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4日

【STS多重奏 X 傅大為教授】訪談實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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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20179月,STS多重奏與傅大為教授有一場愉快的訪談。當時,同學們想透過訪談了解傅老師的學思歷程,也帶著各自的好奇心與問題期待傅老師「解謎」。
讀者現在看到的訪談內容,除了同學們的整理外,還經過傅老師數次的校訂與加註,才產生這個正式的版本。在此同時,傅老師的新書《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也即將上市。雖然這場訪談並不是為了這本書而籌畫的,讀者不妨透過閱讀這場訪談的內容,來為欣賞新書「暖暖身」。因為在這場訪談裡,你將讀到關於傅老師與台灣STS的許多有趣故事與重要細節!
 
準備好了嗎?泡好茶或咖啡,一起重回這場訪談吧!

▍前記(傅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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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訪談,至今已經有一年多了,因為之間我常在忙著準備出版我的新書《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所以對這個一年多前涉及許多人與事的訪談,一直放著沒有多在意,或許是時機未到吧。謝謝令儀最近又提醒我要完成這個訪談的校定,我在元旦年假之後,終於有機會將之完成,前後加了八個註腳。
大為2019/1/3深夜於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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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這個訪談的時間很重要,需要說明。這個訪談後的一年,我的新書定稿才完成,然後再七個月(到今年四月底),我新書稿經過了冗長的校定、編輯與精鍊我的文字等才完成。所以關於我新書的一些觀點的精準說法,當然以此新書的內容為準。而訪談中的想法,則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就如你們所說,可以暖身,但不宜依之為詮釋新書的證據。(2019/4/16)

▍訪談內容(趙子翔、楊文喬、賴品妤整理)

文喬:
首先第一個我們比較好奇的是,老師是讀清大物理系的,是有一個什麼樣的契機讓老師開始對科學哲學有興趣,進而出國去科學哲學博士。在國外求學的時候,又有哪些特別的經驗,像是在哥大的生活或是一些與知名學者的學習過程、思想啟蒙或是讀書會等等。
大為老師:
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對物理非常喜歡,所以那個時候我考大學大概只填八、九個系,全部都是物理。我記得我高一的時候非常喜歡生物,高二非常喜歡化學,高三就是喜歡物理,後來就沒有考上台大,就考上清大。清華那時候物理系的老師教我們大一物理是李怡嚴,是當時的所謂十大傑出青年,就是物理學家,他自己寫了四本物理學教科書,滿有理想的。可是我們都覺得他不太會教書,他特別討厭在聯考制度下我們很會解題,但卻對物理的觀念不太夠,物理觀念不足,但是解題都是高手,他特別討厭這樣的東西,他覺得物理應該要有觀念。結果他的教法,我們很多人不適應。當時考上物理系的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歡物理,可是等到大一物理教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當掉,然後我雖然沒有當掉,可是我對於物理的興趣也大為降低。所以就是說很慘。我後來在清華跟他是同事,我都不敢跟他講這件事。我剛到到清華的時候他是教務長。他說「當初怎麼聽說有些同學對我教書有些意見阿」。我說「真的嗎,恩...」跟他支吾其詞這樣子。(一笑)
可是後來為什麼讀哲學,其實那是一個不是很必然的發展。很多人習慣於說,你是讀物理的,物理讀得很深,後來就轉哲學,這好樣是言之成理的。其實我物理讀的不夠深,然後也沒有必然要轉哲學。情況大概是說,在大學的時候,那時候我開始接觸文學跟哲學的東西,特別是文學。那個時候還沾到一點存在主義的尾巴,那時候很多一些存在主義的書都可以看到。我大學是住校,住校的話就有很多時間與同學互動,因為全班我們都住在華齋,在裡面就比較有很多機會互相在觀摩說你看什麼書。很好笑,後來我的一個好朋友來觀摩我的書架,他大吃一驚,你們猜我在讀什麼。我在讀《史記》,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我的高中國文老師(杜聿新)很好,他除了課本之外,還特地教我們讀很多東西,所以那時受了一些影響。當然我這個興趣很快就沒有了,被其他人影響,什麼文學阿,所以那個時候大概是這樣。
後來在大三的時候我們就,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每個年級只有六個班,學生不多。所以那個時候同學說要找我來編校刊、報紙之類的,因為我那個時候對文學的東西變得比較有興趣。所以是這樣一個過程裡面,我慢慢受到文學跟哲學方面的影響,然後物理學一開始李怡嚴沒有繼續燃起我們的熱情,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被其他的興趣帶跑掉。所以到大四的時候,到底要讀研究所還是要出國,因為我家裡的人他們希望我出國,你知道那個時候在1970年代上半期的時候,我爸爸媽媽是外省人,他是公務人員,他們對台灣有一種不那麼安全的感覺,他們希望小孩子能盡量出國,所以一直要我出國。
那出國要讀什麼呢?一開始讀物理,讀物理我根本沒有準備,亂寫一氣,所以有點沒有用。結果後來就是說,如果要讀哲學的話我有一點興趣,要讀哲學的話,可是我原本的英文是用David Fu,我後來要考第二次的時候我必須換一個名字,才變成現在的Dai-Wie Fu這樣。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我開始接觸哲學,因為文學的話我的程度大概還是不夠,英文程度或者是,我只是很有興趣而已。可是哲學的話,比較靠思辨,需要邏輯一些東西,那個的話我還可以加油。所以大概是這樣的過程中開始轉到哲學,然後我那時候留學就到美國留學,你知道美國的哲學都是分析哲學,跟我以前接觸到的存在主義是非常不一樣的東西。所以就沒有辦法,那讀就讀吧,也沒有那麼難。那語意學、邏輯都要學那些東西,但是因為還好,我一開始去的時候在那方面表現得還不錯,所以他們後來很快就給我獎學金。【註1】所以我一開始去讀是讀分析哲學的東西,但我也想去修一些存在主義的課,可是存在主義的老師把我的分數打得很低,所以就很失望,我很喜歡的東西,你那麼不喜歡我的東西。那我就不讀了吧。
後來開始慢慢離開分析哲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開始讀科學哲學而且做科學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接觸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那本書真的是令我很驚訝,而且Kuhn是物理系畢業的,他跟我有類似的背景。當然他是博士,我只是學士而已,這個很不一樣。然後Kuhn強調要解題,在一個典範之下,常態科學要能夠解題,要做puzzle solving這個東西,那這個的話就是說,我才想起來說,after all,我們當年其實並沒有那麼糟,其實我們都滿會解題的,是我們碰到那個老師,他不知道受到怎麼樣的哲學的影響,以至於說...我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看Kuhn的書。所以後來覺得Kuhn的東西讓我,喚起我自己以前讀物理的鄉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從一個歷史跟哲學的角度來看過去的經驗。然後覺得Kuhn講的很有道理,Kuhn講為什麼我們科學家讀科學的時候,我們都不太重視物理的歷史,那是因為我們需要趕快進入科學知識生產的生產線,歷史那麼多其實沒有什麼作用。這就是在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最後的地方他有提到的東西。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接觸到Kuhn之後,後來我就轉到哥大(Columbia U.)去讀書。轉到哥大讀書之後,那邊我開始接觸到科學社會學,那時Merton在社會系,那我知道Merton是很有名的科學社會學家,我既然到哥大,我就去...包括紐約一些其他學校,一些其他有名的學者,我常常跑去遊學,去聽這個聽那個。但是因為他在哥大,哥大我可以直接修他的課,修他課的話,很有意思的就是說,那個時候愛丁堡學派已經在批評Merton,特別是Barry Barnes之類的。然後當然會影響到Merton那邊的人的反應。但是Merton那邊還是覺得說,愛丁堡學派的東西還是可以讀一讀,還是可以了解一下,其實沒有那麼水火不相容,只是說方向不一樣。有些東西他們做,有些東西他們不做而已。那何況那個時候MertonKuhn他們就把Ludwik Fleck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翻譯出來,就是現在STS所導論課碩一同學在讀的那本,我也是在MertonSeminar裡面讀那本書。所以MertonKuhn其實還頗有一些關係。你們知不知道Kuhn他雖然跟原來的邏輯實證論的關係,後來被認為很不一樣,可是他們當初開始在接觸的時候,其實是Carnap那些人去邀請Kuhn在他們的系列裡面寫一本書。可是Carnap那個系列(Unification of Science)不怎麼暢銷,不怎麼成名,所Kuhn就覺得說,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找另一個出版社也同時把他出版。他想到的就是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他就寫信給Merton說可不可以幫我推薦一下。所以那個時候那些人也都做這種事。結果他們很高興,他就在兩個地方同時出版。所以說Kuhn早年的出名其實跟Merton的幫忙是有點關係的,後來他們就把Ludwik Fleck的書把它翻譯出版。翻譯出來就是說跟Kuhn的《結構》有些類似,但是也有些不一樣的地方。其實SSK的人還滿喜歡Ludwik Fleck那本書的。那個David Bloor就寫了兩篇文章,在他談維根斯坦的書裡面也都提到Fleck,因為覺得Fleck的確是跟SSK或是STS頗有一些接近的地方。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因素,我在哥大那個時候就開始接觸社會學、科學社會學。反而是在哥大的哲學系,談那個分析哲學,我後來興趣就少了,覺得社會學真有意思,而且我也去聽歷史的課。
所以我後來博士論文口試,就其實滿好玩的。五個口試委員,三個哲學系的(我由兩位哲學系的老師聯合指導)、一個歷史學家、還有一個物理學家。歷史學家Nancy Stepan她就有歷史學家的習性,因為我博士論文有四章嘛,她就說你這四章寫得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它怎麼可以成為一個博士論文;那物理學家表示你這四章寫的完全是一樣的東西,怎麼搞成四章...。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受Merton是有一些影響,他上課非常認真。我那時候把論文第一章給他看,他看得滿喜歡的,還幫我改很多英文,我自己的哲學系老師都不會幫我改英文,都隨便劃幾下然後就給一個分數了。在上課的時候,他在黑板上替我們整理一些大綱,我們覺得說他一點都沒有什麼很大的架子。然後今天想起來有些遺憾就是,Edward Said也在哥倫比亞,我那時候完全不知道這一號人物。後來我才開始買他的Orientalism,才開始讀。所以說那時候應該也是多向他請教,可是完全沒有這個機會。所以那個時候在哥大是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思想啟蒙方面是有一個我的學長,也是台灣出去的,在美國讀哲學。我跟前一陣子心哲所退休的洪裕宏,我跟他都是受葉新雲的影響。他是很早期殷海光的學生那一輩的。他在美國哲學他分析哲學讀了非常多東西,所以啟蒙上面是有受他的一些影響。他除了分析哲學,存在主義的東西也知道很多,他也知道社會主義,左派的東西他也知道很多。所以就是有些不同的思想,那個時候我覺得,因為我是物理系畢業的,在清華根本連哲學的課都沒有修過,然後就跑到美國去讀哲學。有啦,我中間還有一段時間是跑到輔仁讀過一年,讀過一年的哲學研究所。我在那邊有讀過,可是問題是哲學讀得很少,所以真的剛出國時,我知道哲學的東西其實很少,沒有受過什麼特別的訓練。所以後來我那位學長,現在都快七十多了,過年有時候會去看看他,他人很好、健談、當初對我各方面有不小的啟蒙。以上大概是第一題吧。
湘婷:
我最近也遇到了這樣的質疑,因為我本身學護理,對於很多人來說,他們其實不一定能夠catch到到底什麼是STS,那我可能只能大略性的講說他是屬於社會科學的一個環節。可是其實在台灣常常是一種社會科學無用論,他們會覺得說妳為什麼要念社會科學,妳護理好好的,幹嘛不去工作要念這個。所以說我不確定老師當年的求學經歷有沒有遇到這樣的質疑。
大為老師:
當然這個我有感慨。我們那時候的同學跟現代你們這些年輕人對現實的感覺都不太一樣。我們那時候有不少人去讀文科,不太去想說以後要能夠做什麼,這個就是你的興趣這樣的東西。我那時候讀物理,我轉哲學是台灣第二個從理科轉文科的學生,第一個是化學過來的,也是轉哲學,那我是第二個。所以那時候很少有這樣的人。但是我們那時候就覺得非常有興趣,當然有很多原因啦,跟我的身體、疾病、宗教信仰都有一些關係。我接觸哲學最早是接觸齊克果,那個丹麥的哲學家,他談他的宗教跟他的信仰(《恐懼與顫怖》),那個令我非常的震驚。就是說,能夠寫成這個樣子,寫聖經裡面的故事。但是話說回來,我那時候轉哲學的時後,我從家裡的人全部反對,我女朋友也反對,起碼很懊惱,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間,還好我大學的室友,他也是物理系阿,他要讀經濟學研究所,我要考哲學,所以我們兩個人有點相濡以沫這樣子。然後我們班上的同學看到我說,你為什麼要讀哲學,你是不是物理讀不好,還有這種挑戰這樣。那我能夠說什麼,我就當然不理他,反正大部份的時間我都不在學校裡面。
所以就是說怎麼樣能夠真的追求自己的興趣其實很重要。當然可能會有一些困難,可是這個困難就長期來講的話,都很難說,說不定你現在做的選擇,人家覺得說是不對的,說不定以後反而變成很不錯的選擇,這個都非常難講。那當然我家人後來,我後來在台灣找到教職,他們就不說話了。可是之前的話,他們會有懷疑。我的還好啦,因為我到美國去讀分析哲學,那是美國的哲學,我女友到美國去讀中文系,東亞系的中文系,有幾個中國文學跟思想很有名的教授在那邊,那我們的朋友也常常問她說,到美國來為什麼要讀中國的東西,那個在台灣讀一讀不就可以了嗎,為什麼要來美國讀。她還要應付這種問題。
所以就是說,讀文科一開始的確會遇到這種問題,反而是一大堆我們那時候(台大)外文系的畢業,通通都跑去讀電腦,誰說文科不能轉理工科的阿,我向來反對這一點。我們是理工科轉文科嘛,很多人說理工科轉文科容易,文科轉理工科難。我說誰說的,一大堆外文系去讀電腦。
一定會有困難,但我自己個人會比較覺得說要聽自己的聲音啦,聽自己的興趣是什麼,不然你們現在讀的書只是在未來想找一個職業去做準備而已。這樣子的話,反而會受很多的限制。我的老師Merton那個時候是說,我們哥大研究生那時候也在抱怨說很難找事。Merton就說你們在我面前還抱怨什麼,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是美國經濟大恐慌。這種事情不要在我面前抱怨。自己努力。大概是這樣子。
育辰:
教授在書裡面有提到教授在美東留學的時候,那時候其實在台灣人的圈子裡面其實有黨外的力量,所以教授的《知識與權力的空間》裡面有提到說其實是時候有所謂的光明王國,就是一些受到黨國影響的學者,比較強調知識的光明面,可是還有一群是比較黨外力量,他們對台灣有很多的關懷。那我其實有個問題是,教授在外國求學的過程中,可能也參與了一些黨外的活動,那這些黨外的活動對於教授的比方說STS知識或是各種基進的知識會不會產生影響。【註2
大為老師: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STSSTS我是二十世紀末才開始接觸的。一開始接觸到林崇熙那個時候回來開始講Science in Action,但是那個時候我還不以為意。後來等到雷祥麟來到清華開始教書,他一天到晚跟我說STS重要,我一開表示「真的嗎」,然後我才開始慢慢來弄。因為我原來對科學哲學、科學史我很自負阿。我覺得我學得不錯,為什麼還要學另外一樣。
但是黨外那時候,我在哥大,哥大是紐約重要的學校,所以那時候有很多黨外人士來美國巡迴,來巡迴的話通常一定會來紐約,來紐約的話他們就希望能到哥大來做個演講。那我們就替他們安排,所以我們那時候認識還認識頗有一些黨外人士,左派右派都有。然後紐約裡面也有一些左派的知識份子,他們在聯合國做事。你們知道以前在釣魚台事件之後,很多台灣的留學生本來是支持國民黨,可是國民黨在釣魚台事件不敢做什麼,所以從《科學月刊》開始,他們後來變成左派,回歸中國。以前有一個女作家陳若曦,她跟她先生也是一樣後來回中國。不過你們現在可能已經不知道了,這樣的狀況。
不過,所以就是說,那個時候呢,就是說,恩,我們大概就會覺得說,恩,在海外嘛。在在美國,就會想去瞭解說,台灣未來的命運是怎麼樣的?齁,我們要怎麼樣位台灣來想辦法?好,另外在,那個時候,台灣還是戒嚴嘛!對不對?那各方面的資源、各方面的知識,東西都不多。我的政治啟蒙大部分是在美國開始的,齁,我在台灣那個時候知道的非常少。我爸媽又是公務員,外省人,所以那個時候我連魯迅的那個書都沒有讀過。不過我在當兵的時候不一樣,我在當兵的時候那黨外雜誌已經相當流行,上面教官在講課,我們在桌子下面就是翻閱黨外雜誌。所以啟蒙那個時候已經開始了,慢慢開始。【註3】不過那時候還有,美麗島事件還沒爆,還沒有開始。那所以在海外就接觸到很多各式各樣的思想,恩,台獨的、左派的,台獨裡面也會有左派,那等等還有些聯合國的,在聯合國做事、一些早期的、台灣的釣運的知識分子,他們也後來多、常常變成左派。
所以我們在哥大那個地方開始有些機會接觸各式各樣的、那也有一些黨外的人來演講,那那樣的各式各樣派別的那些人也都會來,恩,說來聽演講,但其實來發表意見,哈哈。其實就常常這樣的。那,後來以陳映真也來演講了。會後的時候到我家繼續辯論,因為我家客廳比較大,哇來一批人這樣。那我們就挑戰他的統一觀點,哈哈。所以後來據說他還蠻生氣的。
但是,在這之後呢,海外那個國民黨的黨報告的也頗有一些,頗有一些。我們在哥大都知道,有一些什麼讀政治系的什麼什麼什麼,他們是可疑的。因為我們在辦一個台灣同學會嘛!而他們有另外一個什麼社,他們自己在搞另外的東西。兩邊碰面時,我們也會談談,但也很蠻小心。但是不管怎麼樣,我當年是覺得說,一定要回台灣。我不要在海外做一個什麼什麼基進分子,一天到晚滯留在那邊,在人家的大使館前面抗議而已。一定要回台灣,回台灣才能夠有真正的有所改變。
所以當年,每隔一陣子,我們不是也可以看到說,台灣有一些大學教授因為政治言論而被解聘。所以我那時候,也會注意到說,我是不是會有這個可能性?恩,有這個可能性的話,所以我那時候就有一個比較極端的做法,那這個做法在今天來講的話,其實沒有必要。不過人生就是這樣,會做一些很沒有必要,但在當時會覺得很對的事。那就是,我一方面讀哲學,一方面讀電腦。就我也學那些外文系做的,哈哈,就是萬一說我有一天在台灣被解聘的話,那我可以在電腦方面做程式設計師這樣。那時,我修了很多課,但還差一點就能拿碩士。哈哈哈,就是這樣。
令儀:
哈哈哈,還真多耶!
大為老師:
對對對,修了差不多二十幾個學分耶這樣子。那然後,後來我打工,因為我有一些電腦的基礎,就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打工。我寫博士論文,然後我替另一個電腦系的博士生,他也在寫他的博士論文,那我做他的助理,恩,我替他寫程式,哈哈哈,是這樣子的。有時候就是你要想到說未來這個怎麼走,自己要決定,自己要去提前準備,考慮到一些可能性。那可是後來解嚴。解嚴這個事情(解聘)後就少很多了,但我們那時候都沒有想到解嚴,所以有時候,我們以前在寫我過去的感覺的時候,就是會說,我們是戒嚴的一代。恩,從吃戒嚴的奶水長大的,然後一直到我們學成回國的時候還是戒嚴,然後再過一兩年才解嚴。那跟你們這個時代是完全不一樣。那麼,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狀況。所以我們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鑽牛角尖,你們可能有時候會覺得有一點奇怪。如果你們知道一些我們比較細節事情的話,就是那個解嚴戒嚴時代的那個,那種心情跟心態有時候還在。
令儀:
剛剛講的是陳若曦嗎?
大為老師:
嗯!對!陳若曦,exactly。我們那時候在美國也碰到過他。《尹縣長》嘛!他以前寫那個東西,對。
文喬:
那,我們再來就第二題。再來的話就是,可能就是請老師從科學哲學到科學史的部分。就是老師是返台之後是什麼樣的原因開始從事中國科學史研究,而且就開始開設科學史的課程。那那那,在那時候,老師算是,蠻恩,前鋒開科學史的課,然後就是說
大為老師:
                對,在歷史學界。
文喬:
對,然後就是說,台灣科學史的發展,那個時候大概是什麼狀況?那老師參與,老師是怎麼參與在其中的?那後來就是,台灣科學史有是怎麼慢慢被吸納到STS的研究領域內?
大為老師:
唉!這個也是說來話長齁,大概就是說。我其實,我的博士論文是寫西方科學史,是寫十七世紀的牛頓跟惠根斯的光學的競爭這樣子,然後來談科學理性這樣子。所以我比較不是那種,因為後來有些人在嘲笑海外的文科留學生,就是說你在美國寫中國的東西,然後回中國講美國東西這樣。哈哈哈,反正人家都不知道你在講的東西。那可是我剛好相反,我在美國其實是在寫西方的東西,可是能回台灣在歷史所教書,那個,我的學生有幾個,怎麼講,都是歷史系出身的。歷史系出身的話,他們科學的背景就知道很少,恩,那他們反而是對中國科學史有興趣。因為中國科學史也是中國的歷史經典嘛!那他們覺得他們比較能夠掌握,這樣這樣。所以為了開課,為了他們的興趣,所以,好啊,我也來開一門中國古代天文學史。我跟他們一起讀書,恩,一起讀書這樣子,那這樣的關係。那所以這樣,那個時候才開始接觸到中國科學史。那我做中國科學史研究常常去取一些例子來做一些比較,我就會去跟西方的科學史、天文學史的東西來去做一些比較這樣子。
那,恩,那個時候台灣呢,是有人做中國科學史研究。可是基本上都是科學家在做中國科學史研究,像你說的劉廣定,還有一些其他人。所以我那時候在歷史學界就是開課科學史的課。以前文化有個老師,叫蔣義斌,他就說,你那個時候來科學史,那真的是,齁,震驚武林,轟動萬教,哈,因為從來沒聽說歷史學可以開科技史這樣的課這樣。
恩,那那個時候因為我是在清華的歷史研究所科技史組,我們希望發展科技史,而且那個時候我們是非常相信這個Kuhn的東西啊,還有科學史的發展東西。我那時候還不知道STS,那個時候才1986年。恩,1986年,那1986年今天說起來的話這個STS已經粲然大備了。那個時候我真的是井底之蛙,都不知道這樣。而那個時候就想要發展科學史。所以我就在很多很多學校去兼課,去開科學史的課。從台灣的,從北到南,齁,那個時候開可能有超過十個學校,恩,從頭到尾的去兼科學史的課。那我開的課,後來就是開西方科學史,那後來也開中國科學史,因為中國科學史後來我們也做了一些研究。那中國科學史沒有那麼難,而且我的古文程度還可以對不對?我讀《史記》的,哈哈。一開始我做中國數學史,後來也別喜歡《夢溪筆談》沈括的,所以後來就做了一些那些東西,然後也在上課阿、也在講啊!所以,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狀況。那後來我們就有科學史組,恩,清大就有科學史組,科學史組就慢慢地開始訓練出一些學生。齁,這些學生早年的,我的第一個學生是,是女生,到香港去,後來就不見了,他寫達爾文這樣。我第二個學生才是林崇熙,齁,然後再來是有些其他人,恩,一直下來,那,恩,雷祥麟是讀了一兩年之後就先出國了。這樣子,那還有王秀雲是讀完,齁,現在在成大,那麼許宏彬也是讀完,現在也在成大。那還有一個叫許全義,現在中一中,現在一個非常productive的中學老師。【註4】恩,所以說怎麼講?
所以說大概就是,因為阿我的那個時間,剛好台灣開始解嚴,然後開始有這個科學史可以開始談,因為科學爭議開始慢慢出來。像核能電廠阿。你知道我回台灣第一個申請的國科會計畫是什麼?申請國科會計畫的,我想研究這個,中科院的台灣核武的研究,哈哈。張憲義那個事情等等,那時候我非常天真阿這樣。結果當然就沒過,哈。國科會說,你這個,什麼研究啊?所以就沒有過這樣。可是我那個時候就開始注意到這些科技與政治方面的事情。那就是會覺得說,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其實可以幫當代台灣的一些事情,能夠提出一些問題,恩,而且我讀國外的一些東西,那些東西其實裡面就是有很多東西可以來借鏡,是這樣的狀況。
那所以那個時候呢就是說比較早,我真的是做的比較早,那歷史界我有個同事,後來很有名叫黃一農,他現在是中研院院士。可是那個,我比他還早。所以呢,就是說,比較多的人知道我在搞科學史,而且那個時候Kuhn的《科學革命結構》,我是1986年回台灣,那《科學革命結構》1985年已經在台灣出版了,那還有我的導言在上面這樣子。所以大概就是說,恩,我有一些學生現在在學界的人數,會比較多一點,大家都對科學史阿、科學哲學、Kuhn等等都有相當的一些認識。
然後大概在這樣子的基礎之下,恩,後來祥麟阿他們那些人回來說要推STS,才跟我說美國阿,現在有一些原來叫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所現在都改名叫STS研究所。我說真的有這回事嗎?哈哈。那麼所以,所以後來我們就逐漸,我覺得STS也不錯這樣子。其實我們很早以前在清華的課上面就讀了點ShapinSchafferLeviathan and Air-Pump,可是那個時候我只把他看作是科學史,那我覺得它是Kuhn《科學革命結構》之後的是最重要的一本書那後來才說,噢!其實它原來是STS的這個、這個歷史的面向的研究,才開始來做這樣的定位。所以已經有接觸這樣的東西,齁,那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下,那祥麟阿、林崇熙阿,或是說什麼的他們都想要推STS。那郭文華也是我們歷史所畢業的,那他是MITSTS研究所,所以他也是在讀STS。然後後來我們還加了一些做社會學的,做醫療社會學的,像吳嘉苓阿、成令方阿等等這有一些人,他們對醫療社會學、對Foucault阿什麼也都有興趣,然後他們對STS也非常receptive,所以大概就是說一方面是科學史界,我們科學史界的朋友。然後再來是一些,做社會學的,做醫療社會學,當然包括像台大的陳東升阿,他是做工業社會學或組織社會學那些方面的東西。所以那麼就是大概這樣一個,恩,結合,光光科學史還不夠,還再加上社會學這樣,有一些社會學家加入。恩,那所以這個大概是這樣的東西,就開始成立,就開始慢慢推廣STS
文喬:
老師,品妤剛剛有課,哈哈。
品妤:
對,我剛剛有課。
大為老師:
喔。重點都已經講完了,哈哈。
品妤:
我之後會善盡閱讀的責任。
大為老師:
那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是,那個時候的陳水扁的政府喔,他們對STS也有興趣,就是特別通過一個管道──因為那個時候陳東升,在主持台大社會系,在那個學官系譜上面,他做得比較高。他是人文處處長,科技部人文處處長,而且是教育部顧問室的副主委,齁,這樣子的。那他也覺得STS有用。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有個觀點是這樣子的,過去核能的事情鬧得非常厲害對不對,台灣有很多科學,就被民眾質疑的非常厲害。那後來科學家們又想推基因,基因研究。他們又很擔心又來這樣的質疑,台灣民眾又來這樣。那所以,是不是有一種可以介於這個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這種研究,能夠到時候來幫忙解決這些各式各樣的問題。他們知道科學家沒有用!科學家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核能科學家被批評的一蹋糊塗這樣,而且一大堆其他的科學家來批評核能科學家。所以科學家自己都已經鬧成這樣子了,那你怎麼辦?所以那個也是另外一個因素。就是我剛剛就是講好幾個因素,就是讓STS它怎樣在,就是2000年喔,所以若是按造我的算法的話,祥麟是1999年回清華嘛!那大概是從2000年我們開始正式推STS,然後教育部有一些計畫,齁!這些計畫,從三年委托計畫,到後來的中綱計畫,前後那個時候也在推。所以《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是在那個時候,大家合力做出來的,特別是在那個整合型計畫中──那是教育部委託的一個大型的整合型計畫就是來推 STS的。那雷祥麟是總主持人,然後他們找了一群人,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科學史家,或是其他等,那個時候啊劉士永、李尚仁、祝平一也找進來,什麼林崇熙阿、吳嘉苓、吳泉源啊,通通通通都進來!所以那個時候有點像是剛開始的時候的那樣的發展。是這樣子的。
文喬:
好,謝謝老師,那就是同學有沒有問題想跟老師聊聊的,哈哈。那沒有的話,我就繼續。
育辰:
哎,我想要問一下。教授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就是說教授在外國拿到了那個學位以後,為什麼會回來台灣執教的時候是選擇歷史系?
大為老師:
喔喔!
育辰: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還有很多的系所都有。
大為老師:
對對對對對對!我當時本來是要去哲學系的,對,那個像中研院的歐美所啊!台大哲學系是不去了,因為當時那被認為是,已經被認為被國民黨主掌。但是有一些大學的哲學系還是可以去的。那,但是呢那個時候清華剛成立人社院,成立人社院那那時候的院長李亦園阿,還有跟那個李怡嚴,他們就覺得說,耶!我們清華是理工科大學,那現在成立人社院,那為什麼不來搞點科技史?當時校長毛高文也頗喜歡這個想法。那誰可以來搞科技史呢?他們就想不到誰可以來搞。那後來不曉的是誰跟他講說,耶,海外有個人,而且是你們清大的畢業生,現在在搞一點科技史。所以後來李怡嚴就跟我連絡上了。我那個時候還有點擔心說會不會一回去就被他們,就怎樣怎樣,就被擺一道。我就跟他們說,請你先把聘書寄給我。哈哈哈。李弈園就先把研究聘書寄給我,拿到聘書我就回台灣,哈哈。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狀況,我一開始想去哲學系,所以哲學界,我以前認識的都比較多是哲學系的朋友,那歷史學界我反而認識的比較少。而且這個是清華歷史所的歷史啊!
那個,有另外一個複雜性,這個複雜性就是說,恩,他們會覺得說我搞的東西根本就不是歷史。恩,對,是哲學。然後你知道台灣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是互相看不起的!有這樣的狀況。那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在中間,那我怎麼辦這樣?那所以我後來要證明啊!證明我寫中國科學史的東西可以在國際學刊上登好幾篇這樣,那他們後來就沒什麼話講了這樣。但是他隱隱約約還是,這不是真正的歷史,還是有這樣的東西。
那,反正這個東西中間很複雜,我後來跟歷史學界,恩,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叫錢新祖,可是錢新祖後來,他是做中國思想史的,他早年去世。我早年在清華的時候,我是跟他是同一批人。那可是後來我跟們史語所的人就搞得不太好,特別是我們那個時候所長杜正勝,就跟他搞得很不好。那,可是杜正勝後來也是綠的嘛!所以就,所以後來事情就這樣慢慢的過去了。可是一開始的時候他很強勢,他覺得他要的人通通都要進來,然後他對錢新祖有相當的懷疑,而且余英時也不喜歡錢新祖。齁,那錢新祖是跟杜維明比較好。好,所以這是他們海外的歷史學家的一些恩怨與關係。
文喬:
老師,您需要休息一下嗎?
大為老師:
沒關係,我一直在休息阿,哈哈
文喬:
好,謝謝老師。

【傅老師註解】

1
   
在留美讀哲學之前,我還曾在台灣的輔仁大學哲學所讀過一年的士林哲學,算是企圖增加自己的哲學程度,有些不錯的同學,但那與我後來的知性發展關係不大,在這裡從略。我後來留美,第一個讀的哲學所是印第安那大學的,後來因為私人因素很快就轉Ohio State U. 的哲學所。

2
   
育辰的問題有小誤,光明王國一詞來自我那本雜文集的序言「基進的黎明」,王國許多不見得與當年的黨國有關係。

3
當時我另外也受到胡秋原《中華雜誌》的一些影響,但後來出國後就沒有後續。我在小金門服役的時候,還讀了不少鄭學稼的《中共興亡史》,頗好看的。

4
當然還有些其他在學界的學生,如長庚的張淑卿、清華的李卓穎、精神分析師楊明敏等,但這裡並不是要一個完備的名單,所以就只提臨時想到的。又祝平一雖然非我學生,但他在清華作研究生時,我們互動還滿多的。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19年3月31日

關心全球衛生之前必須要瞭解的《醫療與帝國》

BY passsager No comments

陳柏勳(中西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書目資料:Pratik Chakrabarti著,李尚仁譯,《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Medicine and Empire:1600—1960)。新北市:左岸文化,2019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近年來,台灣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呼聲不斷,尤其是在跨國界的新興傳染病防疫上,台灣在全球衛生架構下更扮演重要功能,甚至成為中國打壓台灣地位、阻止台灣參與的標的物。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再用防疫歸防疫,政治歸政治的觀點來討論全球衛生,而是得納入政治、文化、醫療與歷史的觀點來探討全球衛生。

      《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以下簡稱《醫療與帝國》)作者Pratik Chakrabarti教授以科學史與醫療史見長,藉此開展至世界史和帝國史。研究主題的地理範疇擴及南亞、加勒比與大西洋,跨越1820世紀的歷史發展。他在印度尼赫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和醫學史研究中心」,教授醫學史與科學史。其著作有《當代印度裡的西方醫療》(Western Science in Modern India: Metropolitan Methods, Colonial Practices. Permanent Black, 2004.)、《物質和醫療》(Materials and Medicine: Trade, Conquest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英屬印度的細菌學》(Bacteriology in British India: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the Tropic. Boydell & Brewer, 2017.)。

本書透過歐、美、非及亞洲三個世紀多的醫療發展,從全球觀點探討帝國與醫療相互交織的歷史。作者在導論首句即說明此研究的重要性「要敘述現代醫學的歷史,就不能不談帝國主義的歷史」(第9頁),這不僅意味著帝國主義形塑出現代醫學的樣貌,也提醒著我們看待現代醫學甚至是全球衛生的知識、技術、實作與政策時,也得注意隱而未顯的帝國主義遺緒。因此,作者對此書進一步的期許為:「幫助我們以全球尺度來理解醫學的歷史,也提出今日危害全球健康的深層問題之歷史脈絡。」(第10頁)此處需要說明的是,全球指的是空間尺度,是在歐洲觀點下,歐洲人自十六、十七世紀透過航海貿易所拓展的地理空間,部分國家藉此在美、非與亞洲取得領土,對該處人民進行政治與經濟控制,因而區分出歐洲的帝國與歐洲以外的殖民地,這樣的政治經濟力量則將現代醫療散布於各地,是為全球化。就本書的寫作鋪排,以帝國為名的篇章,乃將歐洲與殖民地視為整體來討論兩地間的醫藥流動,而以殖民為題的話,則聚焦於歐洲國家與殖民地之間的治理關係。

就殖民醫學史的研究發展來說:十九世紀著重帝國與現代醫療的文明開發、二十世紀初則強調殖民醫學的負面影響,帝國造成的認同、文化與生態議題成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後殖民醫學史書寫的常見主題。對Pratik Chakrabarti而言,「殖民醫學」要探討的是差異的觀念(idea of difference)如何在現代醫學與殖民政策間取得關鍵作用,以及醫學如何整合進入殖民經濟與治理(第20頁)。換言之,本書的重點是研究人的行動力和更廣大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互動(第42頁)。因而,在行動者與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架構下,作者在結論指出「分歧」與「同化」是殖民主義留給二十世紀全球衛生的遺產。縱使帝國的軍事武力在形式上已消逝,但國際間之社會經濟上的結構暴力,依然形塑著全球衛生、醫療與疾病的樣貌,這也凸顯了閱讀《醫療與帝國》這本書的必要性。

深入介紹《醫療與帝國》之前,先讓我們看看這幾年台灣坊間有哪些跟帝國醫療有關的書籍,來作為進入《醫療與帝國》的準備工作。醫療史學者李尚仁主編的《帝國與現代醫學》論文集裡多篇以東亞為主題的文章,但該書主編也提醒以國界與國族來分類,是無法適切分析現代醫學擴張的歷史,此乃殖民醫學史的重要研究視角。誠如英國醫學史學者Mark Jackson《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從宗教、都市傳染病到戰地手術,探索人類社會的醫病演變史》的英文書名A Beginner’s Guide,此書依照年代順序扼要地介紹東西方重要的醫療史課題,書中作者對歐洲醫療史內容的熟稔,可以作為讀者建立歷史發展的時間軸。相較於編年史的寫作體例,另一位英國醫療史學者Keir Waddington的《歐洲醫療五百年》則是以主題式的精要介紹歐洲自1500年以降的醫療發展,讀者可以從〈醫療與宗教〉、〈外科〉、〈科學與醫學〉、〈醫療與帝國〉與〈醫療與戰爭〉等篇章先做預習,再於《醫療與帝國》一書中詳細了解前述主題跟帝國醫療的關係。

 








本書導論對殖民醫學及其歷史、殖民主義與後殖民歷史書寫等學術議題做精要地統整,像是把這三百多年的歷史分為四個時期:16001800年的貿易時代、1800—1880年帝國時代、1880—1914年新帝國主義時代、1920—1960年新帝國主義與解殖的年代,為讀者進入此時空旅行提供行前準備。接著,本書分為十章,依主題式地來介紹1600年至1960年的醫療發展。第一章,作者以西歐國家的貿易時代作為整段歷史的起點,尤其是西班牙於十六世紀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為重要標誌,商業貿易的擴展與流通,使得人群、貨物與醫藥跟著流動起來。第二章則聚焦於植物藥、醫療與的國之間的關係,在此過程,傳教士不只帶著聖經與歐洲醫療至殖民地,也從殖民地將當地民族醫藥引進歐洲。軍事醫學則在第三章登場,為了確保軍人在殖民地的身體健康,現代醫學得要從集體的觀點來改革實作的方式,統計學因而被醫學援引,外科醫師也在一次次的戰爭洗禮中,逐漸從理髮匠成為醫學專科。第四章則指出現代醫學在殖民主義下,不再是醫療歸醫療、政治歸政治,醫療結合當人們對「熱帶地區」又愛又懼的矛盾心態,逐漸成為建構種族主義的工具。作者在第五章以疾病為主軸,探討因帝國擴張使得人群跟病原、病媒的接觸日漸增加,進而全球流動,但也使得我們對微生物與傳染病的知識快速累積。

第六章則是以作者最熟悉的印度為例,具體闡明殖民醫學在印度所產生的劇變,作者認為西方醫學儘管印度有豐富的歷史,但仍有一大部分的印度人未能從中獲益。第七章的非洲案例,作者提到現代醫學成為歐洲人文明開化的工具之一,但有意思的是,充滿環境、物種、文化異質性的非洲,反而為引進現代醫療的傳教士帶來了「醫療多元主義」。(第264頁)第八章作者清楚地指出熱帶醫學內容的模糊性與混種性格,作為一門帝國科學,熱帶醫學得先承認熱帶地區的獨特性,進而透過醫療的介入來確保殖民地適合歐洲人永續居住,這樣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後被世界衛生組織所接收,成為全球衛生的基礎。第九章則以熱帶醫學中的主角細菌學為例,說明治理細菌為何且如何作為帝國文明開化的重要象徵?歐洲國家如何透過實驗室及其生產的知識,來界定「醫學」為何是現代的、是西方所擁有的?【註1】作者在第十章則將視角移到殖民地的傳統醫療上,他指出殖民醫學不單單促進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醫藥交流,也發明的殖民地既有醫療的傳統,以台灣熟悉的中醫藥來說,十九世紀西方國家挾著現代醫療進入中國,使得「傳統中醫學」在國族認同的追求下,於文化大革命時發明了名為「傳統」的新式中醫學。在結論處,作者認為帝國雖然隨著兩次世界大戰而結束,但殖民醫學的精神,仍在國際衛生組織的醫療援助活動中,以「全球衛生」之名得到延續。

本書不僅在各篇章統整既有的研究成果,也提出許多獨特的歷史見解。舉例來說,在植物與醫學的篇章裡,作者除了結合科學史中對十七世紀植物交流的關注,更指出歐洲醫療市場面對如此藥材資訊爆量的情況,使得十八世紀晚期本草學成為系統性的醫學專業,也為往後的化學家與藥劑家的興起鋪路(第107頁)。再者,我們熟悉的英國海軍以檸檬來治療壞血病的歷史,作者強調大多數的歷史解釋是以今度古,我們必須謹記:「海軍外科醫師林德(James Lind)並不是因為知道缺乏維他命C會引起壞血病,才開出檸檬處方來治療……當時將壞血病視為一種腐敗病,需要以抗腐敗劑加以治療的觀念,才用檸檬來實驗。」(第125頁)這樣回到當時的文化與實作來理解醫療,不只適用於閱讀醫療史,著實是我們理解全球各地醫療形式與內容所需的態度。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拋開以今測古、或是中心邊緣二分法的觀點,來看待全球框架下的現代醫學發展,進而發現多元醫療體制與社會經濟結構相遇時的相互影響。

最能體現作者的殖民醫學史研究重點:「人的行動力和更廣大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互動」,莫過於探討印度殖民時期的西方醫學發展,尤其是跟知名的殖民醫學史學者David ArnoldMark Harrison的研究對話。David Arnold認為殖民醫學的特色在於讓殖民地人民認為帝國的科學理性勝過殖民地的既有文化與醫療,他的主要研究焦點擺在帝國如何透過醫療衛生政策,在殖民地展現侵略與霸權的性格,但Pratik ChakrabartiDavid Arnold分析過的孟買鼠疫為例,說明孟買下層居民並非單向地受到殖民政府的壓迫,他們經常自願且熱心的參與疫苗接種,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醫療官員越來越有信心,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藉此逃避其他嚴苛的衛生措施。對於Mark Harrison指出加爾各答在英國殖民時期的霍亂防疫,當地菁英(食利階級,rentier class,廣義的有產階級)數度阻饒殖民政府引進公共衛生措施,可是Pratik Chakrabarti分析該菁英階層的政治經濟背景,他發現此階級乃是由殖民稅收和商業所創造,意即食利階級亦為殖民的產物,是故,他們並非對殖民者反感而反對公共衛生建設,而是與殖民者一樣跟城市的貧民保持距離,因為食利階級還是熱心地為帝國醫療機構籌措資金。(第232-235頁)透過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本書不但關注醫學如何整合進入殖民經濟與治理,更強調行動者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

不過,誠如譯者在譯後記的提醒,本書作者雖欲以全球的觀點來寫書,但資料來源仍以歐洲、非洲、中南美洲與印度為主。東亞的醫療史學術社群業已觸及《醫療與帝國》所缺乏的東亞部份,像是李尚仁除了主編前面提過的《帝國與現代醫學》論文集,他的《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即是以萬巴德這位移動於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之間的醫師為例,闡述現代醫學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後的醫療實作與知識生產。香港醫療史學者羅婉嫻的《香港西醫發展史》則探討鴉片戰爭後英國殖民政府如何在香港建立起現代醫學,現代醫學又是如何取代原本強勢的中國醫學,值得跟《醫療與帝國》的〈印度殖民時期的西方醫學〉相互參照比較。台灣的殖民醫學歷史亦值得擺在《醫療與帝國》的架構下來探討。醫療史學者劉士永(Michael Shiyung Liu)的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書中描述日本如何以德國醫療制度為藍本來規劃殖民地的醫學,且指出殖民政府的現代醫療衛生制度如何跟殖民地做協商。而台灣史學者范燕秋的《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則以日治台灣為舞台,探討現代醫學在日本殖民過程中的具體實踐,進而形塑其特有的身分認同及文化變遷,展現醫療的殖民現代性。社會學者駱明正(Ming-cheng Miriam Lo)的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則是探討日治時期台籍醫師介於殖民政府與殖民地同胞之間的認同問題,作者認為這些醫師以引進現代文明為由來緩解身分認同上的焦慮。藉由香港與台灣的殖民歷史,我們不僅以具體的事例來補充《醫療與帝國》對東亞討論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透過比較英國、德國與日本這三種不同的帝國型態與殖民方式,以及印度、香港與台灣此三個殖民地的樣態,讓我們能以全球架構來重新看待帝國、殖民與醫療之間的複雜關係。

當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98年左右喊出「全球衛生」時,面對的問題是新興傳染病,仍是帝國主義與現代醫學幾世紀來關注的疫病防治。中研院的醫療人類學者劉紹華指出,雖然形式上的帝國已然消失,但「國際援助取代了殖民主權的正當性,持續進入並影響新興國家」她在〈從國際衛生到全球衛生:醫療援助的文化政治〉一文中觀察近年來台灣各大醫院與醫學院校,投入海外義診與國際健康服務計畫時,不禁疑惑道:「台灣從殖民地、受援國轉變為援助國時,在國際援助的概念、做法上有所改變嗎?」筆者認為,《醫療與帝國》這本書可以幫助我們(尤其是醫療從業人員)透過這三百多年的全球醫療史好好地來思考。

【註1此段歷史亦可見Bruno Latour著,伍啟鴻、陳榮泰譯,《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新北:群學,2016


延伸閱讀

Bruno Latour著,伍啟鴻、陳榮泰譯,《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新北:群學,2016

David Arnold著,蔣竹山譯,〈醫學與殖民主義〉,收錄於吳嘉苓、雷祥麟、傅大為主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2004,頁183-217

Keir Waddington著,李尚仁譯,《歐洲醫療五百年》(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新北市:左岸文化,2014

Mark Jackson著,王惟芬譯,《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從宗教、都市傳染病到戰地手術,探索人類社會的醫病演變史》(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 beginner’s guide)。台北市:臉譜,2016

Michael Shiyung Liu. 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9.

Ming-cheng Miria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台北市:允晨文化,2012

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08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再版)。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

劉紹華,〈從國際衛生到全球衛生:醫療援助的文化政治〉《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臺北市:聯經,2017。頁165-187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香港:香港中華書局,2019


*作者介紹:陳柏勳,中西醫師,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本文感謝張邦彥醫師、陳禹安與何函育的建議,以及蔡令儀醫師的審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