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3日

文明化與「棄跡」:那些我們視而不見的尋常生活——《便所》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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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函育(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本書書封由健行文化提供


廁所是所有人每天不只得報到一次的生活關鍵場所。它的清潔便利,足以保障日常事務能順暢進行,但人們很少覺察到那些關於廁所的隱微投注與努力。建築或都市規劃者很少第一步就將精力專注於安排公共廁所,除非是位居公共衛生情況較不穩定的「特殊場址」、抑或為了彰顯特定目標。許多時候,廁所配置是建築法規中理應存在,卻很少被精緻討論的「基本常識」--那是整體設計後,留待室內設計師、水電師傅及施作工班火線打點的「殘餘空間」,以及有待維護管理者經營的「例行事務」。

弔詭的是,廁所越是運作順暢與管理得當,就越如同其他各式基礎設施一樣:雖位處人們的目光範圍,卻難以映入眼簾。舉凡交通運輸節點、百貨公司、連鎖餐飲店等,不管公或私部門的廁所,其維護工作及清潔人員,若不是成為理所當然的背景,以最不干擾的方式運作,或有意無意地選擇與人潮使用尖峰時刻錯開。就是要到了便捷順暢中斷之際,廁所的重要性才會重回視線所及。可曾想起,多半要在偶然親身經歷「觸目驚心」、氣味惱人的不潔景象時,才會在請求協助的片刻須臾,猛然想起這些人,確實以不只是背景的角色存在著?也許在這樣的時刻,人們才會倏地驚覺便利文明的基礎,其實建立於視而不見的設施、日復一日與不潔共存的操持維護之上。

撇開嚴肅或深具道德批判的論述方式,《便所》一書,活用了不同類型的線索與多種比較手法,以相對平實的文字,引領讀者理解日本排泄空間演變。究其內容,排泄空間的意涵,實已超乎單純的廁所,更涵蓋關於排泄處理的集體服務等範疇。這麼一本由日本出版社兒童編輯部自行企劃,輔以多處地方博物館、國際知名的衛浴馬桶公司提供的素材,經公私部門下水道、衛生紙與廁所專家或愛好者協力編纂的科普著作,繞過了科學專業知識的艱澀語彙,也避免過快掉入進步歷史敘事或所謂的「衛生現代性」之中。相反地,這群來自同一國度、不同背景的作者,反而更能揮別單一作者或第一人稱撰寫的限制,透過一個個關於廁所與便溺處理的故事,試著抽絲剝繭地去理解,那籠罩在免治馬桶大國神話下,蘊藏著排泄空間有快有慢、複雜而歧異的演變印痕。

從廁所到「排泄空間」的敘事轉變:社會-自然視野中的技術史
做為「日本再發現」系列讀物之一,《便所》與其同系列並獲得「日本雜學大獎」的首部名作《人行道》,有著共同的關懷:藉由尋找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道出那些習以為常、卻超乎想像的日常風景變遷軌跡。這也許正是「雜學」類型出版品的獨特之處:它乘載了人們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也扮演著將科普知識趣味化的傳遞者角色。儘管不採取科學專業知識的論說筆法,但大量採納豐富照片、地圖、圖示,並輔以訪談及訪談的故事敘述形式,對廣大的一般讀者而言,不但是書架上特別親人的一區,還是開啟閒聊話題的好幫手。

廁所的話題看似教人難為情,其實曾出現過不少討論著作。這些豐富的嘗試,不禁讓人驚嘆日本大眾文化對生活事物關注,能發展出雜學大賞的獎項,並支撐起自身在嚴峻出版市場中的不同活路。諸如文豪谷崎潤一郎【註一】在《陰翳禮讚》中,以其文人之眼審視居家改建經驗,對比及評論和洋廁所蘊含的美學原則,並道出日式建築格局及其文化意涵,是如何不同於西方潔淨明亮的精神信念。或者,中文二版大受好評的《廁所大不同》,是藝文工作奇人妹尾河童親身造訪古今、不同藝文人士家戶廁所後,以豐富的建築素描與人物訪談而發行的趣味小書。又如建築史學大家藤森照信,那具有科普色彩的論著《天下無雙的建築學入門》,曾致力些許篇幅,比較鄉野與都市的廁所樣態,並細膩推敲建造理由、構築材料與形式演變等。

相較於前述作品希望談論的文化比較,或是廁所形式變遷的縱深考察,《便所》則融匯了出版社企劃與下水研究會的構想,進一步在廁所與便器形式變化的基礎上,延伸觸及建築視野較難施力的水肥處理方式及衛生紙之發展變化。這意味著,《便所》將亮點從聚焦於個人或家戶層次的排泄課題,轉而擴及特定社會轉型中,更大的環境新陳代謝面向。

       具體而言,《便所》一書跳脫了衛生、潔淨等「常識性」分類,而是透過關注「排泄空間」漫長文化與歷史的命題精神,抽絲剝繭地理解「常識形成的過程」。例如,家戶排泄物不僅曾是農民眼中的良好肥料來源,也是水肥業者賴以維生的「黃金」。一位業者在下水協會的交流會中,提及水肥及其從業者社會角色的轉變。他提到,自己原來是義務志工性質,來幫忙街坊鄰居收集水肥,並提供給需要的農民;一直到越來越多人主動貼補,並遊說其收取清運及器材維修費,才正式考慮「入行」。然而,隨著沖水廁所的普及、化學肥料的興起及農業面積的減少,失去用武之地的人類排泄物,才讓他目睹了水肥從「農業良伴」,到必須另尋購置合適土地來傾倒或掩埋處理的「廢棄物」,自己也不再像是個協助街坊鄰里處理生活事務的志願者。

其實,這已是跳脫單一學科知識或建物尺度出發的廣闊視角,能試著指出廁所並非傳統與現代兩相對立概念下的產物;相反地,是在既有農業水肥收集與運用,以及新式沖水廁所與下水道之間,有跡可循的一連串嘗試性結果。其中,不僅有成有敗,更有其試圖回應的時代課題。這些點滴,隱隱道出聚落變遷、乃至交通運輸方式與人體廢棄物處理的動態關係。更明確地說,排泄空間的命題,確實調和了今日將自然與文化分立審視的慣性思維,也提供一處著力點,引導人們從生活場景的歷史故事中,反思「文化實為人與自然環境串接,人也進而從中賦予自身與自然意義」。人們得以從書中窺見,一群致力推廣科普知識和環境教育的「排泄專家」,如何看待時代更迭與技術演變,並以其歧異多樣的背景和興趣特質,回應水肥處理變遷及地域差異的複雜課題。

敏銳的讀者或許已發覺,這相當神似人文社會科學或政治生態學的「社會-自然」概念。它雖暫且拋開了既定的「進步(現代)」、「落後(傳統)」分類,但能將科技與「文明」視為特定時空脈絡下,人—環境互動的關係及產物。換言之,若能將《便所》提供的豐富相關故事與史料,轉化為一種「排泄技術史」的觀看之道,或許能很生活化地以廁所為例,試圖在人、環境、科技密不可分且專業分工繁雜的當代社會中,重新省視既有理想範型的發展淵源及其侷限,也未嘗不是晚近尋求科技反身性或東亞視野的一種閱讀方式。

由日本排泄空間歷史中回望台灣
《便所》原有機會更結構性地回溯排泄空間的文史淵源,或由貼近人們生活反覆操演的維護經驗處入手,但似乎受限於預設讀者的廣泛面向與分析材料的豐富性。書中故事及處理技術的描繪,相對集中於資料與經驗豐碩的江戶時期與近現代,也較缺乏明確的對話概念。不過,倒也因此在喜愛文史故事的一般讀者與好奇異文化史料的研究者間,搭出一畦公地。至於不大熟稔日本歷史的朋友亦無消擔心,本書猶有許多動人及可讀之處。除了文中時不時友善地提醒特定時空脈絡、事件對便溺空間或舉措的影響,許多情境和生活經驗亦與早年或鄉間的台灣相仿,或能勾起中、壯年世代回憶及促成跨世代對話之處。

舉例而言,日本與台灣都曾經歷由農業聚落轉型為工商或都市型態的社會情境。對於教人愛恨難分的水肥,兩地同樣有過從「黃金」到「廢棄物」的形象轉變。不管是童年的「可怕」如廁經驗,或是幫忙務農,而須到茅坑取肥、或向商人購肥的經驗,都是居民目睹了大規模都市化前後變化的共同記憶。更不用說,後來因人口集中都會所帶來的大量的水肥,如何成為居民與政府的生活難題。水肥量的激增,不僅一度危及農民與水肥收集業者的生計和運銷儲存策略,也屢屢因惡臭,成為都市居民和政府眼中的大麻煩。有趣的是,東京錯綜的既有水路網絡,造就了綿密的「下肥」輸送通路;而台灣則因山川流域限制,發展出以牛車、貨車為主的陸路網絡。再如推行沖水式廁所、衛生紙的漫長歲月裡,兩地都有人仍對戰爭所中斷的器物與制度變革,抑或相關器物遭戰時徵用或毀棄等事件記憶猶新。

其他令人感到熟悉的例子,尚有中學歷史課本裡,經常提及日本政府的衛生改革與萬國博覽會。本書則提供了說法不同,而顯得處境相似的有趣線索──看似針對漢人隨處便溺陋習的處罰法令和公共廁所的設立,抑或萬國博覽會裡難言成功的收費廁所實驗,都曾發生於早年的橫濱及台北——這些制度改變,其實都是消極或積極回應外國住民要求與聚落變遷樣貌,才開展的試驗,而非自來有之的「先進觀念」。至於今日生活習慣的形成,和對於特定「衛生文明」的想像,則又是另一段衍生而複雜許多的故事。儘管台灣與日本的排泄空間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卻也很難忽略政府性質、殖民地政策變化、人文與自然環境差異,以及戰後不同的局勢走向等因素,如何在知識與技術細節裡留下差異。或許,這正是台灣引介《便所》中文版,值得延伸思考之處:東亞對西方現代性的共同感受、內部差異與矛盾。

若說《陰翳禮讚》以動人筆觸,強調廁所富含的日本美學風範,來抵禦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便所》則揮別了感官文學的浪漫,及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的沉重框架,以圖文並茂和平易近人的文字,刻劃排泄空間動態演替的成敗興衰。這種由日常經驗出發、強調文明化過程的筆觸,不僅透過文明與「棄跡」的並置,試著鬆動人們對潔淨衛生的既定形象;同時,也提供些許「契機」,讓做為台灣讀者的我們,期許自身也能挖掘出遭文明拋擲的「棄跡」中,還懸而未解的支線訊息,甚至,帶點反省啟蒙意味地,邁向持續對自我與他者的提問。

【註一】谷崎潤一郎,為日本著名的小說家,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被日本文學界推崇為經典的唯美派大師。

*作者介紹:何函育,臺南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關注城鄉環境與社會變遷課題,亦關心歷史文化保存爭議,近年以都會污水處置、基礎設施及環境治理為主要研究核心。
**本文感謝健行文化出版社提供書籍,陽明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鄒宗晏同學協助審稿,STS多重奏主編完稿編輯,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2018年12月20日

《便所:從排泄空間看日本文化與歷史》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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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屎尿.下水研究會


本書書封由健行出版提供


世界最古老的馬桶是蹲式?坐式?

我們人類從什麼時候開始用馬桶呢?人類的祖先並沒有馬桶的概念,應該都是蹲在大地上解放吧。

但是,人類自從有了「文明」之後,就會使用沖水廁所了,這一點可從遺跡中找到證明。

現在伊拉克北部曾發展出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從該地的埃什南納遺址(Eshnunna)中發掘出紀元前二二○○年左右的廁所結構,其中可看出廁所為沖水式,糞便經由下水道流走。



繼而,在印度河流域發展起來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也發掘出摩亨約達羅(Mohenjo-daro)遺址。學者在遺址中發現左頁照片中的廁所結構。

這些結構乍看是坐式,但如同照片中所示範,人們應該是蹲在上面方便。與現在巴基斯坦人一樣,都是蹲著上廁所。

廁所下面有水流經,據推測人們以這種方式沖走糞便。換句話說,可以想像在此之前,人們是蹲在有河水流過的地方方便,自然的用河水將糞便沖走。埃什南納遺址發現的廁所,人們也是蹲著方便吧。世界上最古老的廁所,也許是蹲式的沖水馬桶。

土耳其西部的以弗所,也挖掘出古羅馬時代的遺址,其中發現公共廁所的遺跡(見彩圖ii)。橫置的長石板上,開了幾個馬蹄形的孔洞,當時的人應該是坐在上面解便。洞的下面有水流過,將糞尿沖走。另外腳下也有水溝,推測可以讓人們將海綿放在水溝裡浸濕,擦洗臀部。


沖水馬桶的發展路徑

紀元前二二○○年左右,世界上便已出現沖水馬桶了,但如同本書「前言」中提及,日本在繩文時代的遺址中,也發掘出棧橋式廁所,它也是沖水馬桶。



但是,現在使用的沖水馬桶,是在十六世紀後半,英國伊莉莎白一世時代才正式誕生。當時,住在城堡裡的貴族們,居所內都已有洗澡間的設備。但是他們用的是椅式的「便盆」來當廁所。 

在那個時代,歐洲大多數城市的河川,都處於糞便溢流的狀態。因為家庭排出的糞便全都匯入了河流中。即使是英國的倫敦也不例外。流經倫敦的泰晤士河,便因糞便(還有其他穢物)流進支流佛利特河,而屢屢出現堰塞的狀況。

伊莉莎白女王極度厭惡糞便的臭味,據說她連自己的味道都很難忍受。一五九七年,女王採用了約翰.哈林頓(John Harrington)發想出來的解手用椅,它成為世界第一座沖水馬桶,這座馬桶設置在里奇蒙宮。

另外,現在在日本,一般都習慣將衛生紙直接沖入馬桶,但是全世界可以做到這種程度的都市並不多。這是因為現在日本有可溶於水的衛生紙,下水道也有完備的設施,即使衛生紙流入也不會阻塞。

有些國家即使在沖水馬桶已經普及,也生產可溶於水的衛生紙,但價格高昂,同時下水道設備也無法容納衛生紙經過,因此他們通常會在馬桶旁放一個垃圾桶,以供丟棄使用過的衛生紙,並且定期清理。像中國、韓國、東南亞等地的高級飯店,現在也都還在使用這種垃圾桶。

紙與手
衛生紙在世界各地都已十分普及,人們也都養成用紙擦拭屁股的習慣。但是,還是有某些地方用紙以外的物品擦拭屁股,或者是根本沒有「擦拭」的行為。世界真是千奇百怪,無奇不有。

據傳,最早使用衛生紙的,是六世紀中國的皇帝和貴族階層,但是他們用的是一張一張的紙。直到十九世紀後半的美國,才發明出現在這種捲筒式的衛生紙。

在日本,以前糞坑式馬桶用的紙,稱為「散紙」、「便所紙」、「落紙」等。散紙在中文中寫成「手紙」,現在也依然含有衛生紙的意思。

世界上現在仍有用手擦屁股的人,在印度,人們認為左手是不潔的手,吃飯時絕對不用左手。這雖然是源自宗教因素的風俗,但是也與印度的廁所設置有關係。印度馬桶旁會設置水龍頭和放水的小盆,人們會用左手取水來洗屁股。



活動式馬桶的出現
平安時代的貴族住在寢殿式(譯注:日本平安時代的建築式樣之一,中央有主殿[寢殿),四周有複廊和單廊,南側有池塘的豪華宅邸)的住宅裡,寢殿式的建築中沒有特定稱為廁所的設備,一般都使用活動式的馬桶,稱作「樋箱」、「清筥」、「大壺」和「尿筒」。與今日的「便盆」或「尿壺」相當。據考應該是在寬敞大屋中的一角,用類似現在的竹簾圍成一個小隔間,在其中解手。右頁圖中樋箱有個鳥居形狀的部分,一般認為那是解手時,用來擱放太長的和服,以免成為阻礙的工具。後來,這部分便成為蹲式馬桶前面的「金隱」(譯注:即蹲式馬桶突起的遮罩)。而排泄完的糞便,再由傭人拿去外面丟掉。

如此可知,在當時之前,不論在野地方便或是家中方便,糞便都是「丟棄」的東西。

但是,到了鎌倉時代末期,漸漸的會將糞尿累積在盆或壺之中。也就是「糞坑式廁所」開始出現。到了江戶時代,「糞坑式廁所」逐漸成為主流。

自從鎌倉時代獎勵米麥輪作,糞尿成為珍貴的肥料(堆肥),因而糞坑式廁所才會漸漸普及開來。因為稻米收成之後再種小麥的輪作方式,堆肥的利用是提高生產性的方法之一。

原本在中國,從宋朝開始即已有將糞尿作為肥料來使用。因而推測,「糞尿製作肥料的技術」,是鎌倉時代通過宋日貿易從中國傳到日本。

日本自古以來的傳統農家建築中,一般都設有外廁所或簷下廁所,一般認為在武家建築(書院式)出現後,房屋裡才開始設置廁所。


江戶時代
到了江戶時代,農村對水肥的利用已普及全國各地,都市與農村藉由水肥與作物(稻米和蔬菜)的結合,形成了「共生循環圈」。

「播撒了水肥, 農作物的收成變好, 所以農家甚至願意花錢購買水肥。」在這種狀況下,挖取水肥、賣給農家的業者,不久後便應運而生。水肥不再是「廢棄物」,而是可以標價、交易的「有價物」。

在江戶, 若以二十名大人在一間長屋賃屋而居的話,賣掉共用外廁的水肥,一年獲得的收入,約有一兩到一兩二分。在那個時代,一名木工一個月的收入約為二兩,所以這個金額相當大。而個人之家的話,大多用水肥交換蔬菜等實物。


廁所文明的興盛
明治維新之後西風東漸,文化也轉為歐美化,建築方面也引進了西洋的風格。此時第一次製作了西洋坐式馬桶。明治時代的教育家新島襄,同時也是同志社大學的創校人,在他府邸裡設置了木製的坐式馬桶,至今都還保留著。明治中期,開始進口沖水馬桶,但並沒有普及,一般百姓家裡還是維持著糞坑式的日本馬桶。
一九一四年,陶製水洗坐式馬桶首次問世。

一九二○年代,政府推動淨化槽和下水道的建設,由東洋陶器、名古屋製陶所、高島製陶、小松製陶、豐橋製陶等五家公司,形成了日本衛生陶器業。


改良廁所的研究
大正到昭和初年期間,人口快速集中到日本的都市地區,都市排出的水肥量大幅增加,與化學肥料的普及,使得近郊農村難以消耗都市水肥的地步。再者,將水肥用於農地有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寄生蟲,以及消化系統傳染病、吸引蠅蟲等衛生的問題,這些情形都被放大檢視。

因此,為了能讓農地在衛生的條件下使用水肥,不受寄生蟲或傳染病等的污染,各地政府開始積極的改良糞坑式廁所。最後誕生了改良廁所,稱為「妻木式廁所」或「堀口式大正廁所」,一九二七年政府發表了「內務省式改良廁所」。

內務省式改良廁所的便槽是以混凝土建成,並且分隔成五槽或三槽,除了排便口和抽糞口之外,完全密封。糞便落下的位置為第一槽,它與第二槽的間隔下有空隙,第二槽與第三槽間隔上方有空隙,第三槽與第四槽的間隔下方有空隙,而第四槽與第五槽間隔上方有空隙。新的糞便會不斷按順序將舊的糞便推擠到下一個槽。最後一槽就是抽糞槽,水肥到達此處大約需花三個月,這段期間,消化系統的病原菌與寄生蟲卵盡皆死亡。


下水道建設與沖水馬桶的普及
自古日本人即已了解下水道的必要性,安土桃山時代(譯注:一五六三一六○三年,指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稱霸的時代,因而以織田信長的安土城和豐臣秀吉的桃山城稱之)豐臣秀吉建設了大阪城,據說他為了修建城下町,因而建設了下水溝。由於當時是在面向道路的建築背後(後門)挖鑿溝渠,所以稱為「背割下水」,又借用了秀吉的太閤尊稱,稱為「太閤下水」(彩頁viii)。其中一部分目前大阪市還在使用。

此外,一八八四年,東京興建了「神田下水」(彩頁viii),這是日本首度出現的歐洲式現代下水道。當時的神田下水以紅磚砌成,部分仍沿用至今。明治之後,東京快速都市化,大雨成災的次數增加,和積聚不退的污水,都導致疫病流行,為了排去雨水和污水,因而興建了下水道「神田下水」。由於糞尿在當時都具有肥料的價值,屬於有價物,家家戶戶會與水肥業者簽訂合約,不讓它流入下水道。但到了大正、昭和時代,設置沖水馬桶的地方逐漸增多,因而水肥也都沖入下水道。

一九五五年左右,隨著淨水槽的設置和公共下水道的建設,沖水馬桶快速在民間普及,市井間已幾乎看不到糞坑式廁所。一九八二年三月,東京都下水道局砂町水處理中心(即現在的水再生中心)廢止了消化處理工程,長達二十九年自糞坑式馬桶抽取水肥的工作就此劃下句點。

二○○二年度底,沖水馬桶率接近百分之九十,幾乎不再受到惡臭或蠅蟲的危害了。

日本各地不但加快腳步,將日式蹲坑馬桶轉變為西式坐式馬桶,進而還改變民眾用紙擦拭屁股的習慣,發明了用溫水洗淨屁股的溫水免治馬桶座。

日本的廁所與浴廁周邊的環境,就這樣快速的不斷改變。現代日本的廁所,已經進步到十分舒適,而糞尿也從沖水馬桶經由下水道,到末端的處理設施,獲得安全清潔的處理。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糞尿本身的循環系統卻完全瓦解,這樣的演進真的是好的嗎?



本文由健行出版授權刊登

2018年11月30日

《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于宏燦教授導讀演講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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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禹安(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本書書封由時報出版提供


20187月時報文化出版了美國醫師作家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的新書The Gene: An Intimate History譯作──《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以下簡稱《基因》),並且在8月與誠品書店合作,邀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于宏燦教授、《基因》一書的審訂者和導讀人,進行兩場新書導讀演講,分別是825日敦南夜講堂的〈實驗如何變魔鬼:基因研究的歷史〉,以及830日信義演書場的〈面臨兩難的科學:基因研究的道德爭議〉【註一】。

STS多重奏受時報文化執行企劃林進韋先生之邀,派員記錄兩場新書演講內容。兩場新書演講分別介紹該書的上、下半部,本文將併陳這兩場演講的異同之處,將演講內容分為:說書與說書人,上、下半部的書籍導讀,講者的觀點與補充,共計三個小節進行描述。


說書與說書人

講者于宏燦教授首先詢問在場觀眾的學科背景,藉此帶入關於書名和譯者的介紹。前者因在場觀眾舉手反應並不踴躍,他反問:如果連學科背景這類的資訊,大家都傾向不公開,那麼像基因遺傳裡更私密的資訊,態度是可想而知的。後者則是在詢問觀眾有誰是文史哲相關訓練,推崇這些學科訓練的價值,強調像莊安祺這樣譯文精確流暢的譯者,其貢獻是無價的,是讀者們重要的眼睛。

再者,于教授從作者的生平和寫作動機,帶入自己和這本書以及這系列講座的關係。作者辛達塔.穆克吉過去在史丹佛大學和牛津大學受的是生物醫學實驗室訓練,取得博士資格後前往哈佛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學士資格。進入臨床後除了致力於實驗室研究,也致力於科普寫作,第一本著作《萬病之王》得到普立茲獎和衛報第一本書獎的肯定,《基因》則是他第二本書。

要了解作者為何寫作《基因》,就要從他的身世說起。他是現在所謂的東孟加拉人,要了解何謂東孟加拉人,則要回溯到1947年的「印巴分治」事件。印巴分治是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根據主要宗教印度教和回教的差異,將英屬印度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實現民族獨立。但分治從頒布到實施只有兩個月的時間,民眾在未妥善安頓的情況下,造成龐大的難民潮,作者辛達塔.穆克吉的祖父母輩和父母輩作為在東孟加拉(分劃為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舉家遷徙到加爾各答,除了生活困頓,許多家人也開始出現精神病症。該如何理解家族精神病史這般融合基因遺傳和後天環境影響的概念(于教授強調的「特徵=基因+環境」概念),成為作者寫作的動機。

儘管印巴分治的例子對我們來說有些遙遠,但換成19451949年國共內戰的例子可能就親切的多。同樣作為時代變遷下移民的第二代、同樣作為生物學者(醫師作為研究人類的生物學者),于教授談到自己和《基因》一書的淵源:一方面是去年到京都大學客座時,就已經在丸善書店用1800日圓購買本書英文版,另一方面則是受到曾任國家講座教授的陳文盛先生推薦,為本書進行導讀。陳文盛教授過去任職於陽明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過去是遺傳學研究所),榮退後寫作科普作品《孟德爾之夢:基因的百年歷史》,榮獲第九屆吳大猷科普獎佳作。于教授謙虛地說,可能是因為他和陳教授曾提及自己在遺傳學課程進行的遺傳學史教學【註二】,才被「真正的專家」推薦為本書寫導讀文章。


《孟德爾之夢》書封與作者陳文盛教授,圖片來源:《科學人》粉絲團



上、下半部書籍的導讀

儘管于教授自謙不是專家,但是兩場總計三小時的演講,觀眾反應相當熱烈。兩場演講大抵上分成基因定序前後的遺傳學發展,前者聚焦在達爾文及孟德爾的學說發展,後者則是基因檢測下的倫理困境。然而為了達到前情提要的效果,兩場演講都有觸及到達爾文及孟德爾的介紹。

在兩場演講裡,于教授都問了觀眾兩個相同的問題:一個是,為何一本介紹基因的書要從達爾文及孟德爾談起;另一個是,如何從下圖認出孟德爾是誰?


孟德爾與其他修院修士合照,圖片來源


第一個問題于教授並沒有直接回答,但他舉了一本書證明這兩人對於遺傳學的重要性。這本書50 Years of DNA是與《自然》期刊(Nature)合作,於1953年華生和克里克發表DNA雙股螺旋結構的五十年後出版的書。即使是一本討論當代遺傳分子生物學的書,仍然從這兩人談起,可見兩人在發展遺傳學相關概念的重要性。

第二個問題答案則是後排右一,手握著花朵的修士【註三】。在演講中,于教授也分享他到捷克馬薩里克大學的孟德爾博物館(Mendel Museum of Masaryk University)參觀的照片。博物館保留了當時植物溫室的磚石地基,以及大量的手稿、照片。于教授展示的照片裡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在國高中生物課本裡看到的AaBb,是直接出現在孟德爾的手稿裡的。

在第一場的演講裡,于教授花了不少篇幅介紹達爾文:除了他在劍橋大學如何荒廢醫學院學業,投入生物學研究及標本製作之外,還提到小獵犬號船長Robert Fitzroy同樣特別的身世,以及他對生物學研究的興趣。除此之外,于教授也介紹發現DNA雙股螺旋結構的歷史,並強調Rosalind Franklin拍出的晶體繞射圖片「照片51」是解開DNA結構的關鍵證據。


照片51圖片來源

在第二場的演講裡,于教授則進一步介紹馴化的歷史以及新生兒基因篩檢的爭議。于教授告訴觀眾,新生兒基因篩檢技術為我們帶來新的倫理挑戰,一個不同於過去優生學當事人只能被動、被迫做出選擇,得以主動選擇促使我們思考人類的命運;然而馴化的歷史提醒我們人類對於基因的操弄一直存在。他引用作者穆克吉的文字說道:「遺傳學由簡單的生物移轉到人類身上,其挑戰就是要以新的方式思索遺傳、信息流、功能和命運的本質」(頁310)。


講者的觀點與補充

除了扮演說書人的角色之外,于教授在兩場演講中也提出三個自己的觀察和論點,相關討論記錄在最後這一小節裡。

其一是在介紹孟德爾和達爾文時提到關於科學方法上的討論,科學方法大致上可以分為歸納法(induction)和演繹法(deduction),于教授認為讀者們一般可能會給歸納法高於演繹法的評價,也就是使用歸納法的研究價值高於演繹法的研究,例如用演繹法寫出《物種起源》的達爾文研究價值高於用歸納法計算性狀比例的孟德爾。但于教授認為,這是需要被修正的觀念。他以英國醫師John Snow如何歸納出導致倫敦霍亂發生的可能原因為例,認為這是我們一直以來低估的歸納的力量。近年來流行的大數據研究,也是歸納法推演到極致的表現,透過數據歸納出趨勢,但並不見得驗證什麼假說。

其二是他提出的一個觀察,關於《物種起源》的翻譯傳播。于教授羅列《物種起源》從1859年英國版出版後,1860年出版德國版,1862年出版法國版等等,直至1896年由立花銑三郎出版日文版,而中文版遲至1920年才由馬君武先生翻譯後出版。該如何看待這樣的翻譯時間差異,仍有待一個歷史學的解釋。

其三是回應生命科學系學生的問題,同學問說,自己作為基因研究的入門者,該用什麼心態面對自己的研究可能帶來的影響及危害。于教授以《基因》一書〈未來的未來〉一節回應,內文提到:諾貝爾化學獎得主Paul Berg在一場遺傳學會議中提出重組DNA技術可能性時,被學生問到將新基因永遠引入人類基因組的可能,他們想透過遺傳操控基因,預測未來,改變命運,因此Paul Berg告訴作者「他們的思考已經超過了好幾步,我在擔心未來,他們擔心的卻是未來的未來」。于教授認為,他從美國對於基因研究的討論看到的是美國科學家的自制能力,不論是共識會議的舉辦或是倫理審查委員會的行政規範,因此他是樂觀看待這樣的發展的。


講座側拍,圖片由時報文化出版提供


【註一】 關於于宏燦教授本次演講影片,可見「時報人文科學線」臉書粉絲專頁;其他非本場次公開演講影片,可見「科技大觀園」網站
【註二】 關於于教授在遺傳學史教學裡使用的教材,可見延伸閱讀1.2.
【註三】 對於孟德爾的生平有興趣的人,可閱讀《基因》一書第一部,尤其是「他愛花朵」的章節,章節名稱則取自他的訃文內容。


延伸閱讀

1. A.H. Sturtevant (1965). A History of Genetics. New York: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2. 陳文盛(2017),《孟德爾之夢:基因的百年歷史》。台北:遠流出版社。
3. Julie Clayton and Carina Dennis (2003). 50 Years of DN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4. 王道寰(1998),〈達爾文與小獵犬號〉。《科學月刊》345,無頁數資訊。全文連結
5. Jonathan Harwood (1993). Styles of Scientific Thought: The German Genetics Community, 1900-193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李尚仁(2017),〈圖解霍亂傳播:史諾的傳奇與真實事蹟〉。《科學發展》53482-84


*作者介紹:陳禹安,基隆人,長庚大學醫學生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感謝時報文化出版社企劃林進韋先生邀稿並協助審稿,感謝陽明科社蔡令儀同學進行審訂,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