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孟鈺
本次有幸邀請到的講者洪靖先生，為荷蘭University of Twente哲學系博士候選人。在演講開頭首先以一個荷蘭當地的圖書館為了鼓勵民眾少搭電梯，節省能源，於館內地板上安排動線引導館內民眾走上樓梯的影片做為開場，以此帶出該類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始終以各種形式存在，科技用以導引（限制？）人們行為的各式運用，卻也引來對於不同層次上對於自由意志的討論與甚或作為政治手段上的隱憂。在講題中提到技術物涉入群體社會中直接或間接的改變了人們對於物的運用與公共政策的想像，不論其目的為何，其立意是否為善，我們都應當檢視這些技術物身上所蘊含的政治性與使用倫理對於當前社會的影響，尤其在充斥著人造物與各類社交媒體平台的現今社會，尤為重要（這意味著我們幾無逃避的可能）。
本次演講海報
對此講者基於 Peter-Paul
Verbeek的觀點，認為人類行為被科技物所中介，且該科技物介於人類與世界之間並不會忠實地傳達兩邊的原貌，雙方都會因科技物的使用而造成改變。如果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大量科技物的影響，如此科技物在使用上便具有高度的道德相關性，面對這個狀況，將科技物作為道德社群的一員納入討論之中，就有其必要。
過去心理學發展的過程中，行為主義的B. F. Skinner曾做過一些引發爭議動物實驗，講者播放其中實驗者透過增強物促使鴿子能夠根據轉輪上變動的字卡做出相應的動作，更提及當時Skinner於二戰當時，甚至利用類似的原理訓練鴿子專門的設計裝置上來改變飛彈的走向，以精准打擊目標。Skinner較為激進的說法即為宣稱人類的學習行為與鴿子透過增強物作出相應動作的情況差不多，都是透過外在的增強物去強化學習的效果。當環境給予一個正向的回饋時，都會形成一個增強的效果並促使人們去實行。既然環境可以塑造人們的行為，那麼藉由設計環境來設計人們的行為，是否可行呢？這樣的做法能否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呢？儘管後續引起一些個體權益的疑慮與該類做法即為集權統治的批評，Skinner強調我們應當避免懲罰性的設計，如果我們僅僅期待人們自發性的作出符合道德良善的行為，而放棄了透過外在環境的設計促使人們做出該類行為的選項，我們喪失的是一個對人與外在環境間聯繫的理解，也因此失去導引人們做出道德行為的契機。
講者在這個框架下，進一步論述如果政府能夠透過該類方式去促成該類技術物的生產，由誰來設計內容，如何執行也將引發後續對於其正當性與集體權力展示社會控制的辯論。對此講者提出行為經濟學家Cass Sunstein & Richard Thaler的說法來回應，基於有限理性的觀察，人們不見得在生活情境中都是處於全然理性的決策與判斷，提供一個Nudge（原意為「以手肘輕推」）去促使人們做出一個經過決策判斷的正向行為，透過環境的設計，促使某些人特別容易達成一個設計過的偏好或選擇，或許是一個選項。行為經濟學對此認為，該類行為應建立在人們大部分認同的期望上，以不影響自由民主的價值為主，並提供大眾一些簡易退出的選項。在自由民主的價值上，社會很難有基本的共識，Nudge在講者的論述中是作為一個在商業市場與國家運用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作為符合其目的之統治手段間的一個折衷路線，實際運作的效果如何，在哪些領域能夠獲得成效，都是需要進一步的討論與爭辯的。舉例來說：即使基於國民健康考量，國家也不可能完全禁止可樂這類碳酸飲料進入市場，但透過限縮微調瓶罐的容量來達到攝取單位量減少的效果，卻也不妨礙對碳酸飲料有偏好的民眾消費的自由與權益。
講者接著提到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後續傅大為老師針對其基於否證論的前提評論一些看法（科學家不見得理會否證論的考量在做研究，科學實作還是一直在進行啊），但講者回應其涓滴社會工程的立意頗為實用，為避免爭論，著重在改善明顯不該去做的事，或許在推行上能夠更為順遂。涓滴社會工程必須是小規模的實驗，且需審慎的成本效益評估，錯了即改，逐步引導的效果也更符合人們真實的社會環境，對於人權的侵害與否，也能在實施後納入不同意見的考量來調整。
在Ｑ＆Ａ時段，現場頗多聽眾對於目前許多社群網站運用演算法呈現資訊內容，一部分雖反應使用者的喜好，卻也限縮了閱聽人的視野，而個人如何在市場大量使用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的情況下找到因應之法呢？講者回應，面對這類的演算法，如果我們了解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的特性，並試著去運用它的特點，去分散自己點擊的主題，或許能夠達成持平的效果，而在面對社群網站與影音平台結合商業置入的廣告手法，這是其目前較為可行的獲利手段，使用者一方面享受其帶來的便利性的同時，接受這類科技的效果在所難免。王文基老師詢問，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如果做為一個極權政府社會控制的手段或有心人為促成其特殊目的的手段時，該如何看待呢？而不管是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 還是 Nudge，人們對此的憂慮都是這類的技術物所欲引導的方向或道德又該是誰來定義或決定的呢？是設計者還是公眾？是政府又或是市場上的商業利益？講者回應這類的科技使中都會有counter technology的存在，中國政府欲建立網路長城的企圖，翻牆的技術卻也日益更新。與之競逐的counter technology也同時在發展中，從ANT的角度來看，或許還是要回到誰拉攏的盟友與網絡的強度來看這類科技對人們生活造成的影響。另外，從行為經濟學家的觀點來回應，Nudge正是在政府掌控與市場利益之間，被提出的一個介入的選項，既不會傷害到對個體的選擇造成過度的侷限，要退出也隨時能退出，也不會任由市場利益去左右人們的行為。講者最後提到，如果我們對於同樣是人為塑造的社會制度，倫理教育，法制規範都習以為常，並期待人們由內在自發性的追求，為何卻對Nudge的使用與外在環境的重要抱持疑慮呢？精彩講題最後的提問，留給與會的聽眾們刻劃深遠的省思。
作者介紹：徐孟鈺，社會學苦行僧，現職精神復健機構社工，打雜專業。過往閑散疏懶，好逸惡勞，如今立定志向在巷仔口賣陽春麵，講經說道（社會學好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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