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6日

《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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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本書書封由八旗文化提供

秋季香韻

高本山脊,蕈傘遍地鋪蓋、開展、勃發——此乃秋季香韻之奇也。
——擷自西元八世紀日本詩歌選《萬葉集》

你的世界開始分崩離析,你會做什麼?我會去散步;若是幸運,我會發現蘑菇。蘑菇能把我拉回自身五感上,不單因為它們與花一樣色彩繽紛,散發香氣,更因為它們的突然現身提醒了我,光是能在這裡偶遇,就是一份幸運。於是我了然於心,儘管置身在不確定的恐懼裡,依然有樂趣可尋。

恐懼當然存在,而且不只之於我。世界的氣候正在失控,工業進步對地球生靈的影響比上一世紀的世人所想像的還嚴峻。經濟成長不再是發展或樂觀的源泉;我們的任何工作都可能隨著下一次經濟危機而消失。我擔憂的也不只是新災難爆發,我發現,自己還因為缺少故事架構,無從辨認我們正往哪裡走,又為何而去。在過去,臨時工(Precarity)似乎只是倒楣人的命運;但如今所有人的生活卻都這般岌岌可危,哪怕目前我們的荷包還算豐滿。二十世紀中葉北半球的詩人與哲學家們曾因過度安穩而自覺受囚於籠,但現今的我們相較之下,無論位處南、北半球,則是都同樣面臨著無邊的困頓。

本書講述的是我與蘑菇的漫遊歷程,並在其中探索前途未卜以及不穩定的狀態,或說,缺乏穩定前景的未來生活。我讀過一篇文章,有關蘇聯在西元一九九一年解體時,上千位突然被剝奪國家保障的西伯利亞人跑進森林去採蘑菇。那些雖不是我追逐的蘑菇,卻能證明我的觀點:當我們以為在這受控制的世界裡已一敗塗地,蘑菇自由狂放的生命力卻是一份禮物,也是一條指引。

雖然我無法請你大啖蘑菇,仍希望你跟隨我的腳步,一同品嚐序言開頭裡日本詩讚頌的「秋季香韻」。那氣味來自松茸,一種香氣濃郁、在日本備受重視的野地蕈類。松茸是大眾鍾情的秋天印記,它的氣味喚來因夏日澎湃富饒不再的惆悵,也呼引出秋天敏銳高張的感性。這種感性,在全球即將告別進步富饒的盛夏之際是有必要的,而秋季香韻則引領我走入另一種缺乏安全感的尋常生活。這本書無意批判那些曾為二十世紀營造過穩定遠景的現代化夢想及發展。在我之前,已有許多分析師剖析過那些夢想。相反地,我想在不靠架構、不靠那曾讓世人集體以為自己知道何去何從的舊有框架下,盡力解決一種想像上的生活挑戰。如果我們願意敞開自我,認識蘑菇族群的魅力,松茸將能振發我們的好奇心,而我認為好奇心可說是這不穩定的時代裡,要想集體存活所須的第一要件。

一本前衛的手冊對我們當前的挑戰有這樣的描述:

許多人故意無視的幽靈,其實是一樁很單純的事實—這世界將無法被「拯救」⋯⋯如果我們不認為會贏得什麼全球革命性的未來,就更必須活在當下(事實上我們一向不得不如此)。

據說,一九四五年原子彈摧毀廣島後,在一片炸毀的地景中最先復甦的生物就是松茸。

支配原子是人類控制自然這春秋大夢的最顛峰,卻也是該夢想覆滅的開端。廣島的原子彈造成許多巨變。突然間,我們意識到人類有能力破壞地球的可居性,無論是無心插柳,還是刻意為之。這份認知在我們目睹污染、大規模滅絕與氣候變化後更是清晰。現存的不穩定感中有一半與地球的命運有關: 我們能承受何種程度的人為干擾?撇開可續性不論,我們又還有多少能力,能留下適宜居住的環境給後代子孫?

廣島的原子彈也點燃了另一部分的不穩定感,燎燒出戰後出人意表的發展矛盾。二戰後,以美國炸彈為後盾的現代化願景似乎亮晃、璀璨。每個人都從中獲益,未來的方向清楚可辨;但現今還是如此嗎?一方面,遊走世界時,所到之處無不被戰後發展活動建構的全球政治經濟觸及;另一方面,即便發展仍有指望,我們似乎也已喪失了適切的方法。現代化的目的本應是為世界無論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提供足夠就業機會,而且不是隨便將就的工作,而是享有穩定工資與福利的「標準就業」(standard employment)。這種工作如今相當稀缺;大多數人仰賴的是不規律的生計。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諷刺是,人人仰賴資本主義的鼻息,但幾乎無人從事我們以往所謂的「正規工作」。

與不穩定共存需要的不是只怪罪那些讓我們落此下場的人(雖然那樣看似有幫助,而且我也不反對)。我們可能得環顧四周,觀察這個奇異新世界,可能得拓展想像力,以便掌握它的輪廓。而此時就是蘑菇幫得上忙的地方。在受轟炸的地表上伸展的松茸,有助我們去探索這片已成為我們共同家園的廢墟。

松茸是一種生長在受人類干擾森林裡的野生蕈類。它們就像老鼠、浣熊與蟑螂,能吞忍人類造成的一些環境失調。但松茸不是害蟲,而是價值不菲的珍饈——至少在日本,價位有時高到堪稱地表最具價值的蕈類。松茸因為具備滋養樹木的能力,還能幫助險惡環境裡的林木成長。跟隨松茸,我們就能找到在失調環境裡共存的契機。這並不是進一步破壞的藉口,但松茸確實為我們揭示了合作生存之道。

松茸也照出全球政治經濟的裂痕。過去三十年間,松茸成了全球商品,森林採集的規模橫跨整個北半球,並且要趁新鮮運往日本。許多松茸採集者都是流離失所、公民權被剝奪的文化弱勢者。好比說,在美國太平洋西北地區,大多數貿易松茸採集者是來自寮國與柬埔寨的難民。由於松茸價格高昂,因此無論是採自何處,都對生計極有貢獻,甚至能促進文化振興。

然而,松茸貿易與二十世紀的發展夢想卻是幾乎沾不上邊。與我對談過的大多數松茸採集者傾訴的都是無處安身與離散失落的故事。對缺乏其他謀生手段的人來說,貿易採集已經比一般謀生方式來得好。但這到底是何種經濟模式?蘑菇採集者屬於自營,沒有公司雇用,既無工資亦乏福利,只能販售他們私自摘取的蘑菇。有些年甚至無蘑菇收成,採集者只能坐吃山空。野生菇類的商業採集是生計不穩、安全感匱乏的真實寫照。

這本書透過追蹤松茸的貿易與生態,講述生計不穩與環境不定的故事。無論何種情況,我發現自己都被零碎區塊包圍,也就是一種以糾纏的生活方式形成的結局開放的聚合,每推前一步便朝時間韻律與空間軌跡開展的嵌合體。我認為,我們唯有先理解眼前的不穩定屬於全球現象,才能理解當今世界的處境。一旦當局繼續以成長為先決條件作分析,那麼就算時空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在一般參與者與觀察家眼中都顯而易見,專家們也依然置若罔聞。然而,異質性理論仍處於萌芽階段。要察覺與我們現況相關、零碎的不可預測性,就需要重啟想像。這本書的重點,便是要借蕈菇之力催化這一切。

關於貿易:當代貿易只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及可能性當中運作。不過,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學者跟隨著馬克思的理論,內化了這種進程,只看得到當下強大的潮流,而忽略了其他。這本書想告訴大家,如何藉著密切關注這不穩定的世界,再加上對財富累積的方式提出質疑,繼而能在研究資本主義的同時,也避免採納它逐漸崩壞的假設。不強調發展進步的資本主義究竟是何模樣?它看來可能東拼西湊:財富集中之所以有可能,是因為非計畫區塊產出的價值都已被資本據為己有。關於生態:對人文主義者來說,人類優勢的進步假設強化了視自然為反現代性浪漫空間的觀點。但在二十世紀科學家眼中,進步也不自覺影響著地景研究的領域。關於擴張的假設悄然進入了族群生物學。如今,生態學藉著引入跨族群互動與干擾歷史等新發展,總算能提出有別過往的看法。在這期待漸次落空的時代下,我想尋找一種變動為本的生態學,許多物種能既不和諧又無需爭奪地共存。

我不願簡化經濟學或生態學的任一方,再說,經濟與環境之間有一條重要且值得提出的關連:那就是在人類財富集中的歷史裡,人類與非人類雙方都被化約成了可投資資源。這種歷史故事一直鼓勵投資人以異化(alienation)滲透人及物品,也就是使之具備獨立存在的能力,彷彿其他生存上的糾纏再也無關緊要。透過異化,人與物品變成了可移動資產;它們在去除距離的運輸技術下被挪出原有的生活,然後再與其他世界或任一處的資產交換。這種觀點不同於把資產視為生活內涵一部分的看法例如攝取食物與被食用。在那種情況下,多重物種的生存空間仍然不變,但異化卻消除了生存空間的相互糾纏牽連。異化的夢想鼓吹了地景的現代化,只讓某種獨立資產一支獨秀,其餘的則淪為野草或廢料。此時此刻,去關注生存空間的糾纏似乎成效不佳,或許也過了時。當單獨資產無法再生產,那塊空間便遭廢棄。木材砍光了,石油挖空了,土壤無法再孕育農作物。對資產的搜刮又會從他處開始。於是,簡化過的異化導致廢墟、一塊資產生產荒廢的空間。

這種廢墟如今遍布全球地景,然而,這些地方儘管被宣告死亡,卻仍不乏生命力,廢棄的資產野地有時仍充斥著新的多元物種與多文化生命。在全球不穩定狀態下,我們除了在這廢墟中尋找生機之外,別無選擇。我們的第一步是找回好奇心。去除過簡發展敘事的阻礙,零碎區塊裡的糾纏與律動都等著我們去探索,而松茸正是起點:無論我學到多少,它們總能讓我驚喜連連。

這不是一本關於日本的書,但您往下讀之前需要先對日本的松茸有所了解。序言開頭那首十八世紀的詩歌,正是松茸在日本文字記錄的首次露臉。當時,松茸已因獨特香氣而被視為對秋季的禮讚。由於奈良與京都人經常砍伐山林,以取得木材興建佛寺,並做為鍛鐵燃料,松茸因而在該區域普遍起來。確實可說是人為干擾讓日本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得以興盛,因為它最常見的寄主林木乃是日本赤松(Pinus densi_ora),而赤松成長靠的是陽光,以及因森林砍伐形成的礦質土。當日本森林不再受人類擾亂,重新茂盛之後,闊葉林木又遮蔽了赤松,阻止它們再抽芽。

隨著森林砍伐,赤松長遍全日本,被圍簇於蕨類中的松茸也躋身成為珍貴的賜禮,貴族們因此口福不淺。到了江戶時期(一六〇三一八六八),就連富裕的平民,例如城中商賈,也能品嚐到松茸美味。代表秋天的松茸加入了四季慶典的行列。秋季出遊採菇就像春季攜伴賞櫻,松茸也成為詩歌吟詠的熱門主題。

薄暮雪松聽寺鐘,幽山小徑聞秋茸。
——橘 曙1812–1868

一如諸多日本自然詩中,富有季節感的指涉物總能營造氛圍。除了鹿鳴或豐收月等原有秋色符號,松茸也名列於此。深秋幽微的孤獨感受、懷舊的心情,沾染了些許初冬的荒寒之意,上述詩作便寫出這種氣氛。松茸是屬於貴族的享樂,是得天獨厚的象徵,是得以生活在大自然巧妙中、且追求精緻品味的幸福。也因此,當農人刻意「栽種」松茸(這意思是,當沒有野生松茸可摘時,農人會巧妙地把松茸塞入土中)供貴族出遊摘採,並無人反對。松茸遂成為完美的季節元素,不只在詩歌裡廣受稱道,也在從茶道至戲劇等所有藝術裡大放光彩。

浮雲散盡,我嗅到蕈菇之芳。
——永田 耕衣(1900–1997

日本在江戶時期終結後迎來明治維新,以及快速的現代化。迅速進行的森林砍伐使得赤松與松茸生長益發容易。在京都地區,松茸成了「蕈類」的總稱,在二十世紀初期更是普遍。然而到了西元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情況開始有變。小農們的鄉間林地被夷平,改為林木種植場,為城郊發展鋪路,有的林業地直接遭遷居城市的農人棄置。石化燃料取代了木柴和木炭;農民不再利用剩餘林地空間,這些地方於是長成濃密的闊葉雜林。曾被松茸覆蓋的山坡如今過於幽暗,不利松樹生長。遮蔭過多的松樹也被有害的線蟲侵襲致死。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松茸在全日本已寥寥無幾。

然而,此時又正值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松茸成了奢侈的賀禮、獎賞與賄賂品。它的價格一飛沖天,知道世界其他角落也產松茸,突然變得意義重大。日本海外旅遊者與僑民開始將松茸運回日本;隨著進口商紛紛投入國際松茸貿易市場,非日本的採集者亦群起投入。一開始,有大量不同顏色與種類的蘑菇都被認定是松茸,因為氣味符合。隨著北半球森林裡的松茸聲名大噪,其學名也如雨後春筍般激增。過去二十年來,名字才又逐漸統一下來。如今歐亞地區大多數的松茸都稱作「Tricholoma matsutake」。只是到了北美,該種松茸的足跡似乎只停留於東部與墨西哥山區間。北美西部當地的松茸則被認為是另一品種,美洲松茸(T. magnivelare)。但還是有些科學家認為,以最普遍的「matsutake」來描述這些氣味豐富的蘑菇,還是最為合適,畢竟該物種形成的動態至今仍有待釐清。除非是在討論分類問題,否則本書中也遵照使用這個學名。

日本人已經想出一套為世界各地松茸排名的方法,而且名次也反映在價格上。當一位日本進口商向我解釋排名時,我還真是大開眼界:「松茸就像人,美國蘑菇是白的,因為美國人膚色偏白。中國蘑菇是黑的,因中國人膚色偏深。日本的蘑菇與日本人則是恰到好處地介於中間。」並非所有松茸排名都相同,但這起鮮明的例子能代表分類上以及國際貿易價值上的多變形式。

在此同時,日本人也開始擔心自己會失去這些帶給他們春花漫漫與秋葉瑟瑟季節之美的鄉間林地。因此打從一九七〇年代起,志工團體便開始動員,促進林地復甦。這些團體不希望只是消極被動地努力,還期待復原林地的方法也能同時有益於人類生計。高價位的松茸於是成了林地復原的理想成果。

這裡便帶我回到現下不穩定與亂象叢生的生活。生活似乎變得更加擁擠了,不單是因為日本美學與生態歷史,也因為國際關係與資本主義的貿易慣例。這就是本書接著要探討的故事。故而此刻,似乎是得好好認識一下這個蘑菇了。

啊,松茸:尋獲它們之前的雀躍。
——山口 素堂(1642–1716



本文由八旗文化授權刊登

《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16章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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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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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作為轉譯

與資本主義一樣,同樣將科學視為一種轉譯的機器,會有助於討論。科學具有機器特性,是因為有一大票的教師、工程師與同儕評論人,隨時要砍去當中多餘的部分、反覆打磨,直到它適得其所為止。科學也是可轉譯的,因為它的洞察力同樣源自多元的生活方式。多數學者只有在科學的轉譯促進了機械特性時,才會對其多加留意。轉譯讓學者觀察到,不同的科學元素也能聚合成一套知識與實踐的整合系統。長久以來,對於錯綜複雜的轉譯過程的關注,始終不如不協調的並置與溝通不暢等問題。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罕有科學研究願意偏離原有的想像實體,也就是西方世界。科學研究需要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來擴張範圍,以超越「常識」這個自我蒙蔽的箱子。在後殖民理論中,轉譯讓我們看見格格不入、也看相互契合。因此,佐塚志保才觀察到自然從這種混亂、懸而未決的轉譯中浮現。在詮釋自然的跨國作法中,她指出,共通的學識訓練與突現的差異息息相關。

就此意義而言,轉譯創造出了科學當中不連貫與不相容的區塊。甚至,儘管有跨界的訓練與交流,但像研究、審查與詮釋等部分總是分別存在,其區塊仍可能持續分裂。這些區塊既不封閉,也不獨立;它們會隨著新的題材變化。它們的獨特性不在於先驗邏輯,而是趨同效應。觀察它們就會回到結局開放型的類聚,也就是我所謂的聚合體。在這裡,即使是在機器的版圖內,也會有層疊的、不一致的、混沌的本體形式。松茸科學與林業學便是清晰的例子;本章就是要探討混亂的轉譯,以及透過轉譯形成的知識區塊。

首先,如果科學是一門國際事業,為何會有所謂「國家級的」松茸科學?這答案牽涉到科學的基礎建設,就算它們彼此影響,但仍有隔閡存在。松茸科學能達到全國矚目的高度,是因為松茸和國家資助的林業機構密不可分。林業學便源自於由國家治理的科學,而且也會繼續與之保持密切關係。即便擴展到國際範圍,林業學也仍是國家性質的。如今,我們已經步上了發散聚合體的方向。但現在情況更有趣了。為什麼聲譽卓著的國內研究一跨出國界,影響力就這麼微弱?為什麼儘管有共同的學術訓練、國際會議與公領域的出版品,隔閡還是如此巨大?這個問題,我們可從日本被北美與歐洲的共識排除在外的現象來回答。松茸科學與林業學的根基在日本已屬穩固,但在其他地方這仍屬於新議題,僅伴隨松茸商業化而出現。可能有人會預期日本的松茸科學能成為啟發他國新科學的傳統母源,但除了韓國之外,情況並未如此發展。松茸出口國的科學家都忙著創造自己的松茸科學,但這並非過去那種眾人預期的全球科學領域。從松茸科學不均的發展,我們看到科學做為後殖民轉譯的處境。

「自然」的另類表現好壞難料。想想它們對人類干擾的不同反應就知道了。從里山復育研究汲取經驗的日本科學家主張的是,目前松茸森林受人類干擾的程度還不夠多,廢棄農林遮蔽了松樹,所以長不出松茸。相形之下,美國科學家則認為松茸森林已經受夠了過多的干擾威脅,魯莽草率的採伐殘害了物種。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儘管兩國科學家在國際上有所交流,對互異的立場卻幾乎沒有任何溝通。甚至,美日兩國科學家都傾向採行對比式的研究策略,尤其是在實地選擇以及規模的議題上。這就無法跨越各自的研究結果進行直接比較。如此過程於是造就了隔離的知識區塊與研究方式。

當另類科學走到同一個位置,就會特別突顯當中的分歧所在。在中國,松茸科學與林業學夾處在美日兩國的軌道之間。在中國東北的松茸森林內,中國已和日本科學家開始穩定合作。同時也有成群的美國環境保育與發展專家趕到雲南,而松茸科學同樣是這群人會關注的領域。中國學者認為自己的任務是跟上「國際化」,也就是「說英文」的科學。就像某位年輕科學家解釋的,胸懷鴻鵠大志的年輕研究人員一向不讀日文資料,認為反正那些不懂英文的過氣老學究會讀。美式研究方式在中國的影響力已足以在雲南制定政策:雲南松茸已列入「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的瀕危物種名單,並且針對不受控的採菇人與採集行為制定出法規。然而,雲南的森林與美國的松茸森林截然不同,毫無相似之處。我在第十三章時談過,雲南的森林其實更像日本的里山。美國專家辨識不出這種森林的地景動態。但現在這麼說有點過早。究竟,日本與美國的知識區塊是如何發展起來、而後散播出去的呢?

日本的現代松茸科學始於二十世紀初期;二戰後首屈一指的研究者就是京都大學的濱田稔(Minoru Hamada)。濱田教授發現,松茸的關鍵地位介於應用與基礎科學,以及民俗與學院知識的交集點上,因此能擴大科學範疇。經濟價值讓松茸贏得政府與民間的支持,也開闢出一條可說前無古人、涉及種間交互作用的生物研究新方向。為了探索這些交互作用,濱田教授認真聽取農民的經驗。例如,他借用了農村的術語「shiro」(有「護城」、「白色」、或「植被」等意),用以指稱菌絲墊的確,菌絲墊是一片以防禦為目的的白色生長植被也就是松茸真菌的成長環境。濱田教授從農民的教導中習得菌墊的知識,早期也試過培養真菌。他同時也探索存在於菌墊與樹木之間的種間關係的意涵,甚至提出哲學探問。他問道,我們能否認為互利共生是一種愛的形式?

濱田教授的徒子徒孫們推廣、而且深化了日本對於松茸的研究。小川真就發起了一項橫跨全日本縣府級林業機構的松茸研究計畫。縣府級的森林研究人員以簡單的設備和實地探查,解決遭遇的問題;他們讓鄉土與專家兩方的知識對話保持開放,而且重視成效。在如此傳統下,即便由大學或機構主掌的研究,也持續與農夫對話,並出版大眾化的書籍、實地手冊、以及專業論文。他們的問題核心是探討自從一九七〇年代起逐漸減產的松茸,以及這種低產現象有無反轉可能。它們一方面在實驗室內嘗試努力培育松茸,另一方面也在森林中尋找最有利的松茸生長條件。於是,有些研究者便逐漸投身挽救日本里山森林的計畫。日本松茸在松樹森林還沒振興之前是無法蓬勃發展的。

因為關注松茸與里山衰退的關係,所以京都大學的研究人員特別看重松茸的關聯性,不只是與其他物種的關聯,還有與無生命環境的關聯。研究人員調查了松茸環境裡的植物、斜坡、土壤、光線、細菌與其他真菌。松茸一向無法自給自足,而是需要營造關係,它的生長現場因此更顯特別。為了促進松茸生長,這些研究人員建議深究松茸生長的獨特環境,以及對松樹有利的人類干擾制度。森林越被忽視,所需的人為干擾就越多。有一對研究人員稱之為「果園法」(orchard method)。把松樹照顧好,松茸就會長得像片眾所期盼的雜草。

於是,私人公司與大學的研究人員都忙著在實驗室裡培育松茸。只要價格居高不下,那麼培育成功便等同是得到天上掉下來大禮!從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的那十年,鈴木和夫(Kazuo Suzuki)便在東京大學召集組成一個高知名度的研究小組,研究栽培松茸的環境。鈴木實驗室也邀請各國的博士後研究員,增加日本松茸研究的國際特色。這項研究從實地探勘法轉向生物化學與基因組研究。可惜至今仍未端出培育成功的果實。然而,實驗人員從中卻獲得許多深刻理解,尤其是與真菌與樹的關係:在這裡,這種關係仍是最核心的。鈴木教授甚至曾將成熟的松樹帶進實驗室,在底層打造盒子,藉以觀察、並測量菌根共生的狀況。

為什麼這項研究在美國不具影響力?美日兩國在松茸科學研究法上的疏遠並非從一開始就這麼根深柢固。美國太平洋西北部的林業研究人員在八〇年代首度注意到松茸時,他們原本是打算從日本研究的角度去深入了解的。當時中央華盛頓大學(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霍斯福德(David Hosford)就曾前往日本,和曾與濱田教授一同受訓的大原弘行(Hiroyuki Ohara)合作。霍斯福德教授手上也有幾篇譯自日文的科學論文資料。最後,他與擔任共同作者的美國同事,把這些研究集結成一份不同凡響的論文《美國商業採集松茸的生態與經營》(Ec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mercially Harvested American Matsutake)。這篇論文比任何美國出版過的資料都更貼近日本的研究。文章開頭概述了日本的松茸歷史,接著談到大原教授曾在華盛頓州協助督導的日式松茸研究。它甚至描述在美國松茸地區裡的獨特植被模式。然而,它也提出告誡:「美國的林務人士......極有可能在不同的語境下解讀日式方法可促進松茸生長......[因為] 兩者森林經營的目標相差甚遠。」這個告誡最後果然一語成讖。美國森林局後續的所有松茸研究上,一旦要納入日本經驗,就只會引用霍斯福德的文章。

那個障礙是什麼?一位美國研究員告訴我,日本的研究幫助不大,因為它們是「描述性的」。在拆解「描述性」可能的意思以及哪裡有問題時,美國林業研究的文化與歷史特殊性也逐漸變成焦點。描述性代表因實地而有不同,也就是會隨不確定的遭遇而調整,於是難以規模化。美國林業研究者面臨的壓力,是要提出適用於以規模化經營用材林木的分析報告。這就需要把松茸研究擴大成林地研究。但在日本研究中,研究現場是跟著真菌成長的區塊而選定,而不是林地的布局。

資助松茸研究的森林局想設法解決一個大問題:松茸能否成為一種可持續經營的經濟產品?這個問題是在森林局的林地經營史中形成的。在這段歷史中,不屬於木材的森林產品會被忽視,除非它們證明自己能與林地兼容。於是,這種林分可經營林地單位成為美國林務人士眼中的基礎地景單位。但日本科學家研究的真菌區塊生態卻不屬於這種布局。美國林業針對松茸的研究規模於是隨之調整。有些研究使用的是隨機橫切、並與林地林分規模相容的松茸樣本。也有一些藉著擴大真菌規模的手法打造研究模型。這些研究都附有追蹤技術,好在林地合理化的規模下觀察松茸。

美國松茸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與採菇人有關:採菇者是否在破壞資源?這個問題能回溯到美國的林業歷史,因為其核心也質疑著同樣的問題:伐木工是否在破壞資源?這一脈相承的問題促成了後續對於採集技巧的研究。至於伐木工,衝擊的重點是對於採收的觀念。研究發現,耙地會減少蘑菇將來的產量;但若是小心採集,未來產量則不受影響。採菇人要懂得如何以合宜適切的方式進行採集。其他人類干擾形式例如疏伐、火災抑制、或造林等對松茸採收可能造成的影響目前還無人研究;研究者心中還沒有生起對於過度開採的擔憂。這就是美國的永續力:抵禦以貪婪為基礎的大肆破壞。

美國與日本相反的是,美國林務人員非常擔心人類干擾造成的危害,認為現今有太多、而非太少人類活動在摧殘森林。但讓人意外地,「耙地」對日美兩國而言,都是干擾的象徵只是有徹底相反的效價。在美國,耙地因為干擾了地底真菌體而破壞了松茸森林。但在日本,耙地卻能翻出適合松樹生長的礦質土,而讓松茸森林更多產。這些是截然不同的森林處境,承接著不同的挑戰。在美國太平洋西北部針葉林中,擁護松樹乃多此一舉(雖然把國家森林開放給公民疏伐團體這個想法很不錯 )。然而,提出這種差異的目的是要呈現議題,而不是判定哪一種方法才是絕對正確:它顯示了基本問題與假設的作用。世界主義的科學就是在研究的區塊中成形的,它們在不同的遭遇裡可能同步茁壯,也可能相互拒斥。

回到雲南,美式作法的影響如今應該更加明朗。中國的重點本應放在關注松茸、橡木與松樹以及人類的三方關係上。大家該如何為了松茸維繫橡木與松樹森林?然而中國研究者卻將松茸視為美式的、能自給自足的、規模化的、無需關注它與其他物種關係的產品。繼永續性後提出的問題並不是詢問相關森林的情況,而是採菇人的作法:採集人是否正在破壞自己的資源?中國研究人員在詢問村民有關松茸收成衰退的問題時,不會連帶關心森林的情況。處理與衰退有關的問題時,松茸彷彿只是單獨存活在地景上的生物。這是屬於美國的問題,是效法合理化木材的經驗、期待能從貪婪的伐木工手中拯救森林所延續下來的美式觀點。然而中國的採菇人並不是伐木工。

雖然科學家們身處在美式想法框架的霸權裡,雲南仍有日本松茸研究的聽眾。松茸出口生意與日本關係緊密,因為日本正是松茸的市場。此外,日本研究探討的是人類可以怎樣經營森林,以增加松茸產量;美國則相反,探討的是如何規範松茸收成,以免採菇人破壞資源。日本的森林經營期許市場上能有更多松茸;但美國科學則希望出產得越少越好。雲南松茸企業想當然會偏好日本的範例。當日本的名科學家把他關與松茸經營的著作推出中文版時,執譯的還是雲南松茸企業的相關從業人士,而非科學家;甚至在書譯出後,科學家們還不知道有這本書存在。

這一切都讓我回想起二〇一一年在昆明舉辦的首屆國際松茸研討會。該活動是由雲南松茸商業協會與一組日本科學家共同籌辦。出席的還有一群北韓松茸科學家,以及以北美為基地的松茸世界研究組織。會中的交流進行相當困難,因為只有在開幕典禮時有翻譯人員協助,而且翻譯人員也都因為不熟悉相關領域,顯得招架不住。整場研討會本應以英文進行,但參與者的能力都無法勝任。不過,語言不通只是問題之一。每個與會者對於松茸研究皆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多數的中國籍與會者都希望推廣中國松茸,因此會提及文化價值、加工新技術、政府為保護松茸所作的努力等。相較之下,日籍與會者對於有機會見到非日本種的松茸雀躍不已,因為當中可能蘊含培植潛力(有些中國人會反對這部分;他們不想變成研究資料)。北韓人士則迫切希望能影印在北韓境內完全被封鎖的國際科學論文。而在這裡四處趕場的,就是帶著科學與社會衍生注解的北美人類學家。

我們各自有不同的議程。但在論文發表前兩天的共同實地研究中,大家都觀察到彼此是如何觀察森林的。那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能看到幾種不同的科學在現場同時實踐著。中國參與者見證到森林真菌生命的多樣性,以及農民與國際學者間搭起的友好情誼。日本學者把握這罕有契機,研究起外國真菌與寄主樹的關係。北韓人士則熱切地學習新技術。沒有人認為這場研討會徒勞無功,大家都發揮了傾聽的藝術:認清差距,就是共同合作的起點。

但也有沉默無語的時刻。想想看有誰不在場。美國森林局的研究經費幾年前因為聯邦資金削減而石沉大海,因此派不出任何一位美國林業代表出席。附近小鎮上有個中國研究機構本來吹噓自己有好幾位松茸研究員,但場上也不見蹤影。這真是一群背景紛雜的人,由中國生意人與日本科學家組成。在讓人困惑的翻譯以及會議人物四處缺席的亂象中,遍布著隔閡與區塊。

有時候,人們能經由區塊間的轉譯做出改變,滋養新的發展。這場昆明會議就是因為某人的努力才能誕生。楊慧玲(Yang Huiling)年幼時曾見過一位日籍人類學者來到雲南研究她所屬的白族族群。她後來留學日本,輾轉走入松茸貿易圈。正是她積極與日本科學家打通關係,才推動了這場昆明會議。把研究傳統聚集在一起的她,終於看見新的區塊形成。

世界主義的科學是由區塊拼湊而成的而且也因此更顯豐富壯大。不過,個人與事件有時會造成歧異。就像蘑菇孢子一樣,可能會在意想不到之處發芽,重塑區塊上的地貌。



本文由八旗文化授權刊登

2018年9月12日

《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新書座談會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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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子勤(陽明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
精神科醫師)

本書書封由聯經出版提供

2018713日,《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新書座談會於中研院舉行。座談會分上下半場兩部分,上半場由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持,下半場則由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主持。礙於篇幅,本文僅側記上半場的座談內容。

【上半場I:新書介紹】

主持人李尚仁在開場時說明,本書的起源是中研院與陽明大學合作的研究計畫。在本場座談會前,此書已受到不少注目與期待,也在網路上引起一些爭辯。李尚仁藉此提問:「為何精神醫學/瘋狂的議題總是特別容易引起關注?」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有人認為是精神醫學的知識不穩定、不斷改變,但李尚仁並不認為這是主因,因為許多其他醫學領域也是如此。其中一個關鍵也許是,如本書的標題所指-精神醫學在作「正常」與「不正常」的判斷時,經常與社會文化因素會有張力或衝突。例如過動症是否需服藥?殺人犯是否可以因為精神疾病而獲得減刑?另外,精神醫學也在國家發展或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被要求扮演某種角色,這也會產生矛盾與衝突。本書所觸及的是一個不好處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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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主編蔡友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及陳嘉新(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兩位作新書簡介。

主編蔡友月說明本書主要處理的是當代議題,另一本處理歷史議題的姊妹作將在今年年底出版。本書編輯過程中經過漫長的討論與修改過程,特別要感謝編輯委員的努力。蔡主編認為,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有不少作者都具有精神科臨床經驗與背景,讓此書收納的文章,都有更深入實作層面的特色。

主編陳嘉新的介紹則強調,本書的出版是一個階段性任務的完成。他期待未來有更多人投入相關研究,也希望能與臨床工作者有所呼應、相互學習。他強調,此書的編輯仍有許多未竟之事,例如第一章(正常/不正常的判斷分野)僅收錄了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與失智症兩個診斷,事實上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診斷與實作;另外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政經因素對台灣的精神醫學實作有甚麼影響?這也是此書未觸及之主題。接著在第二章關於病人主體性的主題中,本書挑選了兩篇探討「個人」主體性的研究。而病人與「機構」之間的關聯與互動是甚麼?未來也值得進行類似的研究。

第三章收錄精神醫學與體制相關的問題。陳嘉新提及,在這個主題下還有許多議題,例如台灣近年的災難事件中,「精神醫療的任務為何?」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議題。另外與政策有關的還有「藥物濫用」的議題,這也是一個精神醫療與國家有所交集之處——彼此之間甚麼時候互相合作、依賴?又在何時會互相對抗?或產生各種不同的關係?這是值得繼續討論的。甚至,精神「醫療」還包含許多不同專業,例如心理師、社工師等等。這些專業之間的相關性又是甚麼?其實目前還缺乏相關的研究。

第四章的主題集中在司法精神醫學,談的是精神醫療面對法律系統時的角色。這在近年重大社會事件中也經常浮現檯面:例如兩周前小燈泡案宣判所帶出的問題。藉由這些例子,人們可以去追溯司法精神醫學在地的歷史發展,以及介在醫療與法律之間的人權主張:例如強制住院是否屬於一種人權侵害?需不需要禁止?這是目前人權團體在思考的問題,也是精神醫療必須要對應的問題。另外監所中的精神醫療也是司法精神醫學的延伸。甚至在「精神鑑定」的實作面,陳嘉新也期待有更多類似民族誌的研究,去了解各種細微的協商、考量、折衝、以及衝突與張力。

第五章集中在「精神機構」本身,而非病人。本書挑選了「龍發堂」與「玉里治療性社區」兩個機構。不過這兩個機溝都不是「典型」的精神科機構。陳嘉新認為,回過頭來應該要問的是,為什麼從來都沒有出現一個「急性病房的民族誌研究?」也就是以醫院為主的機構研究。這些年來醫院其實面臨許多體制上的變化,無論是保險、政府、或私人的需求等等,以醫院為主的研究也是未來值得期待的。

陳嘉新最後總結,在編輯此書的同時他察覺:雖然目前已有一些不錯的研究,但還有許多未知的問題。他希望透過這本書拋磚引玉,吸引有興趣的研究者,在未來將這本書不足或闕漏之處補上,讓這樣的研究、對話、與反省能夠持續下去。


【上半場II:與對談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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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談的三位學者分別為巫毓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嘉苓(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以及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巫毓荃從精神醫學史的角度談本書的個人啟發。他回顧歷史上幾位「滿酷」的精神科醫師,也提及歷史上精神科的某種神祕感,他稱之為精神醫學的X factor巫毓荃認為,如今精神醫學(精神科醫師)已逐漸失去某些特殊性,這是因為精神醫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功之處。不可否認在這30年來精神醫學有非常強大的進展:各種生物學療法是上一個時代所夢想卻無法取得的;神經影像學、基因科學、統計學的突破,讓找到精神疾病的生物學基礎變成可能;同時,精神醫學在整個體制內的角色也更穩固-不只是在健康或公共衛生領域,在司法、治安、勞動安全等領域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這個「精神醫學體制」逐漸成形的當下,巫毓荃認為:精神醫學的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跟思辨也越來越只是聊備一格,不再是精神科醫師必備的素養。今日的精神科醫師也許更像一個化學家、物理學家、或者統計學家。在這樣的氛圍下,精神醫學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提醒與反省。他提及,這本書作者中有不少仍是臨床工作者,從書中的研究也可以看出,精神醫學的實作還是一個不斷適應、對話、協商的過程,未必那麼絕對。由此看來,這還是很酷的。然而,這樣的視角是否已經慢慢地被邊緣化?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警訊,畢竟精神醫學所面對與處理的,跟一般醫學還是有一些本質上的不同。

傅大為從中研院與陽明大學的醫療史合作計畫談起。他提及這個計劃的產物之一是先前已出版的《東亞醫療史》,今日出版的《不正常的人?》以及接下來的另一本姊妹作,都是這個計畫的產物。他希望這些書未來在相關領域的教學上,都能扮演一些角色。

接著傅大為談到「批判」的議題,同時也是他在本書序言所談的主題。他提到傅柯過世後所出版的第一本演講專輯,書名也是「不正常的人」(Abnormal)。不過今日出版的這本書,書名在「不正常的人」後面加了問號,非常耐人尋味,也可以有很多詮釋。相較於當年傅柯對於精神醫學的「批判」立場,這本書談得更多的是「協商」的概念。前面幾位講者也提到,這本書由幾位與有臨床工作背景的人來執筆,傅大為認為這和過去傅柯主義、女性主義、或其他歷史學/社會學的書比較起來,作者群的組成已有相當程度的轉移(shift)。這是否也意味著,相較於有點久遠以前-來自女性主義或傅柯學的「批判」背景,這些論述已經轉移到以「協商」為主的立場了呢?

最後傅大為談了「醫療化」的相關討論,因為本書有不少文章都觸及此議題。他提及今日在台灣談醫療化,多半會從美國學者ZolaConrad等人的研究談起。但他自己接觸「醫療化」的理論,最早還是來自傅柯。傅大為強調,在《性史》中其實有相當篇幅談到「醫療化」的概念,那其實是一個相當豐富的概念。但今日醫療社會學在討論「醫療化」時,內容卻顯得有點貧乏-這是個問題。在導言中編者談到:「過去建構主義者使用醫療化來批判,是一種闕漏而淺薄的觀點。闕漏是因為他們忽略了主體的受苦,淺薄是因為他們只看到醫師的角色,而沒注意到如家長、老師、與其他人的角色。」不過傅大為提醒,其實傅柯在談醫療化時就已談到:醫師以外的行動主體也扮演重要角色。甚至Conard等人也說:醫師本身並不是「醫療化」的主要宣稱者。所以傅大為認為,先前社會學界談論「醫療化」這個概念時,多少有被簡化或庸俗化的問題。去批判這個庸俗的醫療化概念,是一件好事。例如曾凡慈過去曾提出,醫師不見得是帶頭號召「醫療化」的發動者。不過反過來說,我們還需不需要這個醫療化的概念呢?傅大為認為,若回到過去「醫療化」論述的豐富與多樣性,它仍然是重要的概念。本書幾篇談及醫療化的文章寫得雖然不錯,但面對這個概念仍然有些簡化。

最後一位與談人吳嘉苓首先提及:本書好幾篇研究都回應了當今受關注的社會議題:例如小燈泡事件、小孩的過動、老人的失智等等。她以自身在大學教書的觀察指出,年輕族群其實相當關切精神醫療的議題。然而這樣一本書的編輯並不容易,它廣納了不同領域的作者,提供跨領域的洞見。其中有數篇文章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吳嘉苓認為,以台灣的學術現況而言,碩士論文的分量也不可小覷。他鼓勵關注此議題的年輕研究者,持續發展優質的研究。

本書雖以「精神醫學」為題,但也不以此為限:並非只是描述診間的診斷或治療,也描述人們如何生活、如何與世界共處。吳嘉苓提及,這讓人想起Arthur Kleinman 用來描述台灣社會的多元健康照護模型中的「常民模式」。書中幾篇研究都描述到在醫療場域之外,病患自己、家庭、社區或國家,都花了力氣要處理一些問題。他舉洪晨碩與蔡友月的研究為例,無論是就醫前或就醫後,各方對於「診斷是甚麼?」都還是會持續去做一些判斷,或以思考一些介入的方法。而湯家碩的龍發堂研究則指出了「信徒」也成為「照顧者」的現象。

此外本書也與傳統的醫療社會學著作有所不同,它更深入精神醫學的內部,有滿多篇幅進入精神醫學的發展與診斷的脈絡。例如曾凡慈的作品描繪出:在兒童過動症的診斷過程中,醫師如何看見兒童是一個立體的人,以及如何同時面對教育、家庭等議題。面對如此複雜和為難的處境,吳嘉苓提及,相關的「學會」是一個很好的立足點。在各種為難之中,除了個別醫師的洞見之外,學會整體也可以發揮一些角色,也可以結合相關領域的人一起來努力。

楊添圍醫師與吳建昌醫師的文章則都提到,精神醫療與法律、警政、宗教的交織性。楊醫師的文章說明了強制住院的體系是如何運作,也提及整個體系如何納入或排除了某些族群。而這些體系為何是如此發展?其實又與整個社會動員的程度有關。這再次凸顯本書所呈現的:精神醫學的發展不可能在社會真空下運行,以及整個社會有許多不同判定「正常/異常」的機制:例如法令、宗教、警政等等,這些必然會與精神醫學交會。

接著吳嘉苓提及此書也觸及「社會不平等」的議題。首先是被判定為不正常的人可能就是不平等的受害者,無論是因為各種誤解或者未得到應有的照顧。而他們如何變成這樣子的人,其實跟他們所處的社會位置有很大的關係:無論是家庭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不平等、或者整個社會不斷強調的競爭性。因此,呈現這些人的生活事件與生命史就呈現了社會不平等的來源與後果。雖然本書並沒有像社會學用「性別」、「階級」、「年齡」等分類來呈現各種不平等,但在數篇研究中都描繪了受苦的人與社會結構的連結。

最後吳嘉苓期待下一本書可以觸及更多診斷,例如一些更「尋常的不正常」,例如失眠、成癮。甚至是一些「正向的不正常」,例如極端聰明、努力、快樂的族群,也是可以擴及的主題。甚至也可以觸及更多不同醫事人員的視角、不同的療法、以及大眾如何處理心理健康?這都是令人感興趣的議題。而在研究方法上,本書有各種質性的研究方法,已是相當豐富。但未來如果能有量性的資料,與質性資料相互結合會更好。在尋找一個好的照顧模型時,一定需要跨領域彼此開放交流、吸收知識。吳嘉苓希望這本書是建立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的一個重要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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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新書座談會
http://www.rchss.sinica.edu.tw/news/news.php?Sn=2314

*作者簡介:
林子勤,精神科醫師,現職為伯特利身心診所醫師,也是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學生,關注當代醫療與社會爭議。
**本文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蔡令儀及蔡庭玉同學協助審閱,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由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