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佃農（陽明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
本次演講海報
來自台南將軍鄉的吳新榮醫師，橫跨日治與國民政府時期的佳里醫院院長，鹽分地帶文學及團代表人物之一，積極文學創作而且推廣文藝活動，其曾自謂：「醫學為本業，文學為情婦。」除了身為一名小鎮醫師，戰後吳新榮曾擔任台南縣參議員，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遭逮捕入獄。後來投身於地方文史工作，曾擔任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組長，並主編《南瀛文獻》。
「我們是否都太過注重於情婦，而忘了本妻」，在郭文華教授幽默而卻又語重心長的開場下，成大歷史系的許宏彬副教授為我們帶來了一場特別的演講，讓我們重新回到醫師的本業，去勾勒日治時期到戰後，一位小鎮醫師的日常與營生。
從日治時期以來，如蔣渭水、賴和、李鎮源與今日我們的主題——吳新榮醫師，多以被賦予、代表著現代化的、啟蒙的鮮明角色，對他們的研究也常圍繞在其政治、文學、社會批判與群眾運動等主題，反而忽略了其醫療本業，如醫病關係、同業競爭、收入支出等面向的研究。從吳新榮日記的重新出土，讓我們有機會在台灣醫學史上展開醫療市場研究的視野。
而在醫學史的研究中，醫師收入與支出方面的資料，中西方取得的難度不一，而台灣社會相對難以取得，受到英國醫療史學者Anne
Digby在其著作Making
a Medical Living，使用了地方檔案中，醫師日記、書信、帳冊，醫學期刊的文章與廣告的啟發。許教授從吳新榮醫師的日記中，發掘了大量收支紀錄與看診人數的記載，我們可以從而觀察到身為一個俗世的醫師，開業作為一種營生的手段，其診務概況、醫病關係的建立與維持，與面對同業競爭時的壓力與對策。
台南將軍吳家，早年家境殷實，而在一次大戰後家道中落，因此傾家族之力，培養吳新榮的叔父吳丙丁北上台北就讀醫專，1925年，吳丙丁醫專畢業之後，返回台南佳里開業，是為最初的佳里醫院院長。吳新榮受到叔父的資助，前往日本就讀中學與東京醫專，1932年學成之後，回佳里繼承吳丙丁的佳里醫院，而吳丙丁則另往他處開業行醫。
佳里醫院（PC: Wikipedia）
吳新榮的醫業大約可以將之分成四個時期，分別是草創期(1932-1934)、穩定期(1935-1945)、低潮期(1946-1960)與再起期(1960-1967)。吳新榮對其醫業評估，乃以看診數判斷，其隨筆中指出，一天在50名以下30分，滿100名則60分，150名以上則為90分，而在其日記中呈現：20-30名患者則算生意不好，超過50人則不錯，60-70名開始很忙，而其每日診療極限大約在100名患者左右。1937年，穩定期的生意大約落在每日50名左右。
繁忙的診療帶來可觀的收入，1937年6月底，該月患者共2068名，總收入為1361圓。該年全年總收入為12143圓，扣掉藥費成本、人事支出、交通費用，平均月收入為687圓。當時一名保險公司的正職職員月收入約60圓。雖然這樣相對豐厚的收入，然而對於開銷甚大的吳新榮而言，仍是相對吃緊，其1940年的日記中提到，除了三個弟妹的學費、生活費，還有四個家人的保險費和各類租稅，他不過是被生活逼得很緊的人而已。繁忙的診務生涯，也讓他愛好自由的性格受到限制，甚至是自己的兒子發燒時，因為在外往診而沒辦法親自診治而感到遺憾與煩悶。
當代醫療生態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往診，也就是到病家住處出診。往診是新手醫師地盤經營與固守的主場，在當時，病家習慣同時請數位醫師往診，哪個醫師先到就先診治，因此機動能力的強弱，是往診醫師相當重視的面向。吳醫師的往診比率高達四成，受到了叔父的影響，他一開始選擇的是自行車，爾後改用摩托車，甚至是出租車，同時代另一位吳平城醫師用的是人力車，後也改用摩托車。吳新榮的出診範圍北至新營，南至海尾寮，大約方圓十公里的範圍，不同的醫師有默契的地盤範圍，南邊有吳平城醫師，故吳新榮較少出診至南邊的鄉鎮。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往診醫師常常培養出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技能，如騎牛、游泳渡河、躲空襲甚至用信鴿傳遞處方箋等。往診除了幫助醫師的地盤經營之外，因其常在民間走動，也從而的造就了醫師在鄉里的知名度與信賴感。往診與地方人際網絡的經營，也可以在吳新榮的開銷，如婚喪喜慶、或是宴請勞工團體幹部聚餐、投入地方與學校活動等看到端倪。這樣的經營也塑造了一種地方的親密感，形成戰後醫師容易被徵招成為政黨候選人的原因，也解釋了吳新榮醫業的低潮與再起。
戰後約莫15年間，吳新榮的診務陷入了低潮，驟減的人數，造成不小的經濟壓力，戰後的日記中，開始出現了密醫競爭的記載，高昂的藥價也讓病人望之卻步，加上普遍的生活困難，這也讓我們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的波動，對醫師收入的影響。戰後吳新榮因為二二八事件受到牽連下獄，與之後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參選縣參議員省議員等，因常不在診所的破窗效應，亦是其診務量下滑的原因。他在日記中提到，只要幾天不出門，連續在家，患者自然來訪，生計自然有望。爾後在其健康惡化，無法在家候診，亦無力往診的狀況下，醫業地盤盡失。
1957年，次子吳南河考入高醫牙醫，後轉醫學系，1960年，由吳南河的姻親所資助的新生聯合醫院動土，1964年完工，同時吳南河畢業完婚，1965年新生聯合醫院城為勞保制定醫院，吳家的醫業總算再起。吳新榮在低潮時，吳南河回憶，在他高中的時候，有個寒冷的晚上，他跑到藥局，發現一整天只有一張病歷表，五元的收入要維持一家的生活，他站在父親的診療桌前掉下眼淚，暗地發誓將來要重整佳里醫院。吳新榮的經濟壓力龐大，因此從開業以來並無多少的存款，佳里醫院的建物一直都是承租而來，直到吳南河成親後，在姻親的幫助下才有機會建立自己的診所，吳南河從牙醫轉系醫學系，就吳新榮的日記所載，亦是一波三折，前後捐獻高醫十多萬元才成功，轉系成功時，父子都感慨無量，總算有人能繼承家業，復興家道。在這裡，整個家族傾全力扶植後輩成為醫師的故事再次的上演，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家族的承傳吧。
吳新榮長年投資的政治資本在60年代開始回收，吳三連與吳尊賢等政治人物，與其平時往來的勞工幹部等，都是新創立的新生聯合醫院，能成為勞保指定醫院的重要推手，使吳新榮能重新拓展並維持其醫業地盤。新生聯合醫院設立後，在勞保的要求下開始有專科分科的出現，吳新榮本人掛牌內科，其子則成為外科與婦產科醫師，當年佳里醫院開業時，吳新榮本人看全科的光景已不復見，並也預見了往後專科化的潮流。
正如科學知識是為一種社會活動，而非單純的自然揭示，醫學的實作本身更與社會緊密的互動與共構。吳新榮爭取的公醫身分，雖然是無給職，然其官方認證的色彩，對於爾後的行醫，在心理層面上或許更能取得病家的信任，甚至是增加自己在臨診時的自信。面臨同業競爭下，吳新榮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對於往診的一些勉勵，諸如診察治療不可粗雜，日間往診不可遷緩，夜間不可乘（人力）車，藥價料金不可高取等，尤以之後戰爭年代，藥物取得不易、藥價高漲，與民生不易，病家欠費無力償還的情況下，都可能造成醫療實作上的權變，當代政治經濟局勢、醫學知識與醫療實作之間的交互纏繞，例如戰後新藥物的出現、美援制度下的醫療政策、保險制度的衝擊、醫學教育的改變，甚至戰後出現來自中國的中醫與密醫等，對於醫療實作的影響，我想是值得我們進一步進行經驗研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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