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本書書封由八旗文化提供
科學作為轉譯
與資本主義一樣，同樣將科學視為一種轉譯的機器，會有助於討論。科學具有機器特性，是因為有一大票的教師、工程師與同儕評論人，隨時要砍去當中多餘的部分、反覆打磨，直到它適得其所為止。科學也是可轉譯的，因為它的洞察力同樣源自多元的生活方式。多數學者只有在科學的轉譯促進了機械特性時，才會對其多加留意。轉譯讓學者觀察到，不同的科學元素也能聚合成一套知識與實踐的整合系統。長久以來，對於錯綜複雜的轉譯過程的關注，始終不如不協調的並置與溝通不暢等問題。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罕有科學研究願意偏離原有的想像實體，也就是西方世界。科學研究需要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來擴張範圍，以超越「常識」這個自我蒙蔽的箱子。在後殖民理論中，轉譯讓我們看見格格不入、也看相互契合。因此，佐塚志保才觀察到自然從這種混亂、懸而未決的轉譯中浮現。在詮釋自然的跨國作法中，她指出，共通的學識訓練與突現的差異息息相關。
就此意義而言，轉譯創造出了科學當中不連貫與不相容的區塊。甚至，儘管有跨界的訓練與交流，但像研究、審查與詮釋等部分總是分別存在，其區塊仍可能持續分裂。這些區塊既不封閉，也不獨立；它們會隨著新的題材變化。它們的獨特性不在於先驗邏輯，而是趨同效應。觀察它們就會回到結局開放型的類聚，也就是我所謂的聚合體。在這裡，即使是在機器的版圖內，也會有層疊的、不一致的、混沌的本體形式。松茸科學與林業學便是清晰的例子；本章就是要探討混亂的轉譯，以及透過轉譯形成的知識區塊。
首先，如果科學是一門國際事業，為何會有所謂「國家級的」松茸科學？這答案牽涉到科學的基礎建設，就算它們彼此影響，但仍有隔閡存在。松茸科學能達到全國矚目的高度，是因為松茸和國家資助的林業機構密不可分。林業學便源自於由國家治理的科學，而且也會繼續與之保持密切關係。即便擴展到國際範圍，林業學也仍是國家性質的。如今，我們已經步上了發散聚合體的方向。但現在情況更有趣了。為什麼聲譽卓著的國內研究一跨出國界，影響力就這麼微弱？為什麼儘管有共同的學術訓練、國際會議與公領域的出版品，隔閡還是如此巨大？這個問題，我們可從日本被北美與歐洲的共識排除在外的現象來回答。松茸科學與林業學的根基在日本已屬穩固，但在其他地方這仍屬於新議題，僅伴隨松茸商業化而出現。可能有人會預期日本的松茸科學能成為啟發他國新科學的傳統母源，但除了韓國之外，情況並未如此發展。松茸出口國的科學家都忙著創造自己的松茸科學，但這並非過去那種眾人預期的全球科學領域。從松茸科學不均的發展，我們看到科學做為後殖民轉譯的處境。
「自然」的另類表現好壞難料。想想它們對人類干擾的不同反應就知道了。從里山復育研究汲取經驗的日本科學家主張的是，目前松茸森林受人類干擾的程度還不夠多，廢棄農林遮蔽了松樹，所以長不出松茸。相形之下，美國科學家則認為松茸森林已經受夠了過多的干擾威脅，魯莽草率的採伐殘害了物種。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儘管兩國科學家在國際上有所交流，對互異的立場卻幾乎沒有任何溝通。甚至，美日兩國科學家都傾向採行對比式的研究策略，尤其是在實地選擇以及規模的議題上。這就無法跨越各自的研究結果進行直接比較。如此過程於是造就了隔離的知識區塊與研究方式。
當另類科學走到同一個位置，就會特別突顯當中的分歧所在。在中國，松茸科學與林業學夾處在美日兩國的軌道之間。在中國東北的松茸森林內，中國已和日本科學家開始穩定合作。同時也有成群的美國環境保育與發展專家趕到雲南，而松茸科學同樣是這群人會關注的領域。中國學者認為自己的任務是跟上「國際化」，也就是「說英文」的科學。就像某位年輕科學家解釋的，胸懷鴻鵠大志的年輕研究人員一向不讀日文資料，認為反正那些不懂英文的過氣老學究會讀。美式研究方式在中國的影響力已足以在雲南制定政策：雲南松茸已列入「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的瀕危物種名單，並且針對不受控的採菇人與採集行為制定出法規。然而，雲南的森林與美國的松茸森林截然不同，毫無相似之處。我在第十三章時談過，雲南的森林其實更像日本的里山。美國專家辨識不出這種森林的地景動態。但現在這麼說有點過早。究竟，日本與美國的知識區塊是如何發展起來、而後散播出去的呢？
日本的現代松茸科學始於二十世紀初期；二戰後首屈一指的研究者就是京都大學的濱田稔（Minoru Hamada）。濱田教授發現，松茸的關鍵地位介於應用與基礎科學，以及民俗與學院知識的交集點上，因此能擴大科學範疇。經濟價值讓松茸贏得政府與民間的支持，也開闢出一條可說前無古人、涉及種間交互作用的生物研究新方向。為了探索這些交互作用，濱田教授認真聽取農民的經驗。例如，他借用了農村的術語「shiro」（有「護城」、「白色」、或「植被」等意），用以指稱菌絲墊—的確，菌絲墊是一片以防禦為目的的白色生長植被—也就是松茸真菌的成長環境。濱田教授從農民的教導中習得菌墊的知識，早期也試過培養真菌。他同時也探索存在於菌墊與樹木之間的種間關係的意涵，甚至提出哲學探問。他問道，我們能否認為互利共生是一種愛的形式？
濱田教授的徒子徒孫們推廣、而且深化了日本對於松茸的研究。小川真就發起了一項橫跨全日本縣府級林業機構的松茸研究計畫。縣府級的森林研究人員以簡單的設備和實地探查，解決遭遇的問題；他們讓鄉土與專家兩方的知識對話保持開放，而且重視成效。在如此傳統下，即便由大學或機構主掌的研究，也持續與農夫對話，並出版大眾化的書籍、實地手冊、以及專業論文。他們的問題核心是探討自從一九七〇年代起逐漸減產的松茸，以及這種低產現象有無反轉可能。它們一方面在實驗室內嘗試努力培育松茸，另一方面也在森林中尋找最有利的松茸生長條件。於是，有些研究者便逐漸投身挽救日本里山森林的計畫。日本松茸在松樹森林還沒振興之前是無法蓬勃發展的。
因為關注松茸與里山衰退的關係，所以京都大學的研究人員特別看重松茸的關聯性，不只是與其他物種的關聯，還有與無生命環境的關聯。研究人員調查了松茸環境裡的植物、斜坡、土壤、光線、細菌與其他真菌。松茸一向無法自給自足，而是需要營造關係，它的生長現場因此更顯特別。為了促進松茸生長，這些研究人員建議深究松茸生長的獨特環境，以及對松樹有利的人類干擾制度。森林越被忽視，所需的人為干擾就越多。有一對研究人員稱之為「果園法」（orchard method）。把松樹照顧好，松茸就會長得像片眾所期盼的雜草。
於是，私人公司與大學的研究人員都忙著在實驗室裡培育松茸。只要價格居高不下，那麼培育成功便等同是得到天上掉下來大禮！從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開始的那十年，鈴木和夫（Kazuo Suzuki）便在東京大學召集組成一個高知名度的研究小組，研究栽培松茸的環境。鈴木實驗室也邀請各國的博士後研究員，增加日本松茸研究的國際特色。這項研究從實地探勘法轉向生物化學與基因組研究。可惜至今仍未端出培育成功的果實。然而，實驗人員從中卻獲得許多深刻理解，尤其是與真菌與樹的關係：在這裡，這種關係仍是最核心的。鈴木教授甚至曾將成熟的松樹帶進實驗室，在底層打造盒子，藉以觀察、並測量菌根共生的狀況。
為什麼這項研究在美國不具影響力？美日兩國在松茸科學研究法上的疏遠並非從一開始就這麼根深柢固。美國太平洋西北部的林業研究人員在八〇年代首度注意到松茸時，他們原本是打算從日本研究的角度去深入了解的。當時中央華盛頓大學（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霍斯福德（David
Hosford）就曾前往日本，和曾與濱田教授一同受訓的大原弘行（Hiroyuki Ohara）合作。霍斯福德教授手上也有幾篇譯自日文的科學論文資料。最後，他與擔任共同作者的美國同事，把這些研究集結成一份不同凡響的論文《美國商業採集松茸的生態與經營》（Ec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mercially Harvested
American Matsutake）。這篇論文比任何美國出版過的資料都更貼近日本的研究。文章開頭概述了日本的松茸歷史，接著談到大原教授曾在華盛頓州協助督導的日式松茸研究。它甚至描述在美國松茸地區裡的獨特植被模式。然而，它也提出告誡：「美國的林務人士......極有可能在不同的語境下解讀日式方法可促進松茸生長......[因為] 兩者森林經營的目標相差甚遠。」這個告誡最後果然一語成讖。美國森林局後續的所有松茸研究上，一旦要納入日本經驗，就只會引用霍斯福德的文章。
那個障礙是什麼？一位美國研究員告訴我，日本的研究幫助不大，因為它們是「描述性的」。在拆解「描述性」可能的意思以及哪裡有問題時，美國林業研究的文化與歷史特殊性也逐漸變成焦點。描述性代表因實地而有不同，也就是會隨不確定的遭遇而調整，於是難以規模化。美國林業研究者面臨的壓力，是要提出適用於以規模化經營用材林木的分析報告。這就需要把松茸研究擴大成林地研究。但在日本研究中，研究現場是跟著真菌成長的區塊而選定，而不是林地的布局。
資助松茸研究的森林局想設法解決一個大問題：松茸能否成為一種可持續經營的經濟產品？這個問題是在森林局的林地經營史中形成的。在這段歷史中，不屬於木材的森林產品會被忽視，除非它們證明自己能與林地兼容。於是，這種林分—可經營林地單位—成為美國林務人士眼中的基礎地景單位。但日本科學家研究的真菌區塊生態卻不屬於這種布局。美國林業針對松茸的研究規模於是隨之調整。有些研究使用的是隨機橫切、並與林地林分規模相容的松茸樣本。也有一些藉著擴大真菌規模的手法打造研究模型。這些研究都附有追蹤技術，好在林地合理化的規模下觀察松茸。
美國松茸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與採菇人有關：採菇者是否在破壞資源？這個問題能回溯到美國的林業歷史，因為其核心也質疑著同樣的問題：伐木工是否在破壞資源？這一脈相承的問題促成了後續對於採集技巧的研究。至於伐木工，衝擊的重點是對於採收的觀念。研究發現，耙地會減少蘑菇將來的產量；但若是小心採集，未來產量則不受影響。採菇人要懂得如何以合宜適切的方式進行採集。其他人類干擾形式—例如疏伐、火災抑制、或造林等—對松茸採收可能造成的影響目前還無人研究；研究者心中還沒有生起對於過度開採的擔憂。這就是美國的永續力：抵禦以貪婪為基礎的大肆破壞。
美國與日本相反的是，美國林務人員非常擔心人類干擾造成的危害，認為現今有太多、而非太少人類活動在摧殘森林。但讓人意外地，「耙地」對日美兩國而言，都是干擾的象徵—只是有徹底相反的效價。在美國，耙地因為干擾了地底真菌體而破壞了松茸森林。但在日本，耙地卻能翻出適合松樹生長的礦質土，而讓松茸森林更多產。這些是截然不同的森林處境，承接著不同的挑戰。在美國太平洋西北部針葉林中，擁護松樹乃多此一舉（雖然把國家森林開放給公民疏伐團體這個想法很不錯 ）。然而，提出這種差異的目的是要呈現議題，而不是判定哪一種方法才是絕對正確：它顯示了基本問題與假設的作用。世界主義的科學就是在研究的區塊中成形的，它們在不同的遭遇裡可能同步茁壯，也可能相互拒斥。
回到雲南，美式作法的影響如今應該更加明朗。中國的重點本應放在關注松茸、橡木與松樹以及人類的三方關係上。大家該如何為了松茸維繫橡木與松樹森林？然而中國研究者卻將松茸視為美式的、能自給自足的、規模化的、無需關注它與其他物種關係的產品。繼永續性後提出的問題並不是詢問相關森林的情況，而是採菇人的作法：採集人是否正在破壞自己的資源？中國研究人員在詢問村民有關松茸收成衰退的問題時，不會連帶關心森林的情況。處理與衰退有關的問題時，松茸彷彿只是單獨存活在地景上的生物。這是屬於美國的問題，是效法合理化木材的經驗、期待能從貪婪的伐木工手中拯救森林所延續下來的美式觀點。然而中國的採菇人並不是伐木工。
雖然科學家們身處在美式想法框架的霸權裡，雲南仍有日本松茸研究的聽眾。松茸出口生意與日本關係緊密，因為日本正是松茸的市場。此外，日本研究探討的是人類可以怎樣經營森林，以增加松茸產量；美國則相反，探討的是如何規範松茸收成，以免採菇人破壞資源。日本的森林經營期許市場上能有更多松茸；但美國科學則希望出產得越少越好。雲南松茸企業想當然會偏好日本的範例。當日本的名科學家把他關與松茸經營的著作推出中文版時，執譯的還是雲南松茸企業的相關從業人士，而非科學家；甚至在書譯出後，科學家們還不知道有這本書存在。
這一切都讓我回想起二〇一一年在昆明舉辦的首屆國際松茸研討會。該活動是由雲南松茸商業協會與一組日本科學家共同籌辦。出席的還有一群北韓松茸科學家，以及以北美為基地的松茸世界研究組織。會中的交流進行相當困難，因為只有在開幕典禮時有翻譯人員協助，而且翻譯人員也都因為不熟悉相關領域，顯得招架不住。整場研討會本應以英文進行，但參與者的能力都無法勝任。不過，語言不通只是問題之一。每個與會者對於松茸研究皆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多數的中國籍與會者都希望推廣中國松茸，因此會提及文化價值、加工新技術、政府為保護松茸所作的努力等。相較之下，日籍與會者對於有機會見到非日本種的松茸雀躍不已，因為當中可能蘊含培植潛力（有些中國人會反對這部分；他們不想變成研究資料）。北韓人士則迫切希望能影印在北韓境內完全被封鎖的國際科學論文。而在這裡四處趕場的，就是帶著科學與社會衍生注解的北美人類學家。
我們各自有不同的議程。但在論文發表前兩天的共同實地研究中，大家都觀察到彼此是如何觀察森林的。那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能看到幾種不同的科學在現場同時實踐著。中國參與者見證到森林真菌生命的多樣性，以及農民與國際學者間搭起的友好情誼。日本學者把握這罕有契機，研究起外國真菌與寄主樹的關係。北韓人士則熱切地學習新技術。沒有人認為這場研討會徒勞無功，大家都發揮了傾聽的藝術：認清差距，就是共同合作的起點。
但也有沉默無語的時刻。想想看有誰不在場。美國森林局的研究經費幾年前因為聯邦資金削減而石沉大海，因此派不出任何一位美國林業代表出席。附近小鎮上有個中國研究機構本來吹噓自己有好幾位松茸研究員，但場上也不見蹤影。這真是一群背景紛雜的人，由中國生意人與日本科學家組成。在讓人困惑的翻譯以及會議人物四處缺席的亂象中，遍布著隔閡與區塊。
有時候，人們能經由區塊間的轉譯做出改變，滋養新的發展。這場昆明會議就是因為某人的努力才能誕生。楊慧玲（Yang Huiling）年幼時曾見過一位日籍人類學者來到雲南研究她所屬的白族族群。她後來留學日本，輾轉走入松茸貿易圈。正是她積極與日本科學家打通關係，才推動了這場昆明會議。把研究傳統聚集在一起的她，終於看見新的區塊形成。
世界主義的科學是由區塊拼湊而成的—而且也因此更顯豐富壯大。不過，個人與事件有時會造成歧異。就像蘑菇孢子一樣，可能會在意想不到之處發芽，重塑區塊上的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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