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導讀
作者：陳嘉新（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副教授／所長）
本書封由左岸文化提供
【一】
第一次接觸畢尤這本書，是在十多年前研究所的課堂上，當時這本書才出版沒多久。課堂的討論內容我現在都忘了，但是閱讀時的迷惑感卻還鮮明不已。記得授課教授下課後問我對於此書的感想，我只能語焉不詳地回答：「不知道，我總覺得太詩意了，而且某些地方我深受震撼，包括他如此為民族誌的個案投入努力。我還沒讀過這樣的民族誌。」
這次因為審訂此書的中譯本，我又重讀了一次。我覺得當年所謂的「詩意」是對的，但是更印象深刻的，則是人類學家企圖串連起當事人的主觀聲音、民族誌學者的批判敘事，乃至於田野之間人我相逢且互動的主客體關係。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需要揉合幾種文類的特色：報導文學、社會分析、心理筆記，要能鎔鑄於單一作品，的確非常困難。
令人大呼過癮的民族誌或許都有這些文類的綜合特徵，但這本民族誌的特色還不限於此，其文字與圖像結合起來的強大感染力，帶領讀者如我們進入一個巴西的貧窮角落，體會一個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者的生命歷程，然後在追溯這個主角淪落到生命療養院的歷程中，也鋪陳出巴西數十年來的政治經濟轉型與醫療衛生狀況。
畢尤現在是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系的教授。他的研究許多環繞在以巴西為核心的拉丁美洲。這是他成長並接受初級教育的地方。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Will to Live: AIDS Therap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中文翻譯為《求生意志：愛滋治療與存活政治》（交通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出版）。該書以巴西的愛滋病治療政策下的患者為對象，描述巴西如何成為第一個將愛滋病治療用藥普及化的發展中國家，以及這個創新措施如何被諸多因素影響而難以真正實施在貧窮且邊緣的病毒感染者身上。該書也是和本書同一個攝影師埃斯可拉德合作，運用了大量的照片，與文字相輔相成。其中主角所面臨的困境跟本書描述的老弱精神病患所面臨的處境，頗有許多相近而可參照之處。
【二】
《卡塔莉娜》這本書鋪陳了畢尤進入巴西南部大城阿雷格里港（或有中譯為愉港）一個叫作生命療養院的療養機構的經過。畢尤為這個處所的名稱（「生命」）與處所當中居民無時無刻不在面對的死亡威脅之間的矛盾對比，深感著迷。他尤其關注其中一位叫作卡塔莉娜的院民，並且被她努力書寫的詩樣般詞句（卡塔莉娜口中所謂的「字典」）所吸引。在深入訪談她身邊的人後，畢尤開始在卡塔莉娜的同意下，進入她曾經接受治療的處所調出病歷，訪談接觸過她的治療人員、親疏遠近關係互異的家人與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並由此拼湊出卡塔莉娜如何由一個家庭主婦流落到凋敝殘破的生命療養院。
這樣的分析若往微觀方向看，就成為卡塔莉娜的個人生命史，可以探討卡塔莉娜在現世生活當中被親人逐漸推出日常生活的社會圈，而逐漸移向人類廢棄場般的收容機構的巨大苦痛與深沉哀傷。若向巨觀方向走，就成為針對巴西國家社會之批判，針對該國近年政治經濟轉型過程當中的藥療化問題（指涉以藥物治療處理某些社會問題。在巴西的例子中，這種趨勢的興起有其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尤其是針對貧窮族群中的某些難以照護乃至於「不值得存活」的人）提出深入剖析。這樣的分析甚至可能推演到其他近年的新興國家或者是政經轉型後的社會與健康不平等現象。
然而，如果只是這樣，此書還不會讓我有那麼難以陳述的震撼力。《卡塔莉娜》一書的特殊處，在於作者畢尤如何在貼近被書寫者的生命歷程之後，也實際地參與了卡塔莉娜的人生變遷。他並沒有保持中立觀察者的距離，以凸顯民族誌敘述與其書寫者的潔淨與客觀，而是實際地切入卡塔莉娜的生活，帶著她的病歷去找尋專家，也讓長久以來被認為是精神病患者的卡塔莉娜終於獲得了一個神經學診斷。儘管這是個遺傳性的神經疾患，且無藥可治，但這個新的醫療分類畢竟洗刷了她與家族成員蒙受的汙名。當然，這樣的例子或許更說明了醫療診斷作為一種社會分類的決斷性效果，但是更令人動容的，是人類學家貼身介入被觀察者的生活，去改變被觀察者所蒙受的不公不義。
【三】
這讓人想到曾經引起諸多討論、由人類學家舍柏—休斯所提出的「戰鬥人類學」（militant anthropology）。她認為人類學家與人類學著作不能僅止於記錄各種形式的暴力，而每每以人類學的文化相對論作為自我限縮的理由，稱人們不應該以我族中心的思維作為評斷他者文化的依據。相反地，她主張在面對明顯侵害人權的行為或現象面前，人類學家也應該勇敢發聲，去改變當事者的命運。
畢尤對於卡塔莉娜所做的一切，或許沒有如同舍柏—休斯舉出的例子那麼緊急且極端，但仍是戰鬥人類學所強調的一種貼身介入（engaged）的態度，而早已脫離了馬凌諾斯基那樣的孤單觀察者、記錄者與理論家的形象。當然，畢尤的介入，也不是另一位人類學家法默爾那種籌組國際組織「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提供資源人力的系統性社區改造，而是較為個人式的探訪追查、動員資源、建立連結。這樣的介入，看起來更像是一位社工的所作所為。
然而，與其說畢尤在進行民族誌工作時跨界去做社工的事，不如把這樣的介入選擇看成是反映民族誌書寫者倫理處境的討論範例，而且這種倫理處境往往會發展成道德的兩難；不僅在「要不要介入幫助當事人」如此，在「要怎麼書寫被研究者才算合宜」也是。
這樣的倫理兩難，雖說在民族誌寫作中並不算少見，但對於以社會邊緣為對象的民族誌書寫者來說，特別需要斟酌拿捏。例如，以使用或買賣毒品的都會遊民為研究對象的人類學家布赫札就曾提過書寫的倫理兩難：對於這些備受歧視的族群來說，如何讓自己的書寫既能誠實地反映看似不堪的現實，讓讀者也能夠體驗那些民族誌的片刻，但又要不致成為讀者窺視欲的滿足，或被保守主義者詮釋成這些族群咎由自取的敗德證據，往往是書寫者的極大困難。只是，在畢尤的情境下，這個問題並不在於挑起道德對立的風險，而是反覆書寫卡塔莉娜是否耗竭了這個個案的潛在意義。在本書二○一三年新增的後記當中，畢尤提到某個知名的人類學同行曾經發出一個讓他措手不及的評論：「他為什麼就不能讓卡塔莉娜好好安息呀？」好像這個案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激發創見的地方，而畢尤對此個案的反覆書寫與述說，便顯得像是不斷加工的自我複製。這當然是個非常苛刻的批評。
我時常好奇著，有哪種以人為對象的學科會如此執著地對於相遇的倫理（ethics of encounter）保有探索的興趣，並且把這種相遇的倫理演變成理解自我與他者的技術。在某種意義上，這更像是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療的堅持。而畢尤描述這種聆聽他人時的人我關係，則是比擬為讀者與作家，因為他認為那是一種「慎重的開放心態」。很多時候在要不要介入，要如何書寫等問題上面，民族誌方式的田野研究者都需要不斷地琢磨拿捏，因為朝向他者的姿勢，同時也是形塑自我的方式。
【四】
導讀的目的眾多，但基本的功能在於引介本書內容給潛在的讀者。我想像這本書可能的讀者會是哪些人：對於社會邊緣現象感興趣的社會人文學者與學生？那是當然。也許還包括對於社會醫學、精神醫療、衛生政策或者全球衛生的研究或臨床人員，乃至於對於巴西乃至於拉丁美洲感興趣的人，要說這些人是可能的讀者，也非常合理。然後呢？然後還有誰呢？
我在開始書寫這篇導讀時，一度有著惘惘的迷惑，不知道到底要跟哪些人描述這些事情。我甚至想到台灣也有個龍發堂，曾經收容著數百名也是這種被家屬在無計可施的情境下委託代管的「病患」。在這個被認為是諸多原因形成的集體歷史共業當中，總該也有幾個卡塔莉娜吧，我想。只是沒有人幫他們寫一本民族誌，他們也就因而消音，終究渺不可尋。儘管背後成因的可能條件差異甚遠，不能相提並論，但是要說完全沒有借鏡之處，倒也過於武斷。不幸的被棄之人雖有千百種原因與過程，但相對那個「不被棄」的條件，卻往往在不同情境下令人訝異地相近。
然而這樣就夠了嗎？最後我想到這本書的主角卡塔莉娜，在剝除了疾病錯解與汙名、家庭驅逐與社會拋棄、過度治療與藥物約束的各種去人化的舉措後，還是一個堅持不停書寫、發聲、創作的生命，以畢尤的話來說，是一個具有未來的民族誌主體。畢尤曾經給卡塔莉娜一個概念化的名稱「前人類」（ex-human），用以強調前述的各種因素，導致了她的社會性死亡。然而僅僅作為讀者，當我們閱讀卡塔莉娜的字典當中的詩句，閱讀畢尤幫她重新描繪的生涯路徑，閱讀本書分析中導致她生命如此下場的社會政治經濟情境，我們也就在這些閱讀當中，重新經驗了她的生命，讓她不再是前人類，而是可以被我們記得的那個曾經美麗過的身影。
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嗎？根據我四歲多的小女兒印象深刻且念念不忘的《可可夜總會》裡面的亡靈節儀式，當死去的「骨頭人」還能夠有許多陽間的人看著照片、記著他們，他們就不會真正的消失，不會真正的死去。
也許僅只為了這個，我們必須繼續閱讀這些生命，一如我們也希望這樣地被閱讀、被記憶、被存活著。
本文由左岸文化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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