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尚仁
《老科技的全球史》是部二十世紀的全球科技史，[1]但卻是一部不尋常的科技史。大多數科技史的寫法，通常把焦點放在重要的發明與創新。然而，光從章節架構就可看出這本書顯非如此；它雖然是一部二十世紀的科技史，卻不是常見那種依照時間順序講述人們耳熟能詳的重大發明之故事的編年敘事史；從章節安排便可以看出，這是本以主題為架構、強調分析與議論的著作。[2]本書就內容來說也很特別，書中並未特別提到盤尼西林發現的日期或個人電腦是誰發明的，書末也沒有附上「二十世紀重大科技發明時間年表」。作者並未詳述萊特兄弟如何研發與試飛歷史上第一架動力飛機，倒是在插圖中提到，萊特經營的腳踏車店是當時相當典型的小型作坊（workshop）。書中不談超音速噴射機、衛星發射或登月計劃等二十世紀著名的科技里程碑，卻用相當的篇幅談鐵皮屋、拼裝船和拼裝車、肥料農藥、屠宰場等一般科技史根本不會觸及的主題。此外，作者還告訴我們，致力研發與使用新進武器科技的國家，不見得會贏得戰爭；二次世界大戰火炮與步槍所殺死的人數，要遠大於轟炸機與原子彈；一個國家投入科技研發的經費多少，與其經濟成長率不見得有正相關。這些見解和主流說法可說大異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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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左岸文化 |
透過這樣的架構與內容，作者強有力地呈現並申述其核心論旨：以發明與創新為焦點的傳統科技史，無法理解科技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將研究的焦點放在科技的使用。為何本書會用這樣的角度來看待科技？是什麼樣的作者會寫出一部如此特殊的二十世紀科技史？本書作者大衛‧艾傑頓原本主修化學，畢業於牛津大學，後來在倫敦帝國學院攻讀博士，論文分析比較英國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一年間對棉紡織與飛機這兩種製造業的國家干預政策。[3] 這個訓練背景不止見諸艾傑頓的科技史研究對於經濟數據與政策分析的重視，也可見諸本書對科技與產業關係的探討，乃至所舉關於飛機與棉紡織業的例子。博士畢業後，艾傑頓先是任教於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科技史，之後在倫敦帝國理工醫學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創辦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並擔任該中心主任，後升任「漢斯‧勞興講座教授」（Hans Rausing Professor）。他與該中心於二○一三年移轉到倫敦國王學院的歷史系。艾傑頓的研究興趣主要是二十世紀英國史、全球科技史以及現代性的物質史（mater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尤其關心英國國家（British state）、英國軍國主義（British militarism）以及專家與科技官僚在現代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課題。艾傑頓曾經應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中心邀請，於二○○二年來台訪問並於清華大學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演講。
艾傑頓的史學研究的重要切入點批判是長久以來充斥著英國史學界、社會科學界的「英國沒落論」（British Decline）以及相關的歷史解釋，尤其是致力檢討此一說法所涉及的科技史史學議題。本文就由他對沒落論（declinism）的反思著手，來簡介艾傑頓的科技史史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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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King's College London |
對英國沒落論的批判
根據艾傑頓的看法，沒落論的說法深刻地影響了當代英國對於英國歷史、政策、文化與產業的認識。所謂「英國沒落論」並非泛泛地指涉大英帝國在二十世紀的瓦解以及英國國力在這段期間的衰弱，而是對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英國歷史的一套特定的看法和解釋，其中特別強調科技落後與國勢衰頹之間的因果關係。這套沒落論的論點大致如下：十九世紀上半的英國不只是國力超強的帝國，也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經濟上，英國的產業領先群倫是全世界製造業的中心。然而，到了一八七○年代情況卻開始改變。雖然英國仍是個大帝國，甚至還持續擴張其海外殖民地，國家卻開始走上沒落之路。英國的經濟效率比不上新興的德國與美國，其產業缺乏研發與創新，工廠使用過時的技術，無法在國際上與其他國家競爭。這是英國在二十世紀走下坡的源頭。造成英國走向沒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國政府與產業界不夠重視科學與技術，投入技術研發與創新的資源嚴重不足，高等教育更是忽視科學與科技教育的重要性。這種偏頗的走向，和英國以牛津和劍橋這兩所古老大學為代表的菁英文化關係密切。這些大學的教育偏重以古希臘文、拉丁文閱讀古典典籍，頂多再加上對數學這個抽象學科的偏好，卻對實用的科學與技術不屑一顧。結果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政治與文化菁英不只對科學缺乏理解、而且還有反科技與看不起工程師的偏見，結果造成英國社會一股反產業與反科技的風氣；也使得英國文化充滿了懷舊氛圍與對田園風味的喜好，上流社會瀰漫著一股向後看、不往前看的舊式仕紳風尚。牛津與劍橋大學畢業的菁英位居政界、法界、文官體系乃至商業與金融界的要津，導致英國政府與企業界對科技研發的無知與輕視，而政府財政部門的政策偏頗，更導致英國政府對於科技研發與科學研究的投資嚴重偏低。如此林林總總的不良影響，導致一八七○年後英國技術發展落後於其他的競爭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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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學的校徽/圖片來源：Wikipedia |
這套科技沒落論說法廣為英國學界所接受，不只是右翼的歷史學家鼓吹這套「英國沒落論」，就連著名新左派學者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附和這套說法，認為二十世紀的英國善於操弄人民、管控其帝國，卻在經濟上欲振乏力。它能夠透過福利國家的體制取得人民的支持，卻在科技發展上一籌莫展。儘管如此，艾傑頓認為還是有卓然不群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不受沒落論誤導，並能洞察英國的國家性質。安德森的論敵同時也是英國勞工史、社會史的左翼史學大家湯普森（E. P. Thompson），就是其中佼佼者。湯普森在批判安德森的論點時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政治經濟學與科學就是英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安德森攻擊的是過去的舊事物，卻未能看清楚英國國家（state）的新現實。[5]
沒落論另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說法，是史諾（C. P. Snow）關於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看法與討論。艾傑頓認為，史諾的論點除了把受人文學科教育出身的官員、文化界與產業經營者，將之對立於工程師與科學家之外，還把這兩者與現代英國南北對立的刻板印象掛勾。在這幅圖像裡，英國南方富裕的傳統貴族與仕紳階級的古典人文品味主導了菁英文化與政府政策，然而大多數務實的工程師與科學家卻出身於製造業重鎮的北方，而且家境背景通常較為微寒。兩種文化的對立還沾上了貧富、南北對立的色彩。艾傑頓的批評則指出，史諾所謂兩種文化其實是基於非常偏頗的取樣，其中討論到所謂的科學其實只侷限於學院中的物理學，而人文知識分子則只有討論到小說家；對於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英國科學、技術的種種重要成就，以及這段期間英國科學、技術與文化的密切關係，史諾完全視而不見。此外，艾傑頓還舉出許多史諾著作中的史實錯誤，包括他關於特定科學家在二次大戰英國戰略轟炸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說法。這些事例顯示，史諾在知識上甚至可信度上都有相當可議之處。[6]
艾傑頓認為沒落論不只偏離歷史實際狀況甚遠，而且導致許多扭曲誤導的科技觀點。誤導的原因之一是，史諾等人把焦點放在被認為對政府的政策走向有很大影響的管理階層高階文官（administrative civil
servants），並將之描繪成由牛津劍橋文科畢業、攻讀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的上流階級出身者所主導。換言之，一群不懂科學，養尊處優，背景類似十八、十九世紀貴族與上流階級的過時人物，主導了英國政府的產業、國防與科技政策。但艾傑頓指出，這種說法忽略了政府所聘用的專家與技術人員，這批人相當龐大而且扮演重要角色。此外， 高階文官雖大多出身於私立住宿學校、畢業於牛津劍橋的文科，但其中大多攻讀歷史學這類的現代學科，而非古典學。而且高階文官當中也有不少重要人物是科學家與工程師，有些甚至是成就相當高的科學家。[7]
更重要的是對經濟數據的考察顯示，所謂英國的科學教育、研發活動乃至產業效能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都不如德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又被日本、法國等國家超前的沒落論說法，其實無法成立。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在一九六○年代之前，英國富裕程度僅次於美國，其科學與技術教育的水準以及創新的紀錄，也毫不遜色於德國、法國與義大利等歐洲國家。有一個說法是，英國政府的研發支出集中在核能和航空這兩個科技領域，誤以為這兩個大型的高科技產業在未來會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沒想到結果正好相反，這兩個科技產業都未能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甚至導致虧損。然而，實際數字顯示，儘管政府偏好發展核能與航空等昂貴的高科技，但是英國民間產業對於科技研發的投資也相當可觀。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之前，英國產業的研發支出高於日本、德國、法國以及義大利。數據甚至顯示一些奇怪的現象，例如一九六○年代英國民間產業的研發支出是法國的四倍，但法國卻有比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一九六○年代晚期和義大利的比較也可見到類似的現象。這段期間法國和德國的研發支出低於英國（稍後德國才超過英國），但國家富裕程度卻開始超越英國。[8] 這種現象甚至引發懷疑：「英國的問題是不是企業花太多錢在研發上面？」[9]
福利國或戰爭國
除了對十九世紀末以來英國產業與經濟發展的批評之外，沒落論的說法還有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對英國二十世紀的戰爭表現與軍事實力的負面看法，尤其對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interwar period）英國軍事政策與武器發展的評價甚低，並據此進而對英國政治與文化作出嚴厲的批判。[10] 艾傑頓對英國沒落論的批判，有相當大一部分是針對二十世紀英國航空產業做有系統的研究與重新評估，其成果展現於《英格蘭與飛機：論一個好戰的科技國家》一書。[11]
有些沒落論的歷史學家如巴耐特（Correlli Barnett）認為，二次大戰前與戰時，英國航空工業的無效率與錯誤發展，以及軍方對科技重要性的缺乏理解與無法使用科技，使得英國在戰爭中吃了不少虧。艾傑頓以詳盡的研究和數據來反駁這種說法。他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政府花費在飛機研發上的經費，不只高於陸軍與海軍的研發經費，也高於全國任何其他的產業。而且英國政府在政策上十分在意要讓數量足夠的私營飛機設計與製造公司存在，讓它們彼此競爭，以維持創新的效率與技術發展的優勢。為此英國對航空工業投入大量的資源與經費。一九二○年代英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航空工業。許多人認為二次大戰期間英國的軍火工業落後於德國，航空產業生產效率不彰。然而事實上在一九四○年代英國的飛機產量比德國要高出百分之五十，戰時英國航空工業的生產效率要比德國來得更好。因此艾傑頓認為英國航空工業與空軍的史實，和所謂「英國沒落論」的說法正好相反，事實上英國這個國家非常重視科技、相信創新科技所能帶來的效益，而且非常熱衷於將科技應用到戰爭上面。早在萊特兄弟飛機研發有所突破時，英國軍方就對飛機的軍事用途興致濃厚。艾傑頓認為假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得晚些，英國很可能會是第一個有系統將飛機與坦克等新武器科技運用在戰場上的國家。此外，英國也是全世界最早讓空軍獨立成為一個軍種的國家。[12]
英國政府之所以重視空軍，一部分原因是來自軍事戰略上的考量。英國自認陸軍兵力比不上德國，因此從來就沒有打算動用大批地面部隊在歐陸與對方決戰；使用飛機轟炸對方便成為戰略上的優先選擇。英國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要藉由運用飛機這種科技武器，來減少戰場上的人力消耗，從而節省戰爭的經濟成本。英國政府還相信使用飛機來攻擊對方的城市與工業等平民目標（而非敵人軍隊），是致勝的要訣。早在一九三○年代，英國就認為要因應德國的挑戰，空軍是既便宜又有效率的方法。英國政府做這樣的選擇也有歷史上的因素：二十世紀初英國在中東等地使用飛機來鎮壓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發現成效良好。於是飛機成了大英帝國用來控制人口稀疏之殖民地的有效工具。由於英國空軍先前有此一試身手的機會，因而得到國家在政策上與戰略思維上的垂青。[13]
二次大戰發生時，英國將這樣的戰略付諸實行。一般人常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率先轟炸英國，加上中日戰爭時日本對上海平民的轟炸，以及納粹德國在西班牙內戰對西班牙共和派的轟炸，這些血淚斑斑的歷史使得許多人認為，轟炸平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主義與納粹特有的殘忍作風。然而實情恰好相反，艾傑頓在《英格蘭與飛機》與《英國的戰爭機器》這兩本書指出，在英國上空的空戰要到一九四○年五月才開打，但早在這之前英國空軍就已經對德國展開轟炸了。此外，英國空軍的編制比起德國空軍更側重於轟炸平民目標，而英國與德國對雙方平民轟炸的規模也不成比例，總計英國有六萬名左右平民死於轟炸，而德國光是漢堡一個城市就有十一萬八千上下的平民死於盟軍轟炸。許多歷史敘述把德國空軍一九四○年對英國科芬特里（Coventry）的轟炸（該次轟炸因為毀掉當地著名的教堂而哄傳一時），與一九四五年盟軍對德勒斯登（Dresden）的轟炸相提並論。然而科芬特里共有五百五十四人死於轟炸，德瑞斯登卻至少有兩萬五千人死於轟炸，三萬五千人失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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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時約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威廉‧天普（William Temple）首度提出「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這個名詞來形容英國，對比於被稱為「權力國家」（power state）的德國。[15] 福利國家本來是個戰時的宣傳詞彙，戰後卻成為常用的名詞，用以指稱英國國家日益擴張的社會服務與福利措施，如公醫制度等。福利國家也成為一個社會科學概念，是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戰後英國社會的重點。艾傑頓並不否認福利國家的出現，但他認為其重要性遭到誇大，結果是研究焦點只放在福利國家，卻幾乎完全忽視更為重要的「戰爭國家」（warfare state）；大多數人只注意到戰後英國的「福利國家」性質，卻忽略英國長久以來的「戰爭國家」性格從未消退。艾傑頓引用研究數據指出，一九三九年後的福利支出擴張其實遠不如一般認為的那般龐大，相反地，戰後軍費支出的成長速度要遠高於福利支出的成長速度。就以一九五三年為例，「國防占了所有公共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醫療保健與社會安全則占百分之二十六」。[16] 由此看出，戰後英國仍花費大筆的經費與資源在國防預算與武器發展上面，其人力、預算金額與擴張速度都遠大於社會福利。英國致力於重新武裝，軍費支出從一九四九年占百分之六・五的國家生產毛額，提升到一九五○年代的百分之十，全國科技研發經費有一半以上是花在武器研發上面。武器研發占了國防經費的百分之十五。這使得英國成為戰後西歐最大的「戰爭國家」（warfare state）。[17]
英國國家領導菁英對科技的重要性堅信不移，「國防政策倚重科技與資本密集的武器系統」；而且主張軍火科技應該交由民營部門來發展，但是國家要介入輔助與指導，認為「在某種程度的國家控制下之私人產業，最能夠達成技術進步」。艾傑頓把英國的這套軍事思維與國防政策稱為「自由派軍國主義」（liberal militarism），這個名詞除了和普魯士／德國以及日本的軍國主義做出區分之外，也強調英國的民主體制往往遮蔽了其軍國性質，以致於多數研究者對其視而不見。艾傑頓認為自由派軍國主義有四大特徵：「不採行大量徵兵」、「依靠科技與專業人員來彌補人力的不足」、「攻擊目標不侷限於敵方軍隊，也包括平民與經濟」、「標舉其普世意識形態和世界秩序觀」。除了英國外，美國也沿襲採納這樣的軍事思維，成為繼英國之後的自由派軍國主義佼佼者。英國的自由派軍國主義又可分為四個階段：十九世紀到一次世界大戰是「海軍至上主義」（navalism）、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二次世界大戰則是「空軍至上主義」（airforceism）、一九五○年代起則是「核武至上主義」（nuclearism），到了冷戰結束後，英國建軍方向則是要在美國領導下扮演輔助角色，強調能夠快速投射兵力的能力。[18]
自由派軍國主義將大量資源投注於軍事科技的研發，試圖以高科技武器系統戰勝數量更為龐大、以地面部隊為主的對手，但英國在二十世紀的實戰經驗卻戳破了這個昂貴的美夢。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打的戰略如意算盤是用海軍封鎖德國，切斷其經濟命脈，同時透過制海權將自己生產的彈藥源源不絕地提供法國等從事地面作戰的盟邦；結果海軍封鎖未能達成目標，戰局的演變迫使英國急忙徵召大量兵員投入歐陸西線戰場，進行漫長而死傷慘重的戰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同樣企圖用海軍封鎖德國，並且使用戰略轟炸摧毀德國的經濟生產與國民的士氣，而只打算用小量陸軍兵力支援法國。[19]其結果，如本書所述，是更加難堪的軍事失敗。真正打敗納粹德國的是蘇聯紅軍犧牲慘重的地面作戰。柏林是靠巷戰拿下來的，而不是轟炸。英國在二次大戰前耗費巨資研發配置的轟炸機，在戰爭之初甚至無法轟炸到其目標，因為軍方沒有預期到白晝轟炸，敵方的防衛會讓轟炸機損失慘重；戰爭初期英國空軍並沒有有效進行夜間投彈的光學設備，要等到遭遇上述問題後才在戰爭期間研發出來。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英國大力研發的雷達，起初英國的雷達系統並無法有效在夜間引導戰鬥機與高射炮火攻擊來襲的德軍轟炸機，也是在實戰期間經過改良並改變高射砲的配置之後，才解決這問題。[20]
創新與使用
投入大量預算從事科技研發，不見得能帶來高速的經濟成長；擁有昂貴精密的高科技武器系統，不見得能戰勝科技水準落後的敵人。這樣的情況牴觸了許多人對科技的認知與常識，但歷史充斥著這樣的例子，統計數字也顯示如此，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怎樣的解釋？艾傑頓認為，我們對於科技在歷史中發揮的作用以及科技與社會的關係，認識多有錯誤；而一般的科技史與科普著作乃至通俗文化對科技的呈現，要為此負很大的責任。這類作品最常見的問題，就是把焦點放在發明與創新而非使用。艾傑頓在〈從創新到使用：十道兼容並蓄的科技史史學提綱〉這篇論文中，有系統地回顧近年科技史研究的取向問題，乃至檢討歐美社會文化主流對科技的看法；但這篇文章並非只有批判，它還提出新的研究方向。這篇論文引用大量科技史文獻、行文論證相當緊湊嚴密，但是其核心論點其實相當簡單：會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科技，必然是使用相當廣泛的科技；一項科技要能獲得相當廣泛的使用，距離其發明必然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然而，大多數的科技史研究乃至通俗文化都把焦點放在發明、創新以及新科技早期的應用，這使得我們對於科技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科技在歷史上如何發揮作用，理解有所偏差。艾傑頓認為「我們不應將發明與創新的歷史，與科技史混為一談」，科技史研究的重點應該是「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use）的歷史」。
其實本書的部分論點，在〈從創新到使用〉已經以提綱挈領的方式提出；例如「技術使用的歷史與創新的歷史，在地理、年代與社會學的面向都有著明顯的差異」（提綱二）、「創新與技術的混淆在國族史（national histories）當中特別明顯。但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不是世界的縮影」（提綱三）、「一種技術的普遍性不是其重要性的絕對指標。一定得把替代技術列入考量」（提綱七）、「以創新為中心（innovation-centred）與以知識為中心（knowledge-centred）的技術敘述，是二十世紀文化的核心」（提綱十）等等。[21]艾傑頓之前的研究大多以英國為研究主題，〈從創新到使用〉討論的範圍則是全球科技史。不過該文是以文獻批評回顧的方式進行寫作，其中使用了不少專業術語，行文相當簡約緻密，一般讀者閱讀可能較為吃力。
除了批評主流科技史以科技創新為焦點、未能正視使用的重要性之外，艾傑頓對目前科學史與科技史的研究潮流也有其他的反思。他認為近年來科學史與科技史的主流是微觀的個案研究，但卻忽略了「鉅觀的政治、經濟與國族」。[22]然而艾傑頓也指出，科技史研究的情況並非向來如此，「關於科學、經濟與社會之關係的思考，有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自一九三○年代起帶來了豐富的新科學史與科學政策研究」，但後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排斥庸俗的經濟主義與政治經濟學，左派開始研讀彩色副刊而非經濟版：它發現了消費，而將生產與政治視為過時並予以放棄。」少數的例外，是一九七○與八○年代的科技史對企業與勞動過程的研究帶來相當豐碩的成果。艾傑頓呼籲科學史與科技史要「嚴肅看待生產、消費、勞動與經濟」。[23] 要進行這樣的研究需要有不同的分析方法，計量史學在此非常重要。艾傑頓感嘆：「很不幸地，史學的流行風潮導致計量史學甚至一般經濟史的不受信任」，這點亟待改變。[24]
此外，艾傑頓認為，近年科技史寫作的旨趣往往是「將科技放在歷史與文化的脈絡中」來加以理解，但問題是，構成脈絡的既有歷史作品往往已經預設了某種對科技的看法，導致循環論證，因此他贊成拉圖以及受到拉圖影響的STS 學者皮克林（Andy Pickering）的主張：要同時書寫「內容與脈絡的歷史」。不過艾傑頓對拉圖的學說並非毫無保留地接受，他警告不要像拉圖那般常混淆「社會學 （sociology）與社會（society）」，並且「把世界看成是實驗室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25]
其次，艾傑頓指出即便科學史學者現在強調要對科學家的說法存疑，要將之放到歷史脈絡中檢視考察，但是歷史學者仍舊低估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說法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一般人乃至歷史學者對科技的理解，史諾「兩種文化」的看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艾傑頓呼籲學者不只要重視史諾這類的「反歷史學者」（anti-historians），也要著重另一種「由下而上的史學」（historiography from below）：這不是研究庶民的歷史，而是不要只注意到學院科學家的說法，更要留心「訃聞、電視紀錄片、童書、百科全書、博物館以及業餘歷史學者鉅細靡遺的可愛著作。」[26] 他還特別提醒，一般人常認為科學家關於科學的看法乃出自於科學主義（scientism），但其實它們更常來自一般的觀念：「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敵視由國家來資助科學，這是當時一般看待國家的態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轉向經濟國族主義，也不是只有科學家才如此。伯納（J. D. Bernal）的《科學的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1939），也很明顯地是衍生自馬克思主義關於壟斷資本主義、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標準分析，他試圖向科學家說明，要讓科學自由的唯一辦法是廢除資本主義。同樣地，自由科學學會（Society for Freedom in
Science）反對科學計劃的人，其自由科學的理論也不是自己發明的，而是來自奧地利經濟學」。[27] 換言之，科學家與工程師對科學、科技政策乃至科技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看法，不見得來自對其科學研究經驗而來的深刻反思或獨到創見，而更可能是來自當時盛行的政治經濟思想、社會理論乃至常民偏見。對於科學家與工程師這類說法，歷史學者若不假思索地信以為真，帶來的會是扭曲的科技史圖像。例如，「許多關於英國科學與技術的討論，都不具批判性地依賴科學家、工程師與產業界人士的證詞。這些人強調負面的特徵；如此說法無疑源自他們鼓動要爭取更多經費」。[28]
最後，就如本書所指出，學院內的研究只占整體研究事業的一小部分。以英國為例，即便是兩次大戰之間的和平時期，「軍事研究仍占了其科學研究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且有充分證據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創新都出自於戰爭國家，而非學院」。他指出「大多數的科學研究是為了軍事或經濟的目的，金錢報酬是關鍵」。但科學史與科技史卻嚴重地偏向探討「距離經濟漩渦最遠」的學院科學與學院研究，這帶來相當扭曲的科學與科技圖像。[29]
這樣一本強烈反對過去科技史的研究取向，對許多名家的重要著作不假辭色加以批評，並提出不少一反習以為常觀點之見解的著作，其出版不免引起注目與議論。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的書評，包括某些在本書中遭到點名批評的學者，大多給本書相當正面的評價，甚至高度的讚譽。例如曾對美國電氣化過程做出經典研究，並提出必須將科技當成「系統」（system）加以分析，而對科技史研究做出影響深遠的重大貢獻之史學大家湯瑪斯・休斯，就寫了篇相當正面的書評，即使艾傑頓在本書中批評休斯的著作仍是「創新中心」（innovation-centric）的著作。[30]另一位知名科技史學者，也曾任科技史學會會長的蒲賽爾，同樣在科技史重要期刊的書評中盛讚《老科技的全球史》是本「重要而令人信服的著作」、「給了一張讓我們更大膽向前的地圖以及這樣做的理由」。研究美國商業史與科技史的學者何區費德則認為這本書除了提供科技史學者許多反思之處外，「全球史與跨國史的學者也可從他對知識與產品全球轉移的討論獲益」，「雖然商業史學者會發現這本書直接的用處較少，但它無疑會激勵出反思、創造力與新的研究課題」。[31]著名的科學史學者謝平則在《紐約客》發表的長篇評論更將這本書對科技史的影響，比擬於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運動：「這本書是知識新教(intellectual
Protestantism)一次刺激、精簡而優雅的操作，熱烈地將打倒偶像的命題貼上科技炒作教會(the Church of Technological Hype)的大門上」。[32]
巴爾的摩與俄亥俄鐵路建築於1890年代，連接該鐵路位於巴爾的摩的舊有路線以及通往費城方面的新線。全線包括霍華街隧道、皇家山車站，也是美國第一條電氣化的幹線鐵路。/資料圖片來源：Wikipedia
在成書三年後面對相關的討論，艾傑頓指出這本書的寫作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對於二十世紀社會之物質構成的說法相當薄弱，但卻有很高的權威；這些關於物質現代性的理論取代了經驗研究；過去的推廣宣傳形塑了史學議程」。本書則「尋求呈現關於歷史中之科技的新史學論證，關於生產、國族與國族主義、戰爭等等的新史學論證」。艾傑頓強調，「本書宗旨並非主張要以研究『使用」來取代研究『創新』、研究小科技來取代研究大科技，也不是要鼓吹研究使用者和消費者、把研究焦點從富裕世界轉移到貧窮世界；相反地，它的訴求是重新思考發明／創新以及使用——重新思考大科技與小科技、生產與消費、富裕社會與貧窮社會」。[33]
這本書討論了許多我們其實很熟悉、但是在一般科技史寫作中卻經常忽視、在思考相關議題時也視而不見般地忽視掉的科技，闡明科技在二十世紀史中的重要性。它不只展現了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途徑，也提出新的研究議題，甚至指向科技史尚待探索的廣大領域。本書結論說：「二十世紀的生產力毫無疑問是增加了，但科技究竟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卻仍舊是個謎」。科技史已經累積許多可觀的研究成果和內容非常豐富的著作，但這門學科的旅程還仍待展開。
後記
本書的中譯本，是科技部「經典譯注計畫」（計畫編號：102-2410-H-001-034-MY2）的成果。原書書名不易翻成達意且流暢的中文。部分原因在於英文書名The Shock of the Old，或許有意指涉對比了藝評家勞勃・休斯（Robert Hughes, 1938-2012）在一九八○年為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製作的紀錄片‘The Shock of the New’。此系列影片共分八集，每集一小時，介紹從印象派以來現代藝術的發展。這系列紀錄片播映後轟動一時且深受好評，同年出版成書，並於一九九一年修訂擴充再版。這系列影片的標題強調現代藝術創新風格引起的震撼，以休斯的話來說，這系列影片介紹「未來的神話如何在機器鼎盛時代的千禧樂觀氛圍中誕生」。[34]
本書的旨趣與該書大異其趣，強調的是科技的重要性往往是歷久才產生的，以使用的角度來考察這些舊科技的重要性，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奇與震撼。本書作者強調，舊科技之所以發揮重大效用，通常經過改良、改型乃至應用於原發明者所不曾想到的用途。不過脫離了英國的出版與文化脈絡，在中文語境實在很難覺察本書書名的文化指涉。譯者提給科技部的計畫書原本草擬的書名中譯是《舊物新猷：科技與一九○○年之後的全球史》，雖然較為忠實的對應原文，但卻相當拗口而不容易看出全書的內容與要旨。譯稿完成且通過科技部審查之後，在與出版社編輯商討下，考量全書內容與論旨，決定節取英文書名的主標題與副標題，以《老科技的全球史》作為本書中文書名，以利中文讀者一目瞭然。
除了經典譯注計畫的經費支持之外，譯者也要感謝科技部邀請的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的批評與意見。他們除了指出譯文初稿一些翻譯上的錯誤與不夠精確之處，也促使筆者進一步修改增補這篇導論，增益了導讀的內容與譯文的可讀性。我曾在中研院與陽明大學合作之人文講座課程採用此書做為教材，參與此一課程的助教與同學在討論中提出的意見，讓我獲益不少。在使用本書做為教材以及漫長的翻譯與修改期間，余玟欣小姐、林昱辰小姐、曾令儀小姐、蔡宛蓉小姐、陳姿琪小姐以及楊文喬先生等助理與助教的寶貴協助，使得我的工作進行順利很多。計畫執行期間科技部人文司秦志平女士不厭其煩地回答與協助解決許多程序技術問題。左岸編輯林巧玲小姐和我推敲此書的中文譯名許久，也對於譯文提出許多有用的建議。謹在此向以上諸位致上誠摯的謝忱。當然，本書翻譯若有任何的疏漏錯誤，則完全是我本人的責任。
最後，我要感謝本書作者同時也是我的老師David。譯者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九年間在帝國學院先後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期間擔任中心主任的David給了我許多指導與協助。他對我獎學金申請書的寶貴批評，幫助我順利取得倫敦大學的博士研究獎學金，也是我申請並取得倫敦大學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博士後研究的推薦人之一。雖然他不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但碩士期間旁聽他的科技史課程，以及他給我的許多指導與建議，讓我在知識上與研究上獲益良多。這本書的翻譯過程除了獲得他的鼓勵，也感謝他協助解答我提出的相關問題。將這本精彩的重要著作翻譯成中文，僅能表達我對David的感激於萬一。
David Edg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Decline’ ca. 187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1996), pp. 1-10, 16-19; David Edgerton,
Warfare State: Britain 192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91-229. 英國沒落論的代表作參見Correlli Barnett, The
Audit of War: the Illusion and Reality of Britain as a Great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6) ; Martin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艾傑頓對史諾的批評，參見Edgerton, Warfare State, pp.191-229; David Edgerton, ‘C. P. Snow as an anti-Historian of British
Science: Revisiting the Technocratic Moment, 1959-1964’, History of Science Vol. 43 (2005), pp. 187-208. 後者一個較簡短版本的中文翻譯是大衛‧艾傑頓著，周任芸譯，〈查爾斯‧史諾：英國科學的「反歷史評論者」〉，收錄於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STS讀本Ｉ：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出版社，2004），頁107-122。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
pp. 41-43.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 pp. 59, 64; David Edgerton, Britain’s War Machine: Weapons, Resources and Exper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11), pp. 35-42, 65-69.
David Edgerton, ‘Time, Money, and History’, Isis Vol.
103, No. 2 (June 2012), pp. 316-327, on pp. 317-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