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arah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碩士班)
※本文參考自《繪製愛滋病:一段傳染病的視覺歷史》(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
引言:傳染病的空間性上,地圖集雖嘗試劃清地裡疆界生成一套「不分裂的文本」,透過布局排除爭議的思想、假設與事實。當愛滋病的視域進展到微觀層次,模糊的病癥攝影與不即時的地理圖表逐漸被體制漠視,驅離於科學研究的核心進程;當電子顯微鏡以視覺優勢,重新召喚過往科學佔據過的正統性地位,但是先入為主的預設,例如性少數、殖民地、貧窮與性濫交幾組象徵落後的詞彙,卻遺留在愛滋病的肌理成為難以抹滅的起源。
Engelmann. (2018). 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kas Engelmann在2018年發表《繪製愛滋病:一段傳染病的視覺歷史》(Mapping AIDS: Visual Histories of an Enduring Epidemic),進一步將愛滋病圖集(atlases)當中的視覺隱喻帶往了全球政治治理,串聯了空間地理學、後殖民理論、科學與技術等相關領域,藉由影像的「剪裁(cropped)」、「裝裱(framed)」、「組裝(assembled)」和「注釋(annotated)」,再到空間的「層次 (levels)」、「網絡(networks)」與「集合(assemblages)」等不同時空尺度,試圖拆分並還原了醫學影像的潛在暗喻以及政治性。八○年代初期,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宣布首起愛滋病病例,1986年第一本愛滋病圖集出版,作為生物醫學實作與愛滋病醫療觀點的說明。作者在內文中蒐羅自第一版愛滋病圖集以來(1986-2008)的各式圖集,並將其發展分為以下三種進程,包括:臨床照片(clinical photographs)、疾病地理地圖(geographical disease maps)和病毒模型(models of viruses),反應科學與文化對愛滋病的主觀與客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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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愛滋的三種格局
本書有三個主要部分:看見帶有愛滋病(AIDS)的身體(1 Seeing Bodies with AIDS)、看見愛滋病的空間(Seeing Spaces of AIDS )以及將HIV看作愛滋(Seeing HIV as AIDS);章節的關係突顯視角之間的變換,先從局部到全觀、平面到立體、再到宏觀與微觀,不同階段則指涉了疾病發展的歷時性進程與對應的認知觀點,欲藉由此多向度的叵析加以釐清醫學影像/圖集的視覺政治性。Lukas Engelmann認為疾病有兩種認識途徑,第一種是形象化的連結,第二種是經由視覺呈現的空間隱喻,攝影、地圖與模型分為可以做為視覺化的產物。Lukas Engelman對圖集的討論集中在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的視覺工具,不只是照片的彙整、分類,而是以照片取代量化的人口統計。圖集的特點在儘可能蒐集具標誌性的照片,透過顯著的病癥增加其對比度與關聯性,確立其可識別與標準化的診斷過程。這種加工過程近似於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所稱:「為增加科學研究的凝聚力而劃分的實踐[1]」,從「意識形態的碎片梳理出科學的內核」,但是在一方面,即使現代醫學以追求穩定、捕捉典型特徵為目標,患病器官卻是一組複雜且持續作用的身體構造,在未進入常態科學前難以估算預測性。作者認為,這必然使愛滋病圖集殘留不確定與模糊的要素成分,使愛滋病仍會捲入一個由隱喻和刻板印象所支配的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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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愛滋:被看見與不可被看見的暗喻
在傳染病的空間性上,地圖集雖嘗試劃清地裡疆界生成一套「不分裂的文本」,透過布局排除具有爭議的思想、假設與事實,將抽象的、不可見的愛滋病,轉而以地圖為工具體現可視化的模式。愛滋病於肇發期間以體液交換為主要傳染途徑,透過全球移動鏈高速擴散,即打破地圖做為一種封閉且靜態系統的平衡。更全面地說,地圖不僅呈現過時的偏誤,在患病人口的分布上,亦反應其強勢文化早已先入為主的預設,性少數、殖民地、貧窮與性濫交幾組象徵落後的詞彙被視為愛滋病神秘的起源,對照製圖過程的理性、科學化、生物醫療的高度進展,部分地形成國族與科學技術的階級關係。當愛滋病的視域進展到微觀層次,模糊的病癥攝影與不即時的地理圖表逐漸被體制漠視,驅離於科學研究的核心進程。Lukas Engelmann指出電子顯微鏡的視覺優勢,便是重新恢復了科學的嚴謹(exactitude)、 精確(accuracy)與實證(empirical)態度,召喚過往科學佔據過的正統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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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在病徵與地理的污名
愛滋病作用於身上的知覺體驗,據Lukas Engelmann的描述,是一種失去身體與身分、失去群體與空間的感受。愛滋病有許多意象都與死亡相關,在病毒急速擴散的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已帶走全球超過千萬人的性命,成為目前為止最迫切的威脅之一。愛滋病毒通過體液交換侵犯人體,多數的案例都與直接的性行為有關,「性」在攝影、在地圖、或在病毒模型上都是「不可見」的舉止,這帶給愛滋病發源的空間位置隱密且難以得知的障礙。Lukas Engelmann透過地理學與視覺政治進行一場醫學影像的除魅,揭示背後緊張關係的耦合,圖集以呈現角度的差異改變了愛滋病被認知的方式,經常有意的增強科學技術的主導地位,反應了人類對自然的掌控性。但是Lukas Engelmann強調。科學既作用於文化,也作用於地方(places),科學原本以為主動的介入可以任意地掌控疾病的散播的變異,後來發現科學方法亦有其侷限性,會被其環境所形塑,重新建基於社會。[1] 原文:The cohesiveness of any object of inquiry in the sciences is not a given, Bruno Latour has argued, but instead emerges through practices of dividing and of organizing appearances into well-defined objects.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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