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的人與（虛擬）動物關係——《就算牠沒有臉》書摘

作者：黃宗潔（Cathy Huang）

※本文節錄自《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之【第四題】虛擬動物：〈數位時代的人與（虛擬）動物關係〉，（⋯⋯）為編者所加。

人與虛擬生命互動的倫理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在探討數位時代親密關係的《在一起孤獨》這本書中，曾相當深入地分析諸如電子雞、小精靈菲比等「數位生物」帶來的不同道德視域。不同於孩子透過想像與角色扮演而被「灌注生命感」的洋娃娃，電子雞等數位生物「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新的物體疆域：孩子認為物體有自己要做的事，也有需求和願望」。而《精靈寶可夢Go》自二○一六年推出以來，除了最初在擴增實境的地圖上蒐集寶可夢、在道館對戰等遊戲功能外，後來還新增了「和夥伴一起玩」的功能，玩家在帶著特定寶可夢一起走路的同時，還有餵夥伴吃點心、一起玩、一起對戰、幫夥伴拍照等選項，隨著互動所累積的經驗值，夥伴的等級將會提升。這些在玩家「撫摸」時會展露雀躍神情，並且在捕捉其他寶可夢時進行協助的夥伴，某程度上已具備了初階電子寵物的雛型。（至於強調真人動畫版的《名偵探皮卡丘》，則更加強化了皮卡丘做為虛擬寵物的形象）。

當然，若以「虛擬生命」這個角度進行觀察，動畫、遊戲、電子寵物、真人扮演的玩偶，並不完全在同樣層次上，「擬人/擬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其中自然以電子寵物仿擬真實生命的程度最高，日本甚至有寺廟為停產並且無法維修的「往生」電子狗Aibo進行「超渡儀式」【註1】。這些「夠像有生命」【註2】的存在，凸顯出「站在生命邊界上的物體，也可能帶來椎心之痛」【註3】。正因為這椎心之痛一如真實生命般難以承受，新一代的Aibo才會改良為能將數據存在雲端，即使機體損壞，也可以透過將數據傳到新Aibo的方式，讓Aibo「永生」【註4】。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以如今的科技看來設計相當簡單，也不具備太多互動可能的電子雞，依然會讓孩子哀悼它（牠）們的「死亡」，並為了疏於照顧或未曾善待它（牠）們產生罪疚感。因此我相信這個新世代的「電子寵物照顧倫理」可以開啟的思考面向，遠比表面上看來的還要更多。如同特克所強調的，重點並非這些物體是否真的有情感或智慧，而在於「那些物體在使用者身上喚起的感覺」—它（牠）們喚起的，正是人類的情感依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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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寶可夢到旅蛙：寵物照顧遊戲開啟的新道德景觀

事實上，若進一步觀察《精靈寶可夢Go》這類遊戲中的虛擬角色與相關設定，就會發現相較於電子雞或電子狗，玩家必須用「更不擬人/擬真」的態度去建立互動倫理，在遊戲進行時才不會產生太多道德包袱。例如玩家儲存寶可夢的數量有其上限（儘管可以不斷花錢擴充容量），加上寶可夢進化時需要一定數量的「糖果」才能進行，因此這些「寶可夢訓練家」必須將部分寶可夢「傳送給博士進行研究」來交換糖果，如果此時內心浮現「那不就是送給博士進行動物實驗……」的念頭，恐怕會產生一些動搖吧。但內心動搖的訓練家是無法持續下去的，換句話說，玩家必須揮開這些「雜念」，才能接受並進入遊戲建立的世界觀。這個世界某程度上是透過動畫、玩偶裝等其他管道，來建立角色的故事、來歷與「生命感」，但在遊戲當中，牠們與「真實生命」之間的距離相對比較遠，例如打道館而「負傷」的寶可夢們，也不會在形態上有任何改變，只要輕鬆透過一些道具，就可以讓瀕死的寶可夢重獲生機。

嚴格來說，大部分具有「寵物照顧」性質的遊戲，多半都有這種「無限補血」的設定，因為一旦太過貼近真實，反而可能降低玩家遊戲的意願。以另一個亦曾頗受歡迎的臉書遊戲《開心水族箱》為例，玩家必須每天投餵飼料，一旦太久沒有登入遊戲，費心蒐集的魚就會臉色黯沉地游來游去，並出現某條魚已經餓了的文字提醒。但這些虛擬魚的抱怨僅止於此，就算一個月不回來，它們畢竟不會真的「餓死」。不過，我曾玩過另一款英文版的水族箱遊戲，一旦沒有依時殷勤整理，水族箱就會「長出」青苔，太久沒餵食的魚甚至真的會翻肚給你看。老實說，那個遊戲我很快就放棄了，原因無他，心理負擔實在太大了，比養真魚還累。

（⋯⋯）

這些例子讓我們看到，人們一方面透過擬人、擬真的方式來營造出一個虛實相間的遊戲世界，另一方面，卻又時常刻意拉開距離，讓它們「不夠像有生命」。這樣的心態看似矛盾，其實只是反映出虛擬生命所帶來的，新的道德景觀之建構過程。一如許多人會爭論：對虛擬生命投注情感，究竟會讓我們失去與真實生命的連結，讓人變得更加麻木，抑或反倒擴大了倫理所及的對象，讓我們對生命更有感？兩個答案確實都同樣可能發生。因為如果借用德瓦爾的說法，人和動物的思考方式、情感模式「在深層意義上是連續的」，那麼每一個人對待其他有生命與無生命之物的情感態度，也並非「有或無」二選一就可以涵蓋，而是在深層意義上的連續光譜。

就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真實世界的倫理課》中，略帶悲觀的預測：

如果機器可以、也真的變得有意識，我們會在乎它們的情感嗎？迄今，我們跟我們唯一遭遇的非人類知覺生物（動物）的關係歷史，讓人不太能相信我們會承認有知覺的機器人不只是財產物品，而是有道德立場和利益值得顧慮的生物。…不被普遍視為我們道德社群成員的有意識機器人的發展，可能導致大規模的虐待。【註5】

從人類歷史來看，我相信他沒有說錯。但我也同樣帶著盼望，如果有更多人，會因為擬人化的情感投射，想像皮卡丘帶著「無助的眼神」，會將電子狗Aibo的死亡當成真實寵物的死亡一樣傷心，那麼，我們想像的未來，說不定就可以不那麼傾向「大規模機器人虐待」的世界，而是一個會為機器哀悼，也同樣會為真實生命哀悼的未來。

※本文初稿原刊於《台灣人文學社通訊》第15期，二○二一年五月。

【註1】 〈日寺廟為機械狗舉辦喪禮、超渡靈魂〉，《自由時報》，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2】  借用特克《在一起孤獨》第二章的標題。

【註3】 雪莉．特克著，洪士民譯：《在一起孤獨》，台北：時報，二○一七。

【註4】 PingWest撰文：〈Sony 電子狗 Aibo 如何撫平人類寂寞？〉，《TechNews》，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註5】 彼得．辛格著，李建興譯：《真實世界的倫理課》，台北：大塊，二○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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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啟示錄——《異溫層迷航記》書摘

作者：呂欣怡（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紛爭之源：新興能源仍未脫傳統能源開發邏輯

從二○一五年的苗栗到二○二○年的雲林，西海岸有離岸風場的各縣，幾乎都出現了漁民抗爭。這讓我們必須探究：台灣發展離岸風電的方式，出了什麼問題？為何在不同地方都引發了類似的民眾反彈？最近幾年新出版的能源人類學作品，或許能帶給我們一些提示。能源人類學一向的核心關懷，是探索能源科學著重的技術面向之外，更複雜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條件，與能源技術及產業之間的交纏。這裡所指的「能源」，當然包括了傳統化石能源與新的綠色能源。二○一八年與二○一九年出版的三本重要作品，都批判性地檢視了大型風力發電場造成的社會、政治或生態衝擊。荷姆．法蘭克薩（Jaume Franquesa）的《權力爭鬥：尊嚴、價值，與西班牙的再生能源前線》探討加泰隆尼亞一個偏遠農村如何與掌控能源設施的企業財團交涉。選址於此村落的大型能源設施包括上個世紀的核能電廠，以及本世紀的大型風力發電場。能源技術在每個時代都以進步與創新的形象現身，但也都以「進步敘事」來遮掩剝削貧窮鄉村地區的事實。對不斷抗爭的村民而言，風電只是另一個受政經菁英壟斷的資本積累工具。

二○一九年杜克大學出版社以頗富新意的「雙民族誌」（duographs）形式，出版了多明尼克．波耶爾（Dominic Boyer）與西蒙．豪伊（Cymene Howe）各自著述但共享副標題、前言，與結論的《能源政治》與《生態邏輯》（兩書副標題為「人類世中的風與權力」）。這套雙民族誌以墨西哥陸域風機密度最高的省分瓦哈卡（Oaxaca）為田野場域，探討墨西哥於後石油時代開展的能源轉型如何同時受制與開啟了不同尺度的權力關係。他們發現，傳統能源時代的價值積累模式，頑存於新世紀的風電生產體制，因而激發了瓦哈卡原住民大規模的反風場運動，並造成基層民眾對綠電無感、也不支持電廠民主化的社會後果。

上述三本作品代表了晚近關注能源轉型的人文社會學者的共同觀察：大型再生能源設施再製了傳統能源產業與採礦業的「搾取邏輯」（extractive logic）。台灣目前已經沒有煤礦或石油等化石能源生產事業，但近年來爭議極大的石礦業，或可作為說明「搾取邏輯」的實例。搾取邏輯的首要特徵是它對低成本取得的公有地與礦物資源的獨占性，一塊劃為礦場的土地，在礦業許可期間可以合法排除妨礙採礦的其他土地用途，就如同離岸風場劃設於國有海域之後，即使沒有實體畫限，但風場範圍內可能干擾風機運轉的人、物，與行為，都可被取締。同時，如同礦場需要以貶抑場域內原有用途之價值的方式來合理化其空間獨占性，離岸風場計畫在闡述開發合理性時，也必須證明該海域既有用途——漁業——的低經濟價值，而這正是漁民在各個陳抗場合都必須特別強調現有漁場的魚源豐富與高價值，以駁斥風電業者爭取獨占權利的理由。

搾取邏輯第二項特徵，是它將欲開採的礦物從其鑲嵌之環境剝除。在礦業資本家眼中，除了這項可轉化為財富的開採目標之外，其他周邊存有——如土石、森林、水源，以及各種動物等等——都是需要清除的雜質，而當礦業在意的開採目標無法再生產，整個礦場就被棄置了。離岸風場所開採的資源是源源不絕的風，似乎沒有採礦行為終將耗盡礦場之礦物資源的問題，但風能開採需要人為設施——包括馬達、扇葉、機架、機座、海纜等等，這些技術物的設計規畫，都是以極大化風能開採效率為目標，而不把風視為與海域萬物交纏的力量。因此，我們看到風力發電機組的高度、尺寸與裝置容量，都一直往大型化的方向演進，至於巨型風機可能增加的環境擾動，如對鳥類、對海洋生物，甚至對人類的視覺與行動干擾，則都視為可以控制與緩解的技術問題。簡言之，資本密集、規模生產的離岸風電，再製了單一化的生產思維，與漁民呼籲「留下一片海，留下一個讓年輕人進可攻、退可守的活路」等保留未來使用多樣性的開放思維，呈現強烈對比。

打造一個共存共生的海域

在一個晴朗的秋季上午，漁民詹大哥載我們出海，短暫體驗漁民的工作情境。船未駛離內港之前，水面平靜無波，我很高興地說，今天浪很小，應該不會暈船，詹大哥輕笑了一聲，「出港之後你就知道了。」果然，船一繞過圍港堤岸就開始劇烈顛簸，在上上下下搖晃不定的視野之中，我勉強可以辨認出海面上的幾個小浮標，詹大哥詳細解說，這是某某的流刺網、那是某某的定置網，詹大哥的漁船必須繞過這些網具範圍，到更遠之處垂釣。換言之，我們看來一望無際的大藍海洋，其實是各有所屬與用途的海田組合。此時遠處停泊一艘詹大哥覺得陌生的漁船，他說，如果是外地來的拖網船，他就會立即通報海巡署，「漁民最討厭被管被約束，但我們這些漁民還會主動聯絡海防巡警，就是希望官民能夠合作，聯手趕走破壞漁業生態的外來漁船。」

在暈船造成的混沌之中，我卻似乎從詹大哥這樣的漁民身上，看到了一絲海域振興的希望：離岸風機是大型資本的開發案，乍看之下與能源民主的理想相去甚遠，但它的確是台灣面對艱鉅的能源轉型工程時，最能兼顧時間（緊迫）、空間（稀缺），與技術（成熟度）等三項條件綜合考量之後的（不完美）平衡方案；另方面，正因離岸風電開發需要大量跨國資本，涉及高度的政治經濟利害性，其所擾動的公眾爭議才有可能促使政府正視海域總體規畫的必要。但要讓海域真正成為國民共有且能夠生生不息的「大窟田」，首先必須結合具備海洋知識、保育意識與資源管理能力的漁民，共同創造「漁與魚共榮」的友善海域空間。在此目標下，尊重原有生計方式、保留土地與海域多元使用，以及不圍蔽（enclosed）的開放發展方式，不但是漁民合情合理的訴求，更能讓綠電可以貼近人民的日常感知，進而在地扎根、長遠發展。

本文由左岸文化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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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對技術的裝飾與警示：淺談紀錄片《人類未來方程式》

 作者：劉旭鈞（長庚大學醫學系四年級）

The Future of Work and Death film poster (2016)，圖片出處

一、前言

「未來學」已是多年來的熱門話題，亦有學院成立「未來學研究所」，而《人類未來方程式》（The Future of Work and Death）就是一部與未來學密切相關的紀錄片。該片從技術發展的角度分別切入工作與死亡的可能未來，訪談生物學家、「未來學家（futurist）」【註1】、跨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註2】、生命倫理學家、人類學家【註3】與企業經營者。這顯示出本片的視野與參考對象，甚至是立場：作為一部以技術發展為前提的紀錄片，其關懷不在於描繪某特定技術的遠大前程，而是關注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與衝擊，並盡可能「兩造並陳」。

兩造，是何兩造？洪靖在對本片的評論〈樂觀或悲觀看待科技？導讀《人類未來方程式》〉【註4】中指出，科技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與科技悲觀主義（techno-pessimism）是人類在面對技術對社會之影響時的態度。洪靖博士從技術哲學的角度出發，爬梳人類歷史上對技術的幾種立場，並指出本紀錄片採取如何不同的態度。洪靖認為本片並未在悲觀與樂觀間選邊站，既不美化技術，也不對之過度警戒，而是對科技與技術之關係，採取「共伴（co-accompaniment）」態度：不要預做決斷，也不能撒手不管。

對稱且謹慎的敘述方式，確實讓本紀錄片得以容納不同面向、立場的說法，使觀影者得以在未來學對技術的裝飾與警示間，摸索思索技術、應對未來的可能方案。然而，本片的主題與關懷範圍，未必全然如此對稱；此外，本片的部分預設也可能使之略過一些應被追問的議題。以下將先討論本片的二項主題，「工作」與「死亡」，以釐清本片的論點與閾限。

二、工作：經驗的對照

本片從製造業、醫療產業、金融業的自動化與機械化，談工作如何可能被取代。這些取代與技術發展基本上都難以反駁。對照個人在二年級「初步見識醫院」課程時，曾聽精神部主任談到：「你以為醫生工作不會取代？什麼病人比較想要有人情味，只有外科醫師那些工匠才會被達文西手臂取代。可是沒有喔，調查做出來大家還是比較想要被機器看。我們內科醫師也會被取代。」三年級時，解剖學課程中的病理科醫師演講，則提到醫院如何使用資訊技術判讀病理切片，但同時強調醫師不會被取代。

基本上，本片訪談者提到的上述三個行業中，醫療產業大概是最多人認為「難被機器取代」的工作，或者只會被部分取代。然而，醫療現場的焦慮，似乎部分呼應本片的說法。當然，上述的學習經驗只呈現醫學界的部分觀點，也有許多報導與研究再三指出「患者較偏好醫師而非AI」。【註5】

本片接下來談到的工作危機，基本上只走一條路：失業。藉由探討失業，以及失業背後的其他更多提問，本片完成關於工作的探問。這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一）指出必定有轉換期，但轉換期中間的事情似乎有很多風險；（二）工作到底是否真有必要？；（三）轉換期不是中性的，可能涉及到政治的重新分配。

在談（一）轉換期時，他們指出現在有大量大數據分析的職缺（20萬個），且工作的「型態轉變」可能是從原本現在的工作轉移到「對機器進行編碼／寫程式」的型態。這件事情相當真切，在台灣也是如此：聯成、巨匠、台大、資策會及其他多所院校皆開設工程師訓練班，教導如何寫程式，報名人數增幅極大【註6】。此類課程的興盛呼應著就業市場的需求。這意味著，本無資訊科學背景者，在進修程式語言後，可能成功找到前端工程師的工作。我們確實身處轉換期中。這不是任何人可以說「好，現在開始」才開始的事情，也絕非說出那句「開始」才會真正開始。邊界是模糊的。

當然，許多受訪者都意識到了問題——轉換期間，終有大量的人要失業。他們也指責另一群受訪者——許多自稱「未來學者」、「跨人類主義者」——只會裝飾出未來的美好圖像，卻刻意迴避人類的基本需求，以及如此轉換將帶來的龐大代價。而未來學者則會提出「新盧德主義分子（Neo-Luddites）」【註7】作為回擊。這是一種普遍、科技至上主義者的論調，我們應該不會太陌生，因為英國的技術官僚C. P. Snow在提出「兩種文化」時，就罵人文學者是「盧德主義分子」。【註8】

在談到（二）工作之必要性時，我認為未來學家並未被駁倒。無論是援引馬派思想或是直搗「生命意義」，基本上都還是可以讓觀眾接受並支持「少了某些工作，我們可以探問人類的真義」的論點。然而，重點其實還是在（三）：政治手段與重新分配。受訪者之一、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與哈佛大學的Vivek Wadhwa甚至說：「我懷疑那些人有沒有靈魂，他們是否有人性價值？我擔心極富的人不與人接觸，缺乏人性。」無論這樣的語言是否公允，我們應該都還是會同意，以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想要走向後人類或全自動，都必然是一場災難與惡夢。受訪者紛紛以美國為例，Martin Ford則指出「美國一半的人口都很保守，不太認為市場真的需要控制」。以第一世界為中心的全球，必須重新分配資源，但至少從美國的觀點而言，這一切就有極大困難。

我認為本片在「工作」的討論，成功並陳兩造，並也非常誠實地呈現自動化技術取代人類工作的必然未來及其弊端。片中，本段落以顯示「貧富差距」的數據作為小結。這不只是呼籲政治改革以應對未來，更是以此討論為窗口，提醒觀眾當代當下的政經體制造成的實際問題。未來的問題，關乎今日。

三、死亡：斷裂的接面（interface）

本片在討論「死亡」時，呈現手法就出現了斷裂。或者，是討論議題並沒有辦法緊密接合。不過，當跨人類主義者以「腦機接面」討論意識的存續，其生命／死亡觀本就充滿斷裂。這似乎難以避免，畢竟接面（interface）本身不就意味著斷裂嗎？

什麼是接面？「我們不取『介面』而改用『接面』，希望回歸較偏向『不連續』的原始用法：『接面』就是物質與物質或介材與介材交接所形成的表面或接觸面。」【註9】廖朝陽在援引各種說法來談他的接面概念時，指出是兩種不同的介材，彼此交互作用、試圖平衡，當然也可能爆炸。而本片在談死亡的時候，也正充滿各組「兩種介材」之間的對立。例如：肉體與機器、被重視的病與不被重視的老化。

本片在「死亡」這段的探討方式是「接面」的。會讓人發現其接面，就是因為接不起來：本片首先探討「延長壽命」的可能，接著跳出去討論機器化的人類意識，最後卻又突然跳回來談到「延長壽命或不死可能造成的資源問題」，且談論此問題的方法明顯是回到具有肉身（embodied）的延長生命。這是斷裂的。因為如果採取前者的方案，後者不會發生——當我們看到Istvan與Scott在訪談中一下被節錄「上傳到電腦的意識」一下又在談「拿證照才能生多於一個小孩」，是很奇怪的事。這樣的斷裂，究竟意味著什麼？跨人類主義者對於生命與死亡的想像，可能是混亂的，他們對於未來社會面貌的想像，也因此有了漏洞。

接面也存在於「上傳」這件事情本身。當人的意識透過被機器保存而得到永生時，永生的是機器裡的意識，不是具身的人。甚至，這樣的上傳其實是一個人格的讓渡，把人格從腦讓渡到數據身上，這具有本體上的不同。N. Katherine Hayles曾透過文獻爬梳，指出後人類的種種思潮建基在對於訊息的去身化（disembodiment）與去情境化，然而訊息才不會這樣自然地流動。【註10】本片固然戮力呈現「跨人類主義者」的種種立場及其反方說法，但是卻沒有去問什麼是人類，什麼是「跨人類」——彷彿跨到數據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現象，彷彿跨人類是不說自明的理論。並且，似乎也沒人想要討論被數據化的人類意識，如何可能實踐民主（如投票）的行動，更遑論如何避免中心化的數據處理方式可能帶來的極權統治。

本片毫無疑問著眼於大問題。但是，有一些更基本但重要的問題只是輕輕帶過：例如，醫療化（medicalization）與失控的正常。技術哲學家Ciano Aydin曾批評跨人類主義者在無視處境與脈絡的情況下，草率界定出「正常」與「增能」的概念【註11】；「正常」在STS及相關學門中，也是一個被挑戰的概念：曾經，就連女性的更年期也被當成「不正常」的病態現象來處理，須廣泛施以荷爾蒙替代療法（HRT），但隨著其乳癌與失智症之風險在2002年以後被廣泛討論，北美停經學會（NAMS）開始支持其他草藥療法的試驗，人們也逐漸將其歸為老化的一部分。【註12】而在本片中，老化現象被視為病態，或者醫療應該解決的問題，而其動員的大量論述及其反對者都在本段落中失蹤，只剩下跨人類主義者如Istvan「不支持延長生命是種犯罪⋯⋯就是在支持殺人」的宣稱。

四、西方，太西方的？

本片以美國的技術與政治經濟現況為討論出發點，並強調應該由第一世界進行改革，以解決現在的問題，以因應（如果現在不改變則）可能更加不平等的未來。片中援引的種種案例、攻防、體制，全部都是西方的。然而，在地世界（local world）的生活真的足以被西方的模式描述、規範嗎？

西方框架下的「平等」，如果放到本片著眼的烏干達，則會變成將西方（改革後）的體制與物質強加在這個非洲的國家上。然而，非洲有繁多的部落，有自己的信仰。西方規範的影響在二十世紀的後殖民反思中已經清楚呈現，種種醫療人類學的研究也呈現出現代世界之不現代。當西方的跨人類主義者或未來學者們自居為未來的救世主時，可能還是要看看殖民史。誠如本片中採訪的英國作家Will Self所言，這些討論未來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後啟蒙的（post-Enlightenment），而帝國主義中暗含的「啟蒙」也已造成當今的難題。

本片的製作者可能同樣沒有意識到此事，只將烏干達及其居民【註13】作為「不平等」的受害者，卻忽略一件事：就算將第一世界的資源貫注其上、平等分配，世界依舊不會依照西方人想的方式轉動，烏干達人的受苦也不會因此而解決，因為「資源分配」這種去歷史化的觀點，無法分毫說明文化與歷史、殖民與帝國主義，在烏干達的糾纏。

五、結語

透過本紀錄片，我們可以看見部分未來學家、跨人類主義者如何以種種願景裝飾著技術複合體的未來，也能看見另一群人疾呼示警。本紀錄片提醒觀影者思索改革的必要，也指出由技術引致的工作與死亡之未來處境，將直接質問人類的本質。我們固然要與技術「共伴」，但是「共好」的願景，則有比本紀錄片主軸更深沉而複雜的面向。穿過未來學對技術的裝飾與警示，我們必須重新思索，在技術成為前提的時代裡，究竟何謂「共」與「好」。

【註1】本片中擁有此頭銜者甚多，如Gray Scott、Martin Ford、Peter Cochrane⋯⋯等。

【註2】本片訪談的Riva Melissa-Tez與Zoltan Istvan皆是跨人類主義倡議的重要人物。見https://www.kurzweilai.net/transhuman-strategies

【註3】片中的人類學家是Joanna Cook。相較於本片眾多的未來學家，人類學家對種種問題的著眼點，顯得相當不同。Cook任職於倫敦大學學院。她的研究主題與東亞的宗教相關，是一名醫療人類學家。見：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people/joanna-cook 

【註4】洪靖，〈樂觀或悲觀看待科技？導讀《人類未來方程式》〉，Giloo影音，Aug 20, 2019。取自：https://giloo.ist/readings/420af5e5-100d-44ff-ac2f-e004b70ce582 

【註5】相關研究與報導極多，僅舉例：Carolyn Ritter, Patients Are Resistant to Medical AI and Prefer Human Medial Providers, New Studies Finds. New York University, Sep 10, 2019. From: https://www.nyu.edu/about/news-publications/news/2019/september/patients-are-resistant-to-medical-ai-and-prefer-human-medical-pr.html 

【註6】蔣曜予，〈為何大家擠破頭也要學Python與C++？程式語言有什麼重要？〉，數位時代，Feb 19, 2020。取自：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455/ntu-cool

【註7】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工業革命與自動化機械使大量工人失業。以盧德（N. Ludd）為首的工人群體主張此新技術將奪走更多工作，故砸毀工廠裡的新進紡織機，阻撓新式科技的引進。此後「盧德主義」、「新盧德主義」便經常被用來指涉反對技術革新的行動與思維。

【註8】C. P. Snow，《兩種文化》，林志成、劉藍玉譯（台北：貓頭鷹，1953/2020），頁77。STS學界對Snow的觀點頗有批評，如David Edgerton認為Snow的觀點始於一種「自由派的軍國主義」，扭曲英國的技術史。傅大為則認為「兩種文化」的談法忽視科學本就浸潤在人文社會世界中；在1990年代「科學論戰」與震撼文化研究學界的「Sokal事件」後，傅大為則呼籲科學與人文要超越這種框架。詳見：（1） David Edgerton，〈反歷史的C. P. Snow〉，傅大為、雷祥麟、吳嘉苓《科技渴望社會》，頁118。（2）傅大為，〈兩種文化的迷惑與終結——從Science Studies觀點看「索可事件」、「科學戰爭」〉，頁14。

【註9】廖朝陽，〈接面（Interface）〉，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群學，2019），頁219-220。

【註10】Hayles在指出此事的同時，也讓梅西會議（Macy Conferences）中的議程助理Janet Freed出場，對比出會議中掌權的男性與處理眾多會議資訊的女性，於「訊息的（去）實體化」可能有極不同的感知與想像。作為女性，Janet Freed謄錄訊息、以身勞動，「知道信息絕不會去實體化，訊息也不會自行流動」。詳見：Nancy Katherine Hayles，《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賴淑芳、李偉柏譯（台北：時報，1999/2018），頁151。

【註11】Ciano Aydin. Extimate Technology: Self-Formation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 (Routledge, 2021), p. 187.

【註12】Margaret Lock and Vinh-Kim Nguyen, An Anthropology of biomedicine (Wiley, 2018), pp. 46-47.

【註13】本片在引述烏干達醫師Nicholas Kamara的說法時，提到當地還在使用前抗生素時期的方法來治療滴蟲病，因為「沒人發明新藥」。這可能是翻譯或表達問題，因為滴蟲病是相當容易治療的寄生蟲症，有定型的治療方式，也是使用抗生素。當這位醫生提到「前抗生素時期」時，基本上就意味著他知道有抗生素時期的治療方法。問題應該不在藥物是否被「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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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旭鈞，2000年生，台北人，現為長庚大學醫學系四年級生，平時練習各式寫作。本篇評論改寫自2021年全國夏季學院之「技術哲學導論」課程作業；感謝授課老師洪靖對本文的建議與指導，以及「STS多重奏」主編劉湘蓉對本文的編輯、建議與審閱，惟文責由作者自負。本文經作者同意同步刊載於STS多重奏以及個人Medium。

審稿：STS多重奏編輯 劉湘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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