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教授）
【圖1】照片由作者提供
現在我就來談第三點：STS愛丁堡學派的緣起及強綱領發展上的社會介入能力。STS早年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是英國的愛丁堡學派還有像巴斯學派等等幾個來發展出來的。那個時候，Latour在法國就覺得說這個英國這邊發展得不錯，所以這個像David
Bloor的書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拉圖就很積極把它譯成法文，這是當初有這個發展的部分過程。
那麼我這邊想要講的是說，愛丁堡學派的緣起其實是跟當時英國的科學批判運動是有關的。這點我特別要謝謝一位中國的STS與科技史研究者高璐，我這邊就引用她的一些資料。雖然這個愛丁堡的Science
Unit它的成立，跟Snow的兩種文化的論點有關，Snow說科學跟人文彼此互相不了解，彼此互相仇恨，所以當時有個影響就是說，那我們來成立個Science
Unit，找一些做科學史、科學哲學或者是科學社會學的人來，跟學科學的學生來講說科學有比較廣義的社會責任會之類的。但是呢，當初裡面的幾個成員其實是強烈受到當時的BSSRS（British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運動的影響，它們主要是反核武，然後他們會發展科學來幫助人民的一些需求。在這個運動裡面呢，愛丁堡也有也有一個一個分部叫做ESSRS（Edinburgh SSRS），大家知道Science Unit當時的director是David
Edge，很有名的學者。而愛丁堡SSRS的秘書長就是Edge，所以這個關係其實非常有趣，後來愛丁堡學派就比較在發展這個比如說認識論的或者是象徵層次的一些批判，反而是這些有趣的東西大家都不太知道。所以在當時參與的人裡面，Brian
Wynne是劍橋的，D.
Mackenzie、R. Williams都在ESSRS。Robin
Williams是現在新Science
Unit的director。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人叫做Werskey，Gary
Werskey，他是一個科學史家，他很早就離開愛丁堡，他離開之後Steven
Shapin才接他的位置進入到Science
Unit。他後來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做The Visible College，我們不是常說invisible
college嗎，十七世紀的，但是他說英國在那時候的劍橋，其實是有一群非常優秀的科學家，而且都是左派的，包括李約瑟等等的，他們形成了一個circle，在這個circle裡面他們的一些發展。他後來寫了一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當初事實上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發展，甚至Science
Unit 我們去查查看，他們過去寫了那些博士論文，博士論文題目在寫什麼，在網路上他們所有的博士論文題目都在上面。除了推動強綱領色彩的博士研究外，更有趣的是說，尚有一系列的博士論文，強調科技政策與第三世界的適當科技，但是很有趣的是，當初是David
Edge他跟一個電機系的教授合作，來指導這些博士論文，但是在今天STS裡面已經很少人知道，連愛丁堡Science
Unit本身，他們自己都還要去翻它們自己的檔案。但不管怎麼樣，我這邊想講的就是說，愛丁堡學派在一開始事實上的確是跟當時的科技批判運動是有相當關係的。
那麼下面我就進一步來說一下，我剛剛提了好幾次叫認識論的批判，愛丁堡的認識論批判它跟社會介入有什麼關係。但是我一直覺得是有的，而且後來像Brian
Wynne他們在回憶他們在愛丁堡的研究的時候，他們也同意，因為Brian
Wynne是愛丁堡的博士嘛，同意說這種認識論的批判，在象徵層次的批判事實上是有它的意義，只是說跟實際上我們講的社會政治介入稍微間接一點，所以比如說強綱領的學術介入，透過涂爾幹以及自然主義式的態度，解消科學的神聖性，然後來研究科學。然後把人類學的視野帶進科學社會學，對稱性地看歐洲當時的科學理性跟非洲的部落知識的行動。所以這個當年他們其實做了滿多的。還有實驗室裡面的民族誌研究等等。這些都可說是象徵上的社會介入。
然後，愛丁堡學派第一代的另外一位叫Barry Barnes。Barnes也很有趣就是說，他在1970年代後期特別寫了一本叫做Interests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他開始研究巨觀的知識社會學，從馬克思、哈伯瑪斯的傳統發展SSK的意識形態研究還有知識的利益模型。那麼這是另外一種解消「科學乃中性、無利益」這種傳統看法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跟Harry
Collins後來研究科學社群內部的微觀社會利益跟協商不同。所以Barnes後來跟他的，可能是當時他的學生吧，Donald
Mackenzie他們後來就做了像十九世紀統計學跟社會利益及優生學之間的關係。所以，象徵層面的介入，也仍然是個介入，而且可能效應是長期的。
【圖2】（前排左起）Bloor,
Edge, Barnes, Miller （後排左起）Shapin, Pickering
這是一張當年的愛丁堡學派的照片（圖2）。它沒有幾張。大概這張是最流行的。裡面有Bloor、Edge、Barnes、Shapin、Pickering。這些人據我了解，都沒有來過台灣。倒是這座位的右邊有個大家比較不熟的人，叫David
Miller，他後來在澳洲做科學史研究，他當年倒來過台灣，而且給當初正開始發展STS的我們一些幫助。可是後來在STS或SSK裡面就比較沒有談到他。他的研究其實做的很好，他是做瓦特還有水這樣的爭議，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SSK的第二波：強化政治意識與軍火科學史的研究。我剛才提到那幾個人，他們比較像第一代，當然這邊有一些人像Harry
Collins還有
Trevor Pinch等等，他們沒有在前一張照片裡面，因為那是純粹愛丁堡學派的（是SSK裡最大的一支）。那麼第二波裡面我們看到一個更強的社會政治意識，Mackenzie、Brian
Wynne、Pickering、Spinardi、Pinch等等這些人。等一下我會進一步的來說他們，其中Brian
Wynne我們今天不會談，因為他主要是做公民科學運動，我們今天在台灣這樣講，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起者，基於他對於英國湖區羊農的研究等等，以及他對於常民科學、常民專家等等這方面的問題思考，但是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不在那裡，所以我接下來不會提他。
這個第二波，看要怎麼來說，因為我剛剛談說1970年是Kuhn的委員會那個第一波，那個第一波的時候是尼克森當總統，後來尼克森整個倒台了，越戰草草結束，美國大敗，所以在這個狀況下，等到1980年代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叫Ronald
Reagan，Ronald
Reagan提出Star
War星戰計畫，大概是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武器計畫，不知道在座的一些年輕朋友知不知道，就是射很多人造衛星上去，人造衛星上面都有雷射光，這個雷射光如果洲際飛彈過來的話，雷射光中間就可以攔截等等之類的。而這個計畫幾乎非常非常多的人、科學家反對，說這個簡直ridiculous、不可能的，而且這個像是軍火工業進一步的發展需要經費而已。那麼然後呢，在1985年Mackenzie就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反省，他寫一個書評，在書評裡面來批評他自己的SSK的想法，那麼1990年他寫Inventing Accuracy，這是他相當重要的一個在做軍火科學史的研究，就是研究洲際飛彈的導航系統，對美國洲際飛彈導航系統的一個非常扎實的研究，另外1995年他跟Spinardi兩個人合作來談從原子彈到洲際飛彈的案例，一個需要大量「不能明言的知識」（tacit
knowledge）才能理解的案例，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來 “un-invent”「去發明」，就是我們遺忘掉，把原子彈、洲際飛彈這些動輒可以殺傷千千萬萬人的知識，把它整個遺忘掉，這是他們寫這個論文的政治動機，所以也是相當有趣的。
另外一個也是很有名、很radical的科學史家叫做Paul
Forman 他曾經是Kuhn的學生，他在1987年寫過有名的
"Behind Quantum-Electronics"，然後來揭發美國在軍火科技發展上面它使用了多少多少科學家，就是拉攏了多少物理學家、科學家、太空工程師等等之類的，來發展軍火。這篇文章相當長，相當重要的一篇文章。他後來在1990年則發表科學史家的獨立性議題，我把它稱之為獨立宣言，因為他認為過去的科學史家都是跟在科學家的後面，認為科學家是神聖的，是超越的，那麼作為科學史家我們是歷史學家，我們應該獨立於這種之外，所以在那個之後，前前後後有不少其他科學史家受Forman感召而投入，英國的David
Edgerton也參與了英國科學史的研究，我不太清楚他跟Forman的關係是什麼，不見得是受他影響。但是David
Edgerton他寫了英國的軍火科學，包括前一陣子尚仁翻譯的《老科技的全球史》裡面談了很多。
那我回頭接著來看一下MacKenzie 1985書評中對軍火科學的反省，這個說起來很長阿，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大致上這麼講。有一次他在上課的時候，有同學來問他說我對STS很有興趣，請問你能提供給我一個書單是STS跟軍火科技的關係的，當時他覺得非常尷尬，那是在1980年代，因為他想不到有什麼太多這方面的研究，那相對的，如果有人來問他說，科學史的發展跟宗教的關係是什麼，他可以馬上舉出滿坑滿谷的書跟paper等等，這種東西非常多。可是我們當代世界，這個真正的大問題，是在於核子武器、冷戰的威脅這種時代裡面，可是為什麼，他說
Nevertheless, this failure to gain intellectual purchase on this wholly
fundamental aspect of modern science is a betrayal of responsibility by [our]
area of scholarship.他說，我們號稱做STS，事實上我們背叛了我們自己的志業，在這個地方，我們都不碰這個問題。
所以我接下來簡單的談一下。在軍火科學史研究上面，第一個部分，我這邊介紹一下Donald
MacKenzie他的研究，我剛剛提到關於洲際飛彈導航系統的研究，他在這個裡面，簡單的說，就是我們通常會認為洲際飛彈裡面的工程跟科學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密，非常精準，然後是外面的將軍們或軍火工業的會做很多要求，要求這個要求那個，給你很大的壓力，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是說，常常會有一種覺得技術跟政治的區分，但是MacKenzie發現說其實透過SSK的爭議協商與軍火工業內各層的利益去看，他訪問了非常多當時的洲際飛彈的專家，去跟他們談，結果他發現說，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說，我們的知識其實是有非常多的爭議，不是那麼穩定的，但是這個就是內部的發言。比如說，洲際飛彈要怎麼測試，我們一個技術假如要測試，原子彈當初有個測試嘛，那洲際飛彈要怎麼測試？而且是上面有核彈頭或甚至是其他多核彈頭這樣子的狀況呢？那其實是幾乎不能測試的，沒有實彈的測試，所以這個就是說在這個技術的不穩定裡面其實有相當多的問題。
另外我剛剛提到的科學史家，Paul Forman對冷戰的量子電動學做全面的分析，也討論了國防部是如何彈性的使用科學家。國防部早就知道你們這些科學家會這樣想（只是利用國防部），國防部它有自己的想法，例如說我給你一個計畫，它把一個武器或者什麼東西，它把它切成好幾個部份，每一個部份看起來都像是一個比較基礎科學的研究，但是這幾個部份如果你研究出來的話，然後再把它拼湊回來的話，其實還是武器科學，所以國防部他們很早就從這個角度想這個問題。另外，基礎跟應用物理學的區別不再適用，比如說我剛剛提到高能物理裡面的發散哲學，事實上這種國防部對於物理學界的這種影響，事實上還影響到高能物理的一些理論的傾向。我們不再去思考一些比較深的理論的問題，我們常常一種做比較快速可以有答案的，這種工具性，馬上可以應用到量子電動學等等這類裡面的這種比如說個各式各樣高科技的研究裡面，我們去解決那個裡面的一些問題。所以他就說，廣義相對論啦之類的，後來根本就沒什麼人要研究了。要研究的就是這種發散式的、短小、工具性式的這種很多的研究。
那麼物理的本路跟外在的干擾之路這個區分也很難再適用。比如說Andy
Pickering他後來就有一些反省很有趣，就是說即使後來我們說二十世紀開始物理科學從小科學發展到大科學，大家知道比如說加速器，還有這個比如說雲霧室、泡沫室等等之類的，這個都是非常大的儀器的這種大科學，Pickering他想說，其實物理學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了，它的那種用維根斯坦的話來講，它的Form
of life其實已經有了相當的轉變，在大科學裡面的，科學家之間的關係，大科學跟儀器的關係，跟以前是放在桌子上做個實驗，就可以show人家看或是怎樣，這個情況已經非常不一樣了。所以這種呢，什麼是物理學的本路呢？什麼是外在科學的干擾之路呢？這個東西已經很難說的清楚了，但是Pickering最後說，不管物理學到底怎麼發展，如果物理學到後來的發展是受國防部的指揮的話，那這個是錯誤的，所以這個是他最後一條線，他是這樣劃。所以這幾條，我是覺得Forman他們所談這幾條東西，基本上解決前面孔恩委員會沒有解決的一些問題。
【圖3】Donald
MacKenzie
【圖4】Inventing Accuracy
這個是Donald MacKenzie（圖3），這是他Inventing Accuracy這本書，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Nuclear Missile Guidance（圖4）。Forman
1991年的科學史獨立宣言，科學史應該拋棄像1950年代、1960年代一個非常有名的法國的科學史家叫做Alexandre
Koyré，他深刻的影響到Kuhn，還有影響到第一代英美的科學史家，但是他強調純科學，強調科學的超越性，甚至強調觀念主義。他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說，伽利略根本沒有做實驗，他就想出來說那個加速度運動的公式應該是怎麼樣子。當然這個後來都被否認掉了，但是這個Koyre的影響相當強。不過Forman則說我們應該拋棄這個部份，科學史應該獨立於科學權威之外，並負起個人道德責任。那麼其實呢，我們覺得說Forman在1971年討論這個威瑪文化、因果律與量子理論時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這篇文章，Forman在1971年這篇文章，影響到很多後來SSK的發展，很多SSK它們在回顧過去的時候，都說受到它的啟發。今天我沒有時間在談這個文章裡面是什麼，那其實網路上非常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一步來看一下。
然後也基於另外一位很有名的科學史家，叫做Charles
Rosenberg 1983年，他那時候也感覺到說整個世代科學史家的改變。這個世代是跟寂靜的春天、三哩島事件整個的綁在一起的這樣的，那麼傅柯取代了莫頓，甚至雖然不少科學史家不喜歡看那些解構主義的東西這樣，但Forman認為科學史家可以接近傅柯跟解構主義者，以利解構科學的超越性。這位是Paul
Forman（圖5）。
【圖5】Paul
Forman
這個我最後介紹一個案例，這個案例就是原子彈以及核武擴散的歷史，MacKenzie
跟Spinardi
1995年的這個研究，在這邊可以看到說，我還滿驚訝的，他們這個研究它所涉及的範圍，而且常常談到一些問題是我們在東亞也知道的一些事情，而他們從STS分析的角度來談。原子彈從理念到製造的困難，牽涉到相當多的不能明言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核子武器的設計與測試也都牽涉到專家不能明言的判斷。原子彈的物理的理論本身，其實很早大家就都知道了，所以關鍵問題是說你要製造出原子彈，所以當初美國原本彈之父是Oppenheimer，他有說，他說我們只要三個資深科學家跟三個年輕的物理工程師再加上充分的經費就可以做出來了，可是後來大家知道在Los
Alamos那邊製造原子彈出來的時候有多少科學家在那邊，三千個。就是說你從裡面，原子彈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啊，但是製作的困難，牽涉到許多不能明言的知識，非常多。後來美國的原子彈知識，製造原子彈所有這些圖片、數據、各方面的東西，通通被一個英國的間諜，拿給蘇聯，蘇聯也有所有的圖片、所有的數據、所有的資料，那應該很快就可以製造原子彈了阿，可是沒有。他們也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大量的經費，大量的科學家，後來才製造出來，顯然圖片數據裡沒有不能明言的知識。
另外英國，英國他們製造原子彈的人，根本就是在Los
Alamos跟美國人合作的，所以有一群人他們就直接的，已經有經驗了，就回去要做。但是美國人給英國人的條件是你不能把數據帶走，而俄國人很厲害，有數據，可是沒有當時在場的人；那英國是有當時在場的人可是沒有數據。結果英國人也搞了很久，也是搞了六七年以上，才製造出原子彈。我們常常會說，要製造原子彈，主要是說你的鈾跟鈽等等這些原料是從哪裡來，把原料卡住就好了，但其實根據他們的研究，tacit
knowledge其實是更重要的關鍵。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在想說，台灣不是有個張憲義事件嘛，張憲義，所以你說如果美國人不主導的話，台灣再一兩年就可以製造出原子彈了，這可信嗎？如果說我們從他們這個研究裡面可以來思考的話，當然現在的北韓，北韓它的核子武器、洲際飛彈，這個東西，它怎麼做出來的，其實它滿值得去理解。因為國際間對北韓起碼在表面上的封鎖是非常厲害的。所以從核子武器擴散的歷史來看，其實相當緩慢，不斷看到了不能明言的專家知識之關鍵性，那當然製造核子武器中間的有些東西後來已經黑箱化了，像很多裝置阿、電腦阿，到後來已經有。專家知識的需求降低，但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說伊拉克製造核子武器，透過各種管道購買黑箱技術來協助，但後來根本製造不出來。我就很好奇說，關於北韓的東西，他們（MacKenzie
& Spinardi）會怎麼來說，這會是這種研究相當有趣的發展。所以核子武器知識的遺忘或遺失，頗有可能。因為過去有個說法說，一樣科學跟技術發展出來了，就永遠抹殺不掉了，但其實是可以抹殺掉的，而且中間的漏洞跟缺陷其實滿多的。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
本文由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贊助支持
全文逐字稿：楊文喬。
校對、編輯：蔡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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