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31日

關心全球衛生之前必須要瞭解的《醫療與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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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勳(中西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書目資料:Pratik Chakrabarti著,李尚仁譯,《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Medicine and Empire:1600—1960)。新北市:左岸文化,2019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近年來,台灣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呼聲不斷,尤其是在跨國界的新興傳染病防疫上,台灣在全球衛生架構下更扮演重要功能,甚至成為中國打壓台灣地位、阻止台灣參與的標的物。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再用防疫歸防疫,政治歸政治的觀點來討論全球衛生,而是得納入政治、文化、醫療與歷史的觀點來探討全球衛生。

      《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以下簡稱《醫療與帝國》)作者Pratik Chakrabarti教授以科學史與醫療史見長,藉此開展至世界史和帝國史。研究主題的地理範疇擴及南亞、加勒比與大西洋,跨越1820世紀的歷史發展。他在印度尼赫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和醫學史研究中心」,教授醫學史與科學史。其著作有《當代印度裡的西方醫療》(Western Science in Modern India: Metropolitan Methods, Colonial Practices. Permanent Black, 2004.)、《物質和醫療》(Materials and Medicine: Trade, Conquest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英屬印度的細菌學》(Bacteriology in British India: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the Tropic. Boydell & Brewer, 2017.)。

本書透過歐、美、非及亞洲三個世紀多的醫療發展,從全球觀點探討帝國與醫療相互交織的歷史。作者在導論首句即說明此研究的重要性「要敘述現代醫學的歷史,就不能不談帝國主義的歷史」(第9頁),這不僅意味著帝國主義形塑出現代醫學的樣貌,也提醒著我們看待現代醫學甚至是全球衛生的知識、技術、實作與政策時,也得注意隱而未顯的帝國主義遺緒。因此,作者對此書進一步的期許為:「幫助我們以全球尺度來理解醫學的歷史,也提出今日危害全球健康的深層問題之歷史脈絡。」(第10頁)此處需要說明的是,全球指的是空間尺度,是在歐洲觀點下,歐洲人自十六、十七世紀透過航海貿易所拓展的地理空間,部分國家藉此在美、非與亞洲取得領土,對該處人民進行政治與經濟控制,因而區分出歐洲的帝國與歐洲以外的殖民地,這樣的政治經濟力量則將現代醫療散布於各地,是為全球化。就本書的寫作鋪排,以帝國為名的篇章,乃將歐洲與殖民地視為整體來討論兩地間的醫藥流動,而以殖民為題的話,則聚焦於歐洲國家與殖民地之間的治理關係。

就殖民醫學史的研究發展來說:十九世紀著重帝國與現代醫療的文明開發、二十世紀初則強調殖民醫學的負面影響,帝國造成的認同、文化與生態議題成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後殖民醫學史書寫的常見主題。對Pratik Chakrabarti而言,「殖民醫學」要探討的是差異的觀念(idea of difference)如何在現代醫學與殖民政策間取得關鍵作用,以及醫學如何整合進入殖民經濟與治理(第20頁)。換言之,本書的重點是研究人的行動力和更廣大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互動(第42頁)。因而,在行動者與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架構下,作者在結論指出「分歧」與「同化」是殖民主義留給二十世紀全球衛生的遺產。縱使帝國的軍事武力在形式上已消逝,但國際間之社會經濟上的結構暴力,依然形塑著全球衛生、醫療與疾病的樣貌,這也凸顯了閱讀《醫療與帝國》這本書的必要性。

深入介紹《醫療與帝國》之前,先讓我們看看這幾年台灣坊間有哪些跟帝國醫療有關的書籍,來作為進入《醫療與帝國》的準備工作。醫療史學者李尚仁主編的《帝國與現代醫學》論文集裡多篇以東亞為主題的文章,但該書主編也提醒以國界與國族來分類,是無法適切分析現代醫學擴張的歷史,此乃殖民醫學史的重要研究視角。誠如英國醫學史學者Mark Jackson《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從宗教、都市傳染病到戰地手術,探索人類社會的醫病演變史》的英文書名A Beginner’s Guide,此書依照年代順序扼要地介紹東西方重要的醫療史課題,書中作者對歐洲醫療史內容的熟稔,可以作為讀者建立歷史發展的時間軸。相較於編年史的寫作體例,另一位英國醫療史學者Keir Waddington的《歐洲醫療五百年》則是以主題式的精要介紹歐洲自1500年以降的醫療發展,讀者可以從〈醫療與宗教〉、〈外科〉、〈科學與醫學〉、〈醫療與帝國〉與〈醫療與戰爭〉等篇章先做預習,再於《醫療與帝國》一書中詳細了解前述主題跟帝國醫療的關係。

 








本書導論對殖民醫學及其歷史、殖民主義與後殖民歷史書寫等學術議題做精要地統整,像是把這三百多年的歷史分為四個時期:16001800年的貿易時代、1800—1880年帝國時代、1880—1914年新帝國主義時代、1920—1960年新帝國主義與解殖的年代,為讀者進入此時空旅行提供行前準備。接著,本書分為十章,依主題式地來介紹1600年至1960年的醫療發展。第一章,作者以西歐國家的貿易時代作為整段歷史的起點,尤其是西班牙於十六世紀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為重要標誌,商業貿易的擴展與流通,使得人群、貨物與醫藥跟著流動起來。第二章則聚焦於植物藥、醫療與的國之間的關係,在此過程,傳教士不只帶著聖經與歐洲醫療至殖民地,也從殖民地將當地民族醫藥引進歐洲。軍事醫學則在第三章登場,為了確保軍人在殖民地的身體健康,現代醫學得要從集體的觀點來改革實作的方式,統計學因而被醫學援引,外科醫師也在一次次的戰爭洗禮中,逐漸從理髮匠成為醫學專科。第四章則指出現代醫學在殖民主義下,不再是醫療歸醫療、政治歸政治,醫療結合當人們對「熱帶地區」又愛又懼的矛盾心態,逐漸成為建構種族主義的工具。作者在第五章以疾病為主軸,探討因帝國擴張使得人群跟病原、病媒的接觸日漸增加,進而全球流動,但也使得我們對微生物與傳染病的知識快速累積。

第六章則是以作者最熟悉的印度為例,具體闡明殖民醫學在印度所產生的劇變,作者認為西方醫學儘管印度有豐富的歷史,但仍有一大部分的印度人未能從中獲益。第七章的非洲案例,作者提到現代醫學成為歐洲人文明開化的工具之一,但有意思的是,充滿環境、物種、文化異質性的非洲,反而為引進現代醫療的傳教士帶來了「醫療多元主義」。(第264頁)第八章作者清楚地指出熱帶醫學內容的模糊性與混種性格,作為一門帝國科學,熱帶醫學得先承認熱帶地區的獨特性,進而透過醫療的介入來確保殖民地適合歐洲人永續居住,這樣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後被世界衛生組織所接收,成為全球衛生的基礎。第九章則以熱帶醫學中的主角細菌學為例,說明治理細菌為何且如何作為帝國文明開化的重要象徵?歐洲國家如何透過實驗室及其生產的知識,來界定「醫學」為何是現代的、是西方所擁有的?【註1】作者在第十章則將視角移到殖民地的傳統醫療上,他指出殖民醫學不單單促進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醫藥交流,也發明的殖民地既有醫療的傳統,以台灣熟悉的中醫藥來說,十九世紀西方國家挾著現代醫療進入中國,使得「傳統中醫學」在國族認同的追求下,於文化大革命時發明了名為「傳統」的新式中醫學。在結論處,作者認為帝國雖然隨著兩次世界大戰而結束,但殖民醫學的精神,仍在國際衛生組織的醫療援助活動中,以「全球衛生」之名得到延續。

本書不僅在各篇章統整既有的研究成果,也提出許多獨特的歷史見解。舉例來說,在植物與醫學的篇章裡,作者除了結合科學史中對十七世紀植物交流的關注,更指出歐洲醫療市場面對如此藥材資訊爆量的情況,使得十八世紀晚期本草學成為系統性的醫學專業,也為往後的化學家與藥劑家的興起鋪路(第107頁)。再者,我們熟悉的英國海軍以檸檬來治療壞血病的歷史,作者強調大多數的歷史解釋是以今度古,我們必須謹記:「海軍外科醫師林德(James Lind)並不是因為知道缺乏維他命C會引起壞血病,才開出檸檬處方來治療……當時將壞血病視為一種腐敗病,需要以抗腐敗劑加以治療的觀念,才用檸檬來實驗。」(第125頁)這樣回到當時的文化與實作來理解醫療,不只適用於閱讀醫療史,著實是我們理解全球各地醫療形式與內容所需的態度。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拋開以今測古、或是中心邊緣二分法的觀點,來看待全球框架下的現代醫學發展,進而發現多元醫療體制與社會經濟結構相遇時的相互影響。

最能體現作者的殖民醫學史研究重點:「人的行動力和更廣大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互動」,莫過於探討印度殖民時期的西方醫學發展,尤其是跟知名的殖民醫學史學者David ArnoldMark Harrison的研究對話。David Arnold認為殖民醫學的特色在於讓殖民地人民認為帝國的科學理性勝過殖民地的既有文化與醫療,他的主要研究焦點擺在帝國如何透過醫療衛生政策,在殖民地展現侵略與霸權的性格,但Pratik ChakrabartiDavid Arnold分析過的孟買鼠疫為例,說明孟買下層居民並非單向地受到殖民政府的壓迫,他們經常自願且熱心的參與疫苗接種,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醫療官員越來越有信心,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藉此逃避其他嚴苛的衛生措施。對於Mark Harrison指出加爾各答在英國殖民時期的霍亂防疫,當地菁英(食利階級,rentier class,廣義的有產階級)數度阻饒殖民政府引進公共衛生措施,可是Pratik Chakrabarti分析該菁英階層的政治經濟背景,他發現此階級乃是由殖民稅收和商業所創造,意即食利階級亦為殖民的產物,是故,他們並非對殖民者反感而反對公共衛生建設,而是與殖民者一樣跟城市的貧民保持距離,因為食利階級還是熱心地為帝國醫療機構籌措資金。(第232-235頁)透過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本書不但關注醫學如何整合進入殖民經濟與治理,更強調行動者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

不過,誠如譯者在譯後記的提醒,本書作者雖欲以全球的觀點來寫書,但資料來源仍以歐洲、非洲、中南美洲與印度為主。東亞的醫療史學術社群業已觸及《醫療與帝國》所缺乏的東亞部份,像是李尚仁除了主編前面提過的《帝國與現代醫學》論文集,他的《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即是以萬巴德這位移動於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之間的醫師為例,闡述現代醫學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後的醫療實作與知識生產。香港醫療史學者羅婉嫻的《香港西醫發展史》則探討鴉片戰爭後英國殖民政府如何在香港建立起現代醫學,現代醫學又是如何取代原本強勢的中國醫學,值得跟《醫療與帝國》的〈印度殖民時期的西方醫學〉相互參照比較。台灣的殖民醫學歷史亦值得擺在《醫療與帝國》的架構下來探討。醫療史學者劉士永(Michael Shiyung Liu)的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書中描述日本如何以德國醫療制度為藍本來規劃殖民地的醫學,且指出殖民政府的現代醫療衛生制度如何跟殖民地做協商。而台灣史學者范燕秋的《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則以日治台灣為舞台,探討現代醫學在日本殖民過程中的具體實踐,進而形塑其特有的身分認同及文化變遷,展現醫療的殖民現代性。社會學者駱明正(Ming-cheng Miriam Lo)的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則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籍醫師介於殖民政府與殖民地同胞之間的認同問題,作者認為這些醫師以引進現代文明為由來緩解身分認同上的焦慮。藉由香港與台灣的殖民歷史,我們不僅以具體的事例來補充《醫療與帝國》對東亞討論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透過比較英國、德國與日本這三種不同的帝國型態與殖民方式,以及印度、香港與台灣此三個殖民地的樣態,讓我們能以全球架構來重新看待帝國、殖民與醫療之間的複雜關係。

當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98年左右喊出「全球衛生」時,面對的問題是新興傳染病,仍是帝國主義與現代醫學幾世紀來關注的疫病防治。中研院的醫療人類學者劉紹華指出,雖然形式上的帝國已然消失,但「國際援助取代了殖民主權的正當性,持續進入並影響新興國家」她在〈從國際衛生到全球衛生:醫療援助的文化政治〉一文中觀察近年來台灣各大醫院與醫學院校,投入海外義診與國際健康服務計畫時,不禁疑惑道:「台灣從殖民地、受援國轉變為援助國時,在國際援助的概念、做法上有所改變嗎?」筆者認為,《醫療與帝國》這本書可以幫助我們(尤其是醫療從業人員)透過這三百多年的全球醫療史好好地來思考。

【註1此段歷史亦可見Bruno Latour著,伍啟鴻、陳榮泰譯,《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新北:群學,2016


延伸閱讀

Bruno Latour著,伍啟鴻、陳榮泰譯,《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新北:群學,2016

David Arnold著,蔣竹山譯,〈醫學與殖民主義〉,收錄於吳嘉苓、雷祥麟、傅大為主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2004,頁183-217

Keir Waddington著,李尚仁譯,《歐洲醫療五百年》(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新北市:左岸文化,2014

Mark Jackson著,王惟芬譯,《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從宗教、都市傳染病到戰地手術,探索人類社會的醫病演變史》(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 beginner’s guide)。台北市:臉譜,2016

Michael Shiyung Liu. 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9.

Ming-cheng Miria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台北市:允晨文化,2012

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08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再版)。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

劉紹華,〈從國際衛生到全球衛生:醫療援助的文化政治〉《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臺北市:聯經,2017。頁165-187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香港:香港中華書局,2019


*作者介紹:陳柏勳,中西醫師,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本文感謝張邦彥醫師、陳禹安與何函育的建議,以及蔡令儀醫師的審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19年3月28日

【科學與STS外電】一個基因編輯技術的全球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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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陳禹安

翻譯文章:


譯者前言:
     
本文為《自然》雜誌(Nature)的評論(Comment)文章,由多重奏編輯團隊選譯,呼應近期中國科學家、南方科技大學教授賀建奎引起的基因編輯(gene editing)爭議。

這個爭議源於20181126日中共官方媒體《人民網》刊發的一篇報導《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在1127日於香港舉行的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Second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ome Editing)之前,賀建奎在影片中聲稱他透過體外受精和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修改CCR5基因的方式,創造能抵抗愛滋病病毒HIV的人類胚胎。

圖:中共官方媒體《人民網》發布基因編輯新聞

 
圖:賀建奎在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現身發言(圖片來源


需要注意的是,針對人類具有生長發育能力的胚胎進行基因編輯,此案並非首例(如譯註一)。然而,在法律的禁止與否之外,像基因編輯胚胎這樣的爭議,牽涉到的是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重要的「科學∕科技知識生產的民主化」基本命題,也就是在專家之外,常民如何透過立法之外的審議途徑,參與在科技的使用與規範上。在這個命題上,本文的兩位作者──長期關注相關議題的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學程的Sheila Jasanoff教授、以及著有《Experiments in Democracy: Human Embryo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Bioethics》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J. Benjamin Hurlbut──早在20174月舉行基因編輯的相關研究工作坊,名為〈基因編輯的渴望(Editorial Aspiration)〉,並在20183月於《自然》期刊上發表工作坊相關文章,關於為何科技與社會研究者急亟倡議設立一個基因編輯技術的全球觀測站、以及這樣的機構該如何運作,使其具有基因編輯技術民主化綱領的重要意義。有興趣的聽友可以從本文窺知一二。



 


圖左: J. Benjamin Hurlbut教授 (圖片來源
圖右: Sheila Jasanoff教授(圖片來源

正文翻譯:

20178月,有科學報導指出已有科學家透過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針對有生長發育能力的人類胚胎進行突變修正【譯註一】。這項成果不過是此基因編輯技術為數眾多的其中一項運用而已,而科學家們希望透過這項技術對動物、植物、和人類進行修正。

這項科技的絕大多數應用,其背後價值幾乎未受公眾檢驗。除非這些對於基因編輯的渴望能更廣泛地進行論辯,否則這些立意良善的研究可能迫使人類接受一個他們並未贊同也不曾欲求的未來。

過去三年內,具有重要領導地位的科學家們,呼籲應針對基因編輯對人類未來帶來的可能效應進行全球性的審議。在我們看來,已進行的討論遠遠不及對話所需的廣泛性和無偏見性【譯註二】。

高峰會之後

一項重要的里程碑是2015年在華盛頓特區舉辦的人類基因編輯國際高峰會(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e Editing)。創辦者召集一場國際論壇,藉以尋求引導研究應有規範的「廣泛社會共識」。

曾獲諾貝爾獎的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在高峰會援引1975年討論重組DNA技術的阿西洛馬會議(Asilomar meeting)作為開場【譯註三】:「就像今天的會議,在1975年時我們相信需要審慎考量科學重要成就的影響力,因此,跟現在一樣,我們認定自己有責任廣納社會大眾的意見到我們的討論中。」

阿西洛馬會議常被人們視為科學界的成功自律典範,也確立科學界的自主性和負責的研究該有的原則。然而如同阿西洛馬會議【譯註四】,在2015年的高峰會上所提的問題、所召集的專家、對科學和人類生活利害關係的定義,都是由最積極推動研究的社群所形塑。

相較於典型科學研究會議,高峰會聚集了更具多樣性、更具國際性的群體。但是整場討論仍聚焦在基因編輯短期內能做什麼,以及生物風險是什麼的預測,儘管它引發的議題明顯超越當前對於健康和安全的關切。此外,會議的形式幾乎未能提供深度傾聽和學習的機會。

相反地,會議助長的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模式。討論時分裂為兩個陣營:科學專家探究技術議題,而研究科技與社會關係的學者則處理社會規範可能面臨瓦解的問題【譯註五】。兩個陣營間並沒有互相給予資訊。

為了打破「科學」和「倫理」間的分野,必須找到方法使雙方人馬實質上互相緊密配合。就我們的觀點而言,需要一個全新型態的基礎建設來推動更豐富且更具複合性的對話──一個真正邀請多元觀點而非出自科學研究議程的對話。
因此,我們主張建立一個基因編輯的全球觀測站,並以此作為決定性的重要步驟,讓社會價值與優先考量能夠更適當地引導科學的發展潛能。與人權和氣候變遷議題相似,這將會是由學者和組織組成的國際性網絡,此網絡將致力於從分散的來源間收集資訊,帶出經常被忽略的前沿觀點,並且促進跨學科和跨文化間的交流。

另類願景

在尋找新典範對比阿西洛馬會議(以專家為主的狹隘取徑)的過程中,有個鮮為人知的會議值得我們重新回味,此會議在19764月於維吉尼亞州沃倫頓(Warrenton)的艾爾里酒店(Airlie House)舉行,約有50位參與者針對是否需要在人類社會及自然科技間制訂新的社會契約進行辯論。有半數的參與者是科學家,其餘的有律師、公眾權益的倡議者、哲學家、記者和國會助理。

在那場聚會中,史蒂芬‧杜爾明(Stephen Toulmin)宣稱科學正面臨的挑戰,如同500年前分裂歐洲的宗教改革【譯註六】。他說:「人們已厭倦被科學的教會法庭(ecclesiastical court)拒於門外,他們要求入內旁聽。」另一名哲學家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直截了當地說:「『科學研究』要的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譯註七】。

時至今日,這場科學與社會間的契約改革仍未實現,而體制上的阻礙卻更加根深蒂固。䛋如基因編輯議題所示,相較於承認這項技術在使用限制上的付之闕如,專家們的諮詢建議反而顯得過多。

20174月,我們號召了三十六個人來到位於麻州劍橋的哈佛大學,其中包含社會科學研究者、倫理學者、宗教思想家、法律學者、科學家和各個國家級和國際級生醫倫理組織的代表。討論的內容是如何針對科學家用來編輯生命系統的各式技術,進行一場不一樣的對話【譯註八】。

圖:20174月在哈佛召開的討論會(圖片來源


我們的討論並非從「科學將達到什麼目標」這類常見問題作為起點。我們反而退一步詢問,既有的科學和政治機構有多少能力承辦生命編輯議題所需的審議形式。我們探究科學家、政策制定者、大眾和學者在審議過程中擔負的權責,也追問在基因編輯上若要達到一個真正廣泛的社會共識,那代表性和審議所需的又是什麼?

我們對於跨國合作的群策群力有所共識,透過收集並分析現已進行的基因編輯研究所釋出的重要訊息,藉以整合來自科學與社會的不同觀點。這項合作將揭示不同概念中對於維護生命完整性(不論是人類或是非人類的)免受新興科技侵擾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確立了建立論壇的需求,用以促進對於幾項關鍵關切的跨國、跨領域、世界性的持續反思。這些關切包括:該問什麼樣的問題?誰的觀點必須被傾聽?什麼樣的權力不平衡需要被看見?以及全球存在什麼樣的多元觀點?

為了從另類觀點和異議中檢驗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方式並重新調整,我們贊成學科、政治文化、規範框架相異的人們需要更多對話。基於對不熟悉和可能令人不安的思維方式投以熱忱而友善的承諾,一個新的全球論壇將鼓勵人們建立融洽關係,從而與他者進行有意義的互動。

為此,我們構想中的全球觀測站將具備三項功能。

首先,觀測站會作為情報交換中心使用。它將統合全球對於基因編輯技術相關的倫理和政策回應,並成為普遍且具可近性的窗口。這些回應將包括相關文獻以及來自(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公民團體的立場聲明。前述所提的學術組織網絡也會定期匯報各個團體的活動和產出,諸如英國納菲爾德生醫倫理委員會(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德國倫理委員會(German Ethics Council)等正式成立的生醫倫理組織;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等專業社群;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譯註九】、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等政府合作部門。

其次,觀測站將能勾畫並分析基因編輯裡重要概念的發展、緊張關係以及新興領域中的共識。它能將分析焦點從基因編輯技術的利弊,提升至更廣泛卻常常被忽視的問題和關切。

從研究進程的設計到智慧財產權的分配,關於國際合作的社會動力學研究將有助於揭露科學領域裡所隱藏的權力失衡狀態,這個狀態很可能影響誰會從基因編輯研究中圖利,誰不會。同樣地,全球觀測站收集的資料會給予我們更詳細的觀點,顯示人們真正為自身和所處社會企求的生物學發展前景。舉例而言,它得以闡明對於社會關係和生物關係(例如跨文化裡對於障礙和疾病的不同概念)的不同觀點。

第三點,觀測站會成為召開定期會議的主辦單位,並透過資料收集和分析所獲得的見解催化國際間的商議。

為了落實這三個面向,參與合作者必須明確拒絕國際間科學軍備競賽的修辭。對於「勝利」的執著應該被對於技術變革進行的目的性反思所取代。分析輸贏的敘事如何脈絡化,以及這些敘事對科學研究歷程的影響,都應該是觀測站的一部分工作。

重構問題

如果成功達到上述功能,那麼我們提出的觀測站將改變框構問題的方式,並且擴充對於「廣泛社會共識」的概念。

在當前的生物倫理辯論中,有個傾向是討論會回到研究前沿的科學家們最直接易懂的觀念。這樣的討論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舉例而言,如果對於人類胚胎內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重要倫理議題僅侷限在人身安全,那麼對特定的生物學指標(例如基因編輯技術的脫靶效應【譯註十】)進行技術評估可能就足以提供適切的答案。然而,這樣的目光焦點就錯失了原本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如何從個人、社會、甚至是從全地球生命的層次照料到人類的生命並進行評價。
同樣地,共識的目標必須不只是對基因編輯的特定應用是否可被接受達成共識。如果太快將編輯生殖細胞的討論包裝成贊否、利弊、可否被允許的評斷,那麼審議是不充分的。

上述的審議方式忽略許多重要的相關問題,包含誰坐在審議桌前、哪些問題和關切受到排擠、以及哪些不對等權力正在形塑辯論形式。當我們談到形塑人類的未來時,那些被忽視的問題和那些人們準備好重新塑造的重要事物是同等重要的。實際上,共識甚至可能代表直到有公平的方法確立辯論的形式前,同意暫停一些研究。

世界主義不只是展現在對於上述觀測站的熱切期盼,它也應該在思考方式和文化智能的層次上,整合在網絡運作的方式中。觀測站的成功將仰賴倡議者是否有能力和敏感度,駕馭跨領域和跨文化的討論,以及是否有足夠的知識及網絡支持促進討論所需的基礎建設。

展望未來

觀測站不會試圖參與科學與反科學的競賽。它的成立宗旨主要是為了在研究限制和方向上,產生持續蓬勃發展的對話。現階段的研究步調可能在近期內帶來人們不樂見的介入措施,諸如訂製嬰兒(edited child)的誕生等等。觀測站的建立不僅不會使國際審議失去實質意義,它只會更加突顯對於世界性觀點的需求。

我們希望觀測站能開始改變那些根深柢固地直接影響基因編輯研究的思考習慣。實際上,因為觀測站闡述的議題會遠超出過往針對特定技術及其利弊的狹隘問題,所以它的成果應該會更廣泛地觸及並深化關於生醫技術的論辯。

遺憾的是,科學家這一方傾向限縮針對人類基因工程的相關辯論,他們假定在技術真正問世前,這類對於人類生命的介入措施是否真的令人嚮往的難題,是毋需處理的。舉例而言,即使科學家們已在實驗室裡對人類胚胎進行基因編輯,對於這項科技的臨床應用是否風險過高的爭辯,反而變成延宕對於這項科技更廣泛的後續效應進行嚴謹思辨工作的藉口。

這些限縮和延宕討論的傾向,使得探索性的科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不容質疑的。其效應是一旦對於科學發展的擔憂兌現了,一切似乎變得不可避免且無法控制,雖然這一切都是科學家們選擇的結果。關於價值問題的討論似乎就很大程度上是被動回應的,甚至是白做工的。

因此,對於觀測站的一大挑戰,是確保參與它的資格不受到主流文化對於構成相關技術或道德討論資格見解所影響。當深刻的且由來已久的傳統道德反思不見容於西方生物醫學倫理界時,它們將從討論中被排除。但正如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透過氣候評估報告的會議活動所發現的,正規的科學訓練不應該是唯一標準,來決定什麼樣的觀點得以在具包容性的全球論壇具有發言權。同樣地,也必須注意確保在會議進行時,不會讓最有話語權或最激起對立的一方優先發言。

自由地進行探究,是科學的命脈,但不代表不受限制地自由做任何事。社會與科學間不成文的契約,透過保障科學自主換取科研機構為社會上多元的良善服務,並隨時回過頭對機構進行校正。如同優生學和人體試驗的黑歷史提醒我們的,我們若將人類的未來交由生物科技的「教會法庭」進行裁決,是需要擔負風險的。

現在是時候充分借鑒對於人性倫理想像豐富性的意見和關切,邀請它們從眾聲喧嘩中進入生物醫療創新核心。一個國際性的、跨領域的觀測站將會是往這方向努力的重要一步。


譯註:(原文註為原文參考文獻)

【譯註一】此處指的是同為Nature雜誌548期上的報導,標題為CRISPR fixes disease gene in viable human embryos

【譯註二】對於世界性對話的想像,原文引用在Nature雜誌522期上的文章,標題為CRISPR: Science can't solve it,裡頭提到關於World Wide Views (WWV) allianceExpert and Citizen Assess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AST) network的例子。

【譯註三】大衛‧巴爾的摩在高峰會的演講,可見此連結

【譯註四】此處網路版本引用的是同為Nature雜誌526期上的報導,標題為After Asilomar

【譯註五】此處網路版本引用的是同為Nature雜誌528期上關於高峰會的報導,標題為Global summit reveals divergent views on human gene editing

【譯註六】Stephen Toulmin1922-2009,英國哲學家。

【譯註七】Hans Jonas1903-1993,德國哲學家。

【譯註八】此處網路版本引用的是哈佛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學位學程舉辦的工作坊資訊,工作坊標題為Editorial Aspirations: Human Integrity at the Frontiers of Biology

【譯註九】這裡指的並非歐洲聯盟下的歐盟高峰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uncil),而是另一個歐洲整合最早成立的國際組織。

【譯註十】簡而言之,脫靶效應off-target effect)指的是進行基因編輯時,因為生物體自身也會修復DNA序列。當這兩者同時進行時,可能造成新的突變問題,成為預料之外(靶心目標之外)的效應。

譯者介紹:陳禹安,長庚大學醫學生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畢業生王業翰學長、陳柏勳學長給予翻譯上的建議,並協助進行審稿,惟文責由譯者自負。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