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氣象、科學家》書摘：〈氣候書寫的發明〉

 作者： 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

※ 本書摘節錄自 Deborah R. Coen 著，翁尚均譯（2021），《帝國、氣象、科學家：從政權治理到近代大氣科學奠基，奧匈帝國如何利用氣候尺度丈量世界》（Climate in Motion: Science, Empire, and the Problem of Scale）。麥田。第六章，頁239–247。

※ （⋯⋯）為編者所加。

本書封由麥田出版提供

第六章　氣候書寫的發明

一九○一年，奧地利科學院慶祝 ZAMG 成立五十週年。慶祝活動是在科學院華麗的禮堂內以帝國氣勢的排場舉行。學院的名譽院長雷納大公（Archduke Rainer）致開幕詞後，將後續交給了自由主義派的教育部長威廉．馮．哈特爾（Wilhelm von Hartel）。哈特爾有幸宣布了 ZAMG 一項雄心勃勃的新計畫：該機構積累五十年的觀測數據「將很快出現在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中，它將詳細描述我國如此多樣性之各地區的氣候，目的在於造福所有的人。」此計畫的宏圖，一方面在於實現對整個國家做出前後一致、有條理之描述的夢想，另一方面又要合理處理「各組成部分的多樣性」。本章將聚焦於這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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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書寫」（climatography）一詞在一八一三年進入英文，並在一八三○年代為德文所採用（參見《牛津英語詞典》）。但是，由於長期的區域天氣數據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提供，因此當時還不是一種定型文類。一八○○年之前，沒有哪一個觀測網絡能存在超過二十年。氣候書寫基本上是奧地利、俄羅斯、印度和美國這些大陸型帝國的作為。帝國的氣候書寫，最主要因應劃清帝國內部各「自然區域」邊界的需求應運而生，以此將各個區域間的經濟關係加以合理化並且整合。就像我們將在下文看到，如果要在變化持續發生的地方畫出邊界，其過程便需要關注多重尺度的現象。作為一種體裁，氣候書寫因此具有能讓局部─全體的相互作用及變化模式均清楚可見的潛力。

接下來要講述的環境書寫，便是這一文類發明的故事。《奧地利的氣候》（Climatography of Austria）是在地理學家尋求新的文體策略階段中所成形。美國地貌學家威廉．莫里斯．戴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在一九○四年主張，書寫現代地理學時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不能把地球單純視為「人類的家」，而應將地球當作最廣義之「生命棲所」。他建議將「本體書寫」（ontography）一詞用在地理有機的部分。「本體書寫」將是對環境之生理反應的空間分布的紀錄。如果將其置於時間順序之中，它將變成「本體論」（ontology），記錄「對不斷變化之地球的有機反應順序」。氣候書寫是應對此一文體挑戰的另一種解決方案，而以羅伯．尼克森（Rob Nixon）的話來說，這種挑戰就在如何對「分散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環境變化「擬定並給與象徵性的形態」。

本章以兩位具有共同背景和興趣的人（小說家阿達爾貝特．施蒂弗特和地球科學家卡爾．克雷爾）在一八四○和一八五○年代，用文學風格語言表述「奧地利難題」一事作為開場。（⋯⋯）我們將看到克雷爾和施蒂弗特如何各自磨練出一種書寫風格，也就是對於「小東西」的關注，比方從昆蟲的行為到苔蘚的形態，再到氣壓的波動等等，但其論述的目的在於闡明這些「小東西」在帝國以及宇宙間的重要性。接著，我們將探索氣候書寫此一意在解決哈布斯堡王朝尺度問題之文類的發展。為此，此種書寫一共動用了四個主要觀點：來自中央觀測站（記錄大氣現象進入和離開觀測視野時的情況）；中央觀測員（從上俯視整片地表大氣現象所產生的影響）；在地配合之觀測員（他們一起將目光投向天際）；以及在全國疆域內移動之個別測量員（或機械地或感性地記錄了大氣現象）。

宇宙書寫的傳統

但是，首先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什麼不算氣候書寫？」。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宇宙書寫」（cosmograph）都是融合描述環境物質特徵與人文特徵的一種文類。最近的學術研究認定文藝復興時期的宇宙書寫是受烏托邦理想鼓舞、具深刻人文主義和豐富想像力的文類。就像古代希臘羅馬的先例一樣，它既是自然史，又是民族誌，並且常常採用敘述形式。到十六世紀末，宇宙書寫實際上已經「消解」了：數學製圖學、天文航海、水文學和大地測量學（geodesy）等學科從描述性地理學、民族學和自然史等學科中脫離出來，前一類成為運用數學的「宇宙書寫者」，後者則可歸入「紀事者」（chronicler）的範疇。此後，以數學性和描述性模式來呈現環境的方法，其間的距離是越來越遠了。到了十九世紀末，人文科學設法定義自己的方法，以此表示與物質科學的方法不同，但氣候書寫打破了這一走向，並在詮釋和理解、事實和價值之間打破了日趨嚴格的區分。它試圖用文字和圖像來表示某一地區之氣象測量對其居民的意義。

在這方面，氣候書寫的發明可以與亞歷山大．馮．洪堡德宇宙書寫的復振相提並論。洪堡德的《宇宙：宇宙物質描述概要》（Cosmos: Sketch of a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於一八四五年以德文出版，被視為科普著作的典範。該書的旨意在於揭示自然界每一部分的相互依存關係。對於哈布斯堡的博物學家而言，洪堡德對於自然界「多樣性中之統一」的堅持特別具啟發性：

我們如果以理性態度思考自然界（意即以思想過程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它就是多樣性現象的統一體。一切創造物無論形式和屬性如何不同，都會和諧地融合在一起；那是一個偉大的整體……因有生命氣息而顯活潑。因此，對於自然之理性探究的最重要結果，乃是為這種巨大的力量和物質找出統一與和諧。

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科學家而言，洪堡德對文學風格的追求也具有啟發性，這種文學風格賦與測量結果活潑的效果，而不僅是經驗的再現而已：「對自然的描述不應該死板，不應該沒有生命氣息。僅僅臚列出通則，其結果就與積累太多觀察細節一樣令人望而生厭。」例如，洪堡德在介紹從高度經驗性出發且理論上頗受爭議的地磁現象時，並非根據測量經驗來呈現，而是透過口語論述看不見之地表下方與大氣高層之中磁場變化的假想原因。透過這些方式，洪堡德的「對宇宙的物理描述」原本可以樹立哈布斯堡科學界易於遵循的模式。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帝國─王國的科學家從《宇宙》系列中汲取了靈感，就像克雷爾最初對帝國所進行的地球科學調查是受洪堡德所啟發。朱利葉斯．漢恩在一八五九年洪堡德逝世的那年春天，就把四冊的《宇宙》看完，當時他還只是個高中生而已，而閱讀這些書的此種「嚴肅而有深度的消遣方式」讓他享受到「極大的樂趣」，這是當時他始料未及的事。（⋯⋯）然而，帝國的氣候書寫將是一種完全不同於洪堡德宇宙書寫的文類。

漢恩在其一八八三年的《氣候學手冊》中已經明顯不接受洪堡德在人類對氣候的定義中，其中隱含的理想主義。對於洪堡德來說，自然的統一性是由「思考之觀察者的目光」所賦與。相較之下，氣候書寫將氣候視為所有生物的共同現實。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它的觀點是以人類為中心的，這是出於實際目的，而非出於浪漫主義的理想。帝國─王國的科學家贊同洪堡德的觀點，即宇宙中許多「大」的事物僅在人類碰巧存在的這一尺度上才顯得「大」。但是他們從未提議全然放棄人類的利益。相反的，氣候書寫是一種專注於實際目標的文類，它吸引其生計取決於氣象預測的廣大讀者群。

氣候書寫與宇宙書寫還有一點不同：前者致力於（可能有人會說「痴迷於」）呈現在地的局部細節。正如當年的批評家所指出，洪堡德傾向於為了提出普遍概括的通則而忽略在地局部的差異：例如，關於火山的結論中僅描述一般現象，而不著墨各種火山現象的差異。同樣，他在提出欽博拉索山（Mount Chimborazo） 的植物地圖時，只將其視為植物生態與海拔高度的普遍關聯，而忽略了世界不同地帶之山區植被均有其獨特的形態。相反，氣候書寫者認為，即使在帝國的框架內（更不用說在全球的範圍內）在地局部的變異對於整體概況也很重要。

氣候書寫決心要使公眾對量化測量（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有所了解，而不是在文本中將這些測量的出現率降至最低，這也開創了新的局面。洪堡德承認，博物學家對於精確測量是樂此不疲的，但也得出如下結論：過分強調量化分析的結果，會使得他那時代的科學在公眾眼中顯得「無用」。另一方面，氣候書寫者則毫不懷疑自己可以教讀者看懂測量數據的意義。

奧地利的氣候書寫不同於洪堡德的宇宙書寫還有最後比較微妙的一點，那就是前者對德文使用的重視。先前主要以法文出版著作的洪堡德，後來認為《宇宙》只能用自己的母語撰寫。洪堡德撰寫《宇宙》的時候正是民族主義激盪、最後促成法蘭克福國民議會（Frankfurt Parliament） 成立的年代，這讓他對語言表現出浪漫、愛國甚至是神祕主義的看法：「因此，語詞不僅是符號和形式，它還能對思想自由的社群造成神祕的影響，並且在土生之地繁榮滋長。」相反，選擇以德文出版《奧地利氣候志》則是權宜之計：德文是多語種帝國的通用語文。

如果有人宣稱德文或任何其他語文是了解宇宙運作的優勢工具，那將招致帝國─王國科學意識形態的厭惡了。洪堡德假定語言和思想之間存在理想的密切關係，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科學家因體認到語彙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因此寧可維持數字與表格。簡言之，奧地利的氣候書寫與洪堡德的宇宙書寫有其相似之處，因為兩者都承載著「多樣性中求統一」的理念，並且都嘗試了定尺度的壯舉。然而，氣候書寫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地與局部那不可簡化的複雜性，並以量化的精準度達到務實的效果，而這正與十九世紀許多哈布斯堡王朝思想家對德國唯心主義的否定態度一致。

本文由麥田出版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