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世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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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莫頓式科學官僚與知識詮釋的矛盾
Isaiah Berlin提出自由的兩種概念【註6】。「消極自由」指涉一種不受任何外力干涉的狀態，這個外力可能是空間、物質、權力等不同的形式。「積極自由」則說明一種基於自由意志所選擇的追求，或稱為「自主」。這兩種自由的概念不總是相輔相成，反而經常處於衝突的狀態，例如為了社會福利而納稅、為了公共安全而限制個人危險行為等。譚偉恩老師與宋鎮照老師在分析疫情之下人民與政府關係的論著中【註7】，說明基於「安全」（戰爭、經濟崩潰、傳染性疾病）作為目標的政府行動，它的落實便需要付出可能的成本。就如同減損「消極自由」以避免疫情失控導致「積極自由」的自我追尋會受到連帶侵犯，在安全稀缺的政治環境下，「大政府模式」的行政擴權或市場介入都能獲得很高的正當性。台灣社會事實上處在疫情之下的多重矛盾之中：過著幾乎沒有疫情的生活當下，同時抱怨政府的顢頇使疫情爆發；對政府充滿懷疑論式甚至陰謀論式的不信任，但卻沒有做出實際的集體反對行動反制。常民對於社會處境的曖昧態度確實成就了社會控制下疫情守護的成功。然而，公民在危難狀態下讓渡的權力，卻可能遭到挪用與誤用。實聯制簡訊就曾被警方使用於偵辦案件的用途上，即便警方取得簡訊資料的途徑並非經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調閱，但仍在某些程度上違反實聯制「僅作為疫調使用」基本精神【註8】。
即便台灣民眾並沒有基於不信任政府而進行集體的反對行動反制，對於疫情陰謀論式的操作確實也對於公民社會造成了傷害與恐慌。無論是口罩生產與口罩外交、疫調追蹤、「防疫破口」的疑雲、疫苗進口與疫苗副作用、甚至是疫苗優劣的排序，都是在疫情當前持續不斷的爭議；而當政治力量、利益、以及不可避免的中國因素參與在政策形塑的角力中，這些問題就不僅僅是仰賴「純粹科學」所能解決的了。當疫情階段逐步走向後疫情時代，政府治理就必須面對疫情所造成的經濟結構破壞，而相較於危難時刻，政府會相對地喪失集體式「大政府」的正當性；陰謀論所導致之人民與政府互信基礎的傷害與裂解也可能會進一步放慢這個社會復原的進度。基於科學不確定性形成互信破局，我們需要理論分析，來拆解其中的迷霧。以下會以疫苗風險為例，說明單獨的科學無法消除偶然與不確定性，然而常民的思維也並非只是所謂的反智。
台灣COVID-19疫苗接種的爭議與遲疑，很大一部分建立於疫苗致死的流言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將COVID-19疫苗施打後，包括死亡在內時序上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都從寬納入疫苗不良反應的統計中【註9】；民眾也可能在電視媒體的強化報導下，如同MMR疫苗施打與自閉症發生的時序巧合性而非因果性的案例一般，將疫苗施打時序相近的死亡徑直誤讀為因果關係；同一時間，關於疫苗致死國家賠償從寬認定的討論也甚囂塵上【註10】。
對於疑似疫苗致死的分析，從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吳怡汀於2021年9月22日對於行政院長蘇貞昌與衛福部長陳時中針對疫苗議題的質詢可以窺知一二【註11】。吳怡汀的質詢重點整理如下：
（1）吳怡汀說明，近期在媒體新聞上，報導了許多疫苗副作用的狀況，有些甚至是死亡的通報，對於民眾而言好不容易排到疫苗，然而疫苗與死亡的關聯性如何，我們不清楚。陳時中回應，因為台灣對於疫苗嚴重不良反應的通報沒有規範時限，選擇從寬認定，希望能夠從中對於疫苗接種不同的反應樣態有全面的掌握。而AZ疫苗的死亡通報較高，有很高的因素是源自於接種群體比較高齡，而非因果關係。
（2）吳怡汀說明，疫苗絕對是利大於弊，但不會零風險，台灣宣稱疫苗與死亡零關聯，是不是有點欲蓋彌彰？陳時中回應，疫苗的死亡通報的因果性研判目前為未完成判定，而非直接斷言沒有關聯。
（3）吳怡汀提問，疑似疫苗副作用的死因研判如何進行？衛福部說明要等待司法相驗，相關規定由法醫研究所規範；而法務部則回應法醫僅列死因，個案是否因為疫苗死亡需要衛福部的專家會議認定。這是不是兩部會踢皮球？陳時中回應，法醫確實無法判定死因是否是為疫苗，只能提供解剖的死因證據；而衛福部的專家會議則透過這個死因與COVID-19疫苗目前在學界的認定的嚴重不良反應進行比對與研判。
（4）吳怡汀說明，AZ所引發的血栓，也就是VITT（Vaccine-induced immune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a），一直是我們的擔憂。然而VITT診斷最重要的檢測anti-PF4，卻沒有列作常規檢測。那麼衛福部的專家會議到底要依據什麼研判？陳時中回應法醫覺得有必要進行，便會進行檢測。而這是由法醫研究所的操作手冊所指導。此為兩個專業之間的合作（法醫與醫師），法醫基於專業對於死因的認定與操作程序不是我們所能干涉的。
為什麼面對法醫的專業，衛福部長說明不能「干涉」，立法委員卻認為專業之間應成立一種「協同」？科學社會學者Robert Merton曾經提出科學的規範結構，說明存在一組維繫科學家作為整體的常規與價值，而這些具強制性的信條能夠透過告誡與範例的方式傳遞，在約束的過程中強化，並內化於科學家本身，最終形塑出個人的科學上的道德判准【註12】。衛福部長對於法醫專業的理解，便是莫頓式（Mertonian）的科學專業官僚精神的展現。法醫專業只要能夠按循操作指引，並恪守自己的專業與道德判斷，疫苗死亡的政治問題便能在專業的交流之內解決。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以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觀點提醒我們，科學知識的形成與實作必然是嵌合於社會脈絡之中。而事實是，正是因為醫學科學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每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初步說明疑似疫苗致死的個案的死亡原因是源自於主動脈剝離、腦神經病變、慢性問題引起之心肌梗塞等與疫苗關聯度極低情境時，仍舊無法拒絕疫苗引發死亡的可能性，並須進一步進行個案釐清；而直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通報為直接疫苗致死的個案，因此疫苗風險就會被倍數放大，有論者甚至試圖說明「台灣因接種疫苗致死人數已超越COVID-19疫情的死亡人數」【註13】。
然而，將科學官僚所有的行政與科學專業細節公開透明化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Bruno Latour 言明，要在爭論中建立論述／獲勝，必須召集最大數量的忠誠而密切合作的同盟者【註14】。質疑疫苗安全性的文本（文章論述、新聞媒體、立法委員質詢影片、政治文宣）如同Latour說明的immutable mobiles【註15】，透過影像、圖像與文字不斷再製質疑疫苗的論述，造成台灣社會常民對於疫苗的風險感知的敏感度成倍增加。如同《醫學的張力》第八章所提及的案例，MMR疫苗負面的影像能不斷被傳遞，而對於疫苗推廣具正面效果的小兒麻痺已經逐漸絕跡，沒有實時的紀錄或圖像化資源可以反制。對於試圖推行疫苗政策以建立群體免疫的政府而言，其一是台灣疫情目前並沒有發生真正意義上的爆發，透過疫苗安全質疑文本的不斷傳布（無論有證據支持與否），台灣民眾對於感染COVID-19的警覺比接種疫苗可能導致之副作用的焦慮還低；其二是疫苗致死的因果判斷在科學的建立上有高度複雜性，導致從寬認定的時序相關死亡都被理解為因果。基於這個背景，政策制定者幾乎沒有可以操作的論述資源，單獨透過科學的說明則明顯無力。在此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知識詮釋的矛盾：將所有資訊的透明與公開化，會不會在去脈絡的理解下再製成全面否定疫苗immutable mobiles，進而引發民粹式（populism）社會的風險？諷刺的是，在Latour的論述爭議框架之下，專業官僚甚至可能必須期待一個真正病理學解剖學配合下證實VITT導致血栓死亡的罕見個案【註16】，才得以反面證明與宣稱疫苗致死的因果性極為罕見，而進一步排除掉其他當下尚未被科學充分說明的死亡個案。總論而言，透過上述回顧科學官僚運作、媒體傳播、常民風險感知的討論，我們得以將個人與集體之間利益衝突的緊張關係進行擴充，使疫苗醫學的張力放回台灣社會的論述脈絡中。
五、疫苗風險、遲疑與囚徒困境
自台灣疫苗遲疑（vaccine hesitancy）的現象的討論推衍，Michael Calnan與Tom Douglass兩位醫療社會學者對於疫苗遲疑的論述可以提供我們理解疫苗風險認知更為一般化的框架【註17】。疫苗科學自從200年前天花疫苗的發明以來，已經有長足的發展，然而卻始終存在爭議與阻力，如本書第八章所討論的MMR疫苗的施打與自閉症關聯性的輿論猜測。疫苗施打的流言與論述層出不窮，甚而持續在這兩百年間發揮效果，主要論點可以整理如下：(1) 疫苗導致疾病。 (2) 疫苗沒有實際效果。(3) 疫苗包含某種物質，會造成危險。(4) 疫苗的危害被醫學界與政府所掩蓋，專業與官僚不值得被信任。(5) 感染形成的自然免疫相比於疫苗免疫還要優秀。與上述概念相似的流言與論述也同樣出現於COVID-19的疫情當下。
基於上述的風險感知與論述，疫苗猶豫甚至是拒絕接種疫苗的現象容易在群眾之中產生，而這與疫苗冀望達成的群體免疫目標相互衝突，因此受到政府與政策的重視。疫苗猶豫與疫苗拒斥在概念上可以相互連結，但是實質上並不同。疫苗猶豫可以視為是一個從自願接種到完全拒斥的光譜；如果政府或政策制定者只關注拒絕接種的公民，則會低估疫苗公共衛生所遭受的質疑與挑戰。公眾作為疫苗接種者，其所產生的疫苗猶豫，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脈絡中可以透過「决策選擇（decision-making）」、「信任（trust）」、「風險與社會責任（risk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四個面向來進行分析與理解。
（一）決策選擇
民眾對於是否施打疫苗的選擇可能決定於其生活的社群網絡，相互知會並強化其對於疫苗的信念。而過去自己的或為小孩規劃的疫苗施打經驗，也可能會形塑對於COVID-19疫苗的認知。同時，民眾會自行對於疫苗風險與助益的相關資訊進行研究，並據此形成對於疫苗施打與否的利益衡量。因此在疫苗爭議之下，疫苗猶豫的形成並非只是傳統醫學模型中的「告知不足」的問題；相反的，不加思索直接接受疫苗接種反而會被認為是「直覺」、「欠缺思考」。換句話說，在這個情境下對於疫苗抱有懷疑才是理性的展現。
（二）信任
統計顯示，專家建議是民眾施打疫苗的關鍵因素之一【註18】，而對於政府、藥廠、公共衛生官僚、醫學專業的不信任都可能導致拒絕施打疫苗。然而醫療專業者本身對於疫苗生產者與提供者也會抱持一些懷疑論的態度，同時也並非所有醫療專業者對於疫苗都有全面的理解。專業者與常民的對於疫苗的不信任會相互合作加強，形成疫苗猶豫。
（三）風險與社會責任
對於群體免疫的建立而言，民眾施打疫苗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社會責任，可以去保護那些不適合接種疫苗或無法接種疫苗的群體。然而在過度強調風險的情境下，民眾可能會基於風險規避而決策不願意接種疫苗。在「風險最小化的理性自主人」的邏輯之下，個人不施打疫苗，等待群體免疫的建立成為了最理性的選擇。這個論點也能與《醫學的張力》第八章所提及的疫苗群體免疫的建立是一個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進行平行的連結。每一位在賽局之中的行動者在考慮接種疫苗的同時，若對於個人而言施打疫苗的誘因過少（疫情不嚴重、疫苗無效論），或對於疫苗風險的社會論述超出科學基礎的誇大（疫苗很容易致死或致殘），則賽局理論告訴我們最終會落入無人願意接種疫苗而無法建立群體免疫的窘境。
（四）資訊科技
資訊傳播的技術對於疫苗施打的選擇佔有高的影響力。在MMR疫苗的案例中已然證明傳統媒體的宣傳能造成疫苗施打率下降。同時，新興的社群媒體對於資訊傳遞的結構也會形成「民粹式的後真相社群」，進一步建立強健的資訊分享網絡。
在《醫學的張力》第八章的後半，兩位作者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以自身經驗的討論，在疫苗遲疑這項議題上採取了兩種不同看法與策略。Pinch夫婦對於新生兒疫苗接種項目的白喉破傷風百日咳三合一疫苗（DTP）有副作用上的疑慮，因此決定讓自己的女兒接種白喉破傷風二合一疫苗，並另外接種百日咳的非活性疫苗（據稱副作用較少）。Pinch夫婦皆為大學教師，在查閱相當多的相關資料後認為，相較於冒險接種可能有抽搐後遺症的DTP疫苗，女兒在美國得到盛行於貧窮擁擠地區百日咳的機率相對要低。Collins則批評沒有證據顯示DTP疫苗導致的抽搐會造成長期的不可逆結果，而孩童感染百日咳可能導致永久性的腦傷。同時即便感染的風險不高，選擇不接種疫苗則依然有可能會會造傳播鏈，置自己的孩子與社區的孩童於感染的風險之中。
自Harry Collins與Trevor Pinch的爭論之中，我們可以整理出兩種對於疫苗遲疑的看法說明，當常民在與專業知識互動的過程中理解到個人與群體利益的張力，STS如何指示下一步個人的行動？（1）Collins認為強制接種應該被視為合理，個人的短期利益在考量風險而拒絕接種的情況下或許會達到最大化，但長期而言對於整體醫學或公共衛生的進展卻不一定最佳。（2）Pinch的看法則說明常民應當掌握更多醫學專業知識，取得部分的專家技能（如互動型專家技能），訴諸合理的行政或政治方法，改變才有可能發生。對於STS而言，專家與常民的界線是模糊的。然而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張力與衝突產生時，專家與常民知識互動的過程依舊會產生困難：常民無法成為真正的貢獻型專家；同時專家也只能代表某個狹窄的學術領域，可能理解流於片面，或專業知識難以在地實作【註19】。因此上述兩種觀點或許並不衝突，同時也能拓展至對於專家知識的理解，共同指引行動的方向：科學或專家知識或許顢頇而固著，卻可能可以提供對於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發展方向；同時對於個人的利益與風險抉擇而言，至少必須有充足耐心地慎明思辯，判斷資訊是否偏頗或真實，甚而能透過互動型專家技能的建立，展開個人考量與專家建議之間的協商。
六、揭開疫情下「科倫」的防護面具
如同《醫學的張力》一書所試圖論述的，由於醫學科學的不確定，醫學研究在許多層次可能發生實驗設計錯誤、樣本大小的問題與選樣偏差問題、流行病學可能被太多變因混淆、因果性推測上的不確定性等等。自台灣疫苗風險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窺知，醫學如同「科倫」一般笨拙而黯淡，卻並未改變指引前進的方向。
我們必須理解在疫情膠著的當下，是每一位堅守職位的醫護人員，支撐起整個台灣醫學「科倫」的運作。反對防疫政策與反對疫苗接種的論述如果在沒有理性證據的基礎上過度喧騰，則可能會加重疫苗副作用的負向安慰劑效應，進而使疫苗副作用的恐懼持續盤繞在每一位接種者的心上。醫護人員自疫情以來，面臨過一次因為本土疫情爆發所導致的檢驗量能超載；在疫情當下必須受政府調度協助施打疫苗；在臨床實作上增加因為或輕或重的疫苗副作用主述（chief complaint）而增加的工作負擔；而逐漸淡出在公共論述中的事實是，醫護人員始終在高染疫風險的工作環境中持續維持醫療體系的運作。
科學未必會正確，然而反對科學的看法未必就意味著對。疫情社會需要在不同的行動者間建立互信與互相溝通，醫學的科學專家技能與常民所發展的身體或默會（tacit knowledge）的專家技能必須保持更有效率的互動，才能在後疫情時代信任逐步被裂解的社會情境下共同走向復原。科學權威偶爾出錯，而這就是科學的本質。
【註6】葉浩（2018）。〈鐵幕之內，你會爭取「消極自由」或退回「內在碉堡」？〉。《以撒．柏林》，19 - 38，聯經出版。
【註7】譚偉恩、宋鎮照（2021）。〈疫情之後：人民與政府關係的反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卷3期，32 - 39。
【註8】中央通訊社新聞。〈實聯制簡訊遭誤解用於辦案 法務部：研議修法保障個資〉，檢自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106240357.aspx。（檢索日期：2021/11/5）
【註9】信傳媒新聞。〈台灣打疫苗死亡人數破千...超越染疫數？專家：應即刻成立鑑定小組、指定醫院〉，檢自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0608。（檢索日期：2021/11/5）
【註10】蘋果新聞網新聞。〈接種後死亡誰該負責？如何求償？新冠疫苗的法律風險〉，檢自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620/JPPGHXT64BHQJPE3MYBILJUXTY/。（檢索日期：2021/11/5）
【註11】吳怡汀（2021）〈疫苗的安全與我們每個人切身相關〉，檢自https://youtu.be/g7jBQVoGbos。（檢索日期：2021/11/5）
【註12】Robert Merton說明科學的信條（the ethos of science）是維繫科學家作為整體的一組常規與價值，包括：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共有性（Commun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組織化的懷疑論（Organized skepticism），引用自Robert Merton（1973）.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267 - 2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13】上報新聞。〈接種再+8死！打疫苗已通報895人亡 竟多過染疫846死〉，檢自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7333。（檢索日期：2021/11/5）
【註14】Bruno Latour（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 - 40.
【註15】Latour說明immutable mobiles是由特定脈絡中抽取，加以歸納化與秩序化的內容，並仰賴於圖像化與書寫將其再現。immutable mobiles具有可動（mobile），同時不變（immutable）、可表現（presentable）、可讀（readable）、可組合（combinable）的特性。同引用自Latour（1986）.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 - 40.
【註16】AZ疫苗接種併發VITT的發生機率約為百萬分之十，包含輕重症的不同表現；其中確實有機率發生罕見部位的靜脈血栓導致死亡。引用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 臨床指引〉
【註17】Michael Calnan & Tom Douglass (2020) Hopes, hesitancy and the risky business of vaccine development, Health, Risk & Society, 22:5-6, 291-304.
【註18】Yaqub, O., Castle-Clarke, S., Sevdalis, N., & Chataway, J. (2014). Attitudes to vaccination: A critical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12, 1–11.
【註19】Robert Evans and Harry Collins（2007）. Expertise.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n, 609 - 63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參考資料
中文資料
李尚仁譯（2021）。《醫學的張力》（原作者：Harry Collins & Trevor Pinch），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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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浩（2018）。〈鐵幕之內，你會爭取「消極自由」或退回「內在碉堡」？〉。《以撒．柏林》，19 - 38，聯經出版。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 臨床指引〉
戴東源（2014）。〈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8 期，頁99-152。
譚偉恩、宋鎮照（2021）。〈疫情之後：人民與政府關係的反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卷3期，32 - 39。
英文資料
Calnan, Michael & Tom Douglass (2020) Hopes, hesitancy and the risky business of vaccine development, Health, Risk & Society, 22:5-6, 29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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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mondo, Sergio（2009）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al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57 - 71.US: John Wiley & 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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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qub, O., Castle-Clarke, S., Sevdalis, N., & Chataway, J. (2014). Attitudes to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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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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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7333。（檢索日期：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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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傳媒新聞。〈台灣打疫苗死亡人數破千...超越染疫數？專家：應即刻成立鑑定小組、指定醫院〉，檢自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0608。（檢索日期：2021/11/5）
蘋果新聞網新聞。〈接種後死亡誰該負責？如何求償？新冠疫苗的法律風險〉，檢自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620/JPPGHXT64BHQJPE3MYBILJUXTY/。（檢索日期：2021/11/5）
影片
吳怡汀（2021）〈疫苗的安全與我們每個人切身相關〉，檢自https://youtu.be/g7jBQVoGbos。（檢索日期：2021/11/5）
作者簡介
陳世宗，台南人，醫學院畢業後尚未執業的西醫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研究興趣為婦產科學。
*感謝左岸文化提供《醫學的張力》贈書。本文改寫自陽明交通大學科社所110學年度上學期「防疫的科技治理」課程期末報告，感謝范玫芳老師課堂上的教學與指導。感謝STS多重奏千慈與其他審稿人的審閱與修改建議，惟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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