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6日

《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16章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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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本書書封由八旗文化提供

科學作為轉譯

與資本主義一樣,同樣將科學視為一種轉譯的機器,會有助於討論。科學具有機器特性,是因為有一大票的教師、工程師與同儕評論人,隨時要砍去當中多餘的部分、反覆打磨,直到它適得其所為止。科學也是可轉譯的,因為它的洞察力同樣源自多元的生活方式。多數學者只有在科學的轉譯促進了機械特性時,才會對其多加留意。轉譯讓學者觀察到,不同的科學元素也能聚合成一套知識與實踐的整合系統。長久以來,對於錯綜複雜的轉譯過程的關注,始終不如不協調的並置與溝通不暢等問題。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罕有科學研究願意偏離原有的想像實體,也就是西方世界。科學研究需要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來擴張範圍,以超越「常識」這個自我蒙蔽的箱子。在後殖民理論中,轉譯讓我們看見格格不入、也看相互契合。因此,佐塚志保才觀察到自然從這種混亂、懸而未決的轉譯中浮現。在詮釋自然的跨國作法中,她指出,共通的學識訓練與突現的差異息息相關。

就此意義而言,轉譯創造出了科學當中不連貫與不相容的區塊。甚至,儘管有跨界的訓練與交流,但像研究、審查與詮釋等部分總是分別存在,其區塊仍可能持續分裂。這些區塊既不封閉,也不獨立;它們會隨著新的題材變化。它們的獨特性不在於先驗邏輯,而是趨同效應。觀察它們就會回到結局開放型的類聚,也就是我所謂的聚合體。在這裡,即使是在機器的版圖內,也會有層疊的、不一致的、混沌的本體形式。松茸科學與林業學便是清晰的例子;本章就是要探討混亂的轉譯,以及透過轉譯形成的知識區塊。

首先,如果科學是一門國際事業,為何會有所謂「國家級的」松茸科學?這答案牽涉到科學的基礎建設,就算它們彼此影響,但仍有隔閡存在。松茸科學能達到全國矚目的高度,是因為松茸和國家資助的林業機構密不可分。林業學便源自於由國家治理的科學,而且也會繼續與之保持密切關係。即便擴展到國際範圍,林業學也仍是國家性質的。如今,我們已經步上了發散聚合體的方向。但現在情況更有趣了。為什麼聲譽卓著的國內研究一跨出國界,影響力就這麼微弱?為什麼儘管有共同的學術訓練、國際會議與公領域的出版品,隔閡還是如此巨大?這個問題,我們可從日本被北美與歐洲的共識排除在外的現象來回答。松茸科學與林業學的根基在日本已屬穩固,但在其他地方這仍屬於新議題,僅伴隨松茸商業化而出現。可能有人會預期日本的松茸科學能成為啟發他國新科學的傳統母源,但除了韓國之外,情況並未如此發展。松茸出口國的科學家都忙著創造自己的松茸科學,但這並非過去那種眾人預期的全球科學領域。從松茸科學不均的發展,我們看到科學做為後殖民轉譯的處境。

「自然」的另類表現好壞難料。想想它們對人類干擾的不同反應就知道了。從里山復育研究汲取經驗的日本科學家主張的是,目前松茸森林受人類干擾的程度還不夠多,廢棄農林遮蔽了松樹,所以長不出松茸。相形之下,美國科學家則認為松茸森林已經受夠了過多的干擾威脅,魯莽草率的採伐殘害了物種。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儘管兩國科學家在國際上有所交流,對互異的立場卻幾乎沒有任何溝通。甚至,美日兩國科學家都傾向採行對比式的研究策略,尤其是在實地選擇以及規模的議題上。這就無法跨越各自的研究結果進行直接比較。如此過程於是造就了隔離的知識區塊與研究方式。

當另類科學走到同一個位置,就會特別突顯當中的分歧所在。在中國,松茸科學與林業學夾處在美日兩國的軌道之間。在中國東北的松茸森林內,中國已和日本科學家開始穩定合作。同時也有成群的美國環境保育與發展專家趕到雲南,而松茸科學同樣是這群人會關注的領域。中國學者認為自己的任務是跟上「國際化」,也就是「說英文」的科學。就像某位年輕科學家解釋的,胸懷鴻鵠大志的年輕研究人員一向不讀日文資料,認為反正那些不懂英文的過氣老學究會讀。美式研究方式在中國的影響力已足以在雲南制定政策:雲南松茸已列入「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的瀕危物種名單,並且針對不受控的採菇人與採集行為制定出法規。然而,雲南的森林與美國的松茸森林截然不同,毫無相似之處。我在第十三章時談過,雲南的森林其實更像日本的里山。美國專家辨識不出這種森林的地景動態。但現在這麼說有點過早。究竟,日本與美國的知識區塊是如何發展起來、而後散播出去的呢?

日本的現代松茸科學始於二十世紀初期;二戰後首屈一指的研究者就是京都大學的濱田稔(Minoru Hamada)。濱田教授發現,松茸的關鍵地位介於應用與基礎科學,以及民俗與學院知識的交集點上,因此能擴大科學範疇。經濟價值讓松茸贏得政府與民間的支持,也開闢出一條可說前無古人、涉及種間交互作用的生物研究新方向。為了探索這些交互作用,濱田教授認真聽取農民的經驗。例如,他借用了農村的術語「shiro」(有「護城」、「白色」、或「植被」等意),用以指稱菌絲墊的確,菌絲墊是一片以防禦為目的的白色生長植被也就是松茸真菌的成長環境。濱田教授從農民的教導中習得菌墊的知識,早期也試過培養真菌。他同時也探索存在於菌墊與樹木之間的種間關係的意涵,甚至提出哲學探問。他問道,我們能否認為互利共生是一種愛的形式?

濱田教授的徒子徒孫們推廣、而且深化了日本對於松茸的研究。小川真就發起了一項橫跨全日本縣府級林業機構的松茸研究計畫。縣府級的森林研究人員以簡單的設備和實地探查,解決遭遇的問題;他們讓鄉土與專家兩方的知識對話保持開放,而且重視成效。在如此傳統下,即便由大學或機構主掌的研究,也持續與農夫對話,並出版大眾化的書籍、實地手冊、以及專業論文。他們的問題核心是探討自從一九七〇年代起逐漸減產的松茸,以及這種低產現象有無反轉可能。它們一方面在實驗室內嘗試努力培育松茸,另一方面也在森林中尋找最有利的松茸生長條件。於是,有些研究者便逐漸投身挽救日本里山森林的計畫。日本松茸在松樹森林還沒振興之前是無法蓬勃發展的。

因為關注松茸與里山衰退的關係,所以京都大學的研究人員特別看重松茸的關聯性,不只是與其他物種的關聯,還有與無生命環境的關聯。研究人員調查了松茸環境裡的植物、斜坡、土壤、光線、細菌與其他真菌。松茸一向無法自給自足,而是需要營造關係,它的生長現場因此更顯特別。為了促進松茸生長,這些研究人員建議深究松茸生長的獨特環境,以及對松樹有利的人類干擾制度。森林越被忽視,所需的人為干擾就越多。有一對研究人員稱之為「果園法」(orchard method)。把松樹照顧好,松茸就會長得像片眾所期盼的雜草。

於是,私人公司與大學的研究人員都忙著在實驗室裡培育松茸。只要價格居高不下,那麼培育成功便等同是得到天上掉下來大禮!從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的那十年,鈴木和夫(Kazuo Suzuki)便在東京大學召集組成一個高知名度的研究小組,研究栽培松茸的環境。鈴木實驗室也邀請各國的博士後研究員,增加日本松茸研究的國際特色。這項研究從實地探勘法轉向生物化學與基因組研究。可惜至今仍未端出培育成功的果實。然而,實驗人員從中卻獲得許多深刻理解,尤其是與真菌與樹的關係:在這裡,這種關係仍是最核心的。鈴木教授甚至曾將成熟的松樹帶進實驗室,在底層打造盒子,藉以觀察、並測量菌根共生的狀況。

為什麼這項研究在美國不具影響力?美日兩國在松茸科學研究法上的疏遠並非從一開始就這麼根深柢固。美國太平洋西北部的林業研究人員在八〇年代首度注意到松茸時,他們原本是打算從日本研究的角度去深入了解的。當時中央華盛頓大學(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霍斯福德(David Hosford)就曾前往日本,和曾與濱田教授一同受訓的大原弘行(Hiroyuki Ohara)合作。霍斯福德教授手上也有幾篇譯自日文的科學論文資料。最後,他與擔任共同作者的美國同事,把這些研究集結成一份不同凡響的論文《美國商業採集松茸的生態與經營》(Ec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mercially Harvested American Matsutake)。這篇論文比任何美國出版過的資料都更貼近日本的研究。文章開頭概述了日本的松茸歷史,接著談到大原教授曾在華盛頓州協助督導的日式松茸研究。它甚至描述在美國松茸地區裡的獨特植被模式。然而,它也提出告誡:「美國的林務人士......極有可能在不同的語境下解讀日式方法可促進松茸生長......[因為] 兩者森林經營的目標相差甚遠。」這個告誡最後果然一語成讖。美國森林局後續的所有松茸研究上,一旦要納入日本經驗,就只會引用霍斯福德的文章。

那個障礙是什麼?一位美國研究員告訴我,日本的研究幫助不大,因為它們是「描述性的」。在拆解「描述性」可能的意思以及哪裡有問題時,美國林業研究的文化與歷史特殊性也逐漸變成焦點。描述性代表因實地而有不同,也就是會隨不確定的遭遇而調整,於是難以規模化。美國林業研究者面臨的壓力,是要提出適用於以規模化經營用材林木的分析報告。這就需要把松茸研究擴大成林地研究。但在日本研究中,研究現場是跟著真菌成長的區塊而選定,而不是林地的布局。

資助松茸研究的森林局想設法解決一個大問題:松茸能否成為一種可持續經營的經濟產品?這個問題是在森林局的林地經營史中形成的。在這段歷史中,不屬於木材的森林產品會被忽視,除非它們證明自己能與林地兼容。於是,這種林分可經營林地單位成為美國林務人士眼中的基礎地景單位。但日本科學家研究的真菌區塊生態卻不屬於這種布局。美國林業針對松茸的研究規模於是隨之調整。有些研究使用的是隨機橫切、並與林地林分規模相容的松茸樣本。也有一些藉著擴大真菌規模的手法打造研究模型。這些研究都附有追蹤技術,好在林地合理化的規模下觀察松茸。

美國松茸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與採菇人有關:採菇者是否在破壞資源?這個問題能回溯到美國的林業歷史,因為其核心也質疑著同樣的問題:伐木工是否在破壞資源?這一脈相承的問題促成了後續對於採集技巧的研究。至於伐木工,衝擊的重點是對於採收的觀念。研究發現,耙地會減少蘑菇將來的產量;但若是小心採集,未來產量則不受影響。採菇人要懂得如何以合宜適切的方式進行採集。其他人類干擾形式例如疏伐、火災抑制、或造林等對松茸採收可能造成的影響目前還無人研究;研究者心中還沒有生起對於過度開採的擔憂。這就是美國的永續力:抵禦以貪婪為基礎的大肆破壞。

美國與日本相反的是,美國林務人員非常擔心人類干擾造成的危害,認為現今有太多、而非太少人類活動在摧殘森林。但讓人意外地,「耙地」對日美兩國而言,都是干擾的象徵只是有徹底相反的效價。在美國,耙地因為干擾了地底真菌體而破壞了松茸森林。但在日本,耙地卻能翻出適合松樹生長的礦質土,而讓松茸森林更多產。這些是截然不同的森林處境,承接著不同的挑戰。在美國太平洋西北部針葉林中,擁護松樹乃多此一舉(雖然把國家森林開放給公民疏伐團體這個想法很不錯 )。然而,提出這種差異的目的是要呈現議題,而不是判定哪一種方法才是絕對正確:它顯示了基本問題與假設的作用。世界主義的科學就是在研究的區塊中成形的,它們在不同的遭遇裡可能同步茁壯,也可能相互拒斥。

回到雲南,美式作法的影響如今應該更加明朗。中國的重點本應放在關注松茸、橡木與松樹以及人類的三方關係上。大家該如何為了松茸維繫橡木與松樹森林?然而中國研究者卻將松茸視為美式的、能自給自足的、規模化的、無需關注它與其他物種關係的產品。繼永續性後提出的問題並不是詢問相關森林的情況,而是採菇人的作法:採集人是否正在破壞自己的資源?中國研究人員在詢問村民有關松茸收成衰退的問題時,不會連帶關心森林的情況。處理與衰退有關的問題時,松茸彷彿只是單獨存活在地景上的生物。這是屬於美國的問題,是效法合理化木材的經驗、期待能從貪婪的伐木工手中拯救森林所延續下來的美式觀點。然而中國的採菇人並不是伐木工。

雖然科學家們身處在美式想法框架的霸權裡,雲南仍有日本松茸研究的聽眾。松茸出口生意與日本關係緊密,因為日本正是松茸的市場。此外,日本研究探討的是人類可以怎樣經營森林,以增加松茸產量;美國則相反,探討的是如何規範松茸收成,以免採菇人破壞資源。日本的森林經營期許市場上能有更多松茸;但美國科學則希望出產得越少越好。雲南松茸企業想當然會偏好日本的範例。當日本的名科學家把他關與松茸經營的著作推出中文版時,執譯的還是雲南松茸企業的相關從業人士,而非科學家;甚至在書譯出後,科學家們還不知道有這本書存在。

這一切都讓我回想起二〇一一年在昆明舉辦的首屆國際松茸研討會。該活動是由雲南松茸商業協會與一組日本科學家共同籌辦。出席的還有一群北韓松茸科學家,以及以北美為基地的松茸世界研究組織。會中的交流進行相當困難,因為只有在開幕典禮時有翻譯人員協助,而且翻譯人員也都因為不熟悉相關領域,顯得招架不住。整場研討會本應以英文進行,但參與者的能力都無法勝任。不過,語言不通只是問題之一。每個與會者對於松茸研究皆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多數的中國籍與會者都希望推廣中國松茸,因此會提及文化價值、加工新技術、政府為保護松茸所作的努力等。相較之下,日籍與會者對於有機會見到非日本種的松茸雀躍不已,因為當中可能蘊含培植潛力(有些中國人會反對這部分;他們不想變成研究資料)。北韓人士則迫切希望能影印在北韓境內完全被封鎖的國際科學論文。而在這裡四處趕場的,就是帶著科學與社會衍生注解的北美人類學家。

我們各自有不同的議程。但在論文發表前兩天的共同實地研究中,大家都觀察到彼此是如何觀察森林的。那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能看到幾種不同的科學在現場同時實踐著。中國參與者見證到森林真菌生命的多樣性,以及農民與國際學者間搭起的友好情誼。日本學者把握這罕有契機,研究起外國真菌與寄主樹的關係。北韓人士則熱切地學習新技術。沒有人認為這場研討會徒勞無功,大家都發揮了傾聽的藝術:認清差距,就是共同合作的起點。

但也有沉默無語的時刻。想想看有誰不在場。美國森林局的研究經費幾年前因為聯邦資金削減而石沉大海,因此派不出任何一位美國林業代表出席。附近小鎮上有個中國研究機構本來吹噓自己有好幾位松茸研究員,但場上也不見蹤影。這真是一群背景紛雜的人,由中國生意人與日本科學家組成。在讓人困惑的翻譯以及會議人物四處缺席的亂象中,遍布著隔閡與區塊。

有時候,人們能經由區塊間的轉譯做出改變,滋養新的發展。這場昆明會議就是因為某人的努力才能誕生。楊慧玲(Yang Huiling)年幼時曾見過一位日籍人類學者來到雲南研究她所屬的白族族群。她後來留學日本,輾轉走入松茸貿易圈。正是她積極與日本科學家打通關係,才推動了這場昆明會議。把研究傳統聚集在一起的她,終於看見新的區塊形成。

世界主義的科學是由區塊拼湊而成的而且也因此更顯豐富壯大。不過,個人與事件有時會造成歧異。就像蘑菇孢子一樣,可能會在意想不到之處發芽,重塑區塊上的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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