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4日

《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試閱(下)

BY passsager IN No comments


作者: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


由時報出版提供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一位倫敦的年輕遺傳學家彼得.古德費洛(Peter Goodfellow)開始在Y染色體上尋找決定性別的基因。他熱愛足球,打扮邋遢、骨瘦如柴、紀律嚴謹,一口東盎格魯慢吞吞的腔調,穿起衣服來則是「龐克加新浪漫」風格。古德費洛打算用博特斯坦和戴維斯開創的基因定位方法,把搜尋範圍縮小到Y染色體的一塊小區域。但是,如果沒有變體的表現型或相關疾病,該怎麼定位「正常的」基因?囊狀纖維化和亨丁頓氏症的基因是藉著追蹤致病基因和基因組上路標之間的關聯而定位。在這兩種情況下,攜帶基因的罹病手足也攜帶了路標,而未罹病的手足則無。然而,古德費洛要在哪裡找到具有遺傳而來變異性別(第三性別)的家庭,而且只有某些手足攜帶了這樣的基因?

其實,的確有這樣的人存在,只是要辨識他們卻比預期複雜得多。一九五五年,研究女性不孕症的英國內分泌學者傑拉德.斯威爾(Gerald Swyer)發現了一種罕見的症候群,會使人在生理上是女性,但染色體卻是男性。天生罹患「斯威爾症候群」(Swyer syndrome)的「女人」整個童年時期在解剖學和生理學上都是女性,但在成年初期卻沒有達到女性的性成熟。遺傳學家在她們的細胞發現這些「女人」的所有細胞都有XY染色體。每一個細胞的染色體看起來都是男性,可是這些細胞建構出的人,在解剖、生理和心理上都是女性。有斯威爾症候群的「女人」生來所有細胞都是男性的染色體模式(即XY染色體),但不知何故未能向身體發出「男性」的信號。

斯威爾症候群背後最可能發生的情況是,指定男性的主調控基因因突變而失去活性,導致其成為女性。在麻省理工學院,由遺傳學家戴維.佩吉(David Page)領導的小組已用這種性別倒置的女性,把決定男性的基因定位到Y染色體上相對較狹窄的區域。下一步則最辛苦費力,他們要在那包含數十個基因的區域裡,一個又一個篩選,找出到正確的候選者。古德費洛緩慢而穩定地進行研究,卻接到晴天霹靂的消息。一九八九年夏,他聽說佩吉已經找到了決定男性因素的基因,佩吉稱之為ZFY基因,因為它存在於Y染色體上。

起初,ZFY似乎是完美的候選基因:它位於Y染色體右側區域,其DNA序列顯示它可以當作其他幾十個基因的主開關。但是,在古德費洛仔細查看之後,卻發現對不上:在患有斯威爾症候群的婦女身上為ZFY定序時,它完全正常,並沒有可以解釋男性信號在這些女性身上受干擾的突變。

既然不是ZFY,古德費洛只好回頭繼續搜尋。男性基因一定在佩吉團隊所指出的區域,他們一定已經很接近,只是錯過了。一九八九年,古德費洛在ZFY基因附近搜尋時,發現了另一個很有潛力的候選人,這是一個小小的、難以歸類,緊密扎實的無內含子基因,稱為SRY。打從一開始,它似乎就是完美的人選,正如我們對決定性別的基因所期望的,正常的SRY蛋白在睾丸中大量表現。包括有袋類動物等動物的Y染色體也攜帶了這個基因的變種,因此只有雄性會遺傳這個基因。SRY是正確基因最明顯的證據來自人類同胞的分析:在有斯威爾症候群的女性中,該基因毋庸置疑地產生了突變,但在他們無症狀的手足身上,這個基因並未突變。

不過,古德費洛還得做最後一項實驗以證明──這是他最戲劇化的證明。假設SRY基因是造成「雄性」的單一決定因素,那麼如果他在雌性動物身上強迫啟動這個基因,會有什麼結果?雌性會被迫變成雄性嗎?古德費洛和羅賓.洛維爾貝吉(Robin Lovell-Badge)把額外的SRY基因拷貝插入雌鼠體內,果然不出所料,牠們的子女雖然出生時每個細胞都有XX染色體(即在遺傳上是雌性),然而這些小鼠在解剖學上卻發育成雄性,包括長出陰莖和睾丸、和雌鼠交配,以及雄鼠的各種特徵行為。古德費洛只輕輕撥弄了一個遺傳開關,就改變了一個生物的性別──創造了和斯威爾症候群相反的結果。

那麼,是否所有性別只取決於一個基因?幾乎可以說是。患有斯威爾症候群的女性身體的每個細胞都有男性染色體,可是決定雄性的基因卻因突變而失去活性,Y染色體可說是貨真價實地遭到閹割(此詞在此並無貶義,而純是生物學的意義)。斯威爾症候群女性細胞中有Y染色體存在,確實干擾了女性在解剖學發展的某些層面,尤其是乳房未能正常形成,卵巢功能異常,導致雌激素的量低。但是,這些女性在生理上卻並無異常感受。大部分女性身體結構都有正常成形:外陰和陰道完好無缺,並且附有和教科書一模一樣的排尿口。令人驚訝的是,斯威爾症候群的女性連性別認同都很明確:只不過關閉了一個基因,他們就「變成」了女性。雖然雌激素的確是發展第二性徵的要素,也會加強成年女性身體結構方面的特色,但有斯威爾症候群的女性一般都不會對自己的性別或性別認同感到困惑。正如一位女士寫的,「我絕對認同自己的女性角色,我一直都認為自己百分之百是女性。曾一段時間,我參加過男孩的足球隊(我有個雙生兄弟,我們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但因為我是在男生隊伍裡的女生,適應得並不好:我建議把我們球隊取名為『蝴蝶』。」

患有斯威爾症候群的女性不是「被困在男性身體裡的女性」,而是被困在染色體為男性(只有一個基因除外)的女性身體中的女性。單一基因SRY的一個突變,創造了屬於女性的(大部分)身體,更重要的是,全然女性的自我。就像靠在床頭櫃上,打開或關閉開關一樣簡單、平凡、二元。

如果基因如此單方面地決定性生理結構,那麼它又如何影響性別認同?二〇〇四年五月五日上午,溫尼伯(Winnipeg)三十八歲的男子大衛.雷默(David Reimer)走到一家超市的停車場,用一把削短型散彈槍自殺。此人於一九六五年出生,取名布魯斯.雷默(Bruce Reimer),不論在染色體或基因上都是男性。大衛誕生後不久,做了包皮環切手術時,因為醫師醫術低劣,使得陰莖嚴重受損,無法重建,因此父母火速帶他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向精神病學家約翰.莫尼(John Money)求助。莫尼對性別和性行為的研究興趣馳名國際,他評估了孩子的狀況,把他當成實驗品,要家長把布魯斯閹割,當成女孩養育。他的父母渴望能給兒子「正常」的生活,因此同意了,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布倫達。

莫尼在雷默身上做實驗,想測試一九六〇年代一種在學術界流行的理論,但他並沒有徵求大學或醫院的許可。當時流行的想法是:性別認同並非來自天生,而是藉由社會表現和文化模仿(「你就是你的行為,後天勝於先天」)培養的,這種觀念大行其道,而莫尼就是最熱忱且鼓吹最力的支持者。他把自己當成改造賣花女的希金斯教授(蕭伯納的劇本《窈窕淑女》[Pygmalion)),只是改造的是性別,他鼓吹「性別重新分配」,由行為和荷爾蒙療法重新改造性的身分(這是由他發明的長達數十年的過程,讓他的受測者改頭換面)。根據莫尼的建議,「布倫達」被打扮成女孩,也被當成女孩養育。她留了長髮,玩具是洋娃娃和縫紉機。她的老師和朋友一直都不知道她的性別遭到轉換。

布倫達有一個同卵孿生兄弟,名叫布萊恩,他被當作男孩養育。為了研究,兩人童年經常赴莫尼在巴爾的摩的診所。在他們快要進入前青春期時,莫尼開了雌激素補充劑,讓布倫達能有女性化的發育,也安排了人工陰道的手術,讓她在生理結構完全轉變為女人。莫尼發表了一系列經常被引用的論文,吹噓性別重新分配的成功。他表示布倫達十分平靜,正在調整她的新身分。布倫達的孿生兄弟布萊恩是「莽撞」的男孩,而布倫達則是「活潑的小女孩」。莫尼聲稱,布倫達輕而易舉地變成女性,幾乎沒有任何障礙:「在出生時,性別認同分化不完全,足以讓天生男性重新被指定為女孩。」

現實上,再沒有比這更背離事實了。布倫達四歲時就拿起剪刀,把她被強迫穿上的粉紅色和白色的洋裝剪成碎片。如果教她像女孩一般走路和說話,她就會勃然大怒。被迫接受她明明知道是虛假不諧的身分,使她焦慮、沮喪、困惑、痛苦、經常暴怒。她的成績單說她「像男生」、「喜主導」、「精力充沛」。她不肯玩洋娃娃,也不和其他女生為伍,喜歡她兄弟的玩具(她唯一一次用縫紉機,是由父親的工具箱偷來螺絲起子,按部就班一絲不苟地把機器拆開)。也許教布倫達年幼同學最困惑的是,她雖然聽話地去女生的洗手間,但卻總是把兩腿張開,站著小便。

十四年後,布倫達對這種荒誕的笑話喊停。她不肯接受陰道手術,也不再吃雌激素藥丸。她接受了雙側乳房切除術,切除乳房組織,並注射睪丸酮恢復到男兒身。她/他,把名字改成大衛,在一九九〇年娶了一名女子,只是他們的關係由一開始就受盡折磨。布魯斯/布倫達/大衛,這個先變成女孩又變成男人的男孩依舊在各種焦慮、憤怒、否定和抑鬱之間掙扎。他失去了工作、婚姻也失敗,二〇〇四年,大衛在與妻子激烈爭吵之後自殺。

大衛並非特例。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文獻上還有幾個性別重新分配的例子,想要藉心理和社會的調整,把染色體是男性的孩子變成女性,每個案例都有自己的苦擾和困難。有些情況下,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的情況並不像大衛那麼嚴重,但是這些男/女性一直到成年都免不了焦慮、憤怒、煩躁不安和困惑迷失。其中一個案子特別發人深省,在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市,一名姑且稱之為C的女子去看精神科醫師。她穿著荷葉邊印花襯衫和硬牛皮夾克,自己描述為「我的皮革和花邊混搭打扮」。C可以安然接受自己某些方面的雙重性別,卻無法接受自己「本質上是女性的自我意識。」一九四〇年代出生的C被當成女孩撫養,她記得自己在學校時像男孩一樣淘氣。她從不覺得自己有男性的身體,但總覺得和男性很親(「我覺得自己有男人的腦」)。她二十多歲時嫁了一個男人,也和他共同生活,直到有一次偶然「三人行」時,那個女伴點燃了她對女人的綺想。她的丈夫娶了那個女人,而C則發展出一連串的女同志關係。她在平靜和抑鬱之間搖擺不定。她加入了一個教會,發現了培育性靈的社群(除了一位牧師指責她同性戀,並建議她接受治療,以求「轉變」)。

到了四十八歲,她在內疚和恐懼驅使之下,終於向精神科求助。檢查後,她的細胞被送去做染色體分析,發現有XY染色體。由基因上來看,C是男性。她後來才知道儘管他有男性染色體,但他/她在出生時性器官不明,經她母親同意,做了重建手術,把她變成女性。在她六個月大的時候性別重新指定已經開始,到了青春期,她也接受荷爾蒙以治療「荷爾蒙失調」。在C的整個童年和青春期,她對自己的性別從沒有絲毫懷疑。

C的例子說明了仔細思考性別和遺傳之間連結的重要。C和雷默不同,她並沒有混淆自己在性別角色的表現:她在公共場合穿著女性服裝,維持異性戀婚姻(至少保持一段時間),並且在四十八年的時間都符合女性的文化和社會規範。然而,儘管她對自己的性生活感到罪咎,她身分認同的重點(關係、幻想、欲望和性欲)依舊是男性。透過社會表現和模仿,C已能夠學習到後天性別的許多基本特色,但她無法忘懷自己遺傳的心理性欲。

二〇〇五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小組在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性別的「遺傳男性」(即天生有XY染色體的兒童)縱向研究中,證明了這些病例。這些兒童之所以被指為女性,通常是因為生殖器發育不全。有些案例並不像雷默或C那麼痛苦,但絕大多數被指定為女性角色的男性,在童年時期都有中度至重度的性別不安。許多人都受焦慮、抑鬱和困惑折磨,到青春期和成年之後自動把性別改回男性。最值得注意的是,因生殖器不全而在出生時被當成男孩而非女孩養育的「遺傳男性」,完全沒有性別不安的情況,長大成人之後也沒有改變性別的案例。

透過訓練、建議與強制行為、社會表現或文化的干預,可以完全或實質上改變性別認同的假設,終於因為這些病例報告而遭到否定,但在某些圈子裡依舊流行,難以動搖。在塑造性認同和性別認同方面,基因的影響幾乎比任何其他力量都要強大,這個事實如今已很明確。不過,在少數情況下,性別的某些屬性可以透過文化、社會和荷爾蒙重編程序而學習。由於連荷爾蒙終究也是「出於遺傳」(即基因的直接或間接產物),純粹用行為療法和文化推行重建性別的能力,也就落入不可能之境。的確,醫學上逐漸達成的共識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之外,不論生理結構上的變異和差別如何,兒童都該以其染色體(即遺傳)性別為準,但也保留日後如有必要再更換的選擇空間。至本書付梓為止,這些兒童都沒有選擇更換他們由基因分配的性別。

本文由時報出版授權刊登


2018年8月23日

《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試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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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 
由時報出版提供 

身分的一階導數

幾十年來,人類學已經參與了身分的一般解構,把它當作學術研究的穩定客體。個人藉由社會表現創造他們身分,因此他們的身分並非本質固定的觀念,由根本上驅動了目前對性別和性的研究。集體身分來自政治角力和妥協的觀念,奠定了當代種族、族裔和民族主義研究的基礎。
──保羅.布羅德溫(Paul Brodwin),
〈遺傳學,身分認同和本質主義人類學〉
Genetics, Identit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Essentialism

我看你不是我的哥哥,而是我的鏡子。
──莎士比亞,《錯中錯》The Comedy of Errors,第五幕,第一景

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在我父親的家族離開孟加拉巴里薩爾的五年前,我的母親在德里出生了兩次。她溫和而美麗的同卵雙胞胎姊姊布魯先出世,幾分鐘後,我的母親圖魯蠕動身體,呱呱墜地,聲震屋瓦。幸好接生婆很有經驗,知道最美麗的寶寶往往情況最糟糕:雙胞胎中那個安靜無聲的寶寶一副病懨懨的樣子,嚴重營養不良,得趕緊先用毯子緊緊包住,讓她恢復生氣。我阿姨出世的頭幾天脆弱不堪,無法吸吮母奶(這故事也許是傳說),一九四〇年代的德里也找不到嬰兒奶瓶,所以她是用一小塊棉紗吸沾牛奶,然後再用形狀如勺子的貝殼膜餵食。他們請了一位奶媽照顧她。七個月後,母乳乾涸,我的母親很快就斷奶,好把最後一點母奶留給姊姊。因此,由一開始,我母親和她的孿生姊姊就是活生生的遺傳實驗;先天性質相同,但後天養育不同。

我的母親(因晚生兩分鐘而成了妹妹),比較吵鬧,她喜怒無常,脾氣暴躁,無憂無慮,一無所懼,敏於學習,不怕犯錯。布魯身體較虛弱,她的心思較靈活,言語更伶俐,更機智。圖魯比較合群,很容易交朋友,對侮辱無動於衷。布魯則保守而克制,更安靜,更脆弱。圖魯喜歡戲劇和舞蹈,布魯則是詩人、作家、夢想家。

然而,這些對比更突顯了這對雙生姊妹的相似之處。圖魯和布魯看起來簡直難以分辨,兩人的皮膚都有雀斑,都是瓜子臉、高顴骨,在孟加拉人中較罕見,眼睛下緣也略朝下傾,就像義大利畫家畫聖母的技巧,似乎散發出神祕的同理心。她倆有雙胞胎常分享的言語,也分享唯有其他雙胞胎才明白的玩笑。

這些年來,她們的人生卻南轅北轍。圖魯在一九六五年和我父親結婚了(他在三年前搬到德里)。這是父母安排的婚姻,但也冒了風險。我父親是一無所有的新移民,在一座新的城市,帶著他跋扈的母親和同住的一個半瘋狂的兄弟。在我母親西孟加拉溫文儒雅的親戚看來,我父親的家庭正是東孟加拉鄉巴佬的具體化身:他的兄弟們吃午飯時,總把米堆成小山,然後再挖出像火山洞的孔,好放肉汁,彷彿用盤子裡的火山坑標記他們在鄉下時永無飽足的饑餓。比較起來,布魯的婚姻前景安穩得多。一九六六年,她和一位年輕的律師訂了婚,對方是加爾各答名門的長子。兩人在一九六七年完婚,布魯搬進他家族在南加爾各答的古老豪宅,但它的花園卻已野草叢生。

一九七〇年我出生時,兩姊妹的命運有了出乎意料的轉變。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加爾各答開始一步一步沉淪,經濟疲軟,脆弱的基礎設施已不堪移民浪潮的衝擊。自相殘殺的政治運動頻繁爆發,街道和企業一關閉就是數週。這個城市在暴力和淡漠的循環之間徘徊,布魯的新家庭必須靠儲蓄度日。她的丈夫依舊維持持續工作的幌子,每天早上都帶著不可或缺的公事包和飯盒出門,但在沒有法紀的城市裡,還有誰需要律師?最後,這家人賣掉了有寬敞陽臺和內院,卻布滿鰴菌的豪宅,遷進簡樸的兩房公寓,離我祖母初抵加爾各答頭一夜所住的房子僅有幾哩之遙。

相反地,我父親的命運反映了他移居城市的命運。首都德里(印度營養過剩的孩子),國家希望把它打造為大都會,因此撥款贊助補貼,拓寬道路,促使經濟蓬勃發展。我父親在一家日本跨國公司不斷升遷,我們也很快地由社會低層爬到中上階層。我家附近原本是森林和荊棘,野狗和山羊猖獗,但很快就發展為全市不動產最好的地段。我們赴歐洲度假,學會了用筷子吃飯,夏天在旅館的游泳池裡游泳。季風吹襲加爾各答時,街道的垃圾堆堵塞了下水道,全市變成一大片小鼠出沒的沼澤。布魯的屋外就有一個這樣汙濁的水池,蚊蟲孳生,她把它稱為「游泳池」。

這種形容態度輕鬆,反映出她的特質。或許你會以為命運的作弄使圖魯和布魯走上了不同的路。正好相反:多年來,她們的外表已不再相似,但一種難以言喻的事物(一種態度,一股氣質),卻依然非常相似,甚至有增無減。儘管兩姊妹的經濟狀況差距越來越大,但她們對這個世界卻依然都抱著樂觀的看法,一種好奇心,一股幽默感,一種泰然的處世態度,雖然崇高,卻不驕傲。我們出國旅遊時,母親總會為布魯帶點紀念品(比利時的木製玩具,不像出自地球的水果風味的美國水果口香糖,或瑞士的玻璃飾品)。我阿姨會讀我們所去國家的旅遊指南,她會說,「我也去過。」然後把紀念品放在玻璃櫃裡,聲音裡沒有絲毫苦澀。

英語中沒有任何字詞能形容作兒子的在意識中開始了解他母親的那一刻,那不只是表面的了解,而是像他了解自己那樣洞若觀火的了解。我的這個經歷發生在童年的某一刻,這是完全雙重體驗:就在我了解自己母親的那時,我也學會了解她的孿生姊姊。我十分明確地知道她什麼時候會笑,什麼會覺得自己受到怠慢,什麼會使她充滿活力,或者她會對什麼感到同情、受到吸引。透過我母親的眼睛看世界,就像透過她孿生姊姊的眼睛看世界一樣,只除了也許鏡片的色彩略有一點不同罷了。

我開始明白,我母親和她姊姊之間所匯聚的,不是個性,而是它的傾向──借用數學的術語,就是它的一階導數。在微積分中,一個點的一階導數並不是它在空間的位置,而是它改變位置的傾向;不是一個物體在哪裡,而是它在空間和時間裡如何移動。這個共有特質對某些人來說雖深奧難解,但對一個四歲的孩子來說卻不證自明,而它就是我母親和她的孿生姊姊之間永遠的聯繫。圖魯和布魯外表的相同處已不再能認得出來,但她們共有身分的一階導數。

任何懷疑基因可以指定身分的人,恐怕都是來自外星,沒有注意到人類有兩個基本的變異:男性和女性。文化評論家、酷兒理論家、時尚攝影師和女神卡卡提醒我們,這兩個類別並不像它們表面那樣根本,而且在它們的邊界地區常常潛伏教人不安的曖昧含糊,事實也的確如此。

但是,我們很難質疑三個基本事實:男性和女性在解剖學及生理學方面截然不同;這些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差異是由基因指定;這些差異介於自身文化和社會建構之間,對於指定我們個體身分,其具有強大的影響。

基因與性、性別和性別認同的決定有關,這在我們的歷史是比較新的觀念。這三個詞的區別與我們的討論有關。性,我指的是男性和女性身體解剖和生理的層面;性別,我指的是比較複雜的概念:個人所想像的心理、社會和文化的角色。性別認同,我的意思是個人的自我意識,如女性與男性,或者兩者皆非,或者在兩者之間。

幾千年來,人們對男女兩性身體結構差異的基礎,即是性的「結構二態型」,知之甚少。西元兩百年,古代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解剖學家蓋倫,做了精心的解剖,想證明男女兩性的生殖器官彼此同型,男性器官由內向外翻,女性器官則由外向內翻。蓋倫主張,卵巢只是留在女性體內的睾丸,因為女性缺乏讓這種器官突出的「生命熱度」。他寫道,「把女人的器官向外翻,重疊男性的器官,你就會發現它們一樣。」。蓋倫的學生和門徒按字面的意義把這個比喻延伸到荒謬的地步,認為子宮是陰囊向內膨脹,而輸卵管則是精囊充氣擴大。這個理論被列在中世紀的韻文裡,醫學生把它當成解剖學的口訣:

儘管它們分屬不同性別,
但整體上,它們和我們一樣,
因為最嚴謹的搜尋者發現,
女人只是由外向內翻轉的男人。

究竟是什麼力量使男人像襪子一樣「由內向外翻」,或者讓女人「由外向內翻」?早在蓋倫之前的幾世紀,約在西元前四百年,希臘哲人阿納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聲稱,性別完全由地點決定,聽來簡直就像紐約的房地產。阿納克薩哥拉斯也和畢達哥拉斯一樣,認為遺傳的本質由男性精子攜帶,女性只能在子宮內「塑造」男性精子,產生胎兒。性別的繼承也遵循這種模式。在左睪丸產生的精液會生出男孩,而右睪丸產生的精液則會生出女孩。性別的指定會在子宮內繼續,延續射精時噴出的左右空間碼。男胎被精準地存放在右邊的子宮角,而女胎則在左邊的子宮角孕育。

我們很可能會嘲笑阿納克薩哥拉斯的理論過時且古怪。它獨特地堅持左右的位置,彷彿性別是由像排列餐具的安排決定,這當然是另一個時代的看法。不過在當時,這是革命性的理論,因為它促成了兩種關鍵的進展。首先,它看出性別的決定基本上是隨機的,所以需要隨機的原因(精子左右的起源)來解釋。其次,它推斷原有的隨機行為一旦成立,就必須擴大並鞏固,才能徹底確立性別。胎兒的發育計畫至關緊要。右側精子找到了右側的子宮,再進一步發展為男胎。左側則被分到子宮左側,以便發展為女胎。性別的決定是一種連鎖反應,由單一的步驟開始,再由胎兒的位置擴大發展為完整的兩性異形。

性別決定的觀念就這麼維持了數世紀。理論雖然很多,但觀念上都是阿納克薩哥拉斯的變形版本,意即性別基本上是由隨機的行為所決定,再由卵子或胎兒的環境加以鞏固和強化。一位遺傳學家在一九〇〇年寫道,「性別不是遺傳而來。」就連支持基因在發育中舉足輕重的最知名學者摩根,也認為性別不能由基因決定。摩根在一九〇三年寫道,性別可能是由多個環境因素,而非單一基因所決定:「就性而言,卵子似乎處於一種平衡狀態,它所接觸到的條件,很可能會決定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性別。想要找出對各種卵子都有決定性影響的單一因素,很可能會徒勞無功。」

本文由時報出版授權刊登

2018年8月21日

《便宜沒好藥?:一段學名藥和當代醫療的糾葛》書介暨導讀會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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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子勤(陽明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
精神科醫師)

2018/8/15由左岸文化與誠品書店合辦的分享導讀會,邀請本書中文版推薦序作者郭文華主講。在一個小時的演講中,郭文華提供聽眾閱讀本書時的背景資訊,也提出本書對台灣讀者可能的在地啟發 

由作者提供

名字重要嗎?

開場自我介紹時,郭文華從自己的「名字」談起,似乎已經開始連結到本書的主題。郭老師客氣地說,「市面上有三個郭文華,只有不出名的那個才是我」。
「名字」確實是人們理解許多事情的起點。郭文華提及自己過去在麻省理工學院曾參與原廠藥的臨床試驗研究。大眾對於「原廠藥」也許會直接連結到「好藥」或「新藥」,但藥物世界的實況並不只是這樣。從美國回台後,郭文華持續進行一些藥物相關的社會研究,但他認為台灣民眾離這些議題仍然很遠,並沒有很多公共的討論。他慶幸《便宜沒好藥?》這樣一本書在台灣出版了,透過這位哈佛畢業、口才與文筆都極好的作者J. Greene,終於有機會將藥物的議題呈現給大眾了解。

藥物產業的刻版印象

提到新藥的研發,有些刻板印象總是反覆出現,例如這是「需要投入高度資金」、「研發時間長」、「知識密集」、「品質管理嚴格」、「具創新價值」的一個產業。而這些印象都形塑了製藥產業的特殊性。

相較之下,「學名藥」的刻板印象就與原廠藥相反:「便宜」、「品質堪憂」、「不具創新價值」等等。在台灣,學名藥似乎也已經被貼上了某些標籤。透過這本書,讀者將發現,在美國也有這樣的現象,而本書作者正是企圖要澄清這些刻板印象。

由吳嘉苓老師提供


學名藥的存在感

雖然學名藥在台灣已被貼上一些標籤,但這些藥物其實仍低調地存在於台灣的市場與生活中,也受政府的法規所管理。那麼為何這些學名藥仍然給人「比不上原廠藥」的印象呢?郭文華認為,這必須從一些歷史背景來了解。

舉「普拿疼」、或者「維骨力」這些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字,其實都是原廠藥開發時所使用的「商品名」,某種程度而言就代表了一種「品牌」。而這樣的一種品牌與專利,也就是新藥產業宣稱的「知識」所在。更確切地說,這個足以宣稱專利的知識就是藥物的化學主成分。然而,在主成份以外,製藥產業其實仍有其他技術存在,例如賦形劑、副成份等等,這是大眾未必會注意到的細節。

藥物的個人性與公共性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多少有一些使用藥物的個人經驗或偏好。而在公共政策的討論中,藥物該如何管理規範,並無法只仰賴這些個人經驗或偏好來決定,所以難免在討論藥物議題時會出現一些爭議。例如近日某些藥物因為中國原料的問題必須回收,或者是某些醫師談到使用原廠藥與台廠藥治療患者的經驗差異等等。在這些爭議背後,究竟有哪些結構性的因素存在呢?郭文華認為這正是此書所提供的主要概念。

相較於市面上談論「吃甚麼藥才對」的書,本書真正要談是:「為何你還迷失在原廠藥的迷思裡?」進一步,它可以促使讀者從這樣的迷思中跳出來,看見這個產業的相關細節。

作者的兩個尊重:歷史發展與技術細節

相較於貼標籤式的議論,郭文華認為本書具有兩種STS(科技與社會)研究風格的元素,首先是尊重歷史的發展,其次是尊重技術細節。作者以豐富的資料說明歷史沒有想像中簡單,也深入描述藥物產業的各種細節。有這樣能力的寫作者並不多,本書作者J. Greene正是非常具有這樣資格的人。

郭文華簡介J. Greene在哈佛大學時期就跨領域雙修生物學與人類學,碩士時轉了一個彎跟著A. KleinmanJim YongP. Farmer等著名學者做公共衛生的研究,進而開始注意到藥物的重要角色,最後他跟隨醫學史大師A. Brandt,從歷史角度切入,探討藥物相關議題。在這樣的背景與環境下,作者逐漸累積出書寫這個主題的材料與能力。

藥品生命週期(出處

打破藥物生命週期的迷思

作者之所以需要引用大量歷史與技術細節,是因為自1984年《藥價競爭及專利期間延長法案》(Hatch-Waxman Act)出現後,各界普遍存在著一個「藥物生命週期」的想像。在這樣的生命週期中,一個藥物似乎循著可預期的生命軸線演化:從一開始得到創新專利,接著進入開發;開發完成後維持優勢到專利過期,接著競爭者(學名藥)出現,於是此藥便不再具有創新的價值。從J. Greene的研究看來,這樣的「藥物生命週期」想像是與歷史發展不符的,而這也是他為何需要用一整本書來釐清的脈絡。

名字裡面有甚麼?

綜觀本書的架構,作者從「學名」的概念談起。郭文華說明,學名藥的英文「generic」這個字至少有兩個含意:一個是「產生」、一個是「類別」。新藥「產生」的同時也代表一種新的「類別」出現。從這個角度切入,作者提醒學名藥的歷史其實由來已久,並不是有了藥廠、官方管理者、法律才開始的。真正的歷史發展是甚麼?這就是本書的主軸之一。

從命名開始談起,作者展示了藥物的命名史,凸顯了人類建立世界秩序的企圖,但也充滿了各種權力競逐的張力。建立起名字的同時,便建立了一種秩序與類別。有了這樣的秩序與類別後,也就留下了品牌經爭的空間。

沒有學名藥這種東西?

作者回顧沒有學名藥的時代,試問為何人們可以忍受這個狀態這麼久?郭文華舉例說明:今日的消費者是否能想像,市面上只有一個品牌的可樂存在呢?學名藥的出現,某種程度是讓使用者不只有機會喝可口可樂,也有機會選擇喝百事可樂。此外,某些後來才出現的學名藥品牌,其實早就開始為原廠代工生產藥物了。反過來說,某些原廠品牌,也可能在評估成本/利益後,自己開立生產線開始生產藥物。這些都呈現了原廠藥廠與學名藥廠之間的多重關係。

相似性的科學

回到可樂的比喻,郭文化簡介第三章的重點在於回顧科學如何判定,百事可樂與可口可樂喝起來是否一樣好喝呢?也就是如何判定兩種藥物是否相似呢?作者回顧歷史上人們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出現了些光怪陸離、不可思議的現象。

替代的規則

第四章開始,作者繼續談政府透過法規建立了判定標準後,接著必須有相對應的政策來扶植學名藥的生存。其中很重要的是,第三方支付的制度中(例如健康保險),開始去評估用學名藥取代原廠藥是否值得?這樣的取代過程在美國是否成功,又如何進展?郭文華賣了個關子:「歷史的發展永遠出現在意外中」。這也是這本書引人入勝之處。

學名藥消費的自相矛盾

第五章作者進一步分析藥物產業中更多重的互動關係:其中包含消費者、醫師、藥師等等。儘管藥物在許多方面具有商品的特質,但事實上又不只是商品。如果只是商品的話,互動關係也僅止於廠商(藥廠)與消費者(患者)之間,那麼醫療產業中的其他角色(例如醫師或藥師)也就理當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學名藥的消費確實存在著很特殊且複雜的互動關係。

由郭文華老師提供


本書在台灣的可能啟發?

總結來說,這絕對不是一本談論「吃甚麼藥才對」的書。此外,作者在這本書中,一方面呈現了「醫療化」其實是一種「創新」,但同時也是一種壟斷。這也與近年更細膩的醫療化理論中提及,醫師並不是醫療化過程中唯一的主角,至少還有病人組織、健保(第三方支付)、以及生技製藥產業這三種角色,本書某種程度呼應了這個部分。

對台灣的讀者而言,郭文華老師建議各類讀者在閱讀本書的同時,可以對照台灣的現況做一些對照,無論是台灣的法規、市場、健康保險體系等等。其中他認為,這本書有機會開啟一個重新檢視台灣學名藥體制的機會。簡單而言,我們有一個撕掉學名藥標籤,扭轉學名藥刻版印象的機會,也是一個開啟更多對話的機會。

*作者簡介:林子勤,精神科醫師,現職為伯特利身心診所醫師,9月起將於陽明科技與社會所進修,關注當代醫療與社會爭議。
**本文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郭文華老師及陳禹安審閱,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由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