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一穎（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二）
評論書目：Gabrys, Jennifer (2016) Program Earth: Environmental Sensing Technology and the Making of a Computational Plane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本書作者Jennifer Gabrys是劍橋大學社會系的媒體、文化和環境研究講座教授，其長年關注於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跟感測技術（sensing technology）。Program Earth這本書可說是Gabrys所主持的公民感測計畫（Citizen Sense）的階段性成果。在過去公民科學、公民參與和感測技術的討論各自具有其脈絡，而Gabrys的研究計畫正是要串連起感測技術和公民參與。在現今感測技術已經成為科學研究、環境感測和數位通訊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時【註1】，公民感測（citizen sensing）亦成為一種公民參與的方式，尤其展現在環境相關的議題上，公民透過感測技術來獲取資料，進而能夠更深入的參與到環境議題的辯論之中。然而，過去的研究對於公民感測本身在不同場域之間的實地運作並沒有深入的討論，Gabrys所主持的公民感測計畫即是要透過實地田野考察，試圖理解環境運動如何在不同場域中運用公民感測科技進而民主化環境倡議。因此在計畫內區分成三種場域：「污染感測」（pollution sensing）關注的是感測科技如何被用來監測水和空氣的污染、「都市感測」（urban sensing）則是專注在智慧城市和永續發展計畫中如何運用感測科技、最後「野外感測」（wild sensing）是運用感測技術來定位和標記植物和動物的生活型態和棲息地【註2】。
在Program Earth一書中，Gabrys仍舊維持公民感測計畫的基本框架，但賦予了更多理論意涵。Gabrys認為當今普遍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發展，遍佈在地表的感測裝置改變了感測科技與環境之間的關係。Gabrys用「計算環境化」（becoming environmental of computation）來描述環境和感測技術相互建構的過程：環境既給予感測裝置資訊，但同時感測科技也重新構建了新的環境條件。環境和感測技術是相互影響，且也共同生成彼此存在的情狀。（Gabrys, 2016:9）這產生兩個方向的相互構成，一個是上述的感測科技本身受到環境影響而使得「計算環境化」，另一個是環境也受到感測科技的影響而使得「環境計算化」（environment become computational）或是程式化。
「環境」（environment）並不再僅是一個背景條件，被動的被感測技術感測而生成資料，環境本身與其他的實體（entity）一起增生（concresce）。而透過在環境中運用感測科技，運用感測科技本身成為一個實驗性的參與到將環境個別化（individuate）的方式（Gabrys, 2016:11）。這產生了一種新的實驗的概念，傳統的實驗是控制應變項，然後操縱自變項來理解應變項的變化。新的實驗概念則是用感測技術去探究到底在這個環境跟實體共同增生了什麼。可程式化的意義也不僅是過去在電腦程式運作中，程式會根據寫好的程式碼或指令循序執行，而是在環境中放入一組動態可操作的變動因素來操作環境（Gabrys, 2016:11）。這促使我們更仔細的揭開「環境」這個概念，環境可以視為是多重「周遭」（milieu）【註3】所組成的，周遭是在環境之內能夠交換和棲居的多重場域（Gabrys, 2016:12）。
既然環境是可程式化的，我們便有了一個新的看待地球的方式，不同於衛星將星球看成一個穩固的個體，Gabrys認為從數以萬計的感測器來看，星球也是可程式化的變動和可操控的實體，亦可以以資料來呈現，其都是在個別化和增生的過程中生成的（Gabrys, 2016:13）。這呼應到瓜塔裡（Félix Guattari）所說的星球計算（planetary computation）和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的一種由機器產生的生態學概念。因而Gabrys在這本書中拉出兩個向度，一個是重新界定「環境」這個概念，將其視為在多重周遭中形成的可能性條件。二是在這些周遭和環境中形成的不同連結（connections），其組成整個生態圈（Gabrys, 2016:16）。
而在上述的理論關懷之下，Gabrys關注這些已經成為公民感測最重要的物質配置的感測器們，這些感測器原先是用來進行環境觀測或是科學研究，而今用來讓公民參與到環境議程之中。這些環境感測的實作，其包含了物質、政治和空間的條件，使得一種「環境公民」的想像能夠與之共存（Gabrys, 2016:18）。然而，Program Earth一書要追問的是：這些基於運算的公民感測的實踐如何影響公民的環境參與的模式？當我們有更多且更精密的感測技術與資料時，會對我們對環境的認真和環境倡議產生什麼改變？（Gabrys, 2016:20）另外，從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來看，Gabrys認為環境感測科技相較於其他數位科技，能夠提供一種不同的路徑來看待數位科技作為實踐和參與的物質性、程序性和其配置（Gabrys, 2016:21）。
二、不同場域中的感測技術
與她的公民感測計畫相同，Gabrys也把Program Earth這本書的九個章節分成三個部分，但是與公民感測計畫的順序不太相同：第一部分是野外感測、第二部分是污染監測、第三部分是都市感測。Gabrys從最遠、也最接近實驗性質的野外感測開始，討論感測科技最直接貼近自然相的運作方式。透過直接觀察野外中的動植物，甚至讓動物自行攜帶感測器的模式。再來Gabrys在污染監測的部分，討論各種污染物質的監測，包含對於溫室效應效果的監測（監測二氧化碳排放量）、塑膠廢棄物的監測及空氣污染的監測。最後Gabrys把關注的焦點重新放回都市之中，在都市感測的篇章討論公民感測或其他公民科學計畫與智慧城市計畫如何重塑民主想像，產生一種新的「數位公民」概念。而智慧城市所創造的周遭（milieus）和環境又產生何種權力關係，一如傅柯所嘗試利用「環境治理性」（environmentality）來描繪新的權力關係態樣。以下將分篇章討論Gabrys處理這些議題的方式：
（一）野外中的感測實驗
在野外感測的部分，Gabrys分別討論了三種很不一樣的實驗態樣：第一章是Gabrys深入加州大學詹姆斯保留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James Reserve）的實驗林中，在實驗林裡科學家放置了各種不同的感測器形成一個感測器生態圈（sensor ecology）。Gabrys認為在整個實驗計畫中，經驗（experience）和實驗（experiment）的區分被模糊化了，環境感測技術本身跟所要感測的實驗實體不再容易區分。更多的感測裝置使得我們能夠更好的把握整個實驗林裡的生態過程（ecological process），然而這麼多的感測裝置本身也介入了生態過程。正如Gabrys所說的，數量龐大的分散式感測系統產生了我們得以建構其生態學考察的資料，但這並不是基於一個觀察者與其觀察對象的關係，而是感測器也構成了生成性的感測關係的一部分（generative sensory relations），其包含了人、非人、環境和裝置之間的關係（Gabrys, 2016:31）。援用哲學家懷海德（A.N. Whitehead）的論點，經驗並不僅是人類自身產生的或是被事先給定的，而是人類與非人存在共同增生的（Gabrys, 2016:32），Gabrys認為實驗本身也是受到觀察的對象、觀察者和儀器是共同生成我們所稱為「實驗」的存在（Gabrys, 2016:32）。詹姆斯保留區可以視為一個特殊的場域，將實驗室中所製作的實驗器材放到「野外」，而正是因為保留區本身也是一個實驗林，這些觀測的對象本身也是實驗的一部分，因此這形成與這些實驗的程序、感測技術、實驗機構和實驗目的所共同生成的觀測實體（Gabrys, 2016:38），一如一個研究者在林中走過的聲音也會成為感測器所產生資料的一部分（Gabrys, 2016:41）。
第二章Gabrys則專注在一種特定的技術物：「網路攝影機」（web camera）。這些相機不僅是拍攝影像，而也可以作為感測和監測的裝置，能夠從其所拍攝的影像中抽取出資訊，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更大的感測系統中的一部分（Gabrys, 2016:57-58）。Gabrys在這章裡討論兩種網路攝影機，Moss Cam和Spillcam。Moss Cam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在上一章的詹姆斯保留區裡Moss Cam即作為整個分散式感測系統的一部分，透過產生影像來作為一種感測資料形式（Gabrys, 2016:68）。Moss Cam可以觀測像是星形苔蘚（Star Moss）的脫水或汲水的過程，以影像的形式來提供更完整的資料。Spillcam則是一種以遠距操作器械（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s）來提供的即時監測影像。Spillcam得名於其提供了墨西哥灣漏油的即時觀測影像，能夠及時且完整的了解油污外洩和擴散的範圍。這些運用在研究和觀測的攝影機產生了一個對於生態環境感測的技術周遭（technical milieus）的科技地景（technical-geographics）。
Spilcam，圖片出處：Oil Change International
除了感測器本身之外，第三章Gabrys進一步討論將動物或有機體作為感測器的承載者的可能性。Gabrys用了三個例子，獾、象鼻海豹與白鸛來說明科學家如何以動物作為感測器的乘載體。透過在動物的身上附帶感測裝置，科學家能夠追蹤動物的習性、遷徙的路徑和其身處的外在環境的資訊，而在這個感測的過程中，Gabrys認為感測器本身作為技術物亦被「環境化」了（Gabrys, 2016:82）。感測器並不只是要搜集這些在移動的動物及環境的資訊，其本身也要配合動物本身的條件、習性和環境的限制，比如要在鵝身上綁上感測器，感測器就必須要十分小，其既要能夠紀錄並發送訊號回研究機構，但又不能太重以阻礙到這些鵝的活動和遷徙（Gabrys, 2016:85）。另一方面，透過這些動物遷徙的資料，我們亦能夠繪製出不同物種遷徙的地圖，因而使得這些動物作為有機體能夠被「計算化」（Gabrys, 2016:90）。然而在這個技術物環境化和有機體被計算化的雙向過程中，衍生了Gabrys稱為「周遭問題」（problem of milieus），當技術、動物和環境共同構成了周遭，且個別個體都產生不同的周遭時，其產生的即是周遭的分疏化。動物和不同技術網絡的互動關係，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對於環境的感知（perception），整個動物—環境—感測形成一個「資訊—環境—有機體複合過程」（informational-environmental-organismal process）（Gabrys, 2016:102）。
（二）公民參與的污染監測
在第二部分Gabrys討論了污染監測，感測技術如何將從原先主要被科學家使用，擴張到公民參與的領域之中，進而產生一個更廣泛的公民權／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Gabrys在第四章首先討論了對於環境變遷和全球暖化的感測，其地點是在芬蘭的基爾皮斯耶爾維生物觀測站（Kilpisjärvi Biological Station）。基爾皮斯耶爾維生物觀測站在觀測的是北極圈裡的生態環境，包含了空氣、水和土壤的溫度，湖泊的酸鹼值等五十個關鍵的氣候變項（climate variables）來評估全球暖化的嚴重程度和變化（Gabrys, 2016:115-116）。但除了科學機構的觀測以外，也越來越多公民感測的計畫這類草根科學的實踐也在搜集環境的數據資料，亦有一種田野調查式的觀測方式產生──到位於基爾皮斯耶爾維生物觀測站旁的聖納山（Mount Saana）進行觀測旅行。相較於長久以來科學家在聖納山的聖納加菲湖（Lake Saanajärvi）進行數據收集，藝術家發展出一種以感官經驗和現象為基礎的測量方式（Gabrys, 2016:123），重新挑戰經驗如何被個別化的過程。而同時，Gabrys在當地各種不同的公民感測計畫中，重新思考了公民感測中的「公民」的意義，哪些行動者能夠算是公民呢？如果我們將公民的意義擴張到非人行動者也是公民，把他們的「一般感知」（common sense）也算到感測的範圍之中，我們有了一個更寬廣的「環境公民身份」（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的意義（Gabrys, 2016:127）。
在第五章裡，Gabrys轉向另一個場域：海洋。在這裏Gabrys關注的是太平洋垃圾帶（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其是一群從夏威夷到加州的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塑膠垃圾（Gabrys, 2016:138），而各個公民組織如何運用感測科技結合Google Earth的系統來定位太平洋垃圾帶的位置。然而這並不容易，在海裡的塑膠並不容易被觀測，其並不是一個單一而固定的觀測對象，而是大量的物體彼此之間的物質性及彼此的關係，其亦會改變海洋中的環境條件（Gabrys, 2016:143）。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曾經有計畫性的投放塑膠小卡來定位洋流的影響，這些是「可追蹤的漂流單位」（Traceable Drifter Unit）（Gabrys, 2016:144），而後更多的公民科學和公民感測計畫也運用收集到的塑膠垃圾和碎片來協助定位和追蹤其他廢棄物，或是運用投放可追蹤的浮標來定位廢棄物的位置（Gabrys, 2016:147-150）。
除了距離我們較遠的海洋，在第六章Gabrys回到都市內的空氣污染問題。各個城市現在都關注其漂浮微粒（如pm2.5）和空氣品質的問題，而不同的公民科學計畫也產生不同觀測空氣污染的方式。像是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環境研究社群（King’s ERG）就設計了倫敦空氣程式（London Air app）讓使用者可以知道特定站點的空氣污染指標（Gabrys, 2016:157-158）。而近來則更多公民科學計畫運用更便宜的電子感測器和智慧型手機，或是發揮自己動手做的精神讓公民能夠用簡單的方式來監測其身處的周邊環境（Gabrys, 2016:161）而除了每個人身上的電子裝置都可能可以用來成為監測裝置外，某些公民科學計畫更產生實驗性的感測科技，包含像藝術家謝雷梅延科的費洛機器狗計畫（Feral Robotic Dogs）（Gabrys, 2016:169-171）、南加州的鴿子部落格（Pigeon Blog）利用家鴿身上綁上感測裝置和GPS來監測一氧化碳和一氧化氮（Gabrys, 2016:173）以及紐約、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一群科技創新者製作的「空氣品質蛋」（Air Quality Egg），其是一個小裝置能監測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並將資料上傳至平台（Gabrys, 2016:175）。對Gabrys來說，這些公民科學計畫都擴大了環境資料的收集，而將更多公民納入環境問題的討論之中（Gabrys, 2016:179）。
（三）智慧城市中的公民參與
三部分的最後一個部分，Gabrys將視角重新投注在都市場域之中。在第七章中，Gabrys以智慧城市，尤其是MIT和Cisco所合作「相連永續城市」（connected sustainable cities）計畫作為個案研究對象。過去的智慧城市研究的脈絡是媒體、數位科技和基礎建設的改變如何產生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討論線上／線下世界的區分、智慧城市的「智慧」概念的意涵、計算和使用感測如何讓我們重新理解「永續性」的發展在智慧城市裡如何打造一種「計算都市主義」（computational urbanism）。Gabrys在這個脈絡下想要以兩個軸線開展她的論述，第一個是重新思考「公民」在智慧城市中的概念：公民與公民科學的結合，亦即公民感測作為一種公民科學實踐，重新生產了一種新的公民主體性，公民積極參與到寫程式、監測等實作中產生了Gabrys所謂的「周圍中的個人」（amdividuals），換言之，公民作為主體並不是獨立於環境而存在，而公民也參與到其所處的環境的打造之中。另一個軸線是Gabrys引用傅柯的「環境治理性」的概念，雖然傅柯並沒有在《生命政治的誕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裡完整的處理環境治理性的問題，只有說到治理性的對象由過去的人口進展到環境（Foucault, 2004:284）。而Gabrys延伸傅柯的說法，提出「生命政治2.0」（biopolitics 2.0），其延伸的部分是使用者運用數位科技和感測，對於環境的治理或是環境的構成，都變成可計算或可以程式化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Gabrys認為智慧城市的計畫在結合城市基礎設施的數位化和公民自身的積極參與，形成一種「生活形式」（ways of life），而這個生活形式是相互構築的，既是環境也是政治的，也包含了各種數位和物質的配置（dispositif）。
Smart Sustainble Cities，圖片來源：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第八章Gabrys更進一步討論參與性的數位都市（participatory digital urbanism）如何將公民參與到作為都市基礎建設的感測科技之中。在這裏Gabrys援引了荷蘭技術哲學家史帑杰（Isabelle Stenger）的寰宇政治（cosmopolitics）概念，史帑杰對比了智慧城市（smart cities）和不可理喻的公民（idiot citizen），公民的參與對於智慧城市來說是必要的，然而公民並不一定如同計畫預期的參與到公共參與計畫之中，然而這個斷裂並不是因為公民是愚笨的，而是我們要重新省思idiot這個字原始的非關公共性的意義【註4】，社會生活在何種意義上以公共政治生活作為前提，公民又如何藉由不合作來重新導引重要性的方向（Gabrys, 2016:208-209）。在感測科技成為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後，公民的參與其實是具有斷裂的：一個例子是TechniCity，這是一個網路課來學習如何運用各種科技和感測技術來改變都市生活。然而其包含了許多文獻閱讀和虛擬沙龍，Gabrys在實際參與裡感受到這樣的參與方式對公民而言產生十分高的門檻，產生了「參與的階梯」（ladder of participation）（Gabrys, 2016:222）。Gabrys認為我們要反思將智慧城市視為一種計算性的問題，而是把那些被看成非科技的「不可理喻的」公民實踐重新放到數位都市的想像中。
最後的第九章則討論數位城市的基礎建設本身，感測科技如何成為智慧城市計畫的基礎建設，且對於環境的感測如何形塑在智慧城市裡的都市經驗（Gabrys, 2016:241）。在都市計畫中，感測科技從原先作為考察環境的科技到在智慧城市中被環境化，成為環境化的計算科技（Gabrys, 2016:242）。在這裡Gabrys認為的關鍵是懷海得的「共在性」（withness）的概念，共在性指涉的是人和非人透過數位基礎建設能夠共同參與在一起，並能夠增生新的實體。藉由共在性，公民的參與和數位基礎建設能夠連結在一起，並開展其公民的參與和數位基礎建設能夠關聯在一起，並開展其不同的政治可能性（Gabrys, 2016: 243-244）。
三、打開感測技術，看見環境
Gabrys在這本書所展現的視野十分寬廣，其地理範圍從荒野到海洋再到都市，而課題從感測器本身作為一種技術物、感測器與環境的關係到公民如何運用感測科技來介入環境議題，乃至智慧城市如何運用感測科技作為其數位基礎建設的核心部分。而這些課題都圍繞著一個對偶命題：「環境的計算化」和「計算的環境化」。
對Gabrys來說，使得整個星球能夠成為可程式化的關鍵就是在不同的場域中這組對偶命題都不斷的透過感測科技來發生，一方面是「環境的計算化」：感測科技使得環境成為可以被感知的，甚至是計算的對象，對於環境的理解被納入資訊系統的計算邏輯之中。另一方面是「計算的環境化」：感測科技本身也會因為其作用的環境而被環境化，進而成為環境的條件之一。無論是為了放置在動物身上而受到某種環境條件的限制，或是在數位基礎建設中成為都市經驗的基本環境條件，感測科技作為一種技術物比起過往的理解都更不穩固，是一種處境性的，與環境共同生成的存在。在這個對偶命題中，Gabrys顯然更強調的是後者，因為在過去感測科技的研究中，談論環境因為能夠被資訊化而成為計算邏輯的一部分並不是十分罕見的說法。然而後者即是Gabrys論點獨特之處所在，透過援用數個哲學家（懷海德、史帑杰、德勒茲、瓜塔裡跟傅柯）和科技與社會研究的理論，Gabrys可說是另一個意義的「打開技術的黑箱」。原先打開技術黑箱要看見的是技術物與不同的社會團體、社會利益之間共生的關聯，而Gabrys打開感測技術的黑箱裡看見的是更廣泛的人與非人，動物、植物和環境與科技物共同生成的關係。Gabrys在這裡進一步挑戰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常用的組配理論（assemblage theory）的論點，Gabrys認為組配理論作為一種存有學（ontology）僅是把異質性的元素組合在一起成為本體，但Gabrys主張不僅是存在的態樣，而是整個存在本身的生成及生成條件都是異質的，因此存有學應該是一種本體生成理論（ontogenesis）。
Gabrys以感測科技作為例子，其要提供本體生成論觀點的一個重要例證，感測技術本身即是與環境，和棲居在環境上的人和非人共同生成的存在。我認為正是因為Gabrys想論證整個星球因為感測科技而成為可程式化，而其可程式化是基於感測科技在各處都應以本體生成論的觀點來理解，Gabrys才組合了這麼多不同地點和不同時間的實地研究。然而可能也因為Gabrys想要給感測科技一個更完整在不同場域裡多重面貌的考察，使得這本書的敘事較為破碎，更像是一個原先不同地方發表的論文集結起來的論文集而非敘事一貫的專書【註5】。Gabrys在本書裡夾敘夾議，又旁徵博引不同理論（包含媒體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技術哲學、當代法國哲學等）的書寫方式，雖然在Gabrys想要以感測科技佐證本體生成論和對偶命題的前提下或有必要，但對於讀者來說並不太友善。而在許多討論裡Gabrys時常從對於某些經驗現象或是案例的討論直接拓展到理論上的研討，但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和佐證程度，本文以為仍可以更細緻的描繪。
不過若能走出Gabrys精心安排的理論迷霧和如同森林般目不暇給的案例，透過Gabrys仔細的田野考察和對於當今智慧城市與公民參與深具洞見的反思，能夠提供我們一副更細膩的眼鏡，讓我們重新看到技術物與環境、人與非人、智慧城市與公民之間相互構成的張力和和諧之處。進一步才能認知到普遍計算和物聯網在何種意義上能夠重構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對於未來城市治理和公民參與的想像裡，又有哪些缺漏之處。在演算法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algorithm）成為資訊研究的重要課題的當下，以物聯網和各種感測科技做為基礎建設，以大型基於深度學習的技術系統作為計算中心快速的成為我們對於數位治理的技術工具的想像。我們除了反省演算法所可能產生的偏誤（bias）和社會歧視透過資料分析的再生產外，Gabrys的論述更讓我們走出計算中心，看見整個數位治理之所以可能在基礎建設層面的條件——我們的資料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在這些交織的感測科技網絡中形成。
深入這個交織的感測科技網絡帶領我們到Gabrys重新構建「環境」和「周遭」概念意義的嘗試。相比於拉圖（Bruno Latour）在《面對蓋婭》裡運用的蓋婭（gaia）和地族（geo-nation）等概念來描繪人與星球、生物與地之間的關聯（Latour, 2017），Gabrys的環境和與環境共同生成的公民概念，比起拉圖的更容易理解，也更能夠串連過去我們對於政治理論中公民身分的辯論。拉圖運用交易區（trading zone）和鄰接區才能夠描述的不同地景想像，在Gabrys的框架內也得以用多重的周遭以構成環境的說法來更細緻的理解。因此同樣以環境問題為關懷，以我們所生活在地球和處於特定環境之內的立場，Gabrys在科技與社會研究裡闢出了一條道路，邀請我們在看待技術的同時，不要僅觀察到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更要看到技術與環境之間相互構成的關係。從這個視角我們得以重新思考在人類世（anthropocene）裡，數位治理理想與感測科技基礎建設的一脈相連，如何以可程式化的形式改變環境——這是否引領我們到一個與環境共生的未來，就等待我們進一步的反省和解答。
【註1】參考公民感測計畫的介紹：https://citizensense.net/about/ （最後存取時間：2020/1/07）
【註2】參考公民感測計畫的介紹：https://citizensense.net/about/ （最後存取時間：2020/1/07）
【註3】周遭（milieu）這個字原先指稱的是物理學裡用的「介質」，在科學史家鞏居廉（Georges Canguihem）用來指一種類似以太可以凝聚周圍不同實體的力學性液態空間（mechanical-fluid space），鞏居廉的學生西蒙東和傅柯也都沿用milieu這個詞，且都用來指稱傳遞、影響的空間。（Gabrys, 2016:12）
【註4】在希臘文裡，idiot/idiotic的本意是不參與到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的人（Gabrys, 2016:210）。
【註5】在書中Gabrys也自承本書的第一、四、五、七的原稿曾於不同期刊發表過。
參考資料
Foucault, M. (2004)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Picador, Palgrave Macmillan.
Gabrys, J. (2016) Program Earth: Environmental Sensing Technology and the Making of a Computational Plane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atour, B. (2017)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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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趙一穎，科際知識邊界的流浪者，努力邁向生產者中。目前棲居於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同時兼任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兼任研究助理。研究興趣主要關注法律論述與科學技術知識的相互構成與共同生產、法律史中的政治理論及歷史脈絡、台灣資訊科技教育史、規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連與交織。碩士論文暫定從司法精神醫學為案例切入法庭內外的科學知識實作，並考察在訴訟的過程中科學證據與論述的可信度如何被構建與挑戰。
本文由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開設的《社會中的實驗》課程期末報告修改而成，感謝彭松嶽老師在課程上對於理論理解的諸多提點及討論上的啟發，並使我得以從感測科技的視角重新思考公民科學、科學知識生產與數位治理之間的關聯。希望本文能夠使對相關主題感興趣的同好有所助益，並特別感謝STS多重奏主編劉湘蓉同學，無論在課堂上的討論或是對本文修改的建議都使我裨益良多。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
審稿：STS多重奏編輯 劉湘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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