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7日

【科學史與STS外電】對科技的管理

BY YMSTS IN No comments

譯者:陳禹安

翻譯文章:


譯者前言:

STS多重奏因應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教授於201710月底來台的系列演講,規劃了與《老科技的全球史》一書相關的兩篇短文選譯,以期推廣相關演講活動。



本文為此系列第二篇翻譯,上一篇翻譯是鄒宗晏同學翻譯的專訪文章〈給大衛艾傑頓的一些問題〉;本文同時也是STS多重奏第二篇「科學史與STS外電」系列的翻譯,上一篇翻譯是Mario Biagioli教授於《自然》(Nature)期刊中世界觀(World View)專欄刊載的文章〈小心!有人在學術引用賽局裡出老千〉(Watchout for cheats in citation game)

本文作為《自然》期刊中評論(Commentary)專欄的文章,副標題便以艾傑頓教授對當代科學科技政策的觀點破題:「大衛艾傑頓認為,以科技國族主義的想像以及對過往技術革命的幻想為基礎的科學政策,終將使我們的努力毫無斬獲。」艾傑頓教授如何直面《自然》期刊的科學家讀者,進而論證說「的確,我們仍然明顯地搞錯科學、技術與經濟之間的關聯」呢?

趕緊將游標往下滑,看看艾傑頓教授怎麼說吧!
  

正文翻譯:

蒸汽機改變了世界,電力、內燃機、原子能、網際網路亦然。上述的故事是用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觀點所敘述的,它們告訴我們下一場大革命將由特定的某個技術引領,而我們作為國民需要加以支持。在國家政策至關重要且國家創新和國家成功與否有明確關聯的前提加持下,上述的歷史被視為支持當代國家創新理性政策的證據。然而,我們需要對科學、技術和創新政策的實證基礎有更加批判性的認識。



蒸汽機的出現,圖片來源


這是個艱鉅的挑戰。「科學」、「技術」和「創新」等詞語看似堅實,其意涵卻毫無預警地改變了。這些詞語與其承載的和社會、經濟之間的關聯假設,未受到仔細審視。此外,一至數個(通常不是好例子的)技術能夠改變所有事物的宣傳性、浪漫化說法,蒙蔽了這些我們將政策建立在其之上的歷史。不論過去、現在與未來,科學與技術實際上的樣貌和這種說法有太多出入。科學和政治領域的菁英對於科學和技術政策的理解貧乏是個嚴重的問題,而如果我們要用有實證基礎的政策面對未來的挑戰,便需要對它有更豐富且更好的說明。

世界經濟不僅成長快速,變動也很劇烈,但要評估科學或創新在其中發揮多少作用卻有困難。過去曾將資本和勞動力(現在美其名為「總要素生產力」或「多要素生產力」)的增加以外的成長,視為是對技術變革的度量,但諷刺的是,如同研究經濟成長的先驅學者阿布拉莫維茨(Moses Abramovitz)的觀點,這種成長同時也是「對我們無知的度量」【註一】。未加鑑別地使用諸如創新、科技、科學和研發(R&D)等詞語來掩飾這份無知是非常不恰當的。

的確,我們仍然明顯地搞錯科學、技術與經濟之間的關聯。當今的世界經濟不再是、也不會再立基於,例如說,1900年或是1950年的技術。研發部門、學院實驗室等出處推出的新奇事物一直都十分重要,然而伴隨而來的卻有更多的無解。新興的創客經濟(採用經濟學家David Henderson的術語)將世界經濟與特定國家的經濟體混為一談更是令人難以苟同。



經濟學家David Henderson,圖片來源


科技國族主義的天真

這種見樹不見林的過時科技國族主義思維產生的範疇謬誤帶來嚴重的後果。讓我們從經濟成長最簡單的表現方式進行(錯誤的)化約:暫時假定全球經濟成長的70%來自技術變革。實際上這並非表示國家的科學、創新、技術或研發帶來70%的國家經濟成長,然而大多時候國家研發經費與國家經濟成長率卻被預期應該有統計正相關。以數十年來累積的最直觀證據檢驗顯示並非如此。1950年代,英國花在研發部分的費用比日本來的高,成長的卻比日本來的慢許多;同樣地,近年來日本的研發費用比中國(和英國)來的高,成長的表現卻比其過去的表現以及中國慢許多【註二、三】。創新驅動國家經濟成長,而科學、技術或研發的投資與國家經濟成長呈正相關,這些只發生在科技國族主義的幻想中(而這點無疑地影響相關政策研究)。實際上全球的創新引領國家的經濟成長,國家的創新又引領全球的經濟成長。


引進創新

這也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對大多數國家而言,進口新的技術大多比國家發展新技術來得重要。這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英國和法國:大部分國家都是從國外取得新技術。法國是全世界核能發電機組最密集的國家,但核電技術是美國發展出來的;我用來寫文章的筆電也不是單一國家研發的產物。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醫師只開立本國研發的藥品。如同我們在其他情況下不斷被提醒的,科學和技術是全球性的。

以美元、歐元、日圓、甚至是常用的研發經費與國內生產毛額的比值來衡量的研發活動,已獲得與自身完全不成比例的權威和關注度。每個國家的政府機構和科學研究者都想看到這個抽象數值的上升。從歐盟的《里斯本條約》擬訂國民生產毛額的3%作為研發支出的目標,乃至其他單一國協所制定的目標,人們相信需要提高國家研發支出與國內生產毛額的比值,以提高國家經濟成長率。

提升研發水平對世界經濟而言或許是件好事,但這點不一定適用於出錢研發的國家。當然,國家研發政策也不盡然對世界經濟有所助益。目前世界各地瀰漫著一個強有力的趨勢,相信由幾個特定的技術來引導國家發展的政策,通常是三項技術,且是相同的三個技術:奈米科技、資訊科技和生物科技。世界各地複製這般受限的投資組合對全球成長並不是個明智的策略。諷刺且不幸的是,沒有什麼比創新政策更來的不創新了。

如今這三個典型發展領域所聲稱對未來的效應,受到對過往三位一體技術的分析支持,認為這些技術創造了現代世界。有些史觀與史前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的概念有所呼應,認為我們經歷了以一種或多種技術分期的年代。具歷史博士學位的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一場環境主題的演講中告訴我們,在蒸汽機、內燃機以及微處理器之後「改變的不只是技術,還有我們的社會如何組織,人們如何生活的方式」,他正期待「第四次技術革命在能源經濟轉型裡扮演的角色」【註四】。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圖片來源


這些分析貌似有其合理性,這主要來自這種說法的一再重複,而非嚴謹的分析。將整個歷史時期以及非凡的歷史變遷化約在一個或三個技術上無疑是荒謬的。這樣的化約所助長的思維,在1940年代極度自信地告訴我們,未來將取決於火箭、核能以及自動化機械。這在當時已被稱為「第四次」革命。人類生活的物質基礎比起這種描述還要來的複雜許多,與之相比更是不同。舉例來說,大多數人所生活的土地(一個經歷徹底變遷的地方)直到最近仍有部分受到增長的獸力、機械力及化學肥料所驅動。不管這麼說,人類史上最重要的變遷其中之一是1945年後農業生產力的增長。我們可能也疑惑,貨船在貿易中的運輸量遠大於高速網路(就價值而言),但和農業一樣,為什麼它在科技史和科學史被如此地邊緣化?而機械工具不是改變了人們製造(從蒸汽機到微處理器的各種)東西的能力嗎?

在我們思考科學、技術與社會時,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點在於我們看重某些創新,並假定他們能立即帶來影響。但是1941年德意志國防軍(the Wehrmacht)行軍至莫斯科時,比1812年拿破崙的軍隊配有更高比例的騎兵。在這個特殊但重要的例子中,馬匹的重要性與時俱進,儘管我們的印象中德國軍隊主打的是坦克。我們認為蒸汽動力在1800年左右很重要,但蒸汽機在1900年造成的影響比1800年來的徹底;而今日燃煤電廠的汽輪機可說是驅動著中國的經濟以及碳排放量。內燃機驅動著世界上日益擴增的船隊。哈伯博施法(Haber–Bosch process)製氨約在1913年首次用於商業用途,但大量合成氮肥在土地上施作則是在1945年之後。人們越去思考這個問題,這些權威性的故事就越顯荒謬。



Haber–Bosch process,圖片來源


有鑑於氣候變遷的威脅,理解我們所在世界的物質組成會是越發重要的課題。即便是已開發國家,這世界的生產與消費仍不斷上升,其中一個指標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合理的政策需要因應這樣的世界。。我們需要面對這世界的真實模樣。相關政策若立基於我們只生活於網路連結的、去物質化的資訊社會中的新潮觀念,註定會在開始實施之前失敗。而用過時的未來主義要求發展新技術也是十分危險,這只不過是掩飾當下的無所作為。新技術是必要的,但還不足以解決問題。

歷史上有足夠的教訓證明我們應該要拒絕無知的未來主義大師口中的必然性,然而我們應該從揭發這些權威性論點中獲得正向的訊息。科學和技術的新證據和新想法能帶來相當好的成果,而由於我們信奉狹隘、直覺式、老式的科技國族主義,使得改變在哪發生以及影響為何,仍留有許多的可能未曾得到探索及深思。過往留下的大量跡象將有助於我們的思考與行動更符合一個有經驗的成年人,而非對未知的未來目瞪口呆的孩子。


【註一】Abramovitz, M. Am. Econ. Rev. 46, 5–23 (1956).
【註二】Edgerton, 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Decline’, 1870-1970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6)
【註三】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8 available at: www.nsf.gov/statistics/seind08/
【註四】www.number10.gov.uk/Page13791


譯註部分:

【譯註一】演講全文可見此網址,原文為「This mean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our energy economy. Indeed I believe it will require no less than a four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past the steam engine,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and the microprocessor transformed not just technology but the way society was organised and the way people lived. Now we are about to embark on a comparabl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 to low carbon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譯者介紹:

陳禹安,長庚大學醫學生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最近的工作是推坑優秀的同學們為STS多重奏盡一份心力,但優秀的同學們都很忙時只好貢獻自己的肝。

*本文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尚仁老師給予翻譯上的建議,感謝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賴品妤同學進行翻譯校對,惟文責由譯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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