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5日

《俗女養成記》中的淑世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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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柏勳(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中醫科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健康政策與法律組博士生)




今年夏天,一齣從「淑」女變成「俗」女的電視劇引起臺灣觀眾巨大的共鳴,不僅讓人們回想起1970年代的臺灣,也讓人思考快樂與人生的意義。《俗女養成記》(簡稱《俗女》)對於時代背景和器物的使用極為考究,讓40年前臺灣鄉村的情景栩栩如生,就當代醫藥文化研究者而言,此劇不啻為引領國人重新認識臺灣在地醫藥文化的透鏡。

《俗女》一劇講述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出生於臺南後壁的陳嘉玲,從小就被家人教導要當個功課好、有禮貌的「淑女」。不過,在臺北奮鬥20年後,39歲的陳嘉玲沒車沒房沒結婚,又沒了工作,成為魯蛇。但是,回鄉後經歷了一連串事件後,嘉玲決心當一個理直氣壯的自信「俗女」。本文嘗試鉤沉出這齣劇裡跟臺灣醫藥文化相關的三個主題,讓我們看到《俗女》生活中的「淑世醫藥」,也重新思考臺灣社會快速變遷下醫藥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係。

金德興藥店


《俗女》主角陳嘉玲的老家場景是台南後壁的金德興藥店,劇中充分展現漢藥店的日常經營模式以及其社會功能。嘉玲的阿公陳義生是藥店老闆也是位漢醫,平時為村民看診抓藥;嘉玲的爸爸陳晉文在櫃檯協助抓藥並解答顧客的用藥疑問、還負責曬藥切藥;嘉玲的阿嬤和媽媽則協助藥店的店務與家務。劇中藥店不但是診間、藥局、客廳,更是街坊鄰居聊天練舞的休閒聚所,是一多功能的社會空間。

據《南瀛漢藥店誌》記載,後壁金德興藥店為阮家所有,其祖先自中國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移民渡海來臺,先落腳於斗六堡從事漢藥店生意,傳至阮主時,因故移至菁寮開立私塾教授漢學兼營漢藥店。現在的房舍建築原為鹿草鄉某林家望族的祖厝,林家與阮主交好,後因林家家道中落,阮主先請託同鄉的許遷買下此宅並搬遷至現址,爾後阮主的兒子阮謙(1895-1956)經營藥店有聲有色,再將此宅購入,店名取為「金德興」。阮謙於日治時期曾擔任保正,國民政府來台後為第一任村長,並將該村取名為「墨林」。阮謙過世後其子阮齊接下該店,直至1999年阮齊夫人過世因人手不足且無人有意接手而歇業。【註1

無論是《俗女》中的漢藥店,或是現實社會中的金德興藥店,我們看到典型的臺灣漢藥店樣貌。首先,父子家族相傳以家為單位,將中藥房視為家族產業來經營和教學,教學者與學習者即為長輩晚輩的關係,此種傳承模式沒有依據入行年資界定學習內容的特性,反而是將藥材之學習與經營變成家務的一部份,家庭即藥房的概念,將藥材的知識與技術更以類似家產的形式代代相傳。其次,中藥房擔負超越醫藥的社會功能,閱讀識字的能力提升老闆的社會地位,也使中藥房能夠涉入地方的社會行政事務,筆者在臺南地區的田野訪談更清楚說明:

以前做中藥的大部分都是仕紳,都認識字的。在鄉下做中藥的不是有錢人就是讀書識字的,不然你那個古書怎麼讀阿!…以前在鄉下,人家說要嫁給做中藥的,那就是好家庭,這些做中藥的大多是從大陸那邊過來,他們認得字又講國語,那時人們要寫狀紙、地契啦,都會去找中藥店幫他寫。【註2

漢藥房之於鄉鎮村里的關係,誠如巷仔口社會學〈巷仔口的中藥房〉【註3】一文所述:「中藥帶給人們酸苦甘辛鹹的人生百味,中藥房則是交流生活大小事的社區中心。抓藥的顧客一邊看著老板抓藥、一邊聽老板說故事,或者老板聽著顧客說誰的不是,讓顧客有了情感上的依歸。

神明藥籤

《俗女》有一情節是女主角陳嘉玲小時候曾吃壞肚子,阿嬤到廟裡向帝爺公(玄天上帝)求藥籤給嘉玲服用(劇中的藥籤其實是印著保生大帝)。就現在的多數人來說,求藥籤是個難以理解的習俗,但我們若能深入了解求籤者與使用者的情境,則會發現藥籤乃是人們面對既有醫療資源的限制所發展出來的因應對策。在劇中,漢醫生阿公不在臺南、到外地批貨看藥材,阿嬤既有的腹部按摩又無法改善嘉玲的腹痛,因而向神明祈求藥籤。嘉玲的爸爸其實有曾對藥籤提出質疑,認為藥量對小孩來說過多,但礙於神明和父母親的權威只好依藥籤指示煎藥。

根據歷史學者林國平對台灣與中國閩南地區的藥籤研究成果,藥籤是以記載藥物的品名、用量或病因、症狀、治療方式為主要內容,以宗教心理暗示和藥物治療相結合為主要手段的信仰療法,其形式和占卜過程與靈籤相似【註4】。大部分寺廟會將藥籤粗略分為「大人/成人科」、「小兒科」,而有些會進一步再分出「男科」、「婦人科」、「眼科」與「外科」【註5】。藥籤的分科與內容不但貼近使用者的生活環境與脈絡,更結合中醫藥、在地藥物和食物,與環境及歷史脈絡密不可分。

籤者從寺廟取得神明認可的藥籤後,多半會到寺廟附近或是同一地區的中草藥房抓藥。據學者田野研究的結果,中草藥房負責人大都具有操作中醫草藥民俗療法的經驗,對於拿藥籤來的病人,都會先確認服用者的基本身體狀況,包含年紀、不適症狀、就醫過程等。若是藥籤和症狀不符,中草藥房負責人會告訴病人吃藥後若無改善,明天再請問神明改派另一支,不會當面說症狀和藥籤不相配。【註6

民眾為何會求取藥籤?臺灣史學者宋錦秀認為求籤者對器質性、功能性與心理性疾病往往無明顯區分,此分類方式不能真正呈現求籤者對各種疾病的辨識,也因如此,在「現代」醫療資源相對匱乏或醫療選擇相對稀有的年代,求取藥籤是種廣被認知的、非常生活化的醫療策略。【註7】亦有研究者以主流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藥籤使用為例,指出民眾生活中的生病經驗看透了政策與西醫的限制和資源的不足,進而選擇藥籤作為療病方式,當生物醫學無法解決身體的苦痛,藥籤提供患者在重新賦予病痛意義的同時尋求另類療法的選擇。【註8

臺灣生藥株式會社【註
9

《俗女》跟藥物有關的事物,除了劇中可見的藥店與藥籤,其實主要的拍攝地區:後壁、白河、新營一帶,曾是臺灣在地製藥工業的先驅示範區。根據《臺灣製藥工業發展70年光影》所載,1923年日治時期,新營在地人稱為「藥仔會社」的臺灣生藥株式會社在白河開始種植古柯樹。臺灣生藥株式會社的來頭不小,董事長高橋是賢的父親是日本的財政兼政治家高橋是清,而古柯樹提煉後的古柯鹼則是軍醫手術常用的麻醉藥,換言之,此會社的成立具有外交與軍事上的影響力。

此區由於氣候適合古柯樹的生長,加上新營與後壁的陸運發達,成為古柯鹼的產製銷中心。日本政府於1910年於印尼爪哇引進古柯樹種子後,隔年便交由「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試驗場」在臺灣南部尋找適合此類熱帶植物種植的地方,白河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山區土質乾燥且排水良好,非常適合古柯樹生長。臺灣生藥株式會社則選在山下、縱貫鐵路經過的新營設廠,加工製成麻醉藥古柯鹼,再經由鐵路送至軍需單位,根據當時的會社員工回憶,「藥樹葉子放在幾個熱鍋裡煮,要不停攪拌。」如此勞力密集的產業,當然吸引了許多外地人前來工作與居住,也帶動連結嘉義、新營、鹽水之間的後壁熱鬧且興盛。

古柯鹼的在臺製造經驗亦影響了在臺製造奎寧的決策。1933年,「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有鑑於古柯鹼在後壁、白河、新營一帶的成功經驗,加上臺灣是當時日本帝國最適合種植金雞納樹的地區,因而提出抗瘧疾要藥奎寧的在臺產製計畫,並定位為「國策作物」主事機關還是由衛生部所主導。其他的私人製藥企業隨後也投入臺灣的奎寧製造,例如:鹽野義製藥、星製藥。(關於台灣奎寧產製的歷史,詳見中研院臺史所顧雅文副研究員的研究成果)。

臺灣生藥株式會社雖然在二戰後隨著日本戰敗而關閉,但是在白河、新營一帶仍有留下吉光片羽。像是新營新東國中的日式宿舍是當年「藥仔會社」的所在地之一,幾位當地的耆老仍還記得在號稱當年遠東最大規模的藥廠工作過,他們間或回憶到白河汴頭里、庄內里、竹門里、崎內里那幾千甲地的滿山藥樹景色。

俗世裡的淑世醫藥

提到「醫藥」,我們會想到哪些事物?擁擠喧擾的醫學中心、尖端科技的檢查儀器、各式各樣的藥品與健康食品、還是物美價廉的全民健保?曾幾何時,過往生活中的醫藥似乎跟我們不再有連結,我們漸漸忘記那個雖然沒有大醫院、先進儀器、各色藥品的生活世界,可是,這樣的轉變也不過是半世紀的光景。

借用《俗女養成記》片尾金句的句型,筆者認為「醫藥離我們很遠,遠到可以是大都會的醫學中心,也可以是還在臨床試驗階段的新興藥物;醫藥離我們也很近,近到可以是兒時生病來家裡往診的小鎮醫師,也可以是老家牆上懸掛的寄藥包或巷口的漢藥店,只是,我們都逐漸淡忘。」正如同女主角陳嘉玲回到故鄉後找回理直氣壯的自信,讓我們從《俗女養成記》反思醫藥之於人們生活的核心價值。

註解

【註
1】謝明俸,2009,《南瀛漢藥店誌》。臺南:臺南縣政府。頁123-126
【註
2】臺南市中西區泰O中藥行,訪談日期 20140802
【註
3】安勤之,2018,〈巷仔口的中藥房〉,《巷仔口社會學》網路部落格。
【註
4】林國平,2014,〈附錄一:信仰療法與藥籤研究〉,《籤占與中國社會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頁642
【註
5】「外科」藥籤治療對象多是皮膚或軟組織等的疾病。
【註
6】蔡銘雄,2009,《消失中的民俗醫療-「藥籤」在台灣民間社會發展初探》。台中: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頁51
【註
7】宋錦秀,2011,〈寺廟藥籤療癒文化與「疾病」的建構〉,《臺灣文獻》。621):55-96
【註
8】陳柏勳、楊仕哲,2016,〈在地醫療的技術文本及其轉變—嘉南地區的藥籤〉,《科技醫療與社會》。2377-136
【註
9】陳威仁,2018,《臺灣製藥工業發展70年光影》。臺北市:臺灣製藥公會。頁20-37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19年10月29日

書寫是為了介入,閱讀是為了不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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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導讀


作者:陳嘉新(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副教授/所長)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一】

第一次接觸畢尤這本書,是在十多年前研究所的課堂上,當時這本書才出版沒多久。課堂的討論內容我現在都忘了,但是閱讀時的迷惑感卻還鮮明不已。記得授課教授下課後問我對於此書的感想,我只能語焉不詳地回答:「不知道,我總覺得太詩意了,而且某些地方我深受震撼,包括他如此為民族誌的個案投入努力。我還沒讀過這樣的民族誌。」

這次因為審訂此書的中譯本,我又重讀了一次。我覺得當年所謂的「詩意」是對的,但是更印象深刻的,則是人類學家企圖串連起當事人的主觀聲音、民族誌學者的批判敘事,乃至於田野之間人我相逢且互動的主客體關係。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需要揉合幾種文類的特色:報導文學、社會分析、心理筆記,要能鎔鑄於單一作品,的確非常困難。

令人大呼過癮的民族誌或許都有這些文類的綜合特徵,但這本民族誌的特色還不限於此,其文字與圖像結合起來的強大感染力,帶領讀者如我們進入一個巴西的貧窮角落,體會一個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者的生命歷程,然後在追溯這個主角淪落到生命療養院的歷程中,也鋪陳出巴西數十年來的政治經濟轉型與醫療衛生狀況。

畢尤現在是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系的教授。他的研究許多環繞在以巴西為核心的拉丁美洲。這是他成長並接受初級教育的地方。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Will to Live: AIDS ­Therap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中文翻譯為《求生意志:愛滋治療與存活政治》(交通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出版)。該書以巴西的愛滋病治療政策下的患者為對象,描述巴西如何成為第一個將愛滋病治療用藥普及化的發展中國家,以及這個創新措施如何被諸多因素影響而難以真正實施在貧窮且邊緣的病毒感染者身上。該書也是和本書同一個攝影師埃斯可拉德合作,運用了大量的照片,與文字相輔相成。其中主角所面臨的困境跟本書描述的老弱精神病患所面臨的處境,頗有許多相近而可參照之處。

【二】

《卡塔莉娜》這本書鋪陳了畢尤進入巴西南部大城阿雷格里港(或有中譯為愉港)一個叫作生命療養院的療養機構的經過。畢尤為這個處所的名稱(「生命」)與處所當中居民無時無刻不在面對的死亡威脅之間的矛盾對比,深感著迷。他尤其關注其中一位叫作卡塔莉娜的院民,並且被她努力書寫的詩樣般詞句(卡塔莉娜口中所謂的「字典」)所吸引。在深入訪談她身邊的人後,畢尤開始在卡塔莉娜的同意下,進入她曾經接受治療的處所調出病歷,訪談接觸過她的治療人員、親疏遠近關係互異的家人與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並由此拼湊出卡塔莉娜如何由一個家庭主婦流落到凋敝殘破的生命療養院。

這樣的分析若往微觀方向看,就成為卡塔莉娜的個人生命史,可以探討卡塔莉娜在現世生活當中被親人逐漸推出日常生活的社會圈,而逐漸移向人類廢棄場般的收容機構的巨大苦痛與深沉哀傷。若向巨觀方向走,就成為針對巴西國家社會之批判,針對該國近年政治經濟轉型過程當中的藥療化問題(指涉以藥物治療處理某些社會問題。在巴西的例子中,這種趨勢的興起有其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尤其是針對貧窮族群中的某些難以照護乃至於「不值得存活」的人)提出深入剖析。這樣的分析甚至可能推演到其他近年的新興國家或者是政經轉型後的社會與健康不平等現象。

然而,如果只是這樣,此書還不會讓我有那麼難以陳述的震撼力。《卡塔莉娜》一書的特殊處,在於作者畢尤如何在貼近被書寫者的生命歷程之後,也實際地參與了卡塔莉娜的人生變遷。他並沒有保持中立觀察者的距離,以凸顯民族誌敘述與其書寫者的潔淨與客觀,而是實際地切入卡塔莉娜的生活,帶著她的病歷去找尋專家,也讓長久以來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者的卡塔莉娜終於獲得了一個神經學診斷。儘管這是個遺傳性的神經疾患,且無藥可治,但這個新的醫療分類畢竟洗刷了她與家族成員蒙受的汙名。當然,這樣的例子或許更說明了醫療診斷作為一種社會分類的決斷性效果,但是更令人動容的,是人類學家貼身介入被觀察者的生活,去改變被觀察者所蒙受的不公不義。

【三】

這讓人想到曾經引起諸多討論、由人類學家舍柏—休斯所提出的「戰鬥人類學」(militant anthropology)。她認為人類學家與人類學著作不能僅止於記錄各種形式的暴力,而每每以人類學的文化相對論作為自我限縮的理由,稱人們不應該以我族中心的思維作為評斷他者文化的依據。相反地,她主張在面對明顯侵害人權的行為或現象面前,人類學家也應該勇敢發聲,去改變當事者的命運。

畢尤對於卡塔莉娜所做的一切,或許沒有如同舍柏—休斯舉出的例子那麼緊急且極端,但仍是戰鬥人類學所強調的一種貼身介入(engaged)的態度,而早已脫離了馬凌諾斯基那樣的孤單觀察者、記錄者與理論家的形象。當然,畢尤的介入,也不是另一位人類學家法默爾那種籌組國際組織「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提供資源人力的系統性社區改造,而是較為個人式的探訪追查、動員資源、建立連結。這樣的介入,看起來更像是一位社工的所作所為。

然而,與其說畢尤在進行民族誌工作時跨界去做社工的事,不如把這樣的介入選擇看成是反映民族誌書寫者倫理處境的討論範例,而且這種倫理處境往往會發展成道德的兩難;不僅在「要不要介入幫助當事人」如此,在「要怎麼書寫被研究者才算合宜」也是。

這樣的倫理兩難,雖說在民族誌寫作中並不算少見,但對於以社會邊緣為對象的民族誌書寫者來說,特別需要斟酌拿捏。例如,以使用或買賣毒品的都會遊民為研究對象的人類學家布赫札就曾提過書寫的倫理兩難:對於這些備受歧視的族群來說,如何讓自己的書寫既能誠實地反映看似不堪的現實,讓讀者也能夠體驗那些民族誌的片刻,但又要不致成為讀者窺視欲的滿足,或被保守主義者詮釋成這些族群咎由自取的敗德證據,往往是書寫者的極大困難。只是,在畢尤的情境下,這個問題並不在於挑起道德對立的風險,而是反覆書寫卡塔莉娜是否耗竭了這個個案的潛在意義。在本書二○一三年新增的後記當中,畢尤提到某個知名的人類學同行曾經發出一個讓他措手不及的評論:「他為什麼就不能讓卡塔莉娜好好安息呀?」好像這個案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激發創見的地方,而畢尤對此個案的反覆書寫與述說,便顯得像是不斷加工的自我複製。這當然是個非常苛刻的批評。

我時常好奇著,有哪種以人為對象的學科會如此執著地對於相遇的倫理(ethics of encounter)保有探索的興趣,並且把這種相遇的倫理演變成理解自我與他者的技術。在某種意義上,這更像是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療的堅持。而畢尤描述這種聆聽他人時的人我關係,則是比擬為讀者與作家,因為他認為那是一種「慎重的開放心態」。很多時候在要不要介入,要如何書寫等問題上面,民族誌方式的田野研究者都需要不斷地琢磨拿捏,因為朝向他者的姿勢,同時也是形塑自我的方式。

【四】

導讀的目的眾多,但基本的功能在於引介本書內容給潛在的讀者。我想像這本書可能的讀者會是哪些人:對於社會邊緣現象感興趣的社會人文學者與學生?那是當然。也許還包括對於社會醫學、精神醫療、衛生政策或者全球衛生的研究或臨床人員,乃至於對於巴西乃至於拉丁美洲感興趣的人,要說這些人是可能的讀者,也非常合理。然後呢?然後還有誰呢?

我在開始書寫這篇導讀時,一度有著惘惘的迷惑,不知道到底要跟哪些人描述這些事情。我甚至想到台灣也有個龍發堂,曾經收容著數百名也是這種被家屬在無計可施的情境下委託代管的「病患」。在這個被認為是諸多原因形成的集體歷史共業當中,總該也有幾個卡塔莉娜吧,我想。只是沒有人幫他們寫一本民族誌,他們也就因而消音,終究渺不可尋。儘管背後成因的可能條件差異甚遠,不能相提並論,但是要說完全沒有借鏡之處,倒也過於武斷。不幸的被棄之人雖有千百種原因與過程,但相對那個「不被棄」的條件,卻往往在不同情境下令人訝異地相近。

然而這樣就夠了嗎?最後我想到這本書的主角卡塔莉娜,在剝除了疾病錯解與汙名、家庭驅逐與社會拋棄、過度治療與藥物約束的各種去人化的舉措後,還是一個堅持不停書寫、發聲、創作的生命,以畢尤的話來說,是一個具有未來的民族誌主體。畢尤曾經給卡塔莉娜一個概念化的名稱「前人類」(ex-human),用以強調前述的各種因素,導致了她的社會性死亡。然而僅僅作為讀者,當我們閱讀卡塔莉娜的字典當中的詩句,閱讀畢尤幫她重新描繪的生涯路徑,閱讀本書分析中導致她生命如此下場的社會政治經濟情境,我們也就在這些閱讀當中,重新經驗了她的生命,讓她不再是前人類,而是可以被我們記得的那個曾經美麗過的身影。

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嗎?根據我四歲多的小女兒印象深刻且念念不忘的《可可夜總會》裡面的亡靈節儀式,當死去的「骨頭人」還能夠有許多陽間的人看著照片、記著他們,他們就不會真正的消失,不會真正的死去。

也許僅只為了這個,我們必須繼續閱讀這些生命,一如我們也希望這樣地被閱讀、被記憶、被存活著。

本文由左岸文化授權刊登

2019年10月15日

一百年前進擊的嬰兒:翻轉階級、科學化婚姻與國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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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賴品妤(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碩士)

「當有錢人還在空談製造優生寶寶,貧民們已經付諸行動並且養育完美寶寶」,記者如此為Nathan Erwin Shapiro的報導寫下引言。

1914年一名叫Nathan Erwin Shapiro的六個月大男嬰參加在聖路易斯舉辦的「優秀寶寶秀」,因其外觀、體重身高、胸圍、心智能力出眾,在多名醫師、護士的裁判下榮獲冠軍。Nathan的勝利並非源於上層階級家庭無微不至的照顧;Nathan來自中下階層家庭。他的雙親當年「不莽撞的進入婚姻祭壇,而是走向醫師讓未來得以被干預」,進而在位於紐約冷泉港的「優生學紀錄辦公室」(Eugenic Record Office, ERO建議下進行科學婚姻,期待找到好伴侶、生下好寶寶。報導作者補充窮媽媽沒有辦法接受不停呀呀尖叫的寶寶,哭鬧的寶寶會耽誤母親的工作;相反的,有錢人可以請媬母代勞照顧生病、吵鬧的寶寶。因此對窮人而言優生學是既迫切,又經濟實惠的育兒取徑。

【圖一】Eugenics First In The Ghetto (資料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優生學eugenic),容易引起當代警戒、甚至恐懼無非與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的思想連結進而侵犯人權、合理化歧視。二十世紀初期,以科學之名,結合學說與政治意識的優生學運動,不論在美國或歐陸皆碰觸到深刻、痛心的人權議題,因此後世時常將這段歷史視為科學應該與政治分離的警世寓言。然而社會卻未必從此與優生學的背離,更甚者是,優生學的憧憬早已鑲嵌在日常生活中。如此的現象並非偶然,更非特例,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優生學運動即藉由婚姻與育兒議題,結合勞動、階級範疇,在常民社會中注入優生學的渴望。

進步時代下的優生學

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般定義為1890年代的美國以及往後的三、四十年之間。在這三、四十年之間,美國菁英以「科學」作為核心,如經濟學家Simon PatternFrancis Amasa Walker、社會學家Edward A. Ross、生物學家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等樂觀的認為所有社會問題均能透過科學的理性及其循序漸進的算式獲得改善。在凡事皆以科學為起點的進步時代中,科學的角色與功能毫無疑問是鮮明的。歷史學者Thomas C. Leonard 指出,進步時代下社會菁英以科學(特別是統計學)的調查方式及解釋取徑,同時強調專業知識足以解決問題而有必要介入公共事務,以便找出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而又群體先於個人,應當合理的對整體社會進行合法且有效的社會控制。如此出現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運動、國會立法、專業科學機構的設置,進而化為政策顯現在彼時美國的社會地景。當時的婦女運動、兒童心理衛生運動(Children Mental Hygiene Movement)、優生學運動(Eugenic Movement)便是在以科學作為社會萬靈丹的認識下形成。

其中,優生學可說是當時熱門的研究主題。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代人們對優生學的定義恐怕未能有精準、統一的原則。「優生學」(eugenic)最早由英國自然科學家、數學家Francis Galton提出,Galton認為優生學首要目標是檢查不適者(unfit)的出生率且不應使其發生;第二個目標則是藉由早婚、健康養育孩子的方式提高合適者的出生促使種族(race)獲得改善。然何謂「種族」(race),並沒有精准的定義。當工業發展為美國帶來繁榮的光景同時,城市所滋生的問題與挑戰日益紛雜,就業率、勞動成效、薪資水準問題乃至犯罪率提升的背景下,人們叩問根本原因,以望消除劣勢,提升生產效率。而優生學作為主流視野的框架,以孟德爾理論(Mendel’s Theory)為核心,主張從種族中的遺傳缺陷找到社會問題的源頭。此時,種族可能指的是全體人類,也可能是國族劃分。在優生學運動下,種族更近於指涉盎格魯薩克遜裔與愛爾蘭裔、義大利裔、匈牙利裔等之間的差異,且往往強調前者的優勢與適應性。然優生學家也不儘然僅將志業限縮在「種族」,婦女、下層階級者、智力障礙者、癲癇患者、精神疾患、虛弱的人、性格偏差、犯罪者或道德敗壞者也都可能被劃為「不適者」。

為了城市、為了國家,一系列的政策推動、立法活動旋即展開。優生學的概念與國家成長、政策設計相伴相依,適者的優勢概念與勞動市場、生產效率的想像息息相關。以政策作為城市問題的緩解之方,兒童培育為國力興榮得以延續的長久之計,意圖改善工業化城市所產生的問題與紛擾。科學家以統計學、遺傳學為基礎,推動限制移民政策、最低薪資法案、禁止種族通婚、強制節育政策、禁止童工、實施母親津貼(mothers’ pensions)等;另一方面宣導遵循基因所賦予的天職扮演「母親」,培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成為健康、有效率的勞動力。

進一步而言,若優生學運動的理想是達到富國強兵,「嬰幼兒」、「兒童」作為其中的切入點,投射出的光景不僅加深彼時女性作為母親天職的印象,更是母親須遵守由專家(多為男性)建議進行養育的轉折時刻——角色的規範性此刻發揮了維持秩序的功能。也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兒童」成為新興的研究對像。醫學、生理學、精神科學、教育學投入大量的心力進行兒童研究,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生理發展圖像陸續形成系統性的知識;精神科學更分支為兒童心理學、兒童精神醫學。【註1】兒童地位的提昇、兒童的歷程、身心應由不同學科進行分段、分工的研究且標準化不同階段的發展,歷史學者稱之為Childhood Gaze,表示社會融合醫學和科學視角,以不同於以往的取徑審視成年(adult)以前的歷程,視之為生命的特定時段,加重其特殊性。童年的出現,除了引起學術圈的興趣,進一步讓醫師、遺傳學者、心理師等角色成為兒童專家。他們的研究透過報章雜誌、婦幼活動與大眾接觸,社區也設有兒童指導所(children guidance clinic)提供諮商服務。正是這些通路讓優生學的觀念從上層菁英流傳到中下階層的大眾,成為大眾對優生學的認識的來源。

是以,優生學運動中,縱然政策設計中大量引用生物學基礎,進行人種排除、淨化與節育,減少不適者的人口,這屬於消極優生學(negative eugenics);而若是要使分佈在其他階級的「優秀人種」(特別是盎格魯薩克遜裔美國人)能夠積極的投入優生學的思想,培育兒童實踐增加優良人口的積極優生學(positive eugenics),科學化婚姻和育兒可說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主動實踐的取徑。

智慧的陷入愛河

科學化婚姻的理想藍圖是,若年輕人均能進行理性的婚配,便能有效改良種族的基因池。簡言之,年輕人應該要「智慧地陷入愛河」(to fall in love intelligently)。然何謂智慧的愛情?如何進行智慧的婚姻?一言以蔽之:以孟德爾學說為基礎的優生學調查。

早在孟德爾的遺傳學說推出前,植物與動物培育實驗已然是研究控制動物生殖的模型。牲畜培育者長久以來清楚的了解什麼樣的動物特徵較為討喜,但大多時候卻是靠機緣培育出理想的動物特徵。孟德爾的才能在於藉由嚴密的計算模型,清楚的追蹤所觀察的植物表現在後代的特定特徵;而基於這些數值分析的遺傳雜交(crosses)圖成為早期遺傳研究的視覺圖標。以此為根基,孟德爾學派的基因學者強化了人類可以控制培育的想像,期待遺傳學的知識與統計學的分析能更有系統、更有效率的達到培育理想動物的目的。動物培育與人類培育的連結在於使用統計進行預測與分析,彼時許多基因學者如物理學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農學背景出身的Harry Hamilton Laughlin亦擁有類似的條件。

如果說孟德爾學說是一種信仰,Davenport可說傳道的牧師,Laughlin則是將理念發揚光大的使者。【註2 志同道合的兩人結識在1907年的2月,Laughlin寫信詢問Davenport有關育種雞群的問題,隨後兩人以農業培育和遺傳的興趣持續交流,並在「優生學紀錄辦公室」(Eugenic Record Office, ERO成立下建立了穩固的信任關係。ERO設立的研究目標主要為三點:

一、建立美國家庭特徵的分析指引;
二、研究婚姻配對、差異生育能力、生存遷移的支配力度和遺傳後果;
三、研究特定人類特徵的遺傳方法。

為此Laughlin另外訓練多名田野工作者(Field Workers)到不同區域進行調查訪視。【註3】到1913ERO大約收集了534,625筆記錄,足以建立提供個人有關家族系譜的顯/隱性特徵的資料庫,甚至預測之後的遺傳圖譜。在分析遺傳圖譜時,ERO也會諮詢其他相關的委員會,例如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The Committee on Heredity of Feebleminded等,並以結果提擬優生適應性的婚姻建議。Laughlin認為,藉由檢視個人的特徵和家譜能夠確定其遺傳潛力,由於社會習俗往往會將遺傳潛力和財富、地位以及迷人的個人特質作為婚姻的資產,因此聰明人即知道寫信或拜訪ERO進行諮詢,以進行深思熟慮的婚姻。與原先對動物培育的興趣保持一致,也與當時其他優生學家立場接近,Laughlin認為優生學者之於人類就好比農業培育者之於動物;每一段婚姻都是值得觀察的實驗,科學家可以利用實驗方法讓物種完美的達到理想狀態。從目前整理出Laughlin的檔案中可以發現,Laughlin以基因學、細胞遺傳學、優生學基礎,並且透過特定人士或家族的圖譜推演出家族遺傳特徵,例如,學術(scholarship)、貧困(pauperism)、企業(entrepreneurship)、智慧(intelligence)。並且善用帕斯卡三角形(Pascal’s Triangle)的示範圖顯示一系列的機會分佈;另一方面以孟德爾二性雜種鏟(Mendelian dihybrid shovel),證Mendel提出的雜交概率。

【圖二之一】ERO位置(資料來源:Google Map


【圖二之二】ERO外觀(資料來源:Eugenics Record Office, Report No. 1


Davenport認為若能夠提高家族系譜的精準性,發展為遺傳諮詢服務的重要工具,方能指認出家族病史的風險。Davenport認為,為了給予年輕人最健康的婚姻建議,並且生出最強壯的孩子,對人類進行特徵遺傳定律的大規模調查是必要的。為此Davenport分別針對常見於不同的家庭遺傳特徵進行分析,包括眼色、髮色、膚色、體重、音樂能力、數學能力、語言缺失、癌症與腫瘤、雙胞胎等共41個主類別,有些主類別下還有子類別。

外表特徵上,Davenport即便有意見但大多不會表達強烈的立場,但凡是碰上疾病、缺陷的主題,Davenport的用字遣詞更為強烈。在「一般心智能力」(General Mental Ability)一節中陳述著,如果一個人帶有一個心智缺陷的胚植(germ plasm)且與親戚結親,兩人誕下的所有孩子非常可能都有心智缺陷,這將會是十分駭人的同族聯姻。而如果是智力缺陷的兩人結婚,毫無疑問所有孩子皆會有缺陷的心智;讓這兩人結婚可說是犯罪。面對貧窮(pauperism)議題,Davenport雖然同意造成貧窮的原因很多,例如父親的死亡、突如其來的意外等,但是,若擁有好的遺傳本質使工作更有效率、賺很多錢將能在面臨疾病、意外時降低赤貧的可能。Davenport引用社工師的調查,排除幾項特殊案例,說明貧窮意味著相對無效率,也是心智缺陷的層面之一。對於無效率者,Davenport給予的代號是「不中用的」(shiftlessness)。「十分不中用的」(very shiftless)兩人若結合,大部分的孩子也會「十分不重用」,但也有大約5%的可能會有「勤奮的」(industrious)的孩子。因此若失去勞動生產能力且「不中用」的兩人希望生活能有所翻轉,應該要讓他們的子孫與「勤奮」的對象結合。

優秀寶寶競賽

追根究底,大眾對於科學婚姻的寄望,並非僅僅盼望男女之間和諧的婚姻,而是在經過身家調查後能誕下健康、優秀的嬰兒。而若要檢驗科學婚姻的成功與否,健康完美的嬰兒將會是最佳的證據與宣傳。而優良嬰兒的驗證者並非由提供建議的機構,或遵從指示的父母能夠扮演。所謂的健康完美嬰兒的誕生,是在第三方公平、公開、公正、可信又具有鑑別力的專業場合下,通過醫師的標準化檢驗,即「優秀寶寶競賽/秀」(Better Babies Contest/Show)。

第一場「優秀寶寶競賽」辦在1908年路易斯安那的州博覽會。州博覽會的主題內容原以競賽養殖牲畜為主,鼓勵農民以更有效率、正確的方法照顧莊稼。「優秀寶寶競賽」的運作邏輯與州博覽會相近,幾個旨在降低嬰兒死亡率、改善青少年健康的組織,如Congress of Mothers聯合婦女團體提議舉辦嬰兒競賽。比賽創辦單位和兒科醫生建立評分機制,針對648個月的嬰兒進行體重、身高、胸圍、心理能力、外貌的評分。標準參考1900年後,美國兒科醫師Luther Emmett Holt為了建立嬰幼兒平均指標,收集了一百名健康嬰兒的生理數據。在評比過程中,越接近平均值越能獲得高分;相對來說,如果身高、體重等數據高於平均值反而會被扣分。自第一屆優秀寶寶競賽開辦以來,廣泛獲得正面迴響,參與人數漸多。美國著名的婦女雜誌Woman’s Home Companion隨後也開始參與組織活動,積極推行競賽,許多州相繼舉辦相關比賽。1916年已有超過47,000名嬰兒參加過Womans Home Companion舉辦的比賽,直到1920年代下旬後熱潮方開始消退。

歷史學者Meghan Crnic注意到,1910年代數以千計的父母汲汲營營讓家中的嬰兒參與「優秀寶寶競賽」,這其中固然有一部分的家長以奪得冠軍藍帶為目標,期待孩子能夠雀屏中選——當時常有軼聞提及母親千里迢迢帶著出生時被醫師稱為「完美肉體」(perfection in flesh)的嬰兒到它州參賽,卻因為孩子身上的小缺陷,如耳朵形狀不太對而與冠軍擦身而過,對該母親來說這可是「人生中最悲傷、最羞辱的一天」。除了追求榮耀,吸引家長參與競賽的動機可能還包括豐厚的獎金(如第一年在科羅拉多州丹佛的競賽提供優勝者一百美金)、可以從競賽過程中免費獲得專業的醫療建議、養育孩童的科學方法、主辦單位靈巧的運用農作物/牲畜培育與國家高生產效率的類比,讓父母對培育嬰幼兒與增加國家生產效率之間有更生動的聯想。這些訊息暗示著,參與優秀寶寶競賽的家庭恐怕多數沒有豐沃的經濟背景。

本文一開始的新聞報導所述不僅只是一個來自中下階級Nathan Erwin Shapiro的故事,報導記者欲以窮困家庭奪下優秀寶寶冠軍的故事化為有力的道德寓言,在擔任科學化婚姻活廣告的同時對不同階級進行鼓勵與教育。教育目標不為別的,即承襲二十世紀初一系列科學化的浪潮,強力地將「優生學」廣泛推銷。記者除了介紹Nathan的家庭,更凸顯Nathan父母當年英明的行動,作為優生支持者先見之明、走在時代尖端的最佳範例——在這篇報導中,作者幾次將有錢人與Nathan的父母進行比較,像是嘲諷了某個有社會地位的女性昭告天下說要應用最新的生物理論尋找伴侶;Nathan的父母早就與ERO接觸,而且在贏得比賽前他們低調、不曾吹噓進行過科學婚姻配對。根據報章媒體的信件調查統計,1914年初為止,約略有4,308名優生學寶寶誕生,他們多半來自窮困階級。

當代的優生寶寶競賽?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隨著基因學、胚胎研究技術益發精細,設計理想嬰兒、以基因作為社會問題解答的討論似乎從未消退過,不論是產前基因檢測,還是基因設計寶寶的科技展望,優生學的擔憂往往如影隨形。原先停留在科幻小說的極端想像,轉化為生命歷程所必須面臨的課題,大眾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可能面臨優生學的抉擇、甚至參與其中。優生,從來不只限縮在特定階級、社群中,而是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擔憂與對世界的美好想像,美國優生學運動下的「科學婚姻」、「優秀寶寶競賽」正是如此。

作者簡介
賴品妤,科技與社會所碩士。興趣睡覺,有什麼麻煩、難過的事情都先睡一覺再說。

註釋
【註1】精神科學對兒童的興趣可以追溯至Sigmud Freud的《性學三論》(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等精神分析理論著作。雖然Freud的分析對象主要在成人,但其研究理論將童年的記憶與經驗視為成人發展的重要基準,以及後續認知心理形成的影響因子。

【註2Laughlin很早開始提倡國會應通過強制節育的立法,並設計了許多優生學法的立法模型,成為1927年美國最高法院重要的Buck v. Bell 8-1判案結論中主張國家權利優於個人權利的檢測工具。而後Laughlin也曾作為專家證人前往國會證明美國移民族群的劣根性。

【註3】田野工作者(Field Works)在ERO的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然過往因其性別(多數為女性)以及在ERO的地位而較少被關注。相關討論與分析可以參考:Amy Sue Bix, 1997, Experience and Voices of Eugenics Field-Workers: ‘Women’s Work’ in Bi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7, pp. 62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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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