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錄自《閱讀生命政治》之思想報導〈新冠肺炎下的生命政治思想論戰〉，（⋯⋯）為編者所加。
全球COVID-19（或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SARS-CoV-2）在進入二○二一年之後，並未有減緩的跡象，中國和歐洲各國都不斷爆發新一波的疫情高峰，多次實施封城政策和其他緊急防疫措施。回顧新冠肺炎自二○二○年一月在中國武漢爆發以來，對全球政經局勢已經造成相當劇烈的衝擊，許多汽車大廠（像通用和福特）或是一些知名時尚品牌Prada，Armani，都改為生產防護衣、口罩等防疫用品，整個全球產品供應鍊正經歷重組。前所未見的全球大傳染也侵襲專業技能、科學知識和國家地位，模糊了民主與威權政體的界線。各個學科領域都在談疫情，透過病毒重新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以及提前部署之後所謂的「後疫情時代」。簡而言之，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擴散似乎帶來了病毒論述的過度生產。本文主要目的是要釐清一些和疫情有關的思想論戰，反思疫情衝擊下的生命政治情境。
首先發難的是當代義大利最重要的哲學家阿岡本。他於疫情在歐陸（特別是義大利）爆發之際，就在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義大利文刊物《混成曲》（Quodlibet）發表評論，隨即被翻譯成英文〈大疫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an Epidemic）迅速在網路媒體流通，引發廣泛討論。阿岡本引述義大利官方機構的資料指出，只有一○％到一五％的感染個案會有嚴重的症狀，絕大部分都屬於輕症。阿岡本對於客觀事實及義大利和整個歐洲後來的疫情發展的掌握是否精準，也許值得再商榷。大體上阿岡本認為整個義大利社會對於疫情過度反應。政府部門的運作已無異於軍隊，為了對抗病毒傳染，以衛生和安全為由採取的緊急措施坐實了例外狀態常態化的治理模式，包括封城、關閉學校和公共設施的緊急措施成為日常生活情境，嚴重侵犯人民的自由。這樣的觀點事實上貫穿了阿岡本長期以來的著作，如同他認為集中營就是現代政治普遍的治理模式，民主與極權體制之間存在著祕密的連結。阿岡本同時也認為這樣的緊急措施和社會大眾的集體恐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彼此相互強化。可惜的是，阿岡本並沒有舉證政府如何挑動人民的集體恐慌，藉此證成緊急措施的正當性。
阿岡本發文隔天，法國哲學家南希立即以〈病毒的例外狀態〉（Eccezione virale）一文作為回應。南希反對阿岡本將新冠病毒傳染「常態化」，視之與一般流行性感冒相同。南希顯然比阿岡本更能掌握醫學上的客觀事實，畢竟新冠肺炎現在尚未有絕對可靠的疫苗，而且它的症狀多變，不同於流行性感冒，對身體各器官功能可能會有不可逆的後果。南希強調傳染病和防疫的問題涉及生物、科學、文化等面向，不能像阿岡本那樣把問題簡化成政府措施。不過南希並沒有進一步具體分析那些複雜交錯的面向。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不應忽視個別情境，直接將任何單一的理論模式套用到有關病毒和防疫措施的討論上，不論是傅柯談的隔離措施或是阿岡本的「例外狀態常態化」。
緊接著是另一位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加入論戰。艾斯波西多認為南希拒絕涉入生命政治是不智的做法，顯示他對生命政治全然負面的理解是一種誤讀。對艾斯波西多而言，生命政治已是無所不在、無法迴避的事實。生物和基因工程介入傳統上被認定是自然過程的生育與死亡、生化恐怖主義、移民管制、乃至傳染病，在在都是生命政治的課題。即便如此，艾斯波西多還是提醒我們必須具有歷史意識，必須關照不同歷史階段的生命政治模式的特殊性，也必須區分近期的事件和長期的過程。醫學的政治化也許是通則，但是當前防疫措施如何透過醫療行為進行社會控制，恐怕還是得有更確切的個案論證。艾斯波西多在文章最後指出，義大利的疫情反映的比較是公共性權威的崩壞，而不是極權主義權力的擴張。這樣的釐清無疑也提醒我們不應該過大誇大阿岡本「例外狀態常態化」和「民主和極權體制的祕密連結」。我們是否也該區分類似集中營裡的那種永恆的例外狀態—也就是再難以想像的違反人性的罪行每分每秒都可能發生—和暫時性的、策略性的，而且是可協商的例外狀態？
思考與書寫方式向來頗為好戰的紀傑克自然也沒有錯過這場論戰，以他一貫的超音速學術生產效率在二○二○年三月底左右就出版了《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震撼全世界》（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一書。紀傑克首先指出，包括隔離、停班停課、限制和禁止公共活動等防疫措施導致人們不敢觸碰他人，加深彼此的不信任，也改變了我們和自己身體的關係，任何一點小症狀都可能引發焦慮和恐慌。他認為當下的肺炎疫情帶來的是一種「新野蠻主義」，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的基礎。我們不可能把它當成只是一次的意外事件，或者天真地以為等到確診率和死亡率到達一定的高峰，疫情「自然」就會舒緩，我們就能很快回歸常態。相反的，新冠病毒的威脅會一直延續，對全球化市場和國家主權都造成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衝擊。
紀傑克格外關照我們對於疫情的理解如何被「傳染病意識形態病毒」感染，包括各種假新聞、偏執的陰謀論、種族主義等。他甚至認為，想像一種超越民族國家、會自己實現全球團結和合作的另類社會也是意識形態病毒。紀傑克以他慣有的反諷口吻指出，重點是我們為什麼需要災難才能反思我們所處的社會的基本特性。必須強調的是，紀傑克並不認同上述阿岡本的批判，隔離或其他防疫措施的確限制了我們的自由，但是病毒的感染與擴散卻也帶動了新型態的地方性與全球性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團結。令人好奇的是，紀傑克在批評另類社會想像的同時，卻把他個人的共產主義願景寄託到事實上已被其他許多國際媒體嘲諷變質為CHO的世界衛生組織（WHO），主張要賦予世界衛生組織更多的執行權。他也如同許多左派學者讚賞中國防疫的成效，忽略或無視中國政府封鎖疫情，壓制關於武漢病毒的調查和研究。他們甚至歌頌中國對外輸出醫療援助，但事實上中國輸出的篩劑口罩和醫療物資大多不符合國際標準，而且並不如他們的大外宣所宣稱的捐贈而是交易買賣。
例外狀態與它的例外
討論到這裡，我們還是要回到先前的提問，哲學家們關於肺炎疫情的論戰，在多大的程度上深化或改變了我們對於當前生命政治情境的理解，乃至於反饋、修正或重塑生命政治理論概念和框架？印度學者杜薇維蒂（Divya Dwivedi）與蒙罕（Shaj Mohan）從宏觀的歷史、複雜化的角度理解「例外（狀態）」，將人類視為「技術例外的製造者」。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包括疫苗注射等人類對生態系統或自然時間性的介入（interventions）都是例外狀態，而當代生命政治論述經常忽略人類與其他物種或生命形式的連結。正當世界各國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而進入封城和限制觀光旅遊的「例外狀態」，也就是當人類為了自我防護避免病毒感染而減少移動與生產活動時，無意之中，數十萬隻海龜游上印度海岸產卵，北極的臭氧層也出現修復現象，這是否可稱之為「例外狀態的例外」？在防疫期間大量使用的口罩、防護衣、酒精、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用的化學產品，又會對其他物種生命和生態環境造成什麼衝擊？以自我防護為目標的生命政治措施，該如何能回應其他物種生命對於物質環境的要求？更根本地問，我們的思考是否被某種僵化的生命政治框架所綁架？
生命政治作為一種治理模式不僅在例外狀態也在常態之中運作。我們不僅關注包括隔離的種種防疫措施如何侵犯人權，也不能無視更為隱形、自動化的常態性權力運作。除此之外，英國學者羅倫奇尼（Daniele Lorenzini）也從傅柯的角度強調生物權力（biopower）和種族主義的連結。這樣的連結不論在常態或例外狀態，都顯示在生命政治的治理下，生物的連續體被斷開成不同種族群體的等級，不同的種族接受不平等的醫療照護，也因此暴露在不同程度的風險。口罩、酒精、各種防疫物資的價格在許多國家都迅速飆漲，而經濟收入較低的族群顯然更受到隔離和停班的衝擊。雖然在亞洲、歐洲和美國也有不少經濟能力較強的人感染，例如在臺灣的疫情初期，確診者最大的族群是出國旅遊者。但是貧窮、人口密度、食物與營養供給、是否為慢性病患者等都是感染風險的客觀因素。普遍來說，低經濟能力階層、貧民窟、移工宿舍等都暴露在較高的感染風險，這點從在臺灣的東南亞外籍移工確診個案不斷增加就可看出。羅倫奇尼所說的差異化的脆弱性涵蓋的層面似乎不限於種族，大眾運輸司機、送貨員、藥師等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群體都暴露在較高度的風險之中，他們是不是也可以被界定為「防疫照護工作者」甚至是「防疫英雄」，醫療權利更應該受到重視？羅倫奇尼最後提醒我們，「危機」可能是一種意識形態圈套，讓人盲目尋求立即性的對策，卻又不願意真的改變既有的生活、生產、旅行等等的方式。
從歷史脈絡來說，自十七世紀早期現代時期以來，健康衛生已然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緊扣著政體的生產能量和戰鬥力。不論是霍布斯、盧梭或孟德斯鳩等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家也大多強調，共和政體有責任保護人民免受病原感染。生命政治的免疫力防護一直以來都是要維護地理、生態、物種和物質的界線，但病毒或任何傳染型的微生物讓界線顯得危脆（precarious）。特別在當前的全球化情境中，病毒的擴散和演化路徑愈形複雜、愈不可測，病原與宿主偶發性的連結讓傳染病不斷衍生出新的症狀。
（⋯⋯）
「後疫情」的想像
弔詭的是，在肺炎疫情尚未明朗更別說是減緩或結束的情況下，在慢性病愈來愈普及的時代裡，我們卻同時看到「後疫情」論述或想像正在各種社交媒體、產品促銷、學術活動和公共論壇中急速擴散。主題包羅萬象，涵蓋國際關係、全球產經結構、生技醫療趨勢、城市營造、飲食生活、旅遊、藝術實踐……到世界的樣態。這些論述與想像不乏對疫情衝擊提出全面性評價，作為「疫情過後」全球政治、經濟與公共衛生的政策方針。在當下的情況，「後疫情」的說法其實讓「提前部署」和「延後／長部署」失去區隔。「後」並非真的是時序上的結束，如同在當前的慢性病／病毒時間性裡，並不真的存在或者已不可能談論終點和終結。「後」如同病毒變種和重新組合，衍生出延後、延長、迂迴、擴散等不同含義，一種提前到來的不確定的未來，纏繞著此時此刻的我們，逼迫我們不斷去言說和描繪各種未來的圖像。我們不禁懷疑，當下這股對於後疫情形勢和回歸常態的著迷是否暴露出我們在逃避根本的改變。為什麼北半球諸大國對於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反應遠不及於對新冠肺炎的反應急迫？
當我們面對疫情的時候愈是驚慌，我們會更焦急要改變什麼以便快點「回歸正常的生活」。相反的，相信、期望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自然會摧毀資本主義，似乎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逃避主義，畢竟我們已經充分瞭解面對疫情需要針對人力、物資、空間、行動各方面做必要的部署。最根本的問題是跳脫既有的常態與例外狀態、可能與不可能、樂觀與悲觀、主動與被動之間的區隔。從前面的精神分析倫理學的角度來說，如果想像「後疫情」時代有任何意義，不在於「回歸常態」，而在於改變構成我們所熟悉的日常世界的要件，改變飲食、生產、移動、生活的方式，以及資本主義使我們不斷消費、旅遊、享樂的刺激。
且讓我用一個精神分析界流傳已久的笑話為本文作結。一位病人掛號看診，精神分析師先問助理該位病人的狀況是否緊急。助理回答，「不，病人看起來還算穩定，運作的還可以，還能適應現實狀況，不算緊急。」分析師大叫，「那不行，我最好趕快看看他！」
本文由春山出版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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