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4日

廣義科技研究的政治與社會介入:孔恩、SSK、與軍火科技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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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教授)

(此演講稿來自傅大為老師新書稿《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第七章的縮減演講版。此為2018STS年會演講稿的第三篇,總共有三篇。第一部分請由此,第二部分請由此。)


【圖12008 學會成立發起人合照

最後就是,我提一點反省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這是2008年學會成立發起人合照(圖1),在座很多朋友都有在這個照片裡面,但是另外有些朋友好像不見得在裡面。所以這是很有趣的,我們最後來談一下,所以幾個要思考的。

台灣STS做政治社會介入研究時,實質內容為何?當然有相當多的經驗研究這個是沒錯,但是這些研究比較起來說,與從一般政治經濟學、或批判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科技與醫療,有何不同?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這是個問題,我不是說這些政治經濟學或批判社會學這個不好,它們當然都很好,但是我們這個像陽明的STS的研究生常常碰到社會系的研究生的時候,他們常常說,你們這些東西,我們社會系都有講,那你們這個STS研究到底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這樣子。所以有什麼不一樣?STS的特色?我想問這個問題。

台灣STS做社會介入研究時,除了具有相當強的批判正義外,採用STS理論工具的程度為何?其實我滿期待下午杜文苓的演講。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問的問題,我們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麼台灣STS研究的核心關懷為何?是否過於變動不羈而有點發散?我自己有的時候會有點擔心,當然有些朋友不會擔心,覺得已經做得非常積極有幹勁,這是一個問題。

台灣STS理論的主流為何?有沒有任何主流?SSKSCOTANT 我們年會裡面的paper有的時候明白地說這個是ANTpaper倒是不少、或者是我們台灣STS理論是按不同目的而拼裝起來的,有點像拼裝車,當然拼裝車很好,但是這個理論的拼裝車到底好不好還有待檢驗,這個論點是陳瑞麟過去提到的,他對這個情勢的發展是有保留的,我也有。或是有一個說法是說,STS就是跨領域交流嘛,不同領域的,從科學家工程到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只要對科技有興趣,對醫療有興趣的,我們就在STS這個跨領域平台裡面,來大家互相交流。那有時候我會對我們陽明的研究生說,如果STS只是做跨領域交流的話,那我們STS研究所應該要教些什麼?應該要教如何有效率的辦好一個國際會議,或者如何有效率辦好一個國內跨領域的交流,這樣就好啦。因為大家都對科技與醫療有興趣,我們對歐美的那些認識論批判等那些東西其實不重要,大家只要跨領域交流就一定能激發出很好的東西出來,那如何辦會議的時候有很好的點心,避免即溶咖啡等,很好的激發大家繼續討論的這種,如何在圓桌討論的時間上能夠非常精準,讓大家都能夠說話發聲,或者有一種是多元整合,把這些東西統統整合起來,或者乾脆是在地的STS?現在「在地」這兩個字,在台灣很吸引人這樣,但是呢在地的STS是什麼呢?它是不是能夠真的解決STS什麼問題啊?那麼在地STS我們今天還是常常就回到林崇熙當年的拼裝車那篇,他沒有非常明白地提供任何一種STS的理論,但是卻在台灣的STS界有這麼大的影響,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

好,最後,我想稍微談一下,台灣以中文引介STS的歷史歷程。我不談中國大陸的,因為中國大陸的非常駁雜。因為這個也是我最近在想的一個問題就是說,STS的引介透過特別是中文的引介到台灣來,對於很多的學生、研究生或是STS之外的一些其他朋友,他們對於中文引介的STS的話,他/她們接觸的機會是很大的。

所以兩本《科技渴望系列》的研究,這個當然是當初第一砲打出來相當重要,裡面有哪些東西呢?ANT、技術史史學、女性主義科技研究、技術哲學(這裡指Langdon Winner)、社會世界論、愛滋防治常民專家。大概主要的幾個,另外有傅柯之類的那些東西,後來談的人很少。有點像是這樣子的一種。另外有一些像《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這個Donna Haraway,《我們從未現代過》阿等等這類的。在經驗跟歷史研究上面呢,我們有《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科學革命》、《巴斯德的實驗室》、《柯倫醫師吐真言》、日本的《九道工法》還有《老科技的全球史》。大概是我能夠臨時想到的一些,可能有些漏掉了,但是就是說比較是透過翻譯把歐美甚至日本對於STS一些認真的研究用中文在台灣介紹出來。

那個這個引介的歷史,它的特徵是什麼?大家可以想想看。同時我再加一個問題說,為何甚少這個社會介入型的STS的引介?上面那些例子中,其實社會介入型的相當少,也許Haraway的那邊有一點,《九道工法》、《老科技的全球史》當然也有一些介入型的,但是就是回到我剛剛講說SSK的第一波跟第二波的那種對於當代社會跟政治介入的這種東西呢,就相當少。我覺得這些是我們在學會十年的時候可以進一步反省的。好,這個我今天就用這樣的演講跟大家請教,謝謝大家,謝謝。
本文由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贊助支持

全文逐字稿:楊文喬。
校對、編輯:蔡令儀。

廣義科技研究的政治與社會介入:孔恩、SSK、與軍火科技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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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教授)


【圖1】照片由作者提供

(此演講稿來自傅大為老師新書稿《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第七章的縮減演講版。此為2018STS年會演講稿的第二篇,總共有三篇。第一篇請由此。)

現在我就來談第三點:STS愛丁堡學派的緣起及強綱領發展上的社會介入能力STS早年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是英國的愛丁堡學派還有像巴斯學派等等幾個來發展出來的。那個時候,Latour在法國就覺得說這個英國這邊發展得不錯,所以這個像David Bloor的書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拉圖就很積極把它譯成法文,這是當初有這個發展的部分過程。

那麼我這邊想要講的是說,愛丁堡學派的緣起其實是跟當時英國的科學批判運動是有關的。這點我特別要謝謝一位中國的STS與科技史研究者高璐,我這邊就引用她的一些資料。雖然這個愛丁堡的Science Unit它的成立,跟Snow的兩種文化的論點有關,Snow說科學跟人文彼此互相不了解,彼此互相仇恨,所以當時有個影響就是說,那我們來成立個Science Unit,找一些做科學史、科學哲學或者是科學社會學的人來,跟學科學的學生來講說科學有比較廣義的社會責任會之類的。但是呢,當初裡面的幾個成員其實是強烈受到當時的BSSRS(British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運動的影響,它們主要是反核武,然後他們會發展科學來幫助人民的一些需求。在這個運動裡面呢,愛丁堡也有也有一個一個分部叫做ESSRS(Edinburgh SSRS),大家知道Science Unit當時的directorDavid Edge,很有名的學者。而愛丁堡SSRS的秘書長就是Edge,所以這個關係其實非常有趣,後來愛丁堡學派就比較在發展這個比如說認識論的或者是象徵層次的一些批判,反而是這些有趣的東西大家都不太知道。所以在當時參與的人裡面,Brian Wynne是劍橋的,D. MackenzieR. Williams都在ESSRSRobin Williams是現在新Science Unitdirector。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人叫做WerskeyGary Werskey,他是一個科學史家,他很早就離開愛丁堡,他離開之後Steven Shapin才接他的位置進入到Science Unit。他後來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做The Visible College,我們不是常說invisible college嗎,十七世紀的,但是他說英國在那時候的劍橋,其實是有一群非常優秀的科學家,而且都是左派的,包括李約瑟等等的,他們形成了一個circle,在這個circle裡面他們的一些發展。他後來寫了一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當初事實上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發展,甚至Science Unit 我們去查查看,他們過去寫了那些博士論文,博士論文題目在寫什麼,在網路上他們所有的博士論文題目都在上面。除了推動強綱領色彩的博士研究外,更有趣的是說,尚有一系列的博士論文,強調科技政策與第三世界的適當科技,但是很有趣的是,當初是David Edge他跟一個電機系的教授合作,來指導這些博士論文,但是在今天STS裡面已經很少人知道,連愛丁堡Science Unit本身,他們自己都還要去翻它們自己的檔案。但不管怎麼樣,我這邊想講的就是說,愛丁堡學派在一開始事實上的確是跟當時的科技批判運動是有相當關係的。

那麼下面我就進一步來說一下,我剛剛提了好幾次叫認識論的批判,愛丁堡的認識論批判它跟社會介入有什麼關係。但是我一直覺得是有的,而且後來像Brian Wynne他們在回憶他們在愛丁堡的研究的時候,他們也同意,因為Brian Wynne是愛丁堡的博士嘛,同意說這種認識論的批判,在象徵層次的批判事實上是有它的意義,只是說跟實際上我們講的社會政治介入稍微間接一點,所以比如說強綱領的學術介入,透過涂爾幹以及自然主義式的態度,解消科學的神聖性,然後來研究科學。然後把人類學的視野帶進科學社會學,對稱性地看歐洲當時的科學理性跟非洲的部落知識的行動。所以這個當年他們其實做了滿多的。還有實驗室裡面的民族誌研究等等。這些都可說是象徵上的社會介入。

然後,愛丁堡學派第一代的另外一位叫Barry BarnesBarnes也很有趣就是說,他在1970年代後期特別寫了一本叫做Interests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他開始研究巨觀的知識社會學,從馬克思、哈伯瑪斯的傳統發展SSK的意識形態研究還有知識的利益模型。那麼這是另外一種解消「科學乃中性、無利益」這種傳統看法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跟Harry Collins後來研究科學社群內部的微觀社會利益跟協商不同。所以Barnes後來跟他的,可能是當時他的學生吧,Donald Mackenzie他們後來就做了像十九世紀統計學跟社會利益及優生學之間的關係。所以,象徵層面的介入,也仍然是個介入,而且可能效應是長期的。
 
【圖2】(前排左起)Bloor, Edge, Barnes, Miller (後排左起)Shapin, Pickering

這是一張當年的愛丁堡學派的照片(圖2)。它沒有幾張。大概這張是最流行的。裡面有BloorEdgeBarnesShapinPickering。這些人據我了解,都沒有來過台灣。倒是這座位的右邊有個大家比較不熟的人,叫David Miller,他後來在澳洲做科學史研究,他當年倒來過台灣,而且給當初正開始發展STS的我們一些幫助。可是後來在STSSSK裡面就比較沒有談到他。他的研究其實做的很好,他是做瓦特還有水這樣的爭議,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SSK的第二波:強化政治意識與軍火科學史的研究。我剛才提到那幾個人,他們比較像第一代,當然這邊有一些人像Harry Collins還有 Trevor Pinch等等,他們沒有在前一張照片裡面,因為那是純粹愛丁堡學派的(是SSK裡最大的一支)。那麼第二波裡面我們看到一個更強的社會政治意識,MackenzieBrian WynnePickeringSpinardiPinch等等這些人。等一下我會進一步的來說他們,其中Brian Wynne我們今天不會談,因為他主要是做公民科學運動,我們今天在台灣這樣講,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起者,基於他對於英國湖區羊農的研究等等,以及他對於常民科學、常民專家等等這方面的問題思考,但是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不在那裡,所以我接下來不會提他。

這個第二波,看要怎麼來說,因為我剛剛談說1970年是Kuhn的委員會那個第一波,那個第一波的時候是尼克森當總統,後來尼克森整個倒台了,越戰草草結束,美國大敗,所以在這個狀況下,等到1980年代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叫Ronald ReaganRonald Reagan提出Star War星戰計畫,大概是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武器計畫,不知道在座的一些年輕朋友知不知道,就是射很多人造衛星上去,人造衛星上面都有雷射光,這個雷射光如果洲際飛彈過來的話,雷射光中間就可以攔截等等之類的。而這個計畫幾乎非常非常多的人、科學家反對,說這個簡直ridiculous、不可能的,而且這個像是軍火工業進一步的發展需要經費而已。那麼然後呢,在1985Mackenzie就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反省,他寫一個書評,在書評裡面來批評他自己的SSK的想法,那麼1990年他寫Inventing Accuracy,這是他相當重要的一個在做軍火科學史的研究,就是研究洲際飛彈的導航系統,對美國洲際飛彈導航系統的一個非常扎實的研究,另外1995年他跟Spinardi兩個人合作來談從原子彈到洲際飛彈的案例,一個需要大量「不能明言的知識」(tacit knowledge)才能理解的案例,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來 “un-invent”「去發明」,就是我們遺忘掉,把原子彈、洲際飛彈這些動輒可以殺傷千千萬萬人的知識,把它整個遺忘掉,這是他們寫這個論文的政治動機,所以也是相當有趣的。

另外一個也是很有名、很radical的科學史家叫做Paul Forman 他曾經是Kuhn的學生,他在1987年寫過有名的 "Behind Quantum-Electronics",然後來揭發美國在軍火科技發展上面它使用了多少多少科學家,就是拉攏了多少物理學家、科學家、太空工程師等等之類的,來發展軍火。這篇文章相當長,相當重要的一篇文章。他後來在1990年則發表科學史家的獨立性議題,我把它稱之為獨立宣言,因為他認為過去的科學史家都是跟在科學家的後面,認為科學家是神聖的,是超越的,那麼作為科學史家我們是歷史學家,我們應該獨立於這種之外,所以在那個之後,前前後後有不少其他科學史家受Forman感召而投入,英國的David Edgerton也參與了英國科學史的研究,我不太清楚他跟Forman的關係是什麼,不見得是受他影響。但是David Edgerton他寫了英國的軍火科學,包括前一陣子尚仁翻譯的《老科技的全球史》裡面談了很多。

那我回頭接著來看一下MacKenzie 1985書評中對軍火科學的反省,這個說起來很長阿,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大致上這麼講。有一次他在上課的時候,有同學來問他說我對STS很有興趣,請問你能提供給我一個書單是STS跟軍火科技的關係的,當時他覺得非常尷尬,那是在1980年代,因為他想不到有什麼太多這方面的研究,那相對的,如果有人來問他說,科學史的發展跟宗教的關係是什麼,他可以馬上舉出滿坑滿谷的書跟paper等等,這種東西非常多。可是我們當代世界,這個真正的大問題,是在於核子武器、冷戰的威脅這種時代裡面,可是為什麼,他說 Nevertheless, this failure to gain intellectual purchase on this wholly fundamental aspect of modern science is a betrayal of responsibility by [our] area of scholarship.他說,我們號稱做STS,事實上我們背叛了我們自己的志業,在這個地方,我們都不碰這個問題。

所以我接下來簡單的談一下。在軍火科學史研究上面,第一個部分,我這邊介紹一下Donald MacKenzie他的研究,我剛剛提到關於洲際飛彈導航系統的研究,他在這個裡面,簡單的說,就是我們通常會認為洲際飛彈裡面的工程跟科學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密,非常精準,然後是外面的將軍們或軍火工業的會做很多要求,要求這個要求那個,給你很大的壓力,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是說,常常會有一種覺得技術跟政治的區分,但是MacKenzie發現說其實透過SSK的爭議協商與軍火工業內各層的利益去看,他訪問了非常多當時的洲際飛彈的專家,去跟他們談,結果他發現說,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說,我們的知識其實是有非常多的爭議,不是那麼穩定的,但是這個就是內部的發言。比如說,洲際飛彈要怎麼測試,我們一個技術假如要測試,原子彈當初有個測試嘛,那洲際飛彈要怎麼測試?而且是上面有核彈頭或甚至是其他多核彈頭這樣子的狀況呢?那其實是幾乎不能測試的,沒有實彈的測試,所以這個就是說在這個技術的不穩定裡面其實有相當多的問題。

另外我剛剛提到的科學史家,Paul Forman對冷戰的量子電動學做全面的分析,也討論了國防部是如何彈性的使用科學家。國防部早就知道你們這些科學家會這樣想(只是利用國防部),國防部它有自己的想法,例如說我給你一個計畫,它把一個武器或者什麼東西,它把它切成好幾個部份,每一個部份看起來都像是一個比較基礎科學的研究,但是這幾個部份如果你研究出來的話,然後再把它拼湊回來的話,其實還是武器科學,所以國防部他們很早就從這個角度想這個問題。另外,基礎跟應用物理學的區別不再適用,比如說我剛剛提到高能物理裡面的發散哲學,事實上這種國防部對於物理學界的這種影響,事實上還影響到高能物理的一些理論的傾向。我們不再去思考一些比較深的理論的問題,我們常常一種做比較快速可以有答案的,這種工具性,馬上可以應用到量子電動學等等這類裡面的這種比如說個各式各樣高科技的研究裡面,我們去解決那個裡面的一些問題。所以他就說,廣義相對論啦之類的,後來根本就沒什麼人要研究了。要研究的就是這種發散式的、短小、工具性式的這種很多的研究。

那麼物理的本路跟外在的干擾之路這個區分也很難再適用。比如說Andy Pickering他後來就有一些反省很有趣,就是說即使後來我們說二十世紀開始物理科學從小科學發展到大科學,大家知道比如說加速器,還有這個比如說雲霧室、泡沫室等等之類的,這個都是非常大的儀器的這種大科學,Pickering他想說,其實物理學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了,它的那種用維根斯坦的話來講,它的Form of life其實已經有了相當的轉變,在大科學裡面的,科學家之間的關係,大科學跟儀器的關係,跟以前是放在桌子上做個實驗,就可以show人家看或是怎樣,這個情況已經非常不一樣了。所以這種呢,什麼是物理學的本路呢?什麼是外在科學的干擾之路呢?這個東西已經很難說的清楚了,但是Pickering最後說,不管物理學到底怎麼發展,如果物理學到後來的發展是受國防部的指揮的話,那這個是錯誤的,所以這個是他最後一條線,他是這樣劃。所以這幾條,我是覺得Forman他們所談這幾條東西,基本上解決前面孔恩委員會沒有解決的一些問題。

【圖3Donald MacKenzie

 
【圖4Inventing Accuracy

這個是Donald MacKenzie(圖3),這是他Inventing Accuracy這本書,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Nuclear Missile Guidance(圖4)。Forman 1991年的科學史獨立宣言,科學史應該拋棄像1950年代、1960年代一個非常有名的法國的科學史家叫做Alexandre Koyré,他深刻的影響到Kuhn,還有影響到第一代英美的科學史家,但是他強調純科學,強調科學的超越性,甚至強調觀念主義。他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說,伽利略根本沒有做實驗,他就想出來說那個加速度運動的公式應該是怎麼樣子。當然這個後來都被否認掉了,但是這個Koyre的影響相當強。不過Forman則說我們應該拋棄這個部份,科學史應該獨立於科學權威之外,並負起個人道德責任。那麼其實呢,我們覺得說Forman1971年討論這個威瑪文化、因果律與量子理論時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這篇文章,Forman1971年這篇文章,影響到很多後來SSK的發展,很多SSK它們在回顧過去的時候,都說受到它的啟發。今天我沒有時間在談這個文章裡面是什麼,那其實網路上非常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一步來看一下。

然後也基於另外一位很有名的科學史家,叫做Charles Rosenberg  1983年,他那時候也感覺到說整個世代科學史家的改變。這個世代是跟寂靜的春天、三哩島事件整個的綁在一起的這樣的,那麼傅柯取代了莫頓,甚至雖然不少科學史家不喜歡看那些解構主義的東西這樣,但Forman認為科學史家可以接近傅柯跟解構主義者,以利解構科學的超越性。這位是Paul Forman(圖5)。

【圖5Paul Forman

這個我最後介紹一個案例,這個案例就是原子彈以及核武擴散的歷史,MacKenzie Spinardi 1995年的這個研究,在這邊可以看到說,我還滿驚訝的,他們這個研究它所涉及的範圍,而且常常談到一些問題是我們在東亞也知道的一些事情,而他們從STS分析的角度來談。原子彈從理念到製造的困難,牽涉到相當多的不能明言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核子武器的設計與測試也都牽涉到專家不能明言的判斷。原子彈的物理的理論本身,其實很早大家就都知道了,所以關鍵問題是說你要製造出原子彈,所以當初美國原本彈之父是Oppenheimer,他有說,他說我們只要三個資深科學家跟三個年輕的物理工程師再加上充分的經費就可以做出來了,可是後來大家知道在Los Alamos那邊製造原子彈出來的時候有多少科學家在那邊,三千個。就是說你從裡面,原子彈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啊,但是製作的困難,牽涉到許多不能明言的知識,非常多。後來美國的原子彈知識,製造原子彈所有這些圖片、數據、各方面的東西,通通被一個英國的間諜,拿給蘇聯,蘇聯也有所有的圖片、所有的數據、所有的資料,那應該很快就可以製造原子彈了阿,可是沒有。他們也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大量的經費,大量的科學家,後來才製造出來,顯然圖片數據裡沒有不能明言的知識。

另外英國,英國他們製造原子彈的人,根本就是在Los Alamos跟美國人合作的,所以有一群人他們就直接的,已經有經驗了,就回去要做。但是美國人給英國人的條件是你不能把數據帶走,而俄國人很厲害,有數據,可是沒有當時在場的人;那英國是有當時在場的人可是沒有數據。結果英國人也搞了很久,也是搞了六七年以上,才製造出原子彈。我們常常會說,要製造原子彈,主要是說你的鈾跟鈽等等這些原料是從哪裡來,把原料卡住就好了,但其實根據他們的研究,tacit knowledge其實是更重要的關鍵。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在想說,台灣不是有個張憲義事件嘛,張憲義,所以你說如果美國人不主導的話,台灣再一兩年就可以製造出原子彈了,這可信嗎?如果說我們從他們這個研究裡面可以來思考的話,當然現在的北韓,北韓它的核子武器、洲際飛彈,這個東西,它怎麼做出來的,其實它滿值得去理解。因為國際間對北韓起碼在表面上的封鎖是非常厲害的。所以從核子武器擴散的歷史來看,其實相當緩慢,不斷看到了不能明言的專家知識之關鍵性,那當然製造核子武器中間的有些東西後來已經黑箱化了,像很多裝置阿、電腦阿,到後來已經有。專家知識的需求降低,但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說伊拉克製造核子武器,透過各種管道購買黑箱技術來協助,但後來根本製造不出來。我就很好奇說,關於北韓的東西,他們(MacKenzie & Spinardi)會怎麼來說,這會是這種研究相當有趣的發展。所以核子武器知識的遺忘或遺失,頗有可能。因為過去有個說法說,一樣科學跟技術發展出來了,就永遠抹殺不掉了,但其實是可以抹殺掉的,而且中間的漏洞跟缺陷其實滿多的。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

本文由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贊助支持

全文逐字稿:楊文喬。
校對、編輯:蔡令儀。

廣義科技研究的政治與社會介入:孔恩、SSK、與軍火科技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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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教授)


【圖1】照片由作者提供

(此演講稿來自傅大為老師新書稿《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第七章的縮減演講版。此為2018STS年會演講稿的第一篇,共有三篇。)

當初負責人跟我講說要來做一個keynote的時候,他有提到說「台灣STS學會的過去跟未來」這的樣的觀點,這樣的期待。但是我那個時候沒有特別注意到他特別提到這句話,所以我當時就直接寫了一個是前一陣子我特別在注意的題目。後來我想今天早上在開幕式的時候,楊倍昌也提到說在我們STS年會schedule book封面的右下角,不是有一句話叫做「研究過去也可以是看到未來」?所以我今天一開始的題目,不是台灣STS發展的過去十年而已,我希望可以把它追溯到歐美的STS當初發展的1970年代,從那個時候開始談起。所以大致上是這個回顧與前瞻,在大方向上也有這樣的味道。另外就是說,我的題目叫做「廣義科技研究」,這原因是我把Thomas Kuhn也包括進來。因為一般來講,我們在談STS的時候,很少提到Thomas KuhnSTS的關係不是很好,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我把Kuhn放進來是因為他跟我今天要講的題目特別有關,就是科技研究的政治與社會介入,這樣的一個題目。所以在這個題目裡面,我想把Kuhn提進來,當然,可能會有些人疑惑說,Kuhn有什麼政治與社會介入?我等一下就會來談。所以今天的副題目是孔恩、SSK、與軍火科學史。

那麼先介紹一下簡單的大綱。

第一個,STS有介入政治與社會的能力嗎?我一開始會提到一些其他人的批評與質疑。STS是不是已經變成一個象牙塔的學術殿堂?

然後第二個部分我會講從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開始,到1970年他那時候在Princeton有個孔恩委員會,這個知道的人很少。1970年代是Princeton全校大罷課、大罷工的時代,因為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說要轟炸寮國。不只PrincetonMIT在前一年就已經全校大罷工、大罷課這樣子。所以在那個時代裡面,孔恩在做一些什麼,這個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從Princeton的孔恩檔案裡面,去把它挖出來孔恩的一些東西,過去很少人談。甚至很多STS的人根本不知道,孔恩自己也不講,所以這是很有趣的,當然我們今天主題不是孔恩,所以就稍微提一下。

再來第三是STS愛丁堡學派的緣起及強綱領發展上的社會介入能力。有些人會講說,強綱領弄了半天,它都是在討論知識論上面的問題,它的社會介入能力是什麼?那麼就是愛丁堡的學術起源,這個問題我也會進一步來談談。

再來第四就是說從愛丁堡science unitCollins的巴斯學派所形成的SSK以來,後來大致上發展出一個我今天講的SSK第二波,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強化的政治社會意識,還有一開始就有相當份量的英美的、特別是美國的軍火科學史的研究。而且在這個研究裡面,大部份是有一些批判意味在其中的。

最後我想談一下對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之反省。這樣。

現在開始談第一點:STS介入社會與政治的能力——一些印象與象牙塔學術的問題。

首先說一個很有名的批評。就是我們的技術哲學家Langdon Winner,他那時候訪問台灣的時候也說,STS事實上在相當程度象牙塔化了,學術象牙塔化了這樣。他有一篇很有名的paper是,STS一天到晚說要打開黑箱,可是打開黑箱之後,發現黑箱裡面是空的。意思是說,做了半天其實沒做出什麼特別的東西出來。有這樣的一個味道。但是這個批評其實還滿嚴重的,所以後來,我等一下會提到,像Donald MacKenzie他們在做軍火科學史研究時,就特別指明說他們在做這些東西,是要回應當年Winner這樣的一個批判。

另外還有一個,我有時候會半開玩笑說,一生是以批判孔恩為志業的Steve Fuller,批判孔恩之後順道批評STS,因為孔恩導致STS的無能(impotent),這個地方我等一下也會稍微談一談。他寫了一本非常非常厚的Thomas Kuhn,兩千年出版。他提出一個「兩種STS」的說法,Low ChurchHigh ChurchSTS其實可分成兩大類、所謂兩個教會,一個是Low Church,有點像是民間的或者是社會運動型的、抗議型的,這樣子的一種,而且說自己是STS。這樣子的一種人,其實有相當多,而且特別是在比較早期的時候,當STS還沒有在學院裡面取得根基的時候。其實比較早期的時候,譬如說我們說反核阿、反越戰阿中間有一些人其實就會說,我們是做STS的,做科學、技術、與社會。所以他把這個叫做Low Church。那High Church是後來,他把Low Church比喻成十七世紀英國的清教徒革命、運動;High Church則是後來的發展,他比喻成說後來有做許多的聖經批判研究,那些學院裡面的人做聖經研究,在研究聖經裡面去批判過去聖經研究的傳統這樣子。所以這個High Church他是指說,在SSK裡面如,後來STS發展、愛丁堡學派等等,就是說非常強調一種知識論上的批判,或者甚至是提出相對主義。所以在這是High Church的類型、一種菁英型。那麼Low ChurchHigh Church之間當然彼此不太合,但是當然Fuller他後來也說,其實這兩個應該是互補的。這點他的看法,其實還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就是在STS裡面叫Brian Martin的學者,他常常寫一些文章來批判STS,說STS當初起源於科技批判運動,但學院蛋頭化後就否定並且遺忘了當初。是一個這樣子的狀況。那這個呢,當然有很多的討論。STS當初是真的起源於科技批判運動嗎?有什麼證據呢?若是沒有證據,你就不能說當初你是起源於這個,那你現在就忘了這樣。這個的話,等一下有機會我會稍微來談一下。

最後,比如說對ANT拉圖的一些發展,那STS有一位David Hess,前一陣子他研究了Latour研究的巴斯德研究,他說那有點像是一個,怎麼講呢,就是說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間,一個巴斯德怎麼樣從小資產者,然後逐漸的越來越大越來越大,變成大資產家這樣。所以拉圖其實是有點像新自由主義,所以這大概是另外一種批判。

那麼我現在就回到孔恩的《結構》、回到1970Princeton的孔恩委員會。雖然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非常有名,但是後來有些人在問孔恩是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特別他在《結構》裡面他常常提說,因為我們科學裡面的典範已經有足夠的指導力了,所以科學的發展不應該受到外界的干擾、或受到社會的影響。這一點話,當然後來的STS就會有很多的意見,不過呢,這個會是一個很有趣的發展。我們再往下看,我剛剛提到,1970年的《結構》出第二版,所以後來《科學革命的結構》它影響力是越來越大的,但是同時也是尼克森總統批准美軍轟炸寮國,五月開始呢,Princeton就全校罷課,在這個時候,Princeton校長做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他任命孔恩為調查贊助研究委員會主席,這個「贊助研究」基本上就是調查說美國國防部贊助很多大學作軍火科技的研究,但這種贊助研究到底已經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到底是大學還是國防部的武器製造學校?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這個調查贊助研究的委員會主席一般稱為叫孔恩委員會,因為前一年在MIT也有一個類似的委員會,以龐德為主席,所以那時候叫唐德委員會。孔恩委員會裡面有十四個人,六位教授、三位大學生、三位研究生、兩位職員,當時是一個這樣的安排。六位教授裡面只有一個是理工科的,其中一個是Kuhn,另外四個都是比較人文社會的,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切入點。這個委員會前後調查了半年,相當的努力費心,孔恩想到說,我們科學史裡面,還有技術史裡面,有些書我們可以參考,所以他還給這十四個人,開了一些書單,說我們來讀這個、讀那個、讀這些東西。那個書單在那個時代,其實已算是不錯的書單。另外是參訪,他們還特地到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說MIT1969年就已經全校大罷課,校方也指派了一個委員會,所以他們參訪MIT,特別Kuhn去拜訪了Chomsky,就是說你們經驗如何如何,Chomsky講了很多,這些資料都在。

後來經過半年調查的研究報告出爐。那個時候孔恩委員會有一個主要的調性就是說,大學要隔絕外在的操控,我們那時候可以看到他有一種義憤。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回顧《結構》說典範應該是不需要外在的影響,典範就可以直接指導科學的發展,那當然STS當時就覺得很有意見,因為的確外在社會會對科學有很大的影響阿。可是在這個地方很有趣,這個時候大學要特別強調隔絕外在的操控,這個隔絕外在的操控是隔絕誰呢?就是隔絕美國整個的軍火贊助、還有美國國防部的操控等等。所以從這個理由的話,你可以看到說,孔恩委員會他們這樣做是有相當的理由。但是最後的結果呢,他們沒有辦法拒絕所有國防部的贊助計畫。本來是準備全部通通要拒絕的,部分是因為他們說比較其他大學算是比較好,像MIT、康乃爾很多其他幾個明星學校,其實他們都有所謂的機密計畫,可是Princeton從頭到尾拒絕機密計畫,教授不能接受這種東西這樣。所以就是說,在Princeton本來就很強調學術自主的意義上,如果要拒絕所有國防部的贊助計畫的話,似乎相當沒有必要。你可以說某個計劃它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它是明白地製造武器還是怎麼樣的。你可以這樣子來批評,但是你說,一概的全部拒絕這就不太可能。另外,這個時候Princeton有一個叫做機密檔案的圖書館,那這個機密檔案圖書館很多人反對,很多人像學生等,所以那個時候企圖說要廢止它。

【圖21970 May Princeton

所以這個(圖2)大概是1970年五月Princeton學校的一些報紙。我們可以看到,Anti-war strike begins: Majority cut classesFaculty condemns Indochina war expansions等等,就是當時相當的激烈。不只是學生,有些教授也都站出來,相當強烈地去指責。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就是說,當然Princeton也有些非常有名的科學教授。他們的立場就比較模糊,他們不是那麼直接地來批評。所以這個時候呢,孔恩的委員會其實他們站在一個非常需要平衡的位置,而要恰當的把握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所以我那個時候,我會懷疑說他為什麼要做這個chairman,他接受了,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孔恩在大學裡面的「社會實踐」,這不是普通的支持弱勢學生、慈善行為等,而是在一個大學最大的憤怒爭議中,孔恩站出來企圖好好解決問題。這當然不是個保守人士會做的事。
 
【圖3Thomas Kuhn 1973

這個是1973年,孔恩的照片雖然很多,但是在1970的照片,我還不太能找到。這一張是比較接近的(圖3),照片中的孔恩頭部有些多重的疊影,這是攝影者有意無意開孔恩的玩笑,因為孔恩的名言是paradigm shifts,那這就是孔恩自己的shifts

但是,孔恩的委員會其實並沒有真正的解決很多問題。他們有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我之所以要提這個,我是想說這邊有許多問題是後來STS發展的時候,我覺得基本解決了當初孔恩的委員會沒辦法做的。比如說,MoD,就是國防部贊助企劃很難證明說跟武器開發計畫相關,他們沒有說給你一個計劃,這個計畫是研究核子武器,就是洲際飛彈如何從潛水艇裡面射出來,沒有講的這麼明白這樣。所以這個,你很難證明。好像有些地方看起來是純科學的這樣。然後委員會它本身也覺得說要區分基礎研究跟應用研究,要區分科學的本有路線跟受外在影響的路線。但是很難。因為假如說,基礎研究似乎是沒什麼問題的,那科學的本有路線似乎是沒有問題,問題是後面,後面這個東西要怎麼區分阿。在當時委員會分析的時候就非常困難。

科學家常常,台灣有的時候有些教授也會這樣,自負於利用國防部經費來做自己的研究,就是說,反正國防部那些將軍們都是笨蛋,他們不懂科學,所以我接計畫沒關係,但是我們做自己的研究,然後報告隨便寫一寫。但是忽視了國防部本身它有另外的策略。這個問題後來科學史家Paul Forman他有很多進一步的討論。當時孔恩他們沒有注意到,就以基礎跟科學本有路線像高能物理為例,高能物理後來的一些發展,它有一種工具論式的發散哲學,這個我等一下會進一步談。這個就是連在基礎科學裡面它產生一種工具論式的發散哲學,其實是受到當年二次大戰之後,冷戰開始而且蘇聯率先把人造衛星射到太空去,美國十分恐慌這樣,所以呢就是說甚至影響到高能物理的發展。另外呢,1970年後,經過很多學校校園等等的抗議之類的,國防部的經費比例下降,物理學的發展事實上產生一種泡沫化的效應,因為以前1950年代、196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物理學大肆發展,好得要命,經費多得要命,吃都吃不完。等到後來國防部經費比例下降之後,馬上很多教職也沒有了,一千多個博士爭取四五十個教職,物理系的PhD很多人也不想再讀物理了,那就轉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它註冊率也降低,有一些很有名的科學家本來是研究物理的,後來就紛紛轉研究生物科學,不再研究物理,就是在當時有這樣的一種效果這樣。孔恩委員會,後來為什麼很少人知道這個委員會?在孔恩做的很多訪談中,包括他過世前在希臘做的一個非常長的訪談,就滿有趣的,他根本不談這個事情,那訪問的人也不問,他們可能不知道,就是這樣子。之後有機會來談談。

本文由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贊助支持


全文逐字稿:楊文喬。
校對、編輯:蔡令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