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柏勳、張邦彥
書目資料：
Bruno
Latour著，伍啟鴻、陳榮泰譯，《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新北：群學，2016。
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
猶記讀醫學院三年級，面對必修的微生物學，不管是期中期末考或是醫師執照考試，記住那成百上千的病原體只是入門基礎。翻開醫用微生物學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微生物實驗在傳染病診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因此醫師應學習微生物學。此宣告的確給了醫學生修習微生物學、教授講授微生物學、醫學院實驗室研究微生物學有了極佳的正當性，然而，就在筆者醫學院畢業、跨領域到STS（科技與社會研究）之後，開始反思如此的斷言和正當性絕非想當然耳。
舉例來說，人類與傳染病的關係自有文字出現就已記載，各個古文明、傳統醫療都發展出各自的病因詮釋系統和治療方式，微生物實驗和實驗室卻只是近兩百多年才出現的產物，是怎麼樣的歷史機緣讓微生物實驗跟傳染病產生強大的連結？再者，研究生物研究自然本是博物學家的工作，是怎麼樣的歷史發展讓微生物學知識成為衛生學者、醫師必修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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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金石堂書局 |
《巴斯德的實驗室》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拉圖（Bruno
Latour，1947-迄今）的經典著作，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也是STS領域的顯學。由於該書的導讀已對ANT做精要的介紹，本文無須班門弄斧，筆者將採另一角度，於本文以該書之歷史資料來回答：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
初覽巴斯德的實驗室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以巴斯德與微生物的「戰爭與和平」除前言之外還分三章，下篇為理論意涵的闡發，包含對權勢(puissance)、社會的邏輯/社會學(Socio-logiques)、人類的邏輯/人類學(Anthropo-logiques)、以及無法化約的科學的討論。本文僅就上篇作介紹。
第一章主要描述巴斯德派如何提供衛生專家一個支點，與衛生專家的計畫相結盟，將無所不包的衛生學限縮為可見的微生物，成功調動/轉譯衛生專家的意志，堆疊成一股龐大的力量，替法國的社會改革開路。這也就是拉圖所說的「初級部署」：不同力量的結盟和組合。
第二章處理的則是巴斯德派如何演化、如何以實驗室為支點調動各個行動者、如何透過橫向位移，成為結晶學、顯微術、動物醫學、發酵技術等不同領域的先驅者，一次次拉攏不同社群圈的興趣，並轉譯這些盟友的力量關係，使得「巴斯德」這個名字成為所有盟友的代言人。這即是「次級部署」：用一個名字來代表一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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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巴斯德在實驗室工作。圖片來源：Wikipedia |
第三章的主要內容是衛生專家與巴斯德派以外的一系列對照組，包括軍醫、基層醫師、殖民地醫師、老百姓
─ 他們擁有和前者不同方向的利益與信心。拉圖描述這些不同團體，如何透過位移與轉譯，從巴斯德主義中揀選他們必須的東西，進一步與巴斯德派妥協、乃至翻轉對抗與阻撓的關係，最終站到巴斯德派的同一陣線。
國民的健康是國家的財富
時間回到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後社會上「改革為當務之急」的口號大量湧現，《科學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提到：國力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言外之意，不僅就個人而言健康就是財富，國民的健康更是國家的財富，那麼，誰來維持、保護國民的健康？衛生學家即是當時提供衛生知識、倡導健康行為的專家。
然而，當時的衛生學並不是現在所言的公共衛生，而是強調包山包海都要注意的傳統衛生學，疾病的發生跟風、光、熱、水、土有關，生活習慣、工作、教育也不無關係，衛生建議不停地疊加、從不刪減，可是，理解一切致病事物也意味著什麼都不理解，當倡議要成為衛生行動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因為沒有重點。也就是說，傳統衛生學的理論提到許多可能致病的原因，但一來顯得分散沒有重點，二來也無法說明為何相同的環境有人會得病有人不會生病。此時，巴斯德的微生物實驗吸引了衛生學家的目光。
舉起全世界的實驗室
我們常認為實驗室生產出來的科學知識是無可爭議，實驗室是知識的聖殿，但拉圖並不這麼認為，他以巴斯德的微生物實驗室為例，說明強調科學與社會是沒有意義的區分。回到巴斯德身上，原本從事結晶學研究的他因接觸釀酒業的酵母問題，逕自離開結晶學，與化學家一同投入發酵工業，將工業、經濟的問題轉變為實驗室的課題，巴斯德這樣從A學科到B學科再到C學科的轉變，拉圖稱之為橫向位移。其中最為精采的便是炭疽菌的研究。
〈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2]提到炭疽症使得農業產值下降，是當時法國農業最為頭痛的問題，也是法國政府急欲處理的傳染病，在傳統衛生學的理論下，需考慮影響疾病的一切變因，包括土地、風、氣候、農耕系統等，人們認為炭疽病是由多因素共同造成，不太相信有任何單一的病因解釋。巴斯德首先是在農場邊建立實驗室，在嘈雜凌亂的農場裡學習農夫與獸醫對炭疽熱的知識，然後，他將農場的細菌帶回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做大量培養，讓原本肉眼看不見的細菌成為可見可摸的菌落，不過這一步仍無法將細菌和疾病接上線。接著，他用動物模式讓炭疽菌感染動物，模擬出小規模的疾病傳染，並用圖表與儀器細緻的控制和記錄整個過程，細菌跟疾病終於產生關係了，可是這個實驗終究只有研究人員看到。因此，最後一步就是要讓全國民眾共同見證，他不只用白紙黑字的科學論文說服其他科學家，更將開發出的疫苗帶到普儀堡的農場進行實驗，邀集農夫、獸醫、官員、記者、民眾一同觀看這實驗，有注射炭疽疫苗的牛羊倖免罹病，而未注射的組別則感染炭疽病死去，透過親眼見證或是報章雜誌的報導，細菌和疾病的關係更加緊密、強大，而且不只是科學知識上的演繹，更是有社會認可的真實，微生物學知識變得無可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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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圖片來源：Wikipedia |
於是乎，巴斯德透過微生物實驗室做為支點，藉由跟農夫、獸醫，以及非人行動者炭疽菌結盟，反轉原有影響力的強弱關係，調動了全世界對傳染病和細菌的認知，更重要的是說服衛生學家，讓他們也納入巴斯德的網絡中。拉圖以戰爭為喻，從原本無所不在的致病因素，衛生學家利用微生物學的證據，將敵人集中到「必經關口」（point de passage obligé，類似隘口），此時衛生學家只要集中火力便有機會由弱轉強，壓制傳染病。另一方面，這些成為巴斯德們的衛生學家也透過科學論文向知識界施壓，逼迫讀者改變心中所信之事，遂此，微生物學知識也開始向醫界叩關。
從忽視到重視，與微生物結盟的醫師
稍微瞭解歐洲醫療史的讀者應該知道內科醫師與外科醫師是不同的起源，內科醫師來自學院的訓練，掌握醫學理論和藥物使用知識，外科醫師由於從事使人流血的工作原屬於俗民領域，類似理髮師行會，直到十八世紀的戰爭中，外科醫師在軍醫學扮演新的角色，地位才隨之提升。
由是之故，面對新興的微生物學知識時，不同科別的醫師團體有著相異的態度，外科醫師使用了抗菌劑，使得外科手術能夠觸及深藏體內的臟器，軍醫在深入了解巴斯德學說以後，讓軍力迅速發展起來，可是，內科醫師（簡稱為 醫師）卻無一席之地。十九世紀時，醫師與病人之間的密談關係、信任是內科醫師的執業重點、也是利益之所在，太偏向公共事務和生物學的微生物知識無法吸引內科醫師透入，再者，家禽家畜跟人體醫學的關聯不大，狂犬病雖然駭人聽聞，但卻是罕見的病症，而且藥物還需到巴黎的巴斯德實驗室才拿得到，對於內科醫師而言，微生物學對他們沒有用處。
然而，這群衛生學家、巴斯德們，透過實驗室的技術、文本（書面或修辭）以及社會實作，影響民眾對疾病的認知，也促使政府要求感染的病人須被隔離以切斷傳染路徑，為了迅速隔離，醫師須要向政府舉報他的病人被感染了，疾病不再是個人的不幸，而是對公共秩序的危害，醫病的密談關係受到衝擊。另一方面，民眾接受微生物的概念，由被動變成主動，使得醫師為了維持病人的信任，微生物學知識成醫師無可避免的新知，否則，將被視為愚昧無能。就如同戰場的比喻，醫師們也被集中到巴斯德們所建構之「必經關口」，就等古板的醫師通過關口、擁抱微生物學、成為巴斯德們的盟友。
讓醫師們通過關口，不只是要造社會氛圍之形勢，更需要一些突破點、臨門一腳。首先是來自醫師團體內部人力過甚瓜分市場的壓力，1900年，醫學工會期刊一篇徵求職場擁擠的解救良方，古梵（Gouffin）醫師提出以增加細菌學、拉丁語等課程來延長醫師的修業年限，限制年輕同仁的數目。再者，許多醫師也在出診費裡加入消毒殺菌的費用，微生物學知識成為可計價的利益。三者，白喉疫情的爆發，不只是治療需要疫苗血清，診斷白喉，醫師最重要的工作，亦須微生物實驗的顯微鏡才能確診。於是乎，醫師開始成為巴斯德們的盟友，接受微生物學。更有甚者，醫師還仿效巴斯德們的位移彈跳，藉由微生物學鞏固自身的專業，排擠醫療市場上的競爭者，如藥劑師、江湖郎中、修女等，也透過與衛生政策結盟，從病榻走向國家，在家庭計畫與都市建議中都有一席之地。
現代又進步的微生物
行筆至此，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微生物實驗在傳染病診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非那麼的想當然耳，從微生物被認為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到微生物跟公共衛生、國家結盟，甚至成為醫學必修知識，都是在這兩百多年間所發生，雖然《巴斯德的實驗室》提供的歷史資訊沒有史學研究那麼豐富，不過拉圖利用三份跟巴斯德有關的期刊《科學雜誌》、《巴斯德學會年鑑》、《醫學總匯》，指出透過近代才出現的實驗室，微生物以不同形式的再現，不只展示其科學性，也展現其政治性，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微生物學隨著歐美列強進入東亞，尤其是德國的實驗室醫學，微生物學更成為現代、進步的象徵。
日本明治維新，長與專齋醫師到德國考察將其醫療和疾病管理制度帶回日本，並且挪用並轉變《莊子》裏頭「保衛生命」的字詞，賦予其德式的醫療及疾病管理制度的內容，其中微生物學及傳染病控制即是重點。[3]於是乎，在近代東亞，「衛生」已成為政府透過國家力量對民眾生命的管理，政府的權力透過醫療衛生進入民眾的生老病死，「微生物學」也被視為具有現代性的象徵，更是日本醫界學閥競爭攻訐的知識場域。[4]後來日本對東亞各國的侵略及殖民，微生物學更影響中國傳統醫學的現代化。皮國立考察Typhoid翻譯成「傷寒」病名的一連串歷史變化，指出民初中醫的在知識轉型，一來要面對自身學術內部的問題，二來又要以經典去重新定義西醫病名。反映出傳統中醫作為近代中國的本土知識體系，當它在面臨西化或現代性的碰撞時，如何選擇性地吸收與抗拒微生物學的衝擊，使傳統中醫得以更新並延續傳統知識脈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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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與專齋。圖片來源：Wikipe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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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這個看似白目、發牢騷的問題，原來背後隱藏著科學、醫學及世界史重要的議題。《巴斯德的實驗室》是本STS的經典書籍，也是ANT的奠基之作，或許您對理論不感興趣，但筆者建議並邀請醫學院師生、對醫學有興趣的朋友，試著提出跟微生物學有關的問題，利用該書提供的資料找尋解答。
[1] Fritz H. Kayser等著，林雅琳譯，《彩色圖解醫用微生物學》，合記圖書出版社，2009，頁2。
[2] Latour, Bruno，1983/2004，〈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林宗德譯，雷祥麟校訂導讀，見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譯《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頁 219-264。
[3]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4] 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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