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政緯
日本的「日本學術會議」素有「科學家的國會」之稱，這個直屬內閣總理大臣的單位，可說是日本科學界的最高殿堂。今年二月，日本學術會議的公開討論會上，三百多位代表爭鋒相對，激辯著「是否從事與軍事相關的研究」。這提醒我們深思：科學應該「非軍事化嗎」？「科學的歸科學，政治的歸政治」，是這樣嗎？
知名媒體NHK以「軍事與大學：站在歧路上的日本科學家」為題，深入報導此事。簡而言之，日本防衛省將提供大學、研究機構、民間企業資金，研究軍事用途的科學技術。這跨越日本科學界自戰後以來的界線：不得從事與軍事相關的研究。昭和二十五年（1950），日本學術會議曾發表聲明，表示今後「絕對不從事以戰爭為目的的科學研究」。如此說來，日本防衛省與大學的合作，不啻對此最直接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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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第三帝國服務》（麥田） |
日本科學家與軍事、政治的關係，引起筆者的好奇，注意到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的著作《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Serving the Reich: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Physics under Hitler）。他是著名的科普寫手，曾擔任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的編輯，同時是知名的專欄作家。菲利浦‧鮑爾擅長討論科學史、科學與政治的關係，關心科普的讀者可能聽過《用物理學找到美麗新世界：事物如何環環相扣》（Critical Mass: How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即出自其手筆。
《為第三帝國服務》提供絕佳的案例，檢驗科學家如何面對政治、道德的試煉。本書含緒論、後記，共十四章。本書的故事從二戰前夕開始，直至戰後，內容涉及科學知識、科學家的成長歷程，主角分別是三位舉足輕重的德國科學家：
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 1858-1947），19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彼得‧德拜（Peter
Joseph William Debye, 1884-1966），193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華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193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讀者或許對這三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其實不少人見過他們的照片，也認識他們的同事、朋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自1912年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定期舉辦一個科學會議，也就是索爾維會議（Conseils Solvay）。1927年，愛因斯坦參加第五屆大會，留下一張著名的合影，因為像中的二十九人，十七人先後獲得諾貝爾獎。除為人熟知的愛因斯坦、居禮夫人（Madame Curie, 1867-1934）外，第二排左一就是彼得‧德拜，第一排左二則是馬克斯‧普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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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vay conference(1927). Source: https://goo.gl/VfAkij |
本書企圖探討的問題簡單明瞭：科學家如何與政治共處。因為作者討論的時空背景是戰爭時期，得以放大檢視科學家的各種抉擇，他們是反抗？順從？在兩極之間游移？
科學家必須有所選擇嗎？談及科學，或是廣義的「學術」，不時有人聲稱「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彷彿科學的世界沒有道德問題，且非關政治，是純潔的事業。作者以彼得‧德拜的例子開場，提醒我們：是這麼一回事嗎？
2006年，荷蘭記者賽柏‧李斯彭斯（Sybe Rispens）指稱，德拜是「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是「協助（納粹）政權的志願者」，認為他協助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軍事計畫。這導致幾個以他為名的研究所，考慮移除冠名。顯而易見的是，即使是科學家，科學貢獻不是衡量其價值的唯一標準，今人仍會覺得，科學家不應協助邪惡。
德拜是希特勒的同路人嗎？我們不妨將問題再擴大一點，戰爭時期留在德國，繼續科學研究的學者，基於「他們沒有像愛因斯坦一樣逃離德國」，就能貼上「為第三帝國服務」的標籤嗎？
本書深入德拜等人與納粹政權互動的歷程，在上述簡單的二分法之外，另闢視野。作者認為，留下不等於服從，但也不一定就是抵抗。固然能夠找到符合期待的「英雄」如羅斯包德（Paul Rosbaud, 1896-1963），他留在德國收集科學情資，傳遞給同盟國。然而羅斯包德不是多數，而是罕例，絕大部分的科學家悶不吭聲，若無其事般地繼續研究。
作者認為德國科學家的「不作為」，一方面必須考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科學家渴望維持他們在科學領域的領先地位，因此支持科學就是榮耀國家的方式。他們可能會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不安，卻沒能作出激烈的抵抗，正源於當時科學、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繫。
另一方面，納粹政權不是一夕之間作出種種暴行，而是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像是溫水煮青蛙，起初不易察覺，通往未來的道路是光明或黑暗，沒人說得準。當德國政府開始排除猶太裔科學家時，不乏科學家將此理解為「希特勒政府只是過渡時期」，「它要不是很快失去權力，就是被迫緩和極端」。我們不應用「現在」投射過去，用既定歷史的發展評價人的選擇。
再者，這些被視為「不作為」的科學家絕非千人一面，他們沒有與納粹政權為敵，不代表在體制下束手無措。「不作為」是一張標籤，他替我們歸類出一群科學家，但沒能更細緻的討論內部差異。例如德拜就曾協助猶太裔科學家梅特納（Lise Meitner, 1878-1968）逃離德國，前往瑞典。普朗克也曾為猶太裔的同事尋找其他工作，維繫他們的生活。當我們評價這些為第三帝國服務的科學家，必須考量到此類「不作為」的作為。
德拜是「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嗎？當聯邦調查局（FBI）詢問愛因斯坦對德拜的評價時，愛因斯坦表示：「德拜在國外的同事自1933年以來就受到迫害，但是他從未試圖幫助他們，也不曾試圖幫助他們在其他地方找到職位。」這與本書提供的例子相違，是嚴重失實的指稱。我們無法探詢愛因斯坦的依據，但這絕非責難德拜的「事實」。
那麼，回首這段歷史，究竟應該如何審視這群天資卓越的科學家？
本書提出的檢驗標準是，我們是否可以因為德拜等人是科學家，就不能期待他們作更多。科學家是否可以堅持，科學發現是純粹的，與骯髒的現實無關，也不需要回應道德責難。德拜、普朗克協助猶太裔的同事出逃，或是推介其他工作，是源於同僚之情，而不是針對猶太議題的反應、表態。他們可能譴責納粹政權排斥猶太人的政策，但原因是這「損害德國科學」，而非「不人道」。換句話說，他們從未將眼前的政治問題，理解為道德問題。
科學家不應該牽扯道德層面的設問嗎？倘若科學非關政治，那麼科學家是否一如納粹時期的文官，只需表示「依法行政，謝謝指教」，即可撇清戰爭時期的作為。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以「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形容這種思想怠惰、無責任體系的現狀。（相關書評見〈無法言喻的平庸之惡〉）難道科學家能夠因為宣稱「他們的天職應該和各種過度的意識形態絕緣」，而豁免於「平庸的邪惡」的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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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 Arendt(1906-1975). Source: https://goo.gl/Ksu0pc |
事實是科學家並不比一般人高尚，倘若他們能夠以「科學」為名，免除各種責任，那麼現代社會以科學家擔任政府要職，決定國家大事，是否自相矛盾？作者認為科學家「受的訓練都不是要成為道德或公共政策領域的能人」，而當代的科學訓練確實很少包含道德層面；即使有，往往只在於「專業行為的規範」，例如智慧財產權、利益衝突等問題。
歷史證明，科學家或科學事業不是純然「中立」的存在，繼續宣稱科學無關政治，自然是錯誤的想法；因為政治無所不在，只是侵入程度的多寡有別而已。可能有人認為和平時期的科學家，不再有戰爭包袱，能夠維持獨立自主，那麼「人造人」、「基改食品」、「遺傳工程」，就與「政治」、「道德」毫無干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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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前段，筆者曾表示，我們不應用「現在」投射過去，用既定歷史的發展評價人的選擇。意思是過去的行動者有其限制，如在普朗克之前，沒有德國科學家集體反抗國家的例子。很多時候沒能敲響正義的鐘聲，是因為前人缺乏思想武器，以及各種資源。但是，這不代表他們就是正確的，因為人永遠有選擇。同情地理解不代表合理化過去的妥協與犯行，當人類意識到所作所為牽涉道德犯罪，我們永遠有機會選擇，這才是人之為人的原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普朗克與數位德國科學家簽署〈告文明世界宣言〉（Manifesto of the
Ninety-Three），表態支持德國的軍事行動。這當然是錯誤的舉動，但是在戰爭期間，普朗克公開認錯道歉。科學家也是人，可能對道德問題作出錯誤的選擇，但不代表因為錯誤已然，就一路錯下去。
相形之下，二次戰後，德拜從未公開道歉，反省自己在戰爭期間可能牽涉到的問題，兩相凸顯，德拜明顯缺乏道德高度。
普朗克絕非聖人，戰爭期間他曾要求愛因斯坦保持沉默，停止針對反猶太言論發聲，這樣才不會讓情況更惡化，這自然也是錯誤的！事實是面對道德試煉的卻步，不能消停邪惡的進逼。不論是在政治上容忍、退讓，在道德議題的規避、閃躲，都無法讓科學家成為更好的人，或有助世人更相信「科學」，這就是作者意欲述說的深意吧！
最後，回到本文伊始，日本學術會議上的爭論像是鄰國的家務事，與我何干！？然而，細讀《為第三帝國服務》可知，科學、學術都是與社會、道德緊密相連的知識國家。作者曾建議，科學家應團結起來，對抗不道德的要求。日本防衛省宣布將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後，2016年12月26日，日本「全國大學高專教職組合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大學進行與軍事相關的研究，這正是作者期盼的結果。以下，容筆者翻譯1950年日本學術會議發表的聲明作結，重新思考當時的科學家，如何看待他們與國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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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解說：絕不服膺以戰爭為目的之科學研究的聲明 |
1949年1月，日本學術會議於其創立之際，向國內外堅定宣告，深切反省一直以來日本科學家隨波逐流的態度，與此同時，更決意成為科學文化國家以及世界和平之礎石。
身為文化國家的建設者，亦以世界和平的使者為己任，吾等殷切期望莫使戰爭之慘禍再度到來。與此同時，既為實現先前之聲明，亦為維護身為科學家之節操，吾等在此嚴正表明，今後決不服膺於以戰爭為目的之科學研究。
作者簡介：吳政偉，東華大學歷史學學士（2012）、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2015），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經說書授權轉載，原文刊登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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