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時事外電]讓避孕藥副作用成為秘密：一段關於種族與性別的歷史

譯者：李爾喬

校對：沈于方

翻譯文章：Squires, Bethy (2016).The Racist and Sexist History of Keeping BirthControl Side Effects Secret, VICE. 

譯者導言：

            被這篇文章吸引，一開始是因為我自己有吃口服避孕藥，並且有點在意憂鬱症的關係。後來才發現，轉載平台下面，被一大串女性留言洗板：「我一直問，但我的婦科醫生總是否認。」「我早就知道跟憂鬱症有關了，但我媽說是我歇斯底里、太敏感」。這種集體的被噤聲經驗，挑起一種不適。在公開討論裡，妳試著發言，被年長男性權威打斷過嗎？妳描述自己的感覺，卻被指責太過情緒化嗎？妳的身體告訴妳各種慾望，想吃、想喝、想玩，卻必須被否認嗎？

作者 Bethy Squires 是美國印第安那州布盧明頓的劇作家兼演員。她在 VICE 雜誌上的女性專欄 Broadly 寫文章，大多是一些沒營養的內容。在今年九月丹麥研究揭露賀爾蒙與憂鬱症的相關性之後，忽然蹦出這篇非常精采的文章。也許作者也被觸動了什麼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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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憂鬱劑與避孕藥

九月時，JAMA Psychiatry 發表了一篇丹麥的研究，發現賀爾蒙避孕與憂鬱症之間的關聯。這篇為期六年的研究，追蹤了超過一百萬名使用賀爾蒙避孕的女性，其中包括口服避孕藥、子宮內投藥的避孕器、或陰道避孕環。研究發現，使用這些避孕方式的女性，她們得到抗憂鬱藥物處方的可能性顯著地上升。

消息一發出，許多女性感覺被平反：科學終於追上她們活生生的經驗了。《美化避孕藥》 (Sweetening the Pill) 的作者 Holly Grigg-Spall 說：「我曾經服藥十年。我吃的是 Yasmin，有很強的副作用：心理上的、憂鬱、焦慮、恐慌。我剛吃藥的頭兩年都沒有想到這些狀況和藥物有關。」

研究發現青少女使用避孕藥與憂鬱之間的關聯特別明顯。青少女若使用賀爾蒙避孕，她們之後服用抗憂鬱藥物的風險會上升80%。這個統計數字麻煩的地方在於，很多青少女即便還沒有性生活，就開始吃口服避孕藥了。有的是為了治療青春痘或經痛，有的只是一般性的預防措施。「吃藥被看成很基本的事情，」Grigg-Spall說，「像成年禮。」

雖然這可能是第一個研究闡明避孕藥與憂鬱症之間關聯性，但它卻不是第一個將避孕藥與心情變化做連結的。這只不過是長久以來在女性與醫師間一場又一場的戰役的延續。

二、避孕藥的發明：一段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歷史！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避孕在大多數的州是非法的。有二十六個州直到1960年代才解除單身女性避孕的禁令。女性任由她們的子宮擺佈，一再忍受非預期的懷孕。當時一個常見的做法是子宮切除。「產後六、七週而已，生產完不久就把子宮開掉」，在一部公視的紀錄片《美國經驗：小藥丸》 (American Experience:The Pill) 上，醫生 Richard Hauskenecht 說：「如果你要幫一個生過三、四個小孩的女人在產後六周做經陰道子宮切除術，你有兩個選擇：要嘛你得開得比鬼還快，要嘛你就得備夠血庫。因為失血量會很驚人。那時代真是野蠻。太野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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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爾蒙避孕的四個先鋒：社運者與性教育者 Margaret Sanger，她以優生學立場倡議節育；還有富二代的婦女普選權運動者 Katherine McCormick，天主教婦科醫師 John Rock，以及生物學家 Gregory Pincus。Pincus 發現動物施打黃體素之後就會暫停排卵。不過考慮到頻繁打針的可行性太低，於是就轉向發展口服的藥物，資金來自 McCormick 的自費資助。大約在1950年間，在麻州職業的Rock醫生以生育研究為幌子，讓病人成為藥物受試者，服用此藥物。Rock醫師沒有告知他的病人藥物是用來防止懷孕。後來很多女性退出了麻州試驗，原因是她們無法忍受藥物的副作用：腹脹、血塊、和情緒變化。

研究團隊難以在美國進行臨床試驗，一部分原因是當時避孕在大多州仍是違法的，另一部分則是因為中途退出這個研究的比率實在太高。於是 Pincus 和 Rock 打起了波多黎各的主意，當時波多黎各正因為優生學運動關注人口過多的問題，這表示島上沒有避孕限制，墮胎也是合法的。事實上，1950 到 1960 年代，當地俗稱的「那個手術」，也就是產後結紮，在許多未經婦女同意、也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大量施行。因此 Pincus 和 Rock 推測他們應該可以在波多黎各找到數量足夠、順從度也足夠的受試者。他們相信，假如貧窮無知的波多黎各女性能用這些藥丸，那任何人也都可以。

起初，Rock和Pincus再次遇上同樣的問題，受試女性無法忍受藥物副作用。「波多黎各女性也中途退出了，他們只好開始尋找能夠強迫參與的女性，美國也行，波多黎各也行。」Ann Friedman 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報導寫道，「麻州一間精神療養院的女性被報名進入試驗。聖胡安醫學院的女性學生被告知，她們必須參加一個臨床試驗，否則會退學。」再次，這些女性仍然沒有被告知藥丸的作用，而是要她們安靜，吃藥，接受頻繁的侵入性檢查。

終於，波多黎各的 Edris Rice-Wray 醫師，家庭計畫協會的醫學主任，想出了一個新策略：「不如告訴女性，這藥物是做什麼用的。」執行聖胡安住家計畫的社工挨家挨戶敲門，向人們解釋這種每日服用的藥丸可以避免懷孕。一旦知道藥物的作用，上百名女性湧入報名。然而這些女性仍沒有被告知她們參與了一個臨床試驗，也不知道治療是實驗性的。

研究結束後，Rice-Wray 醫師告訴 Rock 與 Pincus，這顆藥丸對避孕百分之百的有效。不過，其中 17% 的參與者有副作用：噁心、頭暈、頭痛、胃痛、和嘔吐。三名女性在研究期間死亡，沒有驗屍確認是否因為參與試驗所致。Rice-Wray 醫師總結認為，從給波多黎各女性用藥的方式還有劑量上來看，藥物有「太多一般人難以接受的副作用」。但這個結論卻沒有阻止藥廠 G.D. Searle & Co. 以相同配方釋出第一版的藥物 Enov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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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其實Pincus 一夥人最初是想針對男性研究賀爾蒙避孕法。Grigg-Spall表示：「藥物被男性拒絕了，因為太多的副作用，包括睪丸收縮。」當時認為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副作用，畢竟男人需要好一點的生活品質。

三、戰役：病人知情權

1970年，記者 Barbara Seaman 撰寫的書《The Doctor's Case Against the Pill》中詳述，醫師雖然得知種種 Envoid 副作用的傳聞資料(anecdotal data)，卻對病人隱瞞。這本書引起威斯康辛州參議員 Gaylord Nelson 的注意。

「參議員想推動病人知情權的法案，」國家女性健康網絡的理事Cindy Pearson 表示。參議員想從避孕藥切入，讓醫療產業對消費者更加透明。1970 年 1 月，參議員 Nelson 召開參議院聽證會，調查藥物與性慾低落、憂鬱、及血栓的關係。

不過，在聽證會上，竟然沒有任何一名女性被要求發言。由 Alice Wolfson 領導的特區女性解放集團，在會議上抗議女性的缺席。「我們必須承認，女人是一流的天竺鼠，」Wolfson在聽證會上發言，「她們免費，她們養活自己，洗自己的籠子，支付自己的藥丸，還給觀察員報酬。我們拒絕再容忍那些穿白袍的『神』的恐嚇，拒絕他們繼續無菌地指導我們的人生。」

最後這場聽證會促使了兩個結果，一是藥物中賀爾蒙劑量大大的減少，二是一張 100 字的「潛在副作用」小紙條，被放進每一盒藥丸的包裝裡面。

當然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嘲笑每張藥品仿單上羅列著的一長串副作用，但那可是在一群人爭取避孕藥透明化後，才讓人們有權力知道每個藥物被吞進身體內的風險。此外，種族主義且違反倫理的波多黎各試驗，後來更直接促成了今天所有醫學研究都必須遵守的知情同意原則。

在聽證會上相遇的記者 Barbara Seaman 與運動領袖 Alice Wolfson，就是後來的國家女性健康網絡的共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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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信女人

今天，Pearson 回顧這個組織和其使命是如何深深受到賀爾蒙避孕藥的影響。「女人應該知道她們想知道的，避孕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Pearson 說。新的丹麥研究並沒有改變她對避孕藥的看法。

「打從女人拿到她們手上的避孕藥，就已經被認定有憂鬱風險。」她說。現在唯一的不同，只不過是終於有個數據去支持許許多多女性切身的經驗。「這在生物學上是合理的，而且早已被女性傳述了五十年。」

問題是，如果女性五十年來都知道憂鬱是口服避孕藥的副作用，為何我們到現在才得到堅實的證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整體女性健康興趣缺缺，」Grigg-Spall 認為，並說明研究情緒很複雜，「因為顯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許多對這篇丹麥研究的批評都指出，憂鬱症的發生有其他的變量。有人指出青少女的憂鬱症高峰，是來自戀愛，而不是藥物造成的賀爾蒙失調。有些人認為媒體誤讀了研究，誇大藥物與憂鬱的相關性。Grigg-Spall 則認為數據方法值得讚揚，特別是研究中以憂鬱症藥物處方作為憂鬱症的衡量指標。「他們使用的是數據，而不是自我評量的量表。」

Pearson 也被丹麥研究所鼓舞。「上帝保佑斯堪地那維亞人，他們有全民醫療體系，還保存很好的統計數據！」她說，「這篇研究是個好的前鋒，值得更進一步的調查。」例如：為何賀爾蒙劑量低的子宮內避孕器和避孕環，反而導致更高的憂鬱症風險。」

Pearson 認為，這個研究的重點是提供女性她們需要的訊息，以便對自己的身體和健康做出選擇。「這些訊息不應該因為擔心女性做錯決定，就對女性隱藏，」她說，「請相信只要給她們好的訊息，她們自己會做出好的決定。」

[1]這段話的原文尚有 “in the same formulation that caused illness in almost a fifth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linical trial. Enovid contained 10 times the amount of hormones needed to prevent pregnancy.”但譯者考量到文章中的參考資料並非醫學文獻，無法確認是否真為避孕劑量的十倍，故沒有譯出。但可以確定的是，往後避孕藥的荷爾蒙劑量確實低於Enovid。

譯者簡介：李爾喬，1988年生，想變成永遠嚴肅的人像是蘇珊桑塔格和約翰伯格，但過著貪吃貪玩的日子。醫生，女性主義者，適應不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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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潘朵拉之盒：《精神病大流行》導讀

作者：彭榮邦　　

　　大概很少有一本書像這本一樣，〈前言〉幾乎就是一份清楚的「自我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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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羅伯特‧惠特克是位傑出的醫療記者，他為《波士頓環球報》所寫的系列醫療報導，曾經讓他和共筆的同事一起獲得1999年普立茲獎公共服務項目的提名殊榮。除此之外，他也是專門出版臨床試驗新知及媒合臨床試驗的全球性網路平台CenterWatch的合資老闆。在《精神病大流行》之前，他曾經寫過《瘋狂美國》一書（2002年初版，並於2010年再版），深入檢視了美國治療精神病患的歷史。照理來說，他應該相當有資格談論精神疾病的相關議題，不需要進行這麼多的「自我交代」，擔心讀者會誤解他寫這本書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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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像惠特克在〈前言〉的一開始就明白指出的，精神醫學及其治療的歷史在美國社會是個相當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或者說，是個很容易激化立場的「政治地雷區」。「自我交代」因此是他不得不穿上的防護衣。他必須告訴讀者，他不是別有所圖，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質疑精神醫學的主流說法；甚至，以他身為出版社老闆的立場，或許不淌這趟渾水才是明智之舉。筆者自己也觀察到，過去幾年來在台灣精神醫療議題的公共討論的確也漸趨火爆。或許在這篇導讀的一開始，我們可以先簡單地考察一下，至少在歐美的部分，這個政治地雷區是如何成形的。

反精神醫學運動的起落

　　1960年代，對於長期受娛樂文化洗禮的讀者來說，最直接的聯想可能是「嬉皮」、「大麻」、「反戰」，或「搖滾樂」。這些浮面的印象沒有太大的差池，它們共同指向一種存在於當時歐美社會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現象—對舊有體制不滿、甚至起身抵抗。在精神醫學界，1960年代也一樣動蕩不安，因為後來風起雲湧的所謂「反精神醫學」運動，也正是在當時那種「反叛」的時代氛圍之下成形。

　　提到「反精神醫學」運動，論者往往把它早期的發展和幾位重量級的學者及著作勾連在一起，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連恩（R. 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Asylums），以及薩斯（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神話》（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不約而同地，這些學者都對「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當作如同「身體疾病」一般的疾病實體來認識和治療，提出了來自不同思考方向的深刻質疑。

　　連恩認為，精神病患者的行為不一定非得被視為某種「疾病症狀的表現」，它也可以被視為患者「存在經驗的表達」。這意味著，精神病患者看似不合理的行為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們懂得如何聆聽，我們就可以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體經驗，接近他們的世界。

　　傅柯在《精神疾病與心理學》（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1962）時期的立場和連恩接近，也認為精神疾病和身體疾病有本質上的差異，不能以身體疾病的方式來認識，而必須從患者的存在經驗來加以掌握。可是到了《瘋癲與文明》，傅柯就遠離了存在現象學的立場，而是把精神疾病視為當代社會在理性化過程中，對「瘋狂」經驗的排除與禁閉。因此，「精神疾病」並非如物體一般實際存在，而是由精神醫學參與其中的、當代社會複雜權力知識關係所形構。

　　相對於傅柯宏觀的歷史論述，高夫曼的《精神病院》則是具體而微地從綿密的人際互動中，考察「精神疾病」是如何在精神病院這類全控機構內被模塑成形。高夫曼的考察發現，「精神疾病」的實體性是病患在自身社會網絡中被以特定方式標籤化（汙名）的結果。薩斯則在《精神疾病的神話》中明白地指陳，精神疾病不是發現，而是一種「發明」，它的圈圍和界定其實仰賴的是一套診斷標準，是被製造出來的「神話」，和身體疾病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這幾位重量級的學者，並不見得認同自己被歸類在所謂的「反精神醫學」的陣營（『反精神醫學』是後來才由南非精神分析師大衛‧古柏〔David Cooper〕給出的命名），傅柯及連恩即曾如此公開宣稱。他們之中，有些人確實積極參與了精神醫學體制的改造，例如高夫曼和薩斯，他們在廢除非志願性精神住院治療聯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薩斯的言論尤為辛辣，立場始終堅定，參與行動上也最積極，因此一直被視為美國「反精神醫學」運動的旗手，雖然薩斯覺得自己不是「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而是「反強制精神醫學」（anti-coercive psychiatry）。

　　在重量級學者的思想支援及反文化的時代氛圍支撐下，反精神醫學運動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對於促進歐美國家重視精神病患的人道照顧，例如精神病患照顧的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及社區精神醫療體系的建立，有重要的貢獻。然而，正因為反精神醫學的重要支援火力來自於其他的反文化團體，例如同志團體、女性團體或黑人團體，這些同盟力量的消散自然也成了反精神醫學運動的隱憂。

　　在反文化健將被學院吸收為明星教授、政治保守勢力重新盤點集結、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等因素下，反文化力量的形態由檯面轉入日常；反精神醫學運動也失去了從旁襄助的力量，在1980年代初期急速退溫。在英國，連恩及其同盟友愛兄弟協會在金斯利會所建立的實驗性治療社區難堪落幕，友愛兄弟協會也隨之分崩離析，反精神醫學運動幾近瓦解；而在美國，反精神醫學運動的發展則是隨著薩斯與山達基的合作，一步一步踏進了政治地雷區。

是合理批判，還是惡意毀謗？

　　山達基教會（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是由羅恩‧賀伯特（L. Ron Hubbard）於195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興宗教組織。它的組織龐大、信徒眾多，而且具有相當的政經實力，不過由於其行事上的爭議，在美國和不少國家都被視為異端。不管是從歷史恩怨（有些精神科醫師認為賀伯特有嚴重精神疾病）或是從教義（山達基認為精神醫學否定了人的靈性，提供錯誤的治療）來看，山達基對當代精神醫學的作為相當不認同，同時積極抵制。

山達基的標誌/圖片來源

　　姑且不論山達基的功過是非，但明白擺在眼前的是，這個宗教組織對許多人來說並不是正信宗教，如果需要取得公眾認同，與這個教會扯上關係絕非明智之舉。因此，薩斯和山達基的合作，對反精神醫學運動來說，就出現了額外的政治變數。薩斯本人在2009年的訪問中，提到他為什麼和山達基一起成立了「公民人權委員會」（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他指出，不管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山達基是唯一一個有錢、有權、夠活躍，而且願意為精神病患的不當監禁付出的組織；雖然他並不相信其教義，但是他並不後悔自己和山達基合作。

　　問題是，如果考慮到批判主流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薩斯和山達基的合作，的確出現了削減論述能量和擠壓論述空間的後果。薩斯及其他反精神醫學運動倡議者的形象被極端化了，他們的著述因此失去應有的力道；批判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也被激化了，進到這個場域發言的人很容易被貼標籤，也很容易用標籤對待發言立場不同的人。

重啟反思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

　　惠特克在本書中就指出，山達基與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合流，表面上是主流精神醫學出現了強大的對手，但實際上卻是適得其反。山達基似乎在無意中成了主流精神醫學的「隊友」，讓他們得以輕鬆對付批判的力量；因為主流精神醫學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對手標籤為「山達基同路人」，根本無須正視其提出的論據。

　　從這個脈絡來看，惠特克的著作因此有了特別的意義：他想藉由《瘋狂美國》和《精神病大流行》，重新打開反思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惠特克在2010年為《瘋狂美國》再版所重寫的序言，和《精神病大流行》的序言類似，都有清楚「自我交代」的意味。這樣的自我交代，表面上看來像是自我保護，但從論述策略來看，卻是一種必要的「切割」，因為他想重起爐灶，再次開啟反思當代精神醫學的可能性。

　　在這個意義上，《瘋狂美國》和《精神病大流行》是姊妹之作，都是惠特克針對以生物醫學模式為主的當代精神醫學所做的重要批判。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惠特克首先是以「歷史」為其論述的主要武器。他在《瘋狂美國》2010年版的序言裡提到，這本書的副標題「糟糕的科學、糟糕的醫療，以及對精神病患的持續不當對待」（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正是一個清楚的宣言，他想藉由這本書重述精神醫學的歷史，而且說的是一個跟精神醫學主流敘事完全不同的故事。

　　這個論述策略，對於已然被封閉的論述空間來說，有無比的重要性。任何一個體制的掌權者，都會對這個體制如何走到現在有一套官方說法，而這個官方版本的敘事往往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歷史，凸顯了某些歷史事實（例如，為何是我當家作主），卻也遮蔽了另一些（例如，某些關鍵事件的發生只是歷史的偶然）。掌權者很在乎這個官方歷史，也會不斷地添加新事蹟，小心地維護著這個歷史，因為其權力的正當性就建立在這個歷史敘事之上。當代精神醫學的官方歷史所說的，幾乎就是一個生物精神醫學的進步史，而我們所有人，都因為生物醫學的進步受益。這個以生物醫學為主的歷史敘事，對精神醫學中的其他治療範式（例如精神分析），或其他文化的治療範式（例如台灣的牽亡儀式），或者以邊緣化或古董化的方式處理，或者根本就省略不提。

　　官方歷史本質上是一種維護體制的歷史，如果我們接受了這樣的歷史視野，我們就很難跳出體制的意識形態框架，想像出其他的可能性，即使當前的體制已經陷入危機。幸運的是，真正的歷史—事件因為各種可能性條件的因緣聚合而浮現或隱沒—其實並不是這麼「乾淨」地線性開展，而是充滿著衝突、斷裂和替代的動態過程。這意味著，只要有足夠的歷史材料，它總是蘊含著另一種敘說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敘說，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就會隨之變化，而改變體制的可能性就蘊含於其中。

　　接續《瘋狂美國》對當代精神醫學主流歷史敘事的鬆動，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更使用了另一個或許讓某些人恨得牙癢癢的論述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代精神醫學強調實證研究的「讓證據說話」，然而，不管在實證研究的方法或證據的解釋上，卻不時出現選擇性強調或是有意無意的疏漏。因此，惠特克特別強調，他不僅願意接受實證研究「讓證據說話」的遊戲規則，而且他用來佐證論述的資料，幾乎都出自精神醫學的主流期刊。只不過，他問的可能是當前研究範式不常提出或試圖迴避的問題（例如，服用某種精神藥物的長期成效），他所累積的論述證據和觀察，可能來自目前精神醫學忽略、甚至視而不見的研究或個人經驗。

台灣：美國主流精神醫學全球化的現場

　　1950年代之後的「精神藥理學革命」影響的不只是美國，而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特別在1980年代之後，《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和精神藥物治療模式，幾乎是以肩並肩的方式，快速擴張到全球各地。雖然著名的精神科醫師及醫療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早在1988年的著作《反思精神醫學》（Rethinking Psychiatry）中就指出，我們必須正視為什麼占了全世界80%人口的非西方社會，必須沿用一套深植於歐美文化的精神醫療模式，但是他與同事們的研究成果，並沒有太大地撼動精神醫學的生物醫學模式。

　　讓我們暫且擱置對精神疾病生物性的爭議，任何一種所謂的「精神疾病」，它都有疾病診斷道不盡、甚至忽略的主體經驗，而且是由精神醫學參與其中的複雜權力知識關係，和病人日常生活的綿密人際互動所形構。換句話說，「精神疾病」的實體性，其實是一種鑲嵌於特定時空、社會文化的整體布署，牽一髮而全身動，我們在惠特克的歷史敘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筆者認為，這也是凱博文多年來提倡精神醫學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的深刻意涵。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美國主流精神醫學的全球化，就成了一件相當可疑的事情，因為它的整體布署，很難拆解輸出而不改變本質。「精神疾病診斷」及「藥物治療」是最容易跨國輸出的部分，但是構成「精神疾病」整體布署的其他向度，例如社會福利、特殊教育，以及其他接應精神病患的體制和人際網絡，恐怕就很難跨越國界，或至少在速度上遠遠落後。更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只有「部分輸出」的精神醫學，很可能改變或遮蔽了某些正在醞釀中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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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診斷及藥物治療在台灣所引起的激辯，我們或許可以試著這麼理解。即使精神科醫師懷著最大的善意給予治療，但因為這個「精神疾病」的整體布署只有部分輸出，原本對病人較為全面性的接應，到頭來只剩下藥物治療。結果是，精神科醫師越努力，整體偏斜越嚴重，可能引發的爭議就越多。不僅如此，部分學童在課堂上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坐不住」，可能和台灣社會正在經歷的快速變動有關。ADHD的質疑往往是由學校老師發動，而這其中有多少複雜問題是被單純地「醫療化」，筆者心中一直存有疑問。

　　雖然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有如打開精神醫學的潘朵拉盒子，但對於台灣目前過度一面倒的精神醫學資訊，這本書的出版絕對可以產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作者簡介：彭榮邦。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經由左岸文化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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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與STS外電] 小心！有人在學術引用賽局裡出老千

翻譯文章：

Biagioli, Mario(2016). Watch out for cheats in citation game, Nature, 535(7611): 201.

譯者前言：

                本周STS多重奏配合科學史與STS學者馬利歐‧比亞裘利(Mario Biagioli)來台參與「知識、權力與公民科學：歷史與規範的觀點」研討會以及應邀於陽明大學進行的演講，選譯了比亞裘利於今年七月份的《自然》期刊(Nature)中世界觀(World View)專欄刊載的文章──〈小心！有人在學術引用賽局裡出老千〉(Watch out for cheats in citation game)，而文章內容恰好呼應比亞裘利在陽明大學演講的主題──〈規範和欺瞞：研究不端的新生態學〉(Metrics and Fraud: the New Ecologies of Academic Misconduct)。關於馬利歐‧比亞裘利的學思歷程以及其研究如何受到美國法學界重視，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陳舜伶助研究員及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洪廣冀助理教授已分別有專文介紹，譯者不敢掠美。而在閱讀這篇譯文時，讀者也可以反思在不斷有論文造假風波以及重視世界大學排名的臺灣，如何理解文中被《自然》期刊編者所引用的這句話──「所有科學評價的度量規範註定會被濫用(All metrics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are bound to be abused.)」的涵義。

圖說：比亞裘立於陽明大學演講的宣傳海報

正文：

   當科學家行為不端時，「不發表就完蛋」的文化時常被責難。有些研究者選擇偷工減料，竄改數據和圖像，或捏造結果，以確保學術論文發表並獲得隨之而來的報償。這當然該被視為研究不端(misconduct)。但有新一類的不良行為正隨著另一種相關但不同的壓力所驅動，那就是：「沒有影響指數就完蛋」。

   科學家再也無法只發表他們的研究，他們的研究還得被視為是擁有影響力及保質期的工作。影響指數的需求以學術論文作為規範網絡的中心，並將論文在哪裡發表，被引用多少次作為規範的特色，而在這樣的標準下取得高分便成為科學家及論文發表人的目標，他們甚至願意為此詐取分數。

 總的來說，這些新做法並非試圖生產以假的證據或宣稱作為基礎的文章。相反地，他們是用作假手法以確保論文得以發表、增加他們的影響指數並且抬高作者的重要性。這些手法都是現在進行式，而且對於科學家們來說近在咫尺。關於研究的新聞已指出文章作者提供造假的電子郵件地址作為同儕審查建議名單的常態。這些作者進而使用這些地址提供足以支持論文發表的審查報告。「審查及引用」的迴圈再進一步地透過偽造審查報告要求引用審查者研究。其他人則駭進學術出版社資料庫來得到更多審查論文的邀請，以便讓自己的研究趁機插入當成這些文章引用的對象。 

圖說：研究不端的相關漫畫

   所有科學評價的度量標準註定會被濫用。葛哈德法則(Goodhart’s law) 指出（以最可能是第一位做此宣稱的英國經濟學家命名），當經濟的一項特徵被選為當作經濟的指標時，它便無可避免地終止了作為指標的功能，因為人們會開始以此作文章。

   然而，我們今日所見不只是玩弄科學度量指標，還有一種因度量標準而起的騙局，姑且稱之為後製的研究不端(post-production misconduct)。這似乎和其他形式的研究不端一樣普遍，至少300篇論文已因干涉同儕審查而撤稿。

   這類的研究不端有個奇怪特徵，論文中所載的科學工作本身並不常被質疑。而造成後製的研究不端的種種因素旨在透過引用獲得價值，而非文章本身。從這角度來看，文章是否被科學家閱讀並不重要，文章的引用能被軟體機器人(bots)算到才重要。

圖說：引用作為論文價值的相關漫畫

   這意味著比起捏造數據以及其他形式的傳統研究不端，後製的研究不端不一定會使用造假的結果玷汙科學紀錄。但它的確侵害了論文發表系統的可信度。而這現象在學術後進國家更為常見，也許是因為那裏的大學更看重度量標準，藉以快速達到全球排名可見度。

   這狀況該如何改變？後製的研究不端已不再只是個人所造的業，一個學術新銳在不管事的資深導師下飆高產量。後製的研究不端愈來愈多是從合作研究中產生的。因此，要掌握其蹤跡來把關已經超越同儕審查的範疇，同儕審查本身往往便是這些造假作法的下手目標。

   引用和同儕審查的迴圈的揭露一般仰賴數據分析，透過審查的行文、審查的周轉時間、引用模式、以及作者和審查者在不同研究發表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多數的揭露僅能透過調查團隊的人員仔細審視期刊資料庫才能達成。但學術出版社認為這類資訊是私有的，所以當不當行為被發現且期刊撤回論文時，它們幾乎不提供任何資訊。畢竟，這樣的調查暴露了他們的系統服務的缺失。（這也就是為什麼新型的調查機構如撤銷論文觀測站(Retraction watch)和公眾審查平台(PubPeer)是如此的重要）

圖說：撤銷論文觀測站的圖標

   有鑑於人們已對後製的研究不端及其如何破壞公共資助研究的評價漸漸有所覺察，資助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科學社群應該要求發表者提供更多的訊息以供調查。

   科學社群必須瞭解到，不同於過往的造假者，學術不端不再只是尋求關注。許多學術造假者並非以發表一系列備受矚目的研究為目標。那風險太高了。他們希望透過抄襲以及暗地操縱同儕審查系統出產相當不顯眼的研究，但正是這些研究能給他們那種符合學術機構績效指標的履歷。他們的目標很高，但也不是太高。

        而這些科學社群的機構也必須瞭解到這狀況，這裡指的並非那些世界頂尖大學，而是那些試圖進入世界頂尖之列的大學。正是這些機構最為鼓勵使用這學術度量標準，最終導致後製的研究不端的猖獗。這種熱愛度量標準、影響指數、引用統計和排名的大學稽核文化，不只是強化了這類新的不良行為。正是它使研究不端成為可能。

譯者介紹：

陳禹安，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長庚大學醫學系學生。研究主題為非癌症類末期病人撤除維生設施的爭議以及其與癌症末期病人的撤除維生設施醫療實作比較。

*本文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郭文華教授提供翻譯上的建議，亦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賴品妤同學為本文進行校對，惟文責由譯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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