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女養成記》中的淑世醫藥

作者：陳柏勳（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中醫科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健康政策與法律組博士生）

今年夏天，一齣從「淑」女變成「俗」女的電視劇引起臺灣觀眾巨大的共鳴，不僅讓人們回想起1970年代的臺灣，也讓人思考快樂與人生的意義。《俗女養成記》（簡稱《俗女》）對於時代背景和器物的使用極為考究，讓40年前臺灣鄉村的情景栩栩如生，就當代醫藥文化研究者而言，此劇不啻為引領國人重新認識臺灣在地醫藥文化的透鏡。

《俗女》一劇講述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出生於臺南後壁的陳嘉玲，從小就被家人教導要當個功課好、有禮貌的「淑女」。不過，在臺北奮鬥20年後，39歲的陳嘉玲沒車沒房沒結婚，又沒了工作，成為魯蛇。但是，回鄉後經歷了一連串事件後，嘉玲決心當一個理直氣壯的自信「俗女」。本文嘗試鉤沉出這齣劇裡跟臺灣醫藥文化相關的三個主題，讓我們看到《俗女》生活中的「淑世醫藥」，也重新思考臺灣社會快速變遷下醫藥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係。

金德興藥店

《俗女》主角陳嘉玲的老家場景是台南後壁的金德興藥店，劇中充分展現漢藥店的日常經營模式以及其社會功能。嘉玲的阿公陳義生是藥店老闆也是位漢醫，平時為村民看診抓藥；嘉玲的爸爸陳晉文在櫃檯協助抓藥並解答顧客的用藥疑問、還負責曬藥切藥；嘉玲的阿嬤和媽媽則協助藥店的店務與家務。劇中藥店不但是診間、藥局、客廳，更是街坊鄰居聊天練舞的休閒聚所，是一多功能的社會空間。

據《南瀛漢藥店誌》記載，後壁金德興藥店為阮家所有，其祖先自中國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移民渡海來臺，先落腳於斗六堡從事漢藥店生意，傳至阮主時，因故移至菁寮開立私塾教授漢學兼營漢藥店。現在的房舍建築原為鹿草鄉某林家望族的祖厝，林家與阮主交好，後因林家家道中落，阮主先請託同鄉的許遷買下此宅並搬遷至現址，爾後阮主的兒子阮謙（1895-1956）經營藥店有聲有色，再將此宅購入，店名取為「金德興」。阮謙於日治時期曾擔任保正，國民政府來台後為第一任村長，並將該村取名為「墨林」。阮謙過世後其子阮齊接下該店，直至1999年阮齊夫人過世因人手不足且無人有意接手而歇業。【註1】

無論是《俗女》中的漢藥店，或是現實社會中的金德興藥店，我們看到典型的臺灣漢藥店樣貌。首先，父子家族相傳以家為單位，將中藥房視為家族產業來經營和教學，教學者與學習者即為長輩晚輩的關係，此種傳承模式沒有依據入行年資界定學習內容的特性，反而是將藥材之學習與經營變成家務的一部份，家庭即藥房的概念，將藥材的知識與技術更以類似家產的形式代代相傳。其次，中藥房擔負超越醫藥的社會功能，閱讀識字的能力提升老闆的社會地位，也使中藥房能夠涉入地方的社會行政事務，筆者在臺南地區的田野訪談更清楚說明：

以前做中藥的大部分都是仕紳，都認識字的。在鄉下做中藥的不是有錢人就是讀書識字的，不然你那個古書怎麼讀阿！…以前在鄉下，人家說要嫁給做中藥的，那就是好家庭，這些做中藥的大多是從大陸那邊過來，他們認得字又講國語，那時人們要寫狀紙、地契啦，都會去找中藥店幫他寫。【註2】

漢藥房之於鄉鎮村里的關係，誠如巷仔口社會學的〈巷仔口的中藥房〉【註3】一文所述：「中藥帶給人們酸苦甘辛鹹的人生百味，中藥房則是交流生活大小事的社區中心。抓藥的顧客一邊看著老板抓藥、一邊聽老板說故事，或者老板聽著顧客說誰的不是，讓顧客有了情感上的依歸。」

神明藥籤

《俗女》有一情節是女主角陳嘉玲小時候曾吃壞肚子，阿嬤到廟裡向帝爺公（玄天上帝）求藥籤給嘉玲服用（劇中的藥籤其實是印著保生大帝）。就現在的多數人來說，求藥籤是個難以理解的習俗，但我們若能深入了解求籤者與使用者的情境，則會發現藥籤乃是人們面對既有醫療資源的限制所發展出來的因應對策。在劇中，漢醫生阿公不在臺南、到外地批貨看藥材，阿嬤既有的腹部按摩又無法改善嘉玲的腹痛，因而向神明祈求藥籤。嘉玲的爸爸其實有曾對藥籤提出質疑，認為藥量對小孩來說過多，但礙於神明和父母親的權威只好依藥籤指示煎藥。

根據歷史學者林國平對台灣與中國閩南地區的藥籤研究成果，藥籤是以記載藥物的品名、用量或病因、症狀、治療方式為主要內容，以宗教心理暗示和藥物治療相結合為主要手段的信仰療法，其形式和占卜過程與靈籤相似【註4】。大部分寺廟會將藥籤粗略分為「大人／成人科」、「小兒科」，而有些會進一步再分出「男科」、「婦人科」、「眼科」與「外科」【註5】。藥籤的分科與內容不但貼近使用者的生活環境與脈絡，更結合中醫藥、在地藥物和食物，與環境及歷史脈絡密不可分。

籤者從寺廟取得神明認可的藥籤後，多半會到寺廟附近或是同一地區的中草藥房抓藥。據學者田野研究的結果，中草藥房負責人大都具有操作中醫草藥民俗療法的經驗，對於拿藥籤來的病人，都會先確認服用者的基本身體狀況，包含年紀、不適症狀、就醫過程等。若是藥籤和症狀不符，中草藥房負責人會告訴病人吃藥後若無改善，明天再請問神明改派另一支，不會當面說症狀和藥籤不相配。【註6】

民眾為何會求取藥籤？臺灣史學者宋錦秀認為求籤者對器質性、功能性與心理性疾病往往無明顯區分，此分類方式不能真正呈現求籤者對各種疾病的辨識，也因如此，在「現代」醫療資源相對匱乏或醫療選擇相對稀有的年代，求取藥籤是種廣被認知的、非常生活化的醫療策略。【註7】亦有研究者以主流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藥籤使用為例，指出民眾生活中的生病經驗看透了政策與西醫的限制和資源的不足，進而選擇藥籤作為療病方式，當生物醫學無法解決身體的苦痛，藥籤提供患者在重新賦予病痛意義的同時尋求另類療法的選擇。【註8】

臺灣生藥株式會社【註9】

《俗女》跟藥物有關的事物，除了劇中可見的藥店與藥籤，其實主要的拍攝地區：後壁、白河、新營一帶，曾是臺灣在地製藥工業的先驅示範區。根據《臺灣製藥工業發展70年光影》所載，1923年日治時期，新營在地人稱為「藥仔會社」的臺灣生藥株式會社在白河開始種植古柯樹。臺灣生藥株式會社的來頭不小，董事長高橋是賢的父親是日本的財政兼政治家高橋是清，而古柯樹提煉後的古柯鹼則是軍醫手術常用的麻醉藥，換言之，此會社的成立具有外交與軍事上的影響力。

此區由於氣候適合古柯樹的生長，加上新營與後壁的陸運發達，成為古柯鹼的產製銷中心。日本政府於1910年於印尼爪哇引進古柯樹種子後，隔年便交由「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試驗場」在臺灣南部尋找適合此類熱帶植物種植的地方，白河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山區土質乾燥且排水良好，非常適合古柯樹生長。臺灣生藥株式會社則選在山下、縱貫鐵路經過的新營設廠，加工製成麻醉藥古柯鹼，再經由鐵路送至軍需單位，根據當時的會社員工回憶，「藥樹葉子放在幾個熱鍋裡煮，要不停攪拌。」如此勞力密集的產業，當然吸引了許多外地人前來工作與居住，也帶動連結嘉義、新營、鹽水之間的後壁熱鬧且興盛。

古柯鹼的在臺製造經驗亦影響了在臺製造奎寧的決策。1933年，「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有鑑於古柯鹼在後壁、白河、新營一帶的成功經驗，加上臺灣是當時日本帝國最適合種植金雞納樹的地區，因而提出抗瘧疾要藥奎寧的在臺產製計畫，並定位為「國策作物」主事機關還是由衛生部所主導。其他的私人製藥企業隨後也投入臺灣的奎寧製造，例如：鹽野義製藥、星製藥。（關於台灣奎寧產製的歷史，詳見中研院臺史所顧雅文副研究員的研究成果）。

臺灣生藥株式會社雖然在二戰後隨著日本戰敗而關閉，但是在白河、新營一帶仍有留下吉光片羽。像是新營新東國中的日式宿舍是當年「藥仔會社」的所在地之一，幾位當地的耆老仍還記得在號稱當年遠東最大規模的藥廠工作過，他們間或回憶到白河汴頭里、庄內里、竹門里、崎內里那幾千甲地的滿山藥樹景色。

俗世裡的淑世醫藥

提到「醫藥」，我們會想到哪些事物？擁擠喧擾的醫學中心、尖端科技的檢查儀器、各式各樣的藥品與健康食品、還是物美價廉的全民健保？曾幾何時，過往生活中的醫藥似乎跟我們不再有連結，我們漸漸忘記那個雖然沒有大醫院、先進儀器、各色藥品的生活世界，可是，這樣的轉變也不過是半世紀的光景。

借用《俗女養成記》片尾金句的句型，筆者認為「醫藥離我們很遠，遠到可以是大都會的醫學中心，也可以是還在臨床試驗階段的新興藥物；醫藥離我們也很近，近到可以是兒時生病來家裡往診的小鎮醫師，也可以是老家牆上懸掛的寄藥包或巷口的漢藥店，只是，我們都逐漸淡忘。」正如同女主角陳嘉玲回到故鄉後找回理直氣壯的自信，讓我們從《俗女養成記》反思醫藥之於人們生活的核心價值。

註解
【註1】謝明俸，2009，《南瀛漢藥店誌》。臺南：臺南縣政府。頁123-126。
【註2】臺南市中西區泰O中藥行，訪談日期 20140802。
【註3】安勤之，2018，〈巷仔口的中藥房〉，《巷仔口社會學》網路部落格。
【註4】林國平，2014，〈附錄一：信仰療法與藥籤研究〉，《籤占與中國社會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頁642。
【註5】「外科」藥籤治療對象多是皮膚或軟組織等的疾病。
【註6】蔡銘雄，2009，《消失中的民俗醫療－「藥籤」在台灣民間社會發展初探》。台中：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頁51。
【註7】宋錦秀，2011，〈寺廟藥籤療癒文化與「疾病」的建構〉，《臺灣文獻》。62（1）：55-96。
【註8】陳柏勳、楊仕哲，2016，〈在地醫療的技術文本及其轉變—嘉南地區的藥籤〉，《科技醫療與社會》。23：77-136。
【註9】陳威仁，2018，《臺灣製藥工業發展70年光影》。臺北市：臺灣製藥公會。頁20-37。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