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旭鈞（長庚大學醫學系四年級）
一、前言
「未來學」已是多年來的熱門話題，亦有學院成立「未來學研究所」，而《人類未來方程式》（The Future of Work and Death）就是一部與未來學密切相關的紀錄片。該片從技術發展的角度分別切入工作與死亡的可能未來，訪談生物學家、「未來學家（futurist）」【註1】、跨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註2】、生命倫理學家、人類學家【註3】與企業經營者。這顯示出本片的視野與參考對象，甚至是立場：作為一部以技術發展為前提的紀錄片，其關懷不在於描繪某特定技術的遠大前程，而是關注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與衝擊，並盡可能「兩造並陳」。
兩造，是何兩造？洪靖在對本片的評論〈樂觀或悲觀看待科技？導讀《人類未來方程式》〉【註4】中指出，科技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與科技悲觀主義（techno-pessimism）是人類在面對技術對社會之影響時的態度。洪靖博士從技術哲學的角度出發，爬梳人類歷史上對技術的幾種立場，並指出本紀錄片採取如何不同的態度。洪靖認為本片並未在悲觀與樂觀間選邊站，既不美化技術，也不對之過度警戒，而是對科技與技術之關係，採取「共伴（co-accompaniment）」態度：不要預做決斷，也不能撒手不管。
對稱且謹慎的敘述方式，確實讓本紀錄片得以容納不同面向、立場的說法，使觀影者得以在未來學對技術的裝飾與警示間，摸索思索技術、應對未來的可能方案。然而，本片的主題與關懷範圍，未必全然如此對稱；此外，本片的部分預設也可能使之略過一些應被追問的議題。以下將先討論本片的二項主題，「工作」與「死亡」，以釐清本片的論點與閾限。
二、工作：經驗的對照
本片從製造業、醫療產業、金融業的自動化與機械化，談工作如何可能被取代。這些取代與技術發展基本上都難以反駁。對照個人在二年級「初步見識醫院」課程時，曾聽精神部主任談到：「你以為醫生工作不會取代？什麼病人比較想要有人情味，只有外科醫師那些工匠才會被達文西手臂取代。可是沒有喔，調查做出來大家還是比較想要被機器看。我們內科醫師也會被取代。」三年級時，解剖學課程中的病理科醫師演講，則提到醫院如何使用資訊技術判讀病理切片，但同時強調醫師不會被取代。
基本上，本片訪談者提到的上述三個行業中，醫療產業大概是最多人認為「難被機器取代」的工作，或者只會被部分取代。然而，醫療現場的焦慮，似乎部分呼應本片的說法。當然，上述的學習經驗只呈現醫學界的部分觀點，也有許多報導與研究再三指出「患者較偏好醫師而非AI」。【註5】
本片接下來談到的工作危機，基本上只走一條路：失業。藉由探討失業，以及失業背後的其他更多提問，本片完成關於工作的探問。這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一）指出必定有轉換期，但轉換期中間的事情似乎有很多風險；（二）工作到底是否真有必要？；（三）轉換期不是中性的，可能涉及到政治的重新分配。
在談（一）轉換期時，他們指出現在有大量大數據分析的職缺（20萬個），且工作的「型態轉變」可能是從原本現在的工作轉移到「對機器進行編碼／寫程式」的型態。這件事情相當真切，在台灣也是如此：聯成、巨匠、台大、資策會及其他多所院校皆開設工程師訓練班，教導如何寫程式，報名人數增幅極大【註6】。此類課程的興盛呼應著就業市場的需求。這意味著，本無資訊科學背景者，在進修程式語言後，可能成功找到前端工程師的工作。我們確實身處轉換期中。這不是任何人可以說「好，現在開始」才開始的事情，也絕非說出那句「開始」才會真正開始。邊界是模糊的。
當然，許多受訪者都意識到了問題——轉換期間，終有大量的人要失業。他們也指責另一群受訪者——許多自稱「未來學者」、「跨人類主義者」——只會裝飾出未來的美好圖像，卻刻意迴避人類的基本需求，以及如此轉換將帶來的龐大代價。而未來學者則會提出「新盧德主義分子（Neo-Luddites）」【註7】作為回擊。這是一種普遍、科技至上主義者的論調，我們應該不會太陌生，因為英國的技術官僚C. P. Snow在提出「兩種文化」時，就罵人文學者是「盧德主義分子」。【註8】
在談到（二）工作之必要性時，我認為未來學家並未被駁倒。無論是援引馬派思想或是直搗「生命意義」，基本上都還是可以讓觀眾接受並支持「少了某些工作，我們可以探問人類的真義」的論點。然而，重點其實還是在（三）：政治手段與重新分配。受訪者之一、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與哈佛大學的Vivek Wadhwa甚至說：「我懷疑那些人有沒有靈魂，他們是否有人性價值？我擔心極富的人不與人接觸，缺乏人性。」無論這樣的語言是否公允，我們應該都還是會同意，以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想要走向後人類或全自動，都必然是一場災難與惡夢。受訪者紛紛以美國為例，Martin Ford則指出「美國一半的人口都很保守，不太認為市場真的需要控制」。以第一世界為中心的全球，必須重新分配資源，但至少從美國的觀點而言，這一切就有極大困難。
我認為本片在「工作」的討論，成功並陳兩造，並也非常誠實地呈現自動化技術取代人類工作的必然未來及其弊端。片中，本段落以顯示「貧富差距」的數據作為小結。這不只是呼籲政治改革以應對未來，更是以此討論為窗口，提醒觀眾當代當下的政經體制造成的實際問題。未來的問題，關乎今日。
三、死亡：斷裂的接面（interface）
本片在討論「死亡」時，呈現手法就出現了斷裂。或者，是討論議題並沒有辦法緊密接合。不過，當跨人類主義者以「腦機接面」討論意識的存續，其生命／死亡觀本就充滿斷裂。這似乎難以避免，畢竟接面（interface）本身不就意味著斷裂嗎？
什麼是接面？「我們不取『介面』而改用『接面』，希望回歸較偏向『不連續』的原始用法：『接面』就是物質與物質或介材與介材交接所形成的表面或接觸面。」【註9】廖朝陽在援引各種說法來談他的接面概念時，指出是兩種不同的介材，彼此交互作用、試圖平衡，當然也可能爆炸。而本片在談死亡的時候，也正充滿各組「兩種介材」之間的對立。例如：肉體與機器、被重視的病與不被重視的老化。
本片在「死亡」這段的探討方式是「接面」的。會讓人發現其接面，就是因為接不起來：本片首先探討「延長壽命」的可能，接著跳出去討論機器化的人類意識，最後卻又突然跳回來談到「延長壽命或不死可能造成的資源問題」，且談論此問題的方法明顯是回到具有肉身（embodied）的延長生命。這是斷裂的。因為如果採取前者的方案，後者不會發生——當我們看到Istvan與Scott在訪談中一下被節錄「上傳到電腦的意識」一下又在談「拿證照才能生多於一個小孩」，是很奇怪的事。這樣的斷裂，究竟意味著什麼？跨人類主義者對於生命與死亡的想像，可能是混亂的，他們對於未來社會面貌的想像，也因此有了漏洞。
接面也存在於「上傳」這件事情本身。當人的意識透過被機器保存而得到永生時，永生的是機器裡的意識，不是具身的人。甚至，這樣的上傳其實是一個人格的讓渡，把人格從腦讓渡到數據身上，這具有本體上的不同。N. Katherine Hayles曾透過文獻爬梳，指出後人類的種種思潮建基在對於訊息的去身化（disembodiment）與去情境化，然而訊息才不會這樣自然地流動。【註10】本片固然戮力呈現「跨人類主義者」的種種立場及其反方說法，但是卻沒有去問什麼是人類，什麼是「跨人類」——彷彿跨到數據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現象，彷彿跨人類是不說自明的理論。並且，似乎也沒人想要討論被數據化的人類意識，如何可能實踐民主（如投票）的行動，更遑論如何避免中心化的數據處理方式可能帶來的極權統治。
本片毫無疑問著眼於大問題。但是，有一些更基本但重要的問題只是輕輕帶過：例如，醫療化（medicalization）與失控的正常。技術哲學家Ciano Aydin曾批評跨人類主義者在無視處境與脈絡的情況下，草率界定出「正常」與「增能」的概念【註11】；「正常」在STS及相關學門中，也是一個被挑戰的概念：曾經，就連女性的更年期也被當成「不正常」的病態現象來處理，須廣泛施以荷爾蒙替代療法（HRT），但隨著其乳癌與失智症之風險在2002年以後被廣泛討論，北美停經學會（NAMS）開始支持其他草藥療法的試驗，人們也逐漸將其歸為老化的一部分。【註12】而在本片中，老化現象被視為病態，或者醫療應該解決的問題，而其動員的大量論述及其反對者都在本段落中失蹤，只剩下跨人類主義者如Istvan「不支持延長生命是種犯罪⋯⋯就是在支持殺人」的宣稱。
四、西方，太西方的？
本片以美國的技術與政治經濟現況為討論出發點，並強調應該由第一世界進行改革，以解決現在的問題，以因應（如果現在不改變則）可能更加不平等的未來。片中援引的種種案例、攻防、體制，全部都是西方的。然而，在地世界（local world）的生活真的足以被西方的模式描述、規範嗎？
西方框架下的「平等」，如果放到本片著眼的烏干達，則會變成將西方（改革後）的體制與物質強加在這個非洲的國家上。然而，非洲有繁多的部落，有自己的信仰。西方規範的影響在二十世紀的後殖民反思中已經清楚呈現，種種醫療人類學的研究也呈現出現代世界之不現代。當西方的跨人類主義者或未來學者們自居為未來的救世主時，可能還是要看看殖民史。誠如本片中採訪的英國作家Will Self所言，這些討論未來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後啟蒙的（post-Enlightenment），而帝國主義中暗含的「啟蒙」也已造成當今的難題。
本片的製作者可能同樣沒有意識到此事，只將烏干達及其居民【註13】作為「不平等」的受害者，卻忽略一件事：就算將第一世界的資源貫注其上、平等分配，世界依舊不會依照西方人想的方式轉動，烏干達人的受苦也不會因此而解決，因為「資源分配」這種去歷史化的觀點，無法分毫說明文化與歷史、殖民與帝國主義，在烏干達的糾纏。
五、結語
透過本紀錄片，我們可以看見部分未來學家、跨人類主義者如何以種種願景裝飾著技術複合體的未來，也能看見另一群人疾呼示警。本紀錄片提醒觀影者思索改革的必要，也指出由技術引致的工作與死亡之未來處境，將直接質問人類的本質。我們固然要與技術「共伴」，但是「共好」的願景，則有比本紀錄片主軸更深沉而複雜的面向。穿過未來學對技術的裝飾與警示，我們必須重新思索，在技術成為前提的時代裡，究竟何謂「共」與「好」。
【註1】本片中擁有此頭銜者甚多，如Gray Scott、Martin Ford、Peter Cochrane⋯⋯等。
【註2】本片訪談的Riva Melissa-Tez與Zoltan Istvan皆是跨人類主義倡議的重要人物。見https://www.kurzweilai.net/transhuman-strategies
【註3】片中的人類學家是Joanna Cook。相較於本片眾多的未來學家，人類學家對種種問題的著眼點，顯得相當不同。Cook任職於倫敦大學學院。她的研究主題與東亞的宗教相關，是一名醫療人類學家。見：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people/joanna-cook
【註4】洪靖，〈樂觀或悲觀看待科技？導讀《人類未來方程式》〉，Giloo影音，Aug 20, 2019。取自：https://giloo.ist/readings/420af5e5-100d-44ff-ac2f-e004b70ce582
【註5】相關研究與報導極多，僅舉例：Carolyn Ritter, Patients Are Resistant to Medical AI and Prefer Human Medial Providers, New Studies Finds. New York University, Sep 10, 2019. From: https://www.nyu.edu/about/news-publications/news/2019/september/patients-are-resistant-to-medical-ai-and-prefer-human-medical-pr.html
【註6】蔣曜予，〈為何大家擠破頭也要學Python與C++？程式語言有什麼重要？〉，數位時代，Feb 19, 2020。取自：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455/ntu-cool
【註7】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工業革命與自動化機械使大量工人失業。以盧德（N. Ludd）為首的工人群體主張此新技術將奪走更多工作，故砸毀工廠裡的新進紡織機，阻撓新式科技的引進。此後「盧德主義」、「新盧德主義」便經常被用來指涉反對技術革新的行動與思維。
【註8】C. P. Snow，《兩種文化》，林志成、劉藍玉譯（台北：貓頭鷹，1953/2020），頁77。STS學界對Snow的觀點頗有批評，如David Edgerton認為Snow的觀點始於一種「自由派的軍國主義」，扭曲英國的技術史。傅大為則認為「兩種文化」的談法忽視科學本就浸潤在人文社會世界中；在1990年代「科學論戰」與震撼文化研究學界的「Sokal事件」後，傅大為則呼籲科學與人文要超越這種框架。詳見：（1） David Edgerton，〈反歷史的C. P. Snow〉，傅大為、雷祥麟、吳嘉苓《科技渴望社會》，頁118。（2）傅大為，〈兩種文化的迷惑與終結——從Science Studies觀點看「索可事件」、「科學戰爭」〉，頁14。
【註9】廖朝陽，〈接面（Interface）〉，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群學，2019），頁219-220。
【註10】Hayles在指出此事的同時，也讓梅西會議（Macy Conferences）中的議程助理Janet Freed出場，對比出會議中掌權的男性與處理眾多會議資訊的女性，於「訊息的（去）實體化」可能有極不同的感知與想像。作為女性，Janet Freed謄錄訊息、以身勞動，「知道信息絕不會去實體化，訊息也不會自行流動」。詳見：Nancy Katherine Hayles，《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賴淑芳、李偉柏譯（台北：時報，1999/2018），頁151。
【註11】Ciano Aydin. Extimate Technology: Self-Formation in a Technological World (Routledge, 2021), p. 187.
【註12】Margaret Lock and Vinh-Kim Nguyen, An Anthropology of biomedicine (Wiley, 2018), pp. 46-47.
【註13】本片在引述烏干達醫師Nicholas Kamara的說法時，提到當地還在使用前抗生素時期的方法來治療滴蟲病，因為「沒人發明新藥」。這可能是翻譯或表達問題，因為滴蟲病是相當容易治療的寄生蟲症，有定型的治療方式，也是使用抗生素。當這位醫生提到「前抗生素時期」時，基本上就意味著他知道有抗生素時期的治療方法。問題應該不在藥物是否被「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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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旭鈞，2000年生，台北人，現為長庚大學醫學系四年級生，平時練習各式寫作。本篇評論改寫自2021年全國夏季學院之「技術哲學導論」課程作業；感謝授課老師洪靖對本文的建議與指導，以及「STS多重奏」主編劉湘蓉對本文的編輯、建議與審閱，惟文責由作者自負。本文經作者同意同步刊載於STS多重奏以及個人Medium。
審稿：STS多重奏編輯 劉湘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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