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8日

旅遊書裡看不見的新加坡──讀《赤道上的極地》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持串鈴的吟遊者

提到新加坡,你會想到什麼?亞洲四小龍、魚尾獅、海南雞飯、孫燕姿、環境乾淨、高薪、還是全球競爭力?當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喊出八年內超越新加坡時,[1]你我是否認真知道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

當我們稱羨新加坡的乾淨守法、薪水高、競爭力高,卻依然執行中古時期的鞭刑制度的這點,是否讓你我不禁思索新加坡:可以算是理想的現代國家嗎?

赤道上的極地:新加坡微民族誌》的作者吳易叡來自精神醫學的訓練背景,又到英國牛津大學取得醫學史博士,在因緣際會下來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任教三年,適逢李光耀逝世,親身參與新加坡這幾年來社會的常與變。吳易叡以人類學式的觀察、散文的筆法,來刻畫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但事實上,吳易叡真正想做的是批判這如同楚門世界的社會,也反身性地讓讀者思索自身社會的現況。
圖片來源

殖民的滋味

十五世紀前後,歐洲商人受到神祕東方的香料吸引,繞過好望角經過現在的東南亞。當商船發現麻六甲海峽是進出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咽喉之地時,歐洲各國便前仆後繼地佔領該處,也開啟了新馬地區幾世紀來的殖民統治,新加坡逐漸成為東南亞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縱使二十世紀中葉李光耀將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脫鉤,讓這李光耀口中昔日的漁村,成為當今的亞太營運中心,殖民的痕跡依舊留存在民眾的日常生活。

讀到〈咖啡烏口誦〉一章提到在新加坡點咖啡之 Must-Know 攻略,讓我想起之前到馬來西亞擔任醫療志工的經驗。咖啡(Kopi)絕不能用在台灣便利商店買咖啡的邏輯來點餐,當地的咖啡糖冰正常代表的是微焦風味的南洋咖啡,加了煉乳與很多冰塊,也就是說,少糖之後乳香也會減少,有時少冰還得加錢,且保證喝下一口血糖馬上飆升。同樣的情況在新加坡也出現,為此,新加坡人發展出許多咖啡術語來解決不同糖、冰、乳比例的咖啡。

咖啡、糖、煉乳,在世界史研究中常被視為殖民與帝國的象徵,代表的是二十世紀以前的帝國在殖民地生產的經濟作物。雖然是掙錢的經濟商品,但咖啡與糖也被視為勞動後的慰藉,或者說,是勞力被剝削的暫時麻醉品。目前常見的罐裝煉乳是十九世紀誕生於美國紐約,在南北戰爭時被軍隊所使用,而煉乳進入東亞與東南亞,則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另一波帝國主義下,隨著軍事與科學一同傳入。一杯 Kopi 的滋味,讓殖民與帝國的歷史記憶繼續留存新加坡。
咖啡(Kopi)比例的實作教學圖/圖片來源 Photo Credit: Dominigu  N

移民,離心又向心

中國東南沿海山多田少,多數居民以漁業為生,如遇天災飢荒戰事,就算朝廷實施海禁,大多仍選擇遠渡重洋移居海外,因此東南沿海可說是華僑的發源地。1840 年清英鴉片戰爭,東南沿海開港通商,歐洲商辦進出口貨物之餘也從事人口販賣,像是在 2014 年彭于晏主演的《黃飛鴻之英雄有夢》電影可以看到,劇中被黃飛鴻解救的港口工人,很大的比例是送去東南亞擔任殖民帝國統治下的苦力(coolie)。

不管是主動移民或是被動販賣,東南亞都成為多民族交會的十字路口。本書作者吳易叡提到他至南洋理工大學到職報到時,還需填寫種族的欄位。在新加坡,政府將族群劃分為四類: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其他族。為了避免新加坡獨立時的民族暴動,政府在公共政策上盡可能按比例原則給予資源。

各民族有其群據就如同《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所述,會館是華人移民最常聚集的機構,周圍易發展出華人社區,甚至出現如當鋪、中醫藥產業等「族群經濟」。[2] 吳易叡在書中介紹一條名為「死人街」的華人街區,街上有善心人士籌建的「大難館」,是未婚的年老苦力晚年下榻、等死之所,一樓訂好棺材後,便到二樓等待死亡。雖然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將該街道重新整頓,表面上現代整齊乾淨的街區,仍掩蓋不了葉落無法歸根的焦慮,民眾對死亡依然恐懼,祭祀、命理、風水、與亡靈對話更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

台灣大都市少見的歌仔戲班,依舊於中國年節時出現在新加坡;年菜裡的撈魚生與撈起菜餚互道吉祥話的儀式,在電視旅遊節目中被視為新加坡的傳統,然而,這樣的傳統僅能追溯至 1964 年。也就是說,越離散、越遠離中心,人們就越需要傳統,就算是被發明的傳統,那也沒關係。
圖片來源

毛細管似的國家權力

「新加坡」此一名是怎麼來的?維基百科寫到「根據《馬來紀年》的記載,公元十一世紀時一位名叫聖尼羅烏達瑪的王子在前往馬六甲的途中來到了的新加坡。他一登陸就看到一隻神奇的野獸,隨從告訴他那是一隻獅子。他於是為新加坡取名「新加坡拉」(英語:Singapura,在梵文中意即「獅子城」)。而魚尾則是因為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她的一切都跟海密切相關。」[3]這圖騰的魚尾象徵了新加坡與海洋的密切關係,獅子的形象似乎也暗示了李光耀的強人政治。

吳易叡到了新加坡不久,便遇到總理李光耀因身體不適住院的消息,自住院開始關於他死亡的謠言逐漸發酵,縱使用了機械式呼吸器,官方媒體還是用「醫師持續密切觀察」、「沒多大變化」來回應,顯然,大家早已忘記李光耀預立的拔管醫囑,依然不拔,直到命終。
圖片來源 Photo Credit:elsapu

管身又管心的日常

從強人政權的脈絡來思考半球形經緯線的寓意,我們便能發現作者在全書的關懷:「人的境況」。執政黨以特殊的選區畫分控制議會、沒有私人媒體只有為政府發聲的官方媒體、沒有去個人資料的選票、電影審查、限制集會、鞭刑等,這些是顯而易見的國家權力展現。

然而,吳易叡從日常生活的微民族誌中,發現許多隱微卻影響深遠的生命與政治。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認為權力不只在大的、公開的場面的展示,同時也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的作用,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就像水的毛細管作用一般,滲入日常生活每個可能的角落,控制了我們的生命與身體而不自知。

舉例來說,新加坡的「公共租屋」,概念上類似台灣在兩蔣時代興建的國宅,是新加坡引以為傲的都市開發政策,簡潔俐落且講求功能的設計,其背後理念是按照國家的家庭與人口計畫來構思,十到二十坪大、二至三房,其預設是兩個子女的核心家庭,整齊劃一的建築設計也讓治安與清潔毫無死角,加上鉅細靡遺的人口登記制度,公共租屋成為國家監控人民生活的工具,建築物也是施行人口政策的一環。

自殺,是精神醫學關注的議題,受過精神醫學訓練的吳易叡也發現,新加坡政府對自殺的態度十分特別。在台灣,每當媒體報導自殺新聞時,規定要標註「珍惜生命,再給自己一次機會」,但是在新加坡,防治自殺的標語寫著「生命要珍惜,行為要負責」,誇張的是,倘若自殺未遂還有一口氣,更要面臨刑法的逮捕與定罪!也就是說,自殺與犯罪僅是生死之隔,如此看來,精神病院關著政治犯,也就不那麼意外了。
圖片來源 Photo Credit: kan tsung-al

滾輪上追求健康的人民

台灣的健保制度被部分醫界人士批評的一無是處之時,新加坡的醫療儲蓄帳戶制度(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MSAs)常被視為不錯的替代方案,然而,醫療儲蓄帳戶制度真的是醫療保險的模範嗎?簡單來說,此制度是平日提撥一定比例的薪資所得進入個人專屬帳戶,當有醫療需求時再從該帳戶之存款來支付醫療費用,這種落實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被認為可以減少醫療資源浪費、也維持醫療與藥物價格因情況所需而有不同的彈性,相較於台灣政府做為單一保險單位的全民健保,新加坡的醫療保險似乎是醫療專業主義的烏托邦。

但仔細深思,我們會發現相對於由政府負擔民眾健康的台灣,並喊出「健康是您的權利,保健是您的責任」,[4]新加坡政府則不願負責民眾的健康,人民是國家的財產,但國家卻將健康視為個人的責任。

吳易叡即從新加坡民眾的日常,指出醫療儲蓄帳戶制度的缺點。首先,老年是醫療需求最高的時期,但也是收入最少最不穩定的時期。在新加坡的商業區,為了求得有固定薪資進入醫療帳戶,常有七八十歲的長者從事餐飲服務或清潔打掃的工作,還有一群失業或是無法從事服務業的人們,要不就是在街頭擔任不會表演的街頭藝人(因為乞討是犯法的),或者在地鐵出口販賣小包面紙(沒有口香糖,因為亂吐口香糖是犯罪的),不然,就像作者遇到的老嫗,從超市買菜後在到街上叫賣來賺差價。你可能會好奇為何不種菜來賣?從小漁村變成高度都市化與商業化的新加坡,怎還有閒田拿來耕種!就連工業都外移、引進大量外籍移工,要找的粗活糊口都很困難!

再者,政府與個人為了避免造成大量醫療花費,維持健康變成全民運動。每年超過三百場的馬拉松、一套號稱來自台灣的「返老還童功」風行新加坡,成為民眾自救的管道,政府更將維持健康與全民國防的概念落實在學生的教育上,幾近一試定終生的升學管道,學生不只要努力念書,還要認真運動,每年施測的體適能成績是折抵兵役役期的依據,藉此鼓勵公民強健體魄,子女在學期間家長不只要選擇補習班,還得幫子女報名健身房課程,運動不在只是單純的維持健康,而是與國家、醫療、休閒,以及階級製造有關的社會活動。

充滿矛盾的新加坡
 
圖片來源 Photo Credit:Andrea Shaffer
台灣在稱羨新加坡的同時,應該深思新加坡政府建構的美好樣貌背後的陰暗面,這便是《赤道上的極地:新加坡微民族誌》在走筆行文間暗藏的伏筆。

這個安樂島因為強人政權與嚴刑峻法,讓最炎熱的赤道國家卻有著理性冷漠的人民,人民害怕政府,卻又希望成為工作穩定的公務人員。口中的香甜咖啡卻有著苦澀的殖民戰亂記憶,看似和諧的族群政策卻存在著無法歸根尋找傳統的焦慮,政府對人民身心採毛細管式的監控,卻不願為人民擔起維持健康的責任。

讀完本書,面對充滿著矛盾的新加坡,我們很難心安理得的稱讚她是科技、進步、現代的國家,當看到那些與表面美景相矛盾的「人的境況」,我們開始懷疑這些對新加坡的掌聲與美言,是否過於膚淺不實。 但回過頭來說,如同作者在自序中所質疑:到底亞洲的現代經驗,若不是現代性憲章的完成,那是什麼?


[1] 《自由時報專訪》〈柯文哲:八年內超越新加坡〉2014-12-01檢閱日期:20161104
[2] 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南港: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11)。「族群經濟」係指相同族群的創業者和受雇者,在某一個行業一起進行的生產活動。


作者簡介:持串鈴的吟遊者。本名陳柏勳,雖是中西醫學雙主修,但對長時間拿蛇杖有些過敏,偏好不務正業地持串鈴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吟遊走唱,喜歡在書肆、藥肆和廟埕採集故事,也樂於分享藥簍中的奇聞軼事。


本文經說書授權轉貼,原文刊登於此



2016年12月21日

歷史上沒有科學革命這回事?《科學革命》導讀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作者:陳恒安

身處資訊社會的我們,想知道些什麼新觀念,大多使用搜尋引擎。好吧,是否能讓我們試試,找找「科學革命」是怎麼回事?使用google搜尋,跳出來的第一筆資料便是維基百科的詞條,第一段寫道:

科學革命(英語:Scientific revolution),指近世歷史上,現代科學在歐洲萌芽的這段時期。在那段時期中,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包括人體解剖學)與化學等學科皆出現突破性的進步,這些知識改變了人類對於自然的眼界及心態。

聽來熟悉且似乎理所當然的「科學革命」,其實是新觀念。1939年,法國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夸黑首次提出「科學革命」一詞,描述歐洲自希臘時代以來人類心靈所承受過最深遠的革命。十年後,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也認同「科學革命」是基督教興起之後,歐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關於科學革命的內容細節與影響程度,學界或許見解不同,不過對使用「科學革命」這個概念並沒有太大異議。直到1996年,本書作者謝平突然告訴我們,歷史上沒有科學革命這回事。沒這回事!這究竟怎麼回事?
 
《科學革命》新版/圖片來源
誰是史蒂文.謝平?

謝平自2004年起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系,之前他曾在不同學校擔任社會學系或科學史系教授。謝平在取得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博士之前的專業是生物學,特別是遺傳學研究。謝平是位具有歷史意識的社會學者,也是位具有社會學意識的歷史學者,被視為「科學知識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的重要旗手之一。

什麼是SSK呢?1980年代興起的SSK將科學理解為社會活動,強調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因素,來解釋科學活動與知識。不過批評者則擔心,以外部因素解釋科學知識,無法觸及科學方法與知識的核心,甚至促成大眾同情並支持科學的「相對主義」。其實SSK的目的不在反科學,而是企圖解釋,為何在特定歷史社會脈絡,某些科學解釋與實踐,會被視為比另一些「好」,進而被接受(同理,不被接受也須以同類型因素解釋)。

謝平最有名的著作就是與賽門.夏佛(Simon Schaffer)合著,於1985年出版的《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中譯本:行人,2006)。此書於2005年獲得由荷蘭頒發,表揚對歐洲社會文化貢獻卓著的年度大獎,「伊拉斯莫斯」(Erasmus Prize)。至於《科學革命》這本小書目前也已被翻譯成十四國語言,影響深遠。

《科學革命》憑什麼說沒科學革命這回事?

謝平謙稱本書並非原創性學術著作,而是整合許多研究的成果。其實,我們或許可以把《科學革命》看成謝平對當代科學史學術寫作的反省,更是普及科學史學術研究成果的嘗試。為了吸引讀者目光,謝平劇力萬鈞地宣告:「歷史上沒有科學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這回事。這本書想討論的正是這個命題。」

他逐次討論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三字的意涵,說明為什麼可以宣稱沒這回事。首先,謝平分析the 這個定冠詞。英文定冠詞指涉特定對象,所以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代表存在唯一的歷史事件。不過如果十七世紀這段歷史是唯一的科學革命,那麼近代「化學革命」或「達爾文革命」的說法又是怎麼回事?其次,science/scientific 的意義也模糊不清。究竟什麼才算科學?在無法描述或定義科學時,如何決定科學史討論的對象?最後,「革命」一詞戲劇張力十足。試問,十七世紀種種「新」觀點或「新」方法,果真都與之前的歷史無關嗎?新東西裡都不含傳統成分嗎?歷史究竟是連續,還是充滿斷裂,甚至出現革命?充滿問題的三個字是否能代表十七世紀這段時期?謝平採用非常簡單的what-how-what for 結構,來告訴讀者他心目中的故事。
 
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圖片來源
第一章「他們知道了什麼」(What was known)開宗明義,介紹十七世紀西歐的重要科學成就。例如,哥白尼以太陽為中心的宇宙體系、波以耳與笛卡兒的機械哲學、牛頓以數學理解自然現象的成就,以及真空、顯微鏡、望遠鏡等新儀器的使用。

第二章「他們怎麼知道的」(How was it known)討論上述介紹的知識如何獲得?過去普遍認為十七世紀自然研究者擺脫傳統權威,強調觀察與經驗。不過,謝平在此質疑傳統史學的詮釋。他甚至懷疑只強調科學方法與客觀性的解釋,是否有助我們理解十七世紀的歷史。在第二章中,謝平發揮科學知識社會學分析歷史的特色,以他最擅長的波以耳以及英國皇家學會作為主要案例,探討「科學事實」如何在複雜的社會過程中取得正當性。換句話說,他要強調的是,沒有社會就沒有「事實」,即使是「科學事實」。

第三章「他們用知識作什麼」(What was the knowledge for)嘗試提出動機,希望能解釋第二章所描述的科學事業何以發生。謝平認為應該從科學、宗教以及國家力量的複雜關係,來理解十七世紀追求科學知識的動機與條件。

雖然謝平拒絕將科學視為中立科學家純粹追求真理的事業,不過仍然認為科學是人類關於自然世界最可靠的知識。只不過謝平主張的現代世界宇宙觀,比較像是演化而來。他強調從社會、文化、宗教、政治的角度,來描述科學活動的進程與活動所生產的成果。

如何使用《科學革命》這本書?
 
《科學革命》原文書封面/圖片來源
對科學革命這段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大可隨意翻閱。儘管篇幅有限,許多細節無法交代,不過《科學革命》仍然提供了探討十七世紀科學史需要認識的基本人物與素材。讀者可以讀到許多科學傳記主角的工作與想法,例如哥白尼、培根、伽利略、克卜勒、笛卡兒與牛頓;以及或許沒那麼熟稔的波以耳、霍布斯與巴斯卡等。其次,讀者可概略掌握十七世紀的機械宇宙觀、各種實驗概念與儀器的使用,以及自然知識去人化與數學化的特色。最後還可領略企圖運用科學知識達成倫理、社會與政治目的的時代氣氛。如果意猶未盡,想進一步掌握相關學術文獻的朋友可留意本書最後的參考文獻。謝平為讀者整理了詳盡的文獻資料,並貼心撰寫簡單使用說明。

如果讀者閱讀此書,除了歷史細節之外,對作者的思考方式感到好奇,而有興趣進一步領略、學習、甚至挑戰的話,那麼筆者過去的一些經驗或許可以與讀者分享。首先,我想為了掌握謝平戲劇性的宣言,讀者仍需簡單理解傳統史學對科學革命的描述。其次,讀者必須抓住謝平的理論進路。舉例來說,十六世紀就已經有了儀器,而且大多是裸眼就能使用的工具,但十七世紀的新儀器卻能產生沒有儀器就無法經驗的現象,望遠鏡、顯微鏡與空氣泵浦都具有這種功能。在沒有儀器便無法重複與親自體驗的情況下,別人要怎麼相信你所描述的現象?因此,如何製造事實、爭取他人認同就成了一種社會活動。謝平的進路也就由此展開。

當然,除了以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歷史分析方法,重新詮釋科學革命這段歷史,讀者還可以外延思考許多議題。首先,對如何以文字據理說明感興趣的讀者,請留意本書大綱以及文字論證邏輯,看看謝平如何用文字敘述,來支持「沒有科學革命這回事」這個命題。對習慣提出個人主張而不熟悉論證的讀者而言,本書的結構、論證推理、文字鋪陳都值得再三琢磨。其次,讀者或許也可以藉此書所呈現的問題意識,思考當代議題。《科學革命》提到科學家都是西歐中產階級男性,其實就可以聯繫到當代的性別與多元文化議題;多元文化觀點則可以結合比較歷史學,簡單比較中西宇宙觀、自然觀與身體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接觸西方科學革命議題的朋友都很容易聯想到「科學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這個經典的「李約瑟難題」。其實,許多學者都認為這個問題應該轉成「為何科學革命只發生在歐洲?」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謝平的書就變成回答這個問題的最佳答案之一了。當然,中國的問題,或許就得變成探討中國的自然知識。不過,這就需要另外的研究,並不是這本書的守備範圍。

總之,《科學革命》篇幅短小、故事緊湊、具有外延性,筆者認為,不論是淺嚐,或者藉此作為大餐的前菜,這本小書都值得向好友推薦!


作者簡介:陳恒安。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本文經由左岸出版社授權刊登。

2016年12月16日

[STS時事外電]讓避孕藥副作用成為秘密:一段關於種族與性別的歷史

BY YMSTS IN 2 comments

譯者:李爾喬
校對:沈于方

翻譯文章Squires, Bethy (2016).The Racist and Sexist History of Keeping BirthControl Side Effects Secret, VICE. 

譯者導言:

            被這篇文章吸引,一開始是因為我自己有吃口服避孕藥,並且有點在意憂鬱症的關係。後來才發現,轉載平台下面,被一大串女性留言洗板:「我一直問,但我的婦科醫生總是否認。」「我早就知道跟憂鬱症有關了,但我媽說是我歇斯底里、太敏感」。這種集體的被噤聲經驗,挑起一種不適。在公開討論裡,妳試著發言,被年長男性權威打斷過嗎?妳描述自己的感覺,卻被指責太過情緒化嗎?妳的身體告訴妳各種慾望,想吃、想喝、想玩,卻必須被否認嗎?

作者 Bethy Squires 是美國印第安那州布盧明頓的劇作家兼演員。她在 VICE 雜誌上的女性專欄 Broadly 寫文章,大多是一些沒營養的內容。在今年九月丹麥研究揭露賀爾蒙與憂鬱症的相關性之後,忽然蹦出這篇非常精采的文章。也許作者也被觸動了什麼唷。
圖片來源

一、抗憂鬱劑與避孕藥

九月時,JAMA Psychiatry 發表了一篇丹麥的研究,發現賀爾蒙避孕與憂鬱症之間的關聯。這篇為期六年的研究,追蹤了超過一百萬名使用賀爾蒙避孕的女性,其中包括口服避孕藥、子宮內投藥的避孕器、或陰道避孕環。研究發現,使用這些避孕方式的女性,她們得到抗憂鬱藥物處方的可能性顯著地上升。

消息一發出,許多女性感覺被平反:科學終於追上她們活生生的經驗了。《美化避孕藥》 (Sweetening the Pill) 的作者 Holly Grigg-Spall 說:「我曾經服藥十年。我吃的是 Yasmin,有很強的副作用:心理上的、憂鬱、焦慮、恐慌。我剛吃藥的頭兩年都沒有想到這些狀況和藥物有關。」

研究發現青少女使用避孕藥與憂鬱之間的關聯特別明顯。青少女若使用賀爾蒙避孕,她們之後服用抗憂鬱藥物的風險會上升80%。這個統計數字麻煩的地方在於,很多青少女即便還沒有性生活,就開始吃口服避孕藥了。有的是為了治療青春痘或經痛,有的只是一般性的預防措施。「吃藥被看成很基本的事情,」Grigg-Spall說,「像成年禮。」

雖然這可能是第一個研究闡明避孕藥與憂鬱症之間關聯性,但它卻不是第一個將避孕藥與心情變化做連結的。這只不過是長久以來在女性與醫師間一場又一場的戰役的延續。

二、避孕藥的發明:一段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歷史!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避孕在大多數的州是非法的。有二十六個州直到1960年代才解除單身女性避孕的禁令。女性任由她們的子宮擺佈,一再忍受非預期的懷孕。當時一個常見的做法是子宮切除。「產後六、七週而已,生產完不久就把子宮開掉」,在一部公視的紀錄片《美國經驗:小藥丸》 (American Experience:The Pill) 上,醫生 Richard Hauskenecht 說:「如果你要幫一個生過三、四個小孩的女人在產後六周做經陰道子宮切除術,你有兩個選擇:要嘛你得開得比鬼還快,要嘛你就得備夠血庫。因為失血量會很驚人。那時代真是野蠻。太野蠻了。」
賀爾蒙避孕的四個先鋒:社運者與性教育者 Margaret Sanger,她以優生學立場倡議節育;還有富二代的婦女普選權運動者 Katherine McCormick,天主教婦科醫師 John Rock,以及生物學家 Gregory PincusPincus 發現動物施打黃體素之後就會暫停排卵。不過考慮到頻繁打針的可行性太低,於是就轉向發展口服的藥物,資金來自 McCormick 的自費資助。大約在1950年間,在麻州職業的Rock醫生以生育研究為幌子,讓病人成為藥物受試者,服用此藥物。Rock醫師沒有告知他的病人藥物是用來防止懷孕。後來很多女性退出了麻州試驗,原因是她們無法忍受藥物的副作用:腹脹、血塊、和情緒變化。

研究團隊難以在美國進行臨床試驗,一部分原因是當時避孕在大多州仍是違法的,另一部分則是因為中途退出這個研究的比率實在太高。於是 Pincus Rock 打起了波多黎各的主意,當時波多黎各正因為優生學運動關注人口過多的問題,這表示島上沒有避孕限制,墮胎也是合法的。事實上,1950 1960 年代,當地俗稱的「那個手術」,也就是產後結紮,在許多未經婦女同意、也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大量施行。因此 Pincus Rock 推測他們應該可以在波多黎各找到數量足夠、順從度也足夠的受試者。他們相信,假如貧窮無知的波多黎各女性能用這些藥丸,那任何人也都可以。

起初,RockPincus再次遇上同樣的問題,受試女性無法忍受藥物副作用。「波多黎各女性也中途退出了,他們只好開始尋找能夠強迫參與的女性,美國也行,波多黎各也行。」Ann Friedman 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報導寫道,「麻州一間精神療養院的女性被報名進入試驗。聖胡安醫學院的女性學生被告知,她們必須參加一個臨床試驗,否則會退學。」再次,這些女性仍然沒有被告知藥丸的作用,而是要她們安靜,吃藥,接受頻繁的侵入性檢查。

終於,波多黎各的 Edris Rice-Wray 醫師,家庭計畫協會的醫學主任,想出了一個新策略:「不如告訴女性,這藥物是做什麼用的。」執行聖胡安住家計畫的社工挨家挨戶敲門,向人們解釋這種每日服用的藥丸可以避免懷孕。一旦知道藥物的作用,上百名女性湧入報名。然而這些女性仍沒有被告知她們參與了一個臨床試驗,也不知道治療是實驗性的。

研究結束後,Rice-Wray 醫師告訴 Rock Pincus,這顆藥丸對避孕百分之百的有效。不過,其中 17% 的參與者有副作用:噁心、頭暈、頭痛、胃痛、和嘔吐。三名女性在研究期間死亡,沒有驗屍確認是否因為參與試驗所致。Rice-Wray 醫師總結認為,從給波多黎各女性用藥的方式還有劑量上來看,藥物有「太多一般人難以接受的副作用」。但這個結論卻沒有阻止藥廠 G.D. Searle & Co. 以相同配方釋出第一版的藥物 Enovid[1]
話說回來,其實Pincus 一夥人最初是想針對男性研究賀爾蒙避孕法。Grigg-Spall表示:「藥物被男性拒絕了,因為太多的副作用,包括睪丸收縮。」當時認為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副作用,畢竟男人需要好一點的生活品質。


三、戰役:病人知情權

1970年,記者 Barbara Seaman 撰寫的書《The Doctor's Case Against the Pill》中詳述,醫師雖然得知種種 Envoid 副作用的傳聞資料(anecdotal data),卻對病人隱瞞。這本書引起威斯康辛州參議員 Gaylord Nelson 的注意。

「參議員想推動病人知情權的法案,」國家女性健康網絡的理事Cindy Pearson 表示。參議員想從避孕藥切入,讓醫療產業對消費者更加透明。1970 1 月,參議員 Nelson 召開參議院聽證會,調查藥物與性慾低落、憂鬱、及血栓的關係。

不過,在聽證會上,竟然沒有任何一名女性被要求發言。由 Alice Wolfson 領導的特區女性解放集團,在會議上抗議女性的缺席。「我們必須承認,女人是一流的天竺鼠,」Wolfson在聽證會上發言,「她們免費,她們養活自己,洗自己的籠子,支付自己的藥丸,還給觀察員報酬。我們拒絕再容忍那些穿白袍的『神』的恐嚇,拒絕他們繼續無菌地指導我們的人生。」

最後這場聽證會促使了兩個結果,一是藥物中賀爾蒙劑量大大的減少,二是一張 100 字的「潛在副作用」小紙條,被放進每一盒藥丸的包裝裡面。

當然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嘲笑每張藥品仿單上羅列著的一長串副作用,但那可是在一群人爭取避孕藥透明化後,才讓人們有權力知道每個藥物被吞進身體內的風險。此外,種族主義且違反倫理的波多黎各試驗,後來更直接促成了今天所有醫學研究都必須遵守的知情同意原則

在聽證會上相遇的記者 Barbara Seaman 與運動領袖 Alice Wolfson,就是後來的國家女性健康網絡的共同創辦人。
圖片來源
四、相信女人

今天,Pearson 回顧這個組織和其使命是如何深深受到賀爾蒙避孕藥的影響。「女人應該知道她們想知道的,避孕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Pearson 說。新的丹麥研究並沒有改變她對避孕藥的看法。

「打從女人拿到她們手上的避孕藥,就已經被認定有憂鬱風險。」她說。現在唯一的不同,只不過是終於有個數據去支持許許多多女性切身的經驗。「這在生物學上是合理的,而且早已被女性傳述了五十年。」

問題是,如果女性五十年來都知道憂鬱是口服避孕藥的副作用,為何我們到現在才得到堅實的證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整體女性健康興趣缺缺,」Grigg-Spall 認為,並說明研究情緒很複雜,「因為顯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許多對這篇丹麥研究的批評都指出,憂鬱症的發生有其他的變量。有人指出青少女的憂鬱症高峰,是來自戀愛,而不是藥物造成的賀爾蒙失調。有些人認為媒體誤讀了研究,誇大藥物與憂鬱的相關性Grigg-Spall 則認為數據方法值得讚揚,特別是研究中以憂鬱症藥物處方作為憂鬱症的衡量指標。「他們使用的是數據,而不是自我評量的量表。」

Pearson 也被丹麥研究所鼓舞。「上帝保佑斯堪地那維亞人,他們有全民醫療體系,還保存很好的統計數據!」她說,「這篇研究是個好的前鋒,值得更進一步的調查。」例如:為何賀爾蒙劑量低的子宮內避孕器和避孕環,反而導致更高的憂鬱症風險。」

Pearson 認為,這個研究的重點是提供女性她們需要的訊息,以便對自己的身體和健康做出選擇。「這些訊息不應該因為擔心女性做錯決定,就對女性隱藏,」她說,「請相信只要給她們好的訊息,她們自己會做出好的決定。」


[1]這段話的原文尚有 “in the same formulation that caused illness in almost a fifth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linical trial. Enovid contained 10 times the amount of hormones needed to prevent pregnancy.”但譯者考量到文章中的參考資料並非醫學文獻,無法確認是否真為避孕劑量的十倍,故沒有譯出。但可以確定的是,往後避孕藥的荷爾蒙劑量確實低於Enovid


譯者簡介李爾喬,1988年生,想變成永遠嚴肅的人像是蘇珊桑塔格和約翰伯格,但過著貪吃貪玩的日子。醫生,女性主義者,適應不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