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凱瑟琳．埃班(Katherine Eban)
第七章 一天一美元
◆一九八六年 印度孟買
西普拉的尤蘇夫．哈密德博士是一位醫學期刊的重度讀者，每年的訂閱預算高達十五萬美元。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他第一次讀到一種他完全不懂的東西。一名同行提到，「根據塔夫茨報告（the Tufts report），AZT是愛滋病唯一可用的藥物。」
哈密德博士的當下反應是：「什麼是愛滋病？」
就在五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一年，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Disease Controland Prevention ，簡稱CDC）公布美國境內出現一種罕見的癌症，叫做卡波西肉瘤（Kaposi’ssarcoma），患者都是住在舊金山和紐約的年輕男同性戀。隔年，醫界和媒體誤導性地給了這個令人費解的疾病一個簡單的名稱：GRID（男同性戀免疫缺陷症，gay-related immunedeficiency 的英文縮寫）。而在非洲，醫師面對到是神秘的耗弱症候群（wasting syndrome），當地稱之為「瘦瘦病」（Slim）。到了一九八二年夏天，CDC總算將這些點全連結起來，確認這是一種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簡稱AIDS），罪魁禍首正是人類免疫缺陷性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簡稱HIV）。
當哈密德提出他的疑問時，這種病還沒在印度的多數地區浮現。不過孟買的紅燈區裡已經風起雲湧，那地方離西普拉的總部不遠，後來短短幾年內，哈密德所在的都市就獲得了「印度愛滋病首都」（AIDS Capital of India）的綽號。
不到十年，愛滋病重挫非洲，一天就有五千多人垂死中。在非洲的某些國家，多達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而在一些當地社區裡，最大的產業竟是棺木製造業。非洲成了專門出產孤兒的大陸，每年失去雙親的孤兒倍數成長。這個疾病在二○二五年以前預計將造成九千萬名非洲人死亡。
一九九一年，某印度公立實驗室的研究主任拉瑪．勞博士（Rama Rao）告訴哈密德，他已經研發出一種AZT或者說是疊氮胸苷（azidothymidine）的化學合成方法，希望西普拉可以接手製造。那是能夠延緩愛滋病發作的唯一藥物。當時在美國只有一家叫做巴洛茲．衛爾康的公司在製造它，售價是一個病人一年大約要花八千美元。哈密德欣然同意，於是在一九九三年推出這個藥物，價錢只有國際價格的十分之一，或者說一天兩塊美元。但哪怕是這麼低的價格，大多數的印度人仍負擔不起，「我們的業績是零。」哈密德回憶道。
那時候，哈密德有詢問過印度政府可不可以買下這些藥物進行分銷。印度政府拒絕了他。他們只有錢做檢測和預防，治療方面則完全沒有預算。哈密德一氣之下，就把二十萬顆膠囊全扔了。畢竟這種藥物帶著愛滋病的污名，找不到人買、也找不到人給。
幾年過後，哈密德在醫學期刊裡讀到，有一種由三種藥物組成的雞尾酒療法叫作HAART（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的簡稱，中文是高效能抗愛滋病毒療法）可以有效控制愛滋病。這三種受到熱議的藥物：司他夫定（stavudine）、拉米夫定（lamivudine）和奈韋拉平（nevirapine），是由三家不同的跨國公司在製造。加總起來，單一個病人每年的藥費就高達一萬兩千美元。這種療法不僅繁複，還昂貴到鮮少有人負擔得起。哈密德立刻著手製作這種混合性藥物。
一九九七年，在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領導下，南非更改律法來規避藥物專利，以利進口低成本的藥物。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南非更迫切需要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藥物，因為那裡已經出現愛滋病的大流行。但是南非連同一百三十幾個國家都受制於一個叫做TRIPS 的國際貿易協議（TRIP 是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的縮寫，中文意思是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這份協議要求世界貿易組織的所有成員都得確保智慧財產權是受到保護的。
南非的新法案點燃了各大藥廠的怒火。三十九家國際性原廠藥公司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聯名提告南非，宣稱新的衛生法違反TRIPS 協議。南非製藥商協會（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代表大藥廠登了報紙廣告，廣告圖片是一個嚎啕大哭的嬰兒，警告這條律法的通過等於准許「仿冒藥、假藥、過期藥、和有害健康的藥」進入市場。原廠藥公司紛紛關閉工廠，從南非撤離，宣稱這個國家意圖破壞國際條約。
這是極度嚴重的全球僵局。就在各家藥廠對智慧財產權爭執不休之際，全球有兩千四百萬人病得愈來愈重，他們走投無路，渴望買到自己負擔得起的藥物，但這指望遙遙無期。二○○○年八月，哈密德接到美國一名維權活動分子打來的電話，但他根本不認識對方。「我和我的幾個同僚想去拜訪你。」電話裡的那個人說道。他是威廉．哈達德（William F. Haddad），一位滿口髒話的前任調查記者，曾經積極幫忙推動哈奇—韋克斯曼法案，正是這法案啟動了美國的學名藥產業。
他是從艾格妮絲．瓦里斯那裡打聽到哈密德這個名字，瓦里斯告訴他，「他是很厲害的化學家，一點也不怕那些跨國企業。」哈達德提到的那群同僚是一群由不同的維權活動分子所組成的雜牌軍，全都為了追求單一個目標：找到方法讓那些最需要抗愛滋病藥物的人，可以在不受專利權的桎梏下買到他們負擔得起的藥物。
傑米．帕卡德．洛夫（Jamie Packard Love）是一位專精智慧財產權的維權活動分子，曾幫忙南非政府修正和捍衛新的專利法。在美國，他曾試著想搞清楚抗愛滋病藥物的真正製作成本，但這個成本好像都沒有人知道。「如果是有四千萬名白人即將死去，就一定有人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洛夫回憶道。
哈達德聯絡上哈密德後，過了四天，他就帶著傑米．洛夫和另外三個人抵達哈密德用來避印度暑熱的倫敦公寓，這裡頭包括一名法國醫師和無國界醫生組織。哈密德帶著他們拾階而上，走到一張玻璃餐桌前，桌旁圍繞著昂貴的藝術品，其中一個甚至是印度最有名的藝術家之一胡珊（M. F. Husain）的作品，公寓還能俯瞰格羅斯特廣場花園（Gloucester Square garden）。他們問他，他的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價格可以多低，還有他的製造量可以達到多少？
他們一邊談，哈密德一邊拿筆和紙在計算。他的結論是，他可以把他的價格砍掉一半多，大概是一年八百塊美金。他們密談到深夜。最後這群人發誓未來一定會無可避免地與跨國藥廠交戰，屆時定會全力支持哈密德。於是乎，一家印度藥廠和幾名跨國的維權活動分子結成連盟，為拯救數百萬條生命，誓言推翻已經建立的全球商業製藥秩序。
大概一個月後，部分是因為他們的奔走努力，哈密德竟獲得邀請前往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的會議上以HIV／AIDS、瘧疾、肺結核和扶貧為題發表演說。他欣然接受，並在那裡足足發表了三分鐘的演說。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站上講台，俯看那群一本正經、半信半疑，而且都是白種人的歐洲人，裡頭有衛生部長、前任首相、跨國藥廠的代表。「各位朋友，」他告訴這群不是很友善的團體，「我代表的是第三世界。我代表的是第三世界的需求與渴望。我代表的是第三世界的本領，總而言之，我代表的是一個機會。」
然後他開始釋出他的三個提議：他願意以一年八百美元的價格出售AIDS雞尾酒療法，如果政府願意大量採購，售價可以降到六百美元；只要有任何非洲政府願意自行生產藥物，他就免費提供製藥技術；而且也免費提供奈韋拉平，因為這是一種可能阻絕愛滋病母傳子的藥物。他簡直就是當著所有人的面把自己的價格給砍了。最後他甚至用一個挑戰來結束這場演說：「我們在此呼籲與會者做出你們良知上的決定。」
哈密德本來以為會有政府機關接受他的提議，進而帶來製藥界的革命。畢竟這世界鮮少聽過昂貴的藥物可以「折價」出售，更別提「免費」了。但沒想到演說完了，面對的竟是一室冷漠。
沒有人接受他的提議。部分原因是哈密德是在一個地雷區的正中央丟出藥物折價這個提議。全球藥物市場被專利權和貿易協定給橫刀一切，很多國家因此被排除在外，無法取得便宜的藥物。但另一個問題是卡在公信力上。世人大多認定印度的學名藥是品質低劣的仿冒品，而這個看法是哈密德多年來一直努力想改變的地方。
二○○○年，這個普世看法將《紐約時報》的記者小唐納德．麥克尼爾（Donald G. McNeilJr.）帶到了印度，試圖在這些衝突的觀點裡頭找到妥協。他是從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職員那兒聽到印度藥廠正在折價製造高品質的藥物。這是真的嗎？這種藥是不可靠的贗品還是品質上打了對折？哈密德給麥克尼爾充分的訪問權去採訪他的營運作業和實驗室。於是《紐約時報》用頭版詳盡報導了這位劍橋畢業的化學家，也為西方世界的讀者引進一個新的概念，這個概念完全顛覆了原廠藥公司的說法，昂貴的藥物其實是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製造出來的。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史上最駭人的地震之一重創古加拉特省西半部，兩萬人因此喪命，傷者超過十六萬人。全世界爭相賑災。當時甫卸任總統職務的比爾．柯林頓特地募款，前往印度，向他們伸出援手。哈密德打開倉庫，捐出大批藥物。不過對他來說，這起事件是完全不同的警鐘。就在全球競相拯救受困於建物底下或流離失所的難民之際，哈密德發現相較於愛滋病，地震的破壞震度只算是小巫見大巫。於是他決定不再被動坐等政府機關接受他在布魯塞爾的提議。
就在他思索自己的下一步時，未來自動找上門了。地震重創後過了幾天，威廉．哈達德致電給哈密德，並提出一個具體的問題。西普拉的愛滋病雞尾酒療法可不可能降到每天一塊美元的售價？在經過粗略的計算之後，哈密德同意了。他可以用這個價格獨賣給無國界醫生組織。這個數字已經低到足以改變全世界。
二○○一年二月六日，就在午夜時分，哈密德正在孟買參加晚宴，這時手機響了，來電者是《紐約時報》記者唐納德．麥克尼爾。「哈密德博士，你真的是用一天一塊美元的價格（賣給無國界醫生組織）嗎？」麥克尼爾這樣問他。哈密德一證實這個答案，麥克尼爾就大笑起來。「哈密德博士，你的人生從明天起就要不一樣了。」
全文未完，更多精彩內容請見：《謊言之瓶：學名藥奇蹟背後，全球製藥產業鏈興起的內幕、利益與真相》書摘（II）
本書封由臉譜出版提供
第七章 一天一美元
◆一九八六年 印度孟買
西普拉的尤蘇夫．哈密德博士是一位醫學期刊的重度讀者，每年的訂閱預算高達十五萬美元。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他第一次讀到一種他完全不懂的東西。一名同行提到，「根據塔夫茨報告（the Tufts report），AZT是愛滋病唯一可用的藥物。」
哈密德博士的當下反應是：「什麼是愛滋病？」
就在五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一年，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Disease Controland Prevention ，簡稱CDC）公布美國境內出現一種罕見的癌症，叫做卡波西肉瘤（Kaposi’ssarcoma），患者都是住在舊金山和紐約的年輕男同性戀。隔年，醫界和媒體誤導性地給了這個令人費解的疾病一個簡單的名稱：GRID（男同性戀免疫缺陷症，gay-related immunedeficiency 的英文縮寫）。而在非洲，醫師面對到是神秘的耗弱症候群（wasting syndrome），當地稱之為「瘦瘦病」（Slim）。到了一九八二年夏天，CDC總算將這些點全連結起來，確認這是一種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簡稱AIDS），罪魁禍首正是人類免疫缺陷性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簡稱HIV）。
當哈密德提出他的疑問時，這種病還沒在印度的多數地區浮現。不過孟買的紅燈區裡已經風起雲湧，那地方離西普拉的總部不遠，後來短短幾年內，哈密德所在的都市就獲得了「印度愛滋病首都」（AIDS Capital of India）的綽號。
不到十年，愛滋病重挫非洲，一天就有五千多人垂死中。在非洲的某些國家，多達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而在一些當地社區裡，最大的產業竟是棺木製造業。非洲成了專門出產孤兒的大陸，每年失去雙親的孤兒倍數成長。這個疾病在二○二五年以前預計將造成九千萬名非洲人死亡。
一九九一年，某印度公立實驗室的研究主任拉瑪．勞博士（Rama Rao）告訴哈密德，他已經研發出一種AZT或者說是疊氮胸苷（azidothymidine）的化學合成方法，希望西普拉可以接手製造。那是能夠延緩愛滋病發作的唯一藥物。當時在美國只有一家叫做巴洛茲．衛爾康的公司在製造它，售價是一個病人一年大約要花八千美元。哈密德欣然同意，於是在一九九三年推出這個藥物，價錢只有國際價格的十分之一，或者說一天兩塊美元。但哪怕是這麼低的價格，大多數的印度人仍負擔不起，「我們的業績是零。」哈密德回憶道。
那時候，哈密德有詢問過印度政府可不可以買下這些藥物進行分銷。印度政府拒絕了他。他們只有錢做檢測和預防，治療方面則完全沒有預算。哈密德一氣之下，就把二十萬顆膠囊全扔了。畢竟這種藥物帶著愛滋病的污名，找不到人買、也找不到人給。
幾年過後，哈密德在醫學期刊裡讀到，有一種由三種藥物組成的雞尾酒療法叫作HAART（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的簡稱，中文是高效能抗愛滋病毒療法）可以有效控制愛滋病。這三種受到熱議的藥物：司他夫定（stavudine）、拉米夫定（lamivudine）和奈韋拉平（nevirapine），是由三家不同的跨國公司在製造。加總起來，單一個病人每年的藥費就高達一萬兩千美元。這種療法不僅繁複，還昂貴到鮮少有人負擔得起。哈密德立刻著手製作這種混合性藥物。
一九九七年，在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領導下，南非更改律法來規避藥物專利，以利進口低成本的藥物。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南非更迫切需要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藥物，因為那裡已經出現愛滋病的大流行。但是南非連同一百三十幾個國家都受制於一個叫做TRIPS 的國際貿易協議（TRIP 是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的縮寫，中文意思是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這份協議要求世界貿易組織的所有成員都得確保智慧財產權是受到保護的。
南非的新法案點燃了各大藥廠的怒火。三十九家國際性原廠藥公司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聯名提告南非，宣稱新的衛生法違反TRIPS 協議。南非製藥商協會（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代表大藥廠登了報紙廣告，廣告圖片是一個嚎啕大哭的嬰兒，警告這條律法的通過等於准許「仿冒藥、假藥、過期藥、和有害健康的藥」進入市場。原廠藥公司紛紛關閉工廠，從南非撤離，宣稱這個國家意圖破壞國際條約。
這是極度嚴重的全球僵局。就在各家藥廠對智慧財產權爭執不休之際，全球有兩千四百萬人病得愈來愈重，他們走投無路，渴望買到自己負擔得起的藥物，但這指望遙遙無期。二○○○年八月，哈密德接到美國一名維權活動分子打來的電話，但他根本不認識對方。「我和我的幾個同僚想去拜訪你。」電話裡的那個人說道。他是威廉．哈達德（William F. Haddad），一位滿口髒話的前任調查記者，曾經積極幫忙推動哈奇—韋克斯曼法案，正是這法案啟動了美國的學名藥產業。
他是從艾格妮絲．瓦里斯那裡打聽到哈密德這個名字，瓦里斯告訴他，「他是很厲害的化學家，一點也不怕那些跨國企業。」哈達德提到的那群同僚是一群由不同的維權活動分子所組成的雜牌軍，全都為了追求單一個目標：找到方法讓那些最需要抗愛滋病藥物的人，可以在不受專利權的桎梏下買到他們負擔得起的藥物。
傑米．帕卡德．洛夫（Jamie Packard Love）是一位專精智慧財產權的維權活動分子，曾幫忙南非政府修正和捍衛新的專利法。在美國，他曾試著想搞清楚抗愛滋病藥物的真正製作成本，但這個成本好像都沒有人知道。「如果是有四千萬名白人即將死去，就一定有人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洛夫回憶道。
哈達德聯絡上哈密德後，過了四天，他就帶著傑米．洛夫和另外三個人抵達哈密德用來避印度暑熱的倫敦公寓，這裡頭包括一名法國醫師和無國界醫生組織。哈密德帶著他們拾階而上，走到一張玻璃餐桌前，桌旁圍繞著昂貴的藝術品，其中一個甚至是印度最有名的藝術家之一胡珊（M. F. Husain）的作品，公寓還能俯瞰格羅斯特廣場花園（Gloucester Square garden）。他們問他，他的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價格可以多低，還有他的製造量可以達到多少？
他們一邊談，哈密德一邊拿筆和紙在計算。他的結論是，他可以把他的價格砍掉一半多，大概是一年八百塊美金。他們密談到深夜。最後這群人發誓未來一定會無可避免地與跨國藥廠交戰，屆時定會全力支持哈密德。於是乎，一家印度藥廠和幾名跨國的維權活動分子結成連盟，為拯救數百萬條生命，誓言推翻已經建立的全球商業製藥秩序。
大概一個月後，部分是因為他們的奔走努力，哈密德竟獲得邀請前往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的會議上以HIV／AIDS、瘧疾、肺結核和扶貧為題發表演說。他欣然接受，並在那裡足足發表了三分鐘的演說。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站上講台，俯看那群一本正經、半信半疑，而且都是白種人的歐洲人，裡頭有衛生部長、前任首相、跨國藥廠的代表。「各位朋友，」他告訴這群不是很友善的團體，「我代表的是第三世界。我代表的是第三世界的需求與渴望。我代表的是第三世界的本領，總而言之，我代表的是一個機會。」
然後他開始釋出他的三個提議：他願意以一年八百美元的價格出售AIDS雞尾酒療法，如果政府願意大量採購，售價可以降到六百美元；只要有任何非洲政府願意自行生產藥物，他就免費提供製藥技術；而且也免費提供奈韋拉平，因為這是一種可能阻絕愛滋病母傳子的藥物。他簡直就是當著所有人的面把自己的價格給砍了。最後他甚至用一個挑戰來結束這場演說：「我們在此呼籲與會者做出你們良知上的決定。」
哈密德本來以為會有政府機關接受他的提議，進而帶來製藥界的革命。畢竟這世界鮮少聽過昂貴的藥物可以「折價」出售，更別提「免費」了。但沒想到演說完了，面對的竟是一室冷漠。
沒有人接受他的提議。部分原因是哈密德是在一個地雷區的正中央丟出藥物折價這個提議。全球藥物市場被專利權和貿易協定給橫刀一切，很多國家因此被排除在外，無法取得便宜的藥物。但另一個問題是卡在公信力上。世人大多認定印度的學名藥是品質低劣的仿冒品，而這個看法是哈密德多年來一直努力想改變的地方。
二○○○年，這個普世看法將《紐約時報》的記者小唐納德．麥克尼爾（Donald G. McNeilJr.）帶到了印度，試圖在這些衝突的觀點裡頭找到妥協。他是從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職員那兒聽到印度藥廠正在折價製造高品質的藥物。這是真的嗎？這種藥是不可靠的贗品還是品質上打了對折？哈密德給麥克尼爾充分的訪問權去採訪他的營運作業和實驗室。於是《紐約時報》用頭版詳盡報導了這位劍橋畢業的化學家，也為西方世界的讀者引進一個新的概念，這個概念完全顛覆了原廠藥公司的說法，昂貴的藥物其實是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製造出來的。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史上最駭人的地震之一重創古加拉特省西半部，兩萬人因此喪命，傷者超過十六萬人。全世界爭相賑災。當時甫卸任總統職務的比爾．柯林頓特地募款，前往印度，向他們伸出援手。哈密德打開倉庫，捐出大批藥物。不過對他來說，這起事件是完全不同的警鐘。就在全球競相拯救受困於建物底下或流離失所的難民之際，哈密德發現相較於愛滋病，地震的破壞震度只算是小巫見大巫。於是他決定不再被動坐等政府機關接受他在布魯塞爾的提議。
就在他思索自己的下一步時，未來自動找上門了。地震重創後過了幾天，威廉．哈達德致電給哈密德，並提出一個具體的問題。西普拉的愛滋病雞尾酒療法可不可能降到每天一塊美元的售價？在經過粗略的計算之後，哈密德同意了。他可以用這個價格獨賣給無國界醫生組織。這個數字已經低到足以改變全世界。
二○○一年二月六日，就在午夜時分，哈密德正在孟買參加晚宴，這時手機響了，來電者是《紐約時報》記者唐納德．麥克尼爾。「哈密德博士，你真的是用一天一塊美元的價格（賣給無國界醫生組織）嗎？」麥克尼爾這樣問他。哈密德一證實這個答案，麥克尼爾就大笑起來。「哈密德博士，你的人生從明天起就要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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