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柏勳
書目資料：吉見俊哉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博覽会の政治學－まなざしの近代），臺北：群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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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博客來–《博覽會政治學》 |
香榭大道、博覽會、百貨公司，這三個看似不相關的名詞，是如何產生聯繫？本書作者吉見俊哉是東京大學教授，也是日本著名的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學者，有別於多數研究將博覽會定位在技術、設計與工業發展史的框架下討論，作者藉由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空間、視覺、權力與知識的洞見，透過微觀政治學分析豐富的博覽會史料，將博覽會置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消費主義的脈絡，拓展出博覽會作為「現代」標誌的概念，也將討論的範疇擴及全球，尤其為現代東亞研究提供嶄新的視野。
帝國主義下的展覽到消費主義下的展演
世界，一直被「發現」。自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始，歐洲各帝國致力於發現世界，也讓世界以標本的形式進入歐洲，藉由博物學知識對標本的重新編排，在發現與再編之間構築歐洲對世界的景象，並於視線（まなざし[gaze]）的作用下，建構出所謂的現代。作者認為在博物學式的空間安排中，視覺展現了支配的力量，猶如帝國主義對世界的操控，將萬事萬物分門別類、依次依序地擺入實體的展架，也將人類社會「科學」地編入意識形態，將人種與文化分出高低優劣。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機器取代人工製程使得產品快速被生產。在十八世紀末，為加速商品的銷售─博覽會─這種新型資本主義的祭典逐漸成形。法國大革命後，法國在1798年舉辦史上第一次產業博覽會，除了商品販售，也具有教化工業廠商及慶祝大革命的用意，不論是會場（戰神廣場）意義或是建設預算，都與國家密切相關。儘管時至十九世紀中葉，博覽會在法國與歐陸各國已行之有年，但最早的萬國博覽會必然在工業實力有壓倒性優勢的英國展開。1851年，倫敦水晶宮萬國博覽會空前的吸引600萬參觀人次，不但會場內是個被觀覽的商品世界，會場的建築本身─由玻璃與鋼筋構成的水晶宮─亦是工業實力象徵的展示。
倫敦萬國博覽會的成功很快地就瘋迷歐美各國，展場從毫無分類的擺放變成依主題、且主題之間按照博物學的知識所再編的空間安排，博覽會的規模也從單一建築變成整個城市，博覽會都市儼然成形。法國在1855年的巴黎萬博會以香榭麗舍為會場，此處亦是巴黎都市計劃的中心，香榭大道附近的凱旋門、歌劇院、廣場、圓環讓都市成為博覽會的舞台，特別是圓環的設計，那是透過長而連續的道路所產生的開闊視覺，是一種透視法的實踐，猶如外科手術般將原本黑暗、封閉、充滿犯罪的地區打開，將明亮的光線照進巴黎。
博覽會也影響了現代百貨公司的樣貌。作者認為1860年代蓬勃發展的百貨公司是孕育自1830年代巴黎到處可見的「新奇商店」（magasin de nouveautés），從販售單類產品的小店逐漸發展成各式各樣商品的百貨公司。然而，會成為現代百貨公司依攤依櫃安排，以及光彩奪目的建築設計，就要提到1869年法國玻馬舍百貨（Le Bon Marché）─在建造時，老闆薄希可（Aristide Boucicaut）找來設計師將賣場設計成較接近倫敦萬博水晶宮展場那樣鐵架玻璃的巨大空間，這種鋼鐵與玻璃、光線與視線的奇觀空間與倫敦萬博觀眾的經驗在本質上是相同的。而博覽會與百貨公司也搭建出身處遙遠國度、夢幻世界的景致，也是陳列商品、演出奇觀效果的空間。在帝國主義崩解、殖民主義消失的今天，還是可在逛百貨公司時感受博覽會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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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Wiki–1990年世界博覽會(戰神廣場) |
從粉絲到偶像的日本，做為文明開化的博覽會
話說1862年，德川幕府為了讓歐洲諸國承認江戶、大阪、兵庫、新瀉的延後開市開港，派遣竹內遣歐使節團前往歐洲，成員之一正是日後明治維新時期提倡「文明開化」的福澤諭吉。一行人抵達倫敦時正好是第二次倫敦萬國博覽會的開幕之日，使節團一行便穿著日本江戶時期武家的半正式禮服「紋付羽織袴」出席開幕儀式，頓時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日本的「特異」意外成為博覽會的展品之一。如同薩伊德（1999[1987]）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指出，所謂的東方是歐洲對東方想像的再現，使節團在巴黎謁見拿破崙三世時就有傳出他們身上穿的不是「金線縫製或是織繡詭異龍紋圖樣」的中國服裝，而是「狩衣與烏帽子」的日本傳統服飾，法國人因而感到失望。換言之，日本人成為歐洲帝國視線所觀看的對象，也被編入帝國展示的空間。不過日本相對地也藉由此機會凝視著歐洲，日後更多次派遣使節參加1867年巴黎萬博和1873年的維也納萬博。
參加過三屆萬國博覽會的日本究竟觀察到了什麼？作者分析佐野常民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指出當時明治政府了解到博覽會作為開化民智的重要角色：不只是商品展覽，更是依據部門、類別加以區分，讓人們在巡覽這個有秩序的空間時不知不覺透過眼睛所見來學習「未曾知見之物品」。博覽會具有「眼目教化」的功能，藉由科學知識將視線再編以達到文明開化、現代化之目的，這也影響到日後日本一系列以文明開化為號召所舉辦的博覽會，甚至是將殖民地也納入博覽會的動員行列。
博覽會的時代也是帝國主義的時代，博覽會使科技、國家的發展以及帝國的擴張全部合為一體。帝國獲取殖民地，並將殖民地於博覽會中展示，不只滿足了帝國內民眾獵奇的心態，更映襯帝國國民的優越性。另外，經由展場空間與視線的安排，帝國也將其世界觀傳遞給其國民，如同1889年巴黎萬博就再現了殖民地聚落，那些符合殖民主義視線的「人種」具有的「卑劣性」，透過民族學式的實物展示被觀眾「發現」。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日本參加或是主辦的博覽會，其不但將有日本特色的工業產品、農產品送至萬博參展，也同時將愛奴人送去參展。不過，在清日戰爭以後，日本館的空間安排離歐美大國越來越近，展覽空間也跟歐美大國展館越來越接近，在日俄戰爭前，日本館已在亞洲各國之首，歐美之後，代表著白人優越主義將「日本」當成「東方的希臘」納進其優越主義的框架。對內，日本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也仿造萬國博覽會的模式，設立臺灣館、滿州館、朝鮮館等殖民地展館，將各地的農工產品、生活器具、甚至是原住民也搬至博覽會會場。
從1862年被萬國博覽會展示，到1940年主辦東京萬國博覽會，日本先以學習者的身分向歐美取經，在文明開化地現代性追趕中，逐漸成為現代性在東亞的代言人，進而定義日本帝國自身所認定的現代。博覽會是帝國主義的祭典，也是現代性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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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万国記念公園 網站 作為題目館一部份的太陽之塔 |
本書對臺灣研究之影響
做為一位社會學者，吉見俊哉試圖透過博覽會建立「奇觀的社會理論」，但其豐富的資料以及對現代性的論證，更影響了近現代東亞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曾被日本殖民過的臺灣。
舉例來說，呂紹理的《展示臺灣》便是在《博覽會的政治學》的基礎上，以勸業共進會、始政四十周年暨年臺灣博覽會為例，探究展示臺灣與殖民統治的關聯、殖民者建構何種「臺灣」的形象以及秩序觀、知識觀與異/己觀、透過何種殖民知識來建構此形象、還有被殖民者如何理解博覽會所建構的形象。
范燕秋的〈「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臺灣的衛生展覽會〉則是討論1910年代臺灣「衛生展覽會」的初期發展，釐清殖民地衛生展覽會為何以及如何出現；探討殖民地的衛生展覽會如何透過「視覺化」的方式，促成衛生科技知識的生產及流通，呼應《博覽會的政治學》提到日本將博覽會作為眼目教化的功能，進而達到文明開化。
另外，吉見俊哉也提到博覽會與鐵路結合後，更刺激了觀光旅遊。陳煒翰的《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便是結合吉見俊哉與呂紹理對旅遊、展示與權力的觀點，提出帝國皇族到殖民地旅行時，殖民政府的作為是有「向上展示與向下展示」的現象，對皇族展現其政績對被殖民者展示帝國的權威。
結語
本書內容之豐富、論證之精采不僅可多個領域對話，更歡迎不同閱讀興趣的讀者跨越時空進入每個萬國博覽會，找尋與自己關懷相呼應的議題，如果更深入地閱讀，你將會發現這本書亦是博覽會的博覽會。
延伸閱讀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范燕秋（2008），〈「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臺灣的衛生展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頁65-124。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臺北：玉山社，2014。
作者簡介：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中西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中西醫師。
臺南安平人。興趣是聽故事也樂於分享故事，主要研究關懷是傳統事物與現代社會的對話與互動。大學八年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世界觀跨越，也逐漸思考著傳統醫藥如何與現代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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