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取自： Imagining Alternative and Better Worlds: Isabel Fletcher Talks with
Adele E. Clarke 譯：Sara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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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e
Clarke
阿黛爾·克拉克 1966 年獲得 Barnard College 社會學學士學位，1970 年獲得紐約大學(NYU)社會學碩士學位。隨後，她在索諾瑪州立大學(Sonoma State University)教授婦女研究，之後前 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CSF)撰寫博士論文並於 1985 年取得學位。她於 1989 年回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擔任助理教授。她的著作對醫學社會學、
科學和技術研究、人類學、女性主義研究等方面的知識作出了貢獻。克拉克教授被美國社會學協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授予 2012 年 J. D. Bernal 傑出貢獻獎和 2015 年 Leo G. Reeder 醫學社會學傑出貢獻獎。
Isabel Fletcher
§ 請問Adele Clarke，您是如何進入 STS 領域？
Adele Clarke： 1973年，我開始教授女性研究以及婦女健康課程，這使我開始對生物科學／生物醫學的批評感到好奇。此外，我也參與西海岸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研究小組 (West Coast Socialist Feminist Study Group)， 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我在那裡遇到了唐娜．哈樂葳 (Donna Haraway)、朱迪．斯泰西 (Judy Stacey)、蓋爾．魯賓 (Gayle Rubin)等人；也因此我投身婦女健康運動的經驗，造就了我早期對女性主義
STS 的願景和學術方向。 最後，當我在 1980 年回到
UCSF 攻讀博士學位時，我遇上了利．斯塔 (Leigh Star)[1]， 她是一位長期投入運動的女性主義者，不久，藤村瓊 (Joan Fujimur)也一同加入研究小組。 1982 那年，我們首次參與在費城舉行的 4S 會議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f. 1975)，我立刻被其中的講題吸引 —— 這些經驗在美國社會學協會 (ASA) 絕無僅有，於是我很快地變更研究主題。後來，我做了一個重大決定， 全心專攻
STS 研究和醫學社會學，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轉折。
§ 能否與我們談談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的起源？
Adele
Clarke： 我習慣這麼說，最初的故事開始於一群學者，他們來自歐洲科學與技術研究協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SSTS)、4S和其他專業組織，並且創立如《科學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學、技術與人類價值》(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期刊。另一套不同的群體包括愛丁堡 (Edinburgh)、巴斯 (Bath)、 巴黎 École des Mines 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novation at the École des Mines in
Paris) 以及比勒費爾德 (Bielefeld)的一組新興的 STS 單位。 早期 STS 的一個分支是在美國，包括在哥倫比亞接受默頓 (Merton)科學社會學培訓的學者。倫斯勒理工學院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RPI) 、維吉尼亞理工學院 (Virginia Tech)、喬治亞理工學院 (Georgia Tech)和其他地方的核心團隊。 提出 ST&MS 問題的進步行動組織包括〈科學為民眾〉(Science for the People) [2]以及〈衛生政策諮詢中心〉[3]；在北美學術界，科學史協會 (HSS)、 科學哲學協會 (PSA)和美國醫學史協會 (AAHM)都是在一戰後成立的，技術史協會 (SHOT)則是成立於二戰後。 1986年，我應其他幾位社會學家的邀請，協助美國社會學協會 (ASA)成立專門研究STS的部門，我們成功了，經過許多討論，這個組織被命名為科學、知識和技術
(Scienc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KAT) 。
§ 您認為 STS 的核心關懷是什麼？
Adele Clarke： STS 是受到政治啓發的跨學科領域之一，這些領域的根源如今被納為 1960 年代的政治。這些活動範圍從反核和反戰到民權和女性主義、LGBT 和身障人士權利運動，以至到環境保護、早期動物權利等等。 許多科學家參與了各種進步組織，例如「X 科學家為Y(X Scientists for Y)」。 有些是跨國組織，利如計算機專業社會責任組織 (CPSR)， 該組織從 1983 年到 2013 年投入政策和公共辯論。然而，我擔心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人們將對這些作品的認識越來越模糊。想起以往從事 STS 研究，總是可以啟發一些身份認同 (例如，生態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LGB[以及後來的T])。一些人尋求單獨的空間和場所，另一些人試圖整合，少數則尋求兩者兼得。無論如何，我懷念很懷念那段時光，所有的政治都被明確標記和討論，我和研究所學生都很擔心，我們的教育和未來的學術將不再履行這些承諾 。
STS 對生物醫學與環境議題的關注
Adele Clarke： 過去四十年來， STS 的規模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當 1982 年我進入時，某些方面它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世界，這裡我將討論兩個我認為最重要的話題：STS 的發展，包括對生物、醫學和製藥的深入關注 (成為 ST&MS)(becoming ST&MS)，以及對環境和生態議題研究的增長，包括女性主義的 STS 項目。 4S 關於醫學主題的報告從 1988 年的 11%增加到 2001 年的 29% ，3S 期刊文章的比例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
STS與「動物轉向」Adele Clarke：人類學家「以人為本」和「以文化為中心」的觀念，被科恩 (Kohn)《森林如何思考：走向超越人類的人類學》 (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 顛倒過來。唐娜．哈樂葳在她1989 年的傑作《靈長類視覺》 (Primate Visions, 1989) 中率先提出的「動物轉向」[4](animal turn)，已經成為一個活躍的 STS 部門，例如休． 萊佛士 （Hugh Raffles） (2011)的昆蟲百科 (Insectopedia)就贏得弗萊克獎。 另外， 唐娜．哈樂葳和我在 2015 年在丹佛舉行的 4S 會議中關心了多物種環境與人口以及生殖和其他女性主義問題，主題訂為《營造親屬關係而非一昧生產：朝向一個女性主義 STS 的親屬政治和反出生主義》 [5](Make Kin Not Babies: Toward Feminist STS Pro -Kin and Non Natalist Politics of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 女性主義的願景在哪裡？
Adele
Clarke：「女性主義的願景在哪裡？」 這個充滿挑戰的問題可以通過回顧 STS 的歷史， 特別是 20 世紀
90 年代的「科學戰爭」 ，以及自那以後的 「文化戰爭」[6,7] 來解決。 那些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先聲，這些戰爭在政治上嚴重地阻礙了 STS 的發展， 壓制了我們進步的根基和批判的限度 (例如， Hilgartner 1997;Hess 2009 年 )。然而今天反氣候變遷的科學言論，以及反智的新自由主義群體看起來就像是具有摧毀性的猛烈的暴風雨。「科學是以其他方式追求政治」(Latour 1983：167-8)這一事實已變得十分明顯。令人高興的是，我們也看到了 STS 和其他領域的復興，然而，我們也生活在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中：在環境被破壞、 地球被剝蝕與污染的同時，我們無能為力。
「理論–方法組合方案」（Theory-methods Packages）
Adele
Clarke：利·斯塔 (1989)提出「理論－方法組合方案」（ Theory-methods
Packages）現在是 STS 的共同核心假設。在方法研究的工作中， 我認為自 1970 年以來，社會理論出現了「重新轉向或重新配置社會」， 這在很大程度對應到了後結構主義。 此外， 這種「轉折（ turn ）」 經常圍繞幾個重疊的方法，按大致的出現順序排列，包括：布爾迪厄式(Bourdieusian)和其
他實踐和領域理論；互動主義社會世界 /競技場理論（Interactionist
social worlds/arenas theory ）； 傅柯式 (Foucauldian)的話語理論和處置理論（ theories of discourse and the “ dispositif “）； 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組合和根莖理論（ Deleuze and Guattari’s assemblage and rhizome theories）。 這些都是關係／生態方法（ relational/ecological approaches）， 它們是目前
STS 採用最主要的「理論 -方法組合方案」。
§ 請問Clarke，您是如何看待 STS 的當前問題？
Adele
Clarke：我前面談過重要性的問題，這裏我想討論它的窘境。當 STS 越來越受到歡迎， 參與的人也越來越多，但是當這些人紛紛投稿給培訓不足的期刊，對於那些熟悉經典文獻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我認為STS 的未來應在培訓中更加重視「理論 – 方法組合方案」的可行性。 此外STS 論文和書籍的審查過程， 應該對這些問題進行更明確的批評。就未來方向而言，我特別期待技術科學、性別、種族、（後）殖民和原住民的交織研究，這是在早期的STS中相對少談論的領域。
在後殖民時代 STS 的「理論－方法組合方案」的選擇中，同樣重要的是處理混亂的 能力。 後殖民時期的
STS 本質上是多元文化、多元歷史、 多元空間、多元變化的 —— 簡而言之， 多元的一切 ——非常混亂和複雜。約翰．勞 (2004, 2007)斷言，研究中的簡化(simplicity)和有紊不亂(cleanliness)的論述方式被看的太高了，而且往往毫無用處。另一個「理論－方法組合方案」是關於「知識論多樣性」 (epistemological diversity) ， 它在後殖民和原住民的
STS 中很重要。 知識論多樣性的重要日益增加， 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多樣化的「認識方式 (ways of
knowing)」 和知識生產地點的承認， 以及承認本土和 (後)殖民學者「在」學術界「裡面」的事實 。
§ 當你想到 STS 的未來時， 有什麼令你擔心？
Adele
Clarke： 這個領域目前面臨的關鍵挑戰，首先是女性主義 STS 和 STS 之間的「大鴻溝 （
the great divide ）」。 今天，女性主義 STS 在婦女和性別跨國研究中的戲劇性增長，維持了學術界的發展（包括新期刊《Catalyst》 )。但是，這種區隔經常被重新銘寫(re-inscribed)， 因而導致收效甚微。 第二個挑戰是女性主義 STS 和 STS 中長期缺乏有色人種學者。 我和其他學者在會議中舉辦了 14 場關於「科學、技術和醫學中的種族和其他不平等（ Race and Other Inequalities in/an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的主題，這是非常難忘的經驗，然而，但我仍擔心有色人種學者沒有被招募到。 同時，我也相當懷疑 STS 和女性主義 STS 的定位，我憂心它過於散亂。 最後一個相關的挑戰是，
新自由主義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已經造成了毀滅性的衝擊。 也就是說，當學者從外部來源獲得資金的需求擴大時，STS 的異議空間、尋找金援的機會將越來越小。正如歐文(Irwin)和他的同事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擔憂變得越來越重要， 並對加強民主實踐具有影響。
§ 關於 STS 的進展，什麼最讓你期待的？它可能的方向是什麼？
Adele
Clarke： 下一代的 STS 學者已經在社交媒體裡找到了新的和更有效的場所，例如莫妮卡．卡斯珀（Monica Casper）在《女性主義電報》（ The Feminist Wire）上的有力工作。我想象的STS未來中， 我們可以把女性主義看得理所當然。也就是說， 如果在研究主題中存在性別、種族、性取向、身障議題、原住民族議題時，我們可以放心，研究人員至少會充分解決
這些問題。同樣，這類問題不需要成為項目裡唯一分析重點，但在出現時應 該 認真對待。另外， 非洲很可能是下一個重點關注的地方 。 我最後關心的未來集中在參與政治上。
今天，我想說的是， 如果「 知識就是力量 」 只提倡 「一種最好的方法」會使它沒有任何助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重視理論（或「理論方法組合方案」）多元化地分散了這種力量。尋求一個沒有支配性統治的參與、不求共識的密切合作，以及力求知識的多樣性這些都是重要的，因為 STS 致力於反對重新繼承帝國主義的遺緒。我們將面臨許多翻譯方面的挑戰 —— 語言學的、文化的、視角的、認識論的，甚至是本體論的 ——其中合作將對 STS 的未來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 註釋
（註一） 蘇珊·利·斯塔(Susan Leigh Star, 1954-2010)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科學與醫藥社會學博士，曾任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傳播學系教授，長年關注性別與技術問題，曾出版《反對施虐與受虐：激進女性主義分析(Against Sadomasochism: A Radical Feminist Analysis,1982)》 《知識生態：科學技術中的工作與政治(Ecologies of knowledge: Work and polit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5)》《這不是邊界對象：概念起源的反思(This is not a
boundary object: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a concept,2010)》等多部著作。[1, 2]
（註二） 科學為民眾(Science for the People, SftP)起源於1969年的反戰運動，是一個致力於科學與社會政治行動的左派倡議團體，關注科學研究的軍事化與研究議程、社會生物學與其他科學倫理的政治影響，其中也包括能源政策與醫療保健，該組織在條綱中強調科學必須以解放為最終目的。目前 SftP 在 1969 年發行首份雜誌至 1989 年，並於 2019 年復刊至今。[3]
（註三） 衛生政策諮詢中心(Health Policy Advisory Center,Health-Pac)起源於 1967 年。當時位於華盛頓的政策制定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當時的研究者 Robb Burlage 同時是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 ,SDS)的發起人，正在從事一項名為「爆破專案(Burlage Report)」的研究，途中他發現一連串資源濫用的行為，進而開始針對 城市衛生系統進行批判，包括其中針對「醫療帝國」和「醫療工業綜合體」的論述。該組織在 1968 年首次發行刊物，於1994年停刊。[4]
（註四） 唐娜．哈樂葳提出跨物種遭逢(Multispecies Encounte)後，學界開始關注人類與多物種的共生關係，過去數十年，動物轉向成為歷史研究的新興主題，相關期刊包括《人與動物學》(Authrozoos, 1987)與《動物與社會》(Society &
Animals, 1993) 。詳細參見：李鑑慧, 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學史的發展與挑戰. 成功大學歷史學報 2020.58:p. 253-264
（註五） Make Kin Not Babies 取自於 Donna Haraway 的口號，她認為人類應回溯與動物或跨物種的親屬關係，她提出幾個願景與想像，包括人們應該慶幸生育率不再高漲、讓每個孩子擁有複數以上的父母、並且承認（或討論）那些「擔心低出生率」的國家，實際上是為了「種族清洗」的需要。實際上，Make Kin Not Babies 的主要訴求，是希望人類切斷家族祖譜式的情感連帶 ， 同時成為 (becoming with) 生態體系的一部份。 [5] 詳細參見： Donna J. Haraway(2016).Stay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ke University Press
（註六） 新保守主義經常與新自由主義混淆，但仍然有人將其等同為類似概念，事實上，新保守主義對應到政治、經濟與文化面向各有不同意涵，在這裡，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e)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相對於美國學運時期的解放立場，在觀念上採行傳統概念，這一部分群眾多數與政治保守主義重疊，他們的信念是「美國要對國際政治積極介入」、「重視美國的主導權」、「把美國的思想向全世界加以推廣」等等。在 1960 年代美國學潮與反戰氛圍下，傳統價值普遍被解放立場顛覆，因此新保守主義發起「文化戰爭」，意在將劣勢情勢「扭轉回來」[6, 7]
References
- LCHC Bio: Susan Leigh Star Available from: http://lchc.ucsd.edu/People/lstar_bio.html.
- Wikipedia. Susan Leigh Star. Availabl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san_Leigh_Star.
- Science for the people. Available from: https://scienceforthepeople.org/.
- Health/PAC Digital Archive Intro. Available from: http://www.healthpacbulletin.org/.
- Anita Thaler, B.H., Editorial in Queer-Feminist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 Forum. 2017.
- 張正修. 【專欄】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與美國的對外政策.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03f78523-1560-4882-a806-6b5d14d07f6f.
- Hartman, A. The Neo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 2015; Available from:
-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4/neoconservatives-kristol-podhoretz-hartmancultur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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