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6日

睡眠分析技術與矛盾性失眠(上)─淺論PSG的創建與限制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尹燕哲(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碩士)

失眠的問題,可以說是多數人都經歷過的困擾。短暫的失眠或許還能忍受,但如果成為常態,恐怕對於生活起居與身心狀態造成不小的影響。這時候,失眠民眾可能會開始尋求醫療專家的協助。倘若所在地區的醫療資源與衛教資訊充裕,則有機會接觸到提供多頻睡眠檢查(polysomnography, PSG)的醫學中心或診所。據報導,台灣健保署2019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每年接受睡眠生理檢查的比率以5%成長,且一年有近5萬人次的受檢紀錄,可見睡眠檢查對有睡眠困擾的民眾來說並不罕見。

PSG是當今檢測人體睡眠狀態的重要工具。它由多部位的身體訊號線所組成,包含腦電圖、口鼻呼吸、胸腹起伏感應、心跳、血氧濃度、腿部肌肉等等。典型的檢查流程會請病人在晚上臨睡時間前到檢查室報到,由睡眠技師安裝各種訊號線後,進行徹夜的訊號監測。若有如廁需求、訊號異常或突發狀況,睡眠技師將即時進入檢查室提供協助。一整晚的監測數據,會由技師做初步的判讀,並成為後續醫事人員做出診斷的重要依據。


(圖一)

接上PSG訊號線的受測者/ CC by Clinique Somnomed -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有慢性失眠困擾的民眾,是否能如期接受PSG檢查,並找出背後的原因呢?首先,失眠困擾不僅常見於慢性疼痛的病人身上,也是憂鬱、焦慮症等患者身上普遍的症狀,更是一般身心壓力所導致的常見問題,相關專科醫師可能會先從較明顯或主要的症狀著手。再者,即便睡眠檢查確實能找出干擾睡眠的疾病,像是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obstructive sleep apnea)與不寧腿症候群(restless legs syndrome),但也只有在醫事人員或家屬收集到相關主訴的前提下,患有慢性失眠的民眾才會被進一步安排PSG檢查。2015年,由台灣睡眠醫學學會之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所主筆的《失眠臨床指引》,就明確建議臨床人員:「僅針對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週期性肢體抽動障礙或是診斷仍不確定之失眠患者,才考慮施以此種檢查。惟若失眠患者對於藥物和非藥物治療之反應不佳時,亦可為之。」可見對於普遍民眾的失眠困擾而言,現今專家對於PSG檢查的必要性持保留態度。
       
 不過,精神醫學領域過去曾對睡眠檢查抱持較為正面的看法。在 2000 年,時任臺北市立精神療養院院長的胡維恒醫師便表示「…(睡眠檢查)從成本效益來看,它並不划算,但從精神醫學發展的角度上來看,它卻是不可廢棄的。」 而睡眠檢查儀器所生產的腦波圖像,對於過去的精神科醫師而言,更是突破臨床工作者主觀侷限的客觀存在,尤其體現在它能判斷模稜兩可的睡眠狀態。1970年代,時任台大精神神經科的林克明與洪祖培醫師就表示「『睡─醒』的分野有時候並不易判斷。…而主觀上,有很多人明明看起來睡得很深,過後卻自以為不曾睡著。所以對於睡眠的科學性研究,必須依賴現代化的醫學儀器,以觀測睡眠的種種生理變化。
      
因此,就時常必須診治睡眠困擾的精神醫學領域而言,PSG技術曾有著科學、客觀、現代的形象;時至今日,PSG的臨床實作反而逐漸與一般失眠症的診斷偏離。然而,是什麼樣的因素促成了這樣的轉變?而又是什麼樣的過程,使得PSG形成一種具有客觀性的睡眠分析技術?
        
本文將追溯PSG與「矛盾性失眠症」診斷的歷史,闡述失眠者與PSG檢查之間的糾葛,以及患者、檢驗工具、與診斷知識三者之間的形變,藉以解釋前述的問題。在(上)篇中,將簡要分析睡眠腦波研究的重要報告、標準化守則以及相關辯論;而關於PSG應用於失眠症檢查所引起的諸多爭議,則呈現於(下)篇。

Dement & Kleitman的腦波觀察報告與難題

「睡眠階段」的知識對於稍有修習醫學與心理學知識的人來說應該不陌生。2007年由美國睡眠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AASM)出版的《睡眠與關連事件分類手冊》(The AASM Manual for the Scoring of Sleep and Associated Events),其內容囊括了 PSG 的使用方式,以及睡眠腦波的階段分類判讀(目前最新版本為2020年10月出版的2.6版)。AASM將睡眠的腦波分成五個階段─清醒階段(stage W)、睡眠第一期(stage N1)、第二期(stage N2)、第三期(stage N3)、R階段(stage R)。這五個階段分別由不同的腦波特徵與趨勢組成。而在此手冊出版之前,絕大多數的學者使用的是 1968 年所出版的準則─《人類睡眠階段的術語、技術與分類系統之標準化手冊》(A manual for standardized terminology, techniques and scoring system for sleep stages in human subjects)(在學界通常簡稱為 R&K,於後文簡稱R&K),由 Allan Rechtschaffen 與 Anthony Kales兩位睡眠研究者編彙。這本手冊不僅被AASM視為現代睡眠腦波分類系統的前身,也被絕大多數的研究人員視為黃金準則(gold standard),成為當代睡眠醫學研究中引用數最多次的文獻(Atkinson, 2007)。

(圖二)

R&K手冊


如追溯這些睡眠腦波分類所引述的重要文獻,其中一份具有標誌性的研究報告,是由芝加哥大學生理學家Nathaniel Kleitman【註1】及其學生William Charles Dement於1957年發表的〈 睡眠期間腦電圖的週期性變化及其與眼球運動、身體動作、作夢的關聯性〉 (Cyclic variations in EEG during sleep and their relation to eye movements, body motility, and dreaming)。R&K對於Dement & Kleitman的評價頗為明確:「Dement & Kleitman之有用性已被數百名研究者在數十年的累積成果證明,無須重大修改。


(圖三)

R&K表示Dement & Kleitman的睡眠階段分類的實用性已被大量研究證明 / 圖片取自R&K手冊


然而,如果細究Dement & Kleitman的觀察報告,可發現Dement & Kleitman對於睡眠人體的腦波現象有許多界定上的困境。舉例而言,第一期是否絕對代表著受試者已經入睡?據實驗觀察,如果是剛要入睡的狀態,幾乎所有呈現第一期的受試者都宣稱自己沒有入睡,而是出現似夢般的心理內容;但如果第一期前面是接著快速動眼狀態,被喚醒的受試者一般來說會呈報夢境的回憶,並聲稱「真的睡著了」。那麼所謂的第一期,究竟代表著有睡著還是沒有睡著呢?受試者的肢體移動也有類似的問題。據觀察,雖然第四期有最少的肢體移動,且第四期也較不容易被聲音所驚醒,但第二期卻比第一期有更多的身體移動,因此難以斷定睡眠「深度」與肢體移動之間的關係。

簡言之,即使這些腦波能被分類為各種具備特徵的型態,但它們並不完全對應到受試者的行為與表述。也因此,Dement & Kleitman雖然歸納出了睡眠人體與腦波的典型狀態,但仍反思道:

…人們可以透過『睡─醒』的兩種狀態做出客觀的觀察、測量、並比較異同,而這通常透過一種簡單的偵測來分辨。然而對於意識而言,睡─醒的二分法是不存在的。...高程度的意識並不總是受限於清醒,而睡眠也不總是意味意識程度極低或是 0。…新生兒、無腦畸形的孩童、去除皮質的貓與狗,均可能展現出清醒。但他們的意識程度,如果不是位於 0 的位置,也可能是接近 0 的;而處於譫妄、遊走(fugues)、精神運動性癲癇(psychomotor epilepsy)發作或發作後的自動症(automatism),一個人就行為上可被判定為清醒,但他的意識程度是非常低的。 

標準化的共識決及其批評

1968年的R&K準則形成,是多機構、多專家、多次諮詢會議的結果。他們對於睡眠腦波的命名與構成規範有更為明確的共識:睡眠腦波的紀錄應有固定之時距、速率、紙 張長度,並且必須要遵照逐頁面(epoch)(以當前的紀錄規則而言,一頁面以30秒的波形圖為單位)、非獨立、且每一面只分派一個睡眠階段的方式來分析睡眠腦電圖。編委們一方面強調標準化的必要性,使睡眠階段的數據可信、可比較、且能在研究之間保持延續性;另外一方面,編委也明確表達了R&K的限制:「本手冊應被視為工作上的工具而非規則(statute)。許多決策是基於睡眠階段組成的潛在概念,而可能在未來的研究中被證明是錯誤的。使用此手冊的經驗可能會產生適宜的改版建議,當這些建議稍有累積時,似乎就是要重新審視這本手冊了。」也就是說,與其說R&K揭示了睡眠的本性(nature),不如說是制定了一種分類睡眠腦波的工具,而它的有效性仍有待後續的研究與應用來證明。

(圖四)

R&K分派法的範例顯示,並不是出現紡錘波(spindles)就必為階段2,必須同時考量前後頁面的波形趨勢 / 圖片取自R&K手冊


R&K出版後,在信效度的評論上各有褒貶。一些針對特定腦波型態的研究在50年間有了初步的累積成果(像是睡眠第二期的紡錘波特徵,可參照Gennaro & Ferrara, 2003),標準化的睡眠階段評分方式也開始被既有的學科領域(如神經學、胸腔與呼吸病理、行為科學等)所應用,可見睡眠科學因為腦波型態的標準化,開始引起其他學科領域的關注。

而就睡眠分期標準化的部分,有研究者試圖提出不同的腦波型態,亦有學者對於R&K的階段評分法提出尖銳批評。芬蘭坦佩雷大學 (Tampere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 Sari-Leena Himanen 與 Joel Hasan(2000)表示,R&K在應用上似乎只有簡化資料的功能、其生理學與診斷應用上的意義也不明。時任歐洲睡眠研究學會主席的醫師Michel Billiard與貝勒醫學院醫師Max Hirshkowitz等人雖然做出回應,但並未細緻地答覆所有疑慮。他們承認標準化確實遏止了一些有益的批評,但仍強調共識與標準化如何有效地使得實驗室生產出可用與可比較的資料。Hirshkowitz尤其表示堅守住R&K的必要性,因為它至少是目前睡眠研究最穩固的研究工具;且一旦放棄這樣的工具,睡眠研究者將會沒有一套既定的標準與程序可循。

現象技術的穩定化 vs 受試者的挑戰

綜上而言,睡眠人體的階段分析技術,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今各診所與實驗室中的可用工具,與其說是完全取決於正確的觀察法與受試者的認可,睡眠研究者的共識決也是重要的因素。進一步來說,編訂標準化觀察的諮詢編委們擱置了「什麼是睡眠」的問題,而聚焦在「如何界定睡眠人體的腦波」上。這與社會學家Nikolas Rose(1996)提及心理學的現象技術(phenomenotechnics)概念有所呼應。此概念來自於法國哲學家Gaston Bachelard的觀點,指稱科學知識是透過工具加以選擇、過濾、淨化與形塑的產物,而非純屬原始經驗。然而,如果持平而論,人類對於睡眠的記憶與陳述也可能並非可靠。畢竟我們很常忘記前一刻所作的夢;在沒有時鐘等時間提示物的情境下,無法精確估計睡眠的長短。

    

此外,即便PSG技術已趨向穩定且備受應用,也時常要面對新的使用者─也就是受試者的挑戰。對於分析技術與實驗者而言,參與睡眠實驗的受試者可能會是第一次、甚至是唯一一次使用PSG;但與此同時,實驗者又不能夠完全放任這些陌生人的反應,必須要透過一些實驗機制來限縮受試者的回答。這樣的潛在衝突凸顯了心理學研究在迫近睡眠的自然面向的困境。心理學史家Kurt Danziger(2003)就提到,心理學家雖試圖將心理物(psychological objects)當作自然物 (natural objects),然而兩者的性質有所不同。Danziger表示,由於受試者與實驗者來自同一種文化語言的社群,因此即使實驗情境的條件設定盡可能避免雙方產生互惠(reciprocity),受試者也有其柔韌性( pliability );而這與自然科學家能從自然世界無動於衷(total indifference)的特性上獲益有所不同【註2】。換言之,即便PSG是相對穩定的工具,但用以研究「人體睡眠」這樣的標的時,它就不可免地進到實驗者與受試者的互動關係中。在睡眠的實驗情境中,即使大多數的受試者被要求使用是否清醒的口述與睡─醒的記憶來表達自身的睡眠狀態,但並不表示受試者沒有對於「睡眠」多加界定與揣摩的空間,這使得Dement & Kleitman所提出的難題,至今恐仍有待完善的解釋。

設想一種狀況,如果睡眠研究者不特別限定受試者的表述,會有什麼樣的結果?1930年代,哈佛醫學院與Alfred Lee Loomis在紐約泰斯托公園(Tuxedo Park)的合作中,其中一個實驗特別探究人類腦波A、B 階段的心理歷程,其結果顯示出受試者多樣的入睡體驗,顯然無法簡單分類到睡─醒的二分之中:
「我的清醒程度已足以辨別出這些東西實際上是夢。」
我的想法居然在迴盪或飄移。」
想法的飄移,在最後突然被直立的動覺。」
「愉悅的麻木感,昏沉,虛無。
【註1】:第二作者Nathaniel Kleitman對於睡眠研究貢獻的重要性足以讓他被稱為「現代睡眠研究之父」。其著名的研究包含於猛瑪洞窟(Mammoth Cave)進行的時鐘與日夜剝奪實驗。

【註2】:Danziger(2003)對於自然物與心理物上的比較,引自STS學者Andrew Pickering對於物理學實作的考察 。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專家將論述性的計畫干預強加在自然世界時,其所遇到的不可否認的抵抗,可作為是否更接近自然世界的依據;然而,在多數的心理學實驗中的受試者,卻是扮演了「削減其正常能力(normal capacity)去回答問題」的角色。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20年12月25日

生得過,麻油香:中西醫學爭議下的另類視野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吳孟翰(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三)

上周微涼的秋日午後門診中,有兩個產婦憂心忡忡地拿了某大婦產科醫師的文章給我看,文章裡面提到某產婦的婆婆要幫她進補,但是該產婦還在哺乳,害怕補湯裡面的酒精會影響到寶寶,但婆婆與先生堅持說中醫師表示裡面的酒精會揮發,而且「他們以前都這樣喝」。【註1】

來門診的產婦問我,月子中心提供的麻油雞是不是真的不能吃?隨後,一個學弟也傳了社群網站「靠北中醫」粉絲團裡面批評中醫師的貼文給我:

在一般民眾的觀念裡,中醫就像營養師。真的生病了,中醫使用率低也就算了,成天只會發表文章叫民眾什麼東西能不能吃。結果為了產婦能不能吃麻油雞酒的問題被婦產科醫師鞭。把自己搞得比營養師還不如。可悲。

這篇貼文也正好引用了該位婦產科醫師的文章。學弟想問看看我的意見如何。 

圖/走過台灣生產百年史展品

的確,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中醫對飲食宜忌存在著一種近乎苛求的偏執,這種飲食知識卻也常跟現代生物醫學知識互相衝突,這種衝突在當代多半被放在「科學/迷信」的框架下來理解。中醫內部亦不乏檢討、甚至嘲諷的聲音,迫使中醫師們試圖從過去的醫學文本中尋找能與現代科學、生物醫學結合的蛛絲馬跡。在這樣「中西結合」的過程中,當代的中醫為了迎合時代的需求與本身的利益,刪削、忽略甚至完全改換了傳統知識的內容。
【註2】相反地,我們在歷史的爬梳中,可以見到傳統文化中對於飲食宜忌中存在豐富的知識內涵,在傳統文化中,飲食除了是營養身體的物質,同時也被賦予了道德修養乃至倫理秩序的意涵,如金元時期的朱丹溪認為清淡的飲食,有助於君子收心以防「相火」妄動,提供了儒家「存天理」的內在修養一個身體基礎。

因此,我選擇將這個問題拉遠一點,從清末說起。

被認為是集清代溫病之大成的醫學家王孟英,在鴉片戰爭後曾與文友們共同閱讀、分享西方解剖學與醫學知識。前半生目睹了太平天國的慘無人道的屠城、清國江河日下的國力,與當時朝發夕死的新興傳染病霍亂、猩紅熱、傷寒等疾病正面對決後,
【註3】到了晚年,王孟英卻選擇寫了一本有關於飲食的圖書:《隨息居飲食譜》。書中記載了約三百多種食材,從中醫的角度敘述了食物的味道、特性與對於身體的影響。在本書的訓文中,王孟英認為:

國以民為本,而民失其教,或以亂天下。人以食為養,而飲食失宜,或以害身命。衛國、衛生,理無二致,故聖人疾與戰並慎,而養與教並重也。

王孟英特別之處在於他將飲食與治國相類,他認為飲食五味為日用之理,「故善頤生者必能善教民也。」飲食這樣日常而簡單之事,卻是儒家經典《禮記》中提醒君子「飲食、男女」的兩個大欲其中之一。謹合五味不只是養生的道理,更是儒家道德修養的第一步,而這即是前面提到朱丹溪其援儒入醫的第一步。朱丹溪「相火論」與「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身體觀點,在明清時期的醫學家中有不少的繼承者,但同時也引發了不少的論戰。朗朗上口之餘,當代的中醫師或許都已經忘了中醫的儒家起源,與儒家思想如何改變、拓展中醫的可能性,同樣也已不識飲食知識在中醫的脈絡與價值,這個價值王孟英甚至將其推展至立國生民的基礎。

因此,中醫對於飲食的關注,從來不只是四氣五味、螃蟹配柿子會中毒這樣等看似自然或是扭曲自然的事實,而卻是包含傳統文化宇宙論與道德論述,乃至於國族建構的想像。漢學家Frank Dikotter觀察到自民國以來存在著一種自然的生物性事實與科學取代了舊式的宇宙論的趨勢。而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卻根植於中國的傳統之中。
【註4】Dikotter或許觀察到了一種傳統知識利用科學的語言,來裝扮、證成自身的行動:藉由科學的語言,傳統的知識得以獲得其合理性,同時繼續在時空中流轉。但也因為這樣「科學化」的過程讓我們誤以為,中醫來自於一種單純、樸素而實際的身體與病痛的經驗,這樣的經驗不過就是未經科學研究,但本身有其道理存在,並非空談。在科學與迷信的來回辯證與逡巡之間,總有一天會成就科學化的中醫,中醫終能與現代生物醫學平起平坐。

這樣的現象巧妙的展現在民初的中醫婦科。身處在國粹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夾縫之間,中醫嫁接,或是錯接了西方醫學的知識,提供了同樣身處在個人主義新時代與傳統宗法家庭夾縫的女性一個緩解兩造緊張關係的空間。中醫利用科學的語言說服、肯認新時代女子的病痛、社會境遇所致的抑鬱與對於新身體觀的想像,同時卻藉由訴諸傳統的實作,平息宗法家庭中家長對於女子生育教養的需求。緩解這樣的緊張關係讓中醫婦科醫學能歷久不衰,持續至今的原因之一。

讓我們再回到現代,我們可以發現,婦產科醫師所主張月子餐不要加酒,主要是在產婦哺乳的脈絡下展開,因為酒精會分泌至乳汁而使寶寶暴露在酒精的影響下。但是中醫在坐月飲食加酒,則是建立在認為惡露不行會導致女性重病或是死亡的脈絡下產生。古典中醫婦科認為產後的身體多虛多瘀,在這樣的狀況下可能會造成惡露的停滯,引發更嚴重的問題,甚至導致死亡。傳統醫學文化認為酒能行血,因此是產後防止經絡胞宮中血瘀的可用之物,如產後的名方「生化湯」便有加酒煎煮之法。

除了坐月的飲食加酒之外,傳統的產科醫學還會希望產後的婦女能端坐,用靠枕與被褥支撐,因為平躺可能會導致胞宮的惡露不能下流,同時亦需要時常用手從心下推摩至臍,促進惡露的排出。這樣的實作難道可以完全等同於現行的子宮按摩嗎?然而傳統醫學文本同樣告訴他的讀者要注意:「酒雖活血,然氣性剽悍,亦不宜多。」但原因是:「恐引血人四肢,且能昏暈。」
【註5】並非針對哺乳而設。因此,如果我們要說這就是傳統中醫認為不可加酒的證據,那我們要如何理解產後半個月才能食雞蛋,一月之後才能吃牛羊肉的說法呢?【註6】

中西醫關於酒精的知識有著對象上的根本差異,現代婦產科關注的是酒精對於寶寶的影響,
【註7】而傳統中醫則是著重在產婦身體虛與瘀的憂慮之上,兩造幾乎可說判若雲泥。

因此,產婦提問一文中,所呈現的與其說是科學知識與迷信之爭,毋寧說是產婦與婆家兩造,利用不同的知識在競爭身體論述的合理性。角力的目標在於誰有權力宣告對產婦的身體主控權。更進一步而言,麻油雞爭議在某方面來說,實則展現了傳統家庭內部倫理、宗法階序的鬥爭,雙方利用不同的知識來競逐在家庭內的權力。這個故事繼續演化下去,再半年後就是寶寶之後要吃五穀粉還是吃水果泥,感冒過敏到底要用中藥調理,還是要吃有三分毒的西藥?而十四年後就是「要不要吃轉骨方?吃哪家的轉骨方?初經來了要不要吃四物湯?」的鬥爭。

由此,我問學弟,你想要如民初的婦科醫家一般,調和婆媳之間的緊張關係呢?還是你想要利用你手邊的知識來替其中一方站台,甚至推翻兩造來樹立自己的權威?這從來就不是科學、真實與否的問題,解決婆媳政治問題與解決科學知識問題是一體的兩面。

學弟說,但是難道你不相信科學的理性、價值中立與真實性嗎?

我說,別鬧了,科學跟其他人類的知識一樣,都有其約定俗成而人工的面向。唯有當我們對稱的爬梳不同知識的脈絡,公平的對待不同的知識網絡後,科學知識才有那麼一絲機會,成為一種不光是拿來吵架的工具而已。 

備註

【註1】蘇怡寧醫師臉書粉絲團(檢索日期:2020/11/15)

【註2】如蔣德熙對於當代中醫「絕經前後諸證」的研究,見: Volker Scheid, “Globalising Chinese Medical Understandings of Menopause.” East As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4 (2008): 485-506.

【註3】當然,筆者利用現代疾病的認知來套用在王孟英的醫學知識與醫療實作上,這種以今論古的疾病觀點,會與本文後面的論點衝突,但本文並非要討論王孟英對的溫病知識,旨在點出王氏生活時代背景。

【註4】 Frank Diko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Epilogue.

【註5】武之望,〈論產後調理法〉《濟陰綱目》。

【註6】 同前註。此外傳統產科醫學亦相當重視產婦昏暈的問題,在產房內會備置炭爐,若產婦出現昏暈的現象時,便以醋塗鼻或是用醋澆炭爐,促使產婦清醒,因此酒能使人昏暈便與酒能行血出現一種緊張關係。

【註7】當然,現代醫學同樣認為過多的酒精會造成產後傷口癒合的問題,並非完全忽視母體。

作者簡介

吳孟翰,陽明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診所中醫師,研究興趣為近代中醫婦科知識的轉型與再造。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20年12月21日

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傅大為教授演講場記(下)

BY YMSTS IN , No comments

講題: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

講者:傅大為教授(國立陽明大學榮譽教授)

主持:呂欣怡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時間:2020.11.20(五)14:00-16:00

地點:臺灣大學水源校區行政大樓人類學系館

紀錄者:魏嘉佑(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篇為演講後提問之回饋與反響,上半文請見〈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傅大為教授演講場記(上)〉

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傅老師帶領大家在時空、國度之間跳躍,一覽那些曾經讓人目眩神馳,如今卻即將被遺忘的歷史,在聚光燈閃耀在拉圖身上時,其餘的都淪落為背景。

後續提問時間,則試圖讓鎂光燈重新照耀這些歷史。

傅老師結束演講後,在提問階段,許多老師問題便環繞著實踐的困境,以及思考台灣人類學界或STS學界的未來走向,和過度聚焦拉圖的問題。

台大人類學系教授呂欣怡,身為主持首先發言。欣怡老師首先贊同傅老師對拉圖的質疑,認為我們要深刻理解拉圖的學思歷程,可能真的要換一個世界才能理解拉圖,特別是我們這些沒有生活在西方語境下的人。至於拉圖為何變成台灣的主流,似乎也需要一個ANT的分析。

欣怡老師也另外也提及Descola認為文化自然關係在不同文化中有很多形式【註6】,未必就是二元對立。她也提到實踐對稱人類學的難題。對稱人類學看起來無法單獨一人就可以完成,必須多人合作,分工進行,然而大團隊跨領域合作的研究與書寫方式,在台灣人類學界尚未蔚為主流,文化人類學論文的作者權(authorship)大多為單一作者,很少超過三人,可能需要先擴展學界對於authorship的認定,才可能實踐真正的對稱人類學。

台大人類學教授林開世接棒發言,他認為我們雖然覺得ANT是台灣目前科技研究的主流,但是在台灣似乎還沒有人認真去面對Latour在 《我們未曾現代過》那本書提出來的世界框架。

打破了自然與文化之界線的人類學,是什麼樣意義的本體論世界?我們目前的知識範疇與概念要如何丟棄或重組?譬如他指出結構主義人類學者李維史托,過去也曾經有相當類似於拉圖在《我們從未現代過》這本書所呈現的討論方式,雖然他的解決方式大家都不滿意。而現在本體論轉向的一些人類學家,都是他的學生,但是他們好像也沒有擺脫李維史托所設下的自然/文化框架。因此開世老師很好奇這套拉圖的人類學框架,要如何認真地去面對?好像連拉圖 都沒有好好接續處理,我們能負擔得起這樣的世界觀嗎?

老師另外也提到傅老師的演講中都牽涉到英國社會人類學傳統,似乎缺乏美國人類學的學史脈絡,其實美國人類學一直有相當極端相對論的看法,譬如拉比諾(Rabinow)。他的作品看起來跟ANT很相似,但事實上還是有些微的差距。最後,老師另外也慨歎台灣做科技人類學的人才太少,期待之後有更多人加入這個領域。

傅老師則回應,拉圖在台灣的流行,或許可以從林文源和雷祥麟兩位最早引介拉圖到台灣的STS學者,理解台灣ANT的(社會)系譜。對《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除了剛說的兩位都寫過專文介紹外,傅老師的《STS的緣起與建構》一書針對人類學相關討論章節,可說對拉圖那本書從人類學/STS系譜史的角度,做出批評。還有,當代網絡那麼複雜,到底該怎麼做研究?

傅老師提及2013年拉圖的著作,主要是透過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討論白人文化,就開放其他人在腳註寫東西,是一個很有趣的書寫實驗。在美國文化人類學部分,傅老師則回應說他略通美國文化人類學,但原本認為跟STS沒有太大關係,如果有的話他會再去了解,而他所知道的幾位美國人類學家如D.Hess, K.Fortun, M.Fischer等,都對拉圖的ANT取向有所批評 。

科技部研究員謝一誼則提問:「如何在東亞建立屬於自己的STS立場?」傅老師認為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台灣學界必須對歐美STS的歷史脈絡有深入了解,而不是跟著接受最新的理論。我們要有自己的框架、策略來處理它,理解東亞的特殊性。拉圖的東西和台灣的STS有什麼衝突,好像沒有人認真處理,都是拿來主義。但是台灣地方小,我們生產的知識很有限,我們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這是老師現在比較在乎的問題。

台大人類學系教授林瑋嬪則回應,雖然她不是STS專家,因此能使用STS的理論就會使用,但是她一直不清楚使用的界限在哪裡,網絡那麼的複雜,到底該怎麼辦?像是網絡到底有沒有終點?這是她在使用這套理論時揮之不去的困惑。

另外瑋嬪老師也一直不清楚傅老師本身對於拉圖的立場和想法,

她也認為,如果是在物與人、自然非自然的討論上,人類學有很多更好的討論,如網絡中物跟人的角色是什麼樣的位置、階層中的權力如何,人類學有很多更細緻的討論,譬如人類學者Descola。所以雖然她沒有很跟隨拉圖的腳步,但依舊很好奇傅老師的想法。

傅老師回應,他自認為是拉圖的批評者(a critic),他已經認識拉圖近二十年了,但近年開始認為,我們不需要全盤接受拉圖的理論,這牽涉到一個「協商」的問題,如果我們用拉圖的東西,我們要花多少精力處理?我們有必要這麼做嗎?值得這麼做嗎?還有其他東西,我們也可以用。另外拉圖在著作中還引了非常多的哲學家,要仔細理解的話又要花一大堆時間,難道拉圖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嗎?

還有行動者網絡可以追到哪裡?傅老師接著提到蓋婭這本書,說明蓋婭理論很有趣,而且拉圖把這套理論講得跟全球暖化習習相關,但我們真的需要用他的理論加蓋婭來理解全球暖化嗎。等我們弄懂他的理論,地球上的溫度不知道又要增加幾度了(眾笑)。所以傅老師的立場很贊成瑋嬪老師的說法,可以用就用(但要瞭解其歷史脈絡,而非拿來主義),不會用也沒關係。

台大人類學系教授黃郁茜則提問:STS的兩大主流SSKANT,後者流行於台灣,而前者中的人類學影響(特別是1970年代英國學界關於理性的辯論)卻幾乎被念人類學的人所遺忘,傅老師如何看待這樣的發展?

傅老師回應,拉圖很擅長連結「社會網絡」,老師特別指出,他這裡說的不是ANT的社會網絡,而是人與人之間的social。另外拉圖是個精力旺盛、下筆千言的人,他出版的著作很多。且因為台灣早年發展的歷程,那些老師跟拉圖的關係都很不錯,所以一開始翻譯的書不少是拉圖的,再加上當時STS也才剛發展幾年。老師認為至少起碼他現在可以把這個脈絡澄清明白,點出每個STS學者各自特別的想法和限制。而如果台灣人類學界遺忘SSK以及M.Douglas, R.Horton(連拉圖都沒有遺忘Horton),是很可惜的事。

透過Douglas, Horton的社會人類學視野來理解SSK、理解作科學人類學的另一種方向,是很值得做的事情,這也是老師今天演講的一個主要的訊息。老師特別提醒,ANT在台灣表面看來似乎有些流行(如群學出版社的積極出版),但林文源與John LawSTS研究已經與拉圖的方向有所距離,Mol的情況老師則不清楚。再者,SSK的幾本重要著作(中國方面的翻譯還不算)的翻譯,在台灣也十分有名,例如《利維坦與空氣泵浦》、《柯倫醫師吐真言》、還有2018的《重力的幽靈》等,並引起越來越多學者與學生的興趣。

欣怡老師又問了一個問題,人類學一向是以「知識」認識與解釋世界的方式而非「科學知識」為研究主題,若要建立科學人類學,必須先定義「科學」是什麼?與「非科學」知識的關係是什麼?因此欣怡老師很好奇一個可能是STS的基本問題:在科學研究裡面,如何界定科學知識?

傅老師認為,從孔恩以來,科學比起其他知識,已經沒有過去那樣崇高的地位了,但即使如此,科學實作的方式還是有很不一樣的差別。如今SSK還是在尋找地位最高的知識來去研究它的社會建構,他知道有SSK的名學者(Harry Collins)在研究重力波四十年,而如果連這種「硬科學」也可以是社會建構的話,那其他東西也都是建構的了。

小結

本場講座以兩小時的時間,濃縮了STS的前世今生,又在後續的討論中展望未來。上半部學史回顧的意義,在於提醒著任何對於STS有興趣的人,應當掌握過往的SSK系譜,理解拉圖之前的STS學術實踐可能性與方法。後半場則是在目前台灣看似以ANT為主流的風潮中,試圖重新定位台灣,甚至東亞,能夠給予STS的理論貢獻。

【註6】若想更深入了解人類學對於本體論轉向之討論,可參考鄭瑋寧的書評〈人類學知識的本體論轉向:以 21 世紀的親屬研究為例〉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傅大為教授演講場記(上)

BY YMSTS IN , 1 comment

講題: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註1】

講者:傅大為教授(國立陽明大學榮譽教授)

主持:呂欣怡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時間:2020.11.20(五)14:00-16:00

地點:臺灣大學水源校區行政大樓人類學系館

紀錄者:魏嘉佑(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歷史總是用來映照現代。

「如果拉圖(Bruno Latour)遺忘了過去,我們也很容易遺忘了過去,甚至STS學者也可能遺忘了過去」傅大為老師在講座中沉穩表述,語氣像是一個診療師,溫和撫慰著躺在沙發上的失憶患者。

失憶或許是一個有些誇大的譬喻,但或許我們可以在抗議之前,先試著思考自己到底對「前拉圖」時期的科學社會學時代知道多少。如果你的腦袋裡一片蒼茫空白,那這場講座對你而言就是一場全新的,穿越時空的冒險。即便你已經知之甚詳,也可以欣賞傅老師在時空之間跳躍的身姿,看他如何以史料為魔杖,重新召喚出那些被當代遺忘的名字。

雖然這場講座表面上只是傅老師對其著作某一篇章的導讀,但他將會在這場講座提供人類學脈絡的重組,整合書中內容,因此在本文及演講中感到困惑與粗略的段落,也可以在本文與其著作之間交互對照,以獲得更加明晰的圖像。

在講座安排上,老師首先簡要概述他的生命歷程與科技社會學的關聯,反覆提及孔恩(Thomas Kuhn)對他個人的影響,接著探討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後文簡稱SSK)的興起,和人類學與STS的關係,最後再討論拉圖的最新理論。

他笑說因為拉圖一直出新書,產量之快,害他根本讀不完,差點想要放棄。而近年來的《面對蓋婭》【註2】,他認為是一本有趣的佳作,因此也會特別討論這本書。最後將會回歸的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註3】,理解STS背後社會人類學的影子。

演講的另一個軸心圍繞在拉圖身上。也許這並不讓人意外。拉圖早年空降台灣,轟動學界,跟隨者源源不絕,卻也造成過於偏重拉圖的問題。

本演講紀錄,將分為上下半部,上半部為傅老師對於的STS與人類學史相關的回顧,下半部則是在場學者老師們對於STS在台灣未來走向的討論。上半部的鋪墊,醞釀著下半部的精采對談。

STS的前半生-SSK

「二的兩倍為什麼等於四?」

傅老師帶領我們跳躍到1930年代,從學者曼罕(Mannheim)的上述發問開始談起。沒錯,知識社會學就是緣起於這麼一個,乍看之下不大起眼,每個人在小學就認為自己已經懂了的數學問題。但是這麼從這麼單純的問題卻萌生出後續一整套知識體系。

曼罕因為無法用社會學來思考這個數學問題而焦慮,因此建立了最早的知識社會學。那麼到底該如何用社會學來理解數學呢?社會學、數學,這兩個看似天差地別的學科如何接壤?這就要從接下來的數學社會學開始說起。

1970年代知識社會學開始轉向SSK,布洛爾(David Bloor)挪用了維根斯坦對「遵循規則」的懷疑論,重新思考,如果遭遇小孩子童言童語發問「2468的數列以後的數字,為什麼後面是10而不是12」,他該怎麼向小孩子解釋。最後布洛爾歸納,數學與邏輯其實是一套社會制度,本身就具有規範的力量。

傅老師接著把重點繞回SSK,說明SSK可以算是STS的前半生,但是因為台灣的特殊歷史情境,讓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後文簡稱ANT)成為流行,而SSK逐漸成為次要領域。但是要梳理清楚STS的學史脈絡,也就必須談及SSK,以及二戰後英國社會人類學的脈絡危機。

SSK的思潮-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影響

在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影響之下,第一波SSK的思潮興起,為了避免「錯誤社會學」,他們越過過去莫頓(Robert Merton)強調科學機構的研究,強調四個軸心概念:「因果」、「公平性」、「反身性」、「對稱性」。也就是所謂的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

圖表 1、演講中,傅老師秀出了這張1970年代的照片,照片裡都是未來將成為STS的重要學者們。這張照片知道的人很多,但很少一張照片裡面有那麼多影響到未來STS發展的學者,密度很高。(本照片引用自傅老師的現場簡報,照片來自愛丁堡STS的網頁。)

提及英國社會人類學脈絡,也就必須返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

十九、二十世紀的英國,因應大量管理殖民地的治理需求,促發了英國人類學的蓬勃發展。過去法國人類學者Lévy-Bruhl曾以歐洲中心的觀點,來作非洲研究,說非洲人的思考模式是「前-邏輯」的。但因為英國帝國殖民世代的式微與危機,所以英國人類學要重新思考原住民與當代文明研究上的分裂。英國早期人類學者Evan-Pritchard針對非洲部落Azande人做研究,認為除了部分細節外,Azande人事實上相當理性。引起了人類學界對理性論之爭辯,這個故事在人類學界非常知名,幾乎是人類學學史回顧必讀的作品。但這些「理性論」的研究與爭議,後來在人類學史上仍然繼續發酵。

這些理性論的相關討論,促使前述提及的布洛爾,開始思考如何對稱地分析歐洲人與非洲原住民的思考模式,並質疑Evans-Pritchard尚沒有徹底對稱分析Azande人和歐洲人。

後來知名的人類學者Mary Douglas則以內框-群體(grid-group theory)的分類系統,以群體階層性、群體邊界性來分類出四個象限,每個象限包含著不同的團體和部落。

圖表 2、分類系統,引用自傅老師的演講簡報

傅老師舉了一個「尤拉定律」的趣味案例,說明數學家如何排除「怪物」。這些怪物也就是數學定律無法解釋的例外狀態。數學家如何排除有很多種不同的策略,包括重新定義多面體的範疇(凡是不合尤拉定律的就不是多面體:Monster-barring),將公式複雜化等作法(Monster-adjustment)。透過道格拉斯的理論,我們可以更加清楚數學家如何主導數學界,來排除或馴化這些怪物。

197080年代,Grip Group的概念也啟發了科學史家(M. Rudwick) 、地質學史家(D. Oldroyd)和電磁學史家(K. Caneva)、還有研究伽利略的STS學者(Biagioli)【註4】。豐富了科學革命的可能性。

拉圖與對稱人類學

最後回到拉圖的ANT與對稱人類學,拉圖想要拆解過去主/客體、社會/自然二元對立的架構,代之以網絡與集體的概念,連結人與非人。因此,當代的學者不能只分析原住民部落社會,卻不去研究現代社會的科學部落,科學領域也需要人類學的整體論分析。

與此同時,美國的批判人類學者如George Marcus Michael Fischer也合作撰寫出《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一書,嘗試回應《東方主義》的作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面對該如何在後殖民情境中比較不同文化的難題,也提到了拉圖。

只是拉圖的理論也受到很多批判,主要來自STS以及歐美SSK的,主要分為四點:

1.SSK不一定需要包含社會知識的社會學,而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TS學界擁抱實在論沒什麼問題。因為如果SSK用社會概念來分析科學,也需要同時自我分析自己的社會學概念(這是來自ANT領域的批評),那就變成了「社會知識」的社會學,而不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SK)。簡言之,那不是SSK的工作。

2.如何解決「知識論上的膽小鬼」問題?所謂「知識論上的膽小鬼」是STS以及歐美的SSK反駁(Latour)廣義對稱性的方式之一。指的是:如果ANT批評SSK將各種社會範疇被當作給定(given)而沒有分析,那麼ANT的新範疇如網絡、集體(包括quasi-object, quasi-subject)也是另外一種given,如此形成無限後退。所以ANT可以是另一種科學人類學,但卻不見得是更高明的,除非我們要比誰是知識論上的膽小鬼。膽小鬼遊戲的意思是,一群人在車子疾駛的馬路旁,等待遠方有部疾駛來的車子,遊戲是看哪一個人能夠在車子疾駛過那群人之前,最後越過馬路,那麼之前就早早跑過馬路的人,都是膽小鬼,都輸了。

    類比而言,回到前面講「無限後退」的情況,誰能夠退到更後面,看誰用的 given 概念較少,誰就更厲害。但「某某犯規使用了未加檢視的given概念」這種指責,可以互相指責下去,即使一方換了新的基礎概念,對方仍然可以挖下去再作指責,沒完沒了,無限後退。所以這種認識論的比賽,似乎只是某種STS的基本教義派發明出來的?其實認識論的膽小鬼遊戲,也只是男性之間無聊的比勇鬥狠,意義很小。【註5】

3.ANT 因為要把物/非人的行為拉進網絡中,但我們如何知道物的行為呢(例如扇貝的習性)?只有靠科學家的研究來描述,但這樣反而就恢復了科學家的權威(本來SSK是企圖壓低科學家的權威,以社會學來解釋科學知識),所以這是在STS發展上的退步。

4.對現代科技作人類學研究的傾向不是新東西,歷史上不乏人類學者對當代社會的相似研究,比如Mary Douglas, Robin Horton, Emily Martin, Sharon Traweek。

拉圖與歐美人類學的後續互動

拉圖在1993年撰寫的《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雖然提升了STSANT與歐美人類學的互動交流,卻也封印了過去的歷史。無怪乎傅老師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拉圖遺忘了過去,我們也很容易遺忘了過去,甚至STS學者也可能遺忘了過去。」

此外,拉圖對於文化/自然二元劃分以及人/非人網絡的對稱人類學,其實也出現在部分研究原住民的人類學文章中,譬如人類學者Marilyn Strathern1995年所寫的《Cutting the Network》和Helen Verran的著作,這些著作同樣引起不少討論。例如Strathern同情地來思考ANT在原住民關於財產的網絡,的確有些意思,但網絡往外延伸,很快就無止無盡,但為了保持如財產、專利等意義與權利,我們一定需要在某處砍斷網絡。

就在質疑浪潮中,另一件事情是,拉圖曾經推崇的哲學家賽荷(Serres),也放棄了打從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的「批判」之立場。拉圖於2004年所撰寫的〈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又引起人類學界更多的質疑。【註6】

在這篇文章中,拉圖認為環保主義陣營對氣候否定陣營的批判已無效,因為對方也會透過STS的方式爭辯,所以必須把「批判主體」代換成更多元的網絡概念,傅老師表示,這是「拉圖對批判進行近乎橫掃一切的批判,對批判的批判。」這也使得人類學者,如David Hess, Kim Fortun, S.Traweek, H.Verran等學者批評拉圖對於權力、社會階層等概念的軟弱無力,也放棄對事實(matters of fact)的追尋。而早期的ANT過於強調個人行動,反對結構社會學,似乎在意識型態上更像是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巨人,不過後來一些追隨者已經企圖修改ANT的這一面向。

最後傅老師返回到《面對蓋婭》這本書,並對拉圖在書中提及今天科學界集體合作來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已經無效的宣稱感到相當驚訝。難道法國的氣候危機否定論者那麼厲害,讓拉圖必須非常在意這個問題?拉圖的思想似乎在蓋婭假說的創始者Lovelock的理論中得到呼應,除了不斷詮釋蓋婭假說的精妙處之外,拉圖也積極批評反對蓋婭假說的科學家,但他自己其實不是地球系統科學家,而是ANT人類學家,所以他批評的身份令講者懷疑。而傅老師也對於書中的激進宣稱,把matters of fact 替換成matters of concern的說法語帶保留。

 

在這本書中,拉圖試圖說明,地球是與生物共同演化而來,自然環境不只單純是一個背景。這個理論引申自Lovelock的蓋婭假說,和生物學者Margulis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在其學界其實是具高度爭議性的理論。傅老師因此拋出質疑,認為我們真的需要全盤接受拉圖在這本書的說法,來面對氣候變遷嗎?研究氣候變遷,包括一些STS與科學史學者,基本上似乎很少需要蓋婭理論,反之拉圖比較需要蓋婭理論。

 

本體論轉向

批判自然/文化對立的人類學者中,法國人類學者P.Descola是另一位知名倡議者。看起來,他和拉圖應該是同一陣營。然而實際上,Descola把自然/文化換成「物質過程心靈狀態」,在這樣的分析架構下Fischer認為這仍然是自然與文化的二分。

這使得Fischer這位學者調侃拉圖和Descola互相稱讚和引用對方的狀況,就像是建立了一個法國式禮物交換的社會連結,儘管他們的研究計畫看起來相當不同。

結論

最後傅老師認為,STS早年有許多科學人類學的版本,不應該被當代所遺忘。拉圖的新科學人類學和對稱人類學,儘管很有新意,但牽涉到許多複雜哲學理論,相當難懂,可能要換一個世界才能懂,這促使拉圖不斷尋找新論述來突破,但也導致許多的批評與爭議。此外,今天人類學有這麼多的議題,科技、環境、族群,我們該如何妥善分配投入的精力與時間?

※本篇為上半場之演講內容,下半段回饋與提問請見〈STS早年的人類學時期,及二者互動的後續線索:傅大為教授演講場記(下)〉


【註1】本演講內容主要摘要自:傅大為2019〈第四章:思考部落社會:SSK早年的人類學時期〉,《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頁203-289。臺大出版中心,台大哈佛燕京叢書。

另本文第五部份「拉圖與歐美人類學的後續互動」一節之後,則為講者在2019出書之後的後續研究報告,所涉及書目可以另外提供。

本文非常感謝呂欣怡、黃郁茜、傅大為三位老師會後對本文種種疏漏錯誤之處的修補、統整與提點。

【註2】群學出版社2019年初版,陳榮泰、伍啟鴻譯。

【註3】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arvard, 1993)

【註4】傅老師的會後提醒:特別可參考他在1990年的 “Anthropology of Incommensurability” 一文,企圖連結SSK、社會人類學,還有孔恩的不可共量性。

【註5】原文刊出後,語意不清之處經與傅老師討論後做出修正。

【註6】傅老師對此的評價參考至:Casper Jensen (2020) “Disciplinary Translations: Remarks on Latour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Common Knowledge, 26(2).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