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5日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導論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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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本書書封由衛城出版提供

防疫歷史的再現

本書從個人生命、麻風防疫、國家政治這三層歷史面向,重建與分析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展開麻風防疫的動機、做法與結果。這三層面向構成我理解中國疫病與政治的同心圓,每一個面向都很關鍵,不可或缺。

「麻風醫生」是貫穿這三層歷史面向的主要行動者。本書不以常見的麻風病醫學發展或患者的角度為切入點,並非因為這兩者較不重要,而是我以為,醫學發展與患者實則與醫師的防疫經歷並行。因為麻風汙名,患者在社會空間中的移動與能動性大為受限;而醫師則是穿越空間之人,亦可能參與政策。另外,在相關的麻風文獻中,關於醫師的研究極為少見。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麻風防疫與醫師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更為罕見。因此,本書以醫師為貫穿衛生防疫與醫患生活世界的主要角色。

在本書中,「麻風醫生」是我對各級麻風防疫人員的統稱,這其實也是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普遍的自稱與他稱。麻風醫生的涵蓋範圍很廣,包括從中央高階到省級的醫學專家,這些醫師大多具備大學醫學院或中級醫學專科學校的正式訓練,在一九六○年代之前,這一批人都可謂當時的知識分子。省級的麻風醫生則多為中專醫科學校或衛生學校畢業,也有不少是由臨時特設的培訓班養成,培訓時程從數月到兩年不等。最基層的是縣市防疫站和麻風聚落裡的醫療衛生人員,包括由培訓班養成的防疫人員,以及從患者中挑選合適者訓練而成的衛生員。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由患者擔任的衛生員外,這些人都廣泛地被稱為「醫生」,而在官方的說法中則是「麻風防治人員」。

偶爾,有些醫師也被稱為「老麻風」。

「老麻風」是自中共建國初期即投入麻風防疫醫師們常用的自稱與互稱。他們對此受人歧視職業的自我調侃,夾雜了戲謔與親切的意味,今日聽來甚至帶有鄉愁與後輩的感佩之念。在他們之間,常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麻風醫生的歸類。生物醫學進入中國已跨越三個世紀之交,如今仍屈指可數麻風醫生的代際傳承,說明這是一個成形未久的防疫領域。精確地說,這是一九四九年後才出現的醫療專業。

麻風:一個冷僻卻關鍵的皮膚科分支

中國麻風防治以皮膚科為主要專科,雖然也涉及病理科、骨科、眼科、神經科、免疫科等知識領域,但由於疾病初期的症狀主要表現於皮膚,學科便以此區分。是以,許多前三代麻風醫生在形容自己的專業時,口語說法常是「我是搞麻風的」,但在表達醫療科別分類或有所避諱時,則可能說自己是「皮膚科醫生」。

一九四九年以前,皮膚科並非中國醫療界的主要專科,人才的養成緩慢。中國著名的皮膚科醫師李洪迥(1908-1993)回憶道,以首屈一指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為例,自傅瑞思(Chester. N. Frazier)於一九二二年在協和創立皮膚科到一九四一年的十九年間,傅瑞思在三位來自德國、英國和美國的教授協助下,培養出八名中國皮膚科醫師,其中便包含李洪迥本人、胡傳揆與李家耿兩位第一代麻風醫生(見第一、二章)。這八位皮膚科醫師,後來陸續到青島、北京、昆明、南京、天津、上海等地工作。中共建國後逐離外國專家出境,由國際醫學教授培育出來的中國專家,便成為重要的皮膚科先驅,擔負起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皮膚科學重整與建置的工作。

二○一五年,《中國皮膚科學史》由「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旗下的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包含十七章,第五章即為〈中國麻風史〉。此書將皮膚科學分為皮膚病學與性病學,麻風屬於皮膚病學。但性病和麻風在此學科史中皆有獨立專章,可見這兩種疾病在皮膚科學中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五○年代機構建置時的蘇聯影響(見第二章)。相關的防治機構常以「皮膚病與性病」聯名,下設性病、麻風、頭癬等研究組別。

從歷史記述的角度觀之,麻風僅為皮膚科學的一個分支,卻明顯地自成一格,後臺必有故事。在今日中國,要撰寫學科史,必須獲得「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後簡稱「中國科協」)或旗下相關機構的認可。中國科協號稱是民間組織,但與黨國關係密切,涵蓋所有科學與技術工作相關的全國學會(二○七個)、地方科協(三一四一個),以及各科協相關機關(如出版社等),組織龐大。前述《中國皮膚科學史》的出版社,其所隸屬的「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即位於中國科協之下。

中國科協於二○○八年開始「學科史」的研究與出版計畫,最早推出《中國化學學科史》,之後陸續出版地質學、通信學、中西醫結合、力學、地球物理學、古生物學、海洋學、圖書館學、中醫藥學、光學工程、藥學等系列的學科史,由中國科協旗下的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二○一四年,隸屬於中國科協的「中國麻風防治協會」(見第七章),向中國科協提出《中國麻風學學科史》的申請計畫通過。由中國科協許可出版的獨立學科史,尚無「皮膚病學」、「性病學」,而「麻風病學」便得以先行獨立成史,麻風病在中國醫療界的特殊位置,可見一斑。

據中國麻風防治協會的成員表示,此書原訂於二○一六年出版,以趕上該年在北京舉辦的第十九屆「國際麻風大會」(International Leprosy Congress)。不過,由於編撰歷史的過程中麻風防疫領域內部的歧見不少,有些爭議甚至公開浮上檯面,以致該書至今仍未出版。提筆之際,據負責撰稿的成員表示,不久後將會出版。

在當代中國的麻風防疫歷史中,公開的或未公開的、已發生的或潛在的爭論,在各地老麻風醫生的心中,頗為常見。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一方面規模轟動徹底,史無前例;另一方面則晦暗莫名,在一九八○年以前可說完全上不了檯面。對麻風的強烈社會歧視,讓低調的浩大防疫運動,影響主要及於與此疾病相關之人,包括患者、醫師,以及雙方的家屬。這些人群大多本來就難入主流之列,因此他們的處境少有人聞問。一九八○年後,中國與聯合國的全球防疫重新接軌,麻風才逐漸進入媒體與公眾的視聽範圍。然而,在媒體及其所影響的大眾印象中,對麻風防疫的認識似乎僅始於一九八○年代以後。換言之,在此之前的麻風防疫歷史,模糊不清,爭議難解。

人類學的當代歷史研究

一九五○年後逐漸形成的中國麻風防疫社群,是由患者與醫師的委屈怨懟、專業無奈、人情網絡、政治角力等複雜因素交織而成。過去多年來,我不斷思考該如何呈現我在長年的田野調查與訪談中,所領會到的那個龐雜抽象又封閉具體的麻風社群?

本書透過歷時性的敘述架構,呈現以民族誌方法觀察與蒐集到的各式材料,嘗試跨越時間、空間、階級、層級、知識的流通與限制。在時間上,我將麻風醫生與防疫實作放入中國動盪的時代脈絡之中;空間上,我以「中國」為田野範圍,以理解疫病、醫師與患者、知識與政策的分布及移動方向;對於麻風醫生的政治階級與專業層級分析,讓我得以窺見防疫網絡如何連結與擴大,並辨識醫療衛生知識如何在網絡中流通,以及專業普羅化的成效與限制。

我以田野串歷史。如此融會了人類學民族誌田野、個人生命史與中國政治史的研究方式,係以民族誌方法為主軸。以「中國」為田野的民族誌調查,是從現在出發,透過訪談、參與觀察與文獻爬梳,在歷時性中構築麻風防疫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多年來我在此防疫網絡中進行口述訪談、參與觀察、出席會議、查閱官方文書檔案、蒐集文獻資料。透過這些田野調查,我逐漸辨識出一把關鍵的梭子,那便是麻風醫生的情緒勞動。社會學者亞莉﹒霍克希德(Arlie R. Hochschild)指出,在勞心與勞力之外,還有一種「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要求工作者必須彰顯或壓抑特定情緒,如空服員得保持微笑、勞動模範獲彰表揚等,國家或私營雇主視情緒為管理工作者的客體,乃至操縱工具。藉此概念,當我將麻風醫生的隱晦情緒也納入我對防疫網路的建構之中,即發現這幅防疫史的圖像比文獻記述中的條列客觀事實還要複雜,而且重要。「麻風醫生的情緒勞動」這把梭子,協助我分析整理以各種方法蒐集到的不同資料,將防疫網絡編織成形,讓人事物逐一歸位,書寫一段有被遺忘之虞的時代經歷。這便是本書的民族誌方法。

既有關於中國麻風史的研究成果,已發掘與整理出許多可貴資料,但仰賴史料的限制仍有待突破。麻風相關史料具有兩種明顯限制:其一,麻風是個廣受深度汙名的疾病,在可見的以菁英為主或官方書寫的敘事中,極可能受到忽略。其二,一般的正式記述多以事件、政策或統計數字為要,麻風這種疫病所引發的心理與情緒面向,少見於白紙黑字的紀錄之中。然而,少了這些攸關人性的面向,對於麻風的理解便不可能完整。這正是為何醫療人類學者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與歷史學者葛蕾絲﹒萊恩(Grace Ryan)兩人回顧梁其姿的中國麻風史研究,在肯定貢獻之餘所發出的喟嘆,而呼籲擅長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投入挖掘地方上的個人疾病與汙名經驗,以民族誌研究豐富我們對於麻風的認識。

不過,兩位學者呼籲關注的面向僅為患者,他們無從得知中國麻風醫生的特殊存在。誠然,患者是麻風病的核心受害者,他們的心聲常消音於主流記述之中,理解患者之苦與其承受的歧視本質,是不可或缺的研究面向。當代中國的麻風政策則讓一般以患者為核心的歧視現象,變得更為複雜。醫師也身陷其間。

那麼,該如何研究與書寫麻風醫生?

在當代中國麻風防疫的人物中,馬海德(George Hatem, 1910-1988)是唯一有公開傳記者。他是曾經參與紅軍長征並歸化中國的美籍醫師,在中國麻風防疫領域是響叮噹的頭號人物。關於馬海德的多本傳記,主要都是強調他在中國的傳奇。例如,他是第一位到達延安支持紅軍的外國醫師,後來成為中國衛生部的顧問。這些傳記描繪馬海德於一九三三至八八年間的中國經歷,有助於讀者一窺在這段政治動盪時期,中國醫療衛生與政治的部分面貌。然而,這些傳記主要強調馬海德在一九五○年代的性病防治參與,對他在麻風防疫的角色著墨較少,且多強調一九八○年後的影響,對於我們理解一九八○年以前的麻風防疫幫助有限。此外,這類個人傳記頗有英雄歷史的味道,以個人為疾病防治的核心,居功厥偉。其他人的角色在防疫當中顯得次要,或隱未現身。

防疫是公眾事務。傳記對於我們理解個人在歷史轉折中的角色與重要性,有必要的價值。然而,若欲理解攸關眾人的基層防疫,則非單一人物或特定面向即可貫穿解釋其間的複雜脈絡和影響。

本書嘗試以「集體生命史」的方式,來記錄麻風醫生與患者的故事,突破英雄化歷史的限制。誠然,本書能呈現的生命經驗與口述訪談有限,但我盡力讓這些個體生命展現其於一九五○至八○年代的中國轉型中,在時間與空間上的代表性。如此,本書縱然無法涵蓋龐大的地理與眾多的個人,但所記錄與呈現的生命案例,具有見微知著的意義。強調集體生命史得以突顯麻風防疫的公共性規模,並讓受忽視的底層有發聲的可能。

儘管如此,我仍須對「底層」有所定義。

如果忽略了底層的異質性,底層將無法發言;這是後殖民批評家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在〈底層能發言嗎?〉一文中的論點。如同殖民地的菁英組合有不同層級與階級,底層也一樣複雜。換言之,在權力與位置的光譜中,「底層」的定義是相對性的。不過,這並非表示權力稍弱者便是底層。我所指的相對性,必須放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脈絡才能理解。

一九四九至八○年,政治極權主導中國社會的所有層面。中共建國之初,眾多的知識分子與基層民眾,萬分引頸期待國家新生,在後帝國主體重建的激情下,衷心擁抱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大批的有志之士甘願交托權力予新政權,成為一黨乃至一人之下的「底層」,對新政初期即已顯現的「高層」稀薄與集權現象,以及「底層」內階級分化的政治鬥爭,視而不見、困惑容忍或恐懼不語。當中國更為進入一種絕對的內向本土化,眾人因高度政治教條與反覆政治運動而產生的「被騙」、「被迫」或「覺悟」等感受,則漸次清晰。換言之,在這群「底層」中,有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原本應該是一般論述中所稱的「有歷史的人」,之所以一同消音,是值得深究的後帝國歷史現象。

而在整體醫療界,麻風醫生又是一個特例。在一九五○至八○年代的麻風防疫中,不同背景的醫師,由於機構從屬、專業訓練等差異,原本具有層級之分,卻因疾病汙名,麻風醫生集體淪為醫療界的底層。因而,醫師的政治地位與患者的社會地位,奇異地出現重疊,讓兩個原本可能截然不同的社會與知識階級走到一起,共同落入受疫病影響的社會底層。

由醫師的集體生命史來貫穿我對當代中國麻風防疫的認識,可以揭示這種特殊的底層現象,突顯中國的後帝國政治與防疫的歷史性,以及讓底層發聲的重要性。

本文由衛城出版授權刊登


2018年11月13日

《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全紀錄》前言、續前言

BY passsager No comments


作者:開沼博、竜田一人、吉川彰浩


本書書封由臉譜出版提供


前言

《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全紀錄》是世界上第一部正面記錄「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現場」內部實情的出版品。這是事故發生五年以來,第一次從一般居民或民間立場,深入「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這場世界級事件的中心,調查廢爐現場的實情。這樣的進展究竟是「終於要開始了!」還是「已經要開始了?」看法因人而異,但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有必要更深入且全面地了解「廢爐的現場」。

遙遙無期的廢爐作業與一度無人居住的周邊地區,究竟會面臨什麼樣的未來呢?其中或許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日本政府、東京電力公司(簡稱東電)或地方居民的努力,但比那更重要的,應該是我們未來在面對此議題時,抱持著什麼樣的理解與想像吧。不僅是我們的文明與科技,連語言、文化或藝術的力量、民主主義的形態、社會包容的建立機制等,都將在日後面臨更大的考驗。

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爆發至今已經五年(編按:日文版出版於二○一六年。),關於福島的重建或引發事故的核電廠狀況,至今為止資訊漫天飛,而且依然會定期登上新聞媒體,不過似乎有很多人對於那些資訊或報導感到不滿。

「要不就是內容太專業難懂,不然就是內容太過極端,刻意製造恐慌,全都是在『批評』說:『那個沒做好』、『都是這個人的錯』什麼的,看著看著就愈來愈不感興趣,到最後連該相信誰都不知道了。」

「希望可以看到更淺顯易懂、更客觀且冷靜的說明。」

本書編纂的目的,就是為了回應這些確實存在在許多人心中,認為「福島好複雜、好麻煩」的想法。

筆者在二○一五年出版的《福島學入門》(暫譯)當中,說明了福島縣整體的狀況,而本書則將焦點著重於當時未詳盡介紹的「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爐現場」。此處所謂的「廢爐現場」指的不僅是福島第一核電廠(以下參照當地居民的稱呼,簡稱為「1F」)的廠區內部(on-site),還包含廠區外部(off-site)。

即使時至今日,媒體依然殘留著刻板且偏激的解讀傾向,例如宣稱「這是一塊永遠無法住人的土地」或「沒有人能夠踏入這塊土地」等等,但若一味相信這些短淺的印象,我們永遠也無法掌握「1F廢爐」的現狀。

實際生活在那裡的人究竟在想些什麼?是什麼樣的活動在維繫著廢爐現場或周邊地區?這些光憑文字難以理解的部分,本書將透過漫畫或圖片提供更淺顯易懂的說明,並且對於試圖在「廢爐現場」負起事故責任的東京電力,提出最直接的疑問:在事故爆發五年後的現在,東電究竟在想些什麼?

如此抽絲剝繭地解開「福島好複雜、好麻煩的狀態,讓那些想盡棉薄之力卻不知該如何是好的人,在機會到來時能夠心想:「買這個好了」、「去這裡好了」、「在這裡工作好了」。

讓廢爐現場成為這樣的一個地方,就是本書的目的。

本書並不是一本「每一頁都必須熟讀的書」,而是一本隨意翻閱到吸引目光的地方,再「淺嘗」一下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也無所謂的書。如果能在突然想到什麼疑問時,隨時翻開這本全紀錄,就已經符合我的期待了。

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應該也會遇到像是「沒有更多這類的資訊了嗎?」、「這一點探討得不夠深入」、「核電廠政策又如何呢?」或「如何看待疏散、除污、賠償呢?」等渴望「了解更多」的部分,但誘發這些渴望也是本全紀錄的任務。

好吧,不如自己動手多調查一些吧,不如親自去現場確認吧,不如實際去訪問那些住在當地的人吧。

打開這種「正面的好奇心開關」,正是所有參與本書製作者共同的期望。至今為止,人們都將福島視為「負面好奇心」的對象,我認為推翻這樣的結構就是本書的重責大任。

請務必放鬆心情閱讀,並嘗試多方思考或與他人討論。即使是當下沒有興趣的議題也無所謂,只要把書留在手邊,總有一天會在新聞上看到、在人們口中聽到,或者自己產生興趣也不一定,屆時請務必翻閱自己想閱讀的部分。


圖片由臉譜出版提供
從面對2號機與1號機的斜坡上拍攝的照片。(攝於2016114日)


圖片由臉譜出版提供
早晨的J-village足球場。車主們已經開始進行在1F的作業了。(攝於2016114日)


續「前言」

雖然才剛要各位「放鬆心情閱讀」,但接下來馬上就要補充一些對多數人來說,恐怕難以放鬆心情閱讀的內容了。儘管說是補充,但以分量上來說,反而比前言更加充實。

如果只是純粹「想要了解廢爐」的人,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段也無妨。

這本書是一本批判的書

這本書是一本批判的書,目的是要刺激政治批判、社會批判、文化批判等其他各個領域去「思考當下存在在那裡的語言形態」。

當中描述的是「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的現狀,包括引發事故的反應爐廠房、儲存污水的水槽、工作環境,或者是福島第一核電廠周邊地區的美食、衝浪地點等有關城鎮的狀況。當然,也包含放射線在內。

不過各位當然會懷疑,這到底哪裡與批判有關,而且應該大部分人都無法理解,為何我事到如今還要刻意標榜說「我要寫一本批判的書」吧。

這當中包含了距離三一一大地震五年後的現在,我個人的問題意識。

假如沒有批判的語言或批判性的態度,社會是不是就會失去健全的動力,在創造新世界觀的路上無以為繼呢?這份危機感就是我的問題意識。

狹義上來說,目前的「批判」僅針對有限的讀者出現在特定媒體上,甚至說是「早就沒人關注」也不為過。像以前那種文藝批判等書籍,如今幾乎不再刊行;兩千年盛行的內容批判也只是風靡一時而已;再不然像政治或其他時事性的批判,又有多少人想看呢?就像人們在談到「批判家」或「評論家」時,會說:「那個人只會批判而已」或是「我們根本不需要像評論家那種人」等等,將這些用詞使用於負面含義上,可見對多數人而言,「批判是不必要的事」也是鐵錚錚的事實吧。

期望找到新語言

然而,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批判的語言或批判性的態度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是因為能夠填補存在於各處的「語言空白地帶」,或是釋放那些放著不管就會定型的語言,為社會帶來動力。當必須被談論卻無人談論的語言空白地帶出現在眼前,或是語言在相似的話題或對事物的刻板印象中定型而陷入膠著狀態時,批判將刷新既存的秩序,為我們狹隘的認知與社會形態帶來刺激與變化。

換句話說,這也可以說是一項「將原先被邊緣化的事物重新放到中間的作業」吧。可想而知的是,批判並不是要否定某件事情,讓那件事情潰散不起,而是讓原本人們眼中毫無存在意義或較不起眼的事物,顯現出其真正的價值,並提出嶄新的世界觀。此一創造性部分才是批判的精髓。舉例而言,音樂批判將爵士擺在中間,內容批判將萌系動畫擺在中間,持續告訴世人那些過去被忽略或輕視的事物當中存在著社會潮流尖端,而這些東西如今也不再處於邊緣。在不知不覺中被捲入那股批判力量所造成的「顛覆世界觀」漩渦中,是我們許多人都無法避免的事。

批判逐漸失去力量

但如今批判正逐漸失去力量,而且不僅是前文所提及的狹義批判,連廣義的批判語言或批判性態度也包含在內。

自持續研究三一一大地震後的思想以來,我感覺自己無論造訪何處,總是看到人們對於「語言的空白地帶」或「定型的語言」視而不見,在採取批判形式的大量否定語言當中,創造語言的生產性反而日益低落,使得空白地帶持續擴大,定型的語言更加屹立不搖。比方圍繞著核電或放射線等主題的教條主義議論即為一例,動員文科學者或文化人支持福島歧視也是一例。經過五年以後,那些只含有否定力量卻算不上批判的語言,不僅沒有改善狀況,反而使狀況更加惡化。我個人雖然從一開始就持續提出警告,但見到事情如先前警告般發展,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類似的情況屢見不鮮。即使是外交或軍事方面的話題,像「只要美國答應保護我們,絕對可以放心」這種話,就是明顯虛偽的絕對安全神話,但如果因為想要批判這樣的謊言,而強辯「只要我們保持低調,中國或『伊斯蘭國』(IS)絕對不會打過來」,這種話也只是絕對安全神話而已。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努力尋找出可以在左右兩端之間,在以「定型語言」創造出的神話之間,填補「語言的空白地帶」的答案。

然而,在三一一大地震後應該檢討「絕對安全神話」的強辯,這項過失的時空中,卻很少有人追究我們為何毫無成長,又是否放任那些理應被談論的語言空白地帶,在未獲得填補的情況下定型。

無論是「仇恨言論」或「美麗日本復活」等網路右翼排外主義或復古主義、老是呼喊著「安倍去死」的老一派左翼銀髮劣化民主,與仗勢者編織出的彈劾行動上癮症,或是臉書上按「讚」等偽認同的泡沫結構,都讓討論變得更加封閉,只能成立於同質的語言之間,並重新生產出擴大「語言空白地帶」的「定型語言」。

「事實」與「公正」
「意見」與「正義」

三一一大地震後的學術研究或報導本應藉由引用「Fact(事實)」或「Fairness(公正的看法)」,發揮使各種議論相對化與互相連結的功能。


然而, 實際上人們卻更強烈地傾向於採取截然不同的行動。若以FactOpinionFairness Justice 的關係加以彙總,就會得到以下結果:

Fact之前存在著先入為主的Opinion(意見), 因此蒐集符合該OpinionFact。在確認Fairness之前,先主張自己站在Justice(正義)這一方,並找個理由讓自己表現得看似握有Fairness一般。帶有OpinionFact;帶有JusticeFairness。當人們開始如談論Fact般發表Opinion 如提出Fairness般強辯Justice時,語言就會開始暴衝。

試圖從「Opinion Justice」而非「FactFairness」展開的思考,是「惡的意識形態」。那會扭曲人們對現狀的認知,使學術或報導成為有利於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工具,並掩蓋掉從中墜落的弱者之聲。此處所謂的既得利益者,指的不僅是靠近國家權力或鉅額資本中心的那些人,當然也包含那些看似站在對立面,實際上卻位於學術或報導中心,試圖獨占語言或文化資源的知識分子與其支持者。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高舉「Opinion Justice」的旗幟,奪取批判的力量。

圍繞福島的魅化語言

拙作《福島學入門》(或《被漂白的社會》(暫譯)也是)就是以批判對抗這種三一一大地震後的語言為目的下的產物。那是一項以福島為中心,主要在與社會科學議題有關的語言當中取回學問的作業。當然,「學術」可以有很多種定義,但此處姑且採取馬克思·韋伯(Max Weber)那套奠基於科學觀念上的理論,將之定義為「除魅」(disenchantment)。

舉例而言,在近代以前的社會中,每當傳染病流行或天災發生時,人們會說:「這是某項舉動觸怒神明才得到的報應。」或「是巫師引起了這個現象。」用「魅化」的語言加以說明。

在以往處於支配地位的宗教性世界觀或傳統秩序中,一旦發生不合理的事,「魅化語言」就會出現,給人們帶來一定的說服力或精神安慰。

然而到了近代,那種說明的功能逐漸被學術取代。人們開始以符合科學理性的方式加以說明,例如:「這種病毒會在這樣的條件下感染」或「在這樣的氣象條件底下,發生了這樣的物理現象,因此造成這場災害」等等。提供了像是「對付這種疾病要用這種藥才有效」、「要避免這種災害,採取這種對策是有效的」等解決課題的合理選擇,而不是只是採取「一味祈禱」、「獵殺女巫」或「提供祭品」等魔法的解決方式。

與福島有關的課題實在圍繞著太多OpinionJustice 還有魅化的語言,例如「背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掩蓋事實」、「○年之後人們會陸續死亡,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等陰謀論或末日論,或是刻意編造敵人或悲劇,像是在說「那裡有巫婆」一樣,反覆製造把人事物高吊起來的道德恐慌。

所謂的取回學問,就是針對被人們以魅化語言扭曲的福島相關課題,給予科學的說明,並提供解決課題的選擇。

這種充滿含有OpinionJustice的語言或「魅化語言」的狀況,應該也是各種議題之間共同存在的普遍問題吧。「以科學方式解決課題之必要性」的提升也是如此,廣義的批判語言或態度,在這之中以學術基礎為前提再度復活。這是我希望透過有關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的書,也就是這本《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全紀錄》達到的目的。

為什麼福島第一核電廠是「語言的空白地帶」?

不過,為什麼必須選擇「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爐」作為探討的對象呢?第一個理由是,三一一大地震是考察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就算與其他各種社會現象做比較,這也是一個值得書寫的兼具國際性與歷史意義的問題,這一點應該很多人都同意吧。

另一個理由是,我認為在與三一一大地震有關的問題當中,最應該著手處理卻存在著「語言空白地帶」的核心課題,就是「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爐」。

自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以來,我們應該已經被迫聽聞許多有關「核電廠」或「福島」的詞彙,但我認為儘管如此,卻有兩個問題始終不曾有人透過研究、報導或文化議題加以處理,一是像廣域自主疏散等,與避諱放射線有關的社會現象,其二就是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爐現場。

關於前者,我打算另找機會撰稿,但假如前者是從物理和社會意義上,距離三一一大地震較「遠」的問題,那麼後者就是從物理和社會意義上,距離三一一大地震「最近的」,或者說是存在於「正中心」的問題。在我們著手處理這個「三一一的正中心」之前,時間已經過了五年。

當然,現在的新聞依然定期報導福島第一核電廠內正在發生的事情。

只是我們對那裡抱著什麼樣的印象呢?我們能夠談論多少內部的實情呢?對多數人而言,聽見「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時,腦海中浮現的恐怕只有「氫氣爆炸的影像」、「廠區內成排污水槽的景象」、「以潛入報告為題,配戴輻射劑量警報器並強調危險性的報導」等範圍有限且充滿刻板印象的畫面不是嗎?

這之所以構成問題,是因為那些刻板印象讓「抽象且妖魔化的三一一」形象無限膨脹。原本應該在過程中直視現場具體存在的人物或景象,揭露「具體的三一一」,以解決當中的課題,尋找出更多的希望。但隨著「抽象且妖魔化的三一一」形象日益膨脹,必須捕捉的實況日漸模糊,「魅化的語言」日益猖狂,於是延誤發現問題端倪的時機。

現在正是透過詳細描寫「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爐現場」,讓更多人共有「具體的三一一」的必要時刻。

語言的空白地帶

不只是福島第一核電廠而已「廢爐的現場」對福島問題而言,就像「下層結構」一樣。也就是說,即使福島問題中的政治、經濟,或者是文化、教育等「上層結構」面臨的問題得到修復,一旦「廢爐的現場」即「下層結構」發生任何異狀,連上層結構也會再度崩塌。反之,若「廢爐的現場」得到修復,並加強對現狀的理解,那麼「上層結構」也會連帶變得比較容易修復。

不過談論這個「廢爐現場」的語言,始終處於不足的狀態。就好比甜甜圈一樣,圍繞著三一一的語言是中空的結構,周圍一圈很厚,再遠一點的邊緣處則再度變為空白。

這個「語言甜甜圈」所創造出來的中空結構,同樣可見於其他的議題。不管是安保也好,福祉也罷,甚至是其他任何問題,從外往裡看似乎可以看到此起彼落的議論,但稍微冷靜下來俯瞰就會發現,中心部分的語言是不足的。由於呈現中空結構,因此對話毫無交集的對立結構逐漸定型,眾人也在懷抱不滿與不安的狀態下「安定」下來。不過現在正是時候,必須動手摧毀這個對任何人都無益的、「安定」的膠著狀態。因此,我必須開始嘗試喚起批判的語言或批判性的態度。

推動除魅

那麼,如何才能實現這件事呢?

線索之一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推動韋伯式的「除魅」。正如我在《福島學入門》中所詳述,除魅也是將過度政治化、科學化,導致多數人覺得「很困難、很麻煩」的問題,重新以科學的方式記述。

但光這樣是不夠的。另一個剛好在一百年前左右,亦即在二十世紀初被提出的和「除魅」同樣值得參考的,就是大約始於兩百五十年前,也就是十八世紀中葉開始編纂的《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是世界史課本上教過的內容,相信很多人還有印象吧?簡而言之,百科全書就是這樣的東西:十八世紀,隨著工業革命的進展,學術領域逐漸細分,而且各自急速發展。於此同時,學術性的知識量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並且零亂地分散在社會之中。

因此,有人開始採取行動,嘗試系統性地整理那些知識,以建立所有人都能夠參考的「知識平台」。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出版《百科全書》,而參與者則是將近兩百名被統稱為「百科全書派」的執筆者。執筆者中有像孟德斯鳩或盧梭等名人,也有其他不知名的人,最後他們總共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完成了二十八卷的百科全書。

這之所以是劃時代的創舉,不僅是因為分量或執筆者眾多的緣故,也是因為這挑戰了當時處於支配地位的宗教世界觀或傳統秩序所構築的知識體系,並為日後的啟蒙思想奠定了誕生的基礎。

舉例而言,對於前文所述的「魅化語言」,或是「位於學術或報導中心,試圖獨占語言或文化資源的知識分子」不顧事實真相,班門弄斧地斷言「○○就是這麼一回事」或「○○就是這種東西」,導致知識形態從而確立等情況,他們會用「根據目前所知的科學理性,可以這樣說(你所說的是一派胡言)」的說法加以對抗與解毒。在那樣的意義下,非常具有批判性(關於三一一以後的「魅化語言」或「位於學術或報導中心,試圖獨占語言或文化資源的知識分子」所說的「福島就是這麼一回事」或「廢爐就是這種東西」等妄言究竟造成多少弊害,我考慮找個時機好好驗證一番)。

效法《百科全書》樹立知識架構的典範

百科全書的再版耗費了二十年以上的時間,而參與其中的眾多優秀啟蒙思想家當中,都有一項與工業革命並重的共同體驗,那就是西元一七五五年的里斯本大地震。那場災難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為中心,不僅對西歐,甚至對北非都造成地震、海嘯與火災等三重損傷,死亡人數多達十萬規模,讓整個歐洲的知識分子都大受衝擊。尤其葡萄牙做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國家(譯註:日本將天主教定義為基督教底下的一支教會,在中文的分類裡一向直接稱葡萄牙為天主教國家。),首都卻在天主教會的祭日十一月一日遭遇災難,使得過去建立在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此基礎之上的諸學問,從根本上徹底翻覆。

這套《百科全書》問世的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況,或者是受到重大災難衝擊的時代,應該也可以做為我們在思考現代知識形態上的參考吧。

兩者的共通點是既存社會的知識形態出現根本性的轉變,且資訊量爆發性地增長。也就是說,在百科全書派出現的時代,是工業革命促成此事,現代則是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在推波助瀾。資訊科技的發展創造出像社群網路等前所未有的資訊收發管道,連傳播形態也一併改變了。

那麼充斥在社會上的資訊量增加,人們所擁有的知識是否也隨之增加呢?事實上,在面對資訊無限制地增加時,人們反而感到混亂,不曉得該如何學習哪些知識,因此陷入停止思考的狀態。例如針對網路上的溝通,就有人指出「網路串流(cyber cascade,相同論調的言論集結,集約化與極端化後,成為一種可見的現象)」的問題,認為這種現象讓偏頗的知識走向極端,並創造出排外的集團。當遇到某些懷抱政治意圖、出現出於利害關係或想要推廣偽科學的人時,人們就會隨他們的言論起舞。知識分子或媒體原本應該匡正視聽,卻毫不打算履行義務,反而殃及那些心懷不安與不滿且處於弱勢的人。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難道沒有必要再次建立「知識的平台」嗎?像十八世紀中問世的《百科全書》那樣,將凌亂四散的資訊加以體系化,然後在社會已經複雜到幾乎不可能像《百科全書》時代那樣蒐羅所有主題的現在,用鑽研特定主題以彌補語言空白地帶的形式,樹立知識架構的典範,以求達到「如果要談論那個主題的話,先了解這些基礎」的程度。

「吾等相信,擁有一本在技術與學問的所有領域皆可參考,且在啟蒙那些純粹為了自己自學者的同時,亦有助於引導那些勇於投身教育他人志業者的《辭典》,是一件重要的事。」

「願後世的人們翻開我們的《辭典》,會說:『原來這就是當時學問與藝術的狀態啊。』願後世的人們將自己的發現結合在我們所記錄的發現上,讓人類精神與其產物的歷史在相隔久遠的幾世紀以後,依然能夠代代相傳下去!願《百科全書》成為守護人類知識不受時間流逝與變革影響的神殿!」(節譯自德尼‧ 狄德羅、讓‧ 勒朗‧ 達朗貝爾《百科全書》)

《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全紀錄》以那樣的前提問世。在現代社會,書籍這種媒體不需要塞進所有的知識,而是著重於提供一個入口,製造接觸影片、網路或親臨現場等加深知識的機會。

但願這項嘗試能夠成為改變三一一以後的語言形態的契機。



圖片由臉譜出版提供
核電廠事故發生後,設置於磐城市保健所(譯註:保健所相當於台灣的「健康服務中心」或地方衛生所。)內的偵測檢查場。人們在此處測量全身和隨身衣物等的輻射強度。牆壁上貼著畫有同心圓的地圖,可以確認偵檢對象來自何處,檢查後會拿到一張檢查完畢證明書。(攝影:開沼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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