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綿不盡

林宜平／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綿綿不盡」常用來形容細雨、情意與相思，也適合用來形容石綿的物理特性，以及因為石綿引起的職業病。雨夜閱讀《致命粉塵》，感觸良多，也想起我與石綿的幾次近身接觸。

第一次見到石綿，是我的童年，在1960年代的竹山。台灣的鄉下到處可以見到石綿瓦，後院倉庫的屋頂，鄰居的車棚，雨水打在波浪狀的石綿瓦上，是我童年記憶中美麗的聲音與影像。

再次見到石綿，是兒女的童年，在1990年代的美東。我們剛搬到波士頓近郊的小鎮，兒女就讀的小學為了除去在建築物絕緣材料中的石綿，師生暫時遷校，整整大半年，古色古香的紅磚建築物層層密閉，只見全副武裝，帶著防毒面具的工作人員進出。在我兒女童年記憶裡的石綿，是令人驚恐的。

第三次見到石綿，我剛取得公共衛生的博士學位，在2000年代的日本。我與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及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同事，組團到北九州產業醫科大學學術交流，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環境與職業醫學學者，一系列有關石綿健康危害的研究。茶餘飯後，台灣學者最憂心的，就是台灣的石綿問題，這顆對環境與職業健康有重大影響的「未爆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發。

圖片源於〈用爽身粉 婦癌逝 美判嬌生賠24億〉

第四次見到石綿，是去年（2016）二月，報紙的頭版頭條「爽身粉致癌美判嬌生賠二十四億」。那天一早，我接到父親的電話，劈頭就問：「你看到報紙了嗎？」我的母親1998年因為卵巢癌過世，她是嬌生爽身粉的長年愛用者，數十年如一日。尋找致癌原因，是所有癌症患者與家屬，午夜夢迴，想過千百次的問題。

那年媽媽在彰化女中「老三甲」的同學，有三個人幾乎同時罹患卵巢癌。爽身粉中的滑石粉含有石綿，以及爽身粉與卵巢癌的相關，是我進入公衛領域後，在流行病學期刊上讀到的。在我兒女的嬰兒期，爽身粉都以玉米粉取代滑石粉，但是早期含有滑石粉的「嬰兒爽身粉」，如雪花般灑在嬰幼兒與婦女的私密部位，我實在不敢想像，這對婦女健康的危害有多大。

最近一次見到石綿，也是在去年，年底有幾位日本石綿律師與民間團體組團來台灣，參加「台日公害訴訟與疫學因果關係工作坊」，與台灣的RCA、中石化與六輕訴訟案的律師團、學者與民間團體經驗交流，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職安連線）也舉辦工作坊，從日本石綿訴訟看台灣的石綿疾病。日本的石綿問題，從研究到訴訟，走了一段很長的路，台灣呢？勞工團體、公衛學者、律師更加憂心了。

台日公害訴訟與疫學因果關係工作坊，圖片源於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台大公衛學院的鄭雅文教授，近年調查及研究台灣石綿的職業健康危害，並且不時透過職安連線、勞工陣線與受害者家屬等，一起召開記者會，籲請政府相關部門重視石綿職業疾病的預防與補償，製作「石綿危害」宣傳手冊，也拍攝紀錄片「看不見的石綿危機」。接到《致命粉塵：石綿疾病，工業發展史中的職業病風暴》，看到雅文收集及整理與多位學者的合作成果，更覺感動。

這本書從石綿的特性、開採與使用的歷史講起，討論石綿疾病的科學論戰與政治角力，簡介台灣的石綿疾病，描述石綿疾病罹患者的經歷，最後討論石綿管制、職業病的發現，以及石綿公害訴訟與補償的國際經驗。全書從日本的「久保田震撼」談起，在詳細描述台灣石綿疾病的現況後，又討論日本、法國、義大利、德國、南韓、香港的職災補償制度，最後以「啟發與行動」總結，對台灣石綿危害的政策改革方向，以及社會參與機制等，都有具體的建議。

台灣的石綿疾病長期隱而不見，而女性的石綿疾病更是難發現與得到職業病補償。雖然在1980年代王榮德教授在石綿紡織廠拍攝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石綿暴露者的身影，但是這本書的第四章，收集十六位罹病者的經歷，卻只有兩位女性。這兩位女性（編號一的阿月，與編號十六的文娟），與其他十四位受訪者一樣，職業病的認定狀況，不是「無意願」就是「未申請」。

詳細看她們兩位的職業與石綿暴露，發現罹患肺腺癌與惡性間皮瘤的阿月，當過建築業的臨時工，在工地現場負責將石綿纖維倒入馬達攪拌機，並且協助其他工人將石綿水泥噴在大樓鋼管上，確定有石綿暴露，後來在住家附近的麵攤洗碗，也與先生一起賣仙草冰。阿月在2015年過世前，家屬沒時間與人力申請職業病鑑定。而罹患肝癌與肺癌的文娟，1978年曾經在RCA電子廠當實習生，半工半讀，高職畢業後曾經在紡織廠、電線電纜廠、纖維工廠與成衣廠工作，但是每個工作都沒有做很久，二十四歲結婚後，在家協助經營建材行，生活環境有粉塵暴露，住家屋頂也使用石綿瓦，確定有石綿暴露。不過職業病醫師初步評估，認為文娟的肝癌與肺癌，與RCA的有機溶劑暴露較無關，長期暴露石綿可能是主要的致癌因素，但是除了工作暴露，又有居家環境的石綿暴露，通過勞保局職業病認定的機率不高。

我長年關注女性勞工的健康議題，清楚知道，阿月與文娟的工作經歷並不是特例，而是常態。台灣勞工的職業病認定有如冰山一角，而台灣女性勞工的職業病更是深深隱藏在冰山下。相較於男性勞工（特別是歐美與日本等國），台灣的女性勞工，經常短期、非全職工作，暴露資料不完整，無論做流行病學研究，或是申請職業病補償，甚至參與訴訟求償，都更加不容易。

除了職業暴露，石綿的健康危害，還可能來自無所不在環境暴露。網路上幾張早期石綿業者的廣告，看了令人不寒而慄。一張以美國紐約的世貿大樓為背景，強調石綿是高樓必備的建築材料。2001年世貿雙塔化做灰燼，周遭環境會有多少石綿暴露？我查閱2016年的媒體報導得知，「紐約五十萬人吸致命毒塵，唐人街串聯求償」，看來在九一一的十五年之後，遺害還沒有結束。另外一張石綿業者的廣告，則是香菸濾嘴、石綿浪板、石綿噴漆與石綿襯裡的熨斗。

想起我與石綿的幾次相遇，在老舊建築物與消費產品中，不知道還有多少石綿纖維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游移。石綿的危害綿綿無盡，稱之為「工業發展史上規模最大的職業與環境健康危害」，並不為過，你我都可能是潛在的受害者。《致命粉塵》喚醒大家的危機意識，是現代公民必讀的好書。

本文由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林宜平教授與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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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隨筆：「全球化的自閉症」研討會參訪紀錄

作者：賴品妤

疾病、知識、技術在「全球化」當紅的時代好似可以有個環球之旅，以知識的真理價值扎根於地方，讓在地可以跟隨、仿效標的，直接實踐真理的內容。然而地球上本有高山與凹谷，實際上「全球化」的時代並非如此輕易又單向，知識也可能在進入不同地方的旅途時產生變形，以符合當地的需求和理解方式。這些細微又鮮明的改變，很多時候被忽略，但卻是能反映出的是當地的價值觀以及社會政治情境的鏡子，提供後人借鏡了解知識與社會的互動。以「自閉症」的案例來說，該如何解釋全球疾病流行率上升的情況？流行病學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視人文科學面的考察。今年舉辦在英國倫敦瑪麗皇后分校（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研討會以「全球化的自閉症」（The Globalization of Autism）為主題，邀請不同國家的人文科學研究者分享各自的研究，讓各地的知識經驗的能見度能更高，甚至串起各地的研究網絡，一同討論全球化浪潮下的自閉症議題。

2017年04月19日，筆者搭乘飛機前往英國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分校參加研討會：「全球化的自閉症：歷史、社會與人類學的反思」（The Globalization of Autism: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研討會共計兩天，從04月20到04月21日。第一天便有令人深刻的報告，例如第一個場次中，法國精神科醫師Mathias Winter報告的主題為：Is France Late on Autism? Clin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take of a Local Resistance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講者提到發生在法國的「自閉症之役」（Autism War）──家長與當地的兒童精神科醫師爭論著自閉症的概念內容以及治療方法。其中，家長抗議者主張法國的精神醫學深受精神分析的影響，嚴重的耽誤法國引進恰當、正確的自閉症知識，影響到孩子的權益；法國精神科醫師甚至被指控是刻意忽略國際上對自閉症的醫學討論。Winter以人類學的觀察指出，法國社會確實對以行為改變技術為代表的自閉症治療觀有一定的抗拒，但這和法國的兒童文化以及醫療觀念息息相關，不全然代表是「延誤」，而是在看似全球化的自閉症之架構下，發展出另一種觀看自閉症的方式。這部分可以和台灣的情況做比較。試問，台灣的兒童精神醫學與家長之間的衝突在哪？台灣過去對於兒童有「大雞晚啼」的想像，又為何台灣在接受自閉症之概念的路程上，好似沒有如此強烈的衝突發生？如果能夠回答這些問題，相信對於書寫自閉症在台灣的歷史格外有貢獻。

法國精神科醫師Mathias Winter提到發生在法國的Autism War時的投影片之一。

晚上主辦單位請來了Steve Silberman進行演講。Silberman的專書《Neurotribes: The Legacy of Autism and the Future of Neurodiversity》曾以報導文學的方式拿下 Samuel Johnson 獎。在這次的演講中，Silberman強調自閉症的孩子因為其特性容易被看作智能障礙、情緒障礙、神經病、喑啞聾等。過往社會普遍不重視他們的思想、他們的世界觀，直接將這些孩子判做「劣等」。然而，如果細緻觀察他們的行為，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與時間，並且在家長以及相關團體的協助之下，憑藉著當代科技社會的特性，自閉症孩子也能以己身的努力開闊出一條道路。因此，在了解自閉症時，除了檢視目前的情況，也必須反省過往的歷史事件如何發生，例如德國納粹、教養不當的框架、生醫實驗與懷疑。人們不能忘記這些錯誤，才能避免在當代重蹈覆轍。Silberman的演講提醒人們在「異樣」的大框架之下，容易輕忽不同的思考邏輯發展的可能，限縮了主流社會以外的更多可能。

筆者的報告被安排在04月21日International Networks and National Responses的場次，這個場次的報告者另外還有研究法國案例的學者Professor Jonathyne Briggs討論國際的治療概念與法國當地的互動，以及兩位研究者Dr. Thomas Jammet和Dr. Audrey Linder分享在瑞士的自閉症研究中專業與專技之間的角力的。筆者的報告主要呈現自閉症在台灣的歷史發展與文化介紹，提點出在地特色，與西方國家的案例做出比較，並進一步解釋不同的國家因不同社會背景下，如何在共同的科學議題上（自閉症與兒童精神分裂症的差異）有不同解決爭議的方式。在問答討論時，聽眾主要詢問自閉症於國內的定位、成人自閉症的議題、大眾理解程度。整場報告與問答熱烈，聆聽到不同國家的自閉症脈絡與社會觀感。此外，在茶敘時間不少國外學者前來表示對台灣的兒童教養文化感到好奇（更仔細問大雞晚啼的意思），也對「自閉」之於日常的意義與臨床醫學意義如何不同表示興趣（「她在耍自閉」VS「診斷為自閉症」）。更有法國學者以韓國的歷史案例，討論東亞社會在自閉症認識上其中的相似與不同。這些都令筆者受益良多。

筆者報告時的照片，主題為「台灣的自閉症歷史1970-1990」

筆者的下一場報告也十分有趣，討論自閉症在非洲以及印尼的困境。非洲與印尼不同於西方國家與台灣的發展，當地對自閉症的認識是更晚近的事情。不論是對於自閉症的大眾認識或是就學與權利問題，都還需要當地政府或是國際NGO投入資源。除了資源的困境外，如何讓「自閉症」的觀念進入當地、如何設計合適的特殊教育、並且在關懷自閉症孩子同時該如何小心處理當地對疾病的汙名化、或是對宗教上的衝突？這些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後進國必須面對的挑戰。從這些案例與對話中可以注意到，所謂「全球化的自閉症」是否存在必須先被質疑。如果太快的將近年來各地統計自閉症數據上升的現象化約為全球化的趨勢，容易忽略政經弱勢的國家的情況與困境。也可以說，如果「全球化的自閉症」真的存在，當全球與在地相遇時，不見得是毫無限制、暢通無礙地直接傳播。當地既有的物質條件、疾病觀、精神觀、兒童觀、教育觀、或是文化宗教觀，有無可能在原有的土地上長出與西方國家對自閉症的相同認識，尚且是個必須被深入探索的問題。

「在地挑戰」的討論，由Iona College的Dr. Amanda Martinage（左一）以及Open University的Ilona Roth（右一）說明非洲的情況，並由一名就讀King College的研究生Nabila Puspakesuma（中間）分享印尼目前的處境。

綜合筆者這次在會議上的見聞與交流，可以發現自閉症在歷史、人類學、社會學上的趨勢。在歐洲國家，西歐（如英國、法國）的研究偏好整理出回顧性的歷史、北歐國家（如丹麥、比利時）以當地NGO發展、實作為討論。非洲、南亞等國家，則以目前的困境出發，試圖找出發生了什麼、衝突為何？以解決當地目前不重視自閉症的問題。這次的研討會面向十分豐富，看到來自不同國家對自閉症議題的關懷，有的以民族誌式的觀察提出反省與建議，有的藉由文獻、訪談梳理出歷史的蜿蜒與轉折。藉由這次的研討會，有利於提醒研究者一起注意到問題的複雜與異同，反省在全球化的浪襲之下，在地所受的影響為何？如果沒有「在地」的概念，「全球化」僅僅流於口號，無法確切檢視與解釋目前兒童精神醫學的趨勢與支流。因此，在這次的經驗中，不僅讓筆者大開眼界，也從不同國家在自閉症領域上得到豐富的收穫。

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傅大為老師的鼓勵與指導讓筆者有機會參與這次的國際研討會。也謝謝所上的王文基老師、陳嘉新老師、秦先玉老師、人文與社會中心洪紹洋老師的協助，讓筆者得以無後顧之憂地享受這次的出訪。

作者簡介：賴品妤，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研究生。想當貓也想當狗。拒絕用任何人生格言來展望人生，只有「論文記得存檔」能為懶散的生活帶來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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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鄭作彧（中國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副教授）

到目前為止我寫過不少以「速度」為主題的社會學論文，包括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也算是在這塊領域耕耘很久的社會學家之一。雖然和社會速度研究已經是「老夫老妻」了，但我一直記得第一次碰觸到社會速度研究，是碩士班一年級的寒假，讀到中國學者謝立中翻譯的瑞澤爾(George Ritzer)的《後現代社會理論》當中，介紹法國文化理論家維希留(Paul Virilio)的速度理論的那短短幾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速度」原來可以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主題。

                                                                Paul Virilio，圖檔源於此

短短幾頁的介紹當然不能滿足我的好奇心，所以之後我又把維希留的中譯、英譯著作全找出來讀了一番(因為不懂法文，所以只好讀譯本…囧)。維希留的理論基本命題是，自從人類為了不被動物吃掉而跑給動物追開始，人類的歷史就與速度就有分不開的關係了。到了近代，光電傳輸科技的發明，讓人類開始掌握了快至光速的速度、消弭了時間間隔，更是讓人類的生活進入到一個時間被大幅壓縮、生活被無限快轉的境界。對我來說，這真是非常有創意的說法。雖然維希留的著作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而且文筆實在非常晦澀難懂，但對當時相當中二的我來說，越是讀不懂的理論就越覺得酷斃了。加上那時候全臺灣從社會學的觀點對速度進行理論研究乃至於經驗研究的論文還非常少，我夢想著要是能做出些名堂，那就是學界開路先鋒之一，更酷。因此速度就成為我碩士論文的主題。

我的碩士論文是去研究，進行SNG現場連線播報的記者，在面對快到毫無時間間隔的即時性時，如何報導新聞。當時(其實到現在狀況依然沒有太多改變)，幾乎所有的社會速度研究，都將速度的肇因、乃至於本質指向科技發展，而且那時候我信奉著維希留的理論，因此自然相信即時傳播科技消滅了時間，使得記者和觀眾必然已經不再有任何思考能力，只能目瞪口呆且無能為力地被即時傳輸的新聞事件侵襲。所以我想探討記者如何面對這種科技速度所造成的困境。

然而就在我透過參與觀察等研究方法跟著幾家電視台的SNG車跑了幾個禮拜的現場連線新聞之後(我還記得當時我最喜歡跟的是娛樂新聞，尤其是歌手或電影的發片記者會。除了可以看到藝人，現場還有不少招待記者的美食和小禮物，有吃擱有抓，超爽der)，原本的研究假設卻整個被推翻掉。

我在研究之後瞭解到，現場連線新聞之所以重要，很大的原因之一是它表現出一家新聞台掌握第一手最新消息的能力。但單單就記者在報導新聞，是無法讓觀眾知道這則新聞是現場連線的。因此新聞台必須透過各種方式，比方在新聞畫面上打上「Live」的字樣，現場記者和棚內主播假裝在互動(事實上絕大多數情況下兩者並沒有真的互動，而是在導播的指揮下「演出」互動的樣子)等等，才能讓一則新聞看起來像是一則現場直播的新聞。更甚者，即便這則新聞可能根本是事先預錄好的，但只要記者或主播「演得好」，並且新聞畫面上佈滿一則現場直播該有的符號要素(比方文字、時間等等)，那麼這則早已在事前已經預錄好的新聞也可以看起來跟一則現場連線的即時新聞毫無分別，讓觀眾無法察覺到這則新聞是預錄好的畫面，還以為在觀看的是現場直播。尤其是颱風天在災區的現場連線報導，由於天候關係SNG傳輸條件常常很不穩定，無法保證需要直播的時候現場記者真的可以連上線，但當新聞台又必須展現他們有派出記者在現場最快、最第一手地採訪新聞時，這種「把事前預錄的新聞假裝成現場連線報導」的假連線新聞就格外常出現。所以實際上，科技的即時傳輸速度不一定會困擾著記者；相反的，記者常常必須想辦法構築出有科技以極高的速度在傳遞資訊的感覺，即便科技根本沒有在即時地傳輸訊息。

也就是說，有一種情況是，並非科技的速度制約了人類的實踐，而是人類的實踐建構出了科技的速度。

這個研究結果讓我驚覺到，把「現代社會生活在各方各面都讓人感覺到速度的增加」這件事跟「科技」直接連結在一起，尤其是把科技當作社會加速的原因，是一個多麼膚淺、不符合現實的想法。這徹底打破了我對維希留的信仰，甚至讓我再也不相信所有任何把科技跟速度直接連結在一起的討論。

不過，就像所有其他碩士論文一樣，我那本研究也同樣在我畢業之後埋沒在國圖的一個小角落、乏人問津。長久以來，國內外(尤其是英語學界)速度研究的起手式多半還是討論加速科技如何消弭時空、改變了人類生活，並且將之視作需要批判以對的社會問題。而解決之道呢，則多半是這幾年間越來越紅的「慢活運動」。可是不管大家怎麼批判加速科技，總之我對這套路數是不信了。至於慢活運動在我看來，就是小資在自我安慰的小確幸，我實在不覺得這是什麼解決加速社會問題的有意義的好方法。種種這些原因，因此我對於英語學界的社會速度研究或什麼慢活運動的叢書，一直感到興致索然。

但是這本《縮時社會》卻是少數讓我覺得提起興致的例外。

《縮時社會》是英語學界少數反對科技決定論的社會速度研究著作。然而與一般同樣反對科技決定論的著作或倡導「慢活運動」的書籍不同，這本書的作者威吉曼並沒有因此就把「科技」這個面向完全棄之不顧。此外，威吉曼與當代絕大多數這方面的論文或著作不同之處還在於，她並沒有對社會加速給出好或不好的道德判斷(所以她對慢活運動也沒有抱持著支持或反對的態度)。也就是說，這本書比過往絕大多數的文章都更加樸實且中肯地面對各種實際的社會速度現象。威吉曼提供了許多研究證據，指出現代人生活的快慢不能無視於科技來討論，但科技在當中僅是要素之一，不是唯一原因、當然也不是絕對的後果。而且也給出了很多證據證明速度有好有壞，不能一味讚揚或批判生活過快或過慢。不論是社會學家、還是一般大眾，在這本書當中都必然可以得到很多從以往的書籍當中難以得到的啟發。

當然這本書也不是沒有缺點。對於一般大眾來說，這本書可能太學術了一點，很難在完全不具備社會學知識的背景下完全搞懂威吉曼到底在說什麼。而且一般人讀書就是要得到一些生活方向，但這本刻意不給出好壞判斷的書卻偏偏可能讓人越讀越不知所以。而對於專業社會學家來說，這本書可能又太淺了一點。但缺點也可以是優點。一般大眾可以從這本書清楚知道，「生活忙忙碌碌」這件事在今天已經是很重要的社會科學研究主題，沒讀點有些深度的書(比方這本《縮時社會》)還真沒法隨便說出什麼有內涵的看法。社會科學家也可以以此書當作參考，知道這方面的研究可以怎麼樣更科普地面對大眾，而不是像維希留那樣老用文句不通的文筆拐騙文青。

當然，如何讀出這本書的優點，也必須有賴於各位讀者用自己的步調、用自己的速度，好好細細品嚐這本很有意思的著作。

                                                                           本文由新樂園出版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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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STS所專題演講系列場記］為什麼紙盤推不動？

作者：黃獻緯

 2017年5月5日，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有幸邀請台大社會系的簡妤儒老師講解他所關懷的禽蛋產銷結構與塑膠蛋箱、圍網等技術物相關議題，演講題目為「塑膠蛋箱的用與禁—產銷結構與技術物政治性」。

 本次老師所要對話的對象為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領域的幾個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ANT）及社會世界理論（Social Worlds Theory）。精彩的理論對話總需基於精實的經驗資料。故事是這樣的……

 當2016年12月24日禽蛋一次性包材正式上路，各式輿論擁至，其中不乏陰謀論。事實上這個政策在2014年就已通過，經民代抗議後，給予業者兩年緩衝期，這兩年中，農委會以印製有QR code的溯源貼紙替代，並標出一箱箱的雞蛋出於何蛋場。但實際情形卻是一個箱子上往往貼有許多張溯源貼紙，因而必須從標示的日期來判定蛋箱最新的來源處。對於業者而言，不管是拿掉貼紙或是清洗蛋箱都需要耗費一道步驟，所以業者多半省略掉這些事。

圖片來源

 簡妤儒老師的研究將紙蛋盤以及防鳥圍網視為是「無法登場」或「快速退場」的技術物。她從2004年到2016年的時間軸，說明期間發生了許多有關禽流感爆發及防疫措施等事件，因而鋪排出一個主要的問題：為什麼紙蛋盤、圍網等防疫措施無法生根呢？這些科技物已經是相對簡單的科技，具備小規模、便宜的特點而相對容易在現場維護，可以說是一種適當科技，且加上台灣農戶不太有能力投入高成本防疫設備，因此圍網與蛋盤已經是農委會面對防疫措施的最後妥協。

    簡妤儒老師認為「產銷結構」是故事的關鍵，其中經濟、法律、政治等制度性因素亦占有重要的影響份量，因此需要從產銷結構的形塑理解行動者的互動和權力關係。他所使用的概念是Garrett Hardin公共財的悲劇及Langdon Winner技術物的政治性。先從慣行技術物來談起，技術物塑膠蛋箱與台灣禽蛋產業30年來的運作及「包銷制」息息相關，可以視為容器「標準化」的歷程。從一開始所使用的竹籃到裝魚的木箱。然而，木箱因受潮後會變重，在以秤重計算價格的禽蛋業容易造成交易紛爭，再加上當時隨著鐵路轉為高速公路的交通運輸方式改變，最後轉變為使用塑膠蛋箱運輸。在技術物與人的配置下形成的包銷制度，也就是產業的分工形成之後，塑膠蛋箱的地位就更為牢固了。在包銷制中，盤商不分雞蛋大小、不論雞蛋品質，全數收購，收購價為報紙刊登之統一價格（由握有市場供需狀況資訊蛋商來制定價格）。在塑膠蛋箱所有權歸於蛋商，使用權屬於蛋場的流動性下，於是在蛋場與下游(蛋商、蛋農、盤商、運輸業者、零售業者…等)之間流通的塑膠蛋箱變得具有曖昧性，到底屬於誰的？且當蛋箱髒了，經手的使用者們誰也不願多花一個工夫與時間清洗塑膠蛋箱，這就是發生在塑膠蛋箱上擬公共財的悲歌。

 有人或許會疑惑蛋雞如此，那麼，肉雞產業方面又是如何？簡妤儒老師從產業型態切入，指出白肉雞有外國進口對手的壓力，養殖方式多以一條龍的企業主導，雞農為賺取微薄的「代工費」，在意的是如何提高育成率，且飼養規模越大越好，且由於白肉雞品種上脆弱必須在封閉系統裡養。相對地，蛋雞則因為包銷制度影響，不管以何種方式飼養，雞蛋價格都相同，因此，蛋農會希望投入的成本越少越好，使得蛋雞多為開放式飼養。因此，產銷方式會決定禽農業者如何飼養。當禽流感病毒變異後，開放式養殖即被指認有問題，從這裡可以看出慣行科技物和產業結構分化息息相關，慣行科技物後來被定義為防疫漏洞，慣行科技的風險不只是物本質，也是社會性的。農委會後來搭配新技術物─圍網─的「10億圍網」政策失敗，亦是受到成本的考量、圍網不符合雞鴨生理、圍網破壞禽場生態、圍網需要不斷清潔與修補……等因素導致，可見圍網並不符合家禽產業盡量壓低成本的經營邏輯。

 農委會所推行的紙蛋盤的成效呢？農民們仍然考量經濟成本因素，且相應的設備，如：運輸台車，也得因紙蛋盤更改設計，對身為使用者的蛋商與運輸商來說，搬運工作效能會降低；相對地，蛋農則是得增加人力與時間，也面臨了工作效能降低和紙蛋盤的成本增加的問題。然而，消費者買不買單又是個問題。改變的效益看不到，而物也不好使用，從這樣可以看到產業結構的分化會影響著行動者的投資理性以及每個行業對投資和收益的分配計算。

 回到理論層次，簡妤儒老師分別與行動者網絡理論及社會世界理論再次對話。他認為ANT比較少解釋網絡中人與人的權力關係，以及人與物的互動如何受到制度的影響。而社會世界理論則較少解釋行動者的有限能動性，也就是簡妤儒老師想要描繪的為何行動者的行動能力如何被框架在特定的互動結構中。因此她覺得科學的新政治社會學（The New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NPSS）較能看見權力如何展現在行動者彼此之間及技術物的運作上，權力是深植在制度、政治經濟的結構當中。

 最後如何將此研究回饋到政策上？首先，得先瞭解到防疫雖是具有公共性的，但往往與逐利的市場邏輯不相容。再者，政府的多重責任也導致尷尬立場，即一方面要防疫，但同時又常宣稱尊重市場機制。而在這故事中有一群模糊的行動者是消費者，由於防疫成本與商品價格無關，以消費者角度而言，價低才是消費首選，無形中導致了量產與薄利多銷的市場生產型態，也這反映了社會集體的選擇。因此，簡老師認為，防疫政策的下一步應該正視規模化的生產方式所帶來的風險，以及正視產業結構和法律制度的影響，透過法規、市場或技術等機制打破結構性困境，發展出落實防疫需求的禽產業運作方式。

 到了Q&A時間，陽明科社所的楊弘任老師回應與提問一組精彩的問題。楊老師從經驗層次發問：為何稱塑膠蛋箱為慣行科技物，它真的這麼壞嗎？或許塑膠蛋箱經過適當的聯盟後就能成為好的科技物。延續著問下去，由於簡妤儒老師所對話的是初期Michel Callon的ANT，物會被誤讀為有主動的意志，但之後ANT已經將此校正回來了，物的關係是在與人或非人的連結之中產生的。後期Madeleine Akrich處理物的被腳本化之後，也需要經歷對物的特性進行重新界定[註一]。而ANT很早就講到，物的特性不是本質的，社會也不是本質的。簡妤儒老師處理上選擇社會跟結構是一個本質，因此處理權力，會從制度性安排裡的權力探討。可是ANT比較想講轉譯，轉譯過程可以用物質機制，用強力，用誘惑，用說服，用各種方式，可是必須說明重新安排組裝關係到什麼狀態，才能使對方跟過來，改變興趣。

 簡妤儒老師回應道：農委會事實上做了很多事要改變塑膠蛋箱特性，如：設置沖洗站，但需花費人力、油料等成本。於是協請中興大學團隊研發清洗蛋箱機器，但因為蛋農不認為需要這樣做因而失敗，另外提出薰蒸消毒方式，然而，薰蒸也因為要多一道手續而不被接受。在這麼多的改善措施下，為什麼大家都不理會農委會？在各式各樣的方法下想要改變物，但卻沒有辦法被改變，因此顯示物的特性難以被改變。老師不認為風險是本質的，但想強調物或行動者看似難以被撼動的這個經驗現象；只要有人願意洗，可是雞蛋產業裡有人如此固著於利益，包銷制本身使得很多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難以被改變。

 簡妤儒老師的演講發人深省，大家也可以一同從生活中的種種物品來思考背後一群與其相關的人，或許可以看見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依著另一種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運行著。另外，之後還會有更多陽明專題演講的場記，以及科技與社會的有趣文章，歡迎大家隨時關注STS多重奏。

    [註一]楊弘任老師對ANT物的能動性進一步解釋。早期的Michel Callon的ANT對物的能動性，一般而言會被誤讀成物有主動的意志或者以意志、意識來決定物的能動性。這個很快在ANT內部就已經校正回來了，雙向的校正，一是說：物的能動性是在它的關係中，人跟非人連結的關係中被界定，以此物才有能動性。白話的說法是，在某一個物能出現或不能出現的過程你把物拿掉會怎麼樣。以簡妤儒老師的故事，把蛋盤拿掉會怎麼樣。另一個Callon扇貝的文章處理比較精彩的點是，如果大家那麼相信有人跳出來就說我是科學家，我就代表所有的人，我可以發表說這是海洋漁業科學這代表事實，而那些漁民代表就那些事實。所以Callon同步比喻，扇貝可以附在集貝網上就是一種代表，那如果你對扇貝這一件事覺得有一點荒謬，那請你想一下前面那兩者，所謂我們認定事實是怎麼一回事。這是Michel Callon扇貝的文章比較長遠的部分。而中晚期ANT也處理失敗的科技物，可是中間其實已經設想到一個技術社會網絡已經形成的時候，研究者一定要先敲定主要轉譯者是誰。以Callon著名的法國電動車失敗為例，在這個課題中轉譯者可以是法國電力公司，也可以把轉譯者設想在雷諾汽車，可是如果關鍵性出不來，聯盟出不來的時候，Callon說他會選擇在眾多可能的敘事情節裡面的其中一組，讓那個物的特質比較彰顯出來。

作者介紹：

    黃獻緯，陽明大學STS所研究生，目前研究聚焦於台灣咖啡生產中的知識、技術與物。

    本文感謝講者簡妤儒老師、主持人陳嘉新老師、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楊弘任老師以及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吳柏瑢、王子銨同學給予寫作上的建議及校對，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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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與空氣泵浦》導讀︰顯而易見 (下)

                                                                         王文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知識確定性的歷史

本書的目的在於鋪陳兩種論述樣式與生活形式各自具有的性質，以及兩者之間的差異。一如作者在結論處所言，書中並沒有問「為什麼最後波以耳贏了」這類的問題。在一六六○年代初期，霍布斯與波以耳雙方的生產知識的綱領都可能成功。作者的關切點在於將問題複雜化、去熟悉化，而非便利地根據當下的標準判定對錯。不過兩人利用法國科學研究者拉圖（Bruno Latour）的論點，約略提及實驗社群高度動員的能力：「結交的盟友最多、與之結盟者也最有力的人，就會取勝」。實驗自然哲學家在後復辟文化中製造需要，將自己的關切轉換成社會上其他成員的關切。他們宣稱，任何人想要解決自然界或人世中的種種問題，都可以從實驗社群這個理想政體中找到答案。接著兩位作者關於爭議如何結束的討論嘎然而止。退一步想，若真要循著作者的思路解釋波以耳最後為何勝利，或許必須再將本書討論的範圍延長，分析之後的數十年或數百年之間實驗的生活形式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逐漸被挪用、修正、適應的整個動力過程。不過，整個圖像的描繪需要更多、更細緻的個案研究方才可能。

                                               惠更斯展示於巴黎皇家科學院(一六六八年五月)的氣泵設計。(愛丁堡大學圖書館藏)

藉由幾位學者對「事實」歷史的研究，我們或許可嘗試回答實驗樣式如何獲得正當性與權威性的問題。這個相對而言較新的自然哲學樣式雖然以倫敦的皇家學會為中心，但並非僅侷限於英格蘭。科學史家狄邇（Peter Dear）指出，皇家學會的成員並非發明了「事實」，而是利用它來達到特殊目的。在當時的歐陸，也有其他類似的科學團體與耶穌會的自然哲學家們環繞著實驗與事實運作。在此之前，「知識確定性」大多來自於對權威性文本（特別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立基於日常經驗的普遍性宣稱）的評論與註釋，而後逐漸被在特殊時空下生產的個人經驗的見證與記錄所取代。換言之，波以耳等人與事實的關係必須放在「知識確定性」典範上的轉變這個更大的脈絡下來理解，而非僅涉及他們的高度動員能力或三種技術的巧妙運用。

此外，「事實」的生命史也是學者夏琵若（Barbara Shapiro）關注的焦點。不過與其他學者相較，她分析的範圍更廣。她指出，「事實」的概念最先來自於現代早期的法律領域。在英國的習慣法中，「事實問題」（matters of fact）由陪審團確定，而「法律問題」（matters of law）由專業的法官負責。陪審團必須透過文件記載或目擊者的證詞確認特定的人類行為或涉及人類的「事件」（例如謀殺、搶劫、叛國等）的真偽。「法律脈絡下的『事實』因此並非指已被證實的真理，而是某一據稱存在的行為，而其是否發生仍有爭議」。這些在法律領域中所討論的與事實相關的特徵（如真確、親眼見證、公正不偏）之後產生影響，形塑了其他的學科與領域的知識形式，其中包括歷史、遊記、方志，乃至於博物學與神學等。到了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事實」的概念與重要性藉由不同管道已經被普遍接受，成為英格蘭思想的一部份。而正是在這一整個「事實的文化」中，實驗自然哲學家的所作所為才獲得正當性。夏琵若便以此質疑事實的概念是否真如謝平與夏佛所言與紳士的特殊身分緊密相關。

與上述兩位學者相近的觀點，也可以在研究怪物、珍奇、奇聞異事的科學史家達思頓（Lorraine Daston）的著作中發現。她指出，培根式的事實之所以在十七世紀取得認識論上的勝利，在於為學界解決充滿理論上莫衷一是、各自為政的窘境。此種（至少在原則上）強調謙沖溫雅之道，以平和討論而非教條主義者間的激辯來達成共識的團體，早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法國、義大利與日耳曼地區便已存在。達思頓也以此鋪陳「客觀性」在當時的特殊含意：價值中立、不可知論的要求訴諸的是理論，而非國別、階級。

空間的政治解剖學

雖然謝平與夏佛以一六六○年代初期的英格蘭為討論的焦點，但本書並非單純的歷史研究，或兩人所自謙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操練」。《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的寓意在促使包括科學家在內的讀者認識一般自然知識生產的過程，以及科學家的行為，進而反思甚或置疑當前不證自明的景況。為達到這個目的，作者運用了相當多的分析策略，之前提到的書面技術、物質技術以及社會技術便是其中極為明顯的例子。除此之外，本書中反覆出現的「空間」與「地圖學」的隱喻也十分重要。

克勞德‧裴侯(Claude Perrault)，《動物自然史記事》。惠更斯修改過的氣泵在圖左。畫面是一六七一年路易十四國王(中)與寇貝爾(右)造訪科學院的想像圖。(劍橋大學圖書館藏)

空間的隱喻至少在兩個層次上操作。首先，是自然知識的「在地性」（locality）或「所在性」（situatedness）。雖然兩人於此處關於空間、知識與權力三者關連性的論述不如法國思想家傅柯般有系統，但是類似傅柯以深植於實際「空間」中知識與權力的相互扣連，來取代「時間」所象徵的連續性與抽象的意識進程的手法，在書中處處隱約可見。對傅柯而言，知識一如人類的歷史，並非依循既定的內在邏輯有機地發展，一再地自我否證、超越、純化。傅柯的研究綱領在於紀錄權力的軌跡，而「論述」所鋪陳出的路徑正是他得以將權力結構體拆解的著力點。跳脫純粹對理論等人類認知產物（譬如孔恩所謂的「科學教科書」）的爬梳，反之致力於描述自然知識實際生產的空間，分析相關人員的實作與社群中的各種成規，釐清知識、儀器與人員得以流動的「強健社會網絡」（socially robust network），也成為謝平、夏佛以及其他科學史學者批判本質論的實際表現。環繞著空間意象的歷史與社會學研究因此成為利器，剖析科學知識如何經由特定社會行為從「在地」轉變成「普遍」的過程。「地圖已經取代了紀事」。換言之，自然知識不再是孤獨面對真理的個人思維運作下的產物（例如笛卡兒著名的獨自在火爐旁的沈思，「我的身體，這紙，這火……」）。反之，自然知識的所謂「客觀性」或「普遍性」是各種社會組織的方式（本書中所謂的「技術」）在實際空間中運作下的結果。「不證自明伴隨著從私密到公眾、沈思到名聲的轉變而來」。

其次是「劃界」或「疆界分割」（boundary-work）的問題。書名中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的並置同時也點出，在我們這個科學已成為強勢論述的時代中，「社會」與「自然」這兩個領域之間存在著相當的鴻溝。對本書作者而言，如今科學家自成排他性極強的團體，獨自為自然界代言。相較之下，社會一般大眾只能被動地收受、認可、同意或支持科學家的詮釋與決定。這種科學家與大眾的區隔、自然與社會的二分，實際上是十七世紀的自然哲學家與之後的科學家劃界的結果。謝平在其他地方也提到，「科學」與「公眾」這兩個範疇並非「當然」、「不可避免」或「與生俱來」；「它們是巨大的歷史成就」。傅柯的空間權力觀也促使謝平與歐弗（Adi Ophir）對這個主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他們引伸出十六、十七世紀以後科學社群、學科、實驗室等地作為「異質空間」（heterotopia）的看法。例如，在強調觀察與實驗的空間中，唯有那些被授權的人才能看到不可見、但卻也同時「顯而易見」之物（「大氣壓力」、「細胞」、「粒子」等）。在一篇自稱為「實驗哲學的『政治解剖學』」研究中，夏佛也提到：「權力的建立意指對空間的管理」。不過，這空間的政治地理技術也不僅只適用於局外人。有限的民主必須放在兩個層次上理解：「我們可將〔行動者的文化疆界〕理解為文化空間中一套被建構及維持住的標記，這讓集體能夠有力地告訴成員他們在哪裡，哪裡可以去，哪裡不可以去，在這地方允許怎樣做事」。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們在傅柯的著作中雖然清楚看到權力實際操作的機制與場域，但無法確定權力的單一來源時，那麼謝平與夏佛在勾勒十七世紀歐洲自然哲學與其儀器傳遞的路程的同時，描繪出的是立場相左的哲學家旗幟鮮明的知識與社會關切。相對於傅柯分析中權力的無名，至少在本書中，不管是主體（不管是個人或是擬人化的社群）的利益與關切，或他們殷切地試圖左右或動員的權力關係，是相當清楚可見的。相形之下較為微觀的「實驗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如何與上一章節中所提的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傅柯所謂的「思想系統史」，甚或是「系譜學」式的分析進行更有建設性的對話，的確值得深入的探究。

對話與劃界的未來

這股夏佛所謂「喪失顯而易見」（the loss of the obvious）的研究取向的確具有強烈破除偶像的味道。然而必須強調的是，揭開與分析自然知識的在地性（包括科學家或自然哲學家的社會、知識與道德關切，科學所具有的國家或地方特性等），以及自然知識生產與流通的過程，並非意圖反科學或詆毀科學家。晚近科學史的這個研究走向目的，在於促使逐漸失去純真的我們以比較切合實際的態度面對目前影響社會甚鉅、且性質日趨複雜的科學活動。

在此脈絡之下，科學的歷史、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者究竟在當今社會中能夠、以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對話的對象為何？是否應該劃界？於何處劃界？如何劃界？如何評估劃界後所產生的社會與文化效應？之後該承擔怎樣的責任？這些生產出的知識與所謂的社會「秩序」之間，又應該具有怎樣的關係？在「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與「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等相關領域急速發展、研究者關切間的差異使得對話越發困難的今天，這些方法論與實際操作層次上的問題很難輕易地一一釐清。二十年前謝平與夏佛在這本如今已成為科學史重要經典之作中的建議或許還是可行：「你可以爭論知識社會學是否可行，或就開始動手做。」

＊ 本文寫作期間先後同陳傳興、周易正、祝平一、雷祥麟、陳瑞麟諸位先生交換意見。文中謬誤及力有未逮之處，自當由作者一人負責。

Shapin, Steven and Simon J. Schaffer著，蔡佩君譯（2006[1985]），《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台北：行人。

                                                                                                                                                       本文由行人出版社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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