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參考自Martyn
Pickersgill & Sheila Jasanoff (2018). ST(&)S: Martyn Pickersgill Talks
with Sheila Jasanoff. Engaging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4 (2018), 32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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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訪談摘錄由STS學者Martyn Pickersgill與STS學者Sheila Jasanoff的訪談內容所構成。Sheila Jasanoff現任職於Harvard University，擔任STS教授。Jasanoff的學術工作強調科學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共同生產（Coproduction），並於STS學術中論述了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以及生物憲法（Bioconstitutionalism）的想法。Martyn Pickersgill任教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他的研究致力於科學與醫學知識的國際傳播，以及其在健康照護、法律、政策、日常生活上的實例，並聚焦於神經科學、精神醫學與心理學。
本訪談著重於處理三個主題，包括：
（1）討論STS作為一個縮寫名稱，可以被視作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udies）或者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並進一步討論這兩個不同地域學術傳統的同與異。
（2）Jasanoff在STS領域的學術工作，以及她自學術工作之中反思STS不同的學術路線。
（3）STS作為一種特殊的方法論有將STS學門學科化的必要性，而這必須要由創新而嚴格的訓練才能被培養與再生產。
一、「科學技術研究」(S&TS)或「科技與社會研究」(STS)？
STS作為學科的縮寫，傳統上有兩種表達方式：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由於這兩個縮寫名稱的爭辯始終有個特殊的角度，Martyn
Pickersgill先是向Sheila Jasanoff提問這兩者之間有何差異。
Jasanoff從她的學術生涯說明她對兩組名詞的理解。Jasanoff首次進入STS學術領域時在Cornell University的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udies program任教，而後改制為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department，改制的過程中選擇使用了另外一個「STS」。而在Harvard University任教時，協調成立的STS program則選擇採用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名稱。
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名稱源自於美國的學術傳統，其使用是為了回應對於「社會」的關注，包括來自於1960s的反戰風潮、軍工複合體的發展、環境保護運動、性別與種族的認同政治、以及科技與現代性的討論；因此科技與社會研究更加強調科學技術與其它剩餘世界的互動與連結。歐洲學術傳統使用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作為STS的名稱，源於其學術高度關注於知識與物質性的哲學問題。科學技術研究將科學與技術視為研究的客體，並探究其內部構成。
STS作為學門提出最深入的貢獻，便是在於研究科技與社會的文明對於我們人類有何特殊的意義，而這必須去理解科學與技術有何特殊性（科學技術研究），同時研究科學與技術對於我們的世界有何連結與影響（科技與社會研究）。
儘管如此，Jasanoff認為有時候STS的名稱被過度強調了，而實際上只有學術的實作會決定實際上的學術方向是什麼。STS的兩個名稱有各自不同的系譜，Jasanoff認為合併兩種名稱的背後所代表的概念才是她的立場，而對於「社會」的強調是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存在理由：我們的目的並不是以我們的學術語言去重新描述科學或科技，而是應該去反思何謂理性的社會、製造工業的社會、發明的社會。
二、Jasanoff的STS學術工作與STS知識傳統的經驗性反思
提問到進入STS的機緣，Jasanoff說明，她於歷史語言學取得PhD，研究主題是孟加拉語語言型態的歷史學，然而因為領域不夠熱門的緣故而難以在美國找到相應的學術工作，因此進一步在Harvard進修了法律的學程。法律學業修畢後由於對於公司法不感興趣，最終在指導老師的引介下，在小事務所進行環境法律的實作。而後由於丈夫工作的緣故必須前往Cornell，當地並不需要環境法律的專業。美國當時有一些實作導向的STS運動與學術正在進行，而其中不乏具有環境專業的律師。因此一位與STS學術有關聯事務所的同事將Jasanoff引介給Dorothy Nelkin［1］，開始在Cornell的STS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當時正好有一個關於化學物質管制的歐洲比較研究計畫缺乏一位對於德國與環境法律知識熟悉的學術工作者，Jasanoff便第一次進行了STS學術領域的研究計畫。
其後Jasanoff便於Cornell的STS program取得教職。最初的Cornell STS program體制並不完善，需要集合許多沒有聘在院所底下的大學教師來共同主持這個STS program。而後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協助提供資金改善學院的基礎建設，Cornell STS才成功改制為STS department，並在名稱選擇上使用了另外一個「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Cornell
STS department聘用了許多科學哲學、倫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律學等跨領域的學術工作者，如何在共識下組裝這個學術機構比起名稱選擇顯然更為重要。然而，Jasanoff也說明在改制Cornell STS department時確實有意圖的想把大西洋兩岸的學術傳統合併共構，在學術上共同追逐與發展。
Martyn Pickersgill評論，Jasanoff在學術上被廣泛的認知為一位STS的「建築師」，在協助Cornell成立STS系所後，於1998年便離開Cornell，在Harvard成立了第一個STS program。對於Jasanoff的學術生涯而言，建築（building）一向是重要的關鍵概念，同時也顯見於整個訪談的過程中；在名望顯赫的學術機構中維持自身研究的位置，需要協調編排各種關於體制的、財務的、知識的、學科的、學術同儕的等多面向的資源類別。而這種建築的想法也可見於Jasanoff的學術認知上，對於STS多元方法論與學術傳統採取多方包容與共同呈現的態度，並有意圖透過學術工作將STS理論建制化並將學門學科化。
Jasanoff曾與歐洲學者Trevor Pinch以及其他學者群於1990初期共同寫作與編輯教科書STS Handbook［2］，意圖將歐洲與美國的STS學術建立起互動的橋梁。然而Jasanoff認為當時對於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學術傳統差異並沒有明顯的被標誌，同時Harry Collins所代表的巴斯學派（Bath School）［3］、Bruno Latour以及其他如科技的社會建構論（SCOT）的學術社群都還尚有互動［4］；整個STS的學術社群的研究方法都受到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傳統的關聯［5］，行動者網絡理論（ANT）也尚未成為STS的主流方法論。就STS
Handbook的編輯工作而言，它象徵僅僅只是STS在歐洲與美國學術的整體呈現，學術傳統與方法論差異在當時尚未被視為是高度爭論的議題。
三、學科化STS
Martyn
Pickersgill進一步提問Jasanoff，對於她而言何時STS成為了一個領域。Jasanoff說明，如同有些論者認為美國正式獨立在獨立宣言頒布後，有些則認為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才實質上建立，甚至是女人真正意義上取得投票權的政治平權後才算是真正建立起美國這個國家。因此，正如同美國國家主權歷史的多面性，對於有些人而言STS仍未是一個領域。
Jasanoff認為一個好的領域必須持續於創造，而這樣的領域成為領域會發生在一個廣泛的時間段內，而非某個特定的日期。從客觀歷史鏡頭裡回頭看，4S的創立時間在於1976年，其後成立了許多以STS為名的program。1970年代初期所發展的學術機構如David Bloor所代表的Science Studies Unit[6]，在學術的行政上給予後續STS
program的設立提供了重要的模型。在這個早期的模型典範之下，當時STS學門的概念建立於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再訓練，進而使他們理解科學與技術實作對於社會的影響；而現今STS面向來自於所有學門的人，能夠透過STS這個學門的主軸將不同專業串聯起來。綜論之，1970年代中期是STS的草創階段；1990年代則是STS學門鞏固的高峰；而2000年代則是STS進入全球化擴散的時期［7］。然而在全球化擴散之下，STS的學術開始進入其他傳統學科之中，這也同樣影響了STS究竟是怎麼樣的領域。既然其他學科也能夠宣稱對於STS的理解，然而對於我們自己而言，STS應該意味著什麼？如果人類學、歷史學、哲學都願意對於科學與技術進行學術上的研究，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STS這個特別的學門？Jasanoff認為，對研究範疇與特質的沉默，對於STS的學術空間是一種傷害。
因此，Jasanoff進一步陳述STS作為學術領域所具有的獨特性。（1）傳統學科對於自己研究的主軸已有完整的認識，因此不會將科學與技術足夠的置於方法論分析的核心中進行研究。事實上，這些傳統學科對於科學與技術在學術傳統上依舊屬於邊緣的研究主題。相對而言，（2）STS反而將這些科學與技術「實作（doing）」置於學術領域的核心，而非僅僅只是對於這個主題的討論。對於受科學訓練的人而言，相對於在不同的人類學、哲學、歷史學領域中找尋零碎或邊緣的知識，科學與社會的研究採取STS的研究方法是個更務實的做法。同時，（3）STS在近30年也發展了許多屬於這個領域獨有的理論概念。如Jasanoff所精煉出的概念共同生產（Coproduction）［8］，以及與Sang-Hyun Kim［9］共同論述的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10］。過往傳統學科中所談的「想像」的概念，旨於指出社會向未來的投射，但其中幾乎沒有科學與技術的成分。除了STS這個學科領域，沒有其他學門能夠對於科學與技術提出同樣基進的反思。
Martyn Pickersgill 提問對於Jasanoff 而言，STS做為一個學科未來應該如何發展？Jasanoff認為應該要付出更大的注意於訓練上，使STS的學生能夠在智識上慷慨而仁慈。STS向來同時面對著不夠專論化以及過度專論化的問題，Jasanoff認為我們應當認知到STS學科內部的異質性以及STS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連結。異質性說明STS內部有許多不同的理論進路與派別分枝，過於快速的定論STS就是SSK或SCOT都是武斷的作法；同時STS對於鄰近學科的連結也不足，許多STS學者不會意識到使用其他學門的概念或方法論對於自己的研究有所助益。STS不同的學術社群都應當建立對於STS學門方法論與STS學門歷史的充足訓練，並基於此持續發展不同學術機構感興趣的研究方向。STS應當走向對於科技與社會多元的討論面向，而能夠在STS的學科的同一個學術基礎上進行內部對話，增強學科的能量。這也是Jasanoff成立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11］最基礎的目的，STS的學科化。
四、STS方法的特殊性？
Jasanoff說明，STS方法向來有爭論，包括質性方法與量性方法，以及詮釋性方法與經驗性方法不同取向間的爭議。不過，若要從爭議的細節裡摸索出前進的進路，實驗室研究與爭議研究是STS所發展出來，特殊的研究對象與路徑。它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以及不可知論。同時，強綱領［12］中的對稱性與反身性也應當被視為是STS學術的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 repertoire）。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概念也能被視為一種STS方法論的視角。
這些STS方法論的視角會形塑STS學者如何觀看世界、社會、文本等不同的實體。同樣的，STS方法論的視角也是整合性的。以共同生產（Coproduction）作為主題，再現（representation）、論述（discourse）、制度（institutions）、認同（identities）能在同一個概念下合併涵納（amalgamation），而這些概念則可以個別在Latour、Foucault與批判理論中得到。STS方法的特殊性必須以知識的地景理解：我們鑽研STS學術能使我們看見其他學科方法所不能看到的，而非坐在孤島上讓其他學科不知道STS在追求什麼。對於不同的問題，始終有一個STS的方法去理解與研究，而非僅僅只是標示STS與其他學科方法的不同。
五、訪談人物
Sheila Jasanoff Harvard University STS教授。Jasanoff藉由數學、語言學與法律的學位，以化學物質控管政策的跨國比較研究進入STS的學術領域。後續的研究關注於Bhopal事件、IPCC（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國際環境運動等主題。曾任Cornell
University的STS Department的主任、4S主席，並致力於推廣STS知識予非STS觀眾以及對於科學政策的STS分析。
Martyn Pickersgill任教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Martyn Pickersgill於2014年共同成立了Centre for Science, Knowledge and
Policy，並於近期組織了Centre for Biomedicine, Self, and Society。Martyn Pickersgill進行了許多社會參與以及社會對話，將社會參與視為是研究方法的一環。2015年獲頒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的Henry Duncan Medal。
＊腳註整理
［1］Dorothy Nelkin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致力於研究科學、技術與公眾的互動與發展史。曾任教於Cornell University與New York University。
［2］STS Handbook為STS學術領域的經典教材，透過不同主題的陳列說明STS的經典研究案例與方法論。本處提及的版本為Jasanoff, Sheila, Gerald E. Markle, James C. Petersen, Trevor Pinch（1995）.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
［3］Trevor Pinch與Harry Collins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社群中，巴斯學派（Bath School）的代表人物。不同於愛丁堡學派的對於大尺度社會與科學互動的利益論分析，巴斯學派的學術傳統傾向透過微觀的實驗室研究研究科學知識建構與爭議。Trevor Pinch於2021年底逝世。
［4］1990年代 STS學術的兩種方法論以Latour為代表的ANT與愛丁堡學派為首的SSK發生過至少兩次大規模的方法論爭議，聚焦於對稱性的知識論與本體論以及Latour對於強綱領的誤用上。參考於《我們從未現代過》、Bloor, David（1999）. Anti-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0, No. 1, 81 - 112.
［5］1970年代初期，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作為重新思考科學的方法與途徑開始廣泛發展。建立於對於1960年代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所提出之的「科學規範結構」的批判，SSK透過實證的研究方法將科學理解為社會過程的產物，強調其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組構。本文所提及之愛丁堡學派（Edinburgh School）與巴斯學派（Bath School）皆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性學術社群。
［6］Science Studies Unit為愛丁堡學派（Edinburgh School）於University of Edinburgh發展的學術單位，代表人物包括David Bloor、Barry Barnes與Steven Shapin。愛丁堡學派以其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的提出而著稱，說明信念或知識形成必須給定其因果關係，而「成功」或「理性」的科學知識與「失敗」或「非理性」的知識體系必須給予相同架構的論述資源進行分析。
［7］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ssociation）成立於2008年6月。參考於楊倍昌（2018），〈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科技公共性的實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9(4): 215-219。
［8］Coproduction的概念說明，科學與科學知識無法反映自然與真實，同時也非單純社會利益下的產物。知識與其物質化的產出是嵌合在社會之中的。因此對於人類活動最有力的解釋，便是科學秩序與自然秩序的共同生成。引用自Sheila Jasanoff 的著作States of Knowledge。
［9］Sang-Hyun Kim是韓國籍STS學者，具有材料化學與科學社會學/歷史學的博士學位，現任教於漢陽大學。
［10］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概念說明集體對於社會秩序與社會生活的想像，反映於國家的科學與科技計畫的設計與發展上。「想像」指示了一種對於未來的希望與投射。Sheila Jasanoff與Sang-Hyun Kim以此概念解釋美國與韓國的核電發展。引用自Sheila Jasanoff與Sang-Hyun Kim合著之論文Containing the Atom: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11］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由Jasanoff所主持，2002成立於德國柏林，以學術工作坊的形式每年度舉辦於Harvard University。Science and Democracy Network的學術宗旨在於促進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並促使年輕學者建立夥伴關係，同時促進STS與倫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等公共政治領域的鄰近學科進行學術交流。其關注焦點在於公共體制、民主與參與、再現與溝通等論題。參考於https://sts.hks.harvard.edu/about/sdn.html。
［12］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為愛丁堡學派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包括因果性（Causality）、公平性（Impartiality）、對稱性（Symmetry）、反身性（Reflexivity）作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的基本進路。
六、參考資料
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2012）。《我們從未現代過》（原作者：Bruno Latour），台北：群學出版社。
楊倍昌（2018），〈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科技公共性的實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9(4): 215-219。
Bloor, David（1999）. Anti-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0, No. 1, 81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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