課綱」(李尚仁教授主持),補充此間已有中譯本的《醫學簡史》(若依.波特〔Roy Porter〕著,王道還譯)。而作為醫學與社會的大眾讀物, 它更可以與資深醫學史家威廉.拜納姆(William Bynum)的力作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相互呼應,反映近二十年來醫學史領域的蓬勃發展。
《醫學簡史》(Roy Porter著,王道還譯)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本書原書標題為「為初學者的醫療史指引」(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 Beginner's Guide,收於寰宇一家出版社的「初學者指引系列」),但它的內容絕不簡單。如前言所言,這本書藉由分享醫療與社會的共同過去,超越傳統將醫學與人文對立兩分的框架,主張「醫學史以及面向更廣泛的人文學科,就跟生物醫學一樣,應和我們對健康和幸福的追求互相整合」(24)。因此,固然其架構按照年代介紹古代、中世紀、近世、啟蒙與當代的醫學發展,但各章都有特別安排,可見作者的巧思。

舉其要者。第一章裡不但有醫學生熟悉的希波克拉底與希臘醫學,也有東亞醫學與印度阿育吠陀醫學(Ayurvedic medicine),呈現古人探求生命與身體的共通性與差異性。而作為「醫學傳統」,非西方醫療並非就此為止。之後各章作者適當穿插相關內容,顯示這些治療方式在各時代的演變。在古典醫學建立後,第二章的中古時期雖然肯定醫療活動的遍地開花,但也提醒讀者這段期間一般人對於疾病的認知與宗教的深遠影響,因為「對許多人來說,心靈的治癒仍比身體的治療更重要」(70)。闡述「醫療復興」的第三章固然含括如哈維的血液循環實驗等重要發現,但作者將主軸放在知識傳遞,將醫學放回文藝復興的脈絡,與前一章的跨文化知識傳播與翻譯相互銜接。同樣的,在頌揚科學革命之餘,作者點出中古與文藝復興時期在社會文化上的連續性。一方面宗教依舊影響疾病的解釋,一方面世俗醫療活潑進行,與解剖知識的進展互不干涉。

作為醫療實作的場域,醫院在台灣醫學史中不是核心課題,但第四章以此為題,讓它成為鋪陳臨床理論、儀器與醫療市場的環節,間接但有力地回應「真的有所謂『啟蒙醫學』的存在嗎」的大哉問。醫學通史固然不能迴避十九世紀科學醫學與醫療產業的興起,但第五章在眾多人物與醫學進展間編入社會議題,像人體買賣、職業衛生、慢性病經驗、公共衛生與清潔用品等,讓第六章從戰爭與福祉(war and welfare)轉進醫療體制時毫不突兀。最後作者以戰爭的比喻點出當代醫療的矛盾與困境。他同意醫學不會因新疾病的出現就放棄創新,但他提醒讀者固然「可以期待『醫學史上出現新的篇章』,但這一章裡可能充滿種種疾病,就跟之前的幾章一樣;只是疾病的種類和過去的有所不同而已」(244)。

透過上述巧思,讀者可以發現歷史流轉中宗教與養生、都市化與公共衛生,戰爭與群體健康等醫病主軸隱然浮現。這些並非天外奇想;它們一部份是醫學史的既有課題(比方說醫院醫學),一部分反映晚近社會史取向的研究成果。醫學史家,也是《歐洲醫療五百年》作者的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在其書評中指出本書雖為通史,但還是以醫學專業與社會因應為敘述主軸,堪稱中肯。這不意味本書只是《歐洲醫療五百年》的摘要或摘錄。對於已有《歐洲醫療五百年》中文版的讀者而言,本書提供架構相通,但涵蓋時間更長,更提綱挈領的歷史,可以與大部頭的《歐洲醫療五百年》相互參照,各取所長。
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此外,瓦丁頓指出本書重視醫病關係,但病人聲音並未充分呈現,點出本書與《歐洲醫療五百年》共同的挑戰:末期與安寧照護。在高齡化社會到來的今日,困擾現代人的不只是愈來愈多的疾病與層出不窮的藥物,而是如何避免醫療失速與醫療關係失調,在個人、家庭、社區與社會層次上安頓身心。特別在臺灣的情境裡,健康保險型塑尖端醫療的應用範圍,牽動原本就不穩定的醫病關係。讀者或許會問:當「無效醫療」與「善終」看似成為共識,卻無法落實到醫病互動時,醫學史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示?這本通史從醫療與社會的角度,邀請大家體會古人的養生智慧,看到醫學的貢獻與限制,或許還能進一步跳脫醫療中心的敘述框架,對過去與現代的生死關係有所著墨。

翻譯則是本書的另一大挑戰。本來通史涵蓋上下古今,內容不易掌握,加上作者引入醫學史的研究成果,信手拈來固然舉重若輕,但翻譯者如何得其要旨,將傳統醫學史裡不會觸及的人物與文獻介紹給讀者,再再需要功夫。對此,翻譯者的努力值得肯定。以醫學教育重視的「醫師誓詞」(Oath of Hippocrates)來說,目前流傳的大多不是《希波克拉底全集》的版本(是1948年世界醫學大會的宣言,見217),而維基百科的文言文翻譯又拮据聱牙。相較於此,本書的翻譯直接明朗(44-45),可讀性較高。另外,《黃帝內經》的論脈象段落(32)出自「平人氣象論」,翻譯者加以還原,給讀者更多思索空間。比方說,原典的「心平」原文將其翻譯成英文「healthy heart」,翻回中文後,兩相對照,讀者可以思考中文的「平」是否等同英文的「healthy」,反省異文化對於健康的不同詮釋。
圖片來源:Wikipedia (Oath of Hippocrates)

此外,對這樣融會醫療與社會,牽涉眾多領域的跨界書寫,一些註解有其必要。固然像亞里斯多德的養生「黃金比」(golden mean)的概念在正文中已有說明(49-50),但畢竟受限於篇幅,許多人名事件只能點到為止。比方說,因信仰而遇難的醫學研究者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書中僅以「否認上帝是以三個人的形式存在(即教義中的三位一體),因此遭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唾棄,並且為新教改革倡導者約翰‧喀爾文譴責為異端,最後燒死在火刑柱上」(97)簡單帶過,但這段時期宗教與科學的關係十分複雜,如果沒有對「反三位一體」(non-Trinitarianism)的論點有所了解,很容易忽略塞爾維特的主張與主流的差異,將他簡化啟蒙論述的「科學烈士」。即便如此,作為篇幅合理,處處可以咀嚼玩味的醫病簡史,其翻譯固難盡善盡美,但這些落差與其說是「問題」,毋寧是刺激讀者將狹窄的醫病對立拉出歷史縱深,反省醫療與社會的起點。

確實。在追求醫病和解,醫學與人文共生的路上,人人都是專家與初學者(對此,一個最近的例子是由賴其萬教授主導的「醫病平台」網路專欄)。我們需要尋找真理永不妥協的研究者、以人為本,捍衛健康的醫療工作者,更要有關照群體福祉、擘劃永續健康的政策制定者。如作者的宣示:「在我們試圖改善人類健康的努力中,醫學史和生物醫學是相輔相成的工具。歷史不僅揭露出醫學理論和實踐的連續性和變化之間的種種要素,也展現出個人的疾病經驗、身體和心靈的科學知識,以及影響我們對健康和疾病理解的廣泛社會因素之間的密切關係」(26)。希望讀者透過本書輕鬆掌握醫療與社會上下數千年的變遷,更可以從在文化中感知的身體、在機構與實驗室中成長的醫療,在戰爭與衝突中演化的社會的交相纏繞下回歸原初的醫病經驗,進而深思健康的社會文化意涵。


作者簡介: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公共衛生研究所合聘教授。醫學院畢業後轉念醫療與社會,先後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與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研究興趣聚焦於當代東亞藥物開發與法規管制,論文〈橋上之聲:全球醫藥法規中的臺灣境遇〉曾獲國際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的最佳單篇論文David Edge。醫學史方面關心東亞公共衛生的理念與實作,著作包括日治臺灣漢生病患的治理,以及美援衛生邏輯下的家庭計畫分析。致力於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的推廣,曾獲得國科會(現科技部)第四屆的科普獎首獎,作品見於《科學發展》、《新新聞》、《科學月刊》與《歷史學柑仔店》部落格。以推廣雅俗共賞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自許,但最後成為「什麼(STS)都賣,什麼都不奇怪」,只剩一張嘴的中年大叔,在象牙塔與白色巨塔中穿梭來回的學術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