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3日

《繪製愛滋病》(2018)|醫學影像的銘刻,含蓄置換了地理與身分汙名

BY YMSTS No comments

作者:Sarah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碩士班)
 
※本文參考自《繪製愛滋病:一段傳染病的視覺歷史》(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

引言:傳染病的空間性上,地圖集雖嘗試劃清地裡疆界生成一套「不分裂的文本」,透過布局排除爭議的思想、假設與事實。當愛滋病的視域進展到微觀層次,模糊的病癥攝影與不即時的地理圖表逐漸被體制漠視,驅離於科學研究的核心進程;當電子顯微鏡以視覺優勢,重新召喚過往科學佔據過的正統性地位,但是先入為主的預設,例如性少數、殖民地、貧窮與性濫交幾組象徵落後的詞彙,卻遺留在愛滋病的肌理成為難以抹滅的起源。

  Engelmann. (2018). 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kas Engelmann2018年發表《繪製愛滋病:一段傳染病的視覺歷史》(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進一步將愛滋病圖集(atlases)當中的視覺隱喻帶往了全球政治治理,串聯了空間地理學、後殖民理論、科學與技術等相關領域,藉由影像的「剪裁(cropped)」、「裝裱(framed)」、「組裝(assembled)」和「注釋(annotated)」,再到空間的「層次 (levels)」、「網絡(networks)」與「集合(assemblages)」等不同時空尺度,試圖拆分並還原了醫學影像的潛在暗喻以及政治性。八年代初期,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宣布首起愛滋病病例,1986年第一本愛滋病圖集出版,作為生物醫學實作與愛滋病醫療觀點的說明。作者在內文中蒐羅自第一版愛滋病圖集以來(1986-2008)的各式圖集,並將其發展分為以下三種進程,包括:臨床照片(clinical photographs)、疾病地理地圖(geographical disease maps)和病毒模型(models of viruses),反應科學與文化對愛滋病的主觀與客觀認識。

Image by Anna Shvets from https://www.pexels.com/zh-tw/photo/3900465/

透視愛滋的三種格局

  本書有三個主要部分:看見帶有愛滋病(AIDS)的身體(1 Seeing Bodies with AIDS)、看見愛滋病的空間(Seeing Spaces of AIDS )以及將HIV看作愛滋(Seeing HIV as AIDS);章節的關係突顯視角之間的變換,先從局部到全觀、平面到立體、再到宏觀與微觀,不同階段則指涉了疾病發展的歷時性進程與對應的認知觀點,欲藉由此多向度的叵析加以釐清醫學影像/圖集的視覺政治性。
 
  Lukas Engelmann認為疾病有兩種認識途徑,第一種是形象化的連結,第二種是經由視覺呈現的空間隱喻,攝影、地圖與模型分為可以做為視覺化的產物。Lukas Engelman對圖集的討論集中在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的視覺工具,不只是照片的彙整、分類,而是以照片取代量化的人口統計。圖集的特點在儘可能蒐集具標誌性的照片,透過顯著的病癥增加其對比度與關聯性,確立其可識別與標準化的診斷過程。這種加工過程近似於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所稱:「為增加科學研究的凝聚力而劃分的實踐[1]」,從「意識形態的碎片梳理出科學的內核」,但是在一方面,即使現代醫學以追求穩定、捕捉典型特徵為目標,患病器官卻是一組複雜且持續作用的身體構造,在未進入常態科學前難以估算預測性。作者認為,這必然使愛滋病圖集殘留不確定與模糊的要素成分,使愛滋病仍會捲入一個由隱喻和刻板印象所支配的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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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愛滋:被看見與不可被看見的暗喻

  在傳染病的空間性上,地圖集雖嘗試劃清地裡疆界生成一套「不分裂的文本」,透過布局排除具有爭議的思想、假設與事實,將抽象的、不可見的愛滋病,轉而以地圖為工具體現可視化的模式。愛滋病於肇發期間以體液交換為主要傳染途徑,透過全球移動鏈高速擴散,即打破地圖做為一種封閉且靜態系統的平衡。更全面地說,地圖不僅呈現過時的偏誤,在患病人口的分布上,亦反應其強勢文化早已先入為主的預設,性少數、殖民地、貧窮與性濫交幾組象徵落後的詞彙被視為愛滋病神秘的起源,對照製圖過程的理性、科學化、生物醫療的高度進展,部分地形成國族與科學技術的階級關係。
 
  當愛滋病的視域進展到微觀層次,模糊的病癥攝影與不即時的地理圖表逐漸被體制漠視,驅離於科學研究的核心進程。Lukas Engelmann指出電子顯微鏡的視覺優勢,便是重新恢復了科學的嚴謹(exactitude)、 精確(accuracy)與實證(empirical)態度,召喚過往科學佔據過的正統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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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在病徵與地理的污名

  愛滋病作用於身上的知覺體驗,據Lukas Engelmann的描述,是一種失去身體與身分、失去群體與空間的感受。愛滋病有許多意象都與死亡相關,在病毒急速擴散的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已帶走全球超過千萬人的性命,成為目前為止最迫切的威脅之一。愛滋病毒通過體液交換侵犯人體,多數的案例都與直接的性行為有關,「性」在攝影、在地圖、或在病毒模型上都是「不可見」的舉止,這帶給愛滋病發源的空間位置隱密且難以得知的障礙。Lukas Engelmann透過地理學與視覺政治進行一場醫學影像的除魅,揭示背後緊張關係的耦合,圖集以呈現角度的差異改變了愛滋病被認知的方式,經常有意的增強科學技術的主導地位,反應了人類對自然的掌控性。但是Lukas Engelmann強調。科學既作用於文化,也作用於地方(places),科學原本以為主動的介入可以任意地掌控疾病的散播的變異,後來發現科學方法亦有其侷限性,會被其環境所形塑,重新建基於社會。



[1] 原文:The cohesiveness of any object of inquiry in the sciences is not a given, Bruno Latour has argued, but instead emerges through practices of dividing and of organizing appearances into well-defined objects.p.44




《醫藥幽靈》(2022) |科技與社會學(STS)如何使我看見隱而不顯的幽靈?

BY YMSTS No comments

作者:邱立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碩士班)

 本文參考自《《醫藥幽靈:大藥廠如何干預醫療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

引言:STS研究嘗試提醒人們的,是我們從來都不應將科學擺放於廟堂之高,相信其有內在的、不可被懷疑的自洽性;而是應當嘗試理解,在看似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之中,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因素如何發揮(有時是極大的)作用。也因此,本書或許就像是給了我們一副有著「陰陽眼」功能的眼鏡,讓我們能有機會看見那些隱而不顯的幽靈。

Sismondo, Sergio,王業翰等譯(2022)。《醫藥幽靈:大藥廠如何干預醫療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閱讀這本書時,我想起一個關於我自己以及STS的小故事。我自大二的時候認識了科技與社會研究這個學科,在興趣驅使之下日漸浸潤其中,也嘗試和一些朋友分享這個領域對科學知識發展的種種思索。我向他們描述了Latour如何和科學家們一起工作,進而揭開科學知識的黑盒子;SchafferShapin如何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揭開波以耳與霍布斯在科學與政治領域的交鋒;Winner如何從番茄採收機與橋樑的案例中說明技術物的政治性……[1]總之,一切我認為能引人入勝的故事。

而往往在我說完這些之後,坐在我對面的聽眾臉上浮現的不是我所期望的驚喜,而是大大的疑惑:

「可是,你們為甚麼要去質疑科學家做的事情啊?」

「科學或許有被社會影響的屬性阿,可是它不還是蠻客觀、蠻有用的嗎?」

「就算這樣,我們也不能不用手機、不看醫生吧?」

一次又一次,屢試不爽。而我想,面對這種對學科「重要性」與「必要性」的質疑,以及對科學客觀性的維護,希斯蒙都(Sergio Sismondo)在這本《醫藥幽靈》中,通過細緻的田野與分析,做出一種有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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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幽靈》一書關注的是醫藥知識的政治經濟學,是那些富可敵國的大藥廠,如何通過其在整個科學生產界與醫療現場中盤根錯節卻隱而不見的「幽靈管理」,將上至科學期刊上受到千次引用的文章,下至診間中每天開出數十份的藥物膠囊都納入其「裝配行銷」的一環,為其商業利益服務。

    在作者所欲揭露的「無形之手」中,作為關鍵的一環是藥廠中的「發表規劃」部門。該部門在科學事實的生產與行銷手法的應用之間執行「創造性調解」,亦即設法生產出符合藥廠利益的科學知識,並將其大量投入市場。具體而言,他們和受託學術機構合作,影響藥物臨床實驗的結果,並購買那些數據;他們找尋論文的撰稿人,使其通過上述的實驗結果書寫出符合科學標準的論文;這些論文又由他們屬意的作者掛名,投稿到一流的的國際期刊之上,成為萬眾景仰的「新知識」。也因此,《自然》(Nature)和《刺胳針》(Lancet)等知名期刊上由一流大學教授書寫的論文,甚至很可能沒有被我們認為的「作者」閱讀過,甚至作者在書中指出,有關專利藥品的論文中,可能有近四成都來自發表規劃團隊合作的「幽靈寫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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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發表之外還遠遠不夠。藥廠尋找並培訓關鍵意見領袖,讓這些代表著醫界一流權威的學者/醫者,在無數的演講之中將「正確的科學知識」傳播給更多的醫生;他們派出業務,深入到每個醫療機構的現場,為醫療從業人員帶去溫暖的午餐與問候、讓藥品櫃中充滿他們最新生產的試用品;他們攏絡病友權益團體,透過後者讓不那麼有效的藥物看似充滿希望,甚至進行倡議,影響政府監管機構的判斷。漸漸地,他們得以讓第一線的醫療人員習於使用他們提供的「腳本」來開藥,也讓病人的服藥配合度盡可能提高。在這個幽靈管理的過程中,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動性,讓自己的意志與判斷來決定是否開藥/服藥,然而在作者的筆下,就連這種能動性都是在藥廠管理之下被賦予與控制的。

 然而,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矛盾。儘管作者在整本書中批判藥廠通過幽靈管理對產業進行的操弄,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由幽靈寫手寫下的論文,大多包含的是高品質的、能通過層層檢驗的科學知識。甚至,像發表規劃師這樣的人物,往往認為自己的工作便是從唯利是圖的行銷部門手中,保護科學生產的標準與價值。更有甚者,在裝配行銷中涉及的絕大多數行動者,大都對自己的獨立性與能動性充滿信心,認為自己是為了維護科學的正確而做出選擇,即使在其中有收取藥廠的好處也只是因為自己付出勞力而應得的報酬。

 在此,科學的道德與效益發生了衝突。要嘗試理解這個矛盾,我們或許可以效法作者利用「對稱原則」來思考。對稱原則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中強綱領的核心方法之一,[2]意指我們必須使用相似的原因概念去說明被我們認為是真實與虛假的兩種信念。在本書中,作者藉此指出「好」科學與「壞」科學都受到其背後的商業利益所影響,因此作者投身對幽靈管理的研究,將隱而不見的利益關係展現在我們眼前。而作為延伸,我認為要理解這個矛盾,應當將該原則延伸到裝配行銷過程中被召集的各個行動者之中。例如,一個接受某種藥物的醫師,與不接受該藥物的醫師(儘管在本書作者的筆下似乎不可能有這樣的角色,這亦是本書在描寫上較為缺乏的部分),也都可能是被類似的科學信念(包含誠信的道德,以及科學所應該要有的功能)所影響。也因此我們或許還需要細究整個網路中不同行動者與科學價值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該價值如何形塑他們的行為,才能更好的接近這個作者因採取政治經濟學視角而認為並非核心,卻實際上可能牽動整個科學知識基本價值的矛盾本身。

 Image by Steve Buissinne from Pixabay

當然,有關整個幽靈管理模式所帶來的問題,並非只是科學知識生產的誠信道德論辯等科學哲學問題。這樣以商業利益為尊的結構,必然將造成權力的不平等,進而損害弱勢者,亦即病人的權益。作者指出,儘管藥廠創造的大部分都是品質良好的科學成果,這些成果仍然幽靈管理會造成「發表偏誤」,即一些特定的藥物將獲得異常高的曝光機率,使其成為醫師開藥腳本中的寵兒。而對許多藥物而言,當其使用族群擴大,其不良副作用的產生機率也就越大,進而導致病患的權益被傷害。甚至,由於我們的身體觀大幅受到疾病觀的影響,在某些特定藥物與其可治療的疾病因為藥廠的裝配行銷而現身的當下,我們對自己身體健康的想像也將徹底改變。

最後,回到本文最初,那些並不熟悉STS領域工作內容的人們的疑惑中。沒錯,如他們所說,科學確實有其強大的效力,大幅的形塑了我們今日社會生活的樣貌。然而,希斯蒙都在這本書中展示了,就算是看似再嚴謹不過的科學成果,其生產與傳播的背後仍然可能有著像藥廠這樣難以被看見卻充滿影響力的霸權在操弄。他嘗試提醒我們的,對我而言亦是STS研究嘗試提醒人們的,是我們從來都不應將科學擺放於廟堂之高,相信其有內在的、不可被懷疑的自洽性;而是應當嘗試理解,在看似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之中,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因素如何發揮(有時是極大的)作用。也因此,本書或許就像是給了我們一副有著「陰陽眼」功能的眼鏡,讓我們能有機會看見那些隱而不顯的幽靈。醫藥巨頭與其裝配出的網絡或許生產出了品質良好的科學知識,但那終究是他們想要的知識,永遠保持著為特定利益服務的傾向與可能。而只有當看見了,我們才有可能以一個個體的姿態,思考該如何在巨觀的、看似難以撼動的結構體系之下,盡可能保有並發揮自身的能動性、釐清並保障資訊、維持獨立的思考,乃至由下而上集結聲音與力量,發起對霸權行動者的反抗。


作者簡介:
邱立軒,來自桃園但熱愛台北。學習路上在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之間反覆橫跳,STS是志業也是救贖。研究興趣關注多元另類的精神醫療、身心靈技術以及心理學的知識建構。

 


[1] 此處借引的STS經典依序為:
Latour, Bruno2004)。 <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雷祥麟譯,載於吳嘉苓、傅大為與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市:群學,頁219-263
Winner, Langdon2004)。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方俊育、林崇熙譯,載於吳嘉苓、傅大為與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市:群學,頁123-150
Shapin, Steven & Simon Schaffer,蔡佩君譯(2006)。《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台北:行人。
[2] 關於強綱領可見:Bloor, David. (1976).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年10月17日

《科技社會人4》(2022)|讀〈林間絮語〉:理解在地知識,重新看待地方與近代環境治理

BY YMSTS No comments

作者:潘謐

引言:在山上,我們能看見部落青年引入現代農場管理概念,這些知識當中有多少在行銷中所傳遞的在地生態智慧?在山下,我們也看到不願與保育團體起衝突,停用農藥、重新摸索耕作方式的農民,他們又足夠具有回復傳統農耕的代表性?當這些交揉混雜的案例一再出現,不免會令人去思索是否有真正獨立於國家政府與技術官僚的地方知識;若答案是否定的,為何我們需要宣稱「地方」、「傳統」之名來改造自然?甚至可以進一步探問:該如何看待地方與近代環境治理體制的關係?


 本文參考自《科技社會人4:跟著關鍵物去旅行》第九章

林文源, 郭文華, 王秀雲, & 楊谷洋. (2019). 科技社會人. 4: 跟著關鍵物去旅行 (初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22年10月15日

從零到一:由人文領域出發的 STS 跨領域學習經驗

BY YMSTS No comments

 作者:劉湘蓉(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圖片來源:Pixabay

這篇文章緣自一場規劃中的跨領域學習經驗分享會。碩二下畢業前,我想邀請科技與社會所的在學學生,從不同領域背景談在 STS 這條跨領域學習路上,遇到的酸甜苦辣。後來活動未能如願舉行,我也成為 STS 所的畢業生,時空環境已然不同,但遲到總比不到好。回歸當時的初衷,我決定以文字分享我的跨領域學習經驗,藉此激發更多跨領域同行者的分享,期待能幫助彼此帶來些許披荊斬棘的勇氣和力量,也期待有更多人看見由人文社會領域出發的跨領域學習經驗。

從歷史學出發的當代技術爭議研究

我的學術背景是人文領域的歷史學,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卻是當代離岸風電與近沿海漁撈漁業的技術爭議。暫且不論因緣際會和個人的研究興趣,我認為這個關於轉折的故事,可以從我大學畢業後的工作談起。

即使離職已久,科技前瞻的精神仍深刻影響現在的我,引導我就讀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也影響我選擇碩士論文關注對象和議題。歷史系畢業後,我沒有取得幾個熱門工作的入場券,例如中小學教師、國家考試備考生、博物館館員等,反而誤打誤撞地成為政府部門專案計畫的行政助理。這個計畫有關於人文社會領域高等教育的實驗型改革計畫,其中,科技前瞻(Technology Foresight)是計畫的主要精神。「前瞻」想像與看重的是未來世界、未來的特定情境,簡易言之,「科技前瞻」更聚焦於未來技術改革或創新,如何與人類社會變遷之間交互影響。因此,科技前瞻具有兩個重要元素:「未來」以及超越此刻領域分界的「情境」(Scenario)。

「前瞻」和「歷史」是時間方向相反的兩種世界,關係看似疏遠,也不一定能輕易掌握兩者的連續性。然而,因為歷史學的關係,不知不覺中我發現過去和未來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總有相仿的情節,這也意味著類似的歷史錯誤可能再次重演。因此,面對當代各式各樣的跨領域議題,還有持續更迭的非人技術物,我選擇離岸風電作為研究對象,挖掘其與彰化近沿海家計型漁撈漁業的爭議根源,以及長遠而言可能帶來的各式變化。

從過去到當代,我在研究時間軸的移動,其實出自歷史警示我們的這些那些,以及由歷史而來的研究關懷:如何避免重蹈覆徹?因此,我不認為待在 STS 領域、研究當代的技術爭議,代表我真的離開歷史學。相反地,我一直都在歷史裡,只是我與歷史互動的問題,抽換成跨領域、涉及當代或未來的研究議題。

歸零:「你的 STS 在哪裡?」

回顧我的跨領域學習經驗,我好像很早就知道這條學習之路困難重重,過程也將備感孤獨,主要是因為所學和研究內容充滿陌生與未知之感,對於從事當代離岸風電技術研究,對我來說更是戰戰兢兢。

在多次歸零與再次塑造知識框架的過程裡,跨領域首先教會我抽離既有學科或知識領域的劃界。某種程度而言,得先放下過去的學習框架,才有機會融整及創造新的學習經驗。因此,我認為成為 STSer 之前,有三個必須能自我回應的問題。首先,哪些是自己既有的學習框架?想在 STS 領域討論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STS 視角如何有助於解答問題?這些可大可小的問題,不一定有助於撰寫論文研究計畫,也可能因為想不到答案而助長拖延慣性。然而,回答這些問題可能是必要的,讓還處於學習階段的我們能更清楚地向外界揭示:「我的 STS 在這裡」。

大多數時候,歸零與具有歷史背景之間,並沒有帶給我轉換過程的痛苦或猶豫不決。可能的原因除了本身不具備研究離岸風電的先備知識或專家身分,也得歸功於歷史學的訓練讓我熟稔於轉換不同人或非人視角思考。換言之,在 STS 領域歸零,我沒有額外的代價或成本,反而獲得新鮮的啟發。例如,在科技史或產業史的課堂討論裡,不同的技術物或非人曾引導我離開熟悉的知識舒適圈,藉由非人在時空或討論脈絡的位置,重新解讀特定時空環境下的人事物。

回顧過去兩年的學習歷程,我認為邁入跨領域研究時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正視、承認和克服自己對於陌生領域知識掌握度不足的恐懼。記憶猶深,我最不擅長和害怕化學,好巧不巧讓我在2020年參與演出臺北雙年展協商劇場「塑化劑爭議」裡的非人角色「起雲劑」——一種合法的食品添加劑。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無論是離岸風電或是漁撈漁法,對初踏入跨領域研究的我而言,不時也會出現類似的焦慮、擔心與不自信。所幸,一路以來我獲得指導老師、學長姐和同學的鼓勵和對話,才能暫時熬過踟躕無法下筆的時刻。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盡可能尋求合適的社會支持,在跨領域研究路上絕對是必須。

未完待續:不太一樣的「一」

「跨領域」在教育或研究領域通常意指跨越學科領域的分界,在實務工作則指涉超越自身專業知識的跨行業、跨專業。無論何種跨領域,STS 研究都提供許多潛在的發展機會,也帶來因人而異、因研究議題而異的多元獨特性。

正因為背景和學習路徑的差異,我在課堂上留意到每個跨領域學習者迷惘與挫折之處不盡相同,其獨特故事值得更多人挖掘。獲益於 STS 帶來多元學科背景的課堂討論或研究環境,我不斷獲得重塑認知的刺激,並持續精益研究框架和思考方式,無疑是學習過程中相當快樂之事。

畢業後我選擇先就業。若要接續碩士論文的跨領域研究經驗,實際上我能從事哪些工作?台灣的就業環境裡,是否願意聘用具有 STS 研究訓練的學生?原本悲觀地預設半年的待業期,結果出乎意料之外地,我在畢業後很快收到能源相關徵才端的面試邀請。最後,我如願地以不同身分繼續關注台灣離岸風電的發展。

兩年的時間,我從歷史走到當代技術爭議研究,也從學術研究環境走進職場。從零到一的這段跨領域之路,再次遇到新的轉折,醞釀下個新篇章。我成就的這個「一」其實不一定特別到值得分享,但我相信有了這個不太一樣的「一」,未來就有機會出現更多元獨特的「一」。

我和大家一樣,期待未來故事的走向。


劉湘蓉,活在邊界上的人。畢業自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以 STS 觀點爬梳離岸風電、彰化近沿海漁業和多物種之間的交引纏繞。


※ 本文屬個人生涯發展經驗的分享,不代表所提任職單位之立場或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