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陳禹安
2018年11月底，左岸文化出版了由台灣的醫療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研究者們所翻譯的《照護的邏輯：比賦予病患選擇更重要的事》（The Logic of Care: Active
Patients and the Limits of Choice，以下簡稱為《照護的邏輯》），並且在12月19日誠品書店敦南夜講堂活動中，邀請譯者之一的台大社會系吳嘉苓教授進行新書分享會導讀。
吳嘉苓教授過往關注台灣生產改革的議題，是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的發起人之一，也曾擔任《見樹又見林》、《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譯者群中的一員【註一】。透過自己的教學和生活經驗，結合在荷蘭與作者面對面的互動經歷，吳嘉苓教授進一步交織出幽默風趣的導讀風格和接地氣的演講內容。
本文將導讀內容分為三個部分進行介紹，分別是「從選擇的有無到選擇的限制」、「何謂照護的邏輯」、「勉勵與問答」。
講者吳嘉苓教授（圖片由左岸文化提供）
從選擇的有無到選擇的限制
講者吳嘉苓教授首先從作者安瑪莉‧摩爾（Annemarie
Mol）的經歷和這本《照護的邏輯》的起源進行介紹。
安瑪莉‧摩爾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身體人類學教授，具有哲學與人類學的訓練背景，過去關注的議題橫跨照護、身體與飲食，而這本《照護的邏輯》是她第二本著作。中文版翻譯自08年英文版的The Logic of Care: Health
and the Problem of Patient Choice，並保留最早於03年出版的荷蘭文版本的副標題「積極的病患和選擇的限制（Active
Patients and the Limits of Choice）」。
講者指出，摩爾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希望透過這本專門為醫療人員設計的書，回應歐美社會對於「賦予病患選擇」的風潮。同時，本書的研究資金也來自這個風潮下誕生的國家層級研究基金會ZON/Mw（頁20）。然而，在本書中，作者摩爾對這個風潮持保留態度，試圖提出一個「超越考慮選擇有無」的「照護的邏輯」。這等於是拿國家的錢告訴國家「選擇的『限制』」，因此，講者半開玩笑地說，如果要寫一個風靡台灣的人工智慧科技部研究計畫的話，她的題目也會訂為「人工智慧的限制」。
在進入「照護的邏輯」的實質內涵討論前，講者請聽眾們想想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如何呼應作者書中「生活如何充斥著頌揚選擇」的說法。講者以自身工作地點附近的捷運站廣告為例（如下圖），試著從在地的素材帶領聽眾進入本書。此外，透過回想最近一次的懊悔，以及伴隨而來的「這是你選的，你要怪誰」的責備，不論就業、升學、愛情、政治，這些體現「選擇的邏輯」的懊悔，都成為進一步理解醫療照護實作中「照護的邏輯」的敲門磚。
日常生活如何頌揚選擇的邏輯投影片（講者授權的投影片內容）
何謂照護的邏輯
「照護的邏輯」如何體現在作者於大學附設醫院所考察的糖尿病病患照護情境呢？講者指出，「照護的邏輯」透過正面表列的方式【註二】，呈現在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四個層面，分別是：市場、公民、臨床、公衛。
市場層面，作者在第二章以一張血糖機的廣告圖為例（頁51），打破「選擇的邏輯」下消費者看似在市場對於商品具有的選擇權。講者指出，作者透過廣告圖，搭配自身熱愛的健行運動，試圖指出廣告如何將消費者的欲望轉化為看似自由理性的選擇；然而在「照護的邏輯」下，糖尿病衛教師心中所想的病患生活並未如廣告般自由理性，而是更著重在生命的不可預期性，以及各種實用實作：舉凡用好的鞋子和襪子來減少腳上傷口、如何讓同伴協助病人施打相關藥劑等等。
公民層面，指涉的是第三章裡各式政治哲學理論下的公民身體觀。不論是希臘城邦政治中公民（男人）的身體透過女人和奴隸在家準備的食物，得以在廣場討論公共事務、或是強調可調伏個人激情、經妥善馴服的布爾喬亞資產階級身體，指涉的都是一種擺脫肉體的自由心靈。比起「選擇的邏輯」強調具有自主的能力，「照護的邏輯」強調身體的脆弱，也就是脆弱的身體如何在內部均衡和外部複雜環境間達到好的平衡，得以好好生活。講者以自己如何登上媒體頭版的「雞腿教授」事件為例【註三】，講述自己如何遭媒體批評「上課默許學生吃飯，有礙學習」，並自我解嘲自己在閱讀本書之前，就已經透過「避免同學上課低血糖」的「照護的邏輯」進行教學，讓學生們得以同時在身體和心靈處於最佳狀態時好好上課。
講者設計的情境討論投影片（講者授權的投影片內容）
臨床層面，涉及的是第四章裡關於醫事專業人員的討論。講者問在座的護理師觀眾，當有病患問起「想吃甜食的話該怎麼辦」的問題時，該如何應對？有護理師回答道：比起使用疾病恐嚇病人，會建議在讓病人有活下去的樂趣的情況下給予意見，例如少量分次食用等等。延伸這個話題，講者強調，除了「同理心」之外，應該進一步打破「選擇的邏輯」下「醫療人員給予資訊、病患依價值觀進行選擇」的二分。畢竟，臨床情境裡醫療人員和病患都同時具有資訊和價值觀，唯有尊重彼此的經驗，一同從事具有開創性的照護試驗，才能協調出好的照護，達到「作伙修補」（doctoring，頁137，【註四】）的效果。
公衛層面，講述的是第五章裡強調改善集體生存環境的「照護的邏輯」。講者以台灣的肥胖防治為例，提到當政府機關訴諸個人化的衛教標語如「聰明吃、快樂動、天天量體重」，卻可能忽視集體的環境問題，例如全台肥胖比例最高的台東縣，缺乏的可能是運送未加工新鮮蔬果的基礎建設、可能是低社經地位缺乏運動的時間和體力。惟有透過適當的集體防治分類，才有辦法給予適當的建議，進行好的公共衛生照護。
最後，講者也強調作者在第六章總結處，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是關於一個醫界正在消失的優良傳統，稱為「個案報告」（case
report）。作者認為，在講求績效和課責的機制下，已經沒有像個案報告一樣的空間「讓人可以懷疑、自我批評，或是問一些困難的問題」（頁200）。當人們留有空間注意摩擦與問題，得以免受課責地講述自己所犯的錯誤，才有機會啟動改善的機制。講者最後透過繁體中文版作者序裡最後一段作者想對台灣讀者傳達的話語──關於讀者經驗如何可能和本書相呼應（頁13）──作為提問，開啟下半場的QA時間。
勉勵與問答
在演講結束後，聽眾們在QA時間分享許多自己生活中與這本書相呼應的經驗，內容從護理師對於自身在急診、助產工作的經驗反省，涵蓋到家屬在臨床現場為病人做選擇的情境分享。講者則透過本書的論點和聽眾的經驗進行回應：例如在面對死亡時，醫療專業人員並非採取失敗主義的態度，而是在不至於太天真的狀況下創造性地提出解決辦法；又例如家屬不僅要在臨床的生死抉擇中進行選擇，生活中也充斥著各式選擇，像是本書中與糖尿病患共處的家屬該怎麼煮飯等等。
相關問題也自此延伸，包括副標題積極的病人意涵為何？著重協商的荷蘭醫療環境和台灣有何差距？專業如何可能在現實環境中必須採取「選擇的邏輯」才能完成工作？講者除了闡述積極的病人旨在發掘隱藏在「未遵醫囑」或「知識欠缺」背後的病患積極作為、持續行動，也進一步從美國醫學院校對於「主動承認錯誤」的教育談起，將其視為改變台灣照護文化的可能起點，並批判純粹講求「效率」的台灣血汗醫院環境可能因其短視而忽略協商照護時的「必要時間成本」。
講者最後以書腰的文字「選擇的邏輯，病人跟悔恨綁在一起；照護的邏輯，如果出錯了，你不必責怪自己，就繼續做點什麼吧」為整場活動作結，並且強調很多時候我們要做的其實是「看重實作，認可狀況會很多，持續嘗試修補工夫，讓生活好過一點！」。演講結束後，活動主持人左岸文化林巧玲編輯也進一步宣傳講者吳嘉苓教授和推動安樂死公投的江盛醫師在2019年2月15日的另一場在台北的講座活動，屆時STS多重奏也將為聽友們分享相關的活動訊息。
【註一】Johnson,
Allan G.，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2001），《見樹又見林》（The Forest and the Trees）。台北：群學。Johnson,
Allan G.，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台北：群學。
【註四】doctoring是本書的重要概念之一，關於翻譯時在選字上的難處，可見本書譯後記，頁223-224。
*作者介紹：陳禹安，基隆人，長庚大學醫學生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感謝陳柏勳醫師協助審稿，感謝講者吳嘉苓教授進行審訂，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贊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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