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佃農(陽明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
本次演講海報
來自台南將軍鄉的吳新榮醫師,橫跨日治與國民政府時期的佳里醫院院長,鹽分地帶文學及團代表人物之一,積極文學創作而且推廣文藝活動,其曾自謂:「醫學為本業,文學為情婦。」除了身為一名小鎮醫師,戰後吳新榮曾擔任台南縣參議員,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遭逮捕入獄。後來投身於地方文史工作,曾擔任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組長,並主編《南瀛文獻》。
「我們是否都太過注重於情婦,而忘了本妻」,在郭文華教授幽默而卻又語重心長的開場下,成大歷史系的許宏彬副教授為我們帶來了一場特別的演講,讓我們重新回到醫師的本業,去勾勒日治時期到戰後,一位小鎮醫師的日常與營生。
從日治時期以來,如蔣渭水、賴和、李鎮源與今日我們的主題——吳新榮醫師,多以被賦予、代表著現代化的、啟蒙的鮮明角色,對他們的研究也常圍繞在其政治、文學、社會批判與群眾運動等主題,反而忽略了其醫療本業,如醫病關係、同業競爭、收入支出等面向的研究。從吳新榮日記的重新出土,讓我們有機會在台灣醫學史上展開醫療市場研究的視野。
而在醫學史的研究中,醫師收入與支出方面的資料,中西方取得的難度不一,而台灣社會相對難以取得,受到英國醫療史學者Anne
Digby在其著作Making
a Medical Living,使用了地方檔案中,醫師日記、書信、帳冊,醫學期刊的文章與廣告的啟發。許教授從吳新榮醫師的日記中,發掘了大量收支紀錄與看診人數的記載,我們可以從而觀察到身為一個俗世的醫師,開業作為一種營生的手段,其診務概況、醫病關係的建立與維持,與面對同業競爭時的壓力與對策。
台南將軍吳家,早年家境殷實,而在一次大戰後家道中落,因此傾家族之力,培養吳新榮的叔父吳丙丁北上台北就讀醫專,1925年,吳丙丁醫專畢業之後,返回台南佳里開業,是為最初的佳里醫院院長。吳新榮受到叔父的資助,前往日本就讀中學與東京醫專,1932年學成之後,回佳里繼承吳丙丁的佳里醫院,而吳丙丁則另往他處開業行醫。
佳里醫院(PC: Wikipedia)
吳新榮的醫業大約可以將之分成四個時期,分別是草創期(1932-1934)、穩定期(1935-1945)、低潮期(1946-1960)與再起期(1960-1967)。吳新榮對其醫業評估,乃以看診數判斷,其隨筆中指出,一天在50名以下30分,滿100名則60分,150名以上則為90分,而在其日記中呈現:20-30名患者則算生意不好,超過50人則不錯,60-70名開始很忙,而其每日診療極限大約在100名患者左右。1937年,穩定期的生意大約落在每日50名左右。
繁忙的診療帶來可觀的收入,1937年6月底,該月患者共2068名,總收入為1361圓。該年全年總收入為12143圓,扣掉藥費成本、人事支出、交通費用,平均月收入為687圓。當時一名保險公司的正職職員月收入約60圓。雖然這樣相對豐厚的收入,然而對於開銷甚大的吳新榮而言,仍是相對吃緊,其1940年的日記中提到,除了三個弟妹的學費、生活費,還有四個家人的保險費和各類租稅,他不過是被生活逼得很緊的人而已。繁忙的診務生涯,也讓他愛好自由的性格受到限制,甚至是自己的兒子發燒時,因為在外往診而沒辦法親自診治而感到遺憾與煩悶。
當代醫療生態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往診,也就是到病家住處出診。往診是新手醫師地盤經營與固守的主場,在當時,病家習慣同時請數位醫師往診,哪個醫師先到就先診治,因此機動能力的強弱,是往診醫師相當重視的面向。吳醫師的往診比率高達四成,受到了叔父的影響,他一開始選擇的是自行車,爾後改用摩托車,甚至是出租車,同時代另一位吳平城醫師用的是人力車,後也改用摩托車。吳新榮的出診範圍北至新營,南至海尾寮,大約方圓十公里的範圍,不同的醫師有默契的地盤範圍,南邊有吳平城醫師,故吳新榮較少出診至南邊的鄉鎮。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往診醫師常常培養出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技能,如騎牛、游泳渡河、躲空襲甚至用信鴿傳遞處方箋等。往診除了幫助醫師的地盤經營之外,因其常在民間走動,也從而的造就了醫師在鄉里的知名度與信賴感。往診與地方人際網絡的經營,也可以在吳新榮的開銷,如婚喪喜慶、或是宴請勞工團體幹部聚餐、投入地方與學校活動等看到端倪。這樣的經營也塑造了一種地方的親密感,形成戰後醫師容易被徵招成為政黨候選人的原因,也解釋了吳新榮醫業的低潮與再起。
戰後約莫15年間,吳新榮的診務陷入了低潮,驟減的人數,造成不小的經濟壓力,戰後的日記中,開始出現了密醫競爭的記載,高昂的藥價也讓病人望之卻步,加上普遍的生活困難,這也讓我們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的波動,對醫師收入的影響。戰後吳新榮因為二二八事件受到牽連下獄,與之後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參選縣參議員省議員等,因常不在診所的破窗效應,亦是其診務量下滑的原因。他在日記中提到,只要幾天不出門,連續在家,患者自然來訪,生計自然有望。爾後在其健康惡化,無法在家候診,亦無力往診的狀況下,醫業地盤盡失。
1957年,次子吳南河考入高醫牙醫,後轉醫學系,1960年,由吳南河的姻親所資助的新生聯合醫院動土,1964年完工,同時吳南河畢業完婚,1965年新生聯合醫院城為勞保制定醫院,吳家的醫業總算再起。吳新榮在低潮時,吳南河回憶,在他高中的時候,有個寒冷的晚上,他跑到藥局,發現一整天只有一張病歷表,五元的收入要維持一家的生活,他站在父親的診療桌前掉下眼淚,暗地發誓將來要重整佳里醫院。吳新榮的經濟壓力龐大,因此從開業以來並無多少的存款,佳里醫院的建物一直都是承租而來,直到吳南河成親後,在姻親的幫助下才有機會建立自己的診所,吳南河從牙醫轉系醫學系,就吳新榮的日記所載,亦是一波三折,前後捐獻高醫十多萬元才成功,轉系成功時,父子都感慨無量,總算有人能繼承家業,復興家道。在這裡,整個家族傾全力扶植後輩成為醫師的故事再次的上演,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家族的承傳吧。
吳新榮長年投資的政治資本在60年代開始回收,吳三連與吳尊賢等政治人物,與其平時往來的勞工幹部等,都是新創立的新生聯合醫院,能成為勞保指定醫院的重要推手,使吳新榮能重新拓展並維持其醫業地盤。新生聯合醫院設立後,在勞保的要求下開始有專科分科的出現,吳新榮本人掛牌內科,其子則成為外科與婦產科醫師,當年佳里醫院開業時,吳新榮本人看全科的光景已不復見,並也預見了往後專科化的潮流。
正如科學知識是為一種社會活動,而非單純的自然揭示,醫學的實作本身更與社會緊密的互動與共構。吳新榮爭取的公醫身分,雖然是無給職,然其官方認證的色彩,對於爾後的行醫,在心理層面上或許更能取得病家的信任,甚至是增加自己在臨診時的自信。面臨同業競爭下,吳新榮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對於往診的一些勉勵,諸如診察治療不可粗雜,日間往診不可遷緩,夜間不可乘(人力)車,藥價料金不可高取等,尤以之後戰爭年代,藥物取得不易、藥價高漲,與民生不易,病家欠費無力償還的情況下,都可能造成醫療實作上的權變,當代政治經濟局勢、醫學知識與醫療實作之間的交互纏繞,例如戰後新藥物的出現、美援制度下的醫療政策、保險制度的衝擊、醫學教育的改變,甚至戰後出現來自中國的中醫與密醫等,對於醫療實作的影響,我想是值得我們進一步進行經驗研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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