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孟翰（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碩三）
立法院長游錫堃在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中拋出了「台醫」的名詞後，蔡令儀醫師一字千金的娓娓道出近代中醫、漢醫、台醫等名稱的系譜。然而所謂的「中醫」一詞的出現，不止是意識形態的產物，亦是中國追求現代性的展現，更涉及了一代人對於國家的想像、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以史為鑑，筆者在此利用1929年發生的「國醫運動」來映照所謂「台醫」的可能。
1929年余巖（雲岫）在中央衛生委員會提出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余巖指出，當今的「舊醫」除了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的理論都是憑空捏造之外，中醫在調查死因、疾病預防上亦無法勝任「強國優生」的責任。余巖所關注的是公共衛生的問題，當時中國境內有許多傳染病正在流行：廣東一帶有令人聞之色變的鼠疫，在農村有溺死女嬰的傳統而且婦幼衛生低落，幼兒營養不良的狀況堪慮，而像上海這樣國際化的大城市中持續有霍亂、傷寒、白喉、流感與性病的問題，更不用說那一個令人虛弱、蒼白，時時隨地吐痰等不衛生，讓人聯想到「東亞病夫」的肺結核，放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余巖的主張並非全然只是他與中醫界的意氣之爭，或是紅衛兵式的「破四舊」打砸燒，而是有其主張的正當性。余巖認為，「今日治療醫學進而為預防醫學，個體醫學進而為社會醫學，個人醫學進而為社會醫學。個人對象進而為群眾對象。」因此，「今日之衛生行政當以科學為基礎，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義。」【註1】
提出「廢止舊醫案」的余巖／出處
在余巖的提案中，我們發現兩點：第一、余氏使用的是「舊醫」兩字。第二、余巖的目標，是以近代的「科學」來打造這個才成立18年的新國家，起碼是在公共衛生方面。因此，在這個新國家中，這個只關注個人的「舊」醫學應當被廢止，並且要全然的擁抱西式的、普世的，以群眾為念的科學與醫學知識。當然，猶如今日的習近平可說是台獨教父一般，余巖此舉並未成功的廢止了「舊醫」，反而讓全國的「舊醫個體」集結成為「舊醫群眾」，此外，與「舊醫」最有關連的「舊藥」從業人員，除了擔心「舊醫」被廢止後而失業，同時也搭上了當時「愛用國貨」的列車，「舊藥商」便與「舊醫」結盟，而這個「舊醫大聯盟」便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四處請客吃飯的「國醫運動」【註2】。
正如同蔡醫師文中所言，這個運動得到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支持，廢止「舊醫」的提案因而被廢除，在這個歷史過程中，「舊醫」也擁抱了國粹，並自稱「國醫」或是「中醫」。而在這些前輩的努力下，「國醫」獲得了國家的肯定，除了成為國家承認的專業人士，有一定的社會聲望與經濟地位之外，國家也成立了中央國醫館，試圖用「科學」的方式來「整理」中醫藥，雖然因為政局的動盪，許多的規劃並不盡如人意，例如由國家設立的中醫學校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國醫」的誕生實際上是當時許多社會團體因為利益（interest）而互相鬥爭、結盟與協商的複雜過程。而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醫同時也意識到自身知識網絡的不足，且試圖改造自身以融入這個新國家之中，不論是中藥的「科學化」「整理」或是試圖將傳染病、細菌論融入本身的知識框架中，並逐漸發展出當代我們朗朗上口「辨證論治」的系統（對，你沒看錯，所謂的「辨證論治」不是千年傳統，而是不到百年的新滋味）。【註3】同時，在中西匯通名家陸淵雷所草擬的〈擬國醫藥學術整理大綱草案〉中，則透露出當時中央國醫館偉大的企圖，草案中不只期待在經過「科學」整理後的國醫藥可以使以後業醫之士逐漸科學化，也要讓世界了解「國醫」的價值，最後能讓「國醫」融合世界醫學，產生一種「新醫學」。【註4】除了醫學知識，中醫也試圖將自身融入於國家醫療體系之中，尋求自身定位，然而這個努力卻因為戰爭而直到共產中國成立後，才得以實現。【註5】
因此，「國醫」的誕生不止是一個運動、抗爭的成果，而牽涉到更深層的知識內涵的改換、醫療體系的想像與打造。同時「國醫」的出現也是中國追求現代性的乃至國族打造的展現。
因為國共內戰的關係，使得台灣原本的從日治時期傳承下來的「漢醫」與中國的「國醫」產生了千絲萬縷的連結。戰後許多「國醫」渡海來台，如上海兒科名醫徐小圃、中西匯通派惲鐵樵的孫子，同時也是中國醫藥學院（現中國醫藥大學）教授惲子愉、外科名醫也同時曾任中國醫藥學院教授的朱士宗、內科名醫馬光亞、中國醫藥學院創辦人覃勤與當年支持國醫運動的國民黨大老，後來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的陳立夫等。台灣的「中醫」的知識與教育願景，在某些意義上可以說是承接了當年「國醫運動」的餘緒。由此，台灣當代的「中醫」其實有其多元的譜系與發展脈絡，這些或許都是打造「台醫」所能動用的背景資源，限於篇幅這個面向的敘述就在此打住。
相較於政府力量孱弱的民國時期，當代台灣的中醫已經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如108年底通過的《中醫藥發展法》等，同時中醫也早已納入了國家的健保與衛生體系中。以史為鏡，站在當下這個歷史幅合點的我們該如何去思考「台醫」的可能？從「國醫」的發展與打造來看，所謂「成為台醫」不會只是像去戶政事務所改名那麼簡單而已。「台醫」的誕生意味的可能是一種新的身體論述、新的疾病與治療的框架【註7】、並涉及到整體經濟、政治與醫療體系結構的轉變，甚至是一個新的國族打造的過程與結果。退萬步就知識層面而言，我們是否擁有當年國醫改造者們那麼雄心、打造「世界醫」的企圖與能力？抑或是像退一步如1934年的張忍庵所指出，不能忽略了中醫知識的「地方性」【註8】，我們應該要依從著台灣特殊的風土來打造台灣獨特的「台醫」？這個是一個深沉、龐大而複雜的問題，筆者也僅能提出一些觀察與假設的方向。
然而就筆者的觀察，一個有別於「中醫」的「台醫」正逐漸形成中。過往中醫並不介入生產、分娩的過程，而陽明科技與社會所畢業的婦產科醫師陳鈺萍，在其溫柔生產的實作中結合中醫結構治療的觀點以及傳統用於滑胎、順產的中藥方劑，讓「中醫」進入過去較少涉入的領域中，相信在這個中西知識共構的過程，不只新的醫學知識將被生產，同時也成為打造「台醫」的契機。此外，當台灣經濟與衛生建設日趨完善，逐漸脫離了傳染病的威脅的現在，我們依然在面對醫療資源不均與老年化社會的問題，中醫在這方面如何參與國家的保健政策，例如到宅醫療等，藉由這些機會與實作，來打造一個具有地方特殊性的「台醫」。再者，台灣民間豐富的青草藥資源，是否有可能藉由系統性的整理、教學與傳播，使之融入於台灣的中醫脈絡，成為「台醫」的特色治療方式。
以上草草，未能論及與深思的地方很多，如現有的中醫知識如何能與台灣的社會結構、國族意識共構出所謂的「台醫」？希望藉由這篇文章能拋磚引玉，在廢止舊醫案與國醫運動將近百年之際，讓我們共同思考：如何「成為台醫」。
備註
【註1】余巖，〈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特刊》，1929，頁25-26。
【註2】詳細的行動過程與中醫團體之間的互動，乃至於中醫請願團與國民政府交涉的過程，可參閱當時國醫運動主角之一：陳存仁醫師的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
【註3】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Ch8. pp. 167-192.
【註4】陸淵雷，〈擬國醫藥學術整理大綱草案〉，《神州醫學報》，第一卷，第一期，1932，頁1-9。
【註5】同註3，Ch11. Conclusion。
【註6】然而納入了國家醫療體系，並不意味著台灣中醫已經能與當代的醫療系統偕同運行，在病患的醫療照護上依舊有許多的扞格，如常見的吃中藥洗腎的都市傳說，與最近有點熱門的中醫治療武漢肺炎的競逐等，此外台灣中醫教、考與訓練制度的朝令夕改、pgy與負責醫師訓練容額不足等問題仍然持續的困擾當代的中醫師與中醫學生。
【註7】游錫堃院長認為，韓國有「韓醫」、日本有「漢醫」而越南有「東醫」。筆者認為，這不只是名詞上的差異，實際上這些傳統醫學戲中的知識，包括了身體的知識、疾病與治療的論述都與所謂的「中醫」有所差異。
【註8】張忍庵，〈醫學知空間性及其新舊觀〉，《國醫雜誌》，第3期，1934，頁19-23。
作者簡介
吳孟翰，陽明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診所中醫師，研究興趣為近代中醫婦科知識的轉型與再造。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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