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陳禹安
《醫療與帝國》作者來台簽書會／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尚仁老師過去透過翻譯引介許多醫學史與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的重要著作，包含《歐洲醫療五百年》（Keir Waddington，2015）、《科倫醫生吐真言：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Harry Collins and Trevor
Pinch，2016）、《老科技的全球史》（David Edgerton，2016），近期則完成學者Pratik Chakrabarti所著殖民醫學史教科書Medicine and Empire:1600—1960的翻譯，並於2019年2月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中文書名為《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以下簡稱為《醫療與帝國》，STS多重奏書評請由此進）。
而該書作者Pratik Chakrabarti四月初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於四月上旬來台進行一系列公開演講，並於4月9日假誠品書店信義店舉辦《醫療與帝國》作者來台簽書會，簽書會前則進行約一小時的座談，由左岸出版社林巧玲編輯擔任主持人，譯者李尚仁研究員擔任口譯。本文試圖整理該座談的主要內容，進而與STS多重奏聽眾們分享，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進行介紹，分別是「寫書目的」、「殖民醫學的樣貌」、「觀眾問答」。
本書譯者與作者／Photo credit：左岸文化
寫書目的：重建殖民醫學給人的印象
講者Pratik Chakrabarti首先感謝譯者與出版社同仁的努力，使得本書能以繁體中文譯本的形式問世，也感謝在場來賓願意出席這場演講，並笑說要告訴大家一個秘密是：中文譯本的封面設計與整體質感比起原版書好多了。接著作者從寫作本書的目的切入這場演講，本書探討的是歐洲帝國主義與醫學在歷史上自17世紀起長久以來的關係，包括疾病、藥物等等，之所以寫這本書的原因，一方面是來自作者認為過去欠缺一本好的教科書涵蓋這個主題供課堂教學使用，另一方面則是要打破殖民醫學給人的既定印象。講者請觀眾們閉上眼，想想浮在腦中對於殖民醫學的第一印象，答案不外乎是伴隨瘴癘之地印象的各式各樣傳染病，如：瘧疾、鼠疫、霍亂等等，但他反問：事實上是如此嗎？如果答案並非如此，那這樣的印象又是從何而來？
講者進一步指出，這個印象不只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它同時也延續到當代議題的討論──過去作為殖民地的區域，仍為許多疾病所苦，講者以兩個禮拜前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提出的一份報告A Heavy Burden: The
Productivity Cost of Illness in Africa為例，內文提到非洲因疾病因素於2015年損失約7億個失能校正人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簡稱DALYs，實際數字為704,765,879），可以想像成一年內非洲有約7億人口因疾病因素而無法工作。這表示疾病是引起非洲貧窮的一大主因，因此聯合國的國家發展相關組織曾有個瘧疾防治的知名口號「瘧疾滾出去，發展就進來（roll back malaria, roll in
development）」。
然而這本書的基本假設，與上述殖民醫學印象延伸的疾病導致貧窮的假設，恰好相反。透過這本書，透過歷史的考察回到19世紀初，我們可以知道非洲之所以有很多疾病，是因為貧窮導致的，而不是疾病導致貧窮。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非洲疾病負擔報告
殖民醫學的樣貌：封面圖片所代表的意義
英國在19世紀初，透過1807年的Slave Trade Act和1833年的Slavery Abolition Act杜絕奴隸問題。然而這項立意良好的政策卻成為殖民主義的導火線：一方面商人們不能販賣奴隸後，轉而從殖民地掠奪自然資源繼續進行貿易，開始設立大型莊園種植農產品；另一方面針對非洲內部社會的奴隸制度，傳教士們主張唯有傳播基督教福音使其文明化，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根除奴隸制度。這使得歐洲人開始大量進入非洲，也產生了如中文版書封這樣的畫作。
《醫療與帝國》書封畫作／photo credit:Wellcome Collection
中文版封面圖片英國藝術家Harold Copping(1863—1932)於1916年所繪作品的截圖，作品名為A Medical Missionary
Attending to a Sick African，左邊是帶入醫學與福音的歐洲人形象，歐洲人前方是藥盒，後方是光亮的、基督上帝的形象，猶如現代人對於非洲之父大衛‧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的形象；右邊則是因病跪倒在地的非洲人形象。然而講者提醒，這幅畫呈現的正是前述殖民醫學給人的印象，好似非洲充滿疾病，且非洲人沒有自己的醫學，直到歐洲人帶來醫學拯救了非洲。
這本書的論點正好相反，事實上是歐洲人開始在非洲進行殖民之後，商業據點的交通連結，以及大量勞動力湧入農莊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頻繁接觸，才使得疾病大肆蔓延，例如：瘧疾、昏睡病（錐蟲症）、血吸蟲病。而且非洲不是唯一的例子，事實上在亞洲、美洲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疾病擴散例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後，美洲文明的人口大幅減少。除此之外，歐洲人也從當地取得包含草藥在內的自然資源，以及當地的醫療知識，進一步轉化為我們現今稱為「醫學」的知識。
這本書的另外兩個主要論點，則是殖民歷史與種族主義的關係。當歐洲人進入非洲後，觀察到自身對於當地疾病的抵抗力較當地人弱，因此歐洲人開始認為自身與當地人是不同的種族，且因為抵抗力不同的關係，需要進行空間上的區隔。這樣的區隔也以不同形式在殖民地人民間發生，例如19世紀巴西里約熱內盧的人民，當時只有有錢人能接種疫苗，配合富人一區、窮人一區的都市規劃，疫苗儼然成為文明化使命的象徵。
最後講者提到，如果讀者們願意讀這本書的話，除了理解歷史的演進外，也希望大家能進一步思考當代疾病與貧窮的課題。這些課題並非遠在非洲，而是可能在生活中出現的。講者強調，他之所以研究醫學史，是因為他認為疾病本身反映社會的型態，研究疾病的歷史有助於我們更了解所處的社會現實。
《醫療與帝國》簽書會實況／Photo credit：左岸文化
聽眾問答：標題裡帝國與醫學的單複數
在進入問答前，講者提到寫作本書之後，從未收到讀者的任何意見，但他很希望得到讀者們的直接回饋，因此讀者們讀完這本書之後有任何建議或想法，都可以寫信給他。郵件信箱是：pratik.chakrabarti@manchester.ac.uk。
聽眾問答方面，第二位聽眾提到本書英文標題裡帝國（empire）為何是單數，而不是複數（empires）的問題，也就是帝國是否具有共通性和差異性的問題。講者回應，本書標題裡醫學也是單數的，他在處理帝國與醫學複雜多元的傳統，選擇突出不同帝國與不同醫學的共通性，所以選擇單數作為標題。
延續這樣的問題，我大致將五位聽眾的問題歸類在單數帝國與單數醫學這兩個範疇中。
在單數帝國方面，第一位聽眾回饋講者的是，14世紀蒙古人把瘟疫帶到歐洲的例子也算是個帝國主義擴張導致疾病的例子。第二位聽眾和第三位聽眾分別提到本書對於日本帝國和東南亞殖民地著墨不多，講者回應時則提到對日本帝國相關歷史所知不多，僅限於北里柴三郎進行的鼠疫研究，但他很有興趣了解這方面的歷史；而對於東南亞殖民地，他同樣所知不多，但參考李尚仁教授對於萬巴德醫師的研究後，認為此處的熱帶醫學學科發展模式與印度、非洲並沒有太大差異。李尚仁教授則補充，近期日本迎接新年號令和，日本鈔票1000元面額的正面也將換成北里柴三郎的人像。
單數醫學方面，第四位聽眾提到本場講座聚焦在傳染病的描繪，是否有帝國擴張與精神醫學發展的相關例子。講者從兩個方面回應，其一是本書第七章有提到（頁266-272），歐洲人認為非洲人的心智發展與歐洲人不同，因此曾建立非洲人專屬的精神病院，透過另一套理論解釋非洲人的精神疾病並進行治療；其二是人類學者Johannes Fabian曾在Out
of Our Minds: Reason and Madness in th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frica一書中描繪歐洲人在非洲冒險時，如何因服用奎寧的副作用導致憂鬱，又如何因感染發燒導致瞻妄的狀況。第五位聽眾則詢問帝國擴張與本草學發展的相關例子，講者則從上一場於中研院演講的題材進行回應，內容是關於金雞納樹與奎寧的發展：當奎寧有辦法從實驗室分離後，金雞納樹的定義從形態學的分類轉向含有奎寧的才是金雞納樹。
最後，主持人詢問講者關於學生們對於這本教科書的回饋，他不好意思地提到雖然學生的回饋相對少，但同行都對於這本書在教學上給予很大的肯定。最後講者謙虛地以「如果你喜歡這本書，都是譯者的功勞；如果不喜歡，這是我的問題」，為整場活動畫下句點。
作者與台灣讀者互動／Photo credit：左岸文化
延伸閱讀
李尚仁（2012），《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台北：允晨文化。
Waddington, Keir 瓦丁頓著，李尚仁譯（2015），《歐洲醫療五百年（全三卷）》（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台北：左岸文化。
Collins, Harry and Trevor Pinch 柯林斯和平區著，李尚仁譯（2016），《科倫醫生吐真言： 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Dr. 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台北：左岸文化。
Edgerton, David 艾傑頓著，李尚仁譯（2016），《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台北：左岸文化。
*本文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尚仁老師，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蔡庭玉同學、賴品妤同學給予本文寫作上的建議並協助進行審稿，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記錄者介紹：陳禹安，長庚大學醫學生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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