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下，如何展開社會行動？ 萬人聯署〈暫停人工智慧公開信〉的次政治實踐

文／張立健（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部博士生）

　　自去年底以來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引來連鎖反應，最近令人關注的是 3 月 26 日於網上跨國聯署〈暫停大型人工智慧實驗的公開信〉(Futureoflife.org, 2023) (以下簡稱〈暫停公開信〉)  信中聯署者包括全球首富、Tesla 和 Twitter 的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聯署名單中更有科技業界的大佬如 Apple、Skype、Pinterest、Petty Images、Ripple 的等共同創辦人所加持，全文不過五百九十字的〈暫停公開信〉，卻引起軒然大波。除了數十位科技產業界的創辦人之外，有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劍橋、哈佛和東京大學的人工智慧或相關學科學者聯署，名單中更有達三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和九位美國國家學院的成員，還有在《人類大命運》中大力指出數據主義的風險的歷史學者哈拉瑞 (Harari, 2017)、行內最權威的教科書《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共同作者 Stuart Russell (Russell & Norvig, 2022) 教授以及發現「聯想神經網絡」的神經科學專家 John Joseph Hopfield。

　　而且已有逾 25,000 人跨國聯署的〈暫停公開信〉，其聯署人數目更在增長中，比起 2017 年由同一機構未來生命研究所發起的另一封〈人工智慧原則〉(Futureoflife.org, 2017) 公開信更受注目。在芸芸媒體報導和評論下，更再一次引起民眾對人工智慧的恐懼，到底信中是否反對人工智慧的發展，因為人工智慧對人類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圖／Hatice Baran: https://www.pexels.com/zh-tw/photo/16037283/

人工智慧上線 反應憂喜參半

　　支援 40 種語言的 Chat GPT 去年底(2022)上線 ，其一問一答在網上迅速流行，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一直討論生成式人工智慧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比如此程序可以輔助寫作、研究和整理資料，只要輸入資料可以為傳媒編新聞初稿，也可以為公眾人物撰演講稿，甚至乎能像作家般寫出故事情節，數月來成為資訊科技界熱議的話題。隨後，當谷哥與微軟持續接力，先是谷歌於今年3 月 (2023) 於其電郵和文書處理器等服務推出人工智慧助理，後又有微軟發佈最新名為 Microsoft Dynamics 365 Copilot 的軟件，提供的智能的文書處理服務。日後我們日常所使用的文書處理器都配備了，類似於 ChatGPT和 Bard 般的人工智慧助理，以後只需簡單一按鍵便擁有電腦準備好的書信草稿、會議紀錄、試算表格和演講大綱，如此一來日後完成大部份文書工作會更省時省力。而且紐約市政府果斷限制公立學校內的電子設備訪問該網站，後來是新加坡政府宣布將引入該技術給公務人員作搜尋資料和寫稿之用，最近意大利政府卻禁止國民使用，同時引來中美大國技術之爭的另一比較點。有人測試過由微軟投資開發的 Chat GPT-3 or GPT-4 聊天機械人，它能通過醫生和律師的資格考試，令人擔心人類專業工作的保障也受到挑戰。

　　人工智慧專家、東京大學工學研究所的松尾豐教授，他於《了解人工智慧的第一本書》中強調「人類的智慧，沒理由不能在程式上實現」，那麼未來我們還有可能找到工作和理想的生活嗎？到底企業、政府與機構能否按趨勢而調整，鼓勵學習，同時容許組織按需回應改變？

〈暫停公開信〉，是不切實際或另有所圖？

　　以下將利用貝克 (Beck, 1992, 1999, 2009) 的次政治 (subpolitics)和風險社會 (risk society)  概念來說明〈暫停公開信〉的討論。
　　貝克提出的次政治 (subpolitics)，由直接的、由下而上的、媒體符號的、超越國族國家中代議制的政治行動。就如綠色和平於 1995 年夏天針對蜆殼石油的杯葛運動，事件亦反映了五個特徵：具感染力、宣揚憤怒的道義、政治權宜之計、做簡單的替代行動、不顧生態的自我沉迷。

圖／ Ulrich Beck, 2011. Source: Personal photo collection of Ulrich Beck.

　　貝克 (1999：39-40) 強調：

「次級政治意味著「直接」政治——即個人臨時參與政治決策，繞過代議政制 (政黨、議會)，甚至往往缺乏法律保護。 換句話說，次政治意味著由下層塑造社會。 經濟、科學、事業 (career)、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都捲入了政治辯論的風暴中，但這些不符合傳統的政黨政治分野。 世界社會次政治的特徵是暫時的「對立聯盟」(按政黨、國家、地區、宗教、政府、叛亂者和階級而來）。 然而，最重要的是，次政治通過改變政治的規則和邊界，使政治自由更開放、更容易接受新連結、更能商討和重塑」。

　　我認為〈暫停公開信〉的討論關係到人類社會前途的四大重點，乃可能是世界風險社會下的另一個次政治事件，未知道會否產生跨國的連結以及改變現時的政治系統：

１.　信中沒有說應該要停止人工智慧技術的研究與開發，而是提出對失控中的 Generative AI (AGI) 競賽中 ，連開發者也無法預測、理解和管控其系統。信中呼籲開發商要暫時退一步，未來六個月別要開發 GPT-4 更高階版本的學習系統，以免墜入危險之中。假如開發商不願暫停，政府應該介入；

２.　但信中強調人工智慧會為社會帶來前所未見的風險和人類的災難性後果，可能帶來不合符人類價值觀的壞處，包括會引致大規模失業的危機，並且可能進入後人類時代；

３.　信中反對的是，沒有管制的人工智慧技術開發！提議由獨立的專家監督下，定立規劃與管理該技術的協議，令其成為「更加準確、安全、可理解、透明、穩健、一致、值得信賴和忠誠的先進系統」，從而利用人工智慧帶來豐盛的人類未來；

４.　與此同時，人工智慧的開發者須與政府合作，包括制定監管、審計和認證系統、對人類危害的責任系統、研究安全人工智慧的公共研究資助、制度化來回應經濟和政治的衝擊。

　　〈暫停公開信〉中提出人工智慧對人類帶來了潛在的風險 ，換言之，這一批專家相信人工智慧不再只是明日黃花，連他們也間接肯定人工智慧對未來人類的風險，亦是人為造成的問題之一。雖然平時這些專家都站在不同的位置、背後利益各異、對科技創新各抱不同的理想，但至少今次聯署對暫緩人工智慧的立場上是一致的。但由於這似是「軍備競賽」般來自各國政府與科技巨鯨間的較勁，而且可想像當該技術成為開源碼的話，流入民間會引來更多不確定性，因此 AGI 的問題不止於 OpenAI。    

圖／Digital Buggu: https://www.pexels.com/zh-tw/photo/374563/

〈暫停公開信〉倡議作為次政治實踐

　　由於現代化和風險洗刷了舊機構的舊功能，種種制度如家庭和政府已跟不上了社會變遷，因為人為製造的不確定性已超越國界，導致國家—技術—經濟的瓦解，比如上述提到的三億人失業危機。貝克 (1992) 認為不再如以往活在重新分配好事的工業社會，而是活在風險社會減少壞事的時代。

　　同時，貝克 (1992) 認為國家—技術—經濟關係正在瓦解，令大眾對專家信任下降，因為他們已失去了保障大眾安全的作用。他對技術—經濟的看法，由於科學理性和技術—經濟提高生產力和加速個人的結構性個體化，而風險是如何通過專家而被淡化、固化、隱化的，但科學理性和專家們亦將面臨被取代的契機之中，難以面對具反身現代性的民眾 (Beck et al., 1994)。一方面，技術—經濟常以理性與進步之名，為了經濟發展要社會大眾接受其未知的風險，以技術事先決定了社會走向。推動經濟發展卻不顧對科技的政治和社會後果，比如工業生產擴大而引致今日的生態災難。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和網絡公民抬頭，以次政治的方式在建制之外監督政府、技術—經濟、學術教育以及社會福利。

　　面對風險社會下的「政治變成非政治，而非政治變成政治」，貝克 (1992)因此提出要解放工業社會中的科學和政治，要開放現有的政治系統，而不該假借技制—經濟之名以非政治化處理。因而貝克 (1992: 229) 所謂的「技術—經濟的次政治」 乃可以負擔議會之責，由風險社會帶來的不確定性，開啟了更平等、更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機會。「次政治」反抗了工業社會中的局限、功能性指令和進步宿命論。當終結進步的共識、以靈活的方式來去差異化 (dedifferentiations)，想解放工業社會中的科學和政治，便要開放現有的政治系統，達致民主化。

　　〈暫停公開信〉亦直言政府的角色和人的參與是重要的一環，我們既要推進人工智慧服務人類之餘，亦要深入研究如何安全地使用它。也許暫緩是個好事，來個「人工智慧的仲夜夏之夢」來達致各個社會的多方共識，找到平衡科技與社會的出路，以免將人與科技放在對立面。

圖／Pixabay: https://www.pexels.com/zh-tw/photo/261621/

議論的力量　超越決定主義

　　總而言之，人工智慧能為人類帶來什麼風險、有什麼對應辦法，並不該交由科技巨鯨來決定，各國政府以及由下而上的次政治亦將有其角色。無論一系列人工智慧新軟件系統出台引來〈暫停公開信〉的討論結果，是否引來海內外的次政治，乃至次政治的跨國連結？到底該否暫緩一下人工智慧的井噴式開發，以及鼓勵制定相關協議，來準備迎接所謂的「後人類時代」。

　　〈暫停公開信〉提議暫緩也許是好的 (Futureoflife.org, 2023)，可是假如真的暫緩六個月的話，各個社會該思考什麼？雖說 OpenAI 並不打算於短期內研發 GPT 的第五代，在其他科技巨鯨推出下一代人工智慧工具之前，到底我們會否因為恐懼而徹底放棄，或是繼續擁抱人工智慧，建立跨國像綠色和平般的跨國組織來關注科技與社會？

　　討論比不討論好，像百多年前民國時代的學者胡適 (1919) 所言，多談些問題，研究些解決方法，不畏難求易，比起空談科技決定主義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合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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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Mackenzie 的STS之旅：契機、成長與跨領域觀點

※ 本文參考自Schyfter, P., & MacKenzie, D. (2018). STS and its Challenging Obligations: Pablo Schyfter Talks with Donald MacKenzie. Enga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4, 335–351.

前言：誰是MacKenzie？

1950年出生的STS學者Donald MacKenzie，如今仍在愛丁堡大學從事創新研究。作為科技與社會學資深學者，他同時跨足經濟社會學界，借助STS的思考版圖使傳統金融學不再侷限。2021年5月，MacKenzie出版《以光速交易：超快算法如何改變金融市場》(Trad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 How Ultrafast Algorithms Are Transforming Financial Markets)，重新思考高頻交易(HFT)在金融市場中不可忽視的超越性力量。MacKenzie治學嚴謹、深沉、思想縝密，不在傳統研究領域駐足不前，故此這場談話的中心，他將鼓勵跨領域對話與協作精神，目的在於提點當代年輕人再次注意到STS的核心目的。MacKenzie認為，只有在政治與道德議題上充分進行平衡思考，才有機會踰越邊界讓對話實現平等價值。

MacKenzie的STS起點
參加了英國社會責任協會舉辦的一系列會議，這是他與科學技術研究（STS）領域接觸的開端。進修科學研究後，他取得了英國石油公司的大學獎學金，但畢業後並未加入該公司就業，而是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在SSU求學的過程中，Mackenzie 參與了 SSK 強綱領的早期發展，與當時的老師 Barnes 與 Bloor 並肩作戰，為強綱領做出貢獻。

成長與轉捩點：STS 領域的發展
早期的 STS 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學知識的社會學和歷史研究上，並且開始關注實驗室研究。此外，科學與科技中的女性主義研究也是 STS 研究的重要發展方向。許多行動者和出版物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歷史學家 Gary Werskey 對 Mackenzie 的早期研究有重要影響，Mackenzie 也參與了行動者網絡的研究。

研究的倫理與政治：STS 領域面臨的挑戰
STS 領域的研究者需要在心理活動、如何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與大眾分享，以及 STS 學科如何在政治與道德上進行平衡等方面進行思考。Mackenzie 認為 STS 領域的研究者通常是較為左傾、注重公共利益的，但在政治行動者與研究者之間，並不是那麼容易互通有無。

對 STS 領域的期許與建議
Mackenzie 鼓勵年輕研究學者接觸科學，並且在研究過程中用民族誌方法來探討現代知識的哲學評論。他希望年輕研究學者能夠有勇氣接觸新領域，並且在過程中不斷學習，建立更多信心和理解。他強調不應該自滿，進而誤以為許多科學知識社會學及社會建構的問題已經被解決。許多學科仍存在未解之謎，有很大未觸及到的部分需要探索。
例如，現代的經濟生活經常會用到演算法，但是整體而言還是從未真正透過民族誌方法研究這些現代知識。因此，Mackenzie 希望 STS 領域的研究者能夠促進更有意義的對話，試著向大眾打開複雜的內容，提供便於理解的材料讓渴望了解的人能夠接收。同時，他強調了謙遜而有風度的討論與研究態度的重要性，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對話和協作。這些期許和建議對年輕研究學者在 STS 領域的成長具有指導意義。

總結
通過對 Mackenzie 的學術生涯和 STS 領域的介紹，本文展示了他在該領域的成長過程以及面臨的挑戰和轉捩點。同時，文章對他對 STS 領域的期許和建議進行了詳細闡述，對年輕研究學者有一定的啟發和指導作用。在深入了解 STS 領域的發展和研究方法後，讀者將能更好地理解其在政治、道德和社會方面的影響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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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 Fletcher 對談 Adele E. Clarke：想像與眾不同且更好的世界

原文取自： Imagining Alternative and Better Worlds: Isabel Fletcher Talks with Adele E. Clarke   譯：Sarah.H

 

Adele Clarke

阿黛爾·克拉克 1966 年獲得 Barnard College 社會學學士學位，1970 年獲得紐約大學(NYU)社會學碩士學位。隨後，她在索諾瑪州立大學(Sonoma State University)教授婦女研究，之後前 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CSF)撰寫博士論文並於 1985 年取得學位。她於 1989 年回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擔任助理教授。她的著作對醫學社會學、 科學和技術研究、人類學、女性主義研究等方面的知識作出了貢獻。克拉克教授被美國社會學協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授予 2012 年 J. D. Bernal 傑出貢獻獎和 2015 年 Leo G. Reeder 醫學社會學傑出貢獻獎。

Isabel Fletcher

伊莎貝爾·弗萊徹 (Isabel Fletcher) 從事質性研究，專注於營養與公共衛生政策之間的作用，在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博士研究是對肥胖症的歷史建構描述，涵蓋醫學社會學、公共衛生政策和醫學史。隨後，她從事食品安全政策，以及調查商業從業者對保健規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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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體制的建築師：Sheila Jasanoff談STS的學術傳統、路線與學科化

※ 本文參考自Martyn Pickersgill & Sheila Jasanoff (2018). ST(&)S: Martyn Pickersgill Talks with Sheila Jasanoff.  Engaging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4 (2018), 320-334

零、引言

　　本訪談摘錄由STS學者Martyn Pickersgill與STS學者Sheila Jasanoff的訪談內容所構成。Sheila Jasanoff現任職於Harvard University，擔任STS教授。Jasanoff的學術工作強調科學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共同生產（Coproduction），並於STS學術中論述了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以及生物憲法（Bioconstitutionalism）的想法。Martyn Pickersgill任教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他的研究致力於科學與醫學知識的國際傳播，以及其在健康照護、法律、政策、日常生活上的實例，並聚焦於神經科學、精神醫學與心理學。

本訪談著重於處理三個主題，包括：

（1）討論STS作為一個縮寫名稱，可以被視作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udies）或者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並進一步討論這兩個不同地域學術傳統的同與異。

（2）Jasanoff在STS領域的學術工作，以及她自學術工作之中反思STS不同的學術路線。

（3）STS作為一種特殊的方法論有將STS學門學科化的必要性，而這必須要由創新而嚴格的訓練才能被培養與再生產。

 

一、「科學技術研究」(S&TS)或「科技與社會研究」(STS)？

　　STS作為學科的縮寫，傳統上有兩種表達方式：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由於這兩個縮寫名稱的爭辯始終有個特殊的角度，Martyn Pickersgill先是向Sheila Jasanoff提問這兩者之間有何差異。

　　Jasanoff從她的學術生涯說明她對兩組名詞的理解。Jasanoff首次進入STS學術領域時在Cornell University的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udies program任教，而後改制為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department，改制的過程中選擇使用了另外一個「STS」。而在Harvard University任教時，協調成立的STS program則選擇採用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名稱。

　　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名稱源自於美國的學術傳統，其使用是為了回應對於「社會」的關注，包括來自於1960s的反戰風潮、軍工複合體的發展、環境保護運動、性別與種族的認同政治、以及科技與現代性的討論；因此科技與社會研究更加強調科學技術與其它剩餘世界的互動與連結。歐洲學術傳統使用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作為STS的名稱，源於其學術高度關注於知識與物質性的哲學問題。科學技術研究將科學與技術視為研究的客體，並探究其內部構成。

　　STS作為學門提出最深入的貢獻，便是在於研究科技與社會的文明對於我們人類有何特殊的意義，而這必須去理解科學與技術有何特殊性（科學技術研究），同時研究科學與技術對於我們的世界有何連結與影響（科技與社會研究）。

　　儘管如此，Jasanoff認為有時候STS的名稱被過度強調了，而實際上只有學術的實作會決定實際上的學術方向是什麼。STS的兩個名稱有各自不同的系譜，Jasanoff認為合併兩種名稱的背後所代表的概念才是她的立場，而對於「社會」的強調是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存在理由：我們的目的並不是以我們的學術語言去重新描述科學或科技，而是應該去反思何謂理性的社會、製造工業的社會、發明的社會。

 

二、Jasanoff的STS學術工作與STS知識傳統的經驗性反思

　　提問到進入STS的機緣，Jasanoff說明，她於歷史語言學取得PhD，研究主題是孟加拉語語言型態的歷史學，然而因為領域不夠熱門的緣故而難以在美國找到相應的學術工作，因此進一步在Harvard進修了法律的學程。法律學業修畢後由於對於公司法不感興趣，最終在指導老師的引介下，在小事務所進行環境法律的實作。而後由於丈夫工作的緣故必須前往Cornell，當地並不需要環境法律的專業。美國當時有一些實作導向的STS運動與學術正在進行，而其中不乏具有環境專業的律師。因此一位與STS學術有關聯事務所的同事將Jasanoff引介給Dorothy Nelkin［1］，開始在Cornell的STS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當時正好有一個關於化學物質管制的歐洲比較研究計畫缺乏一位對於德國與環境法律知識熟悉的學術工作者，Jasanoff便第一次進行了STS學術領域的研究計畫。

　　其後Jasanoff便於Cornell的STS program取得教職。最初的Cornell STS program體制並不完善，需要集合許多沒有聘在院所底下的大學教師來共同主持這個STS program。而後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協助提供資金改善學院的基礎建設，Cornell STS才成功改制為STS department，並在名稱選擇上使用了另外一個「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Cornell STS department聘用了許多科學哲學、倫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律學等跨領域的學術工作者，如何在共識下組裝這個學術機構比起名稱選擇顯然更為重要。然而，Jasanoff也說明在改制Cornell STS department時確實有意圖的想把大西洋兩岸的學術傳統合併共構，在學術上共同追逐與發展。

　　Martyn Pickersgill評論，Jasanoff在學術上被廣泛的認知為一位STS的「建築師」，在協助Cornell成立STS系所後，於1998年便離開Cornell，在Harvard成立了第一個STS program。對於Jasanoff的學術生涯而言，建築（building）一向是重要的關鍵概念，同時也顯見於整個訪談的過程中；在名望顯赫的學術機構中維持自身研究的位置，需要協調編排各種關於體制的、財務的、知識的、學科的、學術同儕的等多面向的資源類別。而這種建築的想法也可見於Jasanoff的學術認知上，對於STS多元方法論與學術傳統採取多方包容與共同呈現的態度，並有意圖透過學術工作將STS理論建制化並將學門學科化。

　　Jasanoff曾與歐洲學者Trevor Pinch以及其他學者群於1990初期共同寫作與編輯教科書STS Handbook［2］，意圖將歐洲與美國的STS學術建立起互動的橋梁。然而Jasanoff認為當時對於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學術傳統差異並沒有明顯的被標誌，同時Harry Collins所代表的巴斯學派（Bath School）［3］、Bruno Latour以及其他如科技的社會建構論（SCOT）的學術社群都還尚有互動［4］；整個STS的學術社群的研究方法都受到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傳統的關聯［5］，行動者網絡理論（ANT）也尚未成為STS的主流方法論。就STS Handbook的編輯工作而言，它象徵僅僅只是STS在歐洲與美國學術的整體呈現，學術傳統與方法論差異在當時尚未被視為是高度爭論的議題。

 

三、學科化STS

　　Martyn Pickersgill進一步提問Jasanoff，對於她而言何時STS成為了一個領域。Jasanoff說明，如同有些論者認為美國正式獨立在獨立宣言頒布後，有些則認為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才實質上建立，甚至是女人真正意義上取得投票權的政治平權後才算是真正建立起美國這個國家。因此，正如同美國國家主權歷史的多面性，對於有些人而言STS仍未是一個領域。

　　Jasanoff認為一個好的領域必須持續於創造，而這樣的領域成為領域會發生在一個廣泛的時間段內，而非某個特定的日期。從客觀歷史鏡頭裡回頭看，4S的創立時間在於1976年，其後成立了許多以STS為名的program。1970年代初期所發展的學術機構如David Bloor所代表的Science Studies Unit[6]，在學術的行政上給予後續STS program的設立提供了重要的模型。在這個早期的模型典範之下，當時STS學門的概念建立於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再訓練，進而使他們理解科學與技術實作對於社會的影響；而現今STS面向來自於所有學門的人，能夠透過STS這個學門的主軸將不同專業串聯起來。綜論之，1970年代中期是STS的草創階段；1990年代則是STS學門鞏固的高峰；而2000年代則是STS進入全球化擴散的時期［7］。然而在全球化擴散之下，STS的學術開始進入其他傳統學科之中，這也同樣影響了STS究竟是怎麼樣的領域。既然其他學科也能夠宣稱對於STS的理解，然而對於我們自己而言，STS應該意味著什麼？如果人類學、歷史學、哲學都願意對於科學與技術進行學術上的研究，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STS這個特別的學門？Jasanoff認為，對研究範疇與特質的沉默，對於STS的學術空間是一種傷害。

　　因此，Jasanoff進一步陳述STS作為學術領域所具有的獨特性。（1）傳統學科對於自己研究的主軸已有完整的認識，因此不會將科學與技術足夠的置於方法論分析的核心中進行研究。事實上，這些傳統學科對於科學與技術在學術傳統上依舊屬於邊緣的研究主題。相對而言，（2）STS反而將這些科學與技術「實作（doing）」置於學術領域的核心，而非僅僅只是對於這個主題的討論。對於受科學訓練的人而言，相對於在不同的人類學、哲學、歷史學領域中找尋零碎或邊緣的知識，科學與社會的研究採取STS的研究方法是個更務實的做法。同時，（3）STS在近30年也發展了許多屬於這個領域獨有的理論概念。如Jasanoff所精煉出的概念共同生產（Coproduction）［8］，以及與Sang-Hyun Kim［9］共同論述的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10］。過往傳統學科中所談的「想像」的概念，旨於指出社會向未來的投射，但其中幾乎沒有科學與技術的成分。除了STS這個學科領域，沒有其他學門能夠對於科學與技術提出同樣基進的反思。

　　Martyn Pickersgill 提問對於Jasanoff 而言，STS做為一個學科未來應該如何發展？Jasanoff認為應該要付出更大的注意於訓練上，使STS的學生能夠在智識上慷慨而仁慈。STS向來同時面對著不夠專論化以及過度專論化的問題，Jasanoff認為我們應當認知到STS學科內部的異質性以及STS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連結。異質性說明STS內部有許多不同的理論進路與派別分枝，過於快速的定論STS就是SSK或SCOT都是武斷的作法；同時STS對於鄰近學科的連結也不足，許多STS學者不會意識到使用其他學門的概念或方法論對於自己的研究有所助益。STS不同的學術社群都應當建立對於STS學門方法論與STS學門歷史的充足訓練，並基於此持續發展不同學術機構感興趣的研究方向。STS應當走向對於科技與社會多元的討論面向，而能夠在STS的學科的同一個學術基礎上進行內部對話，增強學科的能量。這也是Jasanoff成立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11］最基礎的目的，STS的學科化。

 

四、STS方法的特殊性？

　　Jasanoff說明，STS方法向來有爭論，包括質性方法與量性方法，以及詮釋性方法與經驗性方法不同取向間的爭議。不過，若要從爭議的細節裡摸索出前進的進路，實驗室研究與爭議研究是STS所發展出來，特殊的研究對象與路徑。它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以及不可知論。同時，強綱領［12］中的對稱性與反身性也應當被視為是STS學術的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 repertoire）。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概念也能被視為一種STS方法論的視角。

　　這些STS方法論的視角會形塑STS學者如何觀看世界、社會、文本等不同的實體。同樣的，STS方法論的視角也是整合性的。以共同生產（Coproduction）作為主題，再現（representation）、論述（discourse）、制度（institutions）、認同（identities）能在同一個概念下合併涵納（amalgamation），而這些概念則可以個別在Latour、Foucault與批判理論中得到。STS方法的特殊性必須以知識的地景理解：我們鑽研STS學術能使我們看見其他學科方法所不能看到的，而非坐在孤島上讓其他學科不知道STS在追求什麼。對於不同的問題，始終有一個STS的方法去理解與研究，而非僅僅只是標示STS與其他學科方法的不同。

 

五、訪談人物

　　Sheila Jasanoff Harvard University STS教授。Jasanoff藉由數學、語言學與法律的學位，以化學物質控管政策的跨國比較研究進入STS的學術領域。後續的研究關注於Bhopal事件、IPCC（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國際環境運動等主題。曾任Cornell University的STS Department的主任、4S主席，並致力於推廣STS知識予非STS觀眾以及對於科學政策的STS分析。

 

　　Martyn Pickersgill任教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Martyn Pickersgill於2014年共同成立了Centre for Science, Knowledge and Policy，並於近期組織了Centre for Biomedicine, Self, and Society。Martyn Pickersgill進行了許多社會參與以及社會對話，將社會參與視為是研究方法的一環。2015年獲頒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的Henry Duncan Medal。

 
＊腳註整理
［1］Dorothy Nelkin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致力於研究科學、技術與公眾的互動與發展史。曾任教於Cornell University與New York University。
 
［2］STS Handbook為STS學術領域的經典教材，透過不同主題的陳列說明STS的經典研究案例與方法論。本處提及的版本為Jasanoff, Sheila, Gerald E. Markle, James C. Petersen, Trevor Pinch（1995）.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
 
［3］Trevor Pinch與Harry Collins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社群中，巴斯學派（Bath School）的代表人物。不同於愛丁堡學派的對於大尺度社會與科學互動的利益論分析，巴斯學派的學術傳統傾向透過微觀的實驗室研究研究科學知識建構與爭議。Trevor Pinch於2021年底逝世。
 
［4］1990年代 STS學術的兩種方法論以Latour為代表的ANT與愛丁堡學派為首的SSK發生過至少兩次大規模的方法論爭議，聚焦於對稱性的知識論與本體論以及Latour對於強綱領的誤用上。參考於《我們從未現代過》、Bloor, David（1999）. Anti-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0, No. 1, 81 - 112.
 
［5］1970年代初期，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作為重新思考科學的方法與途徑開始廣泛發展。建立於對於1960年代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所提出之的「科學規範結構」的批判，SSK透過實證的研究方法將科學理解為社會過程的產物，強調其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組構。本文所提及之愛丁堡學派（Edinburgh School）與巴斯學派（Bath School）皆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性學術社群。
 
［6］Science Studies Unit為愛丁堡學派（Edinburgh School）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發展的學術單位，代表人物包括David Bloor、Barry Barnes與Steven Shapin。愛丁堡學派以其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的提出而著稱，說明信念或知識形成必須給定其因果關係，而「成功」或「理性」的科學知識與「失敗」或「非理性」的知識體系必須給予相同架構的論述資源進行分析。
 
［7］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ssociation）成立於2008年6月。參考於楊倍昌（2018），〈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科技公共性的實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9(4): 215-219。
 
［8］Coproduction的概念說明，科學與科學知識無法反映自然與真實，同時也非單純社會利益下的產物。知識與其物質化的產出是嵌合在社會之中的。因此對於人類活動最有力的解釋，便是科學秩序與自然秩序的共同生成。引用自Sheila Jasanoff 的著作States of Knowledge。
 
［9］Sang-Hyun Kim是韓國籍STS學者，具有材料化學與科學社會學/歷史學的博士學位，現任教於漢陽大學。
 
［10］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概念說明集體對於社會秩序與社會生活的想像，反映於國家的科學與科技計畫的設計與發展上。「想像」指示了一種對於未來的希望與投射。Sheila Jasanoff與Sang-Hyun Kim以此概念解釋美國與韓國的核電發展。引用自Sheila Jasanoff與Sang-Hyun Kim合著之論文Containing the Atom: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11］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由Jasanoff所主持，2002成立於德國柏林，以學術工作坊的形式每年度舉辦於Harvard University。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的學術宗旨在於促進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並促使年輕學者建立夥伴關係，同時促進STS與倫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等公共政治領域的鄰近學科進行學術交流。其關注焦點在於公共體制、民主與參與、再現與溝通等論題。參考於https://sts.hks.harvard.edu/about/sdn.html。
 
［12］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為愛丁堡學派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包括因果性（Causality）、公平性（Impartiality）、對稱性（Symmetry）、反身性（Reflexivity）作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的基本進路。
 
六、參考資料
 
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2012）。《我們從未現代過》（原作者：Bruno Latour），台北：群學出版社。
楊倍昌（2018），〈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科技公共性的實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9(4): 215-219。
 
Bloor, David（1999）. Anti-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0, No. 1, 81 - 112.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2021）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檢自https://sts.hks.harvard.edu/about/sdn.html.
Jasanoff , Sheila（2004）. The idiom of co-production.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1 - 12. London: Routledge.
Jasanoff, Sheila, Sang-Hyun Kim（2009）. Containing the Atom: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Minerva: A Review of Science, Learning & Policy, Vol 47, 119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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