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的生涯結構與研究組織變遷：John Walsh讀書會場記（下）

作者：鄒宗晏（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鄒宗晏導讀下半場文章

學術分工與期刊論文撤回率

下半場「學術不端與科學組織偏差」單元，導讀人鄒宗晏首先介紹Walsh團隊探討學術分工與期刊論文撤回關聯的文章。該研究以生醫領域的學術期刊為研究對象，時段從2004年到2016年，共分析544篇論文，其中有195篇撤回，另外349篇論文則是對照組。Walsh團隊以期刊論文撤回為評量學術不端的指標，而不是抄襲、造假、誤導等常用於評量學術不端的標準，有其原因。過去對於何謂學術不端行為，有明確的規範與定義，但對學術不端的定義也限制研究的範圍，導致研究者錯失介於灰色地帶的不當學術行為。因此Walsh在研究學術不端時，不採用既有的學術不端定義，而是以組織社會學中的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界定何謂學術不端。在標籤理論的討論中，某一行為之所以不當，不在於符合或逾越哪些普遍標準；不當與否的判準，來自於組織中社會控制者（social control agent）的判斷。因此以標籤理論重新思考學術不端行為，我們可以將期刊的編委會視為社會控制者，並把撤稿當作社會控制者對期刊達學術不端標準的判斷。透過組織社會學的觀點，Walsh團隊認為能夠比過去的研究更廣泛地囊括各種學術不端行為。

Walsh綜合過去的研究，提出三種學術不端成因的假說。其一是社會（企業，政府）貪腐發生率較高的國家，學術不端的發生率也較高。其二是具有高發表獎勵機制的國家，學術不端的發生率較高。其三是學術分工越高，學術不端的發生率也越高。依據這三個假說，Walsh列出導致期刊論文撤回的變數，分別是社會貪腐程度、發表獎勵與學術分工。其中，生產論文過程中的學術分工是研究的關注焦點。Walsh所定義的學術分工由任務分配與冗餘構成，以表示一項任務是否經過其他人的監督審查。學術分工程度的公式如下所示：

  

舉例而言，如果在生產論文的過程，論文裡列出的每一項任務都有至少兩位成員共同執行，則該論文的學術分工度為0；如果論文裡列出的每項任務，都僅由一位成員執行，則該論文的學術分工度為1。

Walsh團隊利用學術分工度、貪腐程度與發表獎勵機制當作自變數，論文撤回為依變數，做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相關性迴歸。分別進行線性回歸與Logit回歸後發現，分工度與論文撤回之間有顯著正相關。貪腐程度與發表獎勵機制也都和論文撤回有正相關，但是獎勵機制比較是論文高度分工下的副產品。雖然在某些條件控制下，例如移除中國的論文，獎勵機制對論文撤回的影響力減弱，但分工程度與論文撤回仍然有顯著的正相關。

Walsh的研究顯示學術分工與論文撤回率密切相關。在當代學界，每年期刊論文撤回數目逐年升高，可視為學術生產邁入高度分工的副作用。同時，論文發表獎勵制度，以及不同國家的貪腐程度，也影響論文撤回率。當然，這份研究仍有不足處。由於分工度的資料來源是論文作者自我揭露，利用作者宣稱的論文貢獻計算分工度，容易低估分工度。

學術不端與其他爭議行為

第二篇文章則由Walsh與科學史學者Mario Biagioli，以及另外兩位學者共同撰寫。該篇文章以類似百科全書的方式，廣泛地介紹學術不端的各種形式。文章首先討論學術不端的定義與界線，可粗略分為不端（misconduct）、誤導（misrepresentation）與玩弄規則（gaming）三類，簡稱MMG。學術不端有著明確的定義，包括數據造假、竄改數據與抄襲，研究者一旦遭認定為學術不端，會受到嚴厲的懲罰與道德責難。學術誤導與玩弄規則相較於學術不端，其定義與邊界就開始變得模糊。科學家社群可能會視學術誤導是一種有道德爭議的知識生產行為，但它不在學術不端的定義範圍中。玩弄規則是指為了增進自身在學術度量指標中的評價，所進行的各種活動。

作者們接著循論文生產的生命週期，細數在不同階段會出現的爭議行為。在研究階段的MMG行為，除了較常聽到的數據造假與竄改外，數據膨風（puffing up）也是常見的MMG行為。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隱蔽對自己不利的實驗結果，誇大對自己有利的結果，或是剪裁數據，讓實驗結果符合自己所預想的方向，都遊走在灰色地帶——雖不符合學術不端的定義，但在社群眼中仍有道德瑕疵。到了論文審查階段，審查者能夠很大程度地左右論文內容，有時甚至會將論文帶往作者不樂見的方向。學圈拉幫結黨排除異己的現象，也會體現在論文審查上，進而影響整個領域的論文走向。另一種情況是，論文作者透過推薦自己當自己論文的審查人，藉此發表多篇論文。論文出版階段的MMG，主要與作者順位有關。常見的情況是有實質貢獻的人未掛名在論文上，沒有貢獻的人卻出現在論文的作者列；前者是幽靈寫手，後者是客座作者（guest author）。論文出版後的MMG行為，還包括論文內容的不當使用，例如論文作者在論文出版後，將論文內容以誇大的形式，發表在其他媒體上。

除了個人層次的MMG問題，學術組織層次也會出現許多MMG現象。學術機構鼓勵學術論文發表的機制，容易增加學術不端或使玩弄發表規則的發生機率上升。有些大學系所或學術機構，為了衝高自身的學術評價和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會要求旗下學者交互引用同為機構內學者的作品，或是透過在參考文獻加入不相干的文章、延遲論文出版等方式，增加機構的總影響指數。另一種近日廣為人知的組織層次MMG是假期刊／研討會（pseudo journal/conference），又稱掠奪性期刊／研討會（predatory journal/conference）。這類期刊或研討會常向投稿人或與會者收取高昂的費用，並謊稱有專業編輯或同儕審查、高IF(impact factor)以引誘作者投稿。假期刊與假研討會可能對整體學術風造成不良影響，但對急於達到一定發表標準的研究生與學者，付費投稿這類期刊或參加研討會，不失為在學術圈生存下去的一種選擇。其他可能會導致MMG行為的因素，還包括科學家之間的競爭，以及政府政策或經濟誘因等環境因素。

學術上的MMG行為非常多樣且涉及不同層面，然而對於偵測、控管與預防MMG行為的方案並沒有太多討論。要提高學術MMG行為的曝光率，除了政府有關單位積極調查與鼓勵吹哨者，民間團體也是揭發學術MMG的重要助力。相較於偵測學術MMG的方法，關於如何預防學術MMG行為的討論又更少。有學者建議學術知識生產過程應參考工業管理上的高可靠系統（high reliability systems），讓學術生產中的每一項工作都有兩位以上的人員經手，並且加入品質管理；學術期刊也應該更重視自身的透明程度，以及所刊出論文的再現性；研究者在分析數據時，也應該更重視解讀p值的實際意義，而非只關注顯著與否。最後，這篇文章呼籲學界與政府都應反思學術評鑑標準所帶來的副作用，嘗試設計其他可以彰顯學術貢獻的評量標準。

黃禹錫事件後的韓國幹細胞研究

第三篇論文是探討2005年韓國黃禹錫胚胎幹細胞研究造假事件的後續效應。黃禹錫事件為韓國帶來了「倫理現代化」（ethical modernization），韓國大學與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從2008年開始廣設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韓國政府也火速修訂研究倫理相關的法規。然而，韓國既有的學圈文化，仍是引起學術不端的不穩定因子。由於韓國學術界有眾多異質小圈圈，且大多十分封閉，再加上韓國社會重視長幼尊卑的文化，造成科學家之間的信任基礎薄弱。薄弱的信任基礎導致不同科學家無法有效溝通，進而促成錯誤或造假的情況產生。除了社會文化因素，韓國政府雖然在黃禹錫事件後，針對國內幹細胞研究制訂多項法案，但是因為政府內部缺乏相關專業人士，法規訂定還是依靠生技產業的專家，難以避免球員兼裁判的問題。

2005年黃禹錫事件後，韓國胚胎幹細胞研究雖然出現停滯，其他幹細胞研究，例如成人幹細胞並不受影響。韓國的政府、學界與業界在黃禹錫事件後，仍然對幹細胞研究寄予厚望。2009年韓國政府啟動振新幹細胞計畫，投注大量政府補助於幹細胞研究，原本停滯的胚胎幹細胞研究又開始大幅成長。黃禹錫事件很快地在國際學界與韓國學界被歸為科學家個人操守的問題，加上韓國政府大力推動幹細胞重振計畫，幹細胞學術造假危機彷彿已經過去，留下韓國學界沉痾已久的學術文化，以及不完備的管制法規直到下一次幹細胞研究倫理危機。

下半場討論

　　下半場的討論內容，包含補充三篇文章的脈絡、延伸討論各種學術MMG，以及如何面對。有關黃禹錫事件後的韓國學術不端研究，吳嘉苓教授補充其脈絡，第三篇文章是東亞STS期刊在2018年的專輯，該期專輯就是在討論東亞的學術不端現象。針對黃禹錫事件的成因，主要是質性研究，過去的研究常歸因於實驗室分工過細，由於科學家之間並不清楚彼此的工作內容，導致學術造假發生時，也無從監督或檢舉。

　　

從實驗室分工的問題，吳嘉苓接著提到，John Walsh利用期刊論文上作者自我揭露的學術分工情形，設計出分工度變數，並且檢驗分工度與期刊論文撤回的關係，藉此就能夠用刊登與撤回的論文研究學術不端與學術分工的關係，同時繞過訪談科學家時可能遭遇的困難。黃心怡教授則補充Walsh採用分工度為指標的理由，是想探究學術合作對產生學術不端行為的影響。合作通常有兩種假設，一是人員能夠在合作的過程中相互監督彼此。其二是在合作時，大家都只顧自己的事，讓個別的造假或錯誤得以發生。Walsh團隊的研究顯示，學術合作雖然是好事，但分工太細會容易導致錯誤與造假。

楊谷洋教授則對第二篇探討學術MMG的文章提出疑問，指出這類泛論性的文章，除了介紹各種型態的學術MMG，對於學術社群還有哪些幫助？另外，楊谷洋也提到，第二篇文章在介紹學術MMG時，將先射箭後畫靶也納入MMG的一種，研究者進行學術研究時，先射箭後畫靶實為常見的現象，對此學者該如何自處？黃心怡回應楊谷洋的提問並補充第二篇文章的書寫脈絡，認為這篇文章之所以會談到先射箭後畫靶，是因為學者在投稿期刊時，會傾向報喜不報憂，期刊的編輯同樣也會希望文章的結果能符合自己的預設。文章作者指出先射箭後畫靶的行為，應是希望研究者在分析研究成果時能夠忠實呈現，而不是報喜不報憂。黃心怡也提到，除了學術造假或假期刊、假研討會等MMG，販賣論文著作權的情形也經常出現。這篇學術MMG的勸世文，警世之餘是要導正風氣，避免劣幣逐良幣。

針對學術MMG行為更廣泛地討論，楊谷洋認為關鍵在於學術不端的制度性誘因，諸如在台灣與中國都很常見的論文發表獎金機制，這類獎勵論文發表的措施會讓造假論文更容易出現。簡妤儒教授則指出在學術MMG行為中，玩弄規則（Gaming）十分耐人尋味。對於這些遊走灰色地帶的行為，學術社群有時難以禁止，新的玩法又會不斷推陳出新，因此期刊論文編輯常需制定更多規則以便處理這些玩弄規則的行為，產生更多的成本。

吳嘉苓點出前面討論到的諸多學術MMG，都與投稿或審查論文有關，乍看之下與研究生的關係較淺。然而，幽靈寫手或論文代工的現象其實很常見。醫療從業人員所處的機構會因為評鑑而有發表需求，人員卻無暇進行研究，因此會將論文發表與撰寫的工作交給論文代工業者。不知情的研究生便容易捲入論文代工的漩渦。呼應吳嘉苓提到的論文代工問題，與會的上海交大交換生分享中國的情況，論文代工在中國的情況很常見，研究生會幫其他學校的研究生代工論文收取費用。另外，也有與會者提到，每年舉辦的中學科學競賽，有出現讓碩士生代工做研究或撰寫研究報告的情形。

最後，吳嘉苓認為，日常生活中的學術倫理實踐將有助於預防學術MMG行為。日常學術倫理實踐包含許多儀式性活動，例如平時參加研討會報告就主動揭露利益關係，或是廣設單位較小的倫理審查機構，藉此讓研究倫理的概念更深入學術研究者，乃至非研究者的日常生活。特別是現在台灣的科學研究教育從小學或中學開始，關於研究倫理的教育當然應從小教起。

讀書會會後合照

參考閱讀

Walsh, JP, Y-N Lee, L Tang. 2019. Pathogenic organization in science: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tractions. Research Policy 48(2): 444-461.

Biagioli, M, M Kenney, B Martin, JP Walsh, 2019. Academic misconduct, misrepresentation and gaming: A reassessment. Research Policy 48 (2): 401-413.

Kim, Myungsim, Jongyoung Kim, and Hee-Je Bak. 2018. Between Fraud and Hope: Stem Cell Research in Korea after the Hwang Affair. EASTS 12(2)：143-164.

作者簡介：科技與社會所碩士，目前於台灣大學環境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之環境毒理暨職業生理實驗室擔任研究助理。

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