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是一部回憶錄，也是一本歷史著作。作者芭芭拉‧泰勒在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初期間罹患精神疾病，多次進出包括芙萊恩醫院在內的精神療養機構，並長期接受精神分析治療。她在書中記下罹病十多年間心理狀態的轉變，與分析師的互動，以及透過精神分析所挖掘並重塑出的家庭羅曼史。作為研究十八、十九世紀女權與啟蒙的歷史學家，泰勒在呈現個人體驗之餘，也細數西方精神機構發展史，並剖析當下精神治療體系的現狀與侷限。許多交織著童年經驗、個人史與治療經驗的回憶錄的內容常著重於挖掘個人苦痛，揭露各類加害者的面目。相較之下，作為歷史學家，或許再加上長期接受精神分析的經驗，作者可以較為抽離、平和的態度審視自己心智狀態與行為上的改變，以及其生命歷程與醫療制度轉變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木馬文化提供）
近年來國內外出版界刊行許多與精神疾病相關的書籍，顯示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與興趣。許多著作引介最新精神醫學新知，協助病患找回自我；其他或透過痛苦的親身經驗或寫實的報導凸顯精神疾病的不可捉摸、人類心智的複雜（如《24個比利》），或強調精神疾病盛行與精神醫學及藥廠間的關連性（如《救救正常人》，《精神病大流行》，《我的憂傷不是病》等）。在此同時，讀者也藉由越來越多精神疾病的病人誌（如《我發瘋的那段日子》，《他想要月亮》等），理解與同情這些不為常人所知的個人世界。
即便放在病人誌這個文類中，《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一書也有其較為特殊之處。導讀篇幅有限，以下僅舉出幾點個人觀察，與讀者分享。
首先，作者接受二十一年的精神分析，最後找回自我一事，值得一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雖然在今日的醫界或科學界備受批評，常被認為其理論及療效沒有根據，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葉，直到一九七○、八○年代，乃至今日，在若干西方社會仍影響深遠。如書中所言，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數十年間，英國成為精神分析發展的重鎮之一，精神分析也成為精神與神經疾病治療的選項。其次，從一九二○年代開始，精神分析理論在國際上逐漸受到重視。特別是在作者回憶錄著墨甚多的一九七○、八○年代，精神分析成為西方人文社會領域的重要學說，與各類當代思潮緊密相連。在此時代氛圍下，從事左派女性主義研究的作者選擇接受精神分析顯得十分自然。不過正統的精神分析療程耗時甚久，收費也高，作者能做此選擇也因其出身於較為優渥的家庭。在此同時，對分析者與分析師而言，精神分析運作的邏輯是透過經營、拿捏一段分析關係，揭顯並重新體驗分析者與他人的關係，以重新認識自我，找回與自我相處的方式。為期二十一年的療程需要相當時間、資源、心力、情感與智力的投入，在在說明精神分析並非尋常的治療方式，需要特殊社會文化條件與物質基礎的支持。然而在此同時，作者為了認識自我，找回自我付出甚多，也值得我們這些旁觀者思考。
A Clinical Lesson at the Salpêtrière （圖片取自 Wikimedia）
本書另一個較為獨特之處，在於作者對精神療養機構的正面評價。如書中所言，過去兩百年間社會各界對於精神療養機構的評價差異甚大。十九世紀前半葉，西方無論是醫界或社會大眾對設置精神病院一片樂觀，希望透過優美環境，合理的院內生活規劃，乃至恩威並濟的醫病關係，得以導正病患失序的心智。然而自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療養機構的療效不彰；隨著收容人數大增，住院時間拉長，精神疾病逐漸被認為是不治之症，與患者退化的體質有關。直到二十世紀，精神醫學在療法上雖偶有進展，但由於成效並不特別顯著，再加上各類機構常出現管理問題，社會各界對常淪為監禁機構的精神病院印象皆不甚佳。一九七○、八○年代正值「反精神醫學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精神醫師與精神療養機構備受批評，這類機構也因諸多因素陸續關閉。根據作者在出院二十多年之後的回想，芙萊恩醫院雖存在精神病院常見的管理問題，但其提供的環境，以及院內病患的相互支持，使得精神病患生活無法自理時仍有棲身之地。就此點而言，芙萊恩醫院與精神分析，成為作者得以復原的重要支柱。文中作者以「石砌母親」（stone mother）一詞指稱芙萊恩醫院，這作法雖然顯示她對該機構高度的信賴與深厚的個人情感，但同時這情感也具有特殊的時代精神。如作者在後記中所稱，一九七○年代開始的精神治療的「去機構化」立意良善，希望透過社區與家庭的力量讓病患儘速回歸社會；然而在配套措施準備並不充分，以及隨後精神治療網絡市場化的情況之下，許多病患成為人球，流轉於各類支持機構、醫護人員及家庭之間。
Friern Hospital （圖片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最後，作者目前任教於倫敦瑪麗王后大學，研究主題之一為「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歷史；我們也可從「自我」與精神醫療體系的關係更深入的理解這本書的內容。學者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尼古拉斯‧羅斯（Nikolas Rose）指出，每種心理學，精神醫學理論，或者精神醫療體系背後，都預設一種特定形式的自我或主體。近數十年來的精神醫學史研究顯示，十九世紀前半葉西歐開始大規模興建精神療養院的動機，除了為維護社會秩序外，一部分主要來自對啟蒙時期對人性可不斷改進的樂觀期待；換言之，透過環境的正面影響，可喚起瘋狂自我的殘存理性，回復其失序的心智。而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之間精神疾病普遍被視為體質退化的結果時，自我面對個人、家庭與國族的變質，所能做者極為有限。對佛洛伊德而言，自我經常受制於無意識趨力與社會文化壓力，然而透過精神分析的洞見，或許能夠將起因於精神與神經疾病無以名狀的痛苦轉變為尋常、可以面對的不適。而對精神分析中的客體關係（object relations theory）理論而言，自我的形成多與童年時期與客體及環境的互動相關。作者長期接受客體理論式的精神分析，這或許也導致她在書中反覆強調友誼，社會聯繫的重要性，以及病友的支持，「持續性的醫護關係」，乃至作為避風港的精神病院對精神病患所具有的價值。而在作者的筆下，如今搭配精神藥物學的社區醫療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尊重個人選擇，強調每個人應該獨立自主，但其實背後運作邏輯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這個作者所謂「超級市場式公共服務模式」中，個人其實對於服用的藥物，療法等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Nikolas Rose（圖片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心理學、精神醫學與精神治療的理論與作法並不單純與治療疾病相關，它們也勾勒出不同形貌的自我，與他人、環境及社會互動的不同方法，乃至存在的不同可能性。這多少也說明無論在國外或國內的精神醫學界中存在相當多元的療法，理論上也各有不同；在所謂現代醫療系統之外，各式民俗或另類療法也十分盛行。這事實不僅精神疾病治療體系所具有的複雜社會文化乃至倫理學意涵，甚至也促使我們可以更深刻的思考自我、疾病與知識之間的關係。
本文由木馬文化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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