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進擊的嬰兒：翻轉階級、科學化婚姻與國家希望

作者：賴品妤（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碩士）

「當有錢人還在空談製造優生寶寶，貧民們已經付諸行動並且養育完美寶寶」，記者如此為Nathan Erwin Shapiro的報導寫下引言。

1914年一名叫Nathan Erwin Shapiro的六個月大男嬰參加在聖路易斯舉辦的「優秀寶寶秀」，因其外觀、體重身高、胸圍、心智能力出眾，在多名醫師、護士的裁判下榮獲冠軍。Nathan的勝利並非源於上層階級家庭無微不至的照顧；Nathan來自中下階層家庭。他的雙親當年「不莽撞的進入婚姻祭壇，而是走向醫師讓未來得以被干預」，進而在位於紐約冷泉港的「優生學紀錄辦公室」（Eugenic Record Office, ERO）建議下進行科學婚姻，期待找到好伴侶、生下好寶寶。報導作者補充窮媽媽沒有辦法接受不停呀呀尖叫的寶寶，哭鬧的寶寶會耽誤母親的工作；相反的，有錢人可以請媬母代勞照顧生病、吵鬧的寶寶。因此對窮人而言優生學是既迫切，又經濟實惠的育兒取徑。

【圖一】Eugenics First In The Ghetto (資料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優生學（eugenic），容易引起當代警戒、甚至恐懼，無非與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的思想連結，進而侵犯人權、合理化歧視。二十世紀初期，以科學之名，結合學說與政治意識的優生學運動，不論在美國或歐陸皆碰觸到深刻、痛心的人權議題，因此後世時常將這段歷史視為科學應該與政治分離的警世寓言。然而社會卻未必從此與優生學的背離，更甚者是，優生學的憧憬早已鑲嵌在日常生活中。如此的現象並非偶然，更非特例，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優生學運動即藉由婚姻與育兒議題，結合勞動、階級範疇，在常民社會中注入優生學的渴望。

進步時代下的優生學

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般定義為1890年代的美國以及往後的三、四十年之間。在這三、四十年之間，美國菁英以「科學」作為核心，如經濟學家Simon Pattern、Francis Amasa Walker、社會學家Edward A. Ross、生物學家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等樂觀的認為所有社會問題均能透過科學的理性及其循序漸進的算式獲得改善。在凡事皆以科學為起點的進步時代中，科學的角色與功能毫無疑問是鮮明的。歷史學者Thomas C. Leonard 指出，進步時代下社會菁英以科學（特別是統計學）的調查方式及解釋取徑，同時強調專業知識足以解決問題而有必要介入公共事務，以便找出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而又群體先於個人，應當合理的對整體社會進行合法且有效的社會控制。如此出現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運動、國會立法、專業科學機構的設置，進而化為政策顯現在彼時美國的社會地景。當時的婦女運動、兒童心理衛生運動（Children Mental Hygiene Movement）、優生學運動（Eugenic Movement）便是在以科學作為社會萬靈丹的認識下形成。

其中，優生學可說是當時熱門的研究主題。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代人們對優生學的定義恐怕未能有精準、統一的原則。「優生學」（eugenic）最早由英國自然科學家、數學家Francis Galton提出，Galton認為優生學首要目標是檢查不適者（unfit）的出生率且不應使其發生；第二個目標則是藉由早婚、健康養育孩子的方式提高合適者的出生促使種族（race）獲得改善。然何謂「種族」（race），並沒有精准的定義。當工業發展為美國帶來繁榮的光景同時，城市所滋生的問題與挑戰日益紛雜，就業率、勞動成效、薪資水準問題乃至犯罪率提升的背景下，人們叩問根本原因，以望消除劣勢，提升生產效率。而優生學作為主流視野的框架，以孟德爾理論（Mendel’s Theory）為核心，主張從種族中的遺傳缺陷找到社會問題的源頭。此時，種族可能指的是全體人類，也可能是國族劃分。在優生學運動下，種族更近於指涉盎格魯・薩克遜裔與愛爾蘭裔、義大利裔、匈牙利裔等之間的差異，且往往強調前者的優勢與適應性。然優生學家也不儘然僅將志業限縮在「種族」，婦女、下層階級者、智力障礙者、癲癇患者、精神疾患、虛弱的人、性格偏差、犯罪者或道德敗壞者也都可能被劃為「不適者」。

為了城市、為了國家，一系列的政策推動、立法活動旋即展開。優生學的概念與國家成長、政策設計相伴相依，適者的優勢概念與勞動市場、生產效率的想像息息相關。以政策作為城市問題的緩解之方，兒童培育為國力興榮得以延續的長久之計，意圖改善工業化城市所產生的問題與紛擾。科學家以統計學、遺傳學為基礎，推動限制移民政策、最低薪資法案、禁止種族通婚、強制節育政策、禁止童工、實施母親津貼（“mothers’ pensions”）等；另一方面宣導遵循基因所賦予的天職扮演「母親」，培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成為健康、有效率的勞動力。

進一步而言，若優生學運動的理想是達到富國強兵，「嬰幼兒」、「兒童」作為其中的切入點，投射出的光景不僅加深彼時女性作為母親天職的印象，更是母親須遵守由專家（多為男性）建議進行養育的轉折時刻——角色的規範性此刻發揮了維持秩序的功能。也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兒童」成為新興的研究對像。醫學、生理學、精神科學、教育學投入大量的心力進行兒童研究，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生理發展圖像陸續形成系統性的知識；精神科學更分支為兒童心理學、兒童精神醫學。【註1】兒童地位的提昇、兒童的歷程、身心應由不同學科進行分段、分工的研究且標準化不同階段的發展，歷史學者稱之為Childhood Gaze，表示社會融合醫學和科學視角，以不同於以往的取徑審視成年（adult）以前的歷程，視之為生命的特定時段，加重其特殊性。童年的出現，除了引起學術圈的興趣，進一步讓醫師、遺傳學者、心理師等角色成為兒童專家。他們的研究透過報章雜誌、婦幼活動與大眾接觸，社區也設有兒童指導所（children guidance clinic）提供諮商服務。正是這些通路讓優生學的觀念從上層菁英流傳到中下階層的大眾，成為大眾對優生學的認識的來源。

是以，優生學運動中，縱然政策設計中大量引用生物學基礎，進行人種排除、淨化與節育，減少不適者的人口，這屬於消極優生學（negative eugenics）；而若是要使分佈在其他階級的「優秀人種」（特別是盎格魯・薩克遜裔美國人）能夠積極的投入優生學的思想，培育兒童實踐增加優良人口的積極優生學（positive eugenics），科學化婚姻和育兒可說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主動實踐的取徑。

智慧的陷入愛河

科學化婚姻的理想藍圖是，若年輕人均能進行理性的婚配，便能有效改良種族的基因池。簡言之，年輕人應該要「智慧地陷入愛河」（to fall in love intelligently）。然何謂智慧的愛情？如何進行智慧的婚姻？一言以蔽之：以孟德爾學說為基礎的優生學調查。

早在孟德爾的遺傳學說推出前，植物與動物培育實驗已然是研究控制動物生殖的模型。牲畜培育者長久以來清楚的了解什麼樣的動物特徵較為討喜，但大多時候卻是靠機緣培育出理想的動物特徵。孟德爾的才能在於藉由嚴密的計算模型，清楚的追蹤所觀察的植物表現在後代的特定特徵；而基於這些數值分析的遺傳雜交（crosses）圖成為早期遺傳研究的視覺圖標。以此為根基，孟德爾學派的基因學者強化了人類可以控制培育的想像，期待遺傳學的知識與統計學的分析能更有系統、更有效率的達到培育理想動物的目的。動物培育與人類培育的連結在於使用統計進行預測與分析，彼時許多基因學者如物理學家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農學背景出身的Harry Hamilton Laughlin亦擁有類似的條件。

如果說孟德爾學說是一種信仰，Davenport可說傳道的牧師，Laughlin則是將理念發揚光大的使者。【註2】 志同道合的兩人結識在1907年的2月，Laughlin寫信詢問Davenport有關育種雞群的問題，隨後兩人以農業培育和遺傳的興趣持續交流，並在「優生學紀錄辦公室」（Eugenic Record Office, ERO）成立下建立了穩固的信任關係。ERO設立的研究目標主要為三點：

一、建立美國家庭特徵的分析指引；
二、研究婚姻配對、差異生育能力、生存遷移的支配力度和遺傳後果；
三、研究特定人類特徵的遺傳方法。

為此Laughlin另外訓練多名田野工作者（Field Workers）到不同區域進行調查訪視。【註3】到1913年ERO大約收集了534,625筆記錄，足以建立提供個人有關家族系譜的顯／隱性特徵的資料庫，甚至預測之後的遺傳圖譜。在分析遺傳圖譜時，ERO也會諮詢其他相關的委員會，例如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The Committee on Heredity of Feebleminded等，並以結果提擬優生適應性的婚姻建議。Laughlin認為，藉由檢視個人的特徵和家譜能夠確定其遺傳潛力，由於社會習俗往往會將遺傳潛力和財富、地位以及迷人的個人特質作為婚姻的資產，因此聰明人即知道寫信或拜訪ERO進行諮詢，以進行深思熟慮的婚姻。與原先對動物培育的興趣保持一致，也與當時其他優生學家立場接近，Laughlin認為優生學者之於人類就好比農業培育者之於動物；每一段婚姻都是值得觀察的實驗，科學家可以利用實驗方法讓物種完美的達到理想狀態。從目前整理出Laughlin的檔案中可以發現，Laughlin以基因學、細胞遺傳學、優生學基礎，並且透過特定人士或家族的圖譜推演出家族遺傳特徵，例如，學術（scholarship）、貧困（pauperism）、企業（entrepreneurship）、智慧（intelligence）。並且善用帕斯卡三角形（Pascal’s Triangle）的示範圖顯示一系列的機會分佈；另一方面以孟德爾二性雜種鏟（Mendelian dihybrid shovel），證明Mendel提出的雜交概率。

【圖二之一】ERO位置（資料來源：Google Map）

【圖二之二】ERO外觀（資料來源：Eugenics Record Office, Report No. 1）

Davenport認為若能夠提高家族系譜的精準性，發展為遺傳諮詢服務的重要工具，方能指認出家族病史的風險。Davenport認為，為了給予年輕人最健康的婚姻建議，並且生出最強壯的孩子，對人類進行特徵遺傳定律的大規模調查是必要的。為此Davenport分別針對常見於不同的家庭遺傳特徵進行分析，包括眼色、髮色、膚色、體重、音樂能力、數學能力、語言缺失、癌症與腫瘤、雙胞胎等共41個主類別，有些主類別下還有子類別。

外表特徵上，Davenport即便有意見但大多不會表達強烈的立場，但凡是碰上疾病、缺陷的主題，Davenport的用字遣詞更為強烈。在「一般心智能力」（General Mental Ability）一節中陳述著，如果一個人帶有一個心智缺陷的胚植（germ plasm）且與親戚結親，兩人誕下的所有孩子非常可能都有心智缺陷，這將會是十分駭人的同族聯姻。而如果是智力缺陷的兩人結婚，毫無疑問所有孩子皆會有缺陷的心智；讓這兩人結婚可說是犯罪。面對貧窮（pauperism）議題，Davenport雖然同意造成貧窮的原因很多，例如父親的死亡、突如其來的意外等，但是，若擁有好的遺傳本質使工作更有效率、賺很多錢將能在面臨疾病、意外時降低赤貧的可能。Davenport引用社工師的調查，排除幾項特殊案例，說明貧窮意味著相對無效率，也是心智缺陷的層面之一。對於無效率者，Davenport給予的代號是「不中用的」（shiftlessness）。「十分不中用的」（very shiftless）兩人若結合，大部分的孩子也會「十分不重用」，但也有大約5%的可能會有「勤奮的」（industrious）的孩子。因此若失去勞動生產能力且「不中用」的兩人希望生活能有所翻轉，應該要讓他們的子孫與「勤奮」的對象結合。

優秀寶寶競賽

追根究底，大眾對於科學婚姻的寄望，並非僅僅盼望男女之間和諧的婚姻，而是在經過身家調查後能誕下健康、優秀的嬰兒。而若要檢驗科學婚姻的成功與否，健康完美的嬰兒將會是最佳的證據與宣傳。而優良嬰兒的驗證者並非由提供建議的機構，或遵從指示的父母能夠扮演。所謂的健康完美嬰兒的誕生，是在第三方公平、公開、公正、可信又具有鑑別力的專業場合下，通過醫師的標準化檢驗，即「優秀寶寶競賽／秀」（Better Babies Contest/Show）。

第一場「優秀寶寶競賽」辦在1908年路易斯安那的州博覽會。州博覽會的主題內容原以競賽養殖牲畜為主，鼓勵農民以更有效率、正確的方法照顧莊稼。「優秀寶寶競賽」的運作邏輯與州博覽會相近，幾個旨在降低嬰兒死亡率、改善青少年健康的組織，如Congress of Mothers聯合婦女團體提議舉辦嬰兒競賽。比賽創辦單位和兒科醫生建立評分機制，針對6到48個月的嬰兒進行體重、身高、胸圍、心理能力、外貌的評分。標準參考1900年後，美國兒科醫師Luther Emmett Holt為了建立嬰幼兒平均指標，收集了一百名健康嬰兒的生理數據。在評比過程中，越接近平均值越能獲得高分；相對來說，如果身高、體重等數據高於平均值反而會被扣分。自第一屆優秀寶寶競賽開辦以來，廣泛獲得正面迴響，參與人數漸多。美國著名的婦女雜誌Woman’s Home Companion隨後也開始參與組織活動，積極推行競賽，許多州相繼舉辦相關比賽。1916年已有超過47,000名嬰兒參加過Woman’s Home Companion舉辦的比賽，直到1920年代下旬後熱潮方開始消退。

歷史學者Meghan Crnic注意到，1910年代數以千計的父母汲汲營營讓家中的嬰兒參與「優秀寶寶競賽」，這其中固然有一部分的家長以奪得冠軍藍帶為目標，期待孩子能夠雀屏中選——當時常有軼聞提及母親千里迢迢帶著出生時被醫師稱為「完美肉體」（perfection in flesh）的嬰兒到它州參賽，卻因為孩子身上的小缺陷，如耳朵形狀不太對而與冠軍擦身而過，對該母親來說這可是「人生中最悲傷、最羞辱的一天」。除了追求榮耀，吸引家長參與競賽的動機可能還包括豐厚的獎金（如第一年在科羅拉多州丹佛的競賽提供優勝者一百美金）、可以從競賽過程中免費獲得專業的醫療建議、養育孩童的科學方法、主辦單位靈巧的運用農作物／牲畜培育與國家高生產效率的類比，讓父母對培育嬰幼兒與增加國家生產效率之間有更生動的聯想。這些訊息暗示著，參與優秀寶寶競賽的家庭恐怕多數沒有豐沃的經濟背景。

本文一開始的新聞報導所述不僅只是一個來自中下階級Nathan Erwin Shapiro的故事，報導記者欲以窮困家庭奪下優秀寶寶冠軍的故事化為有力的道德寓言，在擔任科學化婚姻活廣告的同時對不同階級進行鼓勵與教育。教育目標不為別的，即承襲二十世紀初一系列科學化的浪潮，強力地將「優生學」廣泛推銷。記者除了介紹Nathan的家庭，更凸顯Nathan父母當年英明的行動，作為優生支持者先見之明、走在時代尖端的最佳範例——在這篇報導中，作者幾次將有錢人與Nathan的父母進行比較，像是嘲諷了某個有社會地位的女性昭告天下說要應用最新的生物理論尋找伴侶；Nathan的父母早就與ERO接觸，而且在贏得比賽前他們低調、不曾吹噓進行過科學婚姻配對。根據報章媒體的信件調查統計，1914年初為止，約略有4,308名優生學寶寶誕生，他們多半來自窮困階級。

當代的優生寶寶競賽？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隨著基因學、胚胎研究技術益發精細，設計理想嬰兒、以基因作為社會問題解答的討論似乎從未消退過，不論是產前基因檢測，還是基因設計寶寶的科技展望，優生學的擔憂往往如影隨形。原先停留在科幻小說的極端想像，轉化為生命歷程所必須面臨的課題，大眾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可能面臨優生學的抉擇、甚至參與其中。優生，從來不只限縮在特定階級、社群中，而是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擔憂與對世界的美好想像，美國優生學運動下的「科學婚姻」、「優秀寶寶競賽」正是如此。

作者簡介：
賴品妤，科技與社會所碩士。興趣睡覺，有什麼麻煩、難過的事情都先睡一覺再說。

註釋

【註1】精神科學對兒童的興趣可以追溯至Sigmud Freud的《性學三論》（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等精神分析理論著作。雖然Freud的分析對象主要在成人，但其研究理論將童年的記憶與經驗視為成人發展的重要基準，以及後續認知心理形成的影響因子。

【註2】Laughlin很早開始提倡國會應通過強制節育的立法，並設計了許多優生學法的立法模型，成為1927年美國最高法院重要的Buck v. Bell 8-1判案結論中主張國家權利優於個人權利的檢測工具。而後Laughlin也曾作為專家證人前往國會證明美國移民族群的劣根性。

【註3】田野工作者（Field Works）在ERO的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然過往因其性別（多數為女性）以及在ERO的地位而較少被關注。相關討論與分析可以參考：Amy Sue Bix, 1997, Experience and Voices of Eugenics Field-Workers: ‘Women’s Work’ in Bi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7, pp. 62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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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贊助支持