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書摘：三位一體之路

作者：麥可．西爾吉克 (Michael Hiltzik)

※ 本文摘自《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第十四章。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三位一體之路〉

三位一體測試的過程叫人神經徹底緊繃。自格羅夫斯將軍以降，曼哈頓計劃幾乎所有的高級官員都來到了阿拉莫戈多沙漠的測試場。在羅沙拉摩斯，這種緊張情緒幾乎叫人難以忍受，令人十分焦躁。艾爾西．麥克米倫，也就是埃德溫．麥克米倫的太太、莫莉．勞倫斯的妹妹，就曾回憶道：「當時要有正常的舉止真的很不容易。很難去思考，很難克制不發洩一下，很難不在生活裡的所有活動都放縱一番。」

羅沙拉摩斯的氣象學者看遍天氣報告，想找出一段會是晴朗天氣的時刻，在南邊約四百公里遠的阿拉莫戈多進行測試。最後，他們選定了七月中旬的幾天。一直到七月五日，勞倫斯才從人在羅沙拉摩斯的歐本海默得到一條確認電報：「十五號之後的任何時候，都可以安排我們的釣魚之旅。因為天氣還不確定，有可能會延後幾天。我們的睡袋不夠，所以請不要帶任何朋友一起來。請讓我們知道可以在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哪裡找到你。」

格羅夫斯在七月十三日抵達柏克萊，布許和科南特也在。那天晚上，勞倫斯招待他們在奧克蘭的Trader Vic’s 餐廳用餐，嚐嚐直接用手拿來吃的肋排，再配上餐廳招牌的邁泰雞尾酒。一行人接著搭乘格羅夫斯的專機前往阿爾伯克基，但格羅夫斯發現重要物理學家都住在那裡規模最大的飯店，為此大發雷霆。只要有外人認出他們任何一位，就可能妨礙機密，因此他下令所有人要散開住到城鎮周圍的其他飯店。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十一點，一輛政府轎車來接勞倫斯上車，再經過三個小時顛簸的車程，來到距離原子彈測試場約三十二公里的坎帕尼亞山（Compania Hill）觀測站。勞倫斯大約在凌晨兩點抵達，現場還有麥克米倫、羅伯特．賽伯、愛德華．泰勒、剛封爵的詹姆斯．查兌克爵士，還有一位年輕的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家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剛運用他的無線電技能，修好了觀測站的短波收音機。於是，眾人立刻開始聽到地面控制站與B－29觀察機之間的對話廣播。在遠處，勞倫斯可以看到聚光燈照亮著高達三十多公尺的測試塔，上面掛著那個鈽「小工具」。

由於忽然來了一場雷陣雨，測試從四點延後到五點三十分才進行。在場的所有觀察者，都用自己的方式來化解緊張心情。勞倫斯對結果和爆炸當量開了賭盤，而在距離測試塔不到十六公里的主觀測站也幹了同樣的事；可投注範圍從四萬噸TNT到零。泰勒在臉上塗滿了防曬乳。其他人則是不斷玩弄著防護眼鏡；麥克米倫帶的是焊工面罩，配上他能找到最黑的遮光板。在大本營，觀察員得到的指示是要趴在挖出的壕溝裡，以腳朝向測試塔，以免受到爆炸的傷害。而在坎帕尼亞山，防護要求比較不那麼嚴格。收音機傳來吱吱嘎嘎的倒數計時，勞倫斯再也坐不住了。正如他向格羅夫斯所報告：

我原本認為，觀察火焰的最佳位置是透過我所乘坐的汽車車窗，能夠擋下紫外線，但我在最後一刻決定下車（確實證明了我十分興奮！），才剛踏上地面，我就被一團溫暖明亮的黃白色的光籠罩，一瞬間就從黑暗變成了燦爛的陽光，我記得自己一時之間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我要再想了一想，才告訴自己「真的就是它了！」接著透過我的黑色太陽眼鏡，看到地上有個巨大的火球迅速升起，先像太陽一樣燦爛明亮，接著不斷沸騰而旋轉滾入天際，亮度也逐漸下降。在大約地面上一萬到一萬五千英尺高的地方，顏色是橘色，我判斷直徑大約是一英里。至於在更高的地方，顏色變成紫色，這道紫色餘輝感覺上持續了很長的時間……會有這種紫光，是因為那些氣體有很強的放射性。（這種光的主因在於空氣中的氮氣，在實驗室中，我們偶爾會用迴旋加速器引發微型的此類狀況。）……這是一幅壯麗的奇觀……

閃光過後兩分多鐘，衝擊波襲來。先是一聲尖銳、響亮的爆響，接著大約一分鐘後，從周圍的山脈傳來迴聲……就像是在幾碼遠的地方放了一個巨大的鞭炮─又或者說，就像是在大約一百碼外發射了三十七公厘火砲一樣。

在爆炸的那一刻，賽伯就站在勞倫斯旁邊，眼睛完全沒有防護，就盯著那個火球瞧。爆炸的閃光讓他有好幾秒的時間什麼都看不見，只能判斷光的顏色有著微妙的變化，臉上也感受到爆炸的熱風。透過他的焊工面罩，麥克米倫也看到了與勞倫斯所見相同的紫色光芒，也同樣認為原因在於大氣氣體的電離。所有的觀察者都有一種目睹了災難事件的不安感。麥克米倫說：「觀察者當下的反應是敬畏，而不是興奮。」

常有人提到歐本海默對當時自己反應的回想；他表示腦中出現了梵文《薄伽梵歌》的一段經文：「『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我想在場所有人大概都有類似的念頭。」但有理由相信，這是事後才加上的精心闡述；根據現場人士的回憶，空氣中飄著的更像是種鬆了一口氣、歡快的感覺。

無論如何，勞倫斯這個通常不會像歐本海默那樣自省自察的男人，費了一番工夫在紙上記下自己的情緒，同時也把他眼中他人的反應記了下來。他寫道：「那場爆炸宏大而幾乎災難性的比例，之後立刻讓每個人的行為都有些肅穆。響起了一些帶著克制的掌聲，但隨著大家開始評論這個事件，更多的是一種安靜的低聲私語、像是一種敬畏。查爾斯．湯馬斯博士向我說，這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云云。

「就我們所有人而言，雖然我們知道這件事理論完整、確實能夠產生爆炸，但我們都有一種感覺，我們在這天跨越了人類進步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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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的結果很快傳給了史汀生，這時他正陪同杜魯門，參加在柏林附近波茨坦（Potsdam）舉行的三巨頭會議。消息是由知名銀行家暨臨時委員會成員的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所傳來，寫道：「今早開始手術。診斷尚未完成，但結果似乎令人滿意，已經超出預期……格羅夫斯醫師很高興。」測試成功之後，讓美國要向盟友透露消息的壓力大減。雖然科學小組建議通知英國、法國、中國和俄國，但實際上真正的問題在於要告訴蘇聯些什麼。與史汀生協商後，杜魯門決定等到波茨坦會議的最後一天，並且給史達林一份只有最簡單概要的報告。杜魯門後來回憶這次事件，他繞過蓋著檯面呢的會議桌，來到俄國那方，刻意把自己的口譯員留在後面，緩緩向史達林走去：「我就這麼隨口向史達林表示，我們有了一種新武器，破壞力非比尋常。這位俄羅斯總理並未表現出什麼特別興趣，只說他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並希望我們會把它『好好用來對抗日本人。』」

杜魯門可能認為自己手段夠高明，既給了史達林足夠的資訊、讓他們不能抱怨自己一無所知，也沒給出什麼真正有用的訊息。史達林當時之所以不動聲色，確實可能是因為杜魯門刻意表現的若無其事，但也有可能反映的是他早就透過自己在西方的間諜網，得知了在阿拉莫戈多的測試。對歐本海默來說，杜魯門連試都不肯試，就拒絕與蘇聯建立真正的核武控制夥伴關係，喪失這個機會實在太令人遺憾。他後來表示：「那實在太漫不經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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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位一體測試後，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計劃也繼續進行，而並未與科學小組再有協商。然而，原子彈科學家之間的紛紛擾擾還在繼續，也一如往常，是以芝加哥的冶金實驗室為中心。西拉德傳下了一份請願書，主張以道德為由，反對任何使用原子彈的方案。（他後來修改了措詞，表示若有「適當的警告、並給予在已知條件下投降的機會」，則可容許使用原子彈。）這份請願書有超過六十位冶金實驗室科學家的連署，由康普頓轉交華盛頓當局。然而，在冶金實驗室連署的請願書並不只這一份，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對使用原子彈；另一份請願書有部分內容就是：「那些前線部隊的人……為國家冒著生命危險，難道無權使用已設計出的武器嗎？……就算只能挽救極少數美國人的生命，也讓我們使用這項武器吧，就是現在！」

廣島任務的確切時間，只有原子彈團隊的少數物理學家知道，其中就包括阿爾瓦雷茲與賽伯，兩人在天寧島上共用一個帳篷長達兩個月，調整著各項儀器，準備用降落傘投下原子彈。八月五日凌晨兩點四十五分，阿爾瓦雷茲登上「偉大藝術家號」（Great Artiste）B－29轟炸機，伴隨著蒂貝茨的「艾諾拉．蓋號」共同出航這趟轟炸任務。經過將近整整六個半小時，兩架轟炸機都來到了廣島上空。艾諾拉．蓋號投下了名為「小男孩」的鈾原子彈。阿爾瓦雷茲看著自己的三個測量儀器在原子彈後方飄落，接著飛機以兩倍G力高速迴轉、以避開衝擊波，而他還在檢查接收器，確保儀器還在收集數據。投彈四十五秒之後，他感受到了爆炸的威力。

「突然之間，明亮的閃光照亮了整個機艙，爆炸的光線從前方的雲層反射回來……過了一會，劇烈的衝擊波兩次猛擊著飛機。」接著，偉大藝術家號持續在廣島上空盤旋。阿爾瓦雷茲回憶道：「我想找那座目標城市，但怎麼也找不到。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師勞倫斯，投入了大量精力、幾億美元，建造機器來為『小男孩』原子彈分離出鈾二三五。我原本以為轟炸機投偏了幾英里，沒投到城市上……還在想著該怎麼向他解釋這樣的失敗。」但原子彈其實投到了目標。之所以找不到廣島，是因為整個城市已被摧毀。

兩天後，阿爾瓦雷茲正準備第二次出任務，在長崎投下鈽原子彈「胖子」。他和賽伯以及從柏克萊來的理論物理學家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一起在天寧島上的軍官俱樂部休息，想起了嵯峨根遼吉，想起他在放射實驗室的兩年時光。或許，這種個人關係也能用來推動戰爭畫下句點？這三位美國科學家小小的個人舉動，或許能夠稍微抵消他們對嵯峨根遼吉及其同胞所降下的毀滅。於是，三人匆忙寫下一則訊息，放到信封裡，貼在三具發射到爆炸漩渦中的測量儀器上：

這是我們所寄出的個人訊息，希望您運用自己身為知名核子物理學者的身分來讓日本參謀本部相信，如果再繼續這場戰爭，您的人民將遭受可怕的後果……這三週以來，我們已經在美國沙漠進行一次原子彈試爆，在廣島引爆了一枚，今早又引爆了第三枚原子彈。我們懇請您向領導者證實這些事，並盡您最大的努力，阻止這種毀滅與虛擲人命的行動，如果再繼續下去，只會讓日本所有的城市都遭到摧毀。身為科學家，對於這種美麗的研究成果被派上此等用途，我們深惡痛絕，但我們可以保證，除非日本立刻投降，否則在憤怒中還會有許多倍的原子彈如雨般落下。

他們的署名，是「在您留美期間的三位科學界前同事」。

這封信後來在長崎的廢墟被發現，一直到日本投降後，才送到了嵯峨根的手中。在許多個月後，在康普頓家三兄弟排行老二的威爾遜．康普頓（Wilson Compton）到日本旅行，收到了嵯峨根寄來的副本。他把這份副本轉給阿爾瓦雷茲，阿爾瓦雷茲在上面簽了名，再在一九四九年還給嵯峨根，也算是一種紀念品了。

隨著這項「祕密武器」壯觀登場，杜魯門也在長崎投下原子彈五天後宣布日本投降，群眾一片歡天喜地，也對這項武器大感興趣，但與此同時，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卻開始激烈地自我反省。對於自己最親近的一些朋友與同事表現出的憂心疑慮，勞倫斯也感同身受。然而，他也對於各種事後諸葛的批評大感不耐，在他看來，這項決定就是結束了這場戰爭，而且可以想像得到，是結束了所有的戰爭。南達科塔州大學的路易斯．阿克利教授，在多年前讓勞倫斯走上了物理學這條職業道路，而這時勞倫斯寫信給他表示：「我相信現在全世界都會意識到，人類事務再也不可能用戰爭來解決了。」

對於許多關於原子彈、希望他參與的辯論，勞倫斯都推辭了。八月九日，在長崎投彈之後，他一時不小心，曾向卡爾．達羅坦誠，他曾向臨時委員會提案要採取非軍事演示。此時達羅正希望引開大眾的怒火，不讓大眾覺得科學家是研發新殺人科技的共犯，於是抓住這個機會，希望讓大眾覺得科學界頂層對這件事的態度並不一致。他向勞倫斯寫道：「我希望你能公開你曾提出這項請求的事實……主要是因為大眾的輿論可能會對科學有害。有些人甚至開始怪罪科學家，認為是他們的研究造成這些後果。我認為我的猜測算不上太牽強或太荒謬：在不久之後，應該會有人說是『那些曼哈頓計劃的邪惡物理學家故意研發出原子彈，而且他們心知肚明，這些原子彈會被用來在未經任何警告下，殺死成千上萬無辜的人民。廢掉物理學家！』我們不能讓他們以此做為反對科學的藉口。」

勞倫斯並未聽信這一套。他向達羅簡單描述了臨時委員會對於採用演示的反對意見後，告訴達羅「我傾向認為他們做了正確的決定。比起因原子彈而犧牲的生命，透過縮短戰爭，確實是挽救了更多的生命。此外，不言可喻……世界一定已經意識到，絕不會再有另一場戰爭了。至於對物理學家和科學家的批評，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必須擔負的十字架，我認為就長遠而言，全世界所有的理性個人終究會意識到，這次的事件就正如所有的科學追求，到頭來是讓世界變得更好。」

而對於歐本海默，勞倫斯也表現出了同樣的不耐煩；一九四七年，歐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亞瑟．里特（Arthur D. Little）紀念講座演講上，表達了自己對原子彈所感受到的痛苦折磨。他表示：「以一種最原始的感受，無論用怎樣的粗俗、幽默或虛張都無法完全消除，讓物理學家懂得了原罪；而這成了他們永遠無法放下的知識。」

歐本海默的觀點，其實比表面看來的更加細緻；他是希望科學家在釋放出核分裂的威力之前，能夠有些他們所缺乏（也或許並不需要）的內省反思。然而在勞倫斯聽來，似乎是歐本海默認定了各地所有的科學家都有罪，於是他的反應也很粗暴，動怒表示：「我是物理學家，我不需要去放下什麼『物理學讓我懂了原罪』的知識。」

然而，正因為長久的友誼、同事關係、又一起度過了原子彈計劃的種種艱辛，讓勞倫斯很難對歐本海默的不安完全置之不理。在長崎投彈後的週末，勞倫斯造訪了羅沙拉摩斯，發現歐本海默正陷入自我懷疑，努力想為臨時委員會起草另一份公報，處理「原子能領域未來研究的範疇與計劃」。歐本海默試著向委員會表達他對原子武器（包括他所謂的「超級炸彈」）未來的「深遠」想法。歐本海默向科學委員會報告的結論中，認為不可能「對原子武器提出有效的軍事反制對策」，美國無法保證在原子武器一直維持「科技霸權」，而且「就算達到這種霸權，也〔無法〕保護我們免受最可怕的毀滅。」想達到這種目標，辦法不能靠科學和技術專業，而是要靠著消除戰爭。勞倫斯和歐本海默至少在這一點上有共識。兩人所不同意的地方，在於勞倫斯認為對日本投下原子彈已經達到了這項目標；相較之下，歐本海默卻覺得目標因此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遠。

對於歐本海默這份公報的草案，勞倫斯大多贊同，但要求一項重大的改動。歐本海默寫的是：「我們最無法肯定的事情在於，就算未來幾年間我們在原子武器領域的技術地位大幅強化，也不見得能就結束戰爭的議題做出重大貢獻。」而勞倫斯建議另一種替代說法：「無須多言，只要我國需要強大的武力，我們就必須持續握有並積極開發原子武器，並可能因此維持多年的領先地位。但我們確信……其他勢力也能在幾年內生產出這些武器……因此我們認為必須以堅定的步驟達成國際協議，以減少、甚至是完全消除此類發展的可能。」

在歐本海默看來，這就是勞倫斯想為自己實驗室爭取政府補助的行銷宣傳，最後他也說服勞倫斯讓步放棄。在科學小組最後為史汀生準備的備忘錄中，雖然承認研發更有效的核武「對任何國家政策來說，都會是一項看起來再自然不過的因素」，但也強調，這樣的國家安全「唯一可憑藉的基礎，就是要讓未來不可能發生戰爭。我們一致且急切地向各位建議……為達此目的，應採取一切步驟、達成所有必要的國際協議。」

然而，歐本海默帶著這封信抵達華盛頓的時候，史汀生卻缺席了；這位七十七歲的男子經過整個夏天如同超人般的辛勞，現在去了度假勝地阿迪朗達克山脈，恢復體力。於是，歐本海默被帶去見了喬治．哈里森，哈里森再將他的想法傳達給已當上杜魯門總統國務卿的詹姆斯．伯恩斯。伯恩斯指示哈里森，給歐本海默一個直白的回應：「以目前狀況，歐本海默關於國際協議的建議不切實際，而且……他和其他一夥人都該全力繼續研究。」這裡說的研究，指的就是下一代的超級武器，預計威力將比投在日本的原子彈強大數千倍。

歐本海默回到羅沙拉摩斯，在一封鬱鬱寡歡、寫給勞倫斯的信裡記下了他的想法。他寫道，在華盛頓「時機不對，要把話說清楚還太早。」他已經努力嘗試，想讓這些人知道不是光靠著繼續做原子彈研究就能維護國家利益，他甚至還建議，要「像上次大戰後禁止使用毒氣一樣」，以國際公約禁止使用原子武器。（這裡指的是一九二五年的《日內瓦公約》協議從此禁用毒氣。）然而沒人想聽他的話。他告訴勞倫斯：「我從對談裡很清楚地知道，波茨坦會議的情況非常糟糕，在想吸引俄國來合作或管控的事情上，可能是幾乎或甚至完全沒有進展。我不知道他們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事實上，就是沒有做出任何努力。）歐本海默還報告了在華盛頓的兩項「悲觀的」發展：其一是伯恩斯下令繼續原子彈研究；其二則是杜魯門發了一道「御旨」：「未經他個人批准……禁止揭露任何有關原子彈的資訊。」在歐本海默看來，能透過國際協約來管控原子武器的機會正在流失，而且可能再也無法挽回。更令人不安的是，科學家控制自己職業命運的能力也似乎正在逐漸消失。他承認自己感到「深切的悲痛，並對於我們該走的路感到極度迷惘。」

在歐本海默寫給勞倫斯的信中，最後幾段是關於回歸柏克萊的事。在過去幾週討論原子彈計劃的未來走向，整個氛圍讓兩人身心都精疲力竭，友誼也出現嫌隙，而且這還絕不是兩人之間唯一的問題。歐本海默已經懷疑，自己是否還能融入柏克萊：「未來想在柏克萊達成任何成就，都必須依靠……在觀點不同的時候，仍有一定的互相尊重。」

他已經暗示著，柏克萊的物理學研究未來可能不會再有羅伯特．歐本海默。而隨著戰爭結束，走向和平，這還只是勞倫斯需要面對的其中一項改變。前方仍有挑戰，但也將出現機會，而且是巨大的機會。在整個科學界裡，沒有人比勞倫斯有更好的條件可以抓住這些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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