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修．萊佛士（Hugh Raffles）
譯者：陳榮彬
本書封面，由左岸提供
〈L：語言〉第五節
pp. 229-234
一九七三年冬天，儘管已經八十七歲，馮．弗里希還是親身前往奧斯陸去接受諾貝爾獎。在頒獎典禮上演講時，他回顧畢生研究工作（包括他的科學、他的蜜蜂與同事們），但完全沒有提及他的「語言中的語言」。唯一能看出一點端倪的，是他的受獎講詞：〈解讀蜜蜂的語言〉（decoding
the Language of the Bee）。
這是他典型的沉默。驚嘆於蜜蜂的能力之餘，他始終對於記錄以外的學術工作有所遲疑（他所備齊的蜜蜂自然史研究也早就足以讓他的蜜蜂成為眾人喜愛的對象），而不願意建立一個較具反思性的理論模式來評估蜜蜂的所有能力，而且結果也可能發現他們的能力有所欠缺。事實上，正是因為他的保留態度，蜜蜂的語言活動才在他的研究中昭然若揭。也正是由於他的沉默，蜜蜂舞蹈與人類語言的類比才變得如此有效而具體──即便他往往透過把「語言」一詞加上引號的方式，表達他對於這種類比的不確定性。
所以，他是很謹慎的。蜜蜂有「語言」，但沒有話語。他的蜜蜂不曾說話（儘管他總是傾聽與理解）。林道爾曾以亞非兩洲的蜜蜂為研究對象，從演化譜系（evolutionary
lineage）的角度去探究蜜蜂的溝通現象，而當馮．弗里希表示，這是一種關於蜜蜂「方言」的「比較語言學」之際，他只是照自己寫出來的劇本去走。所謂「比較語言學」這詞，在這裡是描述性的，因為「比較」始終停留在蜜蜂的世界裡，至於他在此選擇用Apis（「蜜蜂」的拉丁文）來表達「蜜蜂」這兩個字，看似裝模作樣，其中卻也包含了頗多自我嘲弄的味道。
不過，雖然有時候他看來像是來自前一個世代的科學家，但是他在理論生物學也很有成就，想法獨到、野心勃勃，並以此處理另一系列的抽象問題。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寫完《舞蹈的語言與蜜蜂的方向性》（The Dance Language and
Orientation of Bees）一書，概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在此他不得不直接面對一個問題：蜜蜂的語言與人的語言是同一種性質的存在物嗎？當時他利用那一本書的序言，以毫不含糊的風格確認了這種語言的類比是有所侷限的：「許多讀者也許會懷疑，把昆蟲的溝通系統稱為『語言』，恰當嗎？在這裡，我們肯定不能誤解『語言』一詞的用法，不要以為蜜蜂能互傳訊息，就像人類可以交談一樣。人類語言的概念豐富，表達方式清晰，因此它是屬於另一個不同層次的。」他的結論可說是他在這議題上所提出的最清楚聲明：儘管蜜蜂的語言「在整個動物王國裡面獨一無二」，但那僅屬於一種「精確並高度特殊化的符號語言。」
但也許這種侷限性實際上並沒有表面上看來那麼高。馮．弗里希曾經寫道，當時許多人認為符號語言是瞭解非語言性心智活動的關鍵。根據這種精神，他製造了一隻木頭材質的假蜜蜂（就像是能幫助他講蜜蜂語言的「義肢」），放進蜂巢裡，操控假蜜蜂的活動，讓它看來就像在說蜜蜂的語言，希望蜂群能夠有所回應。然而假蜜蜂只讓其他蜜蜂感到很好奇，但卻騙不倒他們。「那一隻模型蜜蜂，」馮．弗里希承認，「顯然欠缺某種重要特色，因此蜜蜂才沒有把它當真。」蜜蜂知道它並非同類。他們攻擊它，不斷螫它。
在此同時，大西洋彼岸專門研究認知發展的夫妻檔心理學家艾倫．賈德納與妻子貝翠斯（Allen
and Beatrice Gardner）正在準備將一隻叫做華修（Washoe）的黑猩猩住進他們位於內華達州的家，他們打算把她當成女兒一般養育，教她美國手語。語言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曾有一句名言：「就算獅子會說話，我們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但他們打算透過經驗觀察來證明這句話是經不起考驗的，賈德納夫婦逆轉馮．弗里希的程序，著手證明原本不會說話的動物也能學會人類的語言，用語言來與同類和訓練師溝通。
但是，就像動物哲學家兼訓練師薇琪．赫恩（Vicki
Hearne）所說的，維根斯坦的獅子並不是沒有語言，他只是不說話。他的靜默呈現出他與人類之間具有某種無法消弭的差異，一種不願被馴化的漠然，那是一種完滿而非欠缺，就像赫恩所說的，「那是一種我們無法瞭解的意識」。但是，這現象學式的意識深淵就
是馮．弗里希想要橫越的，只不過他所採用的不是破解密碼的方式，而是跟林道爾一樣把他們最親密的渴望投射在蜜蜂身上。因為，當他被迫以科學的語言獻上關於蜜蜂語言的秘密時，就連他也只好以密碼的方式來談論蜜蜂語言。
當然，這不只是一個關於「動物說了什麼」的爭論；這個爭論也關乎我們如何定義這些動物，而長期以來語言一直是此一爭論的主戰場。儘管馮．弗里希並非哲學家，但他非常瞭解這個爭論。自從啟蒙運動以降，西方哲學一直都認為，動物就是缺乏語言，所以比人類低等（語言不只是動物與人類之間的差異而已），而就此一問題而言，這個傳統向來都承襲哲學家笛卡兒的立場。馮．弗里希的立場則剛好與此相反，他的「舞蹈語言」概念正是對於上述人類語言優先論的修補，藉此呼籲人類應該培養出一種相互性的倫理態度，試著去瞭解對方，尊重人類以外的動物：無論是一般的動物，或者是那些驚人的蜜蜂。
布朗溫克村的實驗之後不久，心理學家拉岡（Jacques
Lacan）寫道：「馮．弗里希花了十年光陰耐心觀察，想要解開〔蜜蜂傳達的〕訊息，因為那訊息當然是一種密碼，或是一種信號系統，它的一般屬性讓我們無法將它歸類為傳統的訊息。」拉岡想要讓我們瞭解的是，密碼與語言之間的關係，一如自然與文化的關係，還有動物與人類的關係。蜜蜂的特性源自於基因，具有一種不可變動的強迫性，他們所代表的是某種已經規劃好的機械式自然，與人類文化具備的複雜自發性形成生動對比。的確，蜜蜂讓拉岡在動物與人類、自然與文化之間畫下嚴格的界線。
「動物可以用符號傳達訊息，但他們不會說謊」──這論證已屬老生常談。也有人說，他們可以有本能反應，但不能隨機應變。他們可以溝通，但沒辦法進行人類熟悉的第二個層次後設溝通（second
order metacommunication）。他們不能針對傳達訊息的方式傳達訊息，不能針對思考的方式進行思考，就此而言，他們也不能「用跳舞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跳舞這件事的看法」。
以人類為中心的傳統論調向來堅稱動物沒有語言。而且這種論調被侷限在人類的框架裡，因此不可能有人可以證明它是錯的。（不過，對於這種論調我們也可以提出質疑，例如：既然蜂巢是一個相互合作的地方，我們實在很難想像有任何一隻蜜蜂有必要隱瞞餵食幼蟲的地點；總之，難道林道爾之所以會被蜜蜂深深吸引，不就是因為他們「誠實無欺」嗎？）
但重點不在於讓蜜蜂說話，讓他們把自身祕密告訴我們，就像可憐的黑猩猩華修會如賈德納夫婦所願地把她的秘密說出來。重點也不在於我們可以把那些小蜜蜂想像成與我們有點相似，他們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在相當程度上也互相符應，而蜜蜂其實跟人類沒什麼不同，只是感官能力不一樣。更不是想像人類與蜜蜂之間具備共有的演化來源，兩者的深層歷史交織在一起，為此也共享相同的存在地位。
認識到蜜蜂的能力遠遠超出功能論解釋或生物化學的可預測性；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研究對蜜蜂的認知與行為有更深入瞭解，機械式的比喻也越來越不具有效力。難道這樣就夠了嗎？是否具備語言，早已不再是一種動物是否具有內心世界的恰當指標。至於把語言（人類的語言）視為一種「前所未見的推論引擎」，這種假設也難逃只是一種語言上的循環論證，只是從語言的角度來建構人類對於動物的想像，而未真正觸及這些學科所想要研究的動物本身。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該如何理解蜜蜂「抽筋般的舞蹈」，那看來「比較像是為跳舞而跳舞，而非某種有效的信號」的舞蹈？而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馮．弗里希所說的「抖動式舞蹈」，這種「並未向其他蜜蜂傳達任何訊息」，只是在壓力大時出現，看來像是反映出某種「神經官能症」的舞步？還有，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那種他認為「是用來表達愉悅與滿足」，「搖搖擺擺的飛舞方式」？同理，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林道爾所描述的尋巢舞蹈，每一支舞都參與了一個更大的社會性決策過程？
但是，討論這些都是在蹚渾水。我跟馮．弗里希一樣傾向於避開這些既危險又麻煩的語言與認知爭議。大家都太容易受限於字面意義，也太容易把（人與動物的）差異等同於（動物的）缺陷。一切都已經太困難了。
很多人都堅守著密碼與語言之間的界線，例如拉岡，他認為那界線是一種逃脫，讓人可以完全逃脫對動物身分的承諾。與之相對的則是立場寬鬆的葛瑞芬，他用動物行為學來討論認知的問題，企圖以較為謙卑的方法論與理論出發，充滿原則與決心，想要讓動物能重獲尊嚴、能動性與意識，但最後卻發展出一種令人感到困惑的人文主義，一種所謂「把語言能力還給動物」（giving
speech back）的論調，賦予動物一種少數族裔般的權利，把他們當成會思考的小孩，而在此十分弔詭地重覆了打造殖民人種階序的歷史。
而這正是馮．弗里希的兩難。他知道自己的蜜蜂不會像人類那樣講話，他知道他們的語言與人類語言相較，既有不足、也有更為豐富之處。還有，他也知道他所建立起來的新學科只看得到那不足之處。在他那講求理性的科學裡面，他找得到任何語言來描述蜜蜂那種同生共死的生活嗎？（一方面強調深刻的共有性，而共死則是一個無法挽救的殘酷事實。）從哪裡他可以找到另一種替代性的語言，用那種語言來描繪一種無法言喻的差異？而他又該去哪裡找來一種語言，可以不把「欠缺語言」這件事當成一種不足與缺憾嗎？
（悲憐那些活在人類陰影裡的動物們，他們被迫只能靠本能反應、而非隨機應變地活著，他們活著只為了替為人類提供血肉、精神，與意義，活著只成為人類生命中的他者。）
本文由左岸出版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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