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試閱（上）

作者：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 

由時報出版提供 

身分的一階導數

幾十年來，人類學已經參與了身分的一般解構，把它當作學術研究的穩定客體。個人藉由社會表現創造他們身分，因此他們的身分並非本質固定的觀念，由根本上驅動了目前對性別和性的研究。集體身分來自政治角力和妥協的觀念，奠定了當代種族、族裔和民族主義研究的基礎。

──保羅．布羅德溫（Paul Brodwin），
〈遺傳學，身分認同和本質主義人類學〉
（Genetics, Identit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Essentialism）

我看你不是我的哥哥，而是我的鏡子。

──莎士比亞，《錯中錯》（The Comedy of Errors），第五幕，第一景

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在我父親的家族離開孟加拉巴里薩爾的五年前，我的母親在德里出生了兩次。她溫和而美麗的同卵雙胞胎姊姊布魯先出世，幾分鐘後，我的母親圖魯蠕動身體，呱呱墜地，聲震屋瓦。幸好接生婆很有經驗，知道最美麗的寶寶往往情況最糟糕：雙胞胎中那個安靜無聲的寶寶一副病懨懨的樣子，嚴重營養不良，得趕緊先用毯子緊緊包住，讓她恢復生氣。我阿姨出世的頭幾天脆弱不堪，無法吸吮母奶（這故事也許是傳說），一九四〇年代的德里也找不到嬰兒奶瓶，所以她是用一小塊棉紗吸沾牛奶，然後再用形狀如勺子的貝殼膜餵食。他們請了一位奶媽照顧她。七個月後，母乳乾涸，我的母親很快就斷奶，好把最後一點母奶留給姊姊。因此，由一開始，我母親和她的孿生姊姊就是活生生的遺傳實驗；先天性質相同，但後天養育不同。

我的母親（因晚生兩分鐘而成了妹妹），比較吵鬧，她喜怒無常，脾氣暴躁，無憂無慮，一無所懼，敏於學習，不怕犯錯。布魯身體較虛弱，她的心思較靈活，言語更伶俐，更機智。圖魯比較合群，很容易交朋友，對侮辱無動於衷。布魯則保守而克制，更安靜，更脆弱。圖魯喜歡戲劇和舞蹈，布魯則是詩人、作家、夢想家。

然而，這些對比更突顯了這對雙生姊妹的相似之處。圖魯和布魯看起來簡直難以分辨，兩人的皮膚都有雀斑，都是瓜子臉、高顴骨，在孟加拉人中較罕見，眼睛下緣也略朝下傾，就像義大利畫家畫聖母的技巧，似乎散發出神祕的同理心。她倆有雙胞胎常分享的言語，也分享唯有其他雙胞胎才明白的玩笑。

這些年來，她們的人生卻南轅北轍。圖魯在一九六五年和我父親結婚了（他在三年前搬到德里）。這是父母安排的婚姻，但也冒了風險。我父親是一無所有的新移民，在一座新的城市，帶著他跋扈的母親和同住的一個半瘋狂的兄弟。在我母親西孟加拉溫文儒雅的親戚看來，我父親的家庭正是東孟加拉鄉巴佬的具體化身：他的兄弟們吃午飯時，總把米堆成小山，然後再挖出像火山洞的孔，好放肉汁，彷彿用盤子裡的火山坑標記他們在鄉下時永無飽足的饑餓。比較起來，布魯的婚姻前景安穩得多。一九六六年，她和一位年輕的律師訂了婚，對方是加爾各答名門的長子。兩人在一九六七年完婚，布魯搬進他家族在南加爾各答的古老豪宅，但它的花園卻已野草叢生。

一九七〇年我出生時，兩姊妹的命運有了出乎意料的轉變。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加爾各答開始一步一步沉淪，經濟疲軟，脆弱的基礎設施已不堪移民浪潮的衝擊。自相殘殺的政治運動頻繁爆發，街道和企業一關閉就是數週。這個城市在暴力和淡漠的循環之間徘徊，布魯的新家庭必須靠儲蓄度日。她的丈夫依舊維持持續工作的幌子，每天早上都帶著不可或缺的公事包和飯盒出門，但在沒有法紀的城市裡，還有誰需要律師？最後，這家人賣掉了有寬敞陽臺和內院，卻布滿鰴菌的豪宅，遷進簡樸的兩房公寓，離我祖母初抵加爾各答頭一夜所住的房子僅有幾哩之遙。

相反地，我父親的命運反映了他移居城市的命運。首都德里（印度營養過剩的孩子），國家希望把它打造為大都會，因此撥款贊助補貼，拓寬道路，促使經濟蓬勃發展。我父親在一家日本跨國公司不斷升遷，我們也很快地由社會低層爬到中上階層。我家附近原本是森林和荊棘，野狗和山羊猖獗，但很快就發展為全市不動產最好的地段。我們赴歐洲度假，學會了用筷子吃飯，夏天在旅館的游泳池裡游泳。季風吹襲加爾各答時，街道的垃圾堆堵塞了下水道，全市變成一大片小鼠出沒的沼澤。布魯的屋外就有一個這樣汙濁的水池，蚊蟲孳生，她把它稱為「游泳池」。

這種形容態度輕鬆，反映出她的特質。或許你會以為命運的作弄使圖魯和布魯走上了不同的路。正好相反：多年來，她們的外表已不再相似，但一種難以言喻的事物（一種態度，一股氣質），卻依然非常相似，甚至有增無減。儘管兩姊妹的經濟狀況差距越來越大，但她們對這個世界卻依然都抱著樂觀的看法，一種好奇心，一股幽默感，一種泰然的處世態度，雖然崇高，卻不驕傲。我們出國旅遊時，母親總會為布魯帶點紀念品（比利時的木製玩具，不像出自地球的水果風味的美國水果口香糖，或瑞士的玻璃飾品）。我阿姨會讀我們所去國家的旅遊指南，她會說，「我也去過。」然後把紀念品放在玻璃櫃裡，聲音裡沒有絲毫苦澀。

英語中沒有任何字詞能形容作兒子的在意識中開始了解他母親的那一刻，那不只是表面的了解，而是像他了解自己那樣洞若觀火的了解。我的這個經歷發生在童年的某一刻，這是完全雙重體驗：就在我了解自己母親的那時，我也學會了解她的孿生姊姊。我十分明確地知道她什麼時候會笑，什麼會覺得自己受到怠慢，什麼會使她充滿活力，或者她會對什麼感到同情、受到吸引。透過我母親的眼睛看世界，就像透過她孿生姊姊的眼睛看世界一樣，只除了也許鏡片的色彩略有一點不同罷了。

我開始明白，我母親和她姊姊之間所匯聚的，不是個性，而是它的傾向──借用數學的術語，就是它的一階導數。在微積分中，一個點的一階導數並不是它在空間的位置，而是它改變位置的傾向；不是一個物體在哪裡，而是它在空間和時間裡如何移動。這個共有特質對某些人來說雖深奧難解，但對一個四歲的孩子來說卻不證自明，而它就是我母親和她的孿生姊姊之間永遠的聯繫。圖魯和布魯外表的相同處已不再能認得出來，但她們共有身分的一階導數。

任何懷疑基因可以指定身分的人，恐怕都是來自外星，沒有注意到人類有兩個基本的變異：男性和女性。文化評論家、酷兒理論家、時尚攝影師和女神卡卡提醒我們，這兩個類別並不像它們表面那樣根本，而且在它們的邊界地區常常潛伏教人不安的曖昧含糊，事實也的確如此。

但是，我們很難質疑三個基本事實：男性和女性在解剖學及生理學方面截然不同；這些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差異是由基因指定；這些差異介於自身文化和社會建構之間，對於指定我們個體身分，其具有強大的影響。

基因與性、性別和性別認同的決定有關，這在我們的歷史是比較新的觀念。這三個詞的區別與我們的討論有關。性，我指的是男性和女性身體解剖和生理的層面；性別，我指的是比較複雜的概念：個人所想像的心理、社會和文化的角色。性別認同，我的意思是個人的自我意識，如女性與男性，或者兩者皆非，或者在兩者之間。

幾千年來，人們對男女兩性身體結構差異的基礎，即是性的「結構二態型」，知之甚少。西元兩百年，古代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解剖學家蓋倫，做了精心的解剖，想證明男女兩性的生殖器官彼此同型，男性器官由內向外翻，女性器官則由外向內翻。蓋倫主張，卵巢只是留在女性體內的睾丸，因為女性缺乏讓這種器官突出的「生命熱度」。他寫道，「把女人的器官向外翻，重疊男性的器官，你就會發現它們一樣。」。蓋倫的學生和門徒按字面的意義把這個比喻延伸到荒謬的地步，認為子宮是陰囊向內膨脹，而輸卵管則是精囊充氣擴大。這個理論被列在中世紀的韻文裡，醫學生把它當成解剖學的口訣：

儘管它們分屬不同性別，

但整體上，它們和我們一樣，

因為最嚴謹的搜尋者發現，

女人只是由外向內翻轉的男人。

究竟是什麼力量使男人像襪子一樣「由內向外翻」，或者讓女人「由外向內翻」？早在蓋倫之前的幾世紀，約在西元前四百年，希臘哲人阿納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聲稱，性別完全由地點決定，聽來簡直就像紐約的房地產。阿納克薩哥拉斯也和畢達哥拉斯一樣，認為遺傳的本質由男性精子攜帶，女性只能在子宮內「塑造」男性精子，產生胎兒。性別的繼承也遵循這種模式。在左睪丸產生的精液會生出男孩，而右睪丸產生的精液則會生出女孩。性別的指定會在子宮內繼續，延續射精時噴出的左右空間碼。男胎被精準地存放在右邊的子宮角，而女胎則在左邊的子宮角孕育。

我們很可能會嘲笑阿納克薩哥拉斯的理論過時且古怪。它獨特地堅持左右的位置，彷彿性別是由像排列餐具的安排決定，這當然是另一個時代的看法。不過在當時，這是革命性的理論，因為它促成了兩種關鍵的進展。首先，它看出性別的決定基本上是隨機的，所以需要隨機的原因（精子左右的起源）來解釋。其次，它推斷原有的隨機行為一旦成立，就必須擴大並鞏固，才能徹底確立性別。胎兒的發育計畫至關緊要。右側精子找到了右側的子宮，再進一步發展為男胎。左側則被分到子宮左側，以便發展為女胎。性別的決定是一種連鎖反應，由單一的步驟開始，再由胎兒的位置擴大發展為完整的兩性異形。

性別決定的觀念就這麼維持了數世紀。理論雖然很多，但觀念上都是阿納克薩哥拉斯的變形版本，意即性別基本上是由隨機的行為所決定，再由卵子或胎兒的環境加以鞏固和強化。一位遺傳學家在一九〇〇年寫道，「性別不是遺傳而來。」就連支持基因在發育中舉足輕重的最知名學者摩根，也認為性別不能由基因決定。摩根在一九〇三年寫道，性別可能是由多個環境因素，而非單一基因所決定：「就性而言，卵子似乎處於一種平衡狀態，它所接觸到的條件，很可能會決定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性別。想要找出對各種卵子都有決定性影響的單一因素，很可能會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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